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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研究論文范文1
1．1指標篩選對每次專家咨詢結果進行統計分析，用問卷回收率表示專家積極程度，指標重要性賦值均數表示專家意見集中程度，而變異系數(CV)和Kendall秩相關系數(rk)則用來衡量專家意見的協調程度。對于重要性賦值均數＜0．3和CV＞0．25的指標作為備選的刪除指標，同時結合專家意見完成指標的篩選。指標重要性程度評價采取Likert量表的形式來實現，分別賦值非常重要(5分)、重要(4分)、一般(3分)、不太重要(2分)、不重要(1分)5個等級。
1．2質量控制在實施調查前，向咨詢專家詳細介紹本研究的內容以及填寫問卷時需要注意的事項。在實施調查中，對問卷填寫的完整性和有效性進行嚴格監控，在后期問卷回收中采用雙人錄入。
1．3統計學方法采用Kendall''''s秩相關檢驗。
2結果
2．1專家基本情況15名專家篩選過程中，注重代表性和權威性并重的原則，所有專家都具有豐富的科研經驗和教學管理經驗，對本研究內容相對熟悉，因此可以認為專家熟悉程度較好、判斷依據充分，專家隊伍權威性較高。本研究邀請的15名咨詢專家的研究領域、職稱和學歷構成見表1。
2．2專家咨詢質量
2．2．1專家積極程度本研究的3輪專家咨詢問卷回收率均達100．0%。3輪問卷調查中，專家均對咨詢內容進行了嚴格的審閱，給予了嚴謹的指導、并給出了中肯的意見與建議，并對指標的清晰度、可測量性和準確性進行了細致的推敲和修訂，表現出對本研究的極大支持。
2．2．2專家意見集中程度專家意見集中程度用指標重要性賦值均數和滿分比2個參數來表示。在第一輪專家征詢中，3個一級指標和14個二級指標重要性賦值均數＞3．0;3個一級指標中，除了A1指標滿分比為33．33%外，其余指標滿分比＞50%，9個二級指標的滿分比均＞50%;三級指標中，除了B1下的3個三級指標外，其余指標的重要性賦值均數均＞3．0。在第二輪和第三輪征詢中，修正后評價指標體系的3個一級指標、9個二級指標和41個三級指標的重要性賦值均數均＞3．0，滿分比均＞50%。說明經過2輪專家咨詢后，專家基本取得了較為集中的意見(見表2)。
2．2．3專家意見協調程度本研究中，對專家協調程度采用CV和rk來評價。CV表示專家對某一個指標的波動程度，rk越小說明專家協調程度越高［3］，其計算公式為。而rk反映了不同被調查者對指標評分的一致程度。3輪專家征詢中，所有指標的CV均介于0．021和0．239之間，對3輪專家征詢的評價結果進行Kendall''''s秩相關檢驗，rk分別為0．313、0．451和0．457，均P＜0．05，提示3輪專家征詢意見協調性較好。3輪專家咨詢結果的協調程度見表3。
2．3指標修訂與篩選第一輪咨詢后，根據專家意見，將二級指標“B1學術信息價值意識”下的“具備信息素養認知”、“認識學術信息的重要性”和“認識學術信息素養的重要性”3個三級指標刪除，增加“認識學術信息的理論價值”、“認識學術信息的應用價值”、“學術信息的交流價值”3個三級指標;在二級指標“B3學術信息獲取”下增加“從醫學實驗獲取學術信息的能力”、“從臨床治療獲取學術信息的能力”、“從師生傳承獲取學術信息的能力”和“從學術會議獲取學術信息的能力”4個二級指標，并對部分二級指標和三級指標的歸屬進行了調整。第二輪咨詢后，根據專家意見，在二級指標“B5學術信息應用”中增加了三級指標“篩選所需學術信息的能力”，刪除三級指標“學術信息的交流價值”，并對部分指標的文字描述進行修正，專家意見基本一致。第三輪專家咨詢中，根據專家意見又對部分指標描述進行了修正，并依據專家評分和指標篩選條件對指標進行最終評價，所有指標均滿足指標篩選條件，最終形成包含3個一級指標、9個二級指標和41個三級指標的醫學研究生學術信息素養評價指標體系。
3討論
醫學研究論文范文2
中醫藥實驗室或研究平臺要體現中醫科研的特點，中醫學發展經歷了比較長的歷史時期，形成了獨特的中醫藥理論并有效指導臨床，是一門典型的經驗和實踐醫學，現今的醫學發展需要我們從經驗和實踐醫學向實證、循證醫學發展，轉化醫學為我們提供了新思維和新途徑。因此，在長期的經驗和實踐醫學的基礎上，中醫藥轉化醫學研究具備了從臨床到基礎研究的有力支撐條件。中醫藥實驗室或研究平臺建設遵循轉化醫學思維，也是立足國情、與時俱進的表現。我國天然藥物資源豐富，千百年來就是我們用以防病治病的有力武器，中藥理論具有鮮明特色，講究平衡機體（糾正偏性）、系統調節；復方是主次分明（君臣佐使）的化學成分組合群；藥物作用模式是多點-多點（系統-系統），運用轉化醫學，有助于闡明中藥理論并獲得國際的認可。例如，有關中藥復方的一項轉化研究表明，復方黃黛片用于治療粒細胞白血病，其君臣佐使效用分明，其中的硫化砷是君藥，促進癌蛋白的降解；丹參酮是臣藥，阻滯癌細胞的增殖，此外，還誘導轉運蛋白AQP9的表達促進硫化砷進入癌細胞起到使藥作用；靛玉紅也能誘導轉運蛋白AQP9的表達起到佐藥的作用。又如，由黃芩、白芍、甘草和大棗組成的黃芩湯，其提取物PHY906可以促進腸道細胞再生，減輕結腸癌化療胃腸毒性而在美國得到認可，其成功之處在于運用轉化醫學思維，采用了植物組學質量控制（phytomicsqualitycontrol）的研究模式。
因此，轉化醫學的興起，必將推動我國中藥創新和國際化進程。我國實行的創新中藥計劃，就是通過借助和發展相關技術，多學科交叉對中藥進行研究，在中藥特色的臨床療效評價體系、臨床有效復方的甄選和評價；復方的配伍關系，復方的藥物質量控制，藥效學和藥動學以及安全性評價；化學成分組合群與人體的相互作用等方面進行闡明，使中藥更好地服務于人類健康。轉化醫學為實現這一點提供了思路。轉化醫學強調基礎和臨床之間的溝通，根據臨床需求，采用蛋白質組學、代謝組學、生物分子網絡和信息學研究方法進行基礎研究，將研究成果盡快應用于臨床。轉化醫學是實現我國中藥現代化的一條有效途徑。2007和2008年，在北京協和醫院舉辦了第一屆和第二屆轉化醫學研究國際研討會，標志著轉化醫學研究在國內的啟動。2009年，國內首家兒科轉化醫學研究所在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學中心成立。同年中南大學轉化醫學研究中心在湖南湘雅醫院成立。此后，全國的一些醫學院和研究所也陸續成立了轉化醫學研究部門。我國的轉化醫學研究盡管有了發展，但不容忽略的是，針對中醫藥轉化醫學研究的實驗平臺建設仍比較薄弱，體現在平臺數量少、人才缺乏及流通障礙。有報道稱中國中醫科學院與江蘇省中醫藥研究院合作搭建中醫藥轉化醫學研究平臺，說明以新理念、新思維建設中醫藥科研平臺受到了重視并跨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2中醫藥轉化醫學研究實驗室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
轉化醫學作為醫學研究的思維和模式，引入中醫藥研究實驗室建設需要轉變觀念，目前碰到的突出問題是轉化醫學人才引入和培養、實驗室資源的整合利用問題。
2.1轉化醫學人才引入和培養問題
中醫藥研究實驗室建設要有前沿意識。創新能力的提高源于創新思維和實踐。中醫藥轉化醫學研究實驗室以轉化醫學思維為指導，將基礎研究成果轉化于臨床應用。具有轉化醫學思維的中醫藥研究人才和學術隊伍的組建和培養面臨一些值得注意的方面：第一，熟悉中醫藥理論和應用、具備轉化醫學教育背景的專業人才缺乏；第二，有關中醫藥轉化醫學研究課題相對較少，制約實驗室人才的引入和培養。有課題支撐，實驗室才能獲得可持續性發展，而實驗室的發展將會帶動研究的深入，有利于吸引更多人才的加入或鍛煉、儲備一批研究人才，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2.2實驗室資源的整合利用問題
中醫藥轉化醫學研究實驗室建設和其他類型實驗室的建設都碰到一個共性的問題，就是資源優勢得不到整合和共享，集中表現在科研活動重復性較多、科研設備分散、使用率低下、開放流暢度低、服務社會意識有待提高。中醫藥轉化醫學研究實驗室還面臨著如何將基礎研究成果轉化為促進臨床醫療行為的應用成果，體現其實效性、應用性特點的問題。
3中醫藥轉化醫學研究實驗室建設的策略和建議
針對中醫藥轉化醫學研究實驗室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提出以下一些設想和建議，以供討論。
3.1人才引入、培訓及流通
