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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論文范文1
在全國各省市中，廣東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位列第一，達到了 116.3億美元。上海位第二，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達到60. 43億美元。上海和廣東作為中_經濟的領頭羊，許多行業都是處于全W領先地位，尤其是制造業，而且在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中，也還是以制造業為主。
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很長一段時間企業在貿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視的。
傳統貿易理論關于企業的描述僅有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新貿易理論中雖然將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引入國際貿易分析中，但企業還是同質的(homogeneous)典型企業，即所有企業都從事出U。然而，近十幾年的貿場理論研究表明，企業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為什么一辟企業從事出口而另-些企業不從事出口?為什么有些企業選擇通過出口進入海外市場，而有些企業選擇FDI?對上述兩個問題，異質性企業理論從新的角度給予了解釋。
Melitz首次通過異質企業模型將上述研究規范化，出現了以企業異質性為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貿易理論是同際貿場理論的前沿，能夠很好的解釋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的現實情況，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該理論主要分為兩個研究方向，以Melitz (2019)為主導的方向主要探索企業的國際化路徑選擇，又稱為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簡稱HFT);以Antras (2019)為主導的方向主要研究企業全球組織生產抉擇，又被稱為企業內生邊界理論(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從現有文獻來看，該理論還處于發展初期，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方面都還不夠成熟和完善，關于異質企業的理論假設需要更加詳細的企業面的數據來進行檢驗。
本文將沿著Melitz的研究方向，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山發，就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問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分析，通過采用上海和廣東制造業上市公司的企業層而數據，來重點考察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本文為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內容
本文首先闡述了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產生及其主要研究內容，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論基礎。接著論文結合上海和廣東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特點，進一步探討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本文將通過實證分析給出相對明確的結論，為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決策上的支持和指導。
第1章為緒論，主要闡述了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和意義、研究方法、難點及解決辦法，并對本文的框架和結構做出相關的說明。
第2章是文獻綜述部分，是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和總結，首先簡單介紹了不同文獻對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研究假設、理論框架等相關內容的分析，為本論文提供相應的理論基礎。接著對有關異質性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論證，進行相應的回顧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本論文的實證假設。
第3章是分別對上海和廣東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做出了分析，通過對這兩個典型區域的相關研究，來發現這兩地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劣之處，從而為我國企業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研究部分，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對兩地出口企業與FDI企業的生產率進行比較，從而來驗證HMY模型的相關結論，即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然后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FDI企業的生產率，即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效應的結果。
第5章根據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相應的分析，對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做出總結，并對我國企業制定走出去戰略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獻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動態和第2章的文獻綜述，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在前期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在主要貿易理論中的體現進行了回顧和歸納，為本文的實證分析提供理論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運用了定性分析法，通過對相應數據的整理和分析，來說明上海和廣東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處。
