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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發展論文范文1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傳播學發展論文范文2
【關鍵詞】傳媒;改革;“語法問題”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
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2008年底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舉行。年會共收到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美國雪城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等海內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選論文或摘要55篇。年會以“變革與傳播:中國傳媒三十年”為主題,旨在回顧30年來的傳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會議主要從新聞學的內在規律出發,對改革進程中遇到的傳媒體制、國際環境、消費文化等“語法問題”進行檢視。為迎接2009年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八十周年院慶,年會特設了“研究•視域•變遷”等專場,省察了傳媒改革進程中新聞傳播研究的進展以及新聞傳播學科體系的形成與發展。
一、自由與法制:傳媒體制改革的重要主題
“新聞自由和新聞立法是研究新聞改革最重要的主題。”(孫旭培,2008)本次年會再次強調了傳媒體制改革過程中自由與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闡發了現有體制下傳媒表達的困境,并在此基礎上思考了推進傳媒體制改革的方法。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特聘教授、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孫旭培教授作了主題演講。他認為,如今改革達到新的階段,要再次重申新聞立法,以此來漸進地實現更大程度的新聞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報》2008年11月3日的評論:“應加快新聞領域立法工作,繼續完善與新聞工作相關的法律法規,為做好新聞工作、提高輿論引導能力提供法律保障。”(華清,2008)他認為,這預示著新聞立法將是今后進一步推進新聞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孫旭培,2008)
在此基礎上,孫旭培教授提出了從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聞改革的13個研究議題:新聞自由權的具體研究、新聞自由的維度和尺度、宣傳本位與報道本位、社會穩定與意見多元、新聞法治與社會效益、突發事件與新聞自由度、第二第三國際與新聞自由、清末與民國兩個時期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的急進還是漸進、媒介批評的法律規定、憲法中的言論出版自由與媒體創辦、新聞評議會制度、對新聞自由的法律救濟。他希望與會研究生秉承專業精神,能對以上議題規范地進行學術研究。(孫旭培,2008)
華中科技大學博士生盧家銀、崔明伍(2008)在入選論文《新聞媒體在利益表達中的困境》中,通過分析新聞媒體在公眾利益表達過程中遭遇的困境,為新聞立法提供了現實論證。他們認為,新聞媒體在現有體制下既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這在部分利益沖突的情況下將造成“喉舌”之困――媒體究竟應遵照政府的宣傳策略,還是應該直接表達民意。同時,市場也干預著傳媒的表達。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況下,需要首先建立解決言論糾紛的憲法訴訟制度,為公眾利益表達提供司法保障;同時,建立公眾媒體等各類媒體,將多元利益在傳媒中分割開來,以保障每一方的表達權利。
復旦大學碩士生陰良(2008)也對當下傳媒表達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與盧家銀、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陰良選取外國媒體駐華記者這一特殊的群體進行研究,訪談了16個來自不同國家、媒體的外國駐華記者,發現外國駐華媒體受到更復雜的社會控制;同時,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傳媒”,因此,在組織、行業、社會這三個層面外,還特別強調了個體層面的因素,提出了“傘兵記者”(parachute journalists)與長期駐華記者(resident journalist)這兩種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個體認知差異,并最終影響記者的表達。
