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漿纖維蛋白原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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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漿纖維蛋白原

血漿纖維蛋白原范文1

妊娠高血壓綜合征(下稱妊高征)是產科的一種常見病,是嚴重危害母嬰健康的妊娠特有疾病,患者的凝血系統活性及多種凝血因子含量明顯增加,血液處于高凝狀態,從而導致微血管病性溶血,嚴重者出現彌漫性血管內凝血(DIC),對母嬰造成極大危害。本文通過對妊高征患者和健康妊娠婦女及健康非妊娠婦女進行纖維蛋白原檢測并比較分析,研究妊高征患者血漿纖維蛋白原濃度的變化,為妊高癥的診治提供依據。

資料和方法

1.一般資料

78例妊高征患者均來自本院住院病人,年齡25~47歲,平均36歲。妊娠期孕婦80例來自本院產科的健康孕婦,年齡23~45歲,平均年齡34歲。健康對照組為80例健康非妊娠婦女。妊高征與健康孕婦組均為妊娠中晚期的婦女。

2.儀器與試劑

采用法國STAGO全自動血凝儀,試劑與質控品均為其配套產品。每天隨標本進行室內質控檢測,均在控。

3.檢測方法

抽取患者早晨空腹靜脈血1.8 ml于血凝專用真空采血管,充分混勻后,以3000 r/min離心10 min,分離血漿。按照儀器操作標準操作規程及試劑使用說明書嚴格進行上機檢測纖維蛋白原的濃度。

4.統計學方法

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果

妊高征患者組的纖維蛋白原濃度為(5.92±1.03)g/L,健康孕婦組的纖維蛋白原濃度為(4.51±0.97)g/L,健康對照組的纖維蛋白原濃度為(3.98±0.81)g/L,三組兩兩比較,妊高征患者組纖維蛋白原濃度顯著高于健康孕婦組和健康對照組(t值分別為8.860和13.178,P均<0.01),健康孕婦組顯著高于健康對照組(t=3.751,P<0.01)。討

纖維蛋白原是人體血漿中相對分子質量最大,含量最高,是機體中一種重要的凝血因子,在機體的凝血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纖維蛋白含量增加,會使血液處于高凝狀態,血液循環更加緩慢,瘀滯,是血栓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纖維蛋白原作為凝血因子直接參與凝血,并使血小板聚集性增強,在血小板的聚集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正常妊娠婦女,各種凝血因子不同程度的升高,血液處于高凝血,低抗凝纖溶水平,使孕婦易發生血栓性疾?。?]。特別是妊娠晚期,由于某些凝血因子增高,活性增強,纖溶系統活力相對減弱,纖維蛋白原及因子Ⅴ、Ⅶ、Ⅷ、Ⅸ、Ⅻ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抗凝血酶Ⅲ和蛋白C的下降,使機體內環境的凝血抗凝調節改變處于高凝狀態。血液在妊娠期處于高凝狀態是預防分娩期失血的有利因素[2]。妊娠期高血壓常發生在妊娠20周以后,在孕婦中的發生率約為10%,且是孕產婦和圍產兒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3]。本文測定妊高癥孕婦的血漿纖維蛋白原的含量,并以健康非孕婦組作為對照,觀察妊高征孕婦的纖維蛋白原含量的變化,旨在為妊高征的診斷與治療提供依據。正常人的纖維蛋白原濃度參考值是:(2~4)g/L。妊高征的婦女纖維蛋白原濃度多≥5 g/L,有個別甚至≥7 g/L。也就是說:妊娠婦女的纖維蛋白原濃度比非妊娠婦女的纖維蛋白原濃度要高,而妊娠期高血壓患者的纖維蛋白原濃度則更高。本組檢測結果表明,健康妊娠婦女的纖維蛋白原濃度高于健康非妊娠婦女(P<0.01),提示正常妊娠期婦女的血液處于相對高凝狀態,而妊高征婦女的纖維蛋白原濃度比正常健康妊娠婦女還要高(P<0.01),提示妊娠高血壓疾病的孕婦血液處于高凝狀態更危險,更有血栓形成的傾向。妊娠高血壓疾病病情加重,會出現胎盤缺血,廣泛梗死,胎盤蛻膜、羊水、胎糞內可釋放大量促凝血活酶,促進凝血,這種高凝狀態很容易發展成彌漫性血管內凝血(DIC)[4],甚至危及母嬰生命[5]。由此可見妊高征患者存在明顯的高凝狀態,且有血栓形成趨向,產前進行纖維蛋白原濃度的檢測,對指導病情監測和治療及避免DIC發生等具有一定的臨床意義。故妊娠婦女要密切注意血栓前狀態的出現,對妊娠婦女進行纖維蛋白原濃度的檢測,觀察纖維蛋白原濃度的變化,為臨床提供可靠的實驗依據。對妊娠高血壓病情的估計,預防病情的變化,保護母嬰健康有著重要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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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漿纖維蛋白原范文2

