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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范文1
關鍵詞：低鹽火腿 食鹽替代品 乳酸鉀
中圖分類號：TS2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3）05（b）-0226-01
1 低鹽火腿的研究進展
降低成品火腿中含鹽量，生產者首先想到的是降低腌制過程中食鹽的添加量及腌制時間，以減少食鹽的滲透量。著名的意大利帕爾瑪火腿成品所要求的鹽分含量必須低于6.7%，實際平均含量約為6.0%。即使如此，含鹽量依然很高，若繼續降低食鹽添加量會導致肌肉中食鹽含量過少而無法發揮防腐功能，同時會出現水分活度升高、火腿蛋白質水解過度及肉質變軟等現象，因此在降低食鹽添加量的同時尋找食鹽替代品以保證新產品風味、質構及色澤不發生變化成為干腌火腿的一大研究趨勢。
2 食鹽替代品
國際上對于食鹽替代品在火腿方面的應用主要集中在兩個解決方案上，一是使用氯化物部分代替氯化鈉，二是使用食鹽替代品乳酸鉀。
2.1 氯化鉀、氯化鈣及氯化鎂
Alio等人[1]2009年在干腌里脊中使用氯化鹽的混合物（50%氯化鉀+50%氯化鈉）代替單純氯化鈉作為腌制劑，結果表明產品的生物化學、物理化學及感官特性均未受到影響。若使用含食鹽量較低的復合鹽腌制劑，需要探討氯化鉀、氯化鈣及氯化鎂對于火腿品質形成的影響，主要包括腌制階段、平衡階段及干燥成熟階段。
腌制階段。在研究氯化物在腌制階段對火腿影響的中是以干腌里脊作為研究模型，是因為該模型食鹽滲透速率較快，干燥時間較短，方便實驗研究。很多學者在研究中發現，使用氯化物代替部分食鹽進行腌制將影響食鹽的滲透。在堆疊干腌后，鉀離子的滲透濃度增大而鈣離子和鎂離子則很難滲透進入肌肉中去。如果使用腌制液的形式進行腌制則腌制液中的陽離子組成在腌制過程中發生很大變化，而使用火腿表面搓鹽的方法則不會產生這種現象。此外，使用氯化鉀可以縮短腌制時間，而使用氯化鈣和氯化鎂則會相反的延長腌制時間。因此將氯化物應用到火腿腌制階段時應視情況在原有腌制基礎上改變上鹽總量及腌制時間。
平衡階段。食鹽在肌肉中的擴散主要發生在平衡期，腌制期附著在肌肉表面的食鹽在該階段不斷滲入到肌肉深層中，肌肉水分活度持續下降，進而提高火腿的可貯藏性能。研究表明，平衡期使用其它氯化物代替食鹽將不利于水分活度的降低，為了保證適當的水分活度值則需要改變原有的加工工藝主要是平衡時間，例如，若使用氯化鉀和氯化鈉的復合腌制劑，則需延長腌制平衡期至50～76 d，若使用含有氯化鈣和氯化鎂的復合腌制劑則需延長平衡期至86 d。此外，使用不同鹽腌制對肌肉的微生物群的影響不大。
干燥成熟階段。該階段火腿不斷脫水，蛋白質和脂肪發生強烈的降解反應、火腿風味逐漸形成。蛋白質的水解強度對于形成干腌火腿典型質構特征及濃郁的火腿風味起著重要作用，若蛋白質水解太弱則火腿風味不濃郁，若過強則火腿發粘、發軟。研究發現，在干腌里脊中，使用氯化鎂、氯化鈣和氯化鉀的組合腌制劑代替部分氯化鈉則蛋白質的降解程度顯著增大，成品干腌火腿過軟、發粘并產生不愉快的風味。干腌火腿生產過程中蛋白質水解現象的產生歸因于組織內源酶作用下的酶促反應，如組織蛋白酶、多肽酶、氨肽酶等。有學者[2]在干腌里脊的實驗中，使用氯化鉀部分代替氯化鈉進行腌制，發現氯化鉀百分比越高，組織內源酶中組織蛋白酶B和組織蛋白酶B+L活性更高，而組織蛋白酶H并未受到影響。使用高達50%以上的氯化鉀來代替氯化鈉進行腌制，成品的感官分析表明與單獨使用食鹽進行腌制的火腿無顯著差異，而且使用50%氯化鉀-50%氯化鈉的實驗組，成品火腿感官評價最高。
在干腌火腿加工過程中脂肪的分解和氧化對其風味的形成也起著重要作用，研究發現，使用氯化鉀+氯化鈉組合腌制劑或氯化鉀+氯化鈣+氯化鎂+氯化鈉組和腌制劑對酸性脂肪酶和脂肪氧化酶活性無顯著影響，但是添加氯化鈣和氯化鎂有增強脂肪水解強度的趨勢。
在脫水成熟階段的最后，取失重率達到32%～34%的火腿，研究氯化鉀、氯化鈣、氯化鎂食鹽替代物對產品物理化學性質的影響，結果表明，使用氯化鉀的火腿含鹽量高，水分低因此應降低脫水所需時間，而添加氯化鈣、氯化鎂后效果正好相反。另外使用食鹽替代品導致成品質構和顏色的差異是由于水分和含鹽量不同導致的結果。
由上面分析可知，使用氯化鉀作為食鹽替代品有著很強的可取性，但是簡單的降低鈉鹽用量及部分用氯化鉀代替，食品味道常常不佳，產品稍帶苦味，懷疑和鉀離子有關。因此對于使用氯化物作為食鹽替代物還有很多問題尚待研究。
2.2 乳酸鉀
乳酸鉀在鮮肉及肉制品中的抑菌效果很早就得以證實。近幾年來陸續有學者將乳酸鉀做為氯化鈉替代物添加到干腌火腿腌制劑中，結果表明，乳酸鉀可以有效降低食鹽含量并對重組干腌火腿的物理化學性質及感官特性沒有負面效果。
研究者以重組干腌火腿做為研究對象，在腌制過程中將加鹽量從30 g/kg降低至15 g/kg，成品火腿出現咸味低、水分活度升高、蛋白質降解過度和火腿過軟的現象，而在腌制劑中添加19.7 g/kg乳酸鉀后可以緩解這種負面影響。研究者也以重組干腌火腿塊做為研究對象，在腌制階段添加15 g/kg氯化鈉和39.74 g/kg濃度為60%的乳酸鉀，隨后去骨火腿塊真空包裝放在溫度為3 ℃，濕度為85%的環境中直至脫水率達30%。研究結果顯示，在腌制過程中添加乳酸鉀對干腌火腿塊的顏色、風味及質構等沒有不良影響。
參考文獻
[1] Alio，M.，Grau，R.，Toldrá，F.，et al.Influence of sodium replacement on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dry-cured loin[J].Meat Science，2009，83：423-430.