清華大學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提出了可供國內參考的依據“線”和“非線”這兩種不同服務性質來區分內容規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歐盟新媒體內容規制政策的演進過程,闡述了《視聽媒體服務指令》出臺過程中公共利益與產業利益的沖突,以及統一監管與分層監管規制原則的確立。文章指出,歐盟的“規制模式的探索無疑是超前的,其效果還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實施中來評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體的內容規制也是我國政府公共政策和傳媒業面臨的重要課題,因此有較大的借鑒意義。
二、開放與霸權:傳媒全球化進程的現狀分析
傳媒改革的進程與國家的開放程度是緊密聯系的。30年來,中國媒體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奧運會、世博會等“焦點時刻”,中國傳媒應該如何把握機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會入選論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讀的中國研究生撰寫的文章。文章通過介紹、闡述、分析海外媒體,直接或間接地揭示了中國媒體當下的國際環境。
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碩士生侯靜慧、馬瑜晶(2008)對1978年至2006年《紐約時報》關于中國報道進行了內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層抽樣的方法,“年份”為抽樣“層”(strata),每層中隨機抽取10篇新聞報道,得樣本290篇。研究用GDP和進出口總額來測量經濟實力,其乘積作為自變量;報道量(quantity)與報道效價(valence)作為因變量。研究發現: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報道的數量顯著增加,而其中負面報道的比重也隨之增大。結合霸權理論,研究認為這種負面報道增多的現象是因為西方國家的權力階級需要綜合利用大眾媒介中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各類信息,以求保證民眾的思想與現有社會秩序達到一致,即實現“媒介霸權”(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碩士生畢佳穎(2008),結合美國互聯網的政治表現,分析了“個體內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對政治的多元影響。文章認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國霸權以一種柔化的方式得到強化)”,即將“媒介霸權”隱藏在個體政治背后,通過技術控制以加強自身的權威性。文章對中國互聯網的發展趨勢進行了展望,中國會不會走“美國道路”,互聯網的發展會對目前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產生怎樣的影響,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實踐中給出解答。
同樣關注霸權問題的還有同濟大學的碩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國、英國、加拿大、俄羅斯、澳大利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不同國家地區的10種有代表性的英文報刊雜志關于2000年德國漢諾威世博會(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愛知世博會(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國上海世博會(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籌備情況的報道,比較了報道側重點的不同:西方主流媒體報道上海世博會時,側重于宏觀的經濟與產業、商業的報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題的負面報道,幾乎沒有文化和科技領域的報道,而對愛知和漢諾威世博會的報道則有顯著差異。與侯靜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積極應對西方“媒介霸權”、改善國家媒介形象的傳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議題、綜合運用多媒體、整合傳播模式等。
北京大學碩士生劉暢與中國傳媒大學碩士生鄭宇鈞,以《筑夢2008》為個案,從修辭學角度研究了紀錄片跨國界意義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奧運的紀錄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價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質中尋求一個平衡點,這個平衡點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現“全球化了的”本土與“本土化了”的全球,以達到跨國界的意義共享。(劉暢 鄭宇鈞,2008)文章分別從本體修辭、積極修辭、非常規修辭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體的表現形式,為中國今后的紀錄片制作提供可參考的發展方向。
