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鏡調查報告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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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調查報告

眼鏡調查報告范文1

(一)巡警組建。我縣巡邏防暴工作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組建輝煌階段。____年,根據上級公安機關要求,加之發生“王崗事件”,我縣迅速成立了巡邏防暴大隊。10月1日,巡防警察整裝正式上街巡邏,隊伍人數達83人,主要承擔城市巡邏、處置突發事件任務等,樹立了良好的人民警察形象。____-____年,我縣巡防工作連續三年走在全市、全省的先進行列。第二階段是相對疲軟階段。____-____年,由于多方面原因,大隊領導頻于更迭,巡防工作滯后,民警工作積極性不高,巡邏勤務單調、職能單一,巡防實戰功能沒有充分發揮,存在不作為和亂作為現象,人民群眾對全縣公安機關的滿意度曾因巡警工作而下降。第三階段是重塑形象階段。我縣巡邏防暴大隊現有民警49人,其中民警17人,協警32人。____年7月以來,縣公安局黨委注重抓好巡防大隊班子建設,巡防隊伍規范化建設逐步加強,巡邏工作逐步規范,在預防和打擊現行違法犯罪、處置緊急突發事件方面發揮了較好的作用,重塑了公安機關的良好形象。

(二)業務部署。按照城區5分鐘、郊區10分鐘到達現場為標準,巡邏防暴大隊劃定24小時定點巡邏車的控制范圍,共設置巡邏車5輛。其中武裝處突巡邏車4輛,負責對所轄區域其它巡邏力量的武裝支援,重特大刑事案件、暴力案件,恐怖活動的先期處置和快速反應等項工作;另一輛巡邏車負責接警、處警等項工作;彈性巡邏車(摩托)20輛,根據治安狀況重點地區、部位和時段實行彈性巡邏控制;設定定點控制區24個、定位點66個,對全縣27個重點部位、13個區域結合部、6條街道進行重點控制;同時在巡邏車控制區設置步巡段8條,摩托車巡段15條。此外,以定點定位巡邏車控制區域為最小巡邏戰斗單元,形成了定點定位巡邏車、彈性巡邏車(摩托車)、步巡組聯勤聯動的巡邏控制機制,細化了巡邏防控責任,實現了巡邏崗位和責任的統一。

(三)工作業績。自巡邏防暴大隊成立以來,有多人受到市、縣的嘉獎和表彰,6人次榮立個人“三等功”,1人被市局評為“三基工程建設先進個人”,2人被縣委縣政府評為政法工作先進個人。尤其是____年,巡防大隊民警在局黨委的正確領導下,頑強拼搏、連續作戰,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戰勝了一個又一個挑戰,實現了平安奧運的目標,確保了改革開放30周年慶典活動的順利進行,同時全面推進警務規范化建設,堅持“打、防、巡、控”的工作方針,進一步完善了社會面巡邏防控網絡,積極開展嚴打整治斗爭,嚴厲打擊路面“兩搶”犯罪,積極妥善處置和其他突發事件,全力以赴地做好大型政治活動和節日慶典等安全保衛工作,積極開展大練兵活動,加強隊伍建設,進一步提高巡警隊伍的整體素質,以扎實的工作作風,良好的執法形象為____的經濟建設營造了良好的治安環境,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滿意。僅____年,大隊共接出警1003起,其中110指令出警627起,接受公民報警209起,調解民事糾紛146起,完成縣局任務出警21起出動警力430次,抓獲犯罪嫌疑人25人,自辦治安案件43起,移交案件215起,抓獲網上逃犯3名,查扣違法車輛12輛,查獲無牌無照摩托車78輛,夜間盤查257人,成功制止16起,共收繳管制刀具23把,鋼管27把,弓弩1把。____年巡邏防暴大隊成功搗毀賭博窩點36個,治安拘留81人,治安罰款245人,收繳賭資和治安罰款433550元,為群眾辦好事39件,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

____縣地處黃淮平原南端,位于淮河與潁河的交匯處,轄區常住人口160多萬人,流動人口近10萬人,刑事案件年均發量1500起左右,是“白蓮教”、“會道門”、“被立王”等各種組織的發源地,治安形勢異常復雜。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整個社會環境出現高度動態化。從我縣情況看,主要表現在:一是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建設的迅速擴展。我縣的經濟總量連續三年居于全省十強,老城區、城北新區及閘東工業園區的迅猛發展,城市空間不斷擴大,人口快速增長,基礎設施突飛猛進。二是市場經濟下人、財、物大流動格局逐步形成。隨著我縣改革開放的深入,人、財、物流動將會進一步加劇。三是現代交通、通訊事業飛速發展,社會動態化的特征日益顯著。四是隨著物質水平的逐步提高,人們對社會環境安全感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計劃生育、房屋坼遷、殯葬改革、機構改革等政府行為的各種因素都可能引起的發生;接處警快慢、窗口單位接待、案件的偵破、、審判等及行政機關或工作人員的各種職務行為,以及醫療事故、交通事故、非正常死亡、自然災害等不特定因素也可能誘導的發生。如何適應社會經濟環境,構建社會治安打防控一體化機制,保障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加強巡邏防暴警察隊伍建設,切實提升巡防隊伍的處突應急能力,積極掌握公安工作主動權,已經成為公安機關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公安機關急需整合和加強一支政治堅定、人員齊備、業務較強、令行禁止、能夠完成處置各種突發應急任務的巡防隊伍。

當前我縣巡邏防暴隊伍總體情況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一是思想認識仍不到位。從領導層面看,領導職數不少,在位負責的不多,班子整體領導能力弱化。從民警層面看,有的認為是權益之計、短期行為,不可能長期堅持下去,工作主動性和積極性不夠;少數甚至認為從事巡防工作很沒面子、沒有前途、心灰意冷。二是警力不足。西方警界研究表明,公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很大程度上并非源于警察的破案數、破案率和其他業務活動的結果,往往來源于身邊的巡邏警察。國內相關調查顯示,見警率已被認為是影響安全感的首要因素。在提高見警率的基礎上,更要不斷提高管事率、現場抓獲率和群眾滿意率,增強社會面巡防工作的實際效能。各地巡防大隊在警力安排上一般是保證三分之一警力備勤處突、三分之一警力機動巡邏、三分之一警力參加訓練。我縣巡防警力凸顯不足,很難保證達到群眾滿意的見警率。三是保障不足。雖然近年來局黨委對巡防大隊進行很大的投入,但大隊的正常經費保障還需靠自身辦理“黃、賭”等案件的罰沒款來維持,難有充足的精力投入正常的職能工作,處置突發性事件時短時間內拉不出來,形不成戰斗力;日常巡邏工作無法持續開展,巡邏指導職能更無從談起,形不成有效的巡邏氛圍。協警工資待遇較低,每月僅600元工資,而且沒有醫療

