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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制度論文范文1
關鍵詞：黃金價格；實證分析；影響因素
一.背景與意義
黃金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兼有商品屬性，金融屬性，貨幣屬性，目前在各國外匯儲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黃金之所以如此特殊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密不可分。
最早的國際金本位制度是在多國實行金本位制的基礎上形成的，是一種最早的自發的國際貨幣體系。它的主要內容是：黃金是國際貨幣，匯率是由兩國的貨幣的含金量決定，金幣可以自由鑄造，自由融化，金幣具有無限法償能力，以及銀行可以自由兌換金幣，金幣可以自由輸出或輸入國境。此時的金本位制尚有金塊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兩種類型，無論哪種類型都體現了黃金在國際支付中的巨大作用。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金本位制度的瓦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將國際的支付體系改成為：黃金與美元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雙掛鉤制度，彌補了金本位制時黃金供給的不足，資源浪費等問題，但因為美元危機引起人們對美元失去信心，美國與其他國家矛盾加劇，最終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
因美元不能時刻保持與黃金的市值掛鉤，又維持經濟的持續騰飛的“特里芬”難題的出現使得牙買加體系浮出水面，并延續至今：它規定浮動匯率制度的合法性，減弱與黃金掛鉤的貨幣制度等。在如今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不能否認黃金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各國的黃金儲備中仍然是占比最大的重要資產。
而我國黃金市場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變遷后，在2002年10月30日，上海黃金交易所正式開業，可以交易黃金，白銀，鉑金等貴金屬。這也標志著中國黃金市場開始走向市場化。
黃金作為作為具有價值尺度，支付手段，貯藏手段，流通手段的重要商品影響其因素很多，本文主要考慮的有：美元價格，匯率，GDP，CPI，外匯儲備。
二.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上海期貨交易所AU100，2009年1月5日到2013年12月31日共計1250個黃金交易數據，如今上海黃金交易所交易的黃金品種有AU99.99，AU99.95，AU100，PT99.95，這些指標分別表示黃金的純度。而筆者選擇AU100的原因是此種黃金的計價單位為100g，而其他品種的黃金計價單位為1000g，本文的主要想測量的價格波動時我國消費者所購買的黃金的價格變化情況，所以AU100更能反映所觀察目標。
2.1最小二乘法估計
用單位個檢驗的方法檢驗我國黃金價格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由于數據是時間序列型，需要對其平穩性進行檢驗，建立模型為：
y=b0+b1x0+…+∑ni=1Xibi+1+e i=1，2…n
由于最小二乘法的估計變量越多，隨機誤差越大，會出現重復共線的問題，所以選擇兩個有代表性的變量來反映其與黃金價格之間的線性關系。，它們是，匯率變化情況X1，上證綜合指數變化情況X2，之所以選擇匯率和上證綜指，是考慮到黃金以美元標價，消費者的投資，經濟的發展程度可以通過股票指數來反映，因此，利用EVIEWS對上述模型進行檢驗，可以得到如下結果：
上圖為上證綜指變量，匯率變量的散點圖，可以看出他們的關聯性不大，在2010年以前匯率基本不變的情況下，上證綜指指出在2008年的低點開始向上反彈，之后上證綜指都在其周圍波動，總體有向下行走的趨勢，而匯率在2010年之后一直處于下滑的趨勢中。說明兩者的相互影響，可能影響黃金的價格。
黃金價格會變化0.03426個單位，匯率上漲一個單位，黃金價格會下降1.58887個單位。而由于我國大盤指數一直在2000+左右浮動，人民幣近幾個月也出現貶值傾斜，由此可以看出黃金價格的下跌與這兩者有一定的關系。
2.2 格蘭杰因果檢驗
為了進一步找到影響黃金價格的因素，又不僅僅從線性關系的角度加以衡量，所以考慮到用格蘭杰因果檢驗。而時間序列的數據都必須建立在數列穩定的基礎上進行，所以仍要對其的平穩性進行檢驗，為了減小數據間的波動，直接對其取對數。相關變量選的是貨幣供給量M2，國內生產總值GDP，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以及匯率的變化X2，上證指數的變化X1。
