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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研究論文范文1
關鍵詞：社會科學研究；人性假設；“文化-生物人”；“經濟人”；“文化人”
中圖分類號：C0 文獻標識碼：A
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從根本上說就是人。為此，人性就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絕對不可能繞開的核心命題。休謨就曾說過：“顯然，一切科學對于人性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關系，任何學科不論似乎與人性離得多遠，它們總是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到人性。”[1]但是關于人性，筆者在此并不想陷入無休止的爭論，而只想緊扣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題，來看看我們應當怎樣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會科學的研究。
我們注意到，社會科學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種靜止不動、死氣沉沉的東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會思考會行動的一種生物，并且顯然正因如此，才產生了一切有意義的結果。所以社會科學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構造，而是要去觀察、說明和解釋人的行為，這才是社會科學研究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從這個主題出發，筆者以為，要使對人性問題的探討具有意義，那就只有把人性與人的行為聯系起來才行。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研究人性，實際上就是根據一定的人性假設去解釋人的行為；反過來，社會科學解釋人的行為，實際上就是在探討人性。這就正如有學者所言：“多年來，已有許多人提出多種理論解釋人的行為。對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觀念和它們所主張的原因需要作仔細分析。這是因為，理論家相信人是什么樣的，這種信念既影響他們最充分討論人的行為的哪些決定因素和機制，也影響他們未考察哪些決定因素和機制?！盵2]
一、“經濟人”與“文化人”假設的對峙及其整合
社會科學在對人的行為進行解釋時，所形成從而所依據的人性假設有好多種，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經濟人（理性人）”、“社會人”、“文化人”、“進化人”等等。我們注意到，在這些人性假設之間有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大體上形成了“經濟人”與“文化人”兩大假設相對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設則分別依附于它們。這種對峙，既表現為它們在社會科學中占有最大的“市場份額”，也表現為各自的支持者不斷爭論，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擊。
（一）“經濟人”假設
“經濟人”假設自然在經濟學中非常流行，“經濟理論家們總是預設，經濟行為就是人們尋求最優化某種清晰可辨的目標函數的行動。在經濟學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義上來說的，即選擇達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簡單地說，“經濟人”總是選擇以最好的手段達成目的。
在筆者看來，“經濟人”假設其實是和“生物人”與“精神人”假設站在一邊的，它就是在這兩種假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實際上，“經濟人”假設與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說，人們被假定是在對其行為的成本與收益（預期）進行權衡的基礎上而作出決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們所必須付出的成本，達到目的則是其行為的收益，所以選擇以最好的手段達到目的，也就是選擇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經濟人”會這樣進行選擇，這完全源于趨利避害的生物本能，畢竟人首先是一種生物。在“經濟人”假設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達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選擇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說以最佳手段達到目的，還原到底，就只不過是人們趨利避害（有利則趨之，有害則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現而已。因此“經濟人”假設其實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設基礎之上的，吸收了人作為一種生物而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這一要點。又由于在“經濟人”假設中，人們進行利害權衡從而作出選擇的過程，需要理性思維，所以這個假設又從“精神人”假設中吸收了一部分養料，并且正是在此意義上，“經濟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設
與“經濟人”假設唱對臺戲的是“文化人”假設。這種假設在社會學和人類學別流行。著名的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說：“沒有文化，我們便根本不能被稱為通常意義上我們所理解的‘人’”?！吧鐣W家們提到文化時所關心的是人類社會那些通過學習而非遺傳獲得的方面。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會成員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發生。它們形成了社會中的個體賴以生活的基本環境。一個社會的文化既包括無形的方面——信仰、觀念和價值，這是文化的內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實物、符號或技術，它們表現著文化的內容”[4]29-30。照此說來，人只不過是文化塑造的產物，人性就表現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會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當然也就塑造著人們的行為，人們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為的。所以有人類學學者說，關于文化，“最近的定義，傾向于清楚區分實際行為的一面與存在于行為背后的抽象價值觀、信仰和世界觀的另一面。換句話說，文化不是可見的行為，而是人們用以解釋經驗和導致行為并為行為所反映的價值觀和信仰。那么，可為人所接受的現代文化定義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規范或準則，當社會成員按照它們行動時，所產生的行為應限于社會成員認為合適和可接受的變動范圍之中”[5]241-242。這就是“文化人”假設對人的行為的解釋。