1 Fbg的結構

Fbg即凝血因子Ⅰ,是由肝臟合成的一種Ⅱ類急性相血漿糖蛋白,正常血漿中含量為2~4 g/L,相對分子質量平均為340×103。分子由3對多肽鏈組成,由二硫鍵連結,形成對稱的二體結構,一般將Fbg的結構劃分為中心區(E區)和區(D區),6條肽鏈的N端組成E區,纖維蛋白肽A(FPA)和纖維蛋白肽B(FPB)即位于該區。

2 Fbg的生物功能

在體內,Fbg一方面可在凝血酶和凝血因子Ⅻ 的作用下形成纖維蛋白凝塊,纖維蛋白凝塊可在纖溶酶作用下分解;另一方面直接在纖溶酶的作用下,降解成X、Y、E、D等片段,早期的降解片段X、Y有抗凝血酶的作用。如果體內Fbg的降解減少,則可導致體內Fbg的升高[2]。

2.1 與凝血酶結合 Fbg是凝血酶的底物,凝血酶的活性位點分為獨立的兩部分:其一是包含催化性結構Asp-His-Ser的催化活性中心;其二是與催化活性不相關聯的纖原識別位點[3]。凝血酶作用于Fbg的N端AaArgl6和BβArgl4處,分別釋放出FPA和FPB,被切去FPA和FPB的Fbg 成為纖維蛋白單體,它可以進一步聚合以形成多聚體,FPA和FPB既是凝血酶作用于Fbg 的產物,又是凝血酶的底物,其中AaG1y6- Argl6是凝血酶的結合位點[4,5]。

2.2 與血小板結合 Fg能特異性與血小板膜糖蛋白Ⅱb/Ⅲa受體相結合;在Fbg處于可溶解狀態時,它通過RGD及γ鏈C端10-12肽(HHIGGAKQAGDV)來與血小板結合,RGD與促進血小板聚集GPⅢa上217-231段的結合對血小板活化是極為重要的[6]。

2.3 與t-PA 纖溶酶是由體內Fbg酶原形式經t-PA等激活物激活形成的,不僅是纖溶酶的底物,同時它還能加強t-PA的活性,以其本身或其降解產物影響纖溶系統功能[6]。

2.4 促有絲分裂作用 Fg降解產物對多種細胞都有促有絲分裂作用,包括內皮細胞、成纖維細胞、間皮細胞、血管平滑肌細胞和淋巴細胞[7]。

2.5 血管活性作用 Fg的分解片段有很多血管活性作用,包括血管收縮、舒張和增加血管通透性。然而,這些作用可間接的通過釋放血管活性物質如組織胺、緩激肽和花生四烯酸級聯產物來實現[7]。

2.6 遷移作用 在組織修復中,暫時交聯的纖維蛋白提供了不同細胞遷移至傷口處的關鍵界面,繼而導致上皮再生、血管再生和膠原沉積。Fg降解產物表現出對中性粒細胞、成纖維細胞、單核細胞的趨化作用[7]。