保險、住房基金、值班加班工資等其他待遇,吸引不住、留不住有水平、有能力的協警隊員。四是巡防工作整體水平不高。受警力、經費裝備、體制機制和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部分防控措施得不到真正落實,治安防控網絡不夠嚴密,還存在一些縫隙漏洞。五是巡防勤務不夠規范。運用情報信息主導巡邏的意識薄弱,沒有根據轄區治安實際靈活調整巡邏路線和力量部署,在警務時間上仍然是墨守成規、在力量部署上仍然是平鋪直敘,勤務方式上仍然是機械簡單,巡防勤務存在單一化的問題。六是民警素質還不適應。在身體素質、執法辦案、巡邏處警、識別犯罪、處突應急等方面與任務需要存在較大差距。 (一)規范強化公安信息指揮系統建設。從實踐特點和治安形勢來看,一個統一、高效、權威的公安指揮中心至少應具備110報警服務功能、指揮調度功能和信息收集、研判處理、查詢功能。因此,必須進一步規范指揮中心的工作運行程序,加大資金投入,增加技術含量,使之真正成為公安機關行政首長領導下的實施決策指揮機構,集接警、調度、指揮、通信、情報、服務于一體的合成式指揮部,力爭實現接警及時、調警果斷、處置準確、控制有效。

(二)加強合作、多警聯動,形成合力。巡防隊伍要與其他部門加強合作,形成合力,通過改革勤務制度、調整勤務布局、明確責任范圍,實行分工協作、多警聯動、全面作戰,建立一個全天候控制的快速反應網絡,以加強巡邏覆蓋面和密度。城市主要路口和國道、省道交通樞紐設置固定和臨時治安卡點,主要負責打擊流竄犯罪、暴力犯罪和車匪路霸任務,遇有緊急突發事件依照指揮中心指令實施封鎖;各派出所要成立治安聯防隊,由民警帶隊深入街巷、胡同巡邏,加強陣地控制;指揮中心要依據警情按就近、屬地原則,直接調動轄區內的交警、巡警、刑警和派出所警力,以最快的速度趕赴現場,設卡盤查,圍追堵截,實施有效的控制和打擊。

(三)增加警力,提高協警隊員的待遇,進一步完善巡防機制建設。根據我縣經濟發展形勢和治安狀況,巡防警力應達到總警力的5-10%,即20-40人之間(正式民警)。同時提高協警隊員的待遇,增加工資,辦理福利保險,月收入應達到一千元,這樣才能留住有能力、有水平且致力于公安工作的協警隊員。加強公安機關內部資源整合,按照“屯警街面”的思路,盡可能多地把警力放到街面上,開展徒步巡邏、便衣巡邏、非機動車巡邏、機動車巡邏和巡警崗亭相結合等巡防模式,確保路面的“見警率”,提高公安機關專業巡邏防范的效能。同時,科學劃分巡區,并根據轄區社會治安特點,建設“網格化、全時空”的巡防機制,并與社區防控有機銜接,有效提高公安機關的整體防控能力。積極推進技防和物防,在城區主要繁華地段推行電子監控系統,逐步形成“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電子監控網絡。特別是在重點單位、要害部位、城市主干道、案件多發地段等部位安裝全天候監控系統,使之成為“24小時不眨眼”的忠實的“警察”。

(四)加大投入,提高巡防隊伍后勤保障能力。首先,把巡防大隊的各項開支納入到財政預算上來,把巡防隊伍的精力從經費的困惑中解脫出來,使巡警輕裝上陣,無后顧之憂。其次,提高裝備的實用性和科技含量。在重點保證巡防隊員個人防護器材、巡邏防暴武器裝具、交通通訊工具等實用性裝備配置的基礎上,適時加強如夜視儀、防毒器具等高科技特種裝備的配置,確保巡防裝備始終保持先進水平和領先地位,切實提高巡防的作戰能力和水平。使之成為關鍵時刻能拉得出、沖得上、打得贏的精銳警隊、威武警隊、文明警隊,將有利于提高新形勢下反恐、防暴、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和駕馭社會治安能力,會更好地為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服務。

眼鏡調查報告范文2

一、株洲經濟增長方式運行現狀

改革開放初中期,我國靠低級經濟發展模式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成效,但是現在依靠制造業單一生產型、依賴高投入和出口的低級經濟發展模式已經造成我國經濟內外失衡。我們要把這次經濟危機作為優化產業結構的一次機遇,引導三次產業本著著眼現實、著眼未來、著眼世界的原則來確定自己的發展方向。目前,株洲經濟正處在追求總量和速度的數量型增長方式向注重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提高以及產業結構協調的質量型增長方式的轉變時期。我們應從經濟運行質量、經濟運行環境、經濟增長的穩定性與結構變化、節能減排、科技創新等五方面綜合考慮株洲經濟增長方式運行現狀。

(一)經濟運行質量逐步提高

“十一五”以來,株洲積極引導和鼓勵企業走低投入、低耗能、高產出、高效益的發展道路,資源配置效率明顯提高,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步伐加快。政府、企業和個人收入均實現較快增長。,全市稅收收入29.14億元,比增長87.9%,年均增長23.4%;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46.74億元,比增長90.3%,年均增長23.9%。,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經濟效益綜合指數達到193.2%,比提高61.8個百分點;工業利潤總額30.31億元,比增長74.4%,年均增長20.4%。與此同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穩步增長,為16430元,比增長46.3%,年均增長13.5%;農民人均純收入5837元,比增長72%,年均增長19.8%。