3、實證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度出發，在己有的研究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與企業國際化經營選擇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的實證分析。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來驗證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
然后通過回歸分析，解釋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習效應的結果。
以下是論文的研究框架：
對外直接投資論文范文2
（一）假設前提（1）FC模型是2×2×2模型，即兩區域、兩部門、兩種生產要素。假設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A國和B國，兩國的消費者偏好、生產技術和市場開放度是對稱的，但是要素稟賦分為對稱和不對稱兩種情況，而相對應地為對稱FC模型和非對稱FC模型。相關變量上標“*”代表B國的變量，用上標“w”表示世界水平的變量。（2）兩種生產要素是資本K和勞動L，并且假定資本是可以跨區域流動的，而勞動力是不可流動的。資本收益必須在資本所有者原所在地進行消費。設定sL=L/LW，s*L=L*/LW，sK=K/KW，s*K=K*/KW，即sL和s*L表示A國和B國的勞動力稟賦占世界總勞動力稟賦的比例，sK和s*K表示兩國資本稟賦占比。另外，由于資本的可流動性，用sN和s*N代表兩國生產過程中使用的資本份額。（3）兩個部門為工業部門M和農業部門A。其中，假定農業部門是完全競爭市場、規模報酬不變，每生產一單位農業產品只投入aA單位的勞動力；而工業部門是壟斷競爭市場、規模報酬遞增，使用兩種生產要素K和L。企業成本函數寫為c=π+aMwx，其中x為產出。另外，假設兩個地區的企業個數分別為n和n*，則nW=n+n*。在D-S框架下，每個企業只生產一種產品，每個企業生產一種產品只使用一單位資本投入，因此有sN=n/nW，s*N=n*/nW，nW=KW。（4）假設工業部門國內交易不存在交易成本，但存在跨國界的交易成本，并采用“冰山運輸成本”的形式。即如果從A國運輸τ（τ³1）單位工業產品到B國，到達B國并進行銷售的產品為1單位，τ-1單位的產品在運輸過程中“融化”掉了，也就是運輸成本。
（二）消費者行為以A國為例，國內消費者的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
（三）生產者行為由前面的假設條件，農業部門不存在交易成本，因此兩國農產品的價格是相等的，即aAw=PA=P*A=aAw*，因此兩國的工資水平是相等的。兩國的勞動力不能流動，那么兩國都會生產農產品，即農業產品的生產是非專業化分工形式。
（四）長期均衡根據假設條件，資本是可以自由流動的，但資本收益必須在資本所有者原所在地進行消費，那么資本的流動取決于兩個國家的資本收益率。因此，將資本流動方程表示為DsN=(π-π*)sN(1-sN)。當π=π*時，兩國資本收益率相等，不存在新的資本流動，達到長期均衡；另外，當sN=0或sN=1時，資本都集聚在一個國家，也不存在資本流動，達到長期均衡。由以上的推導可知，當滿足（14）式或者（20）式時，經濟達到長期均衡，即沒有資本流動。這兩個式子說明企業（資本）的空間分布是由支出的空間分布決定的，也是由國家的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稟賦決定的。另外，如果兩國的要素稟賦是對稱的，即sL=1/2，sK=1/2，那么，sE=1/2，sN=1/2，此時企業的空間分布已經形成，并且不會發生變動，沒有資本流動，經濟達到長期均衡。即使受到外來的沖擊，受到要素稟賦的影響也會恢復到這種均衡狀態。
（五）資本流動和參數變動基于本文討論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問題，筆者將重點討論非均衡模型，即兩國的市場規模、要素稟賦不對稱情形。首先，筆者將考察資本流動和企業空間分布、支出分布之間的關系。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資本的流動取決于兩個國家的資本收益率，設Dπ=π-π*，利用（12）式、（13）式考察Dπ和sN之間的關系。從（22）式可以看出，其偏導數符號的正負取決于sE的大小，當sE<12時，企業的投資收益會隨著企業（資本）在本國的集聚而增加，當sE>12時，企業的投資收益會隨著企業（資本）在本國的集聚而減少。從經濟學意義上說，如果本國市場規模不是很大，企業在本國的集聚可以實現外部規模經濟、減少信息成本等使得企業投資收益增加，進而吸引更多的企業進入，這也是Krugman（1991）本地市場效應的體現；相反，如果市場規模很大，太多的企業集中在本國市場，競爭的加劇、資源的爭奪會使得企業的投資收益下降，進而使企業向國外轉移，即出現市場擁擠效應。同時，式（23）說明，在企業（資本）分布給定的情形下，本國的市場規模越大，企業在兩國的資本收益率的差異就越大。
（六）結論（1）上述理論模型中，當東道國市場規模沒有非常大時，前期分布于該國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越多，企業的資本收益就越大，進而吸引更多的外資企業進入。實際上，每個國家的市場規模都是相對有限的，我國在某東道國的先期投資會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資流入。（2）當考察非均衡模型的情形，如果假定當前已經發生資本的集聚，即本國使用的資本比例超過1/2，此時本地勞動力要素稟賦越豐裕、資本要素越豐裕、市場規模越大、貿易自由度越大，則分布于本國的企業（資本）比例越大，即越多的企業（或資本）集聚于本國市場。
二、實證模型
（一）假說的提出將上面的A國看作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東道國，B國看作是我國，通過以上理論模型的結論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幾個假說。假說1：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傾向于市場規模較大的國家。假說2：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空間分布傾向于勞動力要素稟賦豐裕的國家。假說3：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空間分布傾向于資本要素稟賦豐裕的國家。假說4：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分布在雙邊貿易自由度較大的國家。假說5：對于需求結構差異較大的國家或地區，其豐裕的資本要素稟賦會吸引更多的我國直接投資；而在需求結構類似的國家或地區，其豐裕的勞動力要素稟賦會吸引更多的我國直接投資。