中醫藥轉化醫學研究實驗室的建立和建設，對人才的要求是既要熟悉中醫藥基礎理論，又要樹立轉化醫學思想，需要掌握較高的現代醫學實驗技術，有豐富的實踐操作能力，具備較高的科研綜合素質，能作為轉化醫學研究的領頭人。各個實驗室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提供經費資助設立轉化醫學研究項目或采取柔性引進方式以吸引高層次人才。高水平的實驗室往往具有一個作風優良、素質較高的團隊。除了領頭人才，團隊骨干科研素質的培養和提高也值得重視。由于現代科技手段的進步，科研設備和測試技術不斷涌現，要跟上先進技術的發展步伐，對團隊成員要進行經常性的培訓。要不斷完善培訓制度，通過派出學習、委托培養或邀請同行舉行培訓班、專題講座等方式，分期、分批進行培訓，使實驗室所有人員處在不斷的學習過程之中，適應轉化醫學科研形勢的發展。建立無障礙的人才流通制度。2003年全國人才工作會議提出要樹立科學的人才觀。人才流通作為其中的重要內容，其科學內涵得到了說明，創新了人才流通的觀念，沖破傳統意義上“人才固定、部門所有”的觀念，提出“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則，實現人才資源的最大利用率。各個中醫藥轉化醫學研究實驗室基于推動中醫藥走出國門、發揚中醫藥的共同目標，可以考慮互相之間進行人才的合理、有效流動，建立長效機制，這可能需要一段時間的嘗試。
3.2建立開放的中醫藥轉化醫學研究實驗室
實驗室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服務功能。隨著我國對科研經費投入的增加，各種不同類型科研課題的增多，促進了實驗室研究工作的進步。整合分散、效率低的實驗室資源，使之形成集中、專業的實驗室，適合不同類型課題的需要，這對于中醫藥轉化醫學研究實驗室的生存和發展可能更具有現實意義。首先，要突出轉化研究特色，選準實驗室的研究方向，對實驗室的儀器設備、實驗技術、團隊分工進行整合。其次，參考國內或國外的轉化醫學研究中心，設立若干個公共服務實驗平臺。這些平臺既向本單位開放，也向外單位（如制藥企業、醫院、藥用植物栽培基地等）開放。這樣，這些平臺通過整合后，變得更專業化，在為更多單位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密切了相互之間的聯系，有可能在藥物基礎與應用研究、臨床診療新方案、新藥開發研制等方面獲得研究思路和成果，為中醫藥轉化醫學研究實驗室的更好發展打下基礎。
4結語
醫學研究論文范文3
（1）大部分臨床醫學研究生是應屆本科畢業生或者有臨床經驗的基層臨床醫生，在入校前基本沒有科研基礎，對實驗室環境陌生。一年級的研究生課業繁重，學生往往沒有時間進入實驗室，得不到有針對性的科研素質訓練，因此等進入實驗室工作后，通常需要大量時間熟悉和學習實驗基本技能。臨床醫學研究生往往希望能有更多時間在醫院科室進行相關臨床專業的學習，跟著導師做手術、上門診。
（2）臨床專業的導師大都是臨床醫生，由于醫生的工作量大，大多數醫生基本沒有時間到實驗室工作，對科研過程和實驗室技術都不熟悉，對研究生科研工作的指導也是力不從心，研究生不能得到系統有效的訓練。另外，有一部分導師自身能力有限，業務繁忙，對學科學術前沿缺乏了解，導致其知識老化、知識結構不合理、綜合素質不高，無法很好地指導研究生，嚴重影響到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養。
（3）研究生創新能力差是目前我國研究生教育中一個突出的問題?！皠撔率且粋€民族進步的靈魂”，但目前存在的問題是研究生對導師的科研方向、方法依賴性較強，缺乏自己獨到的見解，這樣會嚴重阻礙其自身科研能力的培養。研究生應該在臨床及科研過程中提出前人未解決的問題，并將之轉化為科研問題，進而進行科學設計，并輔以必要的科學實驗研究。只有敢于提出問題、挑戰權威，才能有利于創新人才的培養，并不斷推動生命科學的發展。
（4）學校應該鼓勵創新，制訂相應的獎勵制度，調動研究生的主觀能動性，使研究生樂于超越自我、開拓創新?？茖W創新是需要勇氣的，任何創新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因此，學校應制訂適當的獎勵制度激勵研究生。
2提高臨床醫學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具體措施
研究生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新形勢對醫療行業從業者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為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新時期的臨床醫學研究生必須全面發展，因此，臨床醫學研究生的培養需要探索新的出路。
（1）無論是科研思維的建立還是創新能力的培養，都離不開一個有利于研究生學習和鍛煉的環境。在研究生的教育和培養過程中，環境的影響甚至大于導師的影響。因此，建立一個結構合理、層次豐富、分工明確的研究生培養基地是十分必要的。將基地構建成一個包含臨床醫學專業研究生、基礎醫學研究生、臨床醫生和基礎研究人員、實驗室技術人員在內的互助體系，使臨床醫學研究生與基礎學科的導師及研究生有常態化的交流。牛頓說過：“我之所以看得這么遠，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如果沒有知識積累的高度，那么高水平的科學研究也就無從談起。扎實的理論知識是進行科學研究的必要條件，臨床醫學研究生得到具有豐富學識的基礎學科導師的指導，使得自己的知識理論體系不斷完善，對學科學術的認識不斷加深，為科研活動的進行打下良好基礎，在遇到困難時也不會盲目。科研方法是解決問題的手段，熟練掌握才能事半功倍。實驗技術人員可以幫助研究生尋找更科學合理的科研方法，創新科研思路。臨床醫學研究生與基礎研究生的交流能促進雙方共同進步。這樣，無論是課題的設計、實驗的具體實施，還是論文的撰寫，臨床醫學研究生都會覺得得心應手。
（2）在實驗基地內部創立一個有利于創新和求真的學術環境，以促進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養和提升。高壓學術氛圍和不健康的學術攀比氛圍都不利于研究生的成長。實驗基地可以在小環境內提高畢業門檻，這對研究生來說是壓力也是動力；建立有效的正刺激和反刺激體制，調動研究生的積極性；設立創新獎勵基金；對發表高質量論文的研究生進行獎勵，例如制訂留校優先和出國推薦等制度，創造一個鼓勵創新的環境。
醫學研究論文范文4
一評價體系與學術規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改革開放以來，蘇俄引進的僵化理論教條漸漸喪失了獨斷地位。但是整個教育體系以及學術研究群體的知識體系的轉變并不能同時完成，因而學術研究基本趨勢的轉變，會表現出明顯的滯后現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需要新的思想資源用以突破舊的蘇俄教條的禁錮，觀念和理論層面的創新顯得特別重要，因之出現一大批偏重于觀念與理論探討的研究文獻，也是時代的要求?？上碌乃囆g觀念與理論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撐，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觀念與理論拓展的歷史任務，整個國家的藝術科學研究水平，并不會僅僅因為觀念與理論的更新而有明顯的提高。
以1999至今這三年里的戲劇學研究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統計，最近三年戲劇學研究文獻里，基礎理論與范疇、規律的研究不可思議地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開發表的研究性論文里占到1/3左右。對戲劇基本特征、基礎理論和普遍規律的探討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學術界將如此大的精力用于這類純粹理論性的探討，卻不能算是正?，F象；其中更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從事這類基礎研究的學者，多數身處并不擁有掌握研究資料與信息方面優勢的中小城市或非專門研究單位。誠然，戲劇研究領域史的研究以及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開史的考證，這類研究也主要是對戲劇整體時代特征或藝術特征的討論，當然也包括一些群體研究或類型研究，其中“論”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關注。在戲劇史研究領域，元雜劇尤其是關漢卿研究較受重視，中國現代戲劇和外國戲劇研究領域，最主要的個案研究是對和莎士比亞的研究，對這兩位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幾乎是其它同一領域劇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總和，然而對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包括關漢卿研究在內，有關劇作主題、作品性質、人物形象和作品風格的辨析與討論占有最大的份量。有關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個人獨特見解的優秀論文論??，葰g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牽渲兄遼?0%以上的論文和論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現有文獻以外的材料，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樣的研究從“知識的增長”這一學術發展角度上看，貢獻幾乎等于零。通過提交給國際性學術會議的論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國內學者的論文選題與境外學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清晰可見。