復旦大學碩士生呂芳雅(2008)運用戰略管理和產業經濟學的理論對中國電影產業如何“走出去”進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萊塢模式與日韓模式等可借鑒的運營模式,對今后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提出了幾點建議:關注泛亞市場,而不單是西方市場;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發行渠道;進行制度調整,等等。
三、商業化與大眾化:傳媒文化觀念的變遷
《文化癥候與文學期刊的影視趣味》(周根紅,2008),闡述了純文學期刊《收獲》1990-2008的歷史演變。隨著《收獲》逐漸成為影視文化風尚的引領者,并推出了關于影視明星的《一個人的電影》專欄,周根紅認為,《收獲》已逐漸失去純文學理念,成為大眾文化生產的一個重要環節,通過生產影視文學與大眾傳媒緊密勾連。作者對“影像霸權”的形成表示了憂慮,并表達了對純文學期刊原有的獨立性與先鋒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現:“適時而現”的鏗鏘玫瑰》(褚悅聞,2008)探索了商業化與高度社會性別化的話語機制對中國女足媒介再現的影響。研究運用內容分析的方法,對奧運年2004年1月-9月間267天《東方體育日報》的報道篇數、照片數量、頭版報道等相關參數進行統計,發現:在沒有重大賽事的情況下,女足再現為“玫瑰”;而涉及奧運盛事,女足則彰顯“鏗鏘”,被賦予男足未能擔負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艱苦環境中奮力進取的風貌受到媒介的反復強化。文章分析了現象背后的深層原因:彈性的、分層的、有目標的媒介再現,是媒介以爭取收視率的新聞娛樂模式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現的女性,乃適應商品化的、被重新社會化的、被再創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別是一種社會范疇,體育活動的社會性別化,區隔并規定了女性氣質和霸權的男性氣質特征的客體和行為;團體性的體育項目承擔起了建構民族認同的文化意義。
在商業化環境下,受眾的消費習慣和認知觀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又反過來促進了商業化媒體的定位轉變。清華大學碩士生李華穎(2008)對消費者購買暢銷書的原因進行了問卷調查?;谥X價值理論與計劃行為理論調整和修正過的模型,研究發現:知覺品質越高,主觀規范越高,知覺行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購買暢銷書;而知覺犧牲并未起到較大的影響力。因此,作者認為,暢銷書作為大眾文化的產物,不易因消費者成本影響人的購買行為,“暢銷”本身對書本的功能、品質或品牌等的肯定讓消費者不計太多代價地購買。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來暢銷書定位與定價的發展趨勢。
在年會的新聞沙龍環節,同一話題在網絡傳媒領域中也得到了討論。《從中國老年網站的建設看虛擬社區的發展――以中國的老小孩網站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吳歡,通過對“老小孩”網站的個案研究,探討了商業網站通過共建成員的精神認同獲得商業收益的方式。吳歡特別強調了成員的個體認同與社區認同之間的互動、網下社區和網上社區的相互支持。她認為,虛擬社區,尤其是老年群體的虛擬社區不可能脫離現實世界,要通過與現實社區相互作用,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吳歡,2008)老小孩網站創辦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師張志安博士介紹了“老小孩”的運營方式,也指出了通過上網給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創辦理念。
四、繼承與創新:新聞傳播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
傳媒改革從“語詞革命”向“語法革命”轉變,為新聞傳播學理論創新提供了新的內容。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題演講中,他以研究生的學術研究為視角,總結了30年傳媒改革帶來的新聞學科的發展。他強調,研究生群體的學術研究與我國新聞傳播理論的發展是高度一致的,從老一輩的學科領軍人闡發新聞學基本原理、建構新聞學理論框架、走出新聞史學研究新路徑,到80年代繼往開來的中堅提升新聞學科的科學性,再到90年代開拓學科新領域,到新世紀夯實基礎理論、開創新媒體研究,研究生群體始終積極參與了新聞學科改革與發展的歷程,積累了豐厚的學術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過程中,要注意構建新聞傳播學理論體系,產出更多標志性成果,廣泛開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傳播學本土化之路,培育新聞傳播學大師和新聞傳播學中國學派,研制中長期(2009-2020)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規劃。(童兵,2008)