“文化人”假設是與“社會人”假設站在一邊的，二者也實在不好區分開來。比如馬克思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盵6]56吉登斯就說過：“社會就是把個體連接在一起的具有內在相互關系的系統，……所有社會的整合都依賴這樣一個事實：它們的成員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結構化的社會關系中被組織起來的。沒有社會，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沒有文化，社會也不可能存在。”[4]29不僅如此，由于文化總是跟一定的社會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異性和可變性，這樣一來，“文化人”假設與“進化人”假設[7]也是站在一邊的。
（三）過去整合的失敗
總的來看，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看似諸多人性假設林立，實則是以“經濟人”和“文化人”假設為代表的兩大陣營相對峙的局面。這相對峙的兩類人性假設，分別強調人的生物（自然）屬性與文化（社會）屬性，或者說塑造人性的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各執一端，從而在對人的行為進行解釋時，一個走內向路線，一個走外向路線。這兩類各執一端的極端假設，雖有一定的解釋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從而從根本上損害了它們的解釋力。
實際上，人顯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統一，人的行為也必定是這二者共同作用的產物[8]76。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兩種假設整合起來，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與文化性統一起來，恢復一個完整的人，以獲得對人的行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釋。
應當說，這種整合的嘗試早已有之，但在筆者看來，過去的努力是失敗的。之所以失敗，關鍵就在于，過去人們盡管看到了應該將人的生物性與文化性整合起來，但卻沒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樣結合在一起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的，從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學者也試圖去探索這兩種屬性的相互關系，但只是泛泛地談二者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實際上等于什么都沒說[10]。還有的學者試圖根據的實踐觀，將二者整合在人的實踐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談[11]。更有甚者則是簡單地羅列這兩種屬性，或者簡單地將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敗[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設的提出
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來，要避免重蹈過去失敗的覆轍，我們就必須攻克兩種屬性是怎樣結合在一起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這個關鍵性的難題。為此，我們需要深入剖析“經濟人”和“文化人”兩大假設的缺陷和貢獻。
（一）“經濟人”假設的缺陷與貢獻
如前所述，“經濟人”假設，還原起來就是一個趨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設。應當說在這一點上，這個假設并不是錯誤的。中國古人早就說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盵13]1540但是“經濟人”假設的確有問題，就在于它有一個錯誤的假定，這是直到晚近才為個別經濟學家所開始注意到的問題[14]5。
我們知道，盡管人人都是趨利避害的，但人們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觀的東西，而完全是主觀的范疇，那是一個人根據其需要而進行主觀判斷或預期的結果。即，對于任何人來說，符合其需要的，就會被認為是有利的，反之則會被認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個人判斷何者為利及何者為害的唯一標準。但是對人來說，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別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愛情、家庭、友誼、形象、隱私、尊嚴等等則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為一種生物而產生出來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會生活中習得并產生出來的，即是社會化的結果。如果說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穩定的話，那么文化性需要則有所不同，它是有差異且會變化的。顯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顯了人之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這里，“經濟人”假設作出了錯誤的假定。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學帝國主義”的鼓吹者加里·S·貝克爾認為[15]7-8，經濟分析假定一個人的偏好不隨時間的變化而發生根本性變化，而且即使是在來自于不同社會和文化的人們之間，其偏好也沒有很大的差異。穩定的偏好不是指對具體產品或勞務的偏好，而是指選擇的實質性目標。這些實質性偏好和市場上的具體商品或勞務沒有確定的聯系，它們顯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聲望、肉體快樂、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說，貝克爾所說的偏好并不是指一個人對某個具體商品或勞務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體對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無差異的穩定的偏好”這個假定也是錯誤的，因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則是有差異且可變的。比如說對人權的需要就不能說是無差異且穩定的，因為這個文化觀念在過去沒有過，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還沒有或者未被人們所接受。