我不敢斷定戲劇學研究領域存在的這種現象可以毫無保留地推之于整個藝術學研究領域，但是我相信從整體上看，要說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仍然流行重視抽象、宏觀的理論研究，輕視經驗的、個案的實證研究的學風，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么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在近代的興起，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個案的、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應該成為藝術學研究的主體。只有戲劇學乃至整個藝術學研究的重心轉向實證的、個案的研究，理論與觀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對田野方法的重視，完全可能使國內藝術學研究轉向更注重個案研究和經驗性研究，同時給予這一類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評價。這樣的轉變無疑將逐漸引導整個研究風氣的轉換。
其次，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的引入，對于強化國內藝術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將有可能產生直接影響。
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強調個案研究與研究者直接經驗的價值，但同時更強調研究過程的規范、成果表述的規范，其中也包括經驗描述的規范。這種規范不僅僅是學術積累的需要，也是使學術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學價值的需要。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是在通過規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學。這樣的研究取向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分為兩個重要群體，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學者以外，還有更大的一個群體身居文化部門所屬的藝術研究機構。以戲劇學研究為例，后一個群體的規模顯然要超過前一個群體，而且由于與戲劇創作演出的實際接觸較多，在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然而無可諱言，這個被習稱為“前海學派”的學術群體長期以來偏重于戲劇藝術實踐，雖然相對而言具有比較注重經驗研究的優勢，也擁有許多第一手的珍貴的學術資源，重視藝術的當下性，但是由于不夠注重學術規范，因此很難得到學術界應有的承認。多年來，境外數以百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學者相繼來到國內，他們在與這個群體的接觸交流過程中獲益匪淺，文化部門所屬的許多學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過境外學者的轉述，才為外部世界和主流學術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緣于“前海學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規范化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換言之，經驗性的研究以及對經驗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過規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現出來，才擁有足夠的學術意義，才會得到主流學術界的認可，才可能充分顯現其學術價值。
因此，借鑒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鑒和汲取人類學和社會學家從事田野研究時遵循的學術規范，將會有效地彌補“前海學派”學者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弱項，使這個學術研究群體掌握的大量感性資料與經驗性材料，通過更多途徑進入當代主流學術界的視域，藉此改變藝術學的研究重心。因此，對于中國藝術學研究而言，進一步注重學術規范，使被稱之為“前海學派”的這個研究群體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將給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帶來深遠影響。
二研究視角的轉變
當然，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對中國當代藝術研究最具學術意義的影響，還是要首推它可能帶來的文化層面上的研究視角的改變。
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學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學研究一樣，它之受到西方學術的刺激與影響是無可諱言的。在這一影響過程中，西方學術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打下了鮮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視角，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簡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學主要是在歐洲的文化傳統和解決歐洲社會遇到的問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擴展，自覺不自覺地呈現出歐洲中心的世界觀，這種具有鮮明西方色彩的歐洲中心的人文科學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留下它的痕跡。在研究與品評中國本土藝術時，人們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習慣運用的藝術標準，比如說以西方音樂體系評價中國本土音樂，以西方戲劇理論解釋中國戲劇并且試圖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國本土戲劇，把油畫的教學體系搬用到中國畫的教學中，等等。這樣的現象存在于藝術學的多個領域，換言之，西方比較成熟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整體植入，確實在中國藝術學研究的現代轉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這種整體植入的結果與中國本土藝術以及中國人的情感經驗之間的距離，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癥結。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引進，卻給我們一條走出這一癥結的路徑。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單純的田野方法，而且還包含了至關重要的文化多元觀念。