近代史研究范文2
關鍵詞:互聯網;民商法;保障;經濟;發展
我們國家在近幾年經濟文化政治都在進一步的發展，隨著這些的發展，互聯網也在它的應用中進一步發展，并且它的應用在我們生活中越來越普遍，它的出現為我們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依托，也為我們社會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伴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民商法也在一點點的變化，它是隨著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而發展的。在以后的發展中，民商法將會如何演變得至關重要?所以，在經濟發展中，我們應該更加注重民商法的發展。
一、民商法的概念
民商法其實就它的本質來說就是一部法律，它包括了兩種法律民法和商法，它們之間既又密切的聯系又有它們的區別。民法則更注重于保護個人利益，但是商法是在人們進行交易過程中所形成的一項規則。它們的共同出發點都是為了保護個人利益。民法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所以它會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發展，但是商法就不一樣了它是以市場經濟作為那依托的。民商法接下來的發展，應該更加符合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這樣才可能得到更好的發展。
二、互聯網時代民商法的演變
(一)民商法對象的調整
自從我們國家有了互聯網，經濟也隨之發展的較快?；ヂ摼W有傳播速度快并且傳播量大的特點，這些都為我們國家的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便利的基礎。并且因為如此，民商活動中被互聯網占據了主體地位。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民商法所涉及的一些隱私也成為了互聯網中發展遇到的困境，所以要想讓民商法更好的適應現代互聯網發展的需要，那么就必須適當的考慮在立法過程中民商法的主體地位，并且不斷的調整民商法的對象，這樣來適應發展的需要。
(二)安全第一互聯網的發展
既有好處也存在著一定的弊端。一方面互聯網的發展為經濟交易提供了便利，這樣節省了成本，但是另一方面，因為經濟交易中存在很多的商業秘密，互聯網的傳播可能會導致信息的泄露，這樣會影響雙方的交易并且會進一步的阻礙社會的發展。所以，在民商法時代的互聯網，應該將民商法更好的和互聯網結合起來，完善民商法的相關法律條文，這樣來確保互聯網時代人們也可以安全的使用互聯網，進一步提高經濟利益，促進我們國家的經濟迅速發展。
(三)注重效益
在我們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互聯網的出現不僅減少了我們的生產成本而且進一步地保障了人們的經濟利益。在這樣的一個信息時代里，對民商法的效益原則來說，我們更應該從立法和執法者兩個大的方面來提升我們的經濟效益，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體現我們市場經濟的價值，并且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保證人們可以自由的使用網絡。
(四)民商法問題的延伸
一直以來，法律都是隨著經濟的出現而發展的。民商法也不例外，它也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進一步發展的，并且一段時間的發展和一段時間的發展是不一樣的，所反映的民事活動也是有一定的區別的。所以，以前那種傳統的民商法已經不能滿足我們現在社會的發展需求了，在互聯網時代，信息已經成為了當展的重要特點，許多民商活動的成功或者失敗都取決于信息的發展，所以也可以看出來信息在我們現代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信息開放的好也就決定了我們民事活動可以更好的進行。另外，在網絡時代還有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域名，這個標志不僅僅有使用價值，更具有商業價值。所以要想更好地促進經濟的發展，民商法在發展的過程中就應該注意必須有一定的權利體系，并且進一步的完善信息庫，并且實現信息庫的專用。網絡時代，人們的交易是自由的，并且傳播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所以民商法也要進一步的保證在互聯網上公平自由的競爭，并且保證作品在網絡上可以暢通的流通等。
(五)民商法
趨于統一現在全球的經濟都趨于一體化，所以互聯網時代的經濟也正在逐步趨于一體化，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也在進一步的加快，在這種影響下，我們國家的經濟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但是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會有很多問題的出現，我們必須在保障大家利益的前提下對于以前的民商法做出相應的改變，這樣更好地來保障我們經濟發展的穩定。所以，民商法也就要求更加趨于一致性，最終會實現全球的統一。
三、結語
民商法是我們國家進行維護經濟穩定發展的一部法律，它也有效地維護了市場秩序的穩定，保障了我們國家經濟發展主體的穩定性。隨著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對于民商法的要求也在不斷的提高，不同時候的民商法也是不一樣的，對于現在的社會發展來說，傳統的民商法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發展的需要了，我們應該不斷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進一步的完善民商法，這樣不僅可以適應時代的發展需要，也可以更好的體現民商法的作用?；ヂ摼W時代下的民商法最終會趨向于統一。互聯網時代下，人們可以自由的交易，并且交易也更加的快捷方便，但是也會有不利的方面，互聯網在傳播中可能會有瑕疵的存在，所以可能會造成一些困擾，我們應該盡量的避免這些弊端，讓經濟更加平穩的發展，實現全球經濟一體化。
［參考文獻］
［1］倪勃．互聯網時代民商法的演進性［J］．法制博覽，2015，26:102+100－101．
［2］李耀瑋．試論互聯網時代民商法的演進性［J］．法制博覽，2015，33:247．
［3］陳少華．社會經濟發展中民商法的變化與發展［J］．法制與社會，2012，08:16－17．
［4］馮玉豪．探究社會經濟發展中民商法的變化與發展［J］．商，2015，50:205．
近代史研究范文3
[關鍵詞]神話；外來說；南方說；中原說；盤瓠；伏羲
[作者]侯紅良，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廣西桂林，541004
[中圈分類號]B9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08)01-0118-009
我國是多民族國家，創世型神話、化生型神話與再創世型神話在多個民族中均有流傳。為了厘清神話的原產地與族屬，學術界關于神話的研究延續了一百余年。無論是史學家、民族學家還是神話學家、民俗學家、民間文藝學家，他們都從不同的角度來探究的原產地、族屬等問題。尤其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降，神話研究成為學界的一個熱點。據筆者所掌握的有關神話研究的資料來看，關于神話的起源地，學界一直存在“本土說”與“外來說”之爭。而“本土說”又分為四種：南方說、中原說、西北說以及“根在中國說”(筆者把持“中國本土說”的，而又沒有明確指明是南方說、中原說、西北說的姑且稱之為“根在中國說”)。南方說又有苗族說、瑤族說、壯侗語民族說(以壯族主)。主張“外來說”的除極少數認為是巴比倫外，主要是持“印度說”?，F將筆者所掌握到的資料中有關神話研究的作者以及各持主張與發表言說的時間以列表的形式作一番初步統計。
一、本土說與外來說之爭：神話產生時間是立論的重要依據