通過對上證綜指X1，匯率變化X2的因果檢驗可知X1，X2都為黃金價格變化的原因，也進一步驗證前面的最小二乘法的估計，這里匯率指的與美元的匯兌的比率，也說明黃金價格在美元的貶值或升值中得到改變，由于美國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的退出，美國經濟的復蘇，強勁的美元有不斷升值的可能，也也預示著黃金價格會在美元升值背后開始有下滑的趨勢，當然黃金價格還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這使得即使美元升值也不是一定會導致黃金價格的下降，還需要考慮其它影響因素的作用。
三，結論及建議
通過選取上證綜合指數，匯率，貨幣供給量，國內生產總值，消費者物價指數指標進行實證分析來探討影響我國黃金價格的因素得出如下結論：
首先黃金價格是受多因素影響的，它與上證綜指成正相關關系，和美元的匯率成負相關關系。黃金作為特殊商品不僅與股票指數息息相關，也因其作為世界的貨幣而受到美元的影響。在大盤指數趨于低谷之時，會使黃金價格趨于走低的趨勢。美國經濟的復蘇，是美元走強，也是推動最經黃金價格走低的另一方面原因。
其次黃金價格還受CPI，M2等變量的影響。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有時候的黃金價格上升不是因為美元真的走低，或者大盤走高，而是由于通貨膨脹原因導致的，通貨膨脹的強弱會帶動消費品的價格的走高或低，黃金盡管是特殊商品，但仍然具有商品的屬性，特別是在我國，由于傳統價值觀念的影響，結婚等重要意義的時刻黃金商品是不可或缺的物品，所以會在一定程度上受CPI價格的影響。
第三黃金價格不收GDP指標的影響。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經濟的增長速度對黃金價格的影響不明顯，所以如今的經濟增速稍稍放緩，但那不是影響黃金價格的重要因素。
因此建議持續關注黃金市場的投資者或消費者，不要僅僅考慮黃金市場供給需求的影響因素，還要考慮美元的強弱，股票市場的運行，以及廣義貨幣供應量等因素。
（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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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申強.黃金市場分析與中國黃金市場可持續發展.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5月
[3] 張曉麗.黃金價格影響因素分析.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4月
國際貨幣制度論文范文2
關鍵詞:國際金融多媒體教學實踐教學教學軟件
國際金融學是經濟、管理類專業的重要課程，主要研究國際貨幣金融活動的基本理論與實務。由于該課程的理論性和實踐性都較強，和其它經濟類課程相比，要求學生有一定的理性思維能力。但由于高職高專的學生知識基礎相對薄弱，學生往往覺得該課程抽象難懂，最后導致學習積極性不高。針對學生的實際能力和高職高專培養應用型人才的教學目標，如何探索一套適合高職教育的教學方法，以提高該課程的教學效果和學生對知識的實際應用能力，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1學好國際金融學的必要性
20世紀以來，尤其是80年代以來，金融市場迅速發展并且日趨全球一體化，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不斷創新，金融機構的服務日趨多元化，金融交易迅速膨脹。金融業的迅猛發展一方面有利于優化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配置，大大推動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其內在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也增加了市場風險，金融危機頻發[1]。同時，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開放和金融管制的放松，我國的經濟發展甚至百姓日常生活都日益受到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因此，掌握一定的國際金融相關知識，不止是從事金融行業所必須，也是日常理財的必要條件。