復旦大學碩士生滕育棟(2008),則從微觀層面著手,思考了30年來新聞思想的轉變。他以《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為切入點,通過考察1978年以來公開出版的新聞史著作對其描述、評價話語的變遷,揭示了三種不同的新聞史著寫作方式:服從宣傳需要的歷史寫作,突出文獻新聞學理意義的寫作,作為新聞改革歷史基礎的寫作,闡發了其背后的新聞思想。作者強調了新聞理論的發展在中國新聞史的寫作中的推動作用,認為中國新聞史的寫作能為我國新聞理論的發展提供許多寶貴的思想資源,希望更多的人回歸到新聞史研究中。
蘇州大學碩士生張震(2008)梳理了30年學界對于新聞客觀性的看法變遷。從新聞客觀性的來源、內涵、主觀態度、宏觀操作方式、微觀操作方式等角度進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議題與趨勢。南京大學碩士生溫海玲(2008)對1988-2007年組織傳播研究論文進行了歷時性分析,根據其研究走向:“學科介紹原理闡釋應用分析學科建設”分析了每一時段的歷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強組織傳播學科建設的想法。蘭州大學碩士生華汝國(2008)綜述2005-2007年我國網絡傳播研究情況,歸納了其中所體現的研究熱點及形成的重要觀點,并進行了評價。
此外,本屆年會論文還對往屆年會的學術成果進行了繼承與創新。本屆年會入選論文《瘦身減肥廣告中性別因素對第三人效應的影響》(梁靜、黃艷姍、艾依璇,2008)與上屆年會入選論文《不同媒介素養的大學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榮、馬、王祥穎,2007)同樣是對“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側重有所不同。上屆論文的主要價值在于將媒介素養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測量出不同媒介素養的大學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異。而梁靜等人將媒介素養中的廣告關注度作為中介變量,用以詮釋性別因素與第三人效應之間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是對上屆論文研究的深化與補充。
注釋:
[1]語法革命,是指“在現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變的情況下,通過規則的改變、關系的改變以及制度、機制、運動模式、盈利模式、與受眾關系、技術要素層面的改變,形成新的發展機會”。(喻國明,2008)對于傳媒改革而言,要從要素擴增到結構重組、規則改變和發展模式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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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發展論文范文3
關鍵詞: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936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門課,撰寫1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
傳播學發展論文范文4
關鍵詞:音樂傳播;定義;特點;綜述
引言
自1993年初,以《中國音樂》雜志為陣地,修海林等一批學者相繼發表了關于音樂傳播學科建設、音樂傳播與音樂教育、音樂傳播學方式方法研究論文(詳見薛良、宋莉莉、修海林等6人關于音樂傳播學的論文,發表于《中國音樂》1993年第1、2期上)以來,音樂傳播學研究在我國拉開了序幕。近二十年來,業內外人士就音樂傳播學的研究各抒己見,給這門新興的交叉學科給予了廣泛的關注。本文就近二十年以來關于音樂傳播的定義和特點問題的論文研究加以概述,并介紹一些主要的觀點。
當一個概念被提出的時候,概念的所指往往已經沉聚了豐富的經驗,其內涵和外延在現實中都已存在,因此“音樂傳播”的提出實際上是一種歷史的召喚。中國傳媒大學的曾田力教授曾這樣指出過:“音樂的傳播實際上有著幾層含義:從音樂的起源看,沒有人際間的關系和交流的需要,就不會有音樂,音樂從發生之日起就具有傳播的動態屬性;從音樂種類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看,所有的音樂屬性一直就是在不斷的傳播、傳承中得到衍生和發展的?!雹僖虼?他認為“音樂傳播是音樂藝術得以產生和生存的一個基本屬性,與音樂的方方面面不可分割”。音樂傳播的提出,實際上針對的是當代信息社會對所有古老藝術的挑戰。
修海林先生是較早開始從宏觀理論層面思考音樂傳播理論研究和學科屬性的。修教授在他的《音樂學領域中的傳播學研究》一文中,就提到:音樂的文化傳播“是在人與人、人與物的關系中建立起來,并發生影響與作用,音樂傳播總離不開人的行為的參預。”②在音樂傳播賴以存在的社會音樂生活中,音樂傳播在各種音樂活動中存在并與社會不同層面發生廣泛的聯系。
