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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哈佛大學教育國際化快速發展的轉折點
目前,哈佛國際辦公室是哈佛大學核心管理中心之一,為哈佛學院、研究生院和專業學院,以及眾多的研究中心、附屬教學醫院的國際學生、學者、職員及其家屬提供服務,并在哈佛以及各種公共和私立的與大學社區有關的機構間發揮組織協調作用。辦公室提供的服務主要包括移民簽證、食宿安排、財務問題(如稅收)、信息咨詢、旅游出行、醫療救護等,并積極促進社會和文化差異了解,促進哈佛大學與社區的資源共享。2.韋瑟國際事務中心的成立及其職能變遷韋瑟國際事務中心(WeatherheadCenterforInternationalAffairs,WCIA)成立于1958年,原名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1998年為了感謝阿爾伯特和凱利亞•韋瑟黑德以及韋瑟基金會的慷慨捐贈,更名為韋瑟國際事務中心。該中心的創建是基于二戰后國際局勢的日益復雜,當時的美國國際事務部作出判斷,即世界各民族越來越組成為一個既相互獨立又彼此依存的整體,在其中,任何民族都不可能獨擅其事,并將促進世界合作確定為美國國際事務部的中心任務。哈佛大學韋瑟國際事務中心的主要職能則是廣泛開展國際事務研究,為國家國際事務部提供必要而可靠的信息資源。目前,該中心是哈佛大學藝術與科學學院最大的國際研究中心,其職能也在悄然變化。中心職能目標是在充滿學者和學生的多元化社區中,鼓勵個人最高水平的實踐和智力互動;該中心堅持一個理念,即知識不僅是個人學術研究的產物,還是學者與學者、學者與非學術專家間思想持續而有效的對話。為了促進這一對話,中心在不同領域廣泛贊助各類討論會、研究項目、講習班和學術會議,以便為大學教育國際化提供多種可能、途徑和方法。
(二)學生———哈佛大學教育國際化的重要因素
據哈佛大學官方網站公布,2009—2010學年度其國際學生達4131人,占總招生數的20%;截至2010年元月,其國際校友有來自近190個國家或地區的299527人。成立學生組織,充分發揮這一支力量在大學教育國際化中的作用,成為哈佛大學教育國際化的必然選擇。哈佛國際關系委員會成立于1976年,是最古老、最大、最負盛名的國際事務學生組織。委員會的使命很簡單,即在哈佛大學和世界范圍內,促進國際問題的認識深化,利用現有資源,幫助學生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目前,該委員會的建設規劃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國際背景下,追求創新途徑,不斷創造機會,更好地促進委員會使命的執行。作為一個完全由學生管理的組織,委員會為學生領導能力的發展、實踐能力的訓練、業務經驗的積累,以及與世界各地的校友保持廣泛的網絡聯系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機會。
(三)哈佛大學教育國際化進一步向縱深發展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蘇聯的解體,國際局勢由過去的兩元對立向一元鼎立轉變,美國國際霸主地位日益鞏固,國際化廣度、深度日益加劇,對高等教育也提出了更高、更廣的要求。
1.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的成立及其職能變遷
1998年,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HarvardCen-ter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CID)成立。該中心是一個大學范圍的研究中心,致力于以政策為基礎的研究,及時向大學管理層及相關政府部門提供政策文件和參考資料,并提前討論大學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具體而言,CID的宗旨是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共同繁榮和共享而努力。CID積極創造、應用和集成來自哈佛大學及校外的一切知識,以推動對發展中所遇挑戰和解決方案的了解;致力于改善發展實踐,解決與消除全球貧困有關的公共政策難題。作為大學的研究中心,CID的主要功能為:改變經濟增長的戰略構思、設計和實施方法;重新制定與生產有關的政策,以促進國家發展戰略轉移;擴大社會公平;改善教育、健康和其他社會服務領域的治理和交流;設計機構、政策和方法,以促進既滿足人類需求同時又保護地球自然系統的可持續性發展?;诖斯δ埽珻ID積極開展諸如公平、發展(微觀發展、可持續發展)、創業、金融以及移民等領域的專項研究。