雖然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起源都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但是二戰以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觀逐漸成為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主導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個原來受到歐洲中心主義文化觀影響最深的研究領域，現在則相反成了對歐洲中心文化觀形成最猛烈沖擊的領域，成為最堅決地推動文化多元觀和消解歐洲中心論的學術領域。這一思想方法的變化對田野研究的影響非常之深遠，而這種非常之符合當代世界潮流的學術方法的引進，對于后發達國家尤其重要，因為越是后發達國家越是需要通過文化多元觀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視本土文化傳統的價值。因此，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爾根時代的學者那樣，抱著了解人類童年的文化優越感，把非西方社會視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因而能夠更客觀地認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傳統與現實的差異，在解釋它們的歷史與現實時，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互相尊重。而這樣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視角以外，多年來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還存在一個尚未得到學術界重視的研究視角，那就是一種過于貴族化的藝術觀仍然占據著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觀念不僅僅意味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藝術活動不能以同一種標準來衡量和評價，同時也暗含了另一種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們的個人興趣，以及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作為衡量所有文化行為的唯一標準。
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將他們的考察對象，從長期以來擁有文化特權的上流社會轉向更廣闊的草根階層時，還伴隨著思維模式的改變。事實使人們更清晰地意識到，不同地域的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價值觀念體系雖然會有很大的差異，卻各有其合理性；他們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過其自身的價值系統，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有意義的解釋。在藝術領域更是如此，藝術在本質上意味著人們用以情感交流與表達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階層的人們各自的情感交流與表達方式，在這一生活與文化圈內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對民間草根階層的藝術、趣味與審美活動的歧視和改造，強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貴族自以為是的藝術觀與審美趣味，正是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禁忌。
在中國藝術學領域，這種文化貴族心態隨處可見，比如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人們長期以來習焉不察的“采風”這樣的辭匯產生強烈的質疑。確實，如果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藝術學創作與研究對于那些地域色彩鮮明的民間藝術活動并不是毫不關心，那么很難否認，創作與研究者們經常是以“采風”的態度去關注和研究民間藝術活動的。人們慣于使用“采風”這樣的辭匯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兩個方面的信息。從歷史上看，“采風”的制度早在秦漢時代就已經基本形成，它隱含了官方與民間二元且以官方為主導的文化價值觀；從現實的情況看，“采風”意味著藝術家和藝術研究只關注民間藝術活動作為創作素材的價值。因此，“采風”的實質，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貴族的立場上對民間藝術活動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實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幾十年里，地域色彩鮮明的和非主流的藝術樣式和優秀藝術作品，經常被主流藝術用以為創作的材料，回顧近幾十年的藝術史，我們會發現許多有世界影響的優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處理本土民間藝術元素的產品。然而，在民間藝術活動被大量地用以為創作材料而遭到掠奪性開采的同時，它們本身卻仍然被視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視為必須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擁有藝術價值的對象。
以“采風”的心態從事本土與民間藝術研究的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對象自身的獨立存在以及內在文化價值。因此，研究者變成了專事獵奇的旅游者，對于民間藝術對象的關注只限于與“我們的”藝術活動的差異，而并不真正關心這樣的藝術對于生活于其中的創造了它們的人們究竟具有何種價值和意義。從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應該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種藝術樣式、多種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異的倫理道德和習俗對于它們的主體自身的價值與意義，致力于在這些獨特的藝術與生活的原生環境中，還原它們的內涵。這樣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風”式的官方和貴族文化心態，才能獲得對民間藝術真正具有文化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亟需借鑒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摒棄西方中心與貴族趣味對民間話語空間的擠壓。
三一個實例：路頭戲
如果我們的藝術學研究能夠更多地注重對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方法的借鑒與引進，尤其是徹底改變歐洲中心主義與貴族主義文化觀，那么對諸多藝術現象的研究與評價，都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的研究領域，有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說明研究視角的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那就是對臺州戲班大量演出的路頭戲（或曰提綱戲、幕表戲）的研究與評價。