武漢音樂學院音樂系汪森老師日前正致力于音樂傳播的教學、研究以及實踐活動。他在《音樂傳播學的一二三四五》一文中對音樂傳播有過這樣的描述:“音樂傳播:學術業。音樂傳播應是一個全方位的立體活動,業術學是由實踐到理論,學術業是由理論到實踐的過程。因此,在筆者的構思中,音樂傳播應有三個活動層次,即“學”(理論形態)“術”(技術、藝術)和“業”(業務、職業)?!雹?/p>
中國傳媒大學曾遂今教授從音樂社會學的角度對音樂傳播現象和規律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音樂傳播含有兩大層面:實踐層面和理論層面。實踐層面就是我們的各種傳播行為(自然傳播和技術傳播);理論層面就是音樂傳播行為現象中帶規律性、帶本質性、帶概括性、帶真理性的內容,但是這些內容暫時還沒有被抽象、總結、學理性地概括出來。④
南京藝術學院音樂傳播系青年教師姚杰對音樂傳播的定義是:“音樂作為信息在社會系統中的流動?!雹菟J為“對音樂傳播研究的展開必須要建立在對音樂傳播有一個共同的認識上,即把音樂當作信息”。因為音樂傳播要研究的各種具體問題,都將圍繞這個基點來展開,比如信息傳播技術與音樂傳播活動的關系、信息傳播制度與音樂傳播活動的關系、對信息的文化屬性、經濟屬性、政治屬性三者的認識以及這三者關系的認識等。其實,音樂傳播作為信息傳播活動的一種特殊現象,既有傳播的一般特點,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姚杰總結出以下6點音樂傳播的特點:1.“音樂傳播應該是一種信息共享活動?!庇捎趥鞑?使得音樂從創作者到演奏者、從演奏者到傳播者、從傳播者到欣賞者、從自己到他人,從個人到多人,屬于信息的共有化過程,具有交流、交換、擴散的性質。2.“音樂傳播離不開社會關系,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進行,又體現一定的社會關系?!眰魇茈p方或者創作、演奏、傳播、接收幾方都有著各自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地位。3.“音樂傳播它必定是一種互動性的行為活動?!眰鞑フ唠m然往往處于主動地位,但是接受者也并非完全被動接受,做出反饋也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4.“音樂傳播要達到效果必須要雙方都有共通的意義空間?!标P于這一點,中國傳媒大學曾遂今教授曾經有過生動的描述:“音樂傳播的本質,是傳、受雙方共同對音樂形象的塑造與認可,并充分顯示出人的創造性智慧和成功后共同獲得的喜悅感。”⑥5.“音樂傳播是一種行為,一種過程,一種系統?!彼冀K是以人為主體進行的活動。6.“音樂傳播有著信息上的文化性和載體上的經濟性?!备鞯貐^、各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音樂來代表自己特定的文化。而當音樂作為信息在現代進行社會傳播時,它更多地要通過商業運作。
筆者認為對音樂傳播研究的展開必須要建立在對音樂傳播有一個共同的認識上,包括對音樂傳播含義以及特點的認識。上述是部分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音樂傳播概念內涵的種種定義和思考。
綜上所述,對音樂這種特殊信息的傳播活動進行研究的音樂傳播學,既是社會實踐的迫切需要,又體現了傳播學的發展趨勢,可謂應運而生。而要使得“音樂傳播”成為現代學科意義上之 “學”,是一個綜合的學科建設系統工程。絕非某個人、某個別單位和學校所能單獨完成的,甚至可能需要耗時、耗資不菲。音筆者認為音樂傳播是人類社會交往活動中產生的文化互動現象,是人類共享文化的過程,也是社會價值觀念不斷被傳送、強化與接受的過程?,F代化的音樂傳播正在以日新月異之勢向前發展。它已成為今天音樂傳播重要的依賴。我們不得不正視這種依賴,我們也無法擺脫這種依賴。我們只有理智而冷靜地駕馭它們、認識它們,才能使其體現出音樂傳播的價值。
注釋:
①曾田力.《迎接新世紀大眾傳媒的挑戰》,《現代傳播》,2003年第6期。
②修海林.《音樂學領域中的傳播學研究》,《中國音樂》,1993年第1期。
③汪森.《音樂傳播學的一二三四五》,《黃鐘》,2002年第1期。
④根據曾遂今的《音樂傳播和傳播音樂――寫在“第二屆全國音樂傳播學術研討會”之后》一文概括敘述。
⑤姚杰.《關于音樂傳播學的學科認識及相關的幾個問題》,《中國音樂傳播論壇(第2輯)》,中國傳媒大學2007年版,第60頁。
⑥曾遂今.《中國大眾音樂》,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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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發展論文范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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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發展論文范文6
本次大會的主題是“音樂傳播與文化發展”。10月27日國內相關專家作了大會主旨發言,28日上午進行了分組討論,分會場的議題分別是:音樂傳播教育與區域文化產業發展;音樂傳播學的理論與文化發展策略;民族音樂文化與國際交流。其內容涉及音樂傳播學的學科性質、研究方法,音樂傳播教育,民族音樂的文化變遷,商業環境下的音樂傳播,音樂傳播與藝術管理,音樂著作權,大型音樂演唱會的策劃,文化創意、文化產業發展,網絡音樂傳播,音樂傳播聲學、音樂治療學等多個領域。