3 Fbg在CHD的作用機制

3.1 Fbg與血液流變學[6] Fbg是除紅細胞外決定血液黏度的第二重要因素,Fbg升高可以直接導致血液黏稠度增加,并直接誘導血液中紅細胞聚集,從而明顯降低血液的流動性,這種血液流變學改變還能明顯影響對血管壁的切流速度,進一步加速動脈粥樣硬化損傷及血栓形成。

3.2 Fbg促進血栓形成[6,8] 血小板聚集在血凝和血栓形成中有重要作用。血小板膜上含有許多Fbg粘著受體,可通過分子上含有的6個結合位點與血小板膜上的受體結合而使血小板發生聚集;高Fg使紅細胞變形力減退,紅細胞聚集能力升高,血液黏度增高,促進血栓形成。

3.3 Fbg與動脈粥樣硬化 Fbg及其降解產物刺激血管平滑肌細胞增生、增加膠原合成、內皮素合成與釋放,抑制一氧化氮合酶和一氧化氮生成;能增加血管內皮細胞對單核細胞的趨化活性而參與斑塊內炎性反應等效應,共同促進動脈粥樣硬化[9]。

4 影響Fbg的因素

Fbg的影響因素有多種,遺傳、吸煙與飲酒、性別、年齡、血脂及炎性反應均被視為影響因素:①Fbg特定基因改變對血漿Fbg水平的影響目前各家報道仍有爭議[10];②吸煙與Fbg含量呈劑量依賴性關系[11,12],飲用酒精的多少與Fbg含量呈“U”型關系曲線,少量飲酒可降低血漿Fbg水平,而過度飲酒則可使血漿Fbg水平升高;③激素及其他性別特異因子調節著Fbg基因的轉錄,從而影響肝細胞合成、分泌Fbg[13];④高血脂可以加速Fbg的合成并減慢其降解速度。動物實驗發現,高血脂影響Fbg的清除,是其水平升高的關鍵[14];⑤Fbg水平隨年齡升高的原因可能在于機體對Fbg 清除能力的下降而不是合成的增多。⑥各種原因引起的炎性反應均可導致Fbg的升高。FIB/白蛋白的比值逐漸升高,構成了炎性反應時血沉升高的原因[8]。

5 Fbg與CHD的相關研究

Sharp等[15]在1996年對3571例71~93歲的男性美籍日本老人進行了橫斷面研究,發現血漿Fbg水平最高組其CHD發病率亦最高(達34%);二者間存在顯著相關性(P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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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漿纖維蛋白原范文3

關鍵詞:冠心??;血脂水平;纖維蛋白原;辨證分型

中圖分類號:R256.2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7-2349(2016)10-0030-02

冠心病是目前西方國家患者導致死亡的第一號殺手,在我國冠心病的發病率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斷上升,未來也將成為社會及個人的沉重負擔。冠心病的發病基礎是冠狀動脈內粥樣斑塊形成,其發病機制中最重要的理論之一是脂肪學說,研究已證實血脂異常與冠心病之間的明顯關系,隨著他汀類藥物在冠心病臨床治療上的廣泛應用及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炎癥反應學說的興起,廣泛的證據支持了局部或全身炎癥在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和發展中起重要作用[1],大量研究已證實FIB是引起冠狀動脈粥樣硬化危險的炎性標志物之一。本文討探不同中醫證型的冠心病患者其血脂、FIB水平分布情況。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2013年11月―2015年1月入住本科,符合冠心病心絞痛診斷的患者,共138例,年齡在40~79歲,平均(65.85±9.06)歲,其中女59例,男79例;小于50歲患者7例,占5.1%;50~59歲之間患者26例,占18.8%;60~69歲之間52例,占37.7%;70~79歲之間患者53例,占38.4%。

1.2診斷標準西醫診斷標準 參照國際心臟病學會和協會及世界衛生組織臨床命名標準化聯合專題組報告《缺血性心臟病的命名及診斷標準》中醫診斷辨證分型標準 參照2002年《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臨證時,痰濁與血瘀往往同時并見,本研究歸納為痰瘀互結證型。