(二)經濟運行環境較為寬松

近年來,株洲為適應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加快政府職能向服務型轉變,通過推進決策科學化,簡化行政審批制度,下放市級經濟管理權限,加強公共行政服務體系建設,逐步把政府職能轉到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努力為經濟發展營造出良好的氛圍。

“十一五”以來,株洲經濟的良好運行與經濟運行環境的改善密不可分。截至末,株洲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755.44億元,比增長62.2%,年均增長17.5%;本外幣各項貸款余額349.34億元,比增長54.1%,年均增長15.5%。株洲逐步完善城市和產業布局規劃,改善了城區路網、強化了城市管理和優化了交通秩序,城市品位大幅提升,極大地緩解了株洲發展的空間瓶頸問題。目前株洲突出“一提兩改三化四創”,正在形成“一體三極、一圈三環”的城市發展新格局。資金供應穩步增加與城市功能的逐步完善,為社會擴大再生產順利進行提供有力保障。

(三)經濟穩定增長,產業結構仍以二產業為主

近年來,株洲以發展為主線,積極推進結構調整,到三次產業比例關系調整為12.1:54.7:33.2,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5.1%、59.3%和35.6%。與相比較,一產全市比重下降1.4個百分點,對gdp增長貢獻率下降1.9個百分點;二產全市比重上升4.4個百分點,對gdp增長貢獻率下降0.4個百分點;三產全市比重下降3個百分點,對gdp增長貢獻率上升0.1個百分點。以上數據表明株洲二產業發展最為迅速,株洲產業結構仍以二產業為主。

(四)節能減排工作成效顯著

“十一五”以來,株洲堅持發展與節能同步、開發與節約并舉,以狠抓節能降耗與環境保護工作作為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舉措。株洲萬元gdp能耗1.39噸標準煤,比下降11.8%,年均節能3.8%,超過全省目標0.1個百分點。同時,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單位工業gdp電耗分別由的2.93噸標準煤和1206.2千瓦時下降到1.54噸標準煤和1016.3千瓦時,分別降低47.4%和15.7%。同樣,環境保護工作得到加強,全市工業廢水治理設施處理能力由的56.02萬噸/日提高到的57.25萬噸/日,增長2.2%;工業煙塵去除量由的121.65萬噸降低到的115.18萬噸,下降5.3%;工業固體廢物利用量由的185.27萬噸提高到的238.13萬噸,增長77.8%,城市環境和空氣質量明顯改善。

(五)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明顯

科技進步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同時也是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有效手段。株洲始終把科技創新放在突出位置,圍繞運用高新技術提升傳統產業,不斷優化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環境,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工業對于株洲經濟有著風向標的作用,以科技創新促進工業發展是推進“工業強市”方略的重要舉措。目前,全市擁有7個國家級、19個省級技術中心,7個國家級、2個省級企業博士后工作站,大中型工業企業、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研經費達16.2億元,占gdp的比重達到1.8%,居全省首位。到末,株洲擁有高新技術企業155家,實現高新技術增加值143.8億元,高新技術增加值占全部規模工業增加值比重為45.9%。

二、株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存在的問題

“十一五”期間,株洲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按照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要求還有一定差距。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株洲經濟,特別是二產業受到相當大的沖擊,這與株洲經濟增長方式不合理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從現有的經濟指標看,主要存在著以下幾方面問題。

(一)產業結構矛盾仍然突出

近年來,株洲不斷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但結構性矛盾仍較為明顯。首先是工業內部結構矛盾突出,層次不高。由于多年傳統工業化道路的影響,資源型和原材料工業仍占主導地位,多數產業位于產業鏈條上游,下游產品、高附加值產品不多。其次是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一是總量不足,比重偏低,“十一五”以來株洲第三產業占gdp比重一直在34%至35%左右,而發達國家或地區的這一比例在60%至80%之間;二是領域狹小、結構不合理?,F代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服務業發展緩慢,至批發零售、住宿餐飲、居民服務傳統服務業增加值占第三產業的70.7%、70%和70.2%,而金融、保險、物流、信息、咨詢等現代服務業比例過低,發展嚴重不足,吸納就業能力不強。

(二)研發能力相對偏弱,自主創新能力不強

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單位數為1145家。其中,國有企業47家,集體企業47家,股份制及其他企業1051家,分別占4.1%、4.1%和91.8%。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有自主創新活動的僅有102家,覆蓋面為8.9%。數據顯示,自主創新活動尚未成為株洲工業企業的普遍行為。此種情況如不改變,可預見的結果是研發的低投入,直接導致技術落后,進而影響企業勞動生產率與資源的使用效率,使企業陷入只重視產量和價格而不重視研發投入的惡性循環,進一步阻礙技術進步,這樣必將嚴重制約株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步伐。

(三)高排放、高能耗的現狀未得到根本改變

由于株洲屬典型的重工業城市,主要工業原料與能源消費品種,例如冶金、化工、煤炭在加工轉換及燃燒過程中,產生大量的廢氣、廢水和固體廢物,污染較為嚴重,且處理成本過高,部分經濟增長建立在犧牲環境的基礎上,經濟發展得不償失。另外,株洲經濟結構偏重,高耗能的有色金屬冶煉、化工等行業發展迅速,這種重型化工業導致了經濟增長對資源、能源過分依賴,同樣對能源消耗過大。以株洲工業支柱行業中的化工為例:化工行業完成規模工業增加值49.3億元,同比增長22.1個百分點,耗電量下降2.5個百分點。雖然數據顯示化工行業耗電量增長速度低于增加值增長速度,但是從總量構成的角度來看,占全市規模工業增加值14.3%的化工行業消耗掉的卻是全市24.9%工業電量。同樣屬于株洲工業支柱的有色金屬冶煉行業,實現規模工業增加值51.3億元,占全市規模工業增加值14.9%,消耗掉全市27.1%的工業電量。