（二）基準模型的設定眾所周知，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理論并沒有形成一個系統框架，各個理論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作出解釋。因此，本文在討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因素時，將新經濟地理因素作為核心變量，并且納入一些傳統國際直接投資區位因素和影響直接投資區位的雙邊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建立的計量經濟模型如下：根據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相關理論分析以及本文第三部分（一）提出的相關假說，新經濟地理因素包括市場規模、資本豐裕度、勞動豐裕度、貿易自由度、技術水平①；傳統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理論因素包括自然資源稟賦、基礎設施、宏觀經濟穩定性、商業環境、政治風險；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雙邊因素包括雙邊匯率、雙邊投資協定、雙邊貿易、雙邊地理距離和雙邊文化距離。計量經濟模型的形式設定為：
（三）計量模型的估計結果和分析本文使用計量軟件stata作為分析工具，應用靜態面板模型進行估計。首先，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適用于隨機效應模型；其次，通過對各個解釋變量容忍度和方差膨脹因子的檢驗，發現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最后，經查驗該模型解釋變量間存在序列自相關。表2中的m1表示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m2表示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m3給出的是糾偏后得到的估計結果。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模型的設定是比較好的，筆者選定的解釋變量能夠解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近80%的區位分布變化。在新經濟地理因素中，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和技術水平可以用來解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其中，市場規模的系數為0.00256，說明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每擴大一個百分點會使我國在該地投資存量比重上升0.00256個百分點；類似地，東道國的技術水平每擴大一個百分點就可以使我國在該地投資存量比重上升0.00447個百分點。而勞動力要素稟賦、資本要素稟賦和貿易自由度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不顯著。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從整體上體現出了市場尋求和技術尋求的特征。市場尋求型ODI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一些國家或地區增加了貿易壁壘作為進口替代的一部分，為了繞過這些貿易壁壘，其他國家或地區便通過對其直接投資的形式進入這些市場，進而市場尋求型ODI也就發展起來了。我國作為制造大國，相當一部分產品在國內市場已經接近飽和，很多企業轉向國外市場。然而在貿易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我國出口商品遭遇的技術貿易壁壘、反傾銷訴訟等貿易壁壘的情況越來越多，僅靠出口帶動增長的空間又很有限。較大的市場規模意味著較大的市場需求，因此，在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時，我國企業會傾向于進入市場規模大的目標市場進行直接投資，規避東道國或地區貿易壁壘的同時，拓展和占領更大規模的海外銷售市場。另外，我國的技術水平、技術轉化和研發創新等方面的能力與發達國家還有一定的差距。事實上，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并且有較強市場競爭力的核心技術不多，這也是我國高新技術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數量少、比例低的原因。現階段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更多地是尋求技術而不是輸出技術。同時，很多發達國家具有雄厚的科技實力和管理經驗，但是一些國家對先進技術保護嚴格，限制高新技術的出口，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通過跨國并購的形式可以繞過這些壁壘而擁有先進技術。因此，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選擇技術水平較高的國家或地區。貿促會《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現狀及意向調查報告》數據顯示，高達81.7%的企業認為東道國比國內市場規模大。同時，參與調查的企業中有超過一半的企業均認同“在東道國獲取創新所需要的技術比國內難度低”的觀點。這也從微觀角度佐證了估計結果。此外，東道國的勞動力要素、資本要素豐裕度以及貿易自由度并不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決定因素。以東道國工資水平（勞動力要素價格）的倒數衡量的勞動力要素豐裕度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不顯著，即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效率尋求特征不明顯，這似乎和一般的理論預期不符。同時，一些研究和調查也表明東道國獲取資金比國內難度低，貿易開放度的增加可以吸引外來投資，但是估計結果也沒有支持這些結論。筆者認為，這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是密切相關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多元化，包括目標的多元化和區位的多元化等。效率尋求型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主要以垂直型為主，多是遵循“雁形模式”將產業鏈下端或者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工作和環節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轉移到國外。因此，他們會較多地將具有廉價的原材料和生產要素的國家作為投資對象，具體到我國，會投資于蒙古、贊比亞、尼日利亞等國家，但畢竟我國對這些國家的投資占比不是很大，因此相應地效率尋求特征表現得就不明顯。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結論首先，本文的理論基礎起源于新經濟地理學。新經濟地理理論以及同它具有相同基礎的新貿易理論強調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新經濟地理理論的興起和發展彌補和豐富了傳統國際直接投資區位理論。通過對新經濟地理理論的歸納總結和梳理，發現自由資本模型（FCModel）可以用來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問題。