1.3研究方法對因冠心病入院患者進行中醫辨證分型,囑飲食清淡第2 d抽取空腹靜脈血送檢,記錄入選患者血脂水平、FIB水平,用統計學方法對中醫證型分布、中醫證型與血脂水平及FIB的關聯進行處理。

1.4統計學方法用SPSS13.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計量資料以x±s表示。對符合正態分布采用成組分析的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方法,對不符合正態分布的采用非參數檢驗。

1.5偏倚因素控制中醫辨證分型由主治職稱以上中醫師在患者入院時即進行。

2結果與分析

3討論

冠心病在祖國醫學中屬于“胸痹心痛”、“厥心痛”等范疇,基本的病因病機是本虛標實。《醫林改錯》說:“元氣既虛,必不能達于血管,血管無氣,必停留而瘀。”,可見氣虛血瘀在冠心病發生和發展中的地位,而本文亦得出冠心病心絞痛患者以氣虛血瘀患者較多見,約占40%,劉德桓在對395例冠心病心絞痛患者中醫證型分布分析研究中發現氣虛血瘀型患者占70.3%[2]。LDL-C為冠心病的獨立危險因素,在本文各證型的血脂水平比較中,痰瘀互結證型患者LDL-C水平較高,雖無統計學依據,但考慮與大部分患者入院前已有正規化調脂治療相關,仍提示平時注重清淡飲食是非常重要的。ISH、WHO在1999年提出血漿纖維蛋白原數值的增高是加重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素[3]。研究已發現血漿纖維蛋白原數值的升高對冠心病有一定預測價值[4],與冠心病的發生、發展及轉歸密切相關。本文未得出血漿FIB水平與中醫證型相關性,血漿FIB與冠心病關系的確切機制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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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漿纖維蛋白原范文4

彌漫性結締組織?。╟onnective tissue disease,CTD),是風濕性疾病中的一大類,其中包括類風濕關節炎、干燥綜合征、系統性紅斑狼瘡等多種疾病,在我國并不少見,可造成患者多個系統的損害,致殘、致死率高,嚴重危害人類健康,而在其發生、發展過程中,患者大多存在不同程度血漿纖維蛋白原(Fibrinogen, FIB)水平的升高。現就我院2007年5~8月收治的50例CTD患者治療前后血漿FIB水平變化情況,分析討論血漿FIB檢測在CTD診斷和治療過程中的臨床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對象:CTD50例均系我院住院的患者,年齡39~62歲,男25例,女25例,其中類風濕關節炎28例,系統性紅斑狼瘡9例,干燥綜合征13例。類風濕性關節炎符合美國風濕病學院1987年制定的診斷標準;系統性紅斑狼瘡符合美國風濕病學院1982年制定的診斷標準;干燥綜合征符合1992年歐洲的診斷標準。對照組:體檢中篩選的健康人30例,年齡30~56歲,男、女各15例。

1.2 方法:FIB檢測:全部研究對象均于清晨空腹時采集靜脈血,對CTD患者于入院后次日及出院時收集兩份抗凝血標本,抗凝劑與血液以1∶9的比例混合制備抗凝血標本,抗凝劑為0.109 mmol/L枸椽酸鈉溶液。標本檢測采用ACL-9000全自動血凝分析儀,使用ACL-9000原裝配套試劑,將抗凝血以3 000 r/min 離心15分鐘,取血漿上機檢測。