由于堅持“無差異的穩定的偏好”這個錯誤的假定，“經濟人”假設就存在兩個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設的過度簡化，導致對人的行為的解釋同一化，而難以解釋人們行為的差異（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對人的文化性的輕視或忽視，在一定意義上是把人降低到動物的水平上。照這種假設分析起來，好像只要向一群饑餓的人投下面包，每個人就都會并且總是會像狗一樣去撲食，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總之，“經濟人”假設的貢獻僅限于提出了人的趨利避害的行為機制，而不是“無差異的穩定的偏好”這一錯誤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設的缺陷與貢獻
盡管相對于“經濟人”假設，“文化人”假設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別強調文化屬性的作用，但它也有兩個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為“文化單一決定論”，“文化人”假設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忽視了人的生物性，僅僅用文化性來解釋人的一切行為，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就曾告誡說：“我們必須立即承認，如果不與環境和他人發生聯系，人類動機幾乎不會在行為中得以實現”，但是“一旦承認了這一點，也應繼續告誡理論家，要防備過分注重外部、文化、環境或情景。我們的中心研究對象畢竟是有機體或性格結構。情景理論很容易走這樣的極端，使有機體僅僅成為情境中的一個附加物體，大概等同于一個障礙物，或這個機體試圖獲得的某個對象。我們必須記住，個人在一定程度上創造了他的障礙物和有價值的對象”[16]33?！斑z傳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著作用，也非絲毫不起作用；這是一個程度的問題，是一個多或少的問題”[16]150。比如說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產生了維護個人名譽或尊嚴的文化性需要，他也產生過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為文天祥在與元軍的對抗中，曾被元軍俘虜并一度逃脫過。若他并無求生之需要，又何來逃脫之行為呢？可見“文化人”假設僅僅用文化性來解釋人的行為是不夠的。
其次，“文化人”假設雖然看到了文化性對人的行為的作用，但對于這種作用的機制的認識卻是錯誤的。這個假設以為文化是直接針對行為的規范，人的行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結果。但事實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過趨利避害這個生物機制而對人的行為起作用的。也就是說，文化并不能直接促發和指示人的行為，它僅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過社會化過程），這種需要再通過趨利避害的機制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說我們要懂禮貌，那豈不是人人時時都有禮貌行為了？
總之，“文化人”假設的貢獻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對其行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對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為的錯誤認識，即以為文化是行為規范，直接指示人們如何行為。
（三）“文化-生物人”假設的提出
通過比較“經濟人”和“文化人”假設的缺陷與貢獻，我們可以確認：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終都是一種生物，它不僅具有先天的穩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種趨利避害的生物機制——這是其永恒的行為法則。這就是對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時也是文化（社會化）的產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異性和可變性的文化性需要——這是人之為人的特性。這是對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趨利避害這個生物機制，而恰恰就是通過它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的。據此，筆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設：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動下，通過趨利避害的生物機制而作出行為選擇的。
具體說來，“文化-生物人”假設意味著：人類首先是而且始終都是一種生物，它總是產生人所共有且穩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類同時還過著社會生活，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產生出人各有異且會變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無論是生物性需要還是文化性需要）是人類行為的深層動因或者說動力，由此導致人們產生動機，即采取滿足需要的行動的沖動。再次，產生動機的人們將尋找滿足需要的手段并通過趨利避害機制而進行選擇。即人們將首先根據其需要而對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觀的利害判斷（能滿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礙需要滿足的則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斷的基礎上進行理性的利害權衡（有利則趨之，有害則避之；兩利相權取其大，兩害相權取其輕），最后根據利害權衡的結果對手段作出選擇，從而產生相應的行為（行為選擇）。
筆者以為，“文化-生物人”假設應該是很好地整合了“經濟人”和“文化人”兩大人性假設，從而恢復了完整的人。因為我們沒有輕視或忽視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間的任何一個，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與文化性相互結合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的方式，即趨利避害的生物機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設的運用
筆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設，是著眼于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去運用的，否則這項研究也就失去了意義。為此，我們就需要說明一下究竟應該如何來運用這個假設。
（一）運用“文化-生物人”假設的前提