國際金融學是經濟類學科的一門重要專業課，其研究對象為國際間金融活動及其本質與規律性，介紹國際范圍內貨幣金融活動的基本理論與實務，是從貨幣金融的角度研究開放經濟下實現經濟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一門學科。通過這門課程的學習，學生能夠較系統地了解國際貨幣制度、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融資工具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掌握外匯與匯率、外匯交易和國際結算的原理和操作;理解國際收支和國際儲備的內涵以及和其他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并學會分析和判斷國內外的金融問題;把握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提高自身的理財能力。
2國際金融課程的特點
2.1時代性強，內容更新快國際金融是世界經濟中發展最快最活躍、也是最不穩定的經濟領域。日新月異的國際金融實踐也推動著國際金融理論不斷深化和發展。近十年來，國際金融理論發展非常迅猛，尤其是在匯率決定理論、匯率制度選擇理論、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理論、國際金融監管理論和國際金融市場理論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2]。
近年來重大的國際金融事件層出不窮，從拉美債務危機到東亞金融危機和美國IT泡沫破裂，再到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和蔓延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惡化等，這些都對我國經濟帶來了重大的影響;而人民幣匯率問題更是成為近年來全球關注的焦點。重大金融事件的發生也促進了金融理論的發展，如次貸危機引發加強金融監管的討論。金融領域的瞬息萬變、新觀點新問題的日新月異要求本課程教授的內容必須與時俱進、不斷更新。
2.2具有較強的理論性和實踐性和其他經濟類課程相比，國際金融學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特點非常典型。一方面，通過本課程的學習，學生應掌握必要的國際金融基礎理論知識，如有關外匯、匯率、匯率制度、國際貨幣制度、國際收支、國際儲備、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資本流動與金融危機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另一方面，還要培養學生應用相關理論觀察和分析國際金融現實問題的能力。
比如外匯交易作為本課程的一個重要內容，就具有非常強的實踐性。進出口企業必須利用外匯交易規避外匯風險，普通百姓也可以利用外匯交易獲得投資收益;而一國的國際收支、國際儲備等數據的變化直接影響外匯市場的走勢和當局的政策意向，這些都和各經濟體包括百姓的日常理財息息相關;國內外金融事件、各國金融政策等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因此學生在課堂外對此類信息接觸得比較多，對本課程的興趣也普遍較高。
2.3宏觀微觀并重國際金融學研究的內容既有宏觀理論，如國際收支理論、匯率決定理論、資本流動理論等;又有微觀實務，如外匯交易實務、外匯風險防范實務等。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應宏微觀并重，通過多元化的教學手段，幫助學生在掌握宏觀理論的同時提高對微觀實務的實踐能力。不僅從微觀層面透徹的認識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諸多金融現象，而且能從宏觀層面理解一國的經濟金融政策和金融體制改革，觀察和分析國際金融領域出現的新問題和新動向等。
2.4交叉學科多國際金融學涉及了經濟貿易類課程的方方面面，和許多課程的內容存在交叉，如國際投資學、金融市場學、國際信貸學、國際貿易、國際結算以及財務會計等學科。這就要求在設置課程時應注意到課程的銜接和延續，各課程之間應加強聯系和配合，以防止教學內容的重復或斷層。
3對高職高專國際金融教學改革的建議
針對國際金融學的課程特點和高職高專的教學目標，應探索出一種適合高職高專學生的教學方法，改變單純的教師講課學生聽課的傳統教學模式。
3.1教學內容的改革
3.1.1優化教學內容，注重實用性與時效性優化課程教學內容，首先應做好教材的選擇。目前，市場上國際金融的教材有非常多的版本，僅高職高專類就有幾十種。在選擇教材時應充分考慮高職高專的教學要求和學生特點，比較適合的教材應該是理論與實務結合較好，行文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同時又突出實踐性、注重職業能力培養，并有配套的案例和作業[3]。
由于國際金融的理論和實踐都發展迅速，國內外重要金融事件不斷發生，教師在平時應關注國際金融領域的發展動向，及時追蹤理論前沿信息，充實知識儲備。由于教材可能不能及時跟上變化，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應注意補充最新的金融信息，可通過教輔資料建設更新和完善教學內容，力求教學內容與時俱進。