一、學科建設深化與教育體系建立
與前兩屆研討會相比,本次會議音樂傳播的學科建設與教育依然是代表們所關注、討論的主要議題之一。學者們認為,學科的屬性、定位問題應從學理的層面繼續深化;學科的研究方法應多樣,其基本方法應采用人文類研究方法(即定性研究的方法)、實證類研究方法(即定量研究方法)相結合;學科的發展應與自然學科相結合,如傳播聲學、治療學等;音樂傳播與產業化之間的關系等。
《音樂傳播的時空關系研究》(曾遂今)基于“對音樂傳播現象是怎樣依賴于時空的?人類音樂傳播活動的發展演變,又是怎樣影響著音樂傳播活動賴以生存的時空環境?在今天音樂傳播時空變化的條件下,我們的音樂文化面臨著什么樣的挑戰與機遇”等問題的思考,將音樂傳播方式歸納為音樂的“零信道”傳播、“信道”傳播、“盲信道”傳播、“網絡信道”傳播四種模式,由此產生兩種效應:時空同向效應和時空反向效應。也是因為這兩種時空效應觀念,從而對音樂文化中的一些美學問題有了新的認識。通過對音樂美學、文化人類學、民族音樂學在研究音樂本質問題上的探究,為今天的音樂傳播學研究奠定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基礎:在音樂傳播現象的研究中,把握時空觀念,以時空作為該學科的切入點之一,是音樂傳播學對音樂傳播現象考察的關鍵環節。
《流動的聲音景觀――音樂傳播與地域分布研究方法新探》(薛藝兵)通過對“聲音景觀”概念的界定和其理論引申的闡發,探討了這一概念在音樂地域分布研究和地方音樂歷史流變研究中值得思考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文中還提出“流動的聲音景觀”概念,并對其學術含義進行了理論闡述,指出音樂分布和傳播研究應突破以往靜態研究的局限,以時間和空間雙維度動態變化的新視角去審視在歷史過程和地理分布中流動變化著的“聲音景觀”。作者認為西方民族音樂學近年來常用的“聲音景觀”一詞是一個值得肯定和推廣的學術新概念,這一概念對于擴展我們有關音樂空間理念的認識具有理論價值,對于深化我國音樂傳播學和音樂地理學的研究具有方法論啟示意義。在發言時,作者就音樂的時空語境做了進一步的闡釋,提出了空間概念、時間概念、傳播方式、音樂聲音手段分類。
《再談音樂傳播學的學科建設》(汪森)用圖表分析的方式,從我國現行的學科設置、體系出發,通過與藝術學、傳播學、音樂學的比較,并就美國該專業的發展狀況提出:(1)音樂傳播學科的學科屬性與學科地位。認為音樂傳播學不屬于橫向交叉學科、綜合交叉學科,而應圍繞音樂與傳播的本質構建其學科體系的內容和框架。(2)音樂傳播學的研究對象與學科關系,在音樂傳播的研究對象與范圍方面,可分為作為音樂美學的音樂傳播和作為音樂社會學的音樂傳播學兩個層次。學科關系借助傳播學的視角、觀念、方法,結合音樂史學、民族音樂學、音樂美學進行研究,至于哲學、美學、心理學、社會學就更是傳播學直接的理論來源。
《音樂傳播導論》(趙志安)運用傳播學的研究視角,指出所謂音樂傳播,是指“信息化的音樂文化在社會環境中被交流與共享的系統活動過程”,進而提煉出作為學科范疇的音樂傳播所具有的特征:(1)音樂傳播是一種特殊的信息傳播活動,其內容就是“信息化了的音樂文化”。(2)音樂傳播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傳播活動,主題是社會關系中的人,其活動的展開受到多重社會環境的影響。(3)音樂傳播是一種動態的系統傳播活動,其中包括多種傳播行為和系統活動過程。(4)音樂傳播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傳播活動,其本質是依托音樂藝術符號和共同的藝術經驗,音樂信息在音樂傳播的傳播、接受主題雙方之間引起心靈共鳴的一種精神交流行為。
有關學科建設的論文還有:《實踐是音樂傳播學的永恒話題》(陳荃有),認為音樂傳播的實踐性很強,應密切聯系具體研究對象和實踐活動,充分挖掘音樂傳播活動的特殊性?!读髅W視野中的音樂傳播》(陳鎮華),運用跨越了社會學、政治學、文化學和美學等多重論域,解析音樂傳播過程?!丁笆┲梏~”不如“授之予漁”》(佟雪娜),論述了音樂傳播調查方法的分類及步驟的重要性等。
音樂傳播學的研究剛剛起步,建設具有科學體系的理論條件還不成熟,學科建設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音樂傳播學學科理論是建立在傳播學基礎之上,“對于音樂信息及其傳播活動規律的深入認識,不僅要音樂學的知識素養,還需要依托一般傳播學中的理論和方法,并且廣泛吸收藝術審美、人文社會科學、經濟學、市場營銷學、管理學乃至相關法學等多方面的學科知識”。盡管傳播學是音樂傳播學的學科基礎、知識基礎、觀念基礎,但音樂傳播學畢竟還是音樂學領域的一個分支學科,其研究更多地表現為“音樂學領域的傳播學研究”,偏重于從音樂學的角度來研究音樂的傳承、交流、傳播。所以,從音樂美學、民族音樂學、音樂社會學、音樂治療學等諸多學科中汲取營養,從而豐富本學科的理論來源,對于構建音樂傳播學的哲學基礎和理論源泉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
王建元從我國音樂傳播學科的歷史與現狀出發,介紹了南京藝術學院流行音樂學院音樂傳播專業的定位,即以音樂學、傳播學、管理學為基礎,整合現代傳媒、音樂文化事業 和產業等多種組合方式和管理手段,著力培養適應現代傳媒和音樂事業、產業的應用操作型、復合研究型的高級應用性音樂人才。對于音樂傳播學科建設的設想,他提出四個方向:一是培養音樂傳播(音樂編導與策劃)人才;二是拓寬音樂商務渠道;三是加強音樂傳播研究;四是盡早開設音樂療法專業方向。