因此，筆者對FC模型進行推導，加之自身的理解和對模型參數的進一步分析，得出了有關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五個假說。在理論模型和相關假說的基礎上，筆者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檢驗。通過靜態面板模型的估計，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受到新經濟地理因素、傳統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因素和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雙邊因素的共同影響。具體而言，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技術水平、自然資源稟賦、良好的商業環境、對東道國的出口、較近的地理距離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也表明，總體上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表現出明顯的市場尋求、技術尋求、資源尋求和出口拉動的特征。
對外直接投資論文范文3
英國學者鄧寧在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跨國公司及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做了全新的解釋。他指出：一個企業進行直接投資是有三個因素決定的，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鄧寧把區位優勢看作國際投資區位選擇的關鍵因素，并把區位因素歸納為市場因素、貿易壁壘、成本因素和投資環境，隨后又補充了語言、習慣等非經濟因素。
根據鄧寧的理論，伍德沃和羅爾夫對影響出口導向制造業國際分配的主要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根據他們的分析，跟投資選址呈正相關關系的因素有：GDP、匯率貶值、免稅期限、自由貿易曲的規模、政治穩定因素、制造業的積聚度、土地面積等；而與選址呈負相關關系的因素有：工資、通貨膨脹率、運輸費用、工會組織等。
樸商天（2004）以中國市場為研究對象，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差異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對外開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勵政策與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工資水平、研發人力則對直接投資起著反作用?；A設施對選址呈正相關關系，但對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活動的影響正在減少。
這些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FDI區位選擇的動因，前兩個是以多個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國的現實情況。樸商天雖然以中國為研究對象，但他只簡要的講述了影響地區性差異的因素，對某些區域存在著哪些具體的問題方面并沒有解釋。本文根據這些學者提出的因素，結合中國東、中、西部的具體情況，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啟示。
二、提出問題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資額最大的國家，但是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發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以東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區為中心的環渤海經濟圈。據有關數據顯示：目前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有87.84%分布在東部地區，9.09%分布在中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對華投資的如此不均衡，跨國公司進行投資區位選擇時考慮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三、影響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張立（2002）對FDI在我國省際分布的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引入了各省執行FDI優惠政策的時間，結果顯示，各省執行優惠政策的時間先后對FDI的流入有著顯著的影響。我國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作為政策開放較早的地區，利用自己東南沿海的區位優勢、政策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通過建立開發區和工業園區，最先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的集中區。1992年中國開放內陸城市并實行也沿海地區相同的鼓勵政策，推動了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近幾年外商對中西部的投資有所增長，特別是長江中上游地區，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貴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但中西部地區已經開始了引進外資的征程。
2勞動力成本及工資水平因素
勞動力成本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決策的成本因素中最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強調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資水平，工資高低與外商投資呈負相關關系。樸商天（2004）通過實證分析，驗證了這一關系的正確性。作為人口大國，中國具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這種成本競爭優勢對跨國公司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勞動力導向戰略是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重要的區位選擇戰略。除了成本因素，勞動力素質也直接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高低。特別是在一個東道國內部，低勞動力成本經常意味著低的勞動生產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更具有吸引力，這就是外資沒有因為勞動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區的原因。