(四)發展空間仍然不足

一方面,隨著近年來株洲不斷加大項目招商引資工作力度,加快房地產開發、園區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改造,土地資源日漸減少。另一方面,由于歷史原因,株洲舊的建設布局比較分散、零亂,規劃不盡合理,造成現今株洲發展空間不足,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雖然近年來株洲逐步完善城市布局規劃,空間拓展也取得初步成效,但用地仍趨于緊張。

三、推進株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建議

從株洲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必須有效地發揮政府引導作用、企業主體作用和市場調節作用,使經濟增長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向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和環境生態需要轉變。要繼續推進株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1、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加快服務平臺建設。要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把科學發展觀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建立健全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經濟社會發展體系,按照立足科學發展、完善體制機制、促進社會和諧的總體要求,緊密結合自身實際,確定符合實際的發展戰略。

提供服務是政府的重要職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需要政府發揮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因而需要加快服務平臺的建設,進一步合理規劃,拓展發展空間,繼續加大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力度,完善政策支持,特別是在技術交易、人才培訓、勞動力供給、信息服務、管理咨詢等方面不斷提高服務效率與服務水平。

2、繼續調整產業結構,推動經濟向集約型發展模式轉變。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主要途徑和重要內容。株洲要繼續實施“工業強市”戰略,加快傳統產業新型化、新興產業規模化步伐,繼續實施“5115”工程,按照集中式布局、集約化生產、集群化發展的要求,打造千億產業集群,構筑以“兩型產業”為核心的產業體系,以加速園區建設為重點,以“大招商、招大商”的理念為紐帶,大力支持高新區、循環經濟工業園和陶瓷創意產業園做大做強,發展各縣區工業園區和工業小區,突出骨干項目建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在做大做強工業的同時,大力發展一、三產業,實現三次產業協調拉動經濟增長。加快農業設施建設來帶動農村經濟的增長,通過擴大農業設施規模,加快發展農產品加工基地,做大做強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打造出更多的農產品品牌,培育農產品深加工產業集群,提高農村經濟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把服務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斷擴大服務業規模和提高服務業的整體水平,繼續加強傳統生活服務業的發展,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教育、文化、衛生和旅游產業,大力促進連鎖經營、物流配送、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電子商務、金融等新興產業,加快發展房地產業,積極引進大型股份制商業銀行入駐株洲,積極利用好國家、省支持房地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實現住宅地產、商業地產和工業地產共同發展。

眼鏡調查報告范文3

一、心理健康的概念

從廣義上講,心理健康是指一種高效而滿意的、持續的心理狀態。從狹義上講,心理健康是指人的基本心理活動的過程內容完整、協調一致,即認識、情感、意志、行為、人格完整和協調,能適應社會,與社會保持同步。身心健康是生活的前提,更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礎。

二、勞教人民警察心理健康的現狀及問題

勞教人民警察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其工作任務繁重、責任重大、接觸面比較狹窄和其他社會壓力等一些問題,導致我們的勞教人民警察出現了不同程度上的心理健康問題。通過對某所78名勞教警察的調查分析,其心理健康問題存在以下六個方面: 1、六十多名勞教民警經常感到精力不足,萎靡不振,容易犯困,特別是工作稍長,就注意力不能集中,思考困難,工作效率明顯降低,即使充分的休息還是會感覺很累,做事經常丟三落四,說話常常出錯,記不起剛經歷過的事 。

2、數十名勞教民警感到無緣無故的焦急、緊張和恐懼,莫名其妙的擔心,坐立不安。

3、多數勞教民警都有對自己做法的正確性產生懷疑,雖然明知道沒有必要,但卻總是無法擺脫。如總是懷疑自己是否把門鎖好、煤氣是否關閉,電燈是否熄滅等,常驅使自己反檢查才能放心。還有就是反復洗手,雖然已經洗干凈,沒必要再洗,但控制不了自己,反復地想去做。

4、個別勞教民警只要進入管教區就緊張害怕。如勞教人員生病,個別的民警就會很擔心自己會不會被傳染,雖然醫生說不會,但還是會忍不住擔心害怕。

5、少數勞教民警經常感到心情壓抑、郁悶,常因小事大發脾氣,對日常活動缺乏興趣,常常自卑、自責、內疚,常感到腦子反應遲鈍,思考問題困難,遇事老向壞處想,對生活失去信心,總感覺前途暗淡。

心理學的研究表明,當人的心理壓力不能得到及時而有效的調節和緩解時,心理壓力就會轉化為行為的反向動力,使人出現一些反常行為。因此,重視勞教人民警察心理健康,減輕其心理壓力,對進一步做好勞教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造成勞教警察心理健康問題的原因

1、工作場所的封閉性

勞教場所大多處于偏僻的地方,勞教警察每天都在高墻內工作,使他們進行反思和交流的機會較少。而勞教所與地方黨政機關部門之間聯系、聯誼等交流活動甚少,加上勞教工作方式的不變性,使他們與社會變化的多樣性不相吻合,時間久了,勞教警察與社會的差距在逐漸的拉大,使一些勞教警察產生了孤僻、自卑、封閉的心理。

2、工作性質的特殊性

由于勞教警察每天接觸的是勞教人員,而勞教人員又是心理疾病的高危群體,過多的直接面對社會的陰暗面,加上勞教警察本身對心理健康知識的匱乏,不能很好地調節自己的情緒,因此勞教警察的情緒、性格、心情難免受到不良影響,心理健康狀態難免遭到破壞,造成有的勞教警察酗酒、思維混亂、壓抑、情緒不穩定、脾氣暴躁、遇事易激動、自制力差等各種心理問題。

眼鏡調查報告范文4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迅速,在80年代里國民生產總值翻了一番多,進入90年代年增長率達10%以上;與此同時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市場繁榮、購買力旺盛便是明證。但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國有工業卻出現了經濟效益連年下降的現象,企業虧損面達1/3左右,每年對虧損企業的補貼高達500億元以上。何以會出現這種經濟高速增長與國有工業經濟效益連年下降的反差現象呢?研究其中的規律將有助于改革的深化。

其實,這種反差現象的產生,在我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實現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有其必然性。準確地說,國有工業的效益并不是下降,而是發生了轉移,不然就不會有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工業效益的轉移主要是向原材料和基礎產業、向第三產業,以及向個人分配三個方面轉移,而且這種轉移可能要持續到我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會穩定。