任何假設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條件的，因此在運用時，就必須要首先指出這些前提條件。對于“文化-生物人”假設來說，其前提條件為：首先，該假設只對有意識狀態下的人才適用。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產生需要和動機，不能采取行為，當然也就無法對其進行分析了。其次，該假設只對能夠社會化的人才適用。能夠社會化的人才具備與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習得人類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無法社會化或者社會化過程出現嚴重障礙的人，比如先天性癡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嚴格說來并不是真正的人，頂多算是一種生物。對于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來分析就夠了，這里的假設對此是不適用的。
不過總的來說，上述兩種情況，或者只是極少數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狀態，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關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狀態，比如睡眠，但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義，因為我們很難想象人類是在這種狀態下創造歷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況來反駁這里的人性假設，那么我們將認為那不值一駁。
除去上述兩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設也的確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釋單個人的單個行為，至于構成我們社會生活的人際互動，那就必須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為人際互動是雙方甚至多方的戰略互動行為。但由于人類的所有活動都是由單個人的單個行為所構成的，所以我們說“文化-生物人”假設不適于用來分析和解釋人際互動，那僅僅是說不能夠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釋人際互動的過程和結果，但卻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釋博弈某一方或某個人的單個行為。其實，“文化-生物人”假設與博弈模型并不沖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礎和起點。
（二）運用“文化-生物人”假設進行分析和解釋的步驟
根據“文化-生物人”假設，分析和解釋一個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為，切入點在于把握此人當時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對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個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體內容或內涵是什么，這有助于我們分析和解釋這個人對于為滿足需要而尋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判斷的情況，因為利害判斷的一般法則是：能滿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礙需要滿足的則有害。而要把握一個人的需要是什么，我們就要仔細觀察當時的情境，包括行為者自身的生理狀況和所處的環境狀況，因為一個人的需要不是由內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會環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來說，在相似的情境下，人們所產生的生物性需要會是相同且穩定的，比如在口渴時產生對水的需要。但是對于文化性需要來說，這卻未必成立，因為每個人的社會化經歷存在差異，這就需要我們更深入地去了解一個人的社會化經歷背景。比如說，在饑餓且走投無路的情境中，有的人會去乞食而有的人卻不會。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教育的人，他們在那種情境中，可能產生了對尊嚴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個人的需要的相對程度，這有助于我們分析和解釋一個人對于其所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權衡的情況。事實上，在對尋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判斷之前，沒有人會僅僅產生一種需要。如果說把手段所用以滿足的需要稱作一級需要的話，那么隨著手段的出現，人們就會產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產生的需要，可稱之為二級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對食物的需要是一級需要，一個人為滿足這個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會刺激二級需要，即對尊嚴的需要的產生。正因為多種需要的連鎖產生，才導致人們對于所找到的手段在進行利害判斷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進行利害權衡，這樣才能最終確定該手段是有利還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從對食物的需要來說，乞食是有利的，但從對尊嚴的需要來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還是有害的，這就需要進行利害權衡了。可見利害權衡是更加復雜的利害判斷。
而在利害權衡的過程中，某一項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權重就更大，從而決定著利害權衡的結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對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教育的人來說，對尊嚴的需要的程度就遠遠高于對食物的需要，從而在利害權衡的過程中，前者占據更大的權重，所以決定著利害權衡的結果，即判定乞食這種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們需要把握一個人各項需要的相對程度，才能解釋此人對于其所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權衡的情況。