宗曉軍則從中央音樂學院藝術管理學科的成長歷程,堅持認為實踐是一個學科核心理論成長過程中的必走之路,新興學科的理論形成與總結應該建立在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理念基礎之上,而人才的培養必須和實踐、就業緊密聯系起來,從而形成有中國特色的藝術管理學科。
曾原紀則主要對中國傳媒大學音樂傳播專業的發展和建設做了簡單回顧,就該校在廣播、電視、因特網等媒介教育領域的優勢和培養人才的體系和模式做了簡單分析。
《由南廣模式引發的思考》(周燁)通過對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近幾年的辦學經驗和自己教學的分析,尤其注重在課堂教學和實踐教學的過程中滲透創新教育的特色,認為面對音樂產業化的發展趨勢,努力為學生尋求可持續多元發展的道路,走實用性和創新性的人才培養模式是一條必由之路。
由于音樂傳播所具有的跨學科性質,因此對于該學科人才的培養尤顯重要。在我國現階段,藝術管理與音樂傳播實際上是兩種不同的表述,實質基本上是一致的。有的專家認為,音樂傳播人才要有全面的知識結構,在立足于傳播學研究的視角上,把對音樂傳播這一特殊信息傳播的研究,與多學科的知識理論聯系起來。然而,當面對藝術管理專業或音樂傳播專業學生時,有相當一部分人的認識仍然很模糊。所以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怎樣培養這種人才,如何建立合理的教育體系、就業體系,也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傳播現象分析與民族音樂傳播
音樂傳播是一種社會現象,是在人與人之間所形成的社會關系之間實現的。音樂傳播現象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現象,因此,在對現實關注的同時(媒體新技術),離不開歷史與傳統(民族音樂),只有在音樂歷史和音樂現實中充分地研究音樂傳播問題,通過歷史與當代的比較,才能發現音樂傳播的規律,揭示音樂現象的本質。
《江南絲竹的傳播》(伍國棟)通過江南絲竹歷史的、現實的傳播事實,尤其是對“天下彝家第一寨”迤沙拉的實地調查和對近現代江南絲竹的外傳事實的梳理,運用個案分析與史料研究相結合的方法,認為在音樂傳播學的研究視野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操縱音樂之主題成員流動,應當是音樂傳播方向、途徑、范圍、影響諸多內容判斷之根本的或核心的依據。根據這一樂種的傳播現狀而言,在現當代音樂傳播學的研究視野中,物質的、人文的、精神的諸多因素,共同組成了音樂傳播、流動、擴散的綜合條件?,F代音樂傳播學作為一個獨立化的人文學科,也就成為了一個藝術、傳媒與教育結緣的綜合性學科。
《音樂傳播視野中的曲牌考釋研究》(馮光鈺)在特別強調實地調查與地域文化相結合的作用下,對音樂傳播中的“傳者”與接受者的“受眾”的研討,運用定性、定量結合的方法,將眾多的曲牌放在傳播視野中進行考釋研究,通過追流溯源,力求找出各種曲牌及其變體的血緣關系及變化規律。
《音樂傳播媒介與原生態文化保護》(吳非)通過參與中央電視臺“中國民族民間歌舞盛典”欄目編導工作的體會,對原生態文化傳播理念、特點等進行了分析與梳理,并對原生態文化的保護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作曲包攬制”、非繁衍性傳播與中國戲曲聲腔的“太監化”》(周來達),通過對目前戲曲音樂中出現的不良現象的分析認為,只要強大的戲曲音樂自身的繁衍能力能繼續存在,戲曲和戲曲音樂的生存就大有希望,當務之急是要抓住戲曲音樂“創作”、“傳播”兩個根本環節,改變策略,恢復民間戲曲的主體意識和音樂創作機制等,努力改變戲曲音樂的生存環境。
《南高洛古樂本土受眾的觀演及聽聞狀況之田野觀察》(鄧志勇、史東寧)通過田野個案的描述,以南高洛音樂會的本土受眾為重點,考察當下古樂的觀演和聽聞狀況,強調本土受眾在民間音樂活動所顯示出來的流動性和行為的多元性,并初步討論了本土受眾對民間音樂傳承和發展的重要影響。
《大眾傳播的多元化音樂傳播》(曾田力)就作者自己在北京搭建的傳統文化傳播平臺為例談了體會,進而從文化身份、文化認同、文化重建的角度提出了應加強對中西文化的深入了解。在此基礎之上,運用多元化的傳播交流手段,最終建立文化生態平衡,改變中國傳統文化弱勢的不利局面。
《試論數字時代新技術媒體對音樂傳播的影響》(莊元),嘗試用傳播學的視角就數字時代新技術媒體(主要是指以數字技術平臺發展的與音樂傳播直接相關的數字音視頻、計算機與MIDI、廣播電視、互聯網、移動通訊等個人媒體和大眾媒體)對音樂傳播的影響做較為深入的分析。
《當中國音樂家遇到傳媒革命的挑戰》(馮效剛)從以數字化為代表的傳媒革命對社會的影響出發提出:中國音樂家必須面對大眾流行音樂文化的挑戰;中國音樂家必須爭奪大眾傳媒的“話語權”。
《論音樂傳播中的現場互動行為――多重音樂語境中的比較視野》(張謙)力圖將音樂傳播中的現場互動行為還原到具體的音樂文化語境中,以多重語境的視野比較了西方藝術音樂、北印度古典音樂和流行音樂語境中典型的互動行為,關注互動行為產生的原因和結果。
除此之外,還有學者從音樂編輯學、新技術媒體、音樂心理認知等的角度,分析、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民族音樂的傳承與發展是當代的一個重大命題,運用音樂傳播學的視角,或者立足于以民族音樂的土壤為資料源泉,針對歷史的、當代的音樂傳播現象和行為,來探討千百年來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變遷和發展?;蛘甙蜒芯康囊曇熬劢褂诋敶囊魳飞?,結合現代高科技,諸如媒體、網絡、電視等來研究音樂傳播現象的新發展。盡管上述每位專家、學者觀察問題的角度和層面不盡相同,但無論怎樣,殊途同歸,都會促進民族音樂傳統和現實的研究與發展,深化民族音樂傳承與發展在當代意義的認知。同時也充分說明了在研究文化變遷過程中,從音樂傳播學的角度切入必將大有可為。