1.3 統計方法:CTD患者組治療前與健康對照組比較及CTD患者組治療前后對比用配對t檢驗。

2 結果

2.1 CTD患者組治療前與健康對照組血漿FIB濃度比較:CTD患者治療前血漿FIB濃度為(4.15~8.75)g/L,平均5.52 g/L;健康對照組為(2.35~3.50)g/L,平均2.79 g/L。兩組比較差異有顯著性意義(P

2.2 CTD患者組治療前后血漿FIB濃度比較:CTD患者治療后血漿FIB濃度為(2.78~3.83)g/L,平均3.49 g/L,與治療前比較,差異有顯著性意義(P

2.3 CTD患者組治療后與健康對照組血漿FIB含量比較,差異無顯著性。

3 討論

血漿纖維蛋白原范文5

【關鍵詞】 纖維蛋白原; 惡性腫瘤

在惡性腫瘤中存在著凝血和纖溶系統的亞臨床活化。在長期的臨床實驗室檢測中,筆者發現腫瘤患者常常存在著纖維蛋白溶解低下和高纖維蛋白原血癥、血小板增多、血小板聚集功能亢進等情況,并隨病情發展顯示動態變化。同時,這種高凝狀態反過來對于腫瘤的生長及轉移可能起著促進作用。纖維蛋白原是人體血液中的重要凝血因子,臨床上主要作為凝血疾病的診斷指標,但其在惡性腫瘤中的具體情況還不甚明了。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快速發展,國內外在惡性腫瘤與纖維蛋白原方面做了大量探索研究,取得了不少的進步和創新。本文就此做一綜述。

1 纖維蛋白原的結構及作用

血漿纖維蛋白原(fibrinogen FIB),是凝血過程中的主要蛋白質,分子量340-kDa,半衰期約為3~4 d,含有2964個氨基酸的大分子糖蛋白,首先在肝細胞中合成,由三個相同的組分(Aα,Bβ,γ)組成六聚體,鏈間以二硫鍵相連。纖維蛋白原分子中,有多個配體的結合位點,研究較多的是凝血酶作用位點和血小板糖蛋白Iib/Ⅲa的結合位點[1-2]。纖維蛋白原主要是作為凝血因子而直接參與凝血過程。在凝血共同途徑中,凝血酶分別裂解纖維蛋白原兩條Aα鏈和兩條Bβ鏈,從而形成纖維蛋白單體I及纖維蛋白單體Ⅱ。纖維蛋白單體互相交聯,生成穩定的可溶性纖維蛋白,并將血液的有形成分包繞其中,形成牢固的血栓[3]。

2 纖維蛋白原與腫瘤的關系

2.1 惡性腫瘤纖維蛋白原增高的機制 目前認為,惡性腫瘤患者的高纖維蛋白原血癥主要是通過腫瘤與凝血系統之間的作用而實現的。腫瘤細胞通過直接與內皮細胞、血小板等相互作用,釋放出許多生物活性物質,促使血小板、纖維蛋白原的黏附和聚集。此外,腫瘤細胞也可以分泌癌促凝因子(CP),組織因子(TF)及多種纖溶、抗纖溶物質,導致凝血系統被激活,促發血栓的形成,并且也能夠誘導血管內皮細胞分泌纖維蛋白溶解酶,然后再激活其抑制劑,阻止纖維蛋白原的降解,當這種作用大于纖維蛋白原的降解時,便導致了纖維蛋白原的增高[4]。

另外,由于許多腫瘤來源于感染、慢性刺激和炎癥。腫瘤細胞的微環境一定程度上受炎癥細胞的影響,并且參與腫瘤的形成,促使腫瘤細胞的增值、生存和轉移。值得注意的是,纖維蛋白原的合成也受炎性刺激的上調,但是精確地機制目前還沒被闡明。纖維蛋白原降解產物(FDP)、白介素6(IL-6)和糖皮質激素等促進肝臟細胞合成纖維蛋白原[5]。相反,另一個重要的炎癥細胞因子白介素1(IL-1)卻抑制纖維蛋白原的產生[6-7]。因此,炎癥過程中對纖維蛋白原的調節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過程。

2.2 纖維蛋白原對腫瘤進展的影響

2.2.1 纖維蛋白原參與腫瘤細胞基質的形成 惡性腫瘤外基質為迅速增殖的腫瘤細胞提供機械支撐、營養支持、氣體交換、代謝產物運輸通道,而且參與調控癌細胞分化、增殖,并最終成為一腫瘤侵襲表型和轉移過程的促進因素[8-9]。纖維蛋白由纖維蛋白原轉化而來,它在腫瘤細胞外基質的沉積給腫瘤細胞提供了良好的血管生成床[10]。