3.1.2教學過程增加圖示法的使用圖示教學法，即通過簡要的符號、濃縮的文字、線條(箭頭)、框圖等構成特有的圖文式樣，形成板書、電腦課件等有效施教的教學方法。實踐證明這種圖示教學方法把教學內容展示化、可視化，比一堆文字更能讓人一目了然，并印象深刻，能很好的提高教學效果。
比如在講解匯率變化對國內物價的影響時，如果教師用枯燥的文字滿堂灌輸給學生，學生會感覺晦澀難懂，從而失去學習的興趣。而圖示法能很好地解釋匯率和物價之間的關系。教師通過流程圖將其作用過程一步一步地展示出來，就讓學生輕而易舉地理解該知識點，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2教學手段的改革
3.2.1充分利用多媒體和網絡資源
傳統教學模式下，一塊黑板一支粉筆就構成了教師的教學工具。隨著科技的發展，教學工具的多樣化成為可能。尤其是國際金融學的時代性特點要求其教學內容必須緊跟時代變化，多媒體課件則可以將大量內容以各種形式在短時間內呈現在屏幕上，大大增加了課堂的信息量，非常適宜向學生講授國際金融的新理論、新動態;而網絡則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教學資源。比如在講解金融危機的時候，可以將課件連接互聯網，這樣課題內容延伸到更廣闊的空間，能夠讓學生接觸到更多的信息，了解美國次貸危機、歐洲債務危機的情況。理論知識和實際問題緊密結合，有利于提高學生對實際問題的理解分析能力，也提高了教學效果。
3.2提高學生的學習自主性國際金融實踐性強的特點，有利于充分發動學生的學習自主性。比如在講到匯率和其他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時，正好可以利用大家關注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勺寣W生在課后收集相關資料，通過課堂討論掌握我國的匯率政策，并理解其和當前國際貿易摩擦之間的關系，提高學生對知識的應用能力。也可以考慮讓學生組成研究小組，對某一有爭議的問題進行辯論，以此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
另外，學生普遍對網絡比較熟悉，可以充分利用這個特點，通過電子郵件、聊天工具、論壇、博客等多種互聯網工具輔助教學，對學生進行在線答疑;也可考慮將作業、案例資料等制作成網頁，供學生登錄學習。同時，鼓勵學生登錄一些財經網站、查閱財經信息，將教學活動延伸到課堂外。
3.3重視實踐教學高職高專培養的是實用型人才，在理論研究和實際操作方面相對更側重于實踐能力的培養。因此，更應重視學生能否對所學知識加以使用。目前，科技的發展為此提供了極好的條件。如教學模擬軟件的使用能極大地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實踐能力。一個好的模擬軟件能提供外匯市場、期貨市場、證券市場等重要金融市場的實時行情以及相關資訊。學生可利用所學知識，通過自己對市場行情的判斷，對模擬資金進行運用。盡管是模擬交易，但它反映的交易狀況和真實交易無異，系統還可以對學生的投資狀況進行比較排序，減少了教師的工作量。教學模擬軟件的使用豐富了教學內容和手段，克服了傳統教學紙上談兵的缺點，也充分發揮了國際金融課程實踐性強的特點。
同時，建立校外實訓基地進行實踐教學。學校應與企業加強合作，通過組織學生到銀行、外貿企業、證券公司等機構參觀、實習，使學生能親身體驗相關行業和工作，為以后從事實際工作打下基礎[4]。
3.4優化考核手段傳統教學往往在期終使用書面考試的形式來考核學生對課程的掌握程度。這種形式簡便易操作，但其合理性有待商榷。尤其是國際金融這種理論和實踐并重的課程，單純的書面考試不能全面反映教學效果。課程的最終成績應充分考慮平時表現，而考核的方式也應多樣化，如課程論文的完成情況、相關網站的訪問情況、師生之間同學之間的互動情況、模擬軟件的使用情況以及在研究小組中的作用等等，都應進入考察范圍。這樣的成績才能更全面地反映學生對該課程的掌握情況，這種考核方式也反過來促進學生重視平時的學習和實踐能力的培養。
高職高專的教學目標在于為社會培養實用型人才，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應更加重視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學校應努力為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提供條件;同時，教師也應不斷更新專業知識、優化教學手段。
參考文獻:
[1]孫連錚.國際金融[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2)
[2]孔立平.高職《國際金融》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考[J].商業經濟.2009.(1).