那么怎樣才能把握一個人某種需要的相對程度呢？這確實是有難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們已經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種需要的相對程度也可能會因人而異，甚至就是同一個人，也可能會因時而異。但是人們的需要的相對程度還是有一些規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對程度與一個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對程度則與一個人的社會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說，饑餓是一種生理失衡的狀況，因此這種生理失衡越嚴重，對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如果深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價值觀教育，那么他對貞潔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這樣的話，通過仔細調查一個人的生理失衡狀況和社會化經歷背景，我們還是可以把握一個人某種需要的相對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權衡最終作出后，一個人對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選擇也就出來了：如果手段被判定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則就拋棄，轉而尋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樣，這種對于手段的選擇，都將導致人們作出某種行為選擇：采取某種手段，或者拋棄某種手段而尋找新的手段。而人們的這些行為選擇，無不體現出趨利避害的特征。這樣，根據“文化-生物人”假設，我們就解釋了一個人的行為。
（三）“文化-生物人”假設的理論意義
“文化-生物人”假設不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釋單個人的單個行為，而且還可以在此基礎上發展出更為復雜的行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釋更為廣泛和復雜的行為和活動，因此該假設的運用是前景廣闊且充滿希望的?？梢哉f，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設確實能夠將從前四分五裂的各種人性假設，特別是“經濟人”和“文化人”假設都統一起來，從而恢復一個完整的人，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元假設，那么社會科學研究就有了一個統一的基礎，“經濟學帝國主義”和“社會學帝國主義”這兩種偏頗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張則必將坍塌，而社會科學研究的大同主義則有望實現。
有人可能會擔心人性假設的統一會使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學科失去身份特征，不過在筆者看來，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會科學的出路，本來就在于破除學科壁壘和偏見，而走上一條融合統一的道路，因為那才符合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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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研究論文范文2
[關鍵詞]社會科學論文 絕對優勢學科 相對優勢學科 學科結構相似性
[分類號]G311
科學論文被世界各國廣泛用作科學技術產出的一類指標，科學論文的學科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學體系的狀況和特征，同時也是表征學科建設與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隨著國際大型文獻數據庫的開發和成熟，特別是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SSCI)的推出，許多學者采用文獻數據庫統計數據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績效、結構及影響力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國內社會科學文獻數據庫的開發也逐漸繁榮，為研究我國社會科學發展的規模、結構、質量和影響力提供了數據基礎。范并思利用報刊資料索引文獻數據指標，采用文獻數量和增長率等定量方法研究了中國1978～1995年社會科學以及學科結構、增長及其變化。一些學者利用《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文獻數量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及2l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科學生產力及影響。莫作欽利用408種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文獻數據，采用統計分析方法對1996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活動的基本狀況及其學科發展態勢進行了揭示。蔡曙山采用國家社科規劃申報項目數據分析了各省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科研生產力。
不同國家或地區對社會科學不同學科領域的發展有優先和輕重緩急之分，那么對于一個省份來說也應該選擇自己優勢和特色學科研究領域。選擇和發展優勢領域最主要的一個方面是要以之前的優勢積累，了解和知道哪些領域具有優勢?？蒲袃瀯菘梢酝ㄟ^多種指標來反映，如科研投入中人力投入、經費投入，科研產出中論文產出等，在這些指標中最具有可比性的是論文產出。對于所有的優勢可以體現到該學科的研究領域在國內和國際上所處的優先地位，這可以通過科研產出指數來測度各地學科結構及優勢領域。本文以反映國內社會科學研究水平的CSSCI檢索系統論文統計數為基礎，建立社會科學研究優勢指數，借以分析和比較我國各地區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分布與優勢。
盡管科學論文只是衡量科學體系結構的一個方面，但它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科學研究學科結構的產量、質量和覆蓋面。分析和揭示各地區社會科學研究學科結構分布及優勢領域，對科技宏觀管理部門來說，可以作到系統規劃、突出優勢、兼顧一般、協調發展，調整和建設優勢領域，對整個國家學科優先領域的選擇和科研基金的投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意義。
1 數據來源
本論文統計分析的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CSSCI 1998～2004年的數據，時間跨度為7年。CSSCI精選了國內出版的質量較高、影響較大、編輯出版比較規范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作為來源期刊，該檢索系統具有較完善和規范的學科分類論文省區歸屬檢索系統。
CSSCI根據文獻來源分為25個學科，表1給出1998～2004年我國25個學科領域論文數量及比例排序。部分學科進行了簡稱：(簡稱馬克思)、新聞與傳播學(簡稱新聞學)、圖書情報與檔案學(簡稱圖情學)、社會科學總論(簡稱社科論)、人文地理(簡稱人地學)、環境科學(簡稱環境學)。
從表1可以看出：