首先是效益向原材料和基礎產業轉移,包括能源、交通和基礎設施部門,這一趨勢在80年代后期變得更為明顯了。以上海為例,國有工業可比產品在80年代末因原料材料價格上漲多支出約80多億元,而產品調價增加的收入約70多億,即有10億多元利潤(約占總利潤10.4%)轉移出去了。此外,連同能源交通提價、征收能源交通基金、基礎設施使用收費等,估計國有工業15~20%的利潤轉移到原材料和基礎產業部門。這一轉移的結果促進了原材料工業和基礎設施的較快發展。

其次是向第三產業轉移,尤其是轉向金融保險、房地產業和中介服務部門。仍以上海國有工業為例,80年代中期每年支付銀行的利息不足1億元,到90年代則達20億元以上。此外,廣告宣傳、土地有償使用、房地產增值提價、教育附加費提高、對文化事業的資助等等都使企業效益轉向第三產業,估計這部分轉移占利潤總額30%以上。這一轉移的結果顯然有利于第三產業的發展。去年,上海第三產業占國民經濟比重已達38%,而十年前為25%左右。

第三是向個人分配轉移。由于過去長期實行低工資制,改革以來進行了分配制度的改革,使80年代平均工資的增長率高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此外,為調動人的積極性,局部實行了工效掛鉤,如經營者按承包利潤提成,推銷員按銷售額提成,設計員按設計費提成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分配向個人傾斜。效益向個人分配轉移的結果促進了消費結構的變化,從而引導工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調整,并使產品附加值有所提高。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為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創造了條件,如民營經濟、股份制的發展等。

回顧50年代和60年代,工業經濟效益較高的原因恰恰與當前發生的轉移相反,那時為了迅速實現工業化,通過計劃經濟的手段把效益集中到工業領域:原材料、農產品、能源交通的價格都壓得很低;基礎設施、土地、資金的使用成本很低,甚至不收費;職工的工資也很低;從而保證國有工業有較高效益,使工業得以迅速發展起來。然而,經過30年后,基礎產業的瓶頸、第三產業的衰退、消費結構單一、消費水平不高日益成為經濟迅速發展的制約因素。因此,當我們向市場經濟過渡,要調整經濟結構時,市場這一無形的手就必然會調整利益分配格局,并通過利益結構的調整促進經濟結構的合理化,進而促進經濟的高速增長。所以說,上述國有工業效益的轉移是我國經濟進行市場化改革和結構調整的必然趨勢。

眼鏡調查報告范文5

公安信息化、執法規范化和構建和諧警民關系是公安部黨委員在科學判斷、準確把握公安工作發展態勢的基礎上,為推動公安長遠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隨著公安三項建設工程的全面推進,原有粗放性的公安管理模式已越來越不適應新時期公安工作的發展需要,亦急需調整改進。在公安工作中引入精細化管理理念,有效應對日益細致的社會分工,對于優化警務流程、規范警務管理、提升警務效能有著重要作用,必將成為有效提升公安工作質量和水平的重要途徑。

一、精細化管理的概念和內涵

精細化管理是一種理念,一種文化。原于日本xxx世紀xxx年代,是一種企業管理理念,是社會分工精細化和服務質量精細化對現代管理的必然要求,是種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管理所占用的資源和降低管理成本為主要目標的管理方式。精細化管理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重細節、重過程、重基礎、重落實、重質量、重效果,講究專注地做好每一件事,在每一個細節上精益求精、力爭最佳。

落實到公安機關,我理解精細化管理之“精”,具體可以體現到“四精四細”上,即精華(思想、文化)、精品(質量、品牌)、精通(業務、專業)、精密(管理、考評),以及細分對象、細分職能、細分崗位、細化分解每一項具體工作的各個落實環節。“精”可以理解為更好、更優,精益求精;“細”可以解釋為更加具體,細大不捐。精細化管理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重細節、重過程、重基礎、重落實、重質量、重效果,講究專注地做好每一件事,在每一個細節上精益求精、力爭最佳。

二、公安精細化管理的現實意義

一是推行公安精細化管理是時展的客觀要求。前些年,公安機關通過“三基建設”和隊伍正規化建設使自身的硬件裝備和隊伍整體素質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管理的粗放型、經驗型仍未有根本改變,嚴重制約了公安事業和隊伍建設的科學發展。普遍存在各崗位職責界定不夠明晰、許多規章制度、管理辦法操作性不強、工作效能低下、現代化管理水平不夠高等問題,精細化管理,是公安機關應對信息化時代背景下日益動態復雜社會治安形勢、滿足人民群眾豐富多元的公共安全服務需求及加強自身建設的必然選擇。

二是推行公安精細化管理是“三項建設”的迫切需要。公安信息化、執法規范化和構建和諧警民關系是公安部黨委員在科學判斷、準確把握公安工作發展態勢的基礎上,為推動公安長遠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隨著公安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公安管理工作亦急需推進。充分運用科學技術成果,有效應對日益細致的社會分工,精細化管理必將成為有效提升公安工作質量和水平的重要途徑。

三是推行公安精細化管理是推進公安隊伍正規化建設的現實需要。打造正規化公安隊伍是新形勢下公安工作既定目標之一。而精細化管理雖然是一種創新的理念,一種先進的管理手段,但最終是為公安工作目標服務的。推行公安精細化管理,充分發揮精細化管理最大功能和效率,從而更快更好實現既定公安工作目標。

三、實施推行精細化管理的主要舉措

一是用人性化管理這個“核心”打牢民警思想根基。公安事業發展的依靠在民警,好壞的評判權在人民群眾,旬陽縣局出臺《關于改進治安行政管理工作的通知》(即105號文件),就是要求公安隊伍建設要堅持以人為本,為民服務,無論是領導對民警,還是民警對群眾要多一些人性化,少一些“冷面孔”,以理解人、關心人、鼓勵人的方式管理,從最能影響人、打動人、感染人之處著力,盤活有限存量,激發無限潛能。