近幾十年戲劇研究領域幾乎完全沒有對路頭戲的研究，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路頭戲卻可以說是中國戲劇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歷史，也許可以追溯到戲劇起源的年代。路頭戲之所以長期被戲劇研究人員們忽視，是由于它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為從上而下的“戲改”的主要對象之一。而對路頭戲的批判，其理論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對路頭戲的批判與其說出自藝術的原因，還不如說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簡單的演劇方法，然而它并沒有像同時代其它那些更為粗糙、原始與簡單的民間藝術那樣獲得尊重，它從一開始就被看成是創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對象，直到現在，在多數當代戲劇史家們的眼里，路頭戲之受到批判乃至遺棄，仍然被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然而，當我們通過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討路頭戲的存在以及它的意義，就會清楚地看到，像路頭戲這樣一種有著千百年悠久傳統的演劇方法，它之所以會受到眾口一辭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遺棄，正由于長期以來西化的和貴族的文化視角在藝術學領域占據著統治地位。
路頭戲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圍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戲改”工作的政府官員，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較高的、經常接觸甚至直接參與話劇創作與研究的知識分子，排除意識形態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戲改”簡直可以說就是在用西方的、話劇的戲劇觀，居高臨下地改造中國本土戲劇。像路頭戲這種本土色彩濃厚的傳統演劇方法，與這些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戲劇學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頭戲的演劇方法被后來的國辦或準國辦的戲劇表演團體遺棄，還有另一層因素，那就是長期以來衡量藝術的標準是由傳統詩學基礎上培養的文人決定的，雖然傳統文人最終接受了元雜劇和明清傳奇，卻始終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種“花部”戲劇劇種，同時也難于充分認同民間極富創造性的口傳文學的價值。文人趣味在中國戲劇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的現象，并沒有因為1950年代的社會急劇變動而真正有所變化，反而因為劇團國家化而在制度層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學性和音樂性方面很難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頭戲，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們看到，如果說晚近一個世紀的藝術學研究受到歐化的和貴族的這兩種文化偏見的左右，那么路頭戲的遭遇具有作為樣本的罕見的深刻性，路頭戲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與遺棄，正是由于同時受到這兩個方面的夾擊。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書中所敘述的那樣，路頭戲至今仍然是臺州戲班最主要的演劇方式，但這種承繼了本土文化傳統的演劇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續至今，并不是因為路頭戲演出過程中大量的即興創造在戲劇學層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給定情境與表演者個人創造之間巧妙和平衡，以及潛藏在它的即興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員之間、演員與樂隊之間的互動與內在張力，而竟然是因為在本土的戲劇市場里，戲班最適合以這樣的演劇方式營業；并且，由于在晚近幾十年里路頭戲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識形態影響較為明顯的民間戲班，路頭戲的演劇方式也正在被棄用。
有關路頭戲的藝術魅力，我已經在書中做了初步的探討，將來還會做進一步的研究。這里我只想通過它的遭遇說明，擺脫歐洲中心的和文化貴族的偏見對于中國當前的藝術發展以及藝術學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徹底轉變研究視角，路頭戲的藝術價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評價；進而，也許還有更多的藝術現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視角加以重新審視，給予重新評價。
四需要注意的問題
田野研究只是一種方法，雖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特有的研究路徑，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個人的研究體會，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藝術學領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諸多需要注意的問題。
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標之一，就是考察藝術活動在特定文化環境中自然生成、發展的性狀。當然，對象的性狀總是會在與外界的不斷互動過程中經常變化，然而這樣的變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與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而發生的變化，有質的區別。仍然以戲劇在晚近五十年的變化為例，雖然歷史上中國的本土戲劇始終在民眾審美趣味變化的背景下持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但是正由于這樣的變化是在戲劇創作表演的主體與觀眾的互動之中緩慢而自然地發生的，因此無論如何變化都不足以出現背離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結果；然而1950年代戲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戲劇經歷了劇烈變化的這一改造過程中，觀眾甚至是劇團內部的創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沒有話語的權力。因此，中國戲劇的自然狀態之必然受到破壞，就是可想而知的。在這里我們看到一種外來的文化價值觀是如何被強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終會產生臬的結果。它不僅給我們留下了值得好好記取的教訓，同時還給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難。
這就是我們今天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面臨的特定境遇，就像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藝術領域那樣，本土藝術在外來的文化價值觀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這一文化現實，使得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須非常小心翼翼。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面對的研究對象不是無感覺的作品而是具體的人的行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社會身份、知識背景與生活環境等多方面的差異、尤其是趣味的差異，很容易被處于弱勢地位的民間藝人理解為知識與藝術見解的優劣，研究者在從事田野工作時，很容易被研究對象視為強勢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對被研究者產生不可預計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足以改變研究對象的原生態。