2.一系列國際或地區研究中心、研究所相繼成立
哈佛大學根據學校在世界各地不同國家或地區教學及科研活動開展的程度和需要,成立了一系列針對性很強的研究中心、研究所,主要有亞洲中心、希臘研究中心、猶太研究中心、中東研究中心、非洲研究委員會、戴維洛克菲勒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戴維斯俄羅斯和歐亞研究中心、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哈佛中國基金、哈佛燕京學社、韓國研究院、敏達德京茨堡歐洲研究中心、賴肖爾日本研究所、烏克蘭研究院、韋瑟國際事務中心等。以“亞洲中心”為例。中心成立于1997年6月1日,其基本職能為:反映哈佛大學對亞洲的承諾以及與亞洲國家日益密切的聯系,是一個致力于亞洲國際關系、亞洲國家和地區比較研究、積極開展各項計劃的組織。哈佛大學的亞洲研究遍布大學各部門和學院,各學科在“亞洲中心”的主持下走到一起。通過這樣的銜接,在探討歷史與文化、經濟與政治、外交與安全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問題時,中心形成了一種對學術性事件多層次、多元化的理解和描述方式;“亞洲中心”為其他有關亞洲的方案和研究機構以及大學社區提供服務,并為哈佛大學和亞洲思想界、政治界、商界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提供一個互動和交流的平臺;“亞洲中心”促進哈佛大學各學院進行亞洲研究的教師、學者的相互聯系,努力為大學圖書館、博物館、區域中心和研究所之間跨區域研究與合作提供便利。
(四)新世紀,哈佛大學國際事務部的成立及其主要職能
自1997年哈佛大學第一個在美國之外建立大學工作站的議案提出之后,哈佛大學跨越國際范圍的校外工作站點迅速增加,大學國際事務不論地域范圍還是事務種類、內容都日趨復雜和多樣。成立一個綜合管理大學跨地域和國界工作站的國際事務組織成為迫切需要。2006年1月,哈佛大學任命了第一任專門負責國際教育教學事務的副教務長,國際事務部(InternationalAffairs)應運而生。2006年秋季,國際事務部成立大學國際計劃和工作站委員會,其他相關程序和機構在哈佛各學院相繼建立。國際事務部的主要職責,宏觀而言,主要有:致力于協調各學院的交流與合作,以改進和發展哈佛大學的國際行動;監督和審查大型國際項目;建立一套最佳的國際行動政策。國際事務部不直接管理大學計劃或公務,而是將這些事務委托給學院、系、研究中心以及大學管理核心的其他單位或組織完成。具體而言,則為:負責發展、審查與國際研究、教育、合作有關的各項大學改革和政策;負責審查有關國際事務的教師交流項目的進展狀況,激勵這些項目的推進;致力于加強哈佛大學在國際和宗教研究領域的行動;在各學院院長和教授的協助下,國際事務部支持大學各學院在發展國際業務中的努力,并作為這些行動的倡議者在大學范圍內對此提供服務。
二、哈佛大學教育國際化組織和管理的創新分析
(一)縱橫交錯,合作共贏
哈佛大學教育國際化的深度與廣度都處于世界高等教育界領先水平,是眾多國際知名大學無法比擬的,為了讓這樣一所龐大的國際化大學得以快捷、有序地運行,管理結構的科學、高效至關重要。經過建校以來三百多年的積淀,哈佛大學逐漸形成縱橫交錯、合作共贏的教育國際化組織管理格局??v向層面,如大學教務處直接領導下的國際事務部是大學一級國際教學事務管理部門,內設國際計劃與工作站委員會,再由上至下逐級設立不同學院、中心、部門的國際計劃與工作站委員會,分別管理不同層級教育國際化相關事宜;國際事務部領導下的“哈佛全球化”網站也在大學教育國際化進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橫向層面,既有代表學校整體利益的官方服務機構,如哈佛國際辦公室(HIO)、總法律顧問辦公室(OGC),也有專門從事教育國際化發展研究的機構,如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CID),還有代表學生群體利益的服務機構,如哈佛國際關系委員會(IRC),更有提供合作平臺的服務機構,如韋瑟國際事務中心(WCIA)),以及提供醫療服務的社團組織,如國際救援中心(I-SOS),等等。不同層級、不同職能的機構與部門之間相互協作、相互促進,形成哈佛教育國際化的立體化組織管理體制保障。此外,各學院及部門設立的門類眾多的國際和地區研究中心、研究所,是不同學院及部門間非管理性質的合作研究機構,在促進國際事務合作方面發揮著積極而重要的作用;各境外工作站、網站、基金會,各學生委員會組織,以及各學院形式多樣的國際化教學活動也是大學教育國際化管理體制的有機組成元素,對大學教育國際化的高效運行發揮著各自不同的作用。