神話最早產生于何時，古籍文獻有關神話記載最早又于何時，這是關鍵性問題，也是頗有爭議的學術問題。無論是持本土說還是持外來說的，這個問題是其立論的一個重要依據。持南方說的學者一般認為三國徐整的《三五歷紀》是有關神話的最早記載。持本土說的學者一般引梁任防的《述異記》中有關于的“秦漢間說”、“先儒說”、“古說”以及“吳楚間說”，認為神話于秦漢時已流傳。但劉屹以清人在《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二《子部?小說家類》(三)中所認為今本《述異記》是中唐以后人所偽托的；又引中島長文氏所認為今本《述異記》應為中唐至北宋初形成，并說今本《述異記》有可能對的記載源于中唐不知撰人的《灌畦暇語》。學界關于神話最早的文獻記載頗有爭議。饒宗頤對《益州學館廟堂碑記》與《益州名畫錄》中有關圖的記載進行考證，最后得出結論：“由賀氏記所志，知以作圖，漢末蜀中已流行之，則之神話，最遲必產生于東漢”。何新撰文引此并補充說“獻帝興平元年(公元194)，已在東漢末季”。而劉屹對所謂漢末“圖”產生質疑，通過對史料的分析，他認為“《益州學館廟堂碑》和《益州名畫錄》關于成都學堂或周公禮殿壁上繪有圖像的記載，并不能證明出現的時間可以提早到東漢末年高朕的時代”。但他又對曹魏黃初三年(公元222年)的《魏大衡記碑》、以及韋昭的《洞紀》與徐整的《三五歷紀》，這三條三國時代的史料進行分析，認為：“三國并非是神話的初傳時期，神話似應產生于東漢中后期”。張光廷認為傳說最早記載于東漢葛洪的《枕中書》、《方笈七簽》等書。公元12世紀，治學嚴謹的羅蘋在《路史?前記?初三皇紀》中有記載：“氏者，神靈，一日九變，蓋無元混之初，陶融造化之主也?！读w?大明》云：‘召公對文王日：天道清靜，地德生成，人事安寧，戒之勿忘，忘者不詳。之宗，不可動也，動者必兇?！标愨x對《六韜》成書年代進行考證，其最后結論是：“因此斷定《六韜》成書于公元前五世紀前后的春秋末期，看來是可以成立的。誠如是，則‘始稱’，應在‘三國’前七世紀的春秋末期，他與另一些創世神‘伏羲’、‘女媧’、‘帝俊’等出現于典籍的時間，是不差前后的”。這是多數學者在考證記載文獻時所沒有注意到的。若此考證結論成立的話，那么神話在春秋末期就已流傳。這是學者從典籍中考證出有關記載的最早時段。退一步說，即便漢籍中有關的記載較晚，并不代表在典籍記載之前民間沒有神話的流傳。對此，漢學家李福清已指出。這也是中國學者所忽視的。是否可假設有關記載的文獻越早，越能證明其是中國本土的?而有關記載的文獻越晚，越能證明其是外來的?實難定論。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即神話產生時間是他們立論的一個重要依據。最早提出是印度之神的可算是明代的馬歡。日本學者高木敏雄在1904年著的《比較神話學》中從比較神話學的角度提出中國典籍中的神話起源于印度，并從類型學的視角做了論證。歷史學家呂思勉從考據的角度論證神話受漢譯佛經的影響，并對《述異記》關于“秦漢間說”產生質疑，認為是任氏之誤也；并在1942年著的《先秦史》中再次重申此論。持外來說的何新從故事在中國出現、流傳時間和地域進行考察，認為這與“佛教和印度文化進入中國的時間地域相吻合”。據此，他探究了中國故事的最初原型：“我認為可能來自西亞巴比倫關于天地開辟的一部詩史中。這詩史中說，在天地開辟以前，有一個最原始的混沌之神(The Premitive chaos)名叫‘Bau’，由它產生了大海和天空諸神。它死后被分尸化作天穹和陸地。Bau的故事向東流傳到印度后，演變為梵天的故事。(梵天Brahma)漢譯音，也作盤。它從蛋中創造了宇宙。別名Atman”；他并把神話與西方開辟宇宙神故事的諸要素進行比較以及結合苗族《創世歌》與劉錫蕃《嶺表紀蠻》所述瑤族風俗中均把記為盤王作依據，最后認為：“它在南方本名‘盤’，而無論的反切音或盤音，皆可作為‘梵’和Bau神的對譯音。由上述已足可斷定，東漢末三國以來的神話，正如曹沖秤象故事和華敷變名為華佗一樣，是佛教與印度文化相結合的產物”。而葉舒憲在高木敏雄、呂思勉、何新等人的研究基礎上從比較神話學的角度對此作進一步發揮，其結論是：“中國典籍中最早出現的神話的記載表現出兩種不同類型的創世觀念，他們均因印度佛經影響而產生，這個問題已由中外學者在幾十年前就做了結論：神話的來源已經不是什么謎了”。持外來說的學者大多認為中外文化交流早已有之。但據陳鈞考證，在中國典籍中的記載最早在三國前七世紀的春秋末期。陳鈞也據此反駁了印度說，并考證了有關中印文化交流的最早記載晚于春秋末期，證明是中國本土的文化精英。這個推論能否成立?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典籍記載，即便晚于春秋末期，并不能就此而忽視早就有民間交流的可能性。根據季羨林中印文化關系史研究，便可知中國文學中的一些
原型在戰國時期就可能已經受印度的神話與寓言的影響了。關于中國人種西來理論向來有埃及、巴比倫與印度等說。持外來說的學者是否受中國人種西來說的影響?清末丁謙在《中國人種徙來考》中就說：“西史謂徙中國者為巴克民族，巴克乃轉音。中國人謂氏開辟天地，未免失實，而氏之為中國始遷祖，則固確有可考矣”。但撇開中國人種西來說的妄論，無論從中外文化交流時間、途徑還是從神話與印度、西亞巴比倫天地開辟神話的諸多相似性來看，我們都不能否認神話(創世型、化生型神話)確實含有外來文化的因子。盡管高木敏雄、何新、葉舒憲等人的論述很有說服力，但我們也并不能武斷下結論說神話就是外來的，神話原產地之謎早已揭開了；盡管人類學的傳播理論、單線進化理論有其合理性，但卻忽視原始初民有心智與神話思維的相似性；盡管比較神話學對于跨文化神話研究提供理論依據，但原始初民對天地形成、人類起源等問題也同樣有相似的認識；盡管中國與毗鄰國家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史，也不能就此忽視中國文化對其也產生影響，也可能存在回流的現象。那么中國有沒有產生神話的土壤呢?聞一多、徐松石、劉詒徽、袁珂等人早就認為與伏羲、女媧有關系。陳鈞還論證了伏羲就是。陳建憲在研究世界各地的神話傳說的基礎上結合當代西方的神話理論，從太極圖和宇宙卵、垂死化身和天人合一兩大方面分析，論證了創世神話的兩個母題――“宇宙之卵”與“垂死化身”，其根在中國；并認為“中國的神話，既與其他民族的‘宇宙卵’神話有著共同的原始思維規律，又有著自己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王暉在《考源》中認為是中國本土之神：東漢時期出現的創世主神，是由上古土地神(社神)‘亳’音變而成的；作為創世主神雖在東漢時才出現在典籍之中，但其具有能迅速生長擴大、孕育世間萬事萬物的性質，在商周之時用來分封薄姑五色土的亳社神祗崇拜中就已經初蘊其義了。韓湖初在綜合分析、引證以往的研究和文獻材料的基礎上，反駁了何新等人關于印度說的四點立論依據，并指出中國有產生神話的條件。就連一些漢學家也不贊成中國外來說，如勒莫瓦納、李福清等人。2003年以來壯學專家覃乃昌、覃彩鑾、潘其旭、鄭超雄、藍陽春等人在廣西來賓市考察時所發現的系列文化，這可以說是證明中國是神話之鄉的新的重要立論依據。
二、中原說與南方說之爭：文獻、考古資料、口頭傳承與民俗傳承的多重論證
神話南方說與中原說之爭，這是一個延續至今的學術問題，而且還有持續爭論下去的可能。茅盾可算是早期持南方說的具有代表性的學者。他依據神話之記載者徐整是吳人進行假設，認為神話產生于南方(假定是兩粵)。聞一多在1942年寫的《伏羲考》中也有相似的看法，但持轉音說，指出是苗族始祖。這派主張苗瑤說的還有芮逸夫、徐旭生等人。隨著我國神話研究的深入以及民間文學資料的新發掘，南方說到上世紀80年代受到了挑戰。緣由之一就是上世紀80年代以降，河南大學中原神話調查組在河南桐柏縣一帶發現山神話群和濟源縣的寺的神話。此神話群內容包括：“出世，開辟天地，補天、戰洪水、除猛獸，發明衣服，與奶奶滾磨成親，生子以后，又與八子分掌九州(或分管天、地、花木)，發明文字，最后死時肢體化作山等世界萬物”。張振犁據此調查資料并結合文獻中有關河南泌陽與桐柏的山的記載認為這與《述異記》中的“秦漢間說：氏頭為東岳，腹為中岳，左臂為南岳，右臂為北岳，足為西岳”相吻合；最后斷言“可見說神話最早產生自北方，是合情合理的”。河南另一位學者馬卉欣通過一番考察萬里行，掌握了有關文化的翔實資料，他在張振犁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通過考察全國各地的神話遺跡及其神話，還發現南方的神話與中原桐柏山神話有一脈相承的地方。從中可認清源與流，還可互補……可見神話由北向南流傳的說法是可信的”，“從人類學、史學、民族學、神話學、民俗學、語言學、民間文學的學理和資料足以證明：神話產生于中國的中原地帶”。神話包含“開天辟地”與“死而化身”兩個核心內容。神話是否源于中原，我們可以把典籍中有關神話的記載與河南泌陽與桐柏發現的神話群的內容進行比較。通過比較我們發現其不是原生態的神話，與《三五歷紀》相差甚遠。的功績是女媧、伏羲等的事跡在后世傳承中附會上去的，而且神話已經道教化了。對此，我們還可從胡崇峻搜集整理的《黑暗傳》中有關的事跡看出。不過近年又有學者如王暉(《考源》)從音韻學與歷史學的角度來考證是由上古土地神(社神)‘毫’音變而成的。中原說，能否成立?或許只是一家之言?葉舒憲曾指出以河南發現的神話群來立論試圖證明北方中原地區是創世神話的發源地，很難自圓其說。就連持外來說的何新也不得不承認神話最早出現在中國南方和西南方的民間。漢學家李福清也指出中原說是不可信的。李福清持南方說，他認為1980年以降河南大學中原神話調查組采錄神話時所發現以桐柏山一帶為中心的神話群，從比較故事學來看并不足以證明山地區是神話(或故事)的產地，這很可能與山名有關系而已；他認為從山所流傳的神話內容得知，當地民間把許多伏羲、女媧及其他文化英雄的事業轉移到身上；河南所流傳的兄妹結婚洪水神話中的伏羲、女媧，改成與奶戰洪水、降龍，這些是晚期的故事；無論如何，山(中原)一帶流傳的民間神話應該不是原始的古代神話，而是有地域性的晚期之作，不足以證明中原是神話產地。神話具有“宇宙之卵”與“垂死化身”兩個核心母題，中國南方畬族、瑤族、苗族、壯族都有身化神話流傳以及祭祀的民俗，李福清據此認為“中國南部民族有這類型神話，北方沒有，甚至中原民間流傳的神話也未提及身體化宇宙的情節……這都證明神話是從南方民族來的，吳地徐整很可能記錄南部流行的神話(但不一定像茅盾所說是從兩粵)，大概是通過道教宣傳，這個神話人物列入漢族民間文學與一些章回小說(如明周游《開辟演義》，在民間神話傳說中，有時也代替了伏羲，與女媧一起造或整理世界”。劉亞虎在《中華民族文學關系史》(南方卷)中也認為是產生于南方越地的神話傳說，甚至還說“百越各族為神話或神話的某種類型的首創者之一，或者說在百越古族中很早就流傳著及同類型的其他神話，大約是可以成立的?！?/p>
神話到底誠如茅盾先生所假設產生于中國南方(假定在兩粵)?假若誠如馬卉欣對全國遺跡進行考察的結果所表明的那樣南方沒有存在祭祀的大型民俗活動，也沒有像河南所發現的較系統的文化的活態傳承，我們很難證明南方是神話的原產地。需要指出的是馬卉欣在遺跡萬里行的考察中，卻忽視了一個既有豐富的口傳神話又有祭祀的民俗活動以及存在大量的遺跡的廣西來賓市。其中緣由可能是他南行考察中曾聽壯族民間文藝家蒙光朝講壯族原來沒有神話，壯族師公戲《唱》講的卻是布洛陀的事跡。馬卉欣南行考察的疏忽，豈