2.2.2 纖維蛋白原對腫瘤的保護 凝血系統的激活對腫瘤細胞的增生和發展有促進作用,在高凝狀態下由纖維蛋白、腫瘤細胞、血小板形成的微血栓,粘附在腫瘤細胞外面,把它們包裹保護起來,從而逃避機械損傷和對抗宿主免疫監視系統。此外,纖維蛋白原作為癌細胞、血小板和血管內皮細胞之間的橋梁,增加它們之間的粘附結合,在腫瘤細胞的轉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11]。

3 纖維蛋白原在不同腫瘤中的臨床意義

眾多研究認為纖維蛋白原與惡性腫瘤患者的療效,預后,疾病分期等方面有著密切的聯系。

3.1 肺癌 G.Buccheri等對286個肺癌患者進行血栓前狀態的研究,發現治療前延長的凝血酶原時間(PT),升高的纖維蛋白原和D二聚體的患者預后差[12]。D.Ferrigno等[13]對343個肺癌患者進行單因素生存分析也發現了同樣的結果,并且證實了纖維蛋白原與血小板呈正相關,血小板升高的患者預后差。J. Mark Jones[14]對93例非小細胞肺癌患者進行研究,結果表明,鱗癌患者的纖維蛋白原濃度較腺癌患者高,其機制尚不清楚。T分期和M分期越高,纖維蛋白原越高,但與N分期無關。一項對小細胞肺癌患者的研究發現,若診斷時就有高纖維蛋白原血癥,則預示著疾病分期較晚及對化療的反應性降低,這種現象在局限期患者中尤為明顯[15-16]。而另一項對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研究沒有證實纖維蛋白原和化療療效有關,本研究在化療第一個周期的第0天,第7天,第15天和第21天測定血漿纖維蛋白原水平,發現雖然基線的纖維蛋白原高于正常范圍,但化療后仍無顯著變化[17]。

3.2 消化道腫瘤 日本一項對105名食道癌患者的研究發現,腫瘤浸潤程度越深,淋巴結和遠處轉移越多,生存期越短,基線纖維蛋白原水平越高。在Ⅱ、Ⅲ期食道癌中,疾病完全緩解組放化療前纖維蛋白原濃度要遠遠低于其他組[18]。同樣在胃癌中,治療前纖維蛋白原水平與淋巴結轉移,腫瘤浸潤深度,遠處轉移及腫塊大小有關。即疾病分期越晚,預后越差,纖維蛋白原水平越高[19-20]。Tang等[21]對341名結腸癌患者的研究表明,術前升高的纖維蛋白原與腫瘤晚期、靜脈浸潤和術后遠處轉移、縮短的疾病無進展生存時間及總生存期有關。另一項對82名直腸癌患者的回顧性研究發現,纖維蛋白原在化療后顯著降低,且化療后的纖維蛋白原同樣與淋巴結轉移、靜脈侵犯、腫瘤大小和浸潤深度有關[22]。此外,化療后的纖維蛋白原越高,疾病無進展生存時間越短[23]。兩項對胰腺癌患者的研究也表明,升高的纖維蛋白原水平是遠處轉移的預測因子并與疾病分期相關[24-25]。

3.3 婦科腫瘤 兩項大型的對子宮內膜癌患者的回顧性分析結果顯示,疾病晚期、惡性組織學類型、高齡患者的纖維蛋白原水平相對較高,治療前的高纖維蛋白原水平預示著縮短的疾病進展時間和總生存[26-27]。另一項對422個卵巢癌患者的多中心研究結果表明化療后的纖維蛋白原水平是卵巢癌一個獨立的預后因素[28]。相似的結果在宮頸癌中也得到證實[29]。