(二)橫向管理結構的協作
橫向管理結構是指處于同一層級、職能分工各不相同、彼此相互補充和配合的組織結構。以國際事務部及其相關橫向部門的協作為例。其橫向相關部門主要有總法律顧問辦公室(OGC)、哈佛國際辦公室(HIO)、哈佛學院國際計劃辦公室(HarvardCollegeOfficeofInternationalPrograms)、藝術和科學學院(哈佛學院是其四大學院之一)、哈佛大學國際律師協會(ILS)等。國際事務部在相關問題上支持總法律顧問辦公室和哈佛國際辦公室,這些相關問題包括美國法律、法規及政策如何影響非美國公民在哈佛的學習或工作,促進哈佛大學跨國教育、研究與交流合作活動的信息收集和維護等。國際事務部支持哈佛學院國際計劃辦公室在發展新的哈佛大學本科生國際教育機會方面做出的努力,也支持各研究中心和學院為研究生和專業學院學生做出的同樣的努力。現任國際事務部副教務長也是藝術和科學學院院長,是國際事務高級顧問。在這個職位上,他與各學院院長、中心主任、教授協作,致力于改進國際化教育機構的管理,促進機構之間的合作,以方便為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科研和教育工作提供支持。
(三)縱向管理結構的互補
縱向管理結構主要是指面向廣大師生的服務型、松散式的組織結構。以“哈佛全球化”網站建設及運行為例。2008年5月,國際事務部在與主管部門合作的基礎上推出了一項叫作“哈佛全球化”的網站建設計劃。該網站介紹哈佛大學迅速增長的國際活動的各方面信息,主要包括課程、研究捐款、旅游、海外實習、學位、證書、教育計劃及其執行以及教師科研等。從網站信息的覆蓋面可以看出,網站的建立與運行既得益于大學國際事務部的宏觀管理與協調,也得益于各相關學院、部門、中心以及廣大教師、學生和全體工作人員的幫助和支持。
三、哈佛大學教育國際化組織和管理對我國高等教育的啟示
(一)以國際化視野引領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
其實,就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發展歷程來看,始終的、百分之百的封閉式辦學都是不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在我國,近代大學教育的興起,一是洋務派學習西方開辦洋務學堂,另一則是西方教會勢力開辦教會學校,正如哈佛大學的起源一樣,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國際化辦學模式。民國時期對美國、日本、德國等國家高等教育辦學模式的學習更是以國家法律及規章制度的形式予以強化和執行。新中國成立后對蘇聯的全方位學習,形成了我國現代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和格局。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僅學習了別國的辦學理念、教學方法,也有一定數量的教授、學者、專家以及留學人員交流互動。所以,追根溯源,我國的高等教育國際化也有其漫長的發展和積累過程。自上世紀90年代,隨著經濟全球化以及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學術界研究和探討的教育國際化的內涵、外延與之前有所不同,這一時期更強調國家出于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綜合國力等因素的考慮而主動選擇的一種教育發展途徑。美國哈佛大學也正是在這一發展過程中,成功地將學校發展與國家政治、國際趨勢相融合,成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一個典范,學校也逐步發展成為一所獨具國際視野、海納全球精英的世界頂級大學,其教育國際化的組織機構、規章制度、辦學模式等都在其國際化視野不斷開闊和理念不斷提升的過程中得以完善。我國高等教育應該懂得分析、理解現代社會,掌握當今世界發展的潮流和趨勢,再結合自身經驗與特色,求真務實,走出自己的國際化道路。