但是過高的工資水平也會抑制外資的流入。以長江三角洲職工平均工資衡量的勞動力成本顯示，上海、寧波、杭州、南京和蘇州等地的工資水平，遠高于長江以北地區城市。工資成本對FDI分布的影響就是，未來的長三角地區外資可能會更傾向于投資到工資水平較低的周邊地區，甚至轉移到區外。工資成本的上升對長三角的外資流入是一個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區開發較早，當外資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來越少，而成本不斷攀升，對FDI起到了明顯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單位土地面積的GDP衡量，深圳、汕頭、廣州、?？诤透Ｖ莸戎槿浅鞘械耐恋爻杀驹谌珖旁谇傲?。自90年代以來，珠江三角洲在引進外資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的比重在持續上升。
4.基礎設施質量
基礎設施（公路、鐵路、港口和信息通訊等）和基礎工業的發展狀況決定著社會生產的規模和效益，特別是具備一定投資規模的大型企業，如果生存在一個基礎設施薄弱的經濟環境中，將會導致投資收益遞減。在我國，各地區的投資硬環境差異非常大，例如東部沿海的廣東省和江蘇省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相當完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1年，東部地區的交通線路綜合密度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區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僅為29公里/平方公里，與東中部地區相差甚遠，成為外資進入的“瓶頸”。
5集聚效應區域產業基礎是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發達工業化國家（hakrabarti，2003），外國資本在這些國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的分布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集聚效應（Figueiredoetal，2000），區域產業基礎越強，外資企業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該地區投資。Headetal（1996）對我國931家外資企業進行了研究，發現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產業基礎的城市——獲得了更多的投資，而集聚效應則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響。
對于集聚現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研究視角。他結合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科學，認為：聚集效應的關鍵是規模經濟，特別是外部規模經濟；聚集能導致生產某一種產品的平均成本下降，進而產生遞增的規模效應。聚集效應體現出一種路徑依賴，進而影響后續FDI的聚集(吳豐，2001)。外商直接投資的聚集效應體現在增量FDI的區位選擇受到特定區位的FDI存量的影響，即當某一地區的外商資本控制的廠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傾向于投資該區域國家或區域(許羅丹、譚衛紅，2003)。許羅丹、譚衛紅(2003)、王劍、徐康寧(2004)、吳豐(2001，2002)對FDI在中國表現出的聚集效應進行了研究闡述，均認為外商投資的聚集效應明顯。為了在運輸成本最小化的條件下實現規模經濟，制造企業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場或潛在市場區域選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決于制造業的分布。區域產業基礎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進入具有雙向促進關系。資本的進入增強了該地區的產業能力，同時也強化了外資的集聚機制。以蘇州為例，該地區的IT制造業目前已具備了相當完整的產業鏈，在開發區周圍25公里內可以達到98％的產業配套率。這種配套體系在吸引跨國公司進入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蘇州由此成為全球IT制造業最重要的集聚區之一。臺灣十大筆記本電腦公司有九家在蘇州投資，包括明基、華碩、華宇、臺達在內的臺灣20家最大的電子信息企業，有16家人駐蘇州，隨后相關配套企業相繼進駐，產品包括線路板、電腦配件、主機板、掃描儀、鼠標器、及電池和筆記本電腦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業，形成較為齊全的IT產業配套體系，這種產業鏈投資方式既使企業具備了較強的競爭優勢，又增加了蘇州招商引資的吸引力。
行業的地區集中可以提供一個足夠大的市場使得各種各樣的專業化供應商得以生存。在我國，另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是廣東東莞，這里集中了大量的來自海外特別是臺灣地區的計算機和電子設備制造商，是公認的全國電子產品配套能力最強的地區，在此設廠，有助于廠商增強其競爭力和建立競爭優勢。有了特定產業的聚集，就能吸引相關的FDI進入，而我國西部就非常缺乏這種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環節。
6“核心一”體系（CPS）。在對外直接投資比較集中的地區，往往會形成“核心一”體系（CPS），在空間一上的表現即為圍繞“核心”區域形成的“核心一”（CP）結構。因此，與核心區域的地理接近性，成為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我國“核心-”體系的結構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與投資國相鄰，易于吸引投資。例如我國廣東的東莞、深圳等地區，由于毗鄰香港，而成為外資最先進入我國的地區之一。山東的青島、威海等地則由于與日本、韓國接近，而成為日資和韓資集中的地區。CP結構形成后，會在該地區產生一種引力，企業在選址時將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業關系，形成集聚效應。第二種是對外直接投資在核心區域選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國配套企業進入，這些企業在核心區域附近選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為特點的區域。1993年，臺灣明基公司在蘇州新區投資設廠，同時還召集其臺灣核心配套廠商，吳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區位優勢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業人駐，從而在以蘇州為核心，以吳江為的地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協作體系為特點的CP結構。