4 惡性腫瘤的抗凝治療

當機體處于高凝狀態,緩慢的血流可使化療藥物和免疫活性細胞難以深入瘤體;而且血流緩慢,會導致酸性產物蓄積,致使腫瘤細胞釋放促凝物質,使腫瘤細胞缺血、缺氧而暫不分裂,影響了化療藥物的治療效果。所以,在抗腫瘤的同時輔以抗凝治療,是目前及未來研究的熱點。肝素是目前最常用的抗凝藥物。肝素可以通過作用于機體的免疫系統,調節腫瘤免疫損傷以及白細胞遷移中多種細胞因子的活性而達到抗腫瘤的作用[30]。

綜上所述,血漿纖維蛋白原水平的升高可致凝血功能的紊亂,與惡性腫瘤的發生發展及復發轉移密切相關。因此,纖維蛋白原可作為監測惡性腫瘤轉移惡化、治療療效及預后的一項重要指標。此外,肝素直接的抗腫瘤作用可能轉化為癌癥患者的生存獲益。那么,哪類癌癥患者將有最大獲益?抗凝治療對生活質量的影響如何?癌癥患者是否應常規應用抗凝預防?都是未來亟待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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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漿纖維蛋白原范文6

[關鍵詞] 突發性耳聾;纖維蛋白原;巴曲酶;溶栓

[中圖分類號] R764.4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1)34-149-02

Efficacy of Plasma Fibrinogen Levels on the Batroxobin Thrombolytic Therapy of Sudden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

SUN Xuyang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Central Hospital of Lishui, Lishui 32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plasma fibrinogen(FIB) levels on the batroxobin thrombolytic therapy of sudden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SSHL). Methods The 98 cases of SSHL were divided by plasma FIB levels of high FIB group of 53 cases and a control group of 45 cases, had been treated by batroxobin, the effect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FIB plasma levels of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0.01), After treatment, plasma FIB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P<0.05), High FIB group after treatment, the high cure rate, markedly effective rate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1). There were not skin, mucous membrane bleeding and other bleeding tendencies in both groups.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batroxobin treat the patients with elevated plasma FIB in with SSHL is significant.

[Key words] Sudden senorineural hearing loss; Fibrinogen; Batroxobin;Thrombolytic

突發性耳聾是原因不明的特發性疾病,可能與內耳微循環障礙有關。耳蝸及前庭的血管為終末動脈,血供調節有限對血流變化十分敏感,當血液流變學發生改變極易受累形成血液瘀滯、形成血栓導致局部組織灌注減少,損傷內耳功能。巴曲酶作為一種強效溶栓藥物已廣泛應用于突發性耳聾的臨床治療,本研究對比巴曲酶治療血漿纖維蛋白原(FIB)水平不同的突發性耳聾患者的效果,探討血漿FIB與突發性耳聾的發病機制及巴曲酶溶栓治療效果的關系。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06年5月~2011年5月我院收治的98例突發性耳聾患者,均符合突發性耳聾的診斷標準[1]。男47例,女51例,年齡15~68歲,平均年齡(44.87±10.36)歲,全部為單耳發病,左耳43例,右耳55例,病程3h~5d,純音聽閾檢查:中度聾48例,重度聾45例,極重度聾5例。排除高血壓、糖尿病、凝血功能障礙、肝腎功能異常等病史。根據治療前血漿中FIB水平,將>4g/L的患者作為高FIB組53例,≤4g/L者作為對照組45例;經統計學分析,兩組年齡、性別、聽力損失程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均于治療前及治療后3、5、7d清晨空腹抽肘靜脈血5mL,采用德國BE血凝儀檢查血漿FIB。采用美國Virtua Model 1332電反應測聽儀檢測治療前后純音聽閾。

1.3 治療方法

兩組均給予巴曲酶靜注(北京托畢西藥業有限公司,批號:國藥準字H20030295)。首次劑量:巴曲酶10BU+0.9%氯化鈉溶液100mL,1h內靜脈滴注完;以后隔日一次5BU+0.9%氯化鈉溶液100mL,1h內靜脈滴注完,連續靜滴4次為1個療程。

1.4 評價標準[1]