不是一種遺憾?幸好，他的遺憾卻由壯學專家覃乃昌、覃彩鑾、潘其旭、鄭超雄等人所彌補了。覃乃昌、覃彩鑾、潘其旭、鄭超雄等人于2003年9月與2005年3月兩次對來賓市文化進行全面考察，并發現了系列文化群。這系列文化群包括廟、地名、神話傳說、山歌以及當地民眾祀奉神的民俗活動，甚至有國的傳說。壯學專家通過對來賓市文化的全面考察，在此基礎上結合古籍文獻有關神話、國、祠、祭祀民俗等的記載以及考古學資料，以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神話學、民間文藝學以及考古學的學理為理論依據證明廣西來賓市是我國文化的重要發祥地。從他們在《廣西民族研究》上陸續發表的系列論文來看，他們的研究成果在文化研究史上所具有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如下幾點：其一，站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高度來審視文化屬于我國多個民族共同傳承的文化遺產。他們在田野調查中發掘了被學界所“遺忘”的神話依然存活的另一個“故鄉”，在掌握大量活形態的文化的基礎上結合文獻、民族學、考古學等資料證明廣西來賓市是文化的重要發祥地，從而也有力地反駁了神話“外來說”之妄論。盡管他們的研究結論與中原說截然相反，但是我們必須承認中華民族文化具有多源性，呈現多元化，學術界也應該站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高度來看待我國多個民族共同傳承的神話。他們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說糾正我國一些學者長期以來對少數民族在中華民族文化史中的地位所存在的偏見以及由于田野調查研究的缺失而固持一說。其二，通過全方位的綜合考察與論證，再次證明了創世型、化生型與再創世型三種類型的神話主要源于壯侗語民族。藍鴻恩在1994年就曾撰文反駁所謂神話中原說、外來說以及苗瑤說的立論依據之不足，贊同茅盾的“兩粵”論，并指出神話當屬當時烏滸人所流傳的故事@。這就是說壯族的先民之一烏滸人最早流傳神話。所以說，覃乃昌等人從人類學、民族學、神話學、民俗學、考古學、語言學、民間文學的學理和資料對文化全方位考察研究，認為神話主源于壯侗語民族(尤其是壯族)，這再次支持了藍鴻恩的結論，并作進一步推斷。其三，從研究的細節上講，他們從語言學的角度揭示了“”的原始意義，這是神話研究的一個新突破。覃乃昌等人從壯族語言的角度來揭示“”就是“盤勾”即“磨刀石與葫蘆”，這樣就使壯族至今仍流傳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話中的“磨刀石”、“葫蘆”與“”發生了關聯，壯族兄妹洪水神話也就是“盤勾”神話(“磨刀石與葫蘆”神話)。雖然南方多個少數民族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話中都講到葫蘆以及兄妹所生的怪胎，但是只有壯侗語民族中的壯族具體講是“磨刀石”似的怪胎，而且“磨刀石是壯族社會由家權向族權、王權發展的重要物證，也是壯族社會由初期文明向高級文明發展的權力符號”，并且具有壯族百科全書性質的壯族《麼經布洛陀經書》中就提到爭奪“磨刀石”以及一些壯族人在遷徙時還有帶走“磨刀石”的習慣。盡管洪水神話具有普遍性，但他們對“”的原始意義的揭示再次證明了部分壯族地區所流傳的盤兄古妹始祖型洪水神話是具有壯族文化特質的，盤兄古妹依然是某一地區的壯族人或某一支系的壯族人的族群記憶中的再造人類的始祖神，更為重要的是“”的破譯說明并不是在所有的壯族人的族群記憶中完全尊奉漢族的伏羲為壯族的始祖神來敘述本族群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話。對于在部分壯族人的族群記憶中伏羲確實承繼了壯族神話譜系在后世傳承中的斷裂，我們應該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因為壯族先民沒有使族群記憶文字化的文字(古壯字是后來的事情)，文化傳承出現斷裂造成；二是因為壯族分布較散，原來的支系較多，壯族文化內部結構呈現松散狀態，難以整合，也缺乏擔當壯族文化內部結構整合的社會驅導角色?？偠灾瞬热藢ξ幕难芯渴俏幕芯渴飞系囊淮髮W術突破，從而也使學術界對神話之論爭呈現這種態勢：南方說――中原說――南方說。
三、是否盤瓠：兩個不同體系的神話
神話與盤瓠神話究竟是一個神話體系的還是兩個不同的神話體系，這也是一些學者所爭論的問題。夏曾佑認為“”與“盤瓠”音近，盤瓠為南蠻之始祖，并大膽進行推測乃是瑤族始祖盤瓠傳說之演變。孫作云認為即盤瓠，監一字，瓠古同音，這是絕無問題的，并認為神話是盤瓠傳說加入印度故事而演變而成的。民族學家徐松石從語言學與民俗志資料兩個方面論證與盤瓠通用。神話研究大師袁珂在《中國神話通論》中列舉神話由盤瓠傳說影響而產生的三點理由：一是與盤瓠聲音相近，由盤瓠音轉而為；二是與盤瓠傳說的地望都在南方；三是劉錫蕃《嶺表紀蠻》中記載瑤族有奉祀之俗；而苗族亦有相似之俗；苗瑤所奉祀的與盤瓠相差無幾。袁珂也由此認為是由盤瓠演變而來的。他于1993年為馬卉欣《之神》寫序時重申此論。這些學者之所以認為即盤瓠，一是可從訓詁學的角度考釋上古時“”與“盤瓠”一聲之轉，可通用。持轉音說。二是神話與盤瓠傳說在民間流傳時由于民族遷徙、民族文化交融而發生復合性傳承而導致二者的模糊性與粘合性。而典籍的記載者也沒有厘清二者的關系，而籠統地記載。況且用漢語記載脫離了一些民族語言的語義，有比附之嫌。這樣導致后來一些學者在探究二者關系時也模糊不清。其實神話與盤瓠神話是兩個不同體系的神話。從典籍有關二者的記載便知，神話是創世神話，而盤瓠神話是始祖神話。從發生學的角度而言，創世神話在前，始祖神話在后。從民俗信仰來看，南方一些民族在奉祀兩神時也是神位排第一，盤瓠神位排第二，一尊一宗，次序分明。與盤瓠都是瑤族奉祀之神，李本高以瑤族文獻從與盤瓠的生年、瑤人對它們的稱謂、各自形象、瑤人對它們的功用評價以及瑤人祭祀它們的儀式等方面來考察與盤瓠的不同，認為非盤瓠。彭官章從圖騰信仰、人物形象、所處的時代、后裔及故事的流傳方式、有漢“蠻界”定、名稱由來及出世方式等方面來論證非盤瓠，并認為是北方漢族的開辟之神，盤瓠是南方苗瑤畬等民族的圖騰信仰。張光廷亦從六個方面論證與盤瓠的不同，并認為神話反映了以血緣家族為特征的母系氏族社會的社會性質；而盤瓠傳說反映了人類原始社會由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的家庭特征和社會性質。對于與盤瓠關系之不同，陶立瑤于1982年就有所論述。從這些學者的研究我們便知與盤瓠是兩個不同體系的神話，我們既要從神話的發生學來考察，也要運用人類學、民族志、民間口傳文學、民俗志資料結合圖騰信仰、民間對兩位神祭祀儀式等方面進行綜合考察。訓詁學在研究古典文學方面確實很有幫助，但在上古神話研究中它的不足也是明顯的。若把兩個不同的神話人物通過音韻的考釋硬扯在一起，既忽視神話自身的發展規律，又忽視一些民族語言的具體語義及其所依存的文化土壤。神話并非如一些學者所言由盤瓠傳說演變而來，就是，盤瓠就是盤瓠。二者關系的疑竇已開。
四、是否伏羲?
與伏羲究竟何種關系，這也是一些學者所爭論的問題。常任俠在《重慶沙坪壩出土之石棺畫像研究》中指出：“伏羲與瓠為雙聲。伏羲、庖犧、。柴瓠，聲訓可通，殆屬一詞。”聞一多在《伏羲考》中運用我國西南民族以及臺灣少數民族的人類學、民族志、民俗學資料以及周邊國家所流傳的洪水神話論證伏羲與葫蘆的關系；并通過訓詁學來考釋伏羲、女媧與匏瓠的語音關系，指出：“盤瓠、伏羲乃一聲之轉，明系出于同源”，“盤瓠”猶如“匏瓠”，“盤瓠”與“包羲”字異而聲義同，“風盤亦一姓也”，“風姓盤姓，其初皆即匏生耳”，即認為盤瓠與伏羲是同源關系，均從葫蘆中生。他所指的“盤瓠”其實是“”。因為洪水遺民神話中沒提及盤瓠，盤瓠是始祖神話，涉及戰爭故事。徐松石亦認為就是伏羲：“瑤人的始祖，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伏羲氏。伏羲氏亦名庖氏，或有句氏。庖字與匏字同音，句字與瓠的古音相同。匏即葫蘆，與瓠原是一物”；并認為是苗瑤壯的始祖。南方少數民族洪水兄妹遺民神話有不同異文，有的講述的是伏羲(或伏依)兄妹的事跡，有的卻是兄妹的事跡。這是由于民族文化的交融，伏羲神話與南方少數民族流傳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話的交融而產生不同的異文。我們也不能排除采錄者有把少數民族的直接記為漢族的伏羲之嫌。陳鈞自稱從掌握的256種古典文獻與考古資料中研究分析，神話是從中國文化中心產生的伏羲神話演變而來的，即伏羲就是。其理由是與伏羲有五個共同點：一是形貌相同；二是同開天地；三是同分陰陽；四是同造萬物；五是共同流芳；六是現實印證。難道誠如一些學者所認為即是伏羲?前文多次提及是創世神話。而伏羲是人文始祖是多數學者所能接受的。就典籍記載來看，與伏羲確實有相似的功績，但不難看出除了開辟天地與垂死化身之外，其他的一些功績是在流傳中，由于民族遷徙，民族文化交融而把伏羲、女媧等文化英雄的事跡附會到頭上。這一點可從河南發現的神話看出。馬卉欣持相反的觀點，認為不能單憑“推”，憑“疑”就把伏羲與扯在一起。其理由是伏羲與有五點不同：一是出生不同；二是“職稱”不同；三是功績不同；四是傳說不同；五是二者關系不同。筆者較贊成這個觀點即非伏羲。盡管韓湖初近年撰文所申明聞一多所認為就是伏羲的結論不可動搖。聞一多在《伏羲考》中確實掌握了豐富的民俗學資料并進行充分的論證。但聞一多是從盤瓠談起的，只有一處提及“”之名，在論述圖騰信仰、伏羲與葫蘆、伏羲與匏瓠的語音關系時，均以盤瓠來論證的。這在認識論上就犯錯了。韓文的出發點是對是印度傳入“已作結論”的駁斥。他所舉證的考古資料所涉及的是伏羲與女媧的，而不是，所以他的舉證有牽強附會之嫌，很難自圓其說。不是伏羲，但是在神話的發展與演變中卻出現神話與伏羲、女媧神話復合性傳承，也不能排除在流傳中有張冠李戴之嫌。為什么南方民族洪水神話中兄妹的名字多為伏羲兄妹或伏羲與女媧兄妹反倒以本民族語言命名的兄妹卻很少呢?筆者認為之所以出伏羲、女媧神話與神話的復合性傳承以及南方民族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話中兄妹的名字多為“伏羲兄妹”、“伏羲與女媧”兄妹，一是因為各族群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造成伏羲、女媧神話與神話的復合性傳承；二是因為南方民族多為無文字的民族，其文化的傳承或續或斷，出現斷裂狀態，族群記憶沒有得以文字化傳承與強化，在漢族強勢文化的影響之下，族群記憶往往會稀釋，這樣在世代的傳承中南方民族出現尊奉伏羲為祖先來敘述本族群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話也是正常的。如壯族所流傳的兄妹始祖型洪水神話中兄妹為“伏羲”(伏依)兄妹、“伏羲與女媧”兄妹多于以“盤兄古妹”或其他壯名的兄妹，這是漢族強勢文化的嵌入而造成部分壯族人族群記憶的稀釋的體現。