需要指出的是，在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入侵者，極易對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間藝術本體造成損害?，F代人類學家喜歡說“我們的身體就是人類學研究的工具”，強調田野考察過程中研究者應該融入研究對象，在與對象的互動中體察對象及其可能發生的變化，但是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這個特殊的領域，我認為研究者應該盡可能做一個客觀和外在的觀察者，盡可能克制影響對象的沖動，因為保持本土藝術的原生態的意義，可能比改變它要重要一百倍。當然，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只不過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影響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果，自覺地將自己的影響盡可能減少到最低限度，無疑是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必須遵守的職業操守。
其次，我希望強調藝術學的田野研究作為一項藝術學研究的價值，盡管我們可以借鑒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這樣的研究指向應該是藝術學的而不能僅僅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更直接地說，用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從事藝術學研究，應該是研究的重點。
每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圍和研究目標，不同學科的關注重點并不相同，因此，當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方法被引進到藝術學研究領域時，人類學與社會學所關注的那些問題，也很容易同時被帶入藝術研究過程中；或者說，研究者的關注重點可能會發生偏移，也許那些從藝術學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反而被忽視了，這樣一來，研究很容易演變成對于藝術、藝術活動的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而不再是藝術學研究。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當然仍有其價值與意義，然而它的價值與意義是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坦率地說，這類研究即使再有價值和意義，也不是藝術學研究。它不能代替藝術學研究，也不能幫助我們解決藝術領域最值得關心的問題。
我在從事臺州戲班的田野考察時經常提醒自己將藝術層面的問題作為主要對象，不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藝術學研究的訓練，因此只有藝術學問題才是我在專業領域范圍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藝術學領域的問題才是我所真正應該去關注和感興趣的。舉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許多有關宗教與民間祭祀、民間信仰方面的現象，我當然知道從人類學或者社會學角度對這些現象進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會相對地集中于這些現象與民間戲班的運作和表演、與當地觀眾的欣賞之間的關系，將這些現象與戲劇活動之間的聯系，小心地剝離出來，分析它們對戲班以及戲劇活動的藝術方面的影響力，尋找這些現象與近二十年臺州戲班的繁榮與發展之間的聯系。同樣，當我剖析和研究戲班的內部構成以及戲班內部的人際關系時，不僅把戲班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亞群體看待，同時更注重把它們看作一個關乎戲劇藝術的群體看待，這樣的研究當然明顯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
醫學研究論文范文5
翻譯的學術研究之本質是什么？這個問題讓人很自然地想起學術名篇“TheNatureofAcademy”。作者在文中所描寫的社會各階層強加給學術的悲哀在我們的傳統學術范式中亦依稀可辨。學術要關注什么？學術研究要引領何種潮流？學術如何突破世俗樊籬修成正果？這是真正鐘情于學術的人們所注目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此次講習班的過程中，被中國譯界的同仁們作了一種別出心裁的詮釋。
正如中國譯協的領導黃友義、孫承唐和《中國翻譯》雜志常務副主編楊平在開幕式上所倡導的那樣：這次研討，重在“全面地提高廣大翻譯工作者的素質”，重在“思維模式的改革”，重在“拋磚引玉”！這種理念，很快就在開講人許鈞先生的報告中得到印證。許先生對他的譯著《紅與黑》中的詞句是如何剪裁未作任何闡述，而是從“傳統與創新”的角度，對翻譯、翻譯學和翻譯批評等問題進行了宏觀的解剖。這位來自南京大學的博導還以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了作為一處翻譯學的導師應該如何引導學生和學界進入高層次的學術研究和國際交流的種種途徑。許鈞教授是主要從事法漢翻譯研究與教學的專家，此次與他的同行劉和平教授一同出現在以英漢翻譯為主的講臺上，這種安排本身就意味深長：作為組織者的中國譯協《中國翻譯》編輯部，旨在打破學科研究的界限，追求一種“殊途同歸”的學術效應。
“殊途同歸”，還體現在此次講習班對教師和講題的選擇上。從教師來看，主講人當中有八十多歲的譯壇名宿程鎮球、許淵沖，有年富力強的翻譯家孫致禮、莊繹傳、徐亞男，也有許多三、四十歲的著名中青年學者。各路豪杰流派不一，觀點精彩紛呈。演講的課題從宏觀到微觀，從理論到實踐，從筆譯到口譯，從文學翻譯到外交翻譯、政論翻譯、法律翻譯、呈現出多層次、多視角和高品位的學術研究特色。
在宏觀方面，翻譯學的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代表了主流。來自北京大學的辜正坤教授以“點到為止”的方法，向學員們介紹了他的《翻譯學通論》的理路構成，意在引導學生進入宏觀翻譯學與微觀翻譯學的主要層面。同是講翻譯學，香港浸會大學的潭載喜教授則是從西方翻譯模式談起，分析了西方翻譯模式的強與弱，并對翻譯學發展的路向作了展望。清華大學的王寧教授則基于對目前翻譯及其研究之現狀的思考，試圖對全球化時代的翻譯進行重新定義和定位，并對全球化進程中翻譯的作用做出描繪。王寧認為：“翻譯現在正經歷著一種轉折：從屬于語言學層面上的字面辶多譯逐步轉向文化層面的闡釋和再現?！边@與西方文化學派的觀點遙相呼應。對于西方譯論給譯者的啟示，香港嶺南大學的張南峰教授則以Vermeer的目的論和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為引線，深入線出、由此及彼地介紹了有益于翻譯理論研究或實踐研究的多種理論；張先生并結合“英漢文學翻譯中的三個問題：戲劇語言、文化專有項和雙關語”這一課題，為翻譯研究和翻譯教學中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問題作了全新的注釋和演繹。在跨學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學的博導申丹為學員們展示了她在文學文體學與小說翻譯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從西方文體學的發展概況入手，對文學翻譯中對語域的處理和故事層次上的假象等值等問題作了理論與實踐的分析，說明了文學文體學在小說翻譯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東風則通過對文學翻譯中的文體變形處的分析，指出了文學翻譯中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譯家與作家的意識沖突。王教授認為，“無論是翻譯文本中的譯例，還是譯家的言論，都清楚地表明譯家的語言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語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則是詩學取向?！睋?，他在文中對傳統的信息或語義取向的翻譯策略提出了質疑。這種多視角的研究路向為廣大學員進行多元的、多層面的學術探索提供了樣板，這也是此次研討會的目標之一。