基于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促進區域經濟特別是中西部經濟發展的幾點啟示：
1.接受并推行投資自由化
加快西部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進長期性外國直接投資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促進市場競爭原則，通過減少或消除特別針對外國投資者所采取的歧視性措施，取消市場準入限制，促進市場競爭。外國直接投資參與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潛力也非常巨大，要創造寬松的環境，鼓勵外資進入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優先發展領域，允許外資公平參與國家重大工程項目或公共項目的公開競爭招標。二是享受國民待遇的原則，即外國投資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國投資者，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在稅收等方面“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貸款、融資、投資等方面“非國民待遇”的歧視性措施，嚴禁對各類外資企業亂收費和變相增加非生產性負擔。三是提供制度保護原則。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發揮市場經濟機制來促進投資自由化和吸引外資，同時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制定相應的競爭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資和貿易的負面影響對市場競爭的破壞效應。四是盡量減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瑣的政府干預。無論是提高企業經濟績效，還是提高西部地區整個經濟的效率，關鍵是增強市場的競爭性。在此意義上，投資自由化就是經濟市場化，競爭游戲規則的公平、公開化以及監督機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積極開發人力資源
就西部而言，開發人力資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義。因為西部地區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也是中國目前就業壓力最大的主要地區之一，由于政府投資本身創造不了多少就業，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有效的人力資源開發政策，吸引外國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這對擴大就業、緩解失業壓力具有重要作用。這就要求政府不僅要實行直接影響FDI的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將人力資源開發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發展教育，積極培育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鼓勵外資企業對其員工進行人力資源開發以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增加中央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鼓勵少數民族控制人口增長，在逐步解決“收入貧困”的過程中逐步解決“人類貧困”、“知識貧困”和“文化貧困”問題等。
3.實行跨國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
吸引跨國公司是中國和西部獲取全球知識與技術的重要來源，也是西部縮小與東部和發達國家知識與技術差距的重要途徑。提高西部地區產業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善待跨國公司，把吸引跨國公司的技術、資金與西部和中國相對巨大的消費市場等互補性優勢結合起來，吸引世界上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國際競爭力最強的跨國公司大規模投資于西部，并發展跨國公司和國內企業的后項聯系，鼓勵與本地區著名的大企業聯盟，提高其市場競爭力。這是西部開發最好的吸引外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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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勤躍.金磚四國：經濟轉型與持續增長.經濟學動態，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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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論文范文5
論文關鍵詞：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所有權優勢
進入21世紀，在“走出去”戰略的指引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簡稱ODI）持續增長，2002-2008年年均增長速度為65.7%。2009年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及世界經濟下滑的影響，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較上年下降43%，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微增6.2億美元，達565.3億美元。[①]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名列全球國家（地區）第五位，發展中國家（地區）第一位。[②]
依據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無論是壟斷優勢理論（Hymer，1960）還是國際生產折中理論（Dunning，1977）都強調跨國企業的特定壟斷優勢或所有權優勢，認為這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基礎。但是，運用這些基于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建立起來的理論，難以解釋中國企業的ODI行為，因為通常認為中國企業并不具備上述優勢。那么，對于中國企業而言，其ODI行為是否需要以所有權優勢作為基礎，所有權優勢的形式如何表現，這將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一、文獻回顧