(二)組織和管理的創新是國際化向縱深發展的制度保障
從哈佛大學國際化的經驗可見,哈佛大學在其國際化進程中,體制與機制的調整和設置始終沒有停止過。二戰以來,哈佛大學隨著國際化程度不斷提升,其機構設置也日臻完善,逐步形成目前縱橫交錯的立體化運行體制和機制。相比而言,我國多數高校與教育國際化有關的機構最多只有國際教育學院和外事辦公室,其中部分高校的這兩個機構還是一套人馬,可以說,教育國際化的機構設置和組織管理基本處于起步階段。教育國際化已從二戰后以政治抗衡為推動力轉化為20世紀末21世紀初以全球經濟一體化為推動力,這是各國經濟利益和自覺意識使然,教育界的國際化趨勢不可逆轉。面對這一趨勢,科學的態度不是等待觀望,而是積極參與。國際上教育國際化成功的范例很多,都是我們研究和借鑒的榜樣。哈佛大學教育國際化組織管理和機構設置的經驗告訴我們,高效運行的國際化教育背后一定有一套健全而有序的管理結構,從學校頂層設計到各職能部門,再到各學院、各相關部門,既有橫向配合也有縱向管理;各部門間的相互理解、支持與合作是機制高效運行的內在動力。哈佛大學這種管理結構及其有效運行,值得我國高等教育界認真研究與借鑒。
(三)教育國際化的深度發展為不拘一格的辦學形式提供了機會和可能
哈佛大學國際化辦學形式多種多樣,不拘一格。在學生組成結構上,每年有17%左右的留學生招生比例,吸引著世界各地優秀人才前去就讀;對于本國學生,基本上要求有國際學習的經歷。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學校廣開途徑,除了在國外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哈佛大學辦學實體外,還在大學設立世界各國地理、文化、宗教、種族、政治經濟等不同領域的研究機構,這些研究機構與國外達成若干研究計劃和項目,為教師、學生開展國際研究和學習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可能。哈佛大學教學管理部門、各學院還設計出不同的留學方案,時間從幾周到一兩年不等,目的都是為了方便學生的選擇。此外,哈佛大學國際遠程教育系統堪稱發達,各種網絡服務應有盡有。“哈佛全球化”網站是其遠程教育的主要信息支持系統,教師、學生可以通過該網站了解哈佛國際教育的實時動態,了解自己感興趣國家和地區擁有的合作計劃或項目,為個性化國際交流學習的設計提供可能。陸登庭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發表觀點,認為哈佛大學已經決定大幅度提高國外學生的數量,“這樣做的好處是,來自不同地域、不同膚色、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年輕人,可以通過互相交流,在了解他國歷史文化的基礎上,增進理解”。其后繼者也坦言并踐行:“在一個國際化趨勢日益突顯的大的歷史背景下,我們別無選擇;為了增進理解,我們必須走向世界。”如果用日本學者喜多村和之衡量“大學國際化”的標準,即“通用性”、“交流性”和“開放性”,來衡量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可以發現我們在這三方面發展的程度都還遠遠不夠,也就是說,我國大學距離真正意義的國際化還有相當的差距。就辦學形式而言,目前我國政府管理部門及學校層面主要鼓勵和采取吸引留學生的方法開展國際教育,少數綜合大學和多科院校與國外教育機構建立合作辦學關系;而我國大學生出國留學則多為私人行為,大多是高中畢業或大學本科畢業后由家長在中介機構的幫助下得以實現。由此可見,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需求遠大于供給,而辦學形式過于單一是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始終無法走上快車道的主要癥結之一。大學教育國際化沒有一個統一的組織和管理模式,其形成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需要既切合實際又富有前瞻的教育理念。哈佛大學教育國際化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但是,我們更應認真思考并尋找適合自己的國際化道路。
作者:鄒志鋼 黃睿彥 單位:南京醫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