從25個學科領域7年論文量占全國論文總量比重和排名看，第一位的是經濟學，占30.3％，成為當前我國社會科學領域中的領頭羊，一支獨秀成為顯學。分列二、三位的是教育學和政治學，各占9.6％、7.1％。有7個學科所占比重不超過1％，分別是宗教學(0.9％)、考古學(0.9％)、民族學(0.7％)、統計學(0.4％)、人地學(0.4％)、社科論(0.2％)和軍事學(0.2％)。
所有25個學科領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動性增長，各領域波動的年份不完全一致。這是因為一方面收錄來源期刊數量不穩定；另一方面來源期刊變更所引起的。
2 各地學科優勢與結構
2.1 各地優勢學科領域
各地的學科結構反映了現實的社會科學研究能力，也預示著各地的社會科學體系的發展方向。要對各地的學科領域的地位進行分析，必須求助于全國比較。對某個具體地區而言，有必要對衡量社會科學領域成就的絕對優勢學科領域和相對優勢學科領域兩個指標進行區分。兩種優勢的界定如下:
在某一學科領域中，一省區的論文在全國論文總數中的份額，這個指標可粗略評估該省區在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力量，取全國3l省區中每一學科領域前5位的省區，以定義它在該領域具有絕對優勢。測算公式：
在某一學科領域中，一省區論文在該省區全部社會科學領域論文中的份額與該領域中各省區論文總數在全國全部社會科學領域論文總數中的份額比較，這是從學科領域的角度來展示相對優勢指數(RCA)。它表明在某一特定領域內，具有比較優勢的省區應成比例地比其他省區做出更多的貢獻(發表更多的論文)。相對優勢指數的測量方法是：
因此，如果兩者的比值大于1，則說明該省區在該學科領域中具有相對優勢；如果比值小于1，則需要加強該領域的研究工作。
為了全面系統地反映和測量各地區的社會科學優勢學科領域，同時也為了消除各地區年度論文變化的影響，取7年各地區論文數據，分別按25個學科領域進行匯總，按上述的計量方法進行測度。各地區絕對優勢、相對優勢學科領域如表2所示。
觀察表2并分析數據可以得出：
從各地區絕對優勢比較看，北京、上海、江蘇、湖北和廣東在大部分領域占據了絕對優勢，這5個省市屬于第一層次。很明顯，北京在全部社會科學學科領域的論文產出中占有絕對領先地位，各領域的論文數占全國相應領域論文數的15％～48％不等，沒有哪一個省份在任何領域能與北京匹敵。北京在所有領域都具有絕對優勢，但不是所有領域都具有相對優勢，在管理學等10個領域不具有相對優勢。上海在、考古學和民族學既不具有絕對優勢又不具有相對優勢，在管理學等11個領域不具有相對優勢，但具有絕對優勢。江蘇考古學和民族學既不具有絕對優勢又不具有相對優勢，體育學只具有相對優勢，在宗教學等9領域不具有相對優勢，但具有絕對優勢。湖北在管理學等8個領域既具有絕對優勢又具有相對優勢，但在宗教學等6個領域既不具有絕對優勢又不具有相對優勢。廣東在等4個領域既不具有絕對優勢又不具有相對優勢。
管理學等16個學科前5名都集中在第一層次，而馬克
思主義等9個領域就比較分散，特別是考古學最為分散。
四川、山東、陜西、河南、甘肅、云南和廣西分別有4至1個絕對優勢領域，其他省份不具有絕對優勢領域。這表明少部分省市產出了大部分的社會科學論文，全國絕對優勢學科是相對集中的，對于具有絕對優勢學科的省市應該繼續保持這種絕對優勢地位，因為這是最具特色的優勢。
從相對優勢領域比較看，各地區相對優勢領域的數目不等，每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的相對優勢領域，除北京、上海、江蘇、湖北和廣東外，其他具有絕對優勢領域的省份，他們的絕對優勢領域幾乎也同時是各自的相對優勢領域。對于同時具有兩種優勢學科的省市，更應該繼續保持這種特色的優勢學科。對于沒有絕對優勢學科的省份，應該在各自的相對優勢學科里發揮力量，使優勢更突出。
從各學科相對優勢值比較看，社會科學研究能力比較強的省份差異小，而能力比較弱的省份差異比較大，也就是說社會科學能力弱的省份相對比較優勢更突出。
中部地區省份的相對優勢領域主要分布在、哲學、語言學、文學、圖情學和教育學。而西部省份的相對優勢領域主要分布在民族學、文化學、人文地理和環境科學，這是西部所處地域環境的反映。
社會科學研究的地區產出與綜合性大學和文科院校的地區分布有很強的相關性。社會科學研究產出能力強的省份也是擁有高等院校比較多的。
2.2 各地區相對優勢學科領域比較
為了考察各省區相對優勢領域在時間上的縱向變化，將1998～2000年和2002～2004年的各省區25個學科的論文數匯總，也分別計算出各省區的相對優勢領域。這樣可以比較各省區前期和后期相對優勢領域的變化。采用蛛網圖可以清楚地顯示相對優勢領域發展的強弱變化。由于篇幅所限，筆者在東中西省份中各選取一個省份，東部的上海、中部的湖北和西部的陜西。
分析數據和觀察圖1可以看出：
我國大部分地區社會科學學科保持相對穩定的結構，這種結構穩定性高于自然科學或工程學科。社會科學研究能力強的地區學科結構穩定性高于社會科學研究能力弱的地區，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研究不發達地區的學科結構更容易發生變動。
上海的民族學、環境科學和軍事學相對優勢得到加強，統計學、藝術學和文化學相對優勢被消弱。湖北的新聞與傳播學、統計學和文學相對優勢得到加強，而藝術學、宗教學和教育學相對優勢降低。陜西的人文經濟地理、軍事學和管理學相對優勢得到大力加強，而體育學、心理學和宗教學相對優勢降低。
2.3 各地區學科結構比較
各地社會科學學科結構異同和變化可以通過兩個指標加以測定：
從表3可以看出：
大部分省份的社會科學學科結構與北京極為相似，這表明我國各地社會科學研究發展模式基本相同。只有部分省份如青海、重慶、河南、內蒙古等結構稍有不同。
社會科學研究能力較強的省份結構變動度較小，如北京、上海、湖北和廣東等；社會科學研究力量較弱的省份結構變動度較大，如青海、海南、黑龍江和江西等。
總體上，社會科學學科結構變動低于自然科學或工程學科。
3 結論與建議
當前經濟學成為我國社會科學領域中第一大學科，遠遠超過其它學科。
北京、江蘇、上海、湖北和廣東是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力量最強的地區，其它地區具有少量的絕對優勢學科，每個地區都擁有數目不等的相對優勢領域，中部地區省份的相對優勢領域主要分布在、哲學、語言學、文學、圖書情報與檔案學和教育學。而西部省份的相對優勢領域主要分布在民族學、文化學、人文地理和環境科學。
大部分省份的社會科學學科結構與北京極為相似，這表明我國各地社會科學研究發展模式基本相同。全國各地社會科學學科發展特色與優勢并不突出。
選擇和發展優勢領域，首先要結合本身具有的學術優勢基礎和特色。各省區優勢領域的存在與各省區的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強弱有很大關系，所以各省區選擇和發展社會科學，應主要結合當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學科分布力量，特別是各地高校重點學科建設，結合當地區域特色和社會需求。其次，在選擇學科研究重點時，必須確立學科主體研究方向和有特色的學科方向，并以此為重點加強建設。在選好方向的基礎上，建設和培養學術梯隊，沒有一流的學術隊伍就沒有一流的學科，人才是學科發展的動力所在。
以社會科學論文作為測度優勢領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論文只是反映社會科學知識的成果形式之一，在社會科學領域，書籍也是反映社會科學成果的重要形式之一。
社會科學研究論文范文3
在近年信息處理與分析相關技術領域的進展中，文本挖掘是最引人注目的領域之一。文本挖掘是一個方法群，涉及統計學、自然語言處理、信息抽取、可視化等多項信息技術。同很多新興領域一樣，文本挖掘目前并沒有統一的定義，沒有完全一致的方法與模型，但是，Feldman和sanger那個很籠統的定義：“可將文本挖掘大致定義為一個知識密集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用戶與文檔集合通過分析工具進行交互”，清晰表明了這種方法與信息分析的內在聯系。