五、神話研究的方法論反思以及研究的展望
近代史研究范文4
關鍵詞：農村信貸；資金配置效率；面板數據
基金項目：2012年度河北省社會科學發展研究課題（項目編號：201203231）；2012年度滄州市社會科學發展研究課題（項目編號：201246）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我國農村信貸資金配置效率實證研究——基于EVA的面板數據分析
收錄日期：2012年6月22日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信貸規模不斷擴大，1979年我國農村貸款（包括農業貸款和鄉鎮企業貸款）為179.6億元，而2006年農村貸款增加至19，430.2億元，投入的數額已高于農業增加值。但信貸的投入量卻遠遠不能滿足農村的融資需要。表面上看，農村貸款規模的不斷擴大，必然會改善農村資本短缺的困境，從而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提高。但前提是農村信貸資金的配置是有效的，資本配置效率具體體現為：資本從低回報率的行業流向高回報率行業的程度。效率是資金配置的核心問題，評價資金配置效率高低的重要標準是資金是否流向最有競爭力和價值創造能力的行業。只有在配置有效的前提下，資金才能分配到具有最好的投資機會的農戶或農村企業手里，才能真正促進生產和投資，推動農村經濟的增長，從而提高農民收入。
本文通過Jeffrey Wurgler（2000）提出的考核行業增值的方法，也就是分析信貸資金投入是否能夠隨行業增值能力的變化而有效調整，增值能力強的行業是否能夠有更多的資金投入。經濟增加值（EVA）考慮了投入資金的資本成本，從而有效提高了資金使用效率。根據Joel Stern的定義，EVA等于行業稅后凈營業利潤減去全部資本成本后的凈值，即：
EVA=稅后凈營業利潤-資本成本
其中，資本成本包括債務成本和股本資本的成本?？紤]到我國農業及農村企業股份制程度非常低，資本成本只考慮了債務成本，也就是債務成本的利息，以當年一年期貸款利率為債務成本價格，農業及鄉鎮企業的利潤以每年的增加值來表示。
EVA=年增加值-（當期貸款利率r×貸款總額）
二、模型及計量結果
（一）計量模型。本文基于Jeffrey Wurgler（2000）的模型對我國農村信貸資金配置效率進行實證研究：
其中，I為固定資產存量；V為利潤；t和i分別為年份與行業編號；t為彈性指標。在本文中，Ii，t代表各行業年度的貸款投入量，Vi，t表示各行業年度EVA，下標i為行業，t代表年份，?濁t表示貸款對各行業EVA變化的反映程度，即信貸資金配置效率的敏感度系數，數值越大，意味著該行業資金投入對EVA變化的反應越敏感，資金流向高回報的行業，即資本配置效率越高，反之則相反。該模型是典型的面板數據模型，本文采用1985～2010年26個年份數據，考慮到我國農村實際情況，截面上選取農業和鄉鎮企業兩個樣本，具體指標如下：
1、農業和鄉鎮企業的信貸資金量：分別由《中國金融年鑒》中農業貸款和鄉鎮企業貸款的指標來表示，代表模型中的I。該指標統計口徑包括政策性銀行、國有及其他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信托投資公司、外資金融機構、財務公司等金融機構。比較全面地反映了農業及鄉鎮企業的貸款資金量。
2、農業利潤總值由《中國統計年鑒》中的農業增加值表示，鄉鎮企業的利潤由《中國鄉鎮企業年鑒》中鄉鎮企業增加值表示。并在此基礎上計算出農業和鄉鎮企業的EVA，代表模型中的V。
（二）計量結果
1、我國農村信貸資金總體配置效率和行業自發投資水平情況。在變截距面板數據模型中，假設在個體成員上存在個體影響而無結構變化，并且個體影響可以用截距項?琢t的差別來說明，即在該模型中各個成員方程的截距項不同，而系數向量?濁相同。變截距面板數據模型表達式如下：
近代史研究范文5
一、金融問題中的不確定性研究
在21世紀以前的經濟學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關注的是企業中的投入產出效率問題，由于當時資本市場化程度低，很少有人專門研究與資本決策有關的問題，盡管如此，還是有些研究成果對以后金融學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其中最大的貢獻是資金時間價值概念的提出。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人們對不確定性概念的認識，進入30年代以后產生了大量對金融決策問題的研究成果，同時這些成果又積極推進了金融市場的活躍與發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簡要概述與評價了這一時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確定性研究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1.證券組合理論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在整個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確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風險補償的概念，認為由于金融產品中的不確定性的存在，應該對不同金融產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風險補償。隨后，VonNeumann(1947)應用預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決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選擇的方法，在此基礎上Markowiz(1952)發展起了證券組合理論，他認為投資者選擇證券組合時關注的只是未來現金流的均值與方差。他假設投資者的預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項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結論是在不確定的前提下，最優的投資決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認為投資者出于自身流動性偏好的不同選擇收益與風險的均衡。這進一步完善了證券組合選擇理論的框架。
在資產定價領域另一著名的理論模型就是資本定價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簡明地表述了資產組合的價值與無風險利率以及資產的風險水平之間的關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無風險資產的情況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無風險利率被包括整個市場上所有資產的證券組合的預期收益率代替。與CAPM模型同時代出現的資產定價模型還有Ross(1977)的套利定價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資產定價模型。
以CAPM為代表的資產定價模型，為資產定價提供了一個簡潔的計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實證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對現實中的一些異?，F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釋能力，Brennan(1989)認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資者對投資的預期與風險都具有共同的估計與判斷，并且所有投資者的效用函數一致的假設基礎之上，這一假設與現實不一致，這是導致CAPM對一些現實問題缺少解釋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對這些假設的質疑，推動了信息不對稱概念的提出與研究。
2.市場有效性假說