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間的對外直接投資不斷發展，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美國學者海默（Hymer，1960）通過對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分析，首次提出運用壟斷優勢來解釋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此后經過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9）、約翰遜（Johnson，1970）、卡夫斯（Caves，1971）等學者的補充完善，形成了完整的壟斷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的壟斷優勢來自于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不完全，如產品差異性、商標、專利、資金優勢、技術優勢、管理優勢等。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東道國運用這種特殊的獨占性優勢抵消額外的跨國經營成本，獲得高于東道國企業的利潤。
英國里丁大學教授鄧寧（Dunning，1976，1977，1980，1988）將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Buckley，1976）的內部化優勢理論相結合，并加上區位優勢，形成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認為只有上述三種優勢同時存在，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才會成功。這其中的所有權優勢與海默提出的壟斷優勢并沒有本質區別，只是進行了重新分類與擴展。
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多，以發達國家企業為研究對象的理論無法解釋不具備絕對所有權優勢的企業為何也有能力進行對外投資，因此，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逐漸進入研究視野。美國經濟學家威爾斯（Wells，1983）提出的小規模技術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競爭優勢是對其母國市場環境的反應，主要表現在為小市場服務的小規模技術、民族品牌的海外生產、低價產品營銷戰略。
英國經濟學家拉奧（Lall，1983）通過對印度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競爭優勢的研究，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擁有適用于母國及東道國的技術，其生產的產品更符合發展中國家消費者的偏好，要素需求與當地經濟條件相適應。
哈佛大學著名學者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1980，1985，1990）從企業、產業、國家三個層面來分析競爭優勢的來源。他認為一國國內的經濟環境通過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及支持行業等因素，再結合企業經營策略對其競爭優勢的形成有很大影響，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通常來自競爭十分激烈的行業。
海默的壟斷優勢與鄧寧的所有權優勢都屬于絕對優勢，用以解釋發達國家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理論與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則運用相對優勢，解釋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如果說前四種理論都強調優勢的內生性，那么，波特的競爭力理論更強調外部因素對企業競爭優勢的塑造。
上述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雖然表述不同，但其中都包含所有權優勢的內容。本文沿用鄧寧“所有權優勢”的提法，但將其內涵進一步擴大，使之擁有更為廣泛的適用性。
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所有權優勢
1.技術優勢
在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中，技術優勢是所有權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正是利用他們在技術方面的領先地位，推動對外直接投資迅速增長。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先進技術領域不具備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全面競爭的優勢。但是，隨著政府加大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投入、企業致力于應用技術的開發，再結合跨國企業進入中國產生的技術溢出效應，中國企業在技術方面具備了一定所有權優勢。
2008年，全國R&D經費總支出為4616億元，比2007年增加905.8億元，增長24.4%； R&D經費投入強度（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1.54%，比2007年的1.44%有所提高。其中，各類企業經費支出為3381.7億元，比2007年增長26.1%；政府部門所屬研究機構經費支出811.3億元，增長17.9%；高等學校經費支出390.2億元，增長24%。[③]從行業來看，R&D經費投入強度超過1%的行業有九個[④]，這些行業中的企業正利用不斷積累的技術所有權優勢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中國企業的技術優勢不但來源于自身原創性研發，還來自于跨國公司技術溢出效應以及技術地方化效應。跨國公司是世界領先技術的發明者，為了維持技術壟斷性，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實現技術內部化轉移。然而，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子公司向客戶提品和服務、與當地企業開展技術合作、技術人員流動等，都會使原本希望保留在企業內部的技術被東道國企業所模仿。世界上絕大多數跨國公司在中國都建立生產、研發機構，加上中國良好的科學技術基礎及人才儲備，技術溢出效應使中國企業在短時間內技術能力得到極大提高。同時，跨國公司使用的技術大多產生于發達國家，應用于發展中國家時不免產生局限。中國企業具有在發展中國家經營多年的優勢，將先進技術與東道國的經濟、技術、人力資源等條件相結合，創造出適應當地的新技術，實現技術地方化。
2.金融優勢
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國際間資本流動，不但要求企業有可用資金，還要求這些資金具有成本優勢，并能按需要自由兌換成東道國貨幣。目前，我國部分企業融資成本低、國家外匯儲備充足的良好條件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又一所有權優勢。