在學術研究方面體現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資源共享、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為質疑學術傳統和挑戰學術權威提供溫床和土壤。這次講習班打破了傳統的10分鐘宣讀論文的模式。每位主講人花2-4小時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講義、板書或投影和講解相結合的方法向學員展示，穿插提問、發言、演示等模式進行探討。學員們不但可以與教師共享這些科學研究的成果，同時還培養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這樣的討論中，新的學術觀點不斷生長。比如說，對于翻譯的“異化”與“歸化”的問題，南開大學的劉士聰教授就提出了一個頗為獨特的觀點。劉先生認為，就英譯漢而言，應提倡“歸化”，這與英、漢文化的強弱無關，并不代表漢語文化要遷就英語文化，亦與政治、經濟無關，而是象征著我們對英語標準語言的一種追求，是純粹的語言處理。這一觀點令學員們困惑不解：如果是純粹的語言處理，為什么英譯漢的策略要與漢譯英有所不同？在翻譯的文化轉向問題上，香港嶺南大學的孫藝風博士認為，翻譯的文化學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魯·勒弗菲爾夸大了意識形態（ideology）對翻譯重寫過程的作用。他認為，對待不同理論的吸納應持全面審慎的態度。孫藝風對內地的許多學生在學術研究中表現出的“師言亦言”、“人云亦云”的“追尾”現象持否定態度，因此他主張：學術與教育的牽引應以培養獨立的思維方式為重。在這次大研討的過程，最“火爆”的一場“爭鳴”來自詩歌翻譯的兩大名家——許淵沖和江楓。許先生以二十世紀可能改造未來人類面目的偉大成就克隆技術為切入點，深入地闡述了他的“文學翻譯克隆論——信達優論”。許先生堅信，富有音美、意美和形美的“三美”譯文就是“信達優”的譯文。而江楓先生則以“譯詩，形似與神似：一點必要的常識”為主題，對許淵沖先生的“新譯論”提出了批評。這種沸騰的場面讓廣大譯界同仁有機會目睹學術界的另一種光景，它形象地表明：學術研究的表現形式不總是“溫情脈脈的面紗”，有時也會“硝煙彌漫”！問題是，學術界將以怎樣的一種學術態度來詮釋和審視學術之種種。這一點，我們或許可以從香港學者周兆祥關于“翻譯與人生”的報告中得到一些啟示。
二、關于翻譯教學
翻譯教學，尤其是口譯教學，一直就是中國譯界的薄弱環節。為了改變這種局面，關于翻譯教學的講題在此次講習班課程中覆蓋了1/5。內容涵括了香港和內地的主要教學模式。其中，周兆祥先生介紹的“香港浸會大學的翻譯教學模式”與內地的翻譯教學相比有很大區別。香港的翻譯課程設計針對性很強，比較注重市場需求和實際能力的培養。對于教學中的理論滲透，也依不同的培養目標和不同層次有不同的理論教育。課程設置已進入系統化。在教育模式上，亦更鼓勵“以學生為中心”，鼓勵讓學生自己去探索和獲取知識。這種模式，為一向崇尚“以教師為中心”的內地教學界提供了不同的參照系。
在口譯教學方面，來自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的劉和平博士以她的新作《口譯技巧思維科學與口譯推理教學法》為藍本，說明了她對口譯教學的獨特理解。劉和平認為，目前的中國翻譯研究停留在靜態的研究，即對翻譯結果的研究上，忽略了動態的研究，即對翻譯過程的研究。要揭開翻譯過程之謎，把它教給學生，必須對翻譯的動態過程進行認真研究。為此，研究方法和教學方法十分重要。劉和平還以三組學生生動的口譯演示為例，說明了教師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學生理解和接受意義的思維過程，而非詞與詞、句與句的簡單對等。她的這種“漁生魚”的教學理念引起了口譯人員和教學工作者的廣泛關注。
另外，從來自北外的谷欣、加拿大外教杜蘊德的交替演示和來自廣外大的馮之林的Powerpoint軟件包的演示過程中，我們有機會了解到國內主要外語院校的口譯教學模式，并欣喜地發現，統計方法和多媒體教學手段已逐漸地滲透到翻譯教學與研究當中。
三、反饋中的思考
這次講習班帶來的另一種理念是：以教帶學，以學助教，高瞻遠矚、著眼未來。為了提前發現問題，以不斷完善未來的辦學方式，組織者從一開始就給每一位學員發了一張“調查表”，內容主要是以翻譯教學和本次辦班模式為主，這一設計與學員大多為高校教師的情況不謀而合。
參加本次講習班的學員共約170人，其中來自全國高校的副教授、講師占大多數，另有少數各行各業的外事翻譯和在校博士、碩士生。反饋回來的有效調查表為125張。雖不是100%的準確，但這一反饋數字也足以代表主要現象。
從統計數據的分布情況分析，有三分之二的教師仍以筆譯教學為主，口譯仍未達到平分秋色的地位。就教師素質而言，50%的人從教時間在8年以上，但有96%的人從未參加過翻譯教學培訓，教師的知識更新和培訓問題已成當務之急。翻譯的課程設置失衡，課時偏少，每周4小時以下、6小時和8小時的比例為4：2：4。在翻譯教學手段上仍顯落后，雖有42%的人表示在教學中逐漸引入了磁帶、錄像帶、VCD、powerpoint或多媒體教室的使用，但仍有58%的人回答從未使用過電教設備。在問到“在翻譯教學實踐中您所遇到的主要問題是什么”時，有九成以上的學生的回答是：缺少反映新時代要求、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先進教材。學員們普遍反映，現在仍然使用80年代以來出版的《英漢翻譯教程》、《口譯教程》等市場出售的教材和自編教材，兩者使用的比例為2：1。這一情況，與1996年南京全國首屆翻譯教學研討會上反映的問題相吻合。這說明，五年來，中國翻譯界和教學界仍未把教材建設問題納入議事日程。這種不正常的“執著”引起了中國譯協《中國翻譯》編輯部的高度注意，他們正在醞釀在不久的將來物色得力的專家編撰嶄新的教材，給中國學界填補這一空缺。相信熱情的學術界會同心協力，共助這一力作早日鑄成。
這次講習班的帷幕在軍科院的軍號聲中隆重開啟，又在軍號聲中徐徐降落。對于精心策劃的組織者——《中國翻譯》編輯部來說，他們又在琢磨新的培訓將如何更加切實有效、更加周到細致。而對于學員們來說，講習班的豐富和精彩、緊湊和有序、務實和高效，帶給了他們終生難忘的回憶。來自湖南的印曉紅認為，此次學習，就猶如“站在一個巨人肩上，俯瞰譯界眾多理論和實踐的一次大討論”。廣州的蔡若蘅用十分感性的語言說：“味道好極了！有‘恨晚’和‘勝十年’之感。以后若有機會，當然還想來！”而來自合肥的任靜生更把這次“高品位”、“大容量”有薈萃比做一道“精美的精神大餐”……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立意要做“中國翻譯的合格嫁衣”的《中國翻譯》編輯部，一定會把這件嫁衣越織越美。就像學員們送給帶病堅持戰斗的編輯部工作人員的“中國結”，新的培訓班也必將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歲月的變遷，織入更新更濃更美的中國情結。
醫學研究論文范文6
一.引導學生感受數學的應用價值
在傳統的小學數學教學中，教師很少講知識的來源和實際應用，即使是應用題教學，也只是把事先編好的現成的題目出示給學生，學生只是根據幾個必需的條件套用解答應用題的方法和步驟，卻不知道解決某一問題需要處理哪些信息和數據，更沒有領悟到數學對于這一問題所具有的獨特意義。因此在數學教學中，首先應引導學生感受數學的應用價值。其具體做法是：
1.利用生活素材進行教學，使學生認清數學知識的實用性
數學知識的應用是廣泛的，大至宏觀的天體運動，小至微觀的質子、中子的研究，都離不開數學知識，甚至某些學科的生命力也取決于對數學知識的應用程度。馬克思曾指出：“一門學科只有成功地應用了數學時，才真正達到了完善的地步”。生活中充滿著數學，作為數學教師，我們更要善于從學生的生活中抽象出數學問題，使學生感到數學就在自己的身邊，認清數學知識的實用性，從而產生興趣。
比如教第九冊“三角形的認識”一課，我就從學生生活中熟悉的紅領巾、自行車車架、電線桿架、橋架等引出三角形，再讓學生通過推拉等實踐活動認識三角形的穩定性，并運用它來解決一些實際生活問題，如修補搖晃的椅子，學生會馬上想到應用剛學過的“三角形穩定性”，給椅子加上木檔子形成三角形，從而使椅子穩當起來。這樣使學生學得容易且印象深刻，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實際生活中，數、形隨處可見，無處不有。教師應根據教學的實際，讓學生把所學知識和周圍的生活環境相聯系，幫助他們在形成知識、技能的同時，感受數學應用范圍的廣泛。
2.收集應用事例，加深學生對數學應用的理解與體會