市場有效性假說認為，在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中，不存在不對稱信息與市場摩擦，影響未來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資風險的不同。在20世紀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對市場有效性假說進行了檢驗，Fama(1973)通過對美國證券市場的實證檢驗，認為有效市場假說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員發現了在市場中，存在著許多市場有效性假說或者CAPM模型解釋不了的異?，F象。例如，Basu(1977)發現資產的平均收益除了與CAPM中的β系數有關外，還與資產的價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關，在相同β系數下，價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長型股票）的市場價格好于價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價值型股票）；Benz(1981)發現股票的市場價格還與上市公司的規模有關；Stattman(1980)發現股票的價格與賬面價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響股票價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響資產價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許多研究人員從時間序角度研究也發現了一些市場有效假說與CAPM解釋不了的異?，F象，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發現的所謂“一月效應”；他們發現在紐約證券市場的指數在一月期間的存在明顯低于其他月份的現象；還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發現存在類似的“星期一效應”，以后許多研究人員在世界范圍內驗證了這兩種現象的存在。
對這些異常現象的解釋，有效市場假說顯得無能為力，有人曾經試圖將“一月效應”解釋為到年末稅收流出的影響，但是在英國、澳大利亞等稅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國家，仍然存在“一月效應”就無法解釋了。有些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解釋這些異?，F象，例如，Dreman(1982)將股票價格的P/E比率效應解釋為，由投資者總是過高估計具有高成長性股票的成長性，導致市場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價格被高估了，這是導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連續時間模型
在資產定價理論中的另一個重要假設是：證券市場總是在連續過程中，在這一假設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將CAPM發展為瞬時資本資產定價模型(ICAPM)，同樣在信息對稱、無摩擦的市場中，資產價格的變化符合Ito過程，在這種條件下，資產的價格與投資者的效用偏好無關。在隨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應用以上連續時間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權定價公式，這一公式后來被大量的實證研究所證實，并且被廣泛在實踐中應用。
（二）不確定性研究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個重要領域是公司財務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資決策中的有關負債與權益比例選擇、公司的紅利政策等問題。最早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們的研究顯示，在完全市場中（沒有市場摩擦與信息不對稱存在）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負債比率無關（M-M定理）。類似的研究結論還有，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無關。顯而易見，這些研究結論與現實中的事實不符。依據M-M定理的結論，公司在利潤分配時，由于派發現金紅利會有現金流出，公司將更愿意選擇股份回購的政策，而不是紅利政策，而在現實中，許多公司更愿意選擇分紅而不是股份回購，這一現象被Black(1976)稱為“公司紅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對此Miller(1977)所能給出的解釋是，M-M定理的結論之所以與現實不同在于稅收與所謂的破產成本對財務結構的影響，是由于一定的負債可以使公司達到稅收減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對高負債率公司存在著破產的風險，所以負債率對公司股票價值存在影響，Miller以及其他的學者對這些財務問題做出的解釋總體來說都不很令人滿意，直到后來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后，似乎才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對稱信息問題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對現實中的一些現象很難單純用不確定性（風險）來得到滿意的解釋，正是在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引起了人們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關注，加上在20世紀60年代以博弈論為代表的信息經濟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許多學者在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別是用不對稱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釋許多有關財務結構方面的問題。以下仍然分兩部分概述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財務決策方面的成果，接下來是在資產定價方面的成果。
（一）不對稱信息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1.紅利信號模型
關于公司紅利決策的困惑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紅利而不愿意將利潤用于股份回購的異?，F象之外，Lintner(1957)還發現公司在進行紅利決策時，由于受累進稅制的影響，更愿意使各年的紅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紅利波動要遠遠小于股票價值波動，有關稅收減免的理論解釋較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許多學者用實證方法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稅收效應并沒有很好解釋公司為什么更愿意支付紅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紅利可能是向投資者揭示公司發展前景的信號，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應用博弈論方法建立起了紅利模型，Bhattaeharya成為第一個將博弈論引入金融分析的學者，Bhattacharya認為公司的管理者對公司投資項目的前景與其他普通投資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優勢，管理者通過公司的盡可能高的紅利向普通投資者傳遞信息，如果公司紅利水平高意味著公司投資項目的未來前景好，而對于無法支付高額紅利的公司將不得不向銀行貸款，從而擔負過高的財務成本。以后許多學者在此基礎上對模型又進行了一個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學者質疑認為，按照以上模型認為只有在公司需要為新項目向市場融資時，才有積極性支付高水平的紅利，但事實上模型的紅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項目的影響。也就是說，上面的信號模型不能很好解釋紅利的平滑性。為此，Kumar(t988)發展出了一個粗糙信號(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結論認為公司在一定的利潤范圍內會支付同樣水平的紅利，直到公司的利潤水平超出了這一范圍，公司管理者才會調整紅利支付水平。紅利信號模型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公司為什么愿意支付紅利，而不是股票回購。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選擇原理解釋了這一現象，他們認為公司更愿意在市場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時回購股票，所以回購股票行為向市場傳達了股票價值被低估的信號，所以會引起股票價值的上漲，從而使公司支付了額外的成本，而用紅利分配利潤不存在這一逆向選擇問題。