二是用目標責任考核這個“杠桿”推動公安業務工作??h局緊緊圍繞年初市局下達的目標任務,結合自身工作實際,出臺了《目標責任考評辦法(試行)》,建立了標準化的考評標桿,確保了工作目標與量化考評有的放矢。規范了考評的次數,試行月考核通報,避免考評結果的偶然性,確保公平公正。實行上下之間的責任捆綁,有效促進彼此間的良性互動。在月考評中,積極融入了“所隊捆綁”的工作責任機制,明確機關職能部門與基層所隊等被指導單位之間的工作捆綁責任,全面提高機關與基層所隊之間的相互配合能力,推動全局業務工作跨躍式發展。

三是用從優待警這個“關懷”促進公安隊伍建設精細化。真心實意地愛護民警,更多地給予民警信任、理解、支持、保護和關心,堅決落實從優待警的各項政策,出臺了《民警子女就讀高校獎勵救助基金暫行管理辦法》,鼓勵民警子女好學上進,盡量解決民警教育下一代的后顧之憂,多做得警心、暖警心、穩警心的好事實事,真正做到政治上關心、精神上鼓勵、工作上支持、生活上體恤,把溫暖送到民警心坎上。

四、對區縣公安機關深入推行精細化管理的幾點體會

考評內容科學化是基礎。管理考評辦法和細則的制定任務重、難度大、涉及面廣、具體問題多,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精細化管理考評細則是整個精細化管理的核心、靈魂和精髓。而細則的制定關鍵要解決好定性與定量的關系,要通過定性定量分析,重點解決不同的部門之間、單位之間、警種之間、崗位之間以及不同的地域(派出所)之間差別等問題,確定比較科學合理的地域差別參數、部門警種差別參數、崗位差別參數、職務級別差別參數和工作發展參數等五個方面的參數,以便確定較為科學合理的量化分值,努力實現可比性,力求科學、合理、可行。

考評結果效能化是保障。建立“票子”、“面子”、“帽子”三大激勵機制。“三子”就如同拉動精細化管理的三駕馬車,缺一不可。特別是在公務員工資改革后,各部門再也不能發放各種形式的獎金。缺少了物質激勵的精細化將會使管理效能大打折扣,因此,我們在操作上要在以下四個方面想辦法:一是與崗位競賽活動掛勾。開展各種形式的崗位競賽活動,給予排名在前的集體和民警以重獎,適時兌現。二是與考察學習掛勾。對排名靠前的單位和民警,由分局組織外出考察學習。三是與評優評模職務晉升掛勾。凡是記獎、報功、提拔、升職的民警,必須在精細化考評中排名在前的人員中考慮。

公安管理體制法制化是方向。實施精細化管理,既要經費保障,又要體制保障。在機構方面,實施精細化管理首先需要對機構進行整合,整合后的機構編制核定以及機構名稱、職責要依法規范,才能為精細化管理提供可靠的體制保障和政治保障。在資金保障方面,要打破現行財政供給的局限,爭取政府立項,以獲得持久的資金支持。在民警職務級別晉升方面,要建立有別于公務員職務級別晉升的警察職務級別晉升體系,推進公安正規化建設

眼鏡調查報告范文6

一、概念說明和理論假設

(一)主要概念說明

1.小城鎮。本文所指的小城鎮主要是指建制鎮,包括縣城所在地的城關鎮,不包括非建制的場鎮或集鎮。

2.鄉鎮企業。這里是指鄉鎮集體、村和村民小組、鄉村聯戶和農戶個人投資興辦的各種經濟類型的生產經營活動單位,包括雖然領取的是農村個體工商營業執照,但雇工8人以上的企業。

3.農村剩余勞動力。這里指中國農村中不充分就業的勞動力。本文所指綿陽市農村剩余勞動力是用已經外顯的從事非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從業人員來代替,沒有包括從事農業生產但利用不充分的隱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

4.經濟勢差。這里是指居民現實或預期的收入差距。城鄉勢差是指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鎮鄉勢差是指小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二)理論假設

第一,城鄉勢差與鎮鄉勢差的大小決定農村勞動力的流向。第二,農村勞動力流動受制度條件的制約。第三,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機制缺陷的修復必須借助于大中城市的輻射或外資的刺激。

二、西部內陸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機制缺陷:

(一)理論分析

在西方的人口流動理論中,劉易斯和托達羅的人口流動模型揭示了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人口)流動的機制:農村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且收入水平低,從而對勞動力產生巨大的外推力;城市預期收入較高,對勞動力產生強大的吸拉力。這兩種力量形成的合力可產生出類似于河水流動所仰賴的“勢差”,且勢差越大,流速越快;沒有勢差或勢差太小,就不能或很難流動。

在農村的外推力一定的情況下,小城鎮要吸納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必須有比城市更大的吸拉力,形成比城鄉之間更大的鎮鄉勢差;如若不然,就只能通過行政的力量,在城鄉之間筑起一個制度屏障,人為地阻斷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而把他們圈囿在小城鎮。

勢差的大小取決于兩個因素,即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和預期收益。流動成本主要由兩部分構成:其一是直接成本,即遷徙費用;其二是機會成本,即勞動力流出所放棄的其它收益。預期收益由兩個因素決定:其一是就業概率,其二是預期工資水平。農村勞動力總是選擇成本低、預期收益高的地方作為流入地。

很顯然,農村勞動力流入當地小城鎮的成本是最低廉的,不僅遷徙費用很低,甚至可能是零成本,而且可以照顧家庭,不耽誤農活,機會成本也很低。所以,如果單純從流動成本方面來看,農村勞動力流向當地小城鎮是最經濟的。但是,從收益方面來看,由于西部內陸地區的小城鎮產業水平低,就業容量很有限,就業崗位遠遠不能滿足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要求,就業概率很低,況且即使能夠就業,其工資水平也明顯低于大中城市。這樣,預期收益和預期成本的差值即勢差較小。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流入大中城市,不論是直接成本還是機會成本都可能較高,但大中城市的就業概率和工資水平高于小城鎮,城鄉勢差較大。所以,農村勞動力在選擇流入地時,較多地選擇大中城市,而不是小城鎮。