痊愈:受損頻率聽閾恢復至正常;顯效:受損頻率平均聽力提高>30dB;有效受損頻率平均聽力提高15~30dB;無效:受損頻率平均聽力提高<15dB。

1.5 統計學處理

數據采用SPSS13.0軟件進行分析,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χ±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組內比較采用方差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前后血漿FIB變化情況

兩組治療前高FIB組血漿FIB水平顯著高于對照組(P<0.01),兩組治療后3d、5d、7d血漿FIB均較治療前顯著下降(P<0.05),兩組治療期間血漿FIB均無顯著差異(P>0.05),可見高FIB組較對照組下降幅度大。兩組治療期間均未發生皮膚、黏膜出血等出血傾向。見表1。

2.2 兩組治療效果比較

治療后高FIB組痊愈率、顯效率及總有效率均顯著高于對照組(P<0.01),無效率顯著低于對照組(P<0.01),見表2。

3 討論

突發性耳聾發病機制尚未明確,內耳局部血管痙攣或血栓形成導致微循環障礙被認為是重要病因之一。FIB是血液凝固、紅細胞聚集的重要因素,對于血液黏稠度增加及血栓的形成起重要作用,血漿FIB水平升高與心血管疾病發病率及死亡率呈正相關[2]。由于其對血液流變學的改變作用而與突發性耳聾發病密切相關[3]。血漿FIB升高導致血液黏稠度、血紅細胞聚集能力及血液凝滯性增加,導致血流減慢、瘀滯形成血栓,損傷內耳微循環、破壞內耳毛細胞內外環境,從而引起聽力下降。通過降低FIB及相關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能有效改善患者聽力[4],降纖、溶栓治療是改善患者微循環、恢復聽力的重要治療手段之一。

巴曲酶是一種從蛇毒中提取的精制絡氨酸蛋白酶制劑。絡氨酸蛋白酶能選擇性地作用于血漿FIB使之分解為纖維蛋白單體,有效地降低血漿FIB水平,誘發組織型纖維蛋白溶解酶原激活劑釋放,促進纖維蛋白溶解,改變血液流變學,阻止血小板凝集成血栓,從而達到抗凝、改善內耳微循環的目的,且不會影響患者凝血功能[5]。本研究結果表明,用巴曲酶治療后患者血漿FIB水平均顯著下降,經觀察治療期間患者無皮膚、黏膜出血等出血傾向,說明巴曲酶降低血漿FIB水平的作用效果顯著,不會增加患者的出血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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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比血漿FIB水平不同組之間使用巴曲酶治療的效果,結果發現雖然兩組血漿FIB均顯著降低,然而血漿FIB水平升高患者的痊愈率、顯效率及總有效率均顯著高于血漿FIB水平正常的對照組,說明血漿FIB水平升高患者應用巴曲酶治療,聽力改善的效果更顯著,提示血漿FIB水平能反映巴曲酶治療突發性耳聾的預后。對照組療效欠佳的原因可能與血漿FIB水平正常提示患者的主要發病機制除了血液黏稠度增加、血栓形成等血液流變學改變外還有其他病因,因而此類患者采用溶栓治療效果欠佳。給予對照組無效患者高壓氧、激素等治療,部分患者聽力獲得較顯著改善。本研究結果提示,血漿FIB升高的突發性耳聾患者,其病因可能與血液流變學改變密切相關,應用巴曲酶溶栓治療可獲得較好的效果;血漿FIB正常的患者,發病可能與其他因素如病毒感染、膜迷路積水等有關,具體病因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治療前檢查血漿FIB水平,可以為進一步查找病因、選擇治療方式提供依據。

突發性耳聾的病因復雜,發病初期積極有效的治療對患者聽力恢復效果更明顯,因此臨床選擇治療方式應提高針對性。巴曲酶能夠有效降低突發性耳聾患者血漿FIB水平,對血漿FIB升高患者聽力改善的效果顯著;血漿FIB水平可以作為反映巴曲酶治療突發性耳聾預后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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