2.資本結構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資本結構問題的研究在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前一直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論。應用博弈論描述公司資本結構的決策過程，大大推動了對公司基本結構決策研究的發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個公司負債決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過負債率向資本市場傳遞公司未來經營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負債率可能導致公司破產的風險加大，而一旦公司破產將為公司的經營者帶來損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對公司未來的現金收益樂觀時才會在資本結構決策時選擇貸款，提高負債率。而前景樂觀的公司提高負債率的決策是前景悲觀的公司所無法模仿的，所以對資本市場來說，高負債率是公司發展前景樂觀的信號。隨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認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項目發展需要融資時，如果管理者認為目前市場上自己公司股票價值被市場高估了，會選擇通過發行股票的直接融資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認為公司股票價值被低估了，就會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所以說公司增加發行股票向資本市場傳遞的是公司目前股票價值被高估的信號。Myers認為經營者在面對新項目需要投資時首先選擇的是用自身盈利積累完成投資，其次是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最后才會選擇發行股票的融資方式，這被稱之為“融資順序理論(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應用博弈論的不對稱信息理論取得較大成績的研究就是所謂的問題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兩類問題，其一是債權人與股東的矛盾，其二是股東與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債權人與股東間的矛盾表現在股東總是擴大公司投資風險，因為項目成功了超額收益全部是股東的，而如果公司經營失敗，破產的成本由債權人與股東共同負擔。Diamond(1989)通過研究認為，在長期重復博弈條件下，股東的聲譽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東和債權人間的矛盾。股東與管理者間的矛盾是由于股東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經營行為，因而管理者會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會損害股東利益。
在80年代末與90年代，出現了有大量關于問題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發現當企業家計劃投資新項目而需要向外融資時，與投資者簽訂貸款合同是最優合同，得到這一結論的關鍵在于雖然企業家與外部投資者在項目未來進展的各個時期都可以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情況，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無法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此時貸款合同是最優融資合同，并且Hart認為由于貸款人在企業家不能償還貸款時可以控制公司的資產，所以企業家有積極性償還貸款。
3.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
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認為為了有效的配置資源，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是必要的，現代資本市場的有效運轉離不開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中所有權的轉移方式是多樣化的，包括：收購、兼并、股票的發行以及委托關系的變化等手段。在傳統的完全競爭、無摩擦的資本市場假設下，很少考慮公司所有權轉移對公司價值的影響，而事實上每次兼并收購活動都會引起公司股票價值的大幅波動。直到進入80年代以后非對稱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們認識到了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對資本市場影響的內在機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購過程中存在所謂的“免費搭車問題(FreeRiderProblem)”，他們認為當收購方發現一個目標公司的運營效率低下，而決定收購目標公司時，面對外部的標購，原有的股東知道收購者通過收購后公司在新的經營者經營下，效率會提高，所以會自發抵制收購，等待收購價格的升高，直到收購價格升高到在新經營者的經營水平下的合理的價格時，原有股東才會出售手中股票?？紤]到收購方在收購過程中搜集信息、組織收購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標購行為實際上為收購方帶來了損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認為，如果收購方在標購目標公司以前就已經持有了目標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決上述“搭車問題”的困惑，收購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彌補收購帶來的損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結論并沒有在實證中得到證實，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實證結果認為大多數的收購方在標購前并沒有持有目標公司的股票。
在收購行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個困惑就是收購行為往往導致股票價格的大幅上漲，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發現收購發生時的收購人對目標公司的首次出價，大多數高于收購前10天的股票價格的20%。Fishman(1988)將這種現象解釋為是由于有潛在競爭者隨時會加入收購，較高的出價是為了阻止競爭者加入。
4.新股發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組織的一項研究中，首次發現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著明顯的超額回報的現象，以后許多學者在許多國家發現了這一現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統計得出美國紐約證券市場1960-1992年發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額回報是15.3%。在許多年中IPO現象成為挑戰市場有效性假說的又一個證據。
對IPO現象最早的解釋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認為IPO現象實質是個逆向選擇問題，新股上市時市場上存在著兩類投資者，一類是具有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一類是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信息投資者只是在新股定價低于其真實價值時才購買，而當定價高于其真實價值時只有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才會參加購買，所以平均來說，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購入了較大比例的被過高定價的股票，為了在市場中留住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公司在初次發行新股時常常有意低定價。類似Rock對IPO超額回報問題的解釋，許多研究人員給出了這一問題的其他合理解釋，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將新股發行低定價解釋為公司未來前景良好的信號；Hughes和Thakor(1992)認為公司新股發行低定價是為了規避訴訟風險；Ruud(1993)認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報是由于承銷商的價格穩定活動造成的。
在IPO領域中的另外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長期表現不好。Ritter(1991)研究發現，在1975-1984年間發行的新股在發行后3年間的回報比正常股票的回報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謂“主持人效應”解釋新股長期回報不好的現象，他認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銷商出于對自身聲譽的考慮會創造短期超額需求的假象，隨后隨著承銷商從市場的退出，導致了新股長期回報不佳的現象。