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數學的發展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廣泛。數字化的家電系列，宇航工程、臨床醫學、市場的調查與預測、氣象學……無處不體現數學的廣泛應用。讓學生搜集這些信息，既可以幫助學生了解數學的發展，體會數學的價值，激發學生學好數學的勇氣與信心，更可以幫助學生領悟數學知識的應用過程。例如：在統計的初步認識教學中，學生搜集了自家幾個月用水的情況，通過收集、描述、分析數據（人口的多少、老人和孩子等諸多因素）的過程，得出了自家用水是否合理的判斷，并做出今后用水情況的決策。既滲透了環保教育，又使學生感受到數學知識的應用。
二.引導學生尋找數學問題
引導學生尋找數學問題，是學生探索數學價值、培養數學應用意識的最基本的前提和條件。試想如果學生不會尋找數學問題，就不可能做到很好地應用所學的知識解決問題，這樣，學生數學應用意識的培養就可能成為一句空話。那么，在小學數學教學中，怎樣引導學生學會尋找數學問題呢？
1.引導學生從日常生活中尋找數學問題
羅杰斯認為：“倘若要使學生全身心地投入學習活動，那就必須讓學生面對他們個人有意義的或有關的問題。但我們的教育正在力圖把學生與生活所有的現實隔絕開來，這種隔絕對意義學習構成一種障礙。然而我們希望讓學生成為一個自由的和負責的個體的話，就得讓他們直接面對各種現實問題。”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數學問題，結合數學內容選擇一些簡單的問題加以分析、解決，這對從小培養學生的數學應用意識和數學觀念尤為重要，同時也促進學生進一步理解所學的內容。
如在三年級學生認識長方形的周長之后，我是這樣做的：讓三四個學生為一組，量一量教室內門框、窗框、鏡框等長方形的長與寬，并設計一下做這些物品需多少材料。最好再給每種不同的材料標上單價，讓他們計算一下，選擇怎樣的材料，用什么方案，可以既經濟實惠，又滿足需要。
又如，在四年級學生學習了面積之后，有相當一部分的學生對面積的認識只停留在教師所教的范圍內，離開這個范圍就一問三不知。如他們知道家庭居住的面積是若干平方米（這是從家長那里知道的），但問他們這一數據是根據什么得出的，他們都搖頭說不知道。這就需要教師的引導。在學生認識面積后，我組織學生先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居住面積的大小是根據什么條件確定的”，接著布置一道作業題，讓學生回家動手測量自己居室的面積。這時學生就要考慮房間的形狀，要求出面積就必須測量哪幾條邊，怎樣測量，用什么單位，怎樣計算，是否取近似值等等。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些活動，讓學生有解決數學問題的意識，并能解決一些簡單問題。
2.指導學生從數學內部尋找數學問題
數學內部充滿著各種問題，雖然通過前人的多年努力，已經解決了很多問題，但是學生學習作為再次創造的過程，仍有一個不斷探究、解決新問題的過程。在數學內部，學生接觸最多的問題是解答習題，而解答習題是解決問題的一種特殊形式。教師可以從問題的角度出發，指導學生對問題正確加以理解，明確已知的條件和要達到的目標，作出合理的假設，尋求通向目標的可能途徑，確定最優的解決方案。要使學生從中養成習慣，形成技能，并遷移到其他方面，使他們擁有問題解決的意識，提高思維水平。
例如：計算12345＋23456.這是一道多位數的加法，學生計算后，教師可以改變題目的形式，出題“CROSS+ROADS＝DANGER,已知O＝2，S＝3，求其他字母各代表幾（不同的字母代表不同的數字）”。這顯然為學生創設了一個問題解決的情景。因為解答用字母來表示兩個加數的加法，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沒有遇到過的問題，而且解此題時學生不僅要具有加法知識，還須具備假設和推理能力。
三.引導學生運用數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
在數學教學中，教師不僅要引導學生從生活實際引出數學知識的學習，而且還要引導學生善于把課堂中書本上所學的知識應用到實際生活中去，把所學的知識和思維方法遷移到解決實際問題中來，形成解決具體實際問題的有效策略和能力，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那么，教師可以從哪些方面去引導學生運用所學的數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呢？
1.引導學生聯系生活實際解決數學問題
小學生經過課堂學習能夠解決一些簡單的實際問題，但是這些實際問題已經經過數學處理，各種條件與問題都比較明顯，然而實際生活中的問題并非如此容易，因此要多聯系生活實際，從學生遇到的疑惑、矛盾入手，引出新知識的實際問題或情境。
在學生學習了長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長與面積后，我設計了這樣一個練習：把學生帶到學校大操場的一塊空地上，讓學生在這塊空地上設計一個面積是30平方米的花壇，可以有多種設計方案。學生對這道題積極性十分高，他們幾人一組，一邊測量一邊設計，顯得十分投入，最后竟設計出十幾種圖形優美、很有創意的花壇。在這一活動中，教師把教學過程看作問題解決過程，在教學時有意識地創設問題情景。學生在解決這一問題時，先要對長方形和正方形面積公式這一知識重新進行組合，有一個新的認識，然后要對分割法、平移法、面積相加減等方法進行選擇，看哪些方法更適合于設計，方式得到擴展。這樣，在設計過程中，既解決了沉重的基礎知識復習（長方形面積公式的計算），有拓寬了長方形的知識（計算簡單的組合圖形），更為重要的是，在設計中，不同層次的學生都獲得了一次難得的實踐鍛煉的機會，強化了學生的應用意識。
2.引導學生積極參與家庭中的數學實踐活動
數學來源于實踐，又服務于實踐。在學生的生活中，大部分時間是與父母一起生活的，家里面的一切建設都是離不開數學應用的。讓學生參與其中，無疑對培養學生的數學應用意識是大有好處的。教師要引導學生積極參與家庭中的實踐活動，這個工作可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要求學生積極參與其中；另一方面要聯系家長配合老師，大膽讓學生參與進來。比如：讓學生參與家庭管理活動。讓他們回家了解家里一周的油、糧、副食、水、電、氣等基本生活的各項開支情況，再將搜集的數據在老師的指導下加以整理，并提出有關的問題：你家一周共需開支多少錢？照這樣計算，一個月的基本開支是多少？家里每月的收入是多少？家里每月的結余是多少？如果家里要購置一臺800元左右的熱水器，根據家里每月的結余，幾個月后可以買一臺？通過這些實踐活動，促使學生從家庭這一特殊的情境中發現數學問題，讓學生以大眾化、生活化的方式反映數學的思維方式，使學生在樸素的問題情境中，通過搜集、交流、分析、整理、運用，逐步養成良好的數學思維習慣，培養和強化數學的應用意識，讓學生在應用中感受數學創造的樂趣，增進學生學好數學的信心。
3.引導學生采用靈活多樣的方法解決數學問題
在教學中，教師要聯系生活實際，調動學生的知識儲備和生活經驗，積極的開展智力活動，采用靈活多樣的方法來解決數學問題。比如針對下面的生活實例：兩位老師帶46名學生去公園游玩，公園門票成人每張10元，兒童每張5元，公園還規定購買50張以上兒童票可以實行八折優惠，讓學生想一想怎樣買票比較合算？根據以上提供的信息，教師可引導學生設計幾種方案：第一種方案是一般學生都能想到的，根據有46名兒童和兒童票5元這兩個信息，可以得到買票所要付的錢是5×46＝230元；第二種方案可以引導學生這樣思考：題目告訴了購買50張以上兒童票就可以實行八折優惠，如果多買4張兒童票，再打八折，所付的錢是否少一些呢？老師要求學生實際算一算：用5×50×0.8＝200元。通過計算，學生發現，多買4張兒童票，看起來好像要多給錢，但由于可以享受八折優惠，最終還是只付200元，比第一種方案要少付30元，兩種方案相比，學生都愿意采用第二種方案解決問題。通過這樣的教學，學生的思維會逐步變得深刻而靈活，既提高了學習技能，有增加了智慧和才干。
當然，小學生的數學應用意識的培養、提高和發展，并非一朝一夕的事，也絕非靠講幾節數學應用專題課所能解決的，不要期望在一兩次的解決問題中就能培養起學生的數學應用意識；也不要認為簡單的數學問題（包括生活中的問題）對學生的數學應用意識培養毫無幫助，它需要較長的時間，教師在適當的時機有意識地啟發學生的應用意識，經歷滲透、反復、交叉、逐級遞進、螺旋上升、不斷深化的過程。使學生的應用意識逐步由不自覺或無目的狀態，進而發展成為有意識有目的的應用。總之，通過各種載體增強學生的數學應用意識，有效地激發學生將數學知識應用于實踐的積極性，加大學生體驗成功的頻率，提高他們利用數學解決問題的能力，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促進學生數學素質的提高。
參考文獻：
⑴施方良.《學習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421
⑵李佐鋒、周淑芬.《小學數學教師知識擴展》.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