在中國，利率受到政府嚴格管制，在近年來通貨膨脹低位運行的背景下，利率一直維持較低水平。雖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各國紛紛降低利率以刺激經濟增長，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利率仍然高于中國，這為中國企業獲得資金成本優勢創造了前提條件。此外，監管體系不健全，國有企業獲得財政撥款、政策性貸款，民營企業獲得家族成員低息或無息借款等因素都使得中國企業產生了相對于東道國企業的資金成本所有權優勢。
2003年，中國提出“走出去”戰略后，從制度上放松了外匯管制。而中國對外貿易多年保持貿順差，國家外匯儲備大幅增長，2006年超過日本后一直穩居世界第一位，這減少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外匯約束。許多發展中國家缺乏資金而急需外國投資的現實，使中國企業的金融優勢得以發揮。
3.文化認同優勢
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時，傾向于首先向人文環境相似或具有族裔聯系的東道國進行投資，通過社會關系網絡、語言優勢、文化背景相近等優勢，獲取市場信息、稀缺資源、市場準入，并能有效地降低經營風險，從而使跨國投資成為可能。
對外投資實踐表明，華裔族群文化相近的優勢成為中國企業對香港地區、東南亞國家聯盟的所有權優勢之一。這些國家和地區華人及華裔族群分布廣泛，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高，加上他們在歷史上與中國大陸聯系廣泛，使得這一地區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首選。2009年，中國企業對香港和東盟的投資分別為356億美元和26.98億美元，占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比重63%和4.8%，位列中國企業投資目標國（地區）的第一和第三位。雖然當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目標開始向北美、歐盟、非洲轉移，這些東道國華裔人口比重不高，但利用文化認同優勢，加強與當地華人華僑的溝通聯系，利用這類關系資源克服不熟悉東道國市場的缺陷，仍然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能使用的所有權優勢。
4.母國與東道國經營環境相似的優勢
一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時，其母國與東道國經營環境具有相似性，將有助于該國企業將母國的經營經驗運用于東道國市場，從而產生相對于其他國家的所有權優勢。2009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超過80%的份額流向亞洲、非洲國家（地區），這些國家有著與中國相同或相似的國內經濟發展階段、資源稟賦狀況、人力資本條件，使得中國企業相對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擁有熟悉經營環境的所有權優勢。此外，中國企業在適應制度環境方面也具有所有權優勢。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制度不完善、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的情況，中國企業在本國多年經營中也形成了應對這一問題的良好對策。
三、結語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以發現，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并不是完全不具備所有權優勢，在技術、金融、文化、經營環境等方面，中國企業具備相對于發展中國家企業、乃至相對于發達國家企業的所有權優勢。中國企業既要把握現有優勢，將之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又要充分發掘和培育其他類型的所有權優勢，如品牌、專利、管理優勢等，才能使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獲得長期穩定的經營收益。
參考文獻
[1]Dunning， J.H. The Eclectic (OLI) Paradigm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001， 8(2): 173-190.
[2]Hymer， S.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D]. Massachusetts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0
[3]Lall， S. The New Multinationals: The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 [M]. New York: Wiley， 1983
對外直接投資論文范文6
關鍵詞：中印相互投資 關聯性
中印兩國的相互投資的聯系程度究竟如何，是否關系正常，是否有著寬廣的合作。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有利于中印兩國相互投資的良好發展。
一、FDI集中度指標的引入
集中度指數用于表示雙邊FDI輸出（入）的聯系程度。以 i 國對j 國的輸出集中度指數FDIij 為例，計算公式如下：
FDIij = （FDIOij / FDIOi） / [FDIIj /（FDIIW- FDIIi）] （O=Outflow， I=Inflow）
FDIij 是FDI 輸出集中度指數，（FDIOij / FDIOi）是指i國總FDI 輸出里向j國的投資所占比重，FDIIj /（FDIIW- FDIIi）是指除了i國的FDI輸入額以外全世界FDI總輸入中j國的輸入所占的比重。該指數大于1時表示兩國間的聯系強度較高，相反，小于1時聯系程度相對較弱。
二、中印FDI 輸出集中度指標分析
從表1可以看出，2007年-2011年中國FDI輸入量和輸出量均大體呈逐年遞增的趨勢。印度于2009年以后輸入量和輸出量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而中國吸引外商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絕對數量又明顯高于印度，同時呈穩定上升趨勢。
表2和3的中印兩國 FDI 輸出集中度指標的數據顯示，中印兩國FDI輸出集中度指數均遠遠低于1，說明兩國相互間的直接投資聯系程度和發展程度還很低，向對方國家的投資均不是本國對外投資的主要部分，來自對方國家的FDI也均不是本國吸收利用外商投資的主要部分。
三、結論分析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結論：中國對印度直接投資的總量和增幅大于印度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的總量和增幅，中印相互投資發展不平均。同時說明，中國對印度的直接投資，還存在一些嚴重的問題或障礙。而這些障礙除包括我國自身在對本國企業對外投資鼓勵政策和企業對外投資實力不足、對國外市場環境不適應等主觀原因外，主要還是來自于印度對中國投資的限制和客觀經濟基礎、條件及市場環境等方面的阻礙。
參考文獻：
[1]王春曉.中印兩國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分析[J].投資分析，200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