信息分析方法可廣泛用于決策支持和科學研究，在社會科學問題的研究中，它也具有一般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所不具備的某些方法論優勢。但情報學產生至今的數十年時間里，信息分析方法一直沒有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方法，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除了情報學對本領域的理論與方法缺乏有效的宣傳之外，信息分析方法本身的效率問題是一個關鍵因素。由于社會科學所需要的信息分析方法的效率不高，制約了它們大規模進入社會科學研究的應用領域。值得慶幸的是，隨著計算機技術的日漸成熟，高效率的文本挖掘方法出現了。盡管文本挖掘方法本身尚未完全成熟，仍在發展過程中，它在專門領域的應用也需要情報學家根據信息分析的特點加以完善，但它作為一種優秀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前景已經展示無疑了。
2010年，筆者承擔了國家社會科學重點項目“我國圖書館核心價值體系構建研究”?？紤]到我國圖書館核心價值會受到我國社會主流價值的制約，我們需要判斷國際上通行的圖書館核心價值是否為我國社會主流價值體系所認同。這就需要從國際上所有已經產生的圖書館核心價值中提取核心價值文本，并將其置入我國社會核心價值體系中進行考察。由于我國社會并沒有形成“社會核心價值”，我們假定代表我國社會主流價值體系的文本，比如《人民日報》全文庫或新華網，包含了我國社會的核心價值體系，而這類代表我國主流價值體系的文本必定是海量的、非結構化的，除非采用專門的方法與工具，否則無法發現這些文本中所包含的社會主流價值，也無法判斷它們與圖書館核心價值的聯系。
社會科學研究論文范文4
南大核心是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組織評定的，兩年一評。通過對全國所有符合兩月以下出版及非一刊號多版的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學術性期刊，進行他引影響因子分析，指某刊在統計當年被CSSCI來源期刊文獻引用該刊前2年所登載的文章的篇次（不含該刊自引）與前2年該刊載文量之比；總被引頻次指某刊被統計當年被CSSCI來源期刊文獻所引用該刊創刊以來登載的文章的總篇次（含該刊自引）。結果最靠前的的刊物，就是南大核心來源期刊。
由南京大學研制成功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簡稱CSSCI）是國家、教育部重點課題攻關項目。CSSCI遵循文獻計量學規律，采取定量與定性評價相結合的方法從全國2700余種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性期刊中精選出學術性強、編輯規范的期刊作為來源期刊?，F已開發的CSSCI（1998-2014年）16年數據，來源文獻近63萬余篇，引文文獻409余萬篇。該項目成果填補了我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的空白，達到了國內領先水平。
對于社會科學研究者，CSSCI從來源文獻和被引文獻兩個方面向研究人員提供相關研究領域的前沿信息和各學科學術研究發展的脈搏，通過不同學科、領域的相關邏輯組配檢索，挖掘學科新的生長點，展示實現知識創新的途徑。對于社會科學管理者，CSSCI提供地區、機構、學科、學者等多種類型的統計分析數據，從而為制定科學研究發展規劃、科研政策提供科學合理的決策參考。對于期刊研究與管理者，CSSCI提供多種定量數據：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即年指標、期刊影響廣度、地域分布、半衰期等，通過多種定量指標的分析統計,可為期刊評價、欄目設置、組稿選題等提供科學依據。CSSCI也可為出版社與各學科著作的學術評價提供定量依據。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已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國家圖書館、中科院等眾多單位包庫使用，并作為地區、機構、學術、學科、項目及成果評價與評審的重要依據。教育部已將CSSCI數據作為全國高校機構與基地評估、成果評獎、項目立項、名優期刊的評估、人才培養等方面的重要指標。
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2015年12月31日公告稱，決定調整CSSCI來源期刊目錄的更新時間和辦法，在新的來源期刊目錄更新前，2016年數據庫收錄繼續按CSSCI（2014-2015）來源期刊（含擴展版、學術集刊）目錄進行數據采集入庫。
二、南大核心的影響力
目前南大核心來源期刊,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同。從影響力來講，其等級屬同類劃分中國內最權威的一種,入選難度高于北大核心。
三、南大期刊的風格與要求：
(1)作者單位和簡介：名牌大學博士或副教授以上職稱（這里沒有歧視的意思。學歷，學校和職稱確實也是水平的一個反映，而且也確實沒有更好的篩選方式可供選擇）
(2)論文偏向于“文史哲法經”方面的學術論文，經濟方面的文章要偏重宏觀經濟。不安排具有政治意識形態傾向的稿件，不安排外國文學稿件，基本不安排純語言類稿件，不安排教育教學類，德育等方面的稿件?。ㄎ恼聝热菀欢ㄒ推诳瘜β?，不然就是再高質量的文章也不可能被錄用）
社會科學研究論文范文5
摘要: 人文社會科學是人類整個科學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了解人文社會科學成果概念及分類，探討目前我國高校認可的社科成果評價體系，闡述高職院人文社會成果評價的八項原則。
關鍵詞: 高職院校 人文社科成果 評價原則
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成果評價已成為學術發展的瓶頸，不科學、不合理的評價已催生了大量的學術不端現象甚至學術腐敗，嚴重阻礙了學術的繁榮和發展。高職院校作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繁榮發展的中堅力量, 迫切要求加強建立和完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體系和機制, 鼓勵科研創新, 營造崇尚學術、促進學術進步的良好學術氛圍和制度環境。探討高職學院人文社科成果的評價原則，有利于建立科學的評價體系，充分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提升高職科研競爭力。 一、人文社會科學成果概念及分類 人文社會科學以社會結構、社會組織、社會運作和社會變革等社會現象作為其研究對象, 其研究成果本身就是以對諸多社會現象、社會規律、社會實踐的價值和意義作出判斷和評價的形式而存在的, 相比自然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 表現出其內在的廣泛性、復雜性、歷史性和社會性。人文社會科學是一個由眾多學科組成的龐大學科群，包括：哲學、歷史學、文藝學、宗教學、語言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管理學、教育學、軍事學、新聞傳播學、體育科學、情報與文獻學、地理學等25大類。