(二)綿陽市的實證分析

綿陽市位于四川省府成都市東北110公里,幅員面積20249平方公里。根據第一次農業普查資料(數據為1997年1月1日的時點數),綿陽市有建制鎮122個,農村住戶人口417.6萬人,除縣城所在地的建制鎮外,其余115個建制鎮,平均每鎮占地面積1.5平方公里,鎮區平均人口2997人,其中,非農業人口1677人。

綿陽市農村住戶的從業人員共有298.7萬人,他們的從業分布情況是:農業從業人員238.9萬人,非農業從業人員59.8萬人。在非農從業人員中,在城市從業的有31萬人,在農村從業的有28.8萬人。在農村的非農從業人員中,有15.3萬人被非農鄉鎮企業所吸納,其中,有6.8萬人分布在建制鎮的鄉鎮企業,有5.1萬人分布在自然村的鄉鎮企業,有3.4萬人分布在非建制的場鎮或工礦區等的鄉鎮企業。

1.小城鎮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狀況。很多學者和決策者都認為,發展小城鎮有利于鄉鎮企業集中,而鄉鎮企業基本上是以農村勞動力為吸納對象的(米增渝、鄒范鳴,2002),所以,只要小城鎮發展起來了,農村剩余勞力就會被其吸納。但是,只要我們分析一下鄉鎮企業的分布狀況,就會發現,靠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到小城鎮是不樂觀的。有關調查表明,目前全國鄉鎮企業僅有7%分布在建制鎮(米增渝、鄒范鳴,2002),其從業人員只占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20.8%(江濤,2001)。綿陽市的情況與全國其他省區不完全相同。綿陽市有鄉鎮企業3072個,其中,有1701個鄉鎮企業分布在自然村,占鄉鎮企業總數的55.4%;有1035個鄉鎮企業分布在小城鎮,占鄉鎮企業總數的33.7%;有36個鄉鎮企業分布在大中城市,占鄉鎮企業總數的1.2%;有300個鄉鎮企業分布在集鎮或工礦區,占鄉鎮企業總數的9.8%。從鄉鎮企業吸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來看,綿陽市本地的鄉鎮企業只吸納了15.3萬人,占當地農村剩余勞動力的25.5%。其中,小城鎮的鄉鎮企業僅吸納了6.8萬人,占農村剩余勞動力的11.3%(占農村全部從業人員的2.27%);自然村、集鎮和工礦區的鄉鎮企業吸納了8.5萬人,占當地農村剩余勞動力的14.2%;綿陽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51.9%在大中城市就業。

小城鎮是否能夠通過集中分散于自然村落和小集鎮的鄉鎮企業而吸納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呢?筆者對綿陽市T鎮J村的一個磚廠的調查表明,該磚廠不愿建在更不愿搬遷到鎮區的原因主要是:第一,鎮區的土地占用費較高;第二,鎮區沒有可供掘取的荒地作原料;第三,鎮區對污染控制較嚴格;第四,鎮區的工資成本較高;第五,非正規制度的成本較高,人際關系復雜。筆者通過對綿陽市其它自然村的鄉鎮企業的調查還發現,它們不愿搬遷到小城鎮的原因還涉及產權分割和歸屬、搬遷費用等問題。事實上,西部內陸地區分布在自然村和小集鎮的鄉鎮企業,一般都有就地取材(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生產規模小、經營層次低、污染嚴重等特點,因而,這些鄉鎮企業最好的生存環境就是自然村和小集鎮。如果離開了特定的環境,它們的生存就會受到威脅。J村的磚廠老板就說到,如果該廠建在鎮區,僅土地占用費和治污費兩項就會置該廠于死地。所以,要把它們集中到小城鎮去,困難是非常大的。

2.鎮鄉勢差和城鄉勢差分析。如果能夠縮小城鄉勢差并擴大鎮鄉勢差,則不僅可以把“盲目”流入大中城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而且可以把分散在自然村和小集鎮的剩余勞動力吸拉到小城鎮上來。然而,根據綿陽市城調隊提供的資料,從1980年至1998年,城鄉勢差不論從相對數還是絕對數看都在不斷擴大。盡管鎮鄉勢差也再擴大,但畢竟小于城鄉勢差,所以,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流向仍然是大中城市。

如果以綿陽市1997年初小城鎮鄉鎮企業吸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占全部剩余勞動力的比重(11.3%)作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小城鎮的就業率,以在城市就業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占全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比重(51.9%)作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的就業率,并以此分別近似地代表小城鎮和城市的就業概率,則會發現轉移到小城鎮的預期收益(就業概率×工資水平)僅為421.72元(以人均收入代替工資水平計算)。這不僅大大低于轉移到大中城市的預期收益2476.67元,而且低于農村的現實收入1824元。即使農村勞動力在小城鎮就業的機會成本為零,即每年仍然可以獲得農村人均純收入,1997年轉移到小城鎮的總預期收益也只有2245.72元;而轉移到城市的預期收益既高出農村現實收入652.7元,又高出零機會成本的轉移到小城鎮的預期收益230.95元。這也許能夠解釋為什么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選擇城市作為流入地,而不選擇小城鎮作為流入地。

三、小城鎮的區位特征與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相關性分析

筆者按距離綿陽市城區距離的遠近,將小城鎮分為3組:第一組,20公里以內;第二組,20公里至70公里之間;第三組,70公里以外。然后,筆者分別在3組中隨機抽出3個小城鎮,采用農業普查資料并結合實地調查來分析其區位特征與吸納勞動力的相關性。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有如此之大的差異呢?