三、音樂傳播事業與文化產業
“音樂除了擁有文化產品的特質之外,還有商品特質,音樂產品尤其是大眾流行音樂產品更多地成為以商業利益為主而產制與分銷的商品?!钡牵I版、侵權的發生不僅因為暴利的驅使,其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大眾媒介的傳播方式。大眾媒介,尤其是廣播、電視、網絡提供了極為便利的音樂傳播環境,使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與音樂發生關系。在我國,由于科技的高速發展和法制建設的相對滯后,音樂著作權的保護受到了嚴重的挑戰。
《科技與版權夾縫中的音樂產業――從P2P技術所帶來的音樂侵權問題談起》(姚 杰),以P2P網絡傳輸技術為例,認為音樂產業的前提在于傳播科技的發展,而版權問題又是傳播科技中音樂產業遇到的根本問題。作者從音樂傳播科技發展的歷史趨勢、音樂藝術功能的社會共享性、音樂版權產業的利益博弈行為等綜合角度出發,提出國家應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加強版權法的建設,積極引導傳統唱片業與新生技術之間相互整合,構建一種和諧的利益分配關系。
《盜之道,非常道――對中國音樂傳播活動中侵權現象的思考》(馮玲),以“音樂傳播產生權利”為基點,運用音樂社會學、音樂傳播學的視域,試圖在音樂傳播活動背景下,來探尋音樂作品使用中的各種侵權現象及其原因,從而提出了在傳播中加強音樂著作權保護的意義。
文化傳播從業人員張正軍從文化產業的角度出發,結合自己公司在運營方面的困境,建議音樂傳播要與商業緊密地結合,希望各位專家把好的理論導人到市場中來,以便規范文化市場運營,建立健全的市場法律保護機制;建立良好的音樂傳播教育體系,在培養學生知識養成的同時,也要積極培養學生良好的職業素質,講誠信、不浮躁。
《音樂出版界的思考》(杜曉十)認為,中國是一個文化資源大國,但在文化產業上是一個弱國,究其原因是我國的文化產業體系還未完全建立,相關的體系保障還不健全。通過介紹人民音樂出版社近幾年的發展,比較了國外專業音樂出版社的出版與經營狀況,結合這幾年和國外出版界的橫向合作情況,提出了加強數字化出版的設想。
《文化產業與音樂的著作權》(謝濤)通過案例分析,就日本文化產業的運行、音樂著作權的保護做了詳細介紹。認為日本的文化產業模式值得我們借鑒,在政府重視文化事業的發展下,他們不僅從藝術創作到所屬公司再到所屬的行業協會形成的一系列相對完整的文化產業鏈條,還有健全的法律保障體系支撐著文化產業發展。文化產業的良性循環保障了文化事業的健康發展。
《我國流行音樂產業環境分析及其發展》(黃德俊)從流行音樂產業的概念及特征出發,利用產業理論對流行音樂產業的一般環境和行業環境進行梳理,嘗試運用SWOT方法分析其所具有的優勢與弱勢和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并對我國流行音樂產業未來發展的途徑提出了幾點建議。
另外,還有一些學者、文化產業職業經紀人就文化事業和產業間的關系,原創音樂在網絡交易中遇到的一些困境,尤其是涉及到著作權的問題,唱片公司的經營理念、運作模式和成功經驗,中國演藝業宏觀管理中的政府角色等有關問題做了深入交流和探討。
會議期間代表各抒己見,相互借鑒,取長補短,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首先,積極推動了音樂傳播和音樂傳播學的縱深發展。本次會議對于學科屬性及定位的探討,盡管個別問題(學科屬性)還不統一,但是增強了大家對本學科整體的認識。針對諸多的音樂傳播現象,觀察問題的方法、思考問題的角度有所提高。關注現實生活,關注文化事業,關注民族音樂的傳承與發展等內容得到與會代表的共識。其次,會議代表大部分都是年輕人,其中碩士生、博士生、年輕教師所占比重較大,對一些新的音樂傳播現象,如“粉絲經濟”、“3G音樂手機”等給予了積極的關注,表現出這門新興學科的發展潛力和蘊含的活力??v觀此次會議,筆者以為還有幾個亟待解決的問題:(1)作為一個全國性的學術組織,參與的廣泛性有待進一步提高。雖然出席本次會議有部分文化產業的職業經紀人,有利于音樂傳播與實踐的密切結合。但是,對于一個學科來講,參會單位比較集中,缺少師范性或綜合性大學的參與,缺少政府文化部門的參與,缺少全國性的參與,不利于該學科的全面建設。(2)音樂傳播學的學科建設需要進一步深化。音樂傳播學既然是一門人文學科、自然學科結緣的交叉學科,那么音樂傳播的一些基本問題就必須清楚。如音樂與傳播的關系,音樂傳播的目的、本質、社會功能,音樂為什么會傳播,傳播的特性,音樂傳播與音樂傳播學之間的關系,建立音樂傳播學的學科理論與學科體系,音樂傳播學的學科方法論,音樂傳播事業與傳承民族文化的關系等等。(3)盡快建立完善的音樂傳播教育體系。近幾年來,全國各地紛紛建立起藝術管理本科專業,藝術管理與音樂傳播之間的關系究竟怎樣?各地都是“摸著石頭過河”,認識卻不盡相同。學生認識模糊,社會認可率不高,似乎藝術管理的人才什么都會,但什么都不懂。從培養目標、教學大綱、教學內容、課程設置、課程結構、課程體系、人才培養模式等都不盡相同,更缺乏專業教材。要汲取好的經驗,構建招生――教學――就業一體化的良性循環機制,建立合理的音樂傳播教育體系,是學科建設發展的需要,也是時代的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