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形式可分為：著作、論文和研究咨詢報告三類，按研究的內容分為: 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決策咨詢研究。 二、高校認可的社科成果評價體系 目前, 對于社會科學成果的評價, 我國高校比較認同的有:美國加菲爾德創建的《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簡稱SSCI)和《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簡稱A&HCI)、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主持完成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簡稱CSSCI)、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主持完成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2004 年版)、北京大學圖書館主持完成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08年版) 等。尤其是CSSCI 是我國社會科學管理部門和社科專家、學者對于建立科學文獻檢索系統和評價指標的實踐結晶, 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教育部重點社科項目研究成果，作為我國社會人文科學主要文獻信息查詢與評價的重要工具。CSSCI來源期刊(2008－2009年版)共有25類學科528種，擴展版來源期刊24類152種，來源集刊19類?86種。經過十年的實踐, CSSCI 已經發展成為全國高校和其他科研機構以及廣大的社會科學研究人員普遍認同的、科學的、規范的期刊檢索系統, 已經成為社科成果評價的一種品牌, 標志著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管理已按照國際標準, 從封閉走向開放,走向科學化、規范化的軌道。 三、高職院人文社會成果評價原則 1.科學性原則。首先要有科研理論做指導，使評價指標體系在基本概念和邏輯結構上嚴謹、合理，抓住科研工作的實質，并具有充分的針對性。同時，還必須客觀地反映高職院?？蒲袑嵺`，抓住科研工作中最重要的、最本質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方面。合理、有效的成果評價不僅包括制定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 而且包括評價者對評價指標的科學、規范的掌握和運用, 即評價體系與評價形式的雙重科學性。 2.創新性原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是以探索性和創造性為基本特征的，是對客觀世界的正確認識的過程，是不斷修正錯誤的理論和認識、正確把握客觀世界的運動規律、指導人們實踐的過程。高職社科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創新性，應當是評價科研成果的唯一標準、最高標準。不具創新也就失去了學術意義。 3.可比性原則。評價體系要能適應在不同時期以及不同評價對象間的比較，既適應于同一對象基期與報告期的縱向比較，又適應于不同評價對象之間的橫向比較。同時，高職學院的科研水平與能力是不可能與辦學歷史較長的本科高校相比擬的，因此，在橫向比較時應按同類型、同層次的學校來進行比較和評價。 4.同行性原則。從對研究成果的認識和了解程度來看, 除作者之外, 對成果內容、意義理解力、認識力最強的就是高職學院的同行們。另外從學科發展和學術方向培育方面來講, 社科成果評價也必須高度重視和遵循同行評價原則。
社會科學研究論文范文6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英文全稱為“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縮寫為CSSCI。用來檢索中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收錄和文獻被引用情況。"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開發研制而成CSSCI來源文獻檢索界面，是國家、教育部重點課題攻關項目。CSSCI遵循文獻計量學規律，采取定量與定性評價相結合的方法從全國2700余種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性期刊中精選出學術性強、編輯規范的期刊作為來源期刊。目前收錄包括法學、管理學、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在內的25大類的500多種學術期刊。
CSSCI索引的文獻來自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根據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指導委員會確定的選刊原則和方法遴選并報教育部批準的來源期刊。來源期刊是根據期刊的影響因子、被引總次數等數量指標與各學科專家意見而確定的。確定之后，每年根據期刊質量的情況，增刪、調整有關期刊。具體確定來源期刊的原則有：
（1）入選的刊物應能反映當前我國社會科學界各個學科中最新研究成果，且學術水平較高、影響較大、編輯出版較為規范的學術刊物；
（2）入選的刊物必須是正式公開出版發行，且具有ISSN或CN號；
（3）入選的刊物其所刊載的學術文章應多數列有參考文獻；
（4）凡屬索引、文摘等二次文獻類的刊物不予收入；
（5）譯叢和以發表譯文為主的刊物，暫不收入；
（6）通俗刊物，以發表文藝作品為主的各類文體藝刊物，暫不收入。參照美國《科學引文索引》（SCI）選用期刊占世界科技期刊總量的比例與《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選用期刊占我國科技期刊總量的比例，結合我國社科期刊出版發行的情況，確定CSSCI的來源期刊數量占我國正式刊行的社科期刊總數的8－15%。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已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國家圖書館、中科院等眾多單位包庫使用，并作為地區、機構、學術、學科、項目及成果評價與評審的重要依據。教育部已將CSSCI數據作為全國高校機構與基地評估、成果評獎、項目立項、名優期刊的評估、人才培養等方面的重要指標。
二、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的應用
對于社會科學研究者，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從來源文獻和被引文獻兩個方面向研究人員提供相關研究領域的前沿信息和各學科學術研究發展的脈搏，通過不同學科、領域的相關邏輯組配檢索，挖掘學科新的生長點，展示實現知識創新的途徑。
對于社會科學管理者，CSSCI提供地區、機構、學科、學者等多種類型的統計分析數據，從而為制定科學研究發展規劃、科研政策提供科學合理的決策參考。
對于期刊研究與管理者，CSSCI提供多種定量數據：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即年指標、期刊影響廣度、地域分布、半衰期等，通過多種定量指標的分析統計,可為期刊評價、欄目設置、組稿選題等提供科學依據。CSSCI也可為出版社與各學科著作的學術評價提供定量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