四、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辦的機制缺陷的修復:大中城市的輻射或外資的刺激

從全國來看,蘇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區的小城鎮發展勢頭良好,不僅吸納了大量當地和外地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而且縮小了城鄉差別,加快了二元社會的一元化進程。分析其成功的原因,人們不難發現,除原有基礎較好、起步早、得到過政策扶持外,它們更得益于當地大中城市的輻射和外資的刺激。蘇南和蘇北小城鎮發展的歷程和現狀正好說明這一點。蘇南大中城市密集,大中城市通過對周邊地區的投資、技術擴張和企業聯營,發揮著巨大的輻射效應。蘇南不僅受區域內城市的發展帶動,而且受上海大工業的強勁輻射;而蘇北大城市稀疏,城市的實力薄弱,輻射效應差,這是導致蘇南和蘇北小城鎮發展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劉葆金等,2001)。西部內陸地區小城鎮發展水平較低的原因,與蘇北的情況有很多相似之處。

從綿陽市的情況看,絕大多數小城鎮建設仍然是政府行為,而非農民自下而上的愿望和自覺的行動。通常的做法是,在政府和地方部門的資助下,先搞好基礎設施,再通過優惠的政策吸引農村人口到小城鎮居住。這種在政府主導下的小城鎮很難形成自己的特色,產業基礎十分薄弱,有鎮無市的空殼現象比較普遍。2002年初,筆者對綿陽市區附近的3個小城鎮進行了調查。W鎮是全國小城鎮建設示范鎮。從外觀上看,該鎮高樓林立,街道整潔,設施配套;但進一步調查發現,相當一部分樓房是人去樓空,鋪面關閉,商業蕭條。例如,鎮區紅極一時的鄉鎮企業——飼料廠和印刷廠正頻臨破產;原來有一定優勢的農產品集貿市場雖然被修葺一新,但攤位閑置,門可羅雀,全然沒有年關的繁華景象。據當地官員說,Y鎮是歷史悠久的牲畜交易地。據說該鎮每逢趕場時,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但筆者看到的牲畜交易地卻是在陳舊的木板房之間的一條狹窄的街道,除街道兩邊屈指可數的店面外,幾乎沒有象樣的鄉鎮企業。該鎮區人口除政府、醫院、學校的工作人員外,多為原來的場鎮居民。近幾年,該鎮鎮區幾乎沒有吸納農村人口和勞動力,以致于該鎮至今沒有一個居委會或街道辦事處。T鎮的農村剩余勞動力1999年前要么到綿陽市區打工,早出晚歸作鐘擺式流動,要么遠走他鄉常年在外務工,要么留在本村在城鄉之間搞販運,很少流向鎮區就業或定居。1999年以后,綿陽市區向外擴展,T鎮鎮區被劃為經濟試驗區,這使該鎮遇到了一次極好的發展機遇。筆者去該鎮調查時看到了對比鮮明的兩種景象:老場區冷冷清清,新場區一片繁忙。當該鎮官員向筆者介紹情況時,從他的言談話語中筆者可以感受到,他們對鎮區的前景充滿了信心。確實,我們沒有理由不贊同該鎮官員的憧憬,因為試驗區建成以后,T鎮鎮區將與綿陽市區聯為一片,屆時,T鎮將成為“城中鎮”。當然,它也就不再具有一般小城鎮的代表性了。

針對同樣在距離綿陽市區20公里范圍內的永興鎮和塘汛鎮在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存在的較大差異,筆者于2002年6月對兩鎮進行了調查研究。筆者發現,城市工業的輻射效應是小城鎮發展和吸納勞動力的關鍵,城市的輻射效應在點上的表現比在面上的表現更明顯。也就是說,小城鎮單靠城市的面上的輻射,其發展速度通常較慢;相反,如果城市大工業的觸角直接伸向某一小城鎮,該鎮若能抓住機遇,則可能形成一個經濟的生長點,從而會得到快速發展。永興鎮就是這樣的例子。20世紀90年代初期,永興鎮的鄉鎮企業開始與市內幾家大型國有企業聯姻,生產配套產品。90年代中后期,該鎮抓住在綿陽建立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和長虹集團新區建設的機遇,使鄉鎮企業上規模、上檔次,直接為高新區內的企業(包括長虹集團)提供配套生產和服務,鎮區的鄉鎮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同時,也吸納了較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1997年初,該鎮有鄉鎮企業70個。其中,59個鄉鎮工業企業吸納的從業人員占該鎮全部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88.58%;分布在鎮區的32個鄉鎮企業吸納的從業人員占該鎮這59個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65%。而塘訊鎮在1999年以前則沒有這樣的機遇。1997年初,該鎮有16個鄉鎮企業。其中,有鄉鎮工業企業14個,這14個企業吸納的從業人員僅占該鎮全部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38.4%;鎮區僅有3個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僅74人。該鎮有一個建筑類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達1.1萬人,占該鎮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60.44%,但該企業并沒有建在鎮區,而是在綿陽市區,所以,它對鎮區的發展和直接帶動的作用不明顯。

通過調查筆者還發現,很多學者所認可的小城鎮第二產業的發展會帶動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從而吸納較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觀點,在綿陽市小城鎮的現實中很難得到驗證。究其原因,主要是小城鎮的規模較小,常住人口少,多數鄉鎮企業的從業人員是“離土不離鄉”、早出晚歸的農民,第三產業缺乏服務的對象,故其從業人員的比重很低。像永興鎮這樣發展較好的小城鎮,其鄉鎮企業中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也僅有79人,占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1.59%。

從目前的情況看,由于西部內陸地區發展小城鎮的輻射源——城市工業相對落后,輻射力較弱,因此,多數小城鎮不能直接得到城市工業的帶動,外資刺激的可能性則更小。所以,要修復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機制缺陷,尚需時日。

五、結論與思考

我們必須承認小城鎮建設在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在蘇南和珠江三角洲等基礎較好且有外力刺激的地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那里,小城鎮不僅縮小了城鄉差別,加快了城市化進程,而且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但是,那里的成功經驗是否適應已經邊緣化了的西部內陸地區呢?對此筆者表示懷疑。

對于廣大的西部內陸地區而言,由于大中城市的密度較小,實力相對較弱,而小城鎮的數量多,并且很分散,能夠直接得到大中城市輻射的小城鎮畢竟是極少數,所以,絕大多數小城鎮的非農產業(特別是工業)基礎是非常薄弱的。正因為如此,缺乏產業支撐的小城鎮自然不能很好地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更難吸引農民去定居。

再則,隨著我國戶籍制度、人事制度和城市勞動用工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限制農村勞動力向大中城市流動的制度屏障正在逐漸消除,從而為農村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創造了更加有利的制度條件。同時,隨著農民驅利避害的市場意識的增強,其流向的選擇也更加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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