（二）不對稱信息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將非合作不對稱信息的概念引入資產定價領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謂資產定價的理性預期均衡理論，他們認為資本市場中的每個參與者都從市場價格的變化中獲得信息（所謂的學習過程），并且每個參與者的行為不會對市場價格構成影響。在80年代初期這一理論成果主要用于解釋公司財務方面的問題，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價格形成機制的成果出現以后，不對稱信息對資產價格的影響才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關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礎上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這一框架下的價格決定機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場均衡機制，是通過研究具體市場條件下的資產價格形成機制，所以常常將這部分研究成果稱為市場微觀結構理論。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證券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場由三類參與者構成：風險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動性需求進入市場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據自己的信息交易，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選擇自己在市場上的交易數量。與Kyle不同之處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貫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數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買入或賣出一個單位的資產，做市商根據交易指令的類型來設定買賣價差，在均衡條件下，由于有競爭做市商的存在，買入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賣出指令時關于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賣出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買入交易指令時關于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將促使做市商調整其買賣報價，這種調整從本質上是一種貝葉斯學習過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礎上考察了交易規模對做市商價格行為的影響，其結論是做市商的定價策略會依賴指令的規模，數量比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較差的價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時間對價格行為的影響，發現交易時間會影響價格，并且交易間隔影響交易價差的大小。
現代金融理論方法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后，越來越多的金融難題得到解釋。但是由于金融市場的復雜性，至今對許多問題的解釋還很難令人滿意，例如：對P/E比率和P/B比率對資產價值的影響的現象至今還沒有合理的解釋，對IPO以及基金中的折價現象的研究結果也沒有較為統一的認識，另外市場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縱問題也是一個爭論的焦點。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與解釋，將進一步推動金融理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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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范文6
關鍵詞：城市 規劃 傳統
一、引言
“中國古代文明中許多哲理可供歷盡痛苦的美國城市借鑒，而美國城市發展中的教訓也可以為中國的城市發展提供警示，”這是中美城市交流的出發點，我認為這其中城市規劃理念的對比研討十分必要，特別是從全人類利益的高度，迎接21世紀到來，共創新世紀的世界新文化，更具有深遠的意義。
中國有長期的城市發展史，反映了它的悠久文化。我認為歷史的經驗，在諸多方面總有其歷史的局限性，但也總有某些方面符合發展規律，有很強的生命力，有一定的科學性。中國古代城市的發展，雖然不斷地有所演變，但又具有一貫的傳統特色。據考古發掘，早在夏代（公元前3000年）就有城市，有“筑城以衛君，造廓以守民”之說；從住宅建設到城市建設很早形成一定的模式?！吨芏Y》考工記（公元前2700年）就記述了：“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而且把城市區分等級，如王國方九里，侯國方七里，公國方五里等等。而且當時已積累了營造城市的不少經驗，春秋戰國時，吳大夫伍子胥就“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科學地選定了姑蘇城址，至今2500年仍未變動。以上講的是關于封建時代城市建設的一些理念。在我國唐長安、洛陽、宋開封，以至明清北京城的規劃建設中都可見其脈絡。其中突出的一點，就是古代中國從一幢房子到一個城市，受禮制的影響很大。大體上，從春秋戰國以后，孔子學說，加上后來佛道等宗教思想，逐漸融合成一套相當系統、完整的哲學思想體系，它既有統一的特色，又有諸子百家和多民族的相互影響，同時存在著多元的思想體系，所以，統一性和多樣性并存，而統一性更強。所謂中華文化的哲學思想（或思想理念），逐漸成為東方文化的一大支柱，影響相當深遠。
二、古代中國的傳統規劃思想
古代中國的思想理念，包括：重視道德規范，強調倫理綱常牢不可破，如“君、臣、父、子”；群體與個體關系強調群體第一，所謂忠于君，忠于國，忠于家族；“天人合一”，崇尚自然，效法自然，人與自然共存；中庸之道，不是斗爭哲學；克制自我，所謂“克己復禮”，而不是強調個性發展。至于近現代，西方文化和西方城市規劃對中國城市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本世紀以來，發展、變革十分迅速；可以說至今仍在不斷變革發展之中。也許可以說又到了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中西互鑒，比較研究，有許許多多工作可做。這種研究工作，對于提高我們自覺地處理現代城市發展的能力，直接關聯，至關重要。我相信，我們這樣的交流活動，不僅有利于雙方的城市發展，也將會更廣泛地推進東西方文化的交流。
三、近現代“新城模型”的思維基礎與“新城化”現象
在城市規劃領域，“新城”有著特定的含義，“新城是指一種有計劃地重新安置大城市人口的城市規劃形式，將住宅、醫院、工業、文化娛樂、購物中心成組的組織在一起，形成一系列全新的、相對獨立的社區。”此外，典型的“新城”具有如下特點：1）受社會改良運動和花園城市思想影響；2）“預先計劃”的；3）城市規模（人口與土地）受到嚴格控制；4）城內擁有完備的商務并提供充足的（工業）就業崗位；5）城市為永久性農業綠帶；6）既有城市與新城形成多極核組合城市。需要說明的是，從上文得知，幾乎所有的新城均不同程度地偏離了花園城市的社會改良思想，因此，花園城市設想對于新城的影響往往是結構上的。即便如此，現代城市規劃中最卓有成效、影響最為深遠、同時也是最根深蒂固的思維基礎就是“新城模型”。從19世紀上半葉的“工人新村”、“鄉村社區”到本世紀初及二戰后的“新城”，我們發現近現代城市規劃從建立伊始就一直在追尋既有城市外的解決方案。為什么既有城市的城市問題要從外部著手。這是由于近、現代城市規劃的思維模式決定的，持這種觀點的思維模式是：既有城市結構中含有過多的非規劃的隨機因素，這些非規劃的城市結構將導致既有城市結構缺乏清晰的級差關系，結構與意義的關系是微妙的；與統一規劃的新城相比，既有城市結構并非絕對的統一，結構的表意性與目的性并非十分明確；于是認為既有城市結構的“含混性”是導致城市失去秩序與控制的根源，而“新城”實驗的目的就是為了建立一個有秩序的、且可以獲得較多的人為性控制的城市模型。因而從思維基礎上看，“新城模型”中存在這樣兩個基本假設：其一，城市結構是可以預測的，預先計劃的城市要優于非統一規劃的城市；其二，城市物質結構對應一定的“意義”，即城市結構具有足夠的表意性。雖然絕大多數新城并不完全具備一個典型新城的6個特征，然而新城模型的兩個基本假設卻一直是現代城市規劃的價值基礎，不自覺的影響著規劃實踐?；仡櫖F代規劃的歷史可以發現，現代城市規劃的最初實驗就是從城市建設新區、大城市建設“新城”起步的，即現代城市規劃的實踐范圍是從城市未建成區開始的。換句話說，現代城市規劃傳統的規劃對象是城市的未建成區，而不是建成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