國際貨幣制度論文范文3
關鍵詞： 比特幣；貨幣體系；道德風險；去中心化
比特幣誕生的背景
比特幣誕生的現實背景
比特幣的出現是在2009年，由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 化名）在其論文《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中提出，并在互聯網上進行實現。在比特幣實現其交易功能后，中本聰也從此消失，真正實現了比特幣的“去中心化”特性。
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獨立于貨幣體系之外的比特幣像是被時代召喚一般的降臨。目前世界上流通的貨幣主要系貨幣，貨幣體系蘊含著巨大的“道德風險”。例如日本和美國在利率工具用盡時，所采取的量化寬松措施，這種行為其實質是政府信用的違約行為。
與比特幣誕生與“超貨幣”理論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其論文《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中做出建議，以“特別提款權”為藍本，推出一種“超貨幣”的思想。其核心觀點之一是實現一種“去中心化”的貨幣體系。這種貨幣體系的特性讓我們聯想起“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所采用的金匯兌本位制。金匯兌本位制類似“去中心化”的特點使得當時的國際貨幣結構相對穩定。但是在信息革命來臨之際，生產力大爆發的時代，這種貨幣體系阻礙了貿易的往來和生產力的發展。
比特幣誕生以來的實踐意義
2013年8月19日，比特幣被德國政府“合法化”，在德國比特幣可以用來繳稅以及從事貿易活動。但是德國財政部門在聲明中表示，比特幣沒有被歸類為電子貨幣或者外匯，而是一種在德國銀行條例下的金融工具。這一系列實踐活動表明比特幣具有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貨幣等貨幣職能的“新興虛擬貨幣”。
比特幣是互聯網時代的金融創新
比特幣的內涵
比特幣是一種“超貨幣”，比特幣之所以能夠成為“超貨幣”是由其“去中心化”的特性所賦予的。比特幣系統基于對等網絡（peer-to-peer， P2P）技術思想。P2P是一種通信模式，每個參與者都具有等同的能力，也就是整個網絡中各節點的地位平等，無主從之分。
比特幣無法通過其產生機制以外的途徑被創造，比特幣系統也不會因為數個大型比特幣支付平臺或者比特幣股票、外匯交易所的停止運營而停止運轉，消滅比特幣的唯一方法是讓整個互聯網絡停止進行比特幣相關協議的數據運算以及傳輸。如此高度“去中心化”的貨幣實踐在人類貨幣史上是史無前例的，這一特性將有助于“超貨幣”體系的建立，成為完善現有國際貨幣體系重要金融工具。
比特幣的產生和交易機制――“挖礦”活動
目前人們可以通過兩種途徑來擁有比特幣：一是通過交易收到交易對手方支付的作為對價的比特幣；二是通過“挖礦”活動，參與比特幣的產生機制。
比特幣是基于密碼學的一種“去中心化”虛擬貨幣，因此比特幣并沒有官方發行機構，比特幣基于一種“算法”在全體網絡上產生。比特幣的產生機制被俗稱為“挖礦”活動，“挖礦”活動的本質是整個比特幣網絡上各個節點的計算機同時運行一種算法，以驗證網絡中所有比特幣交易的有效性。
從第一筆比特幣的交易開始，比特幣交易有效性的驗證工作就開始進行，同時比特幣交易有效性的驗證工作的進行是有“報酬”的，這就是比特幣的產生機制。作為“報酬”，在全網中最先完成有效性驗證運算的節點將得到50個比特幣的獎勵。比特幣的發行規則為：最先完成每組交易有效性驗證的網絡節點（“礦工”）就能獲得50單位比特幣的“報酬”，每完成21萬組交易有效性驗證“報酬”就折半（從50比特幣降至25比特幣，以此類推）。比特幣的發行總量是固定的，2100萬個比特幣將在2140年發行完畢。
比特幣并沒有發行機構，其特殊的基于密碼學的“算法”以及整個比特幣網絡對于比特幣交易有效性的驗證活動（“挖礦”活動）就是比特幣的“發行”機制。由于沒有發行機構，因此比特幣是完全“去中心化”的，其發行量不能被人類所控制。
作者傾向于將“挖礦”活動視為互聯網絡參與者對比特幣的一種“授信”行為?；ヂ摼W參與者投入到比特幣的“挖礦”活動中，成為整個比特幣網絡的一員，這個行為是對“去中心化”比特幣體系信任的體現。整個比特幣網絡的參與者共同對比特幣進行了“授信”，“授信”活動通過比特幣“挖礦”活動體現出來，為比特幣奠定了信用基礎。
比特幣的作為支付手段的特性及其實際使用
使用比特幣作為支付手段與使用傳統網上銀行作為支付手段有著本質上的不同。與傳統網上銀行支付貨幣相比，比特幣的作為支付手段具有“完全脫媒”、“無交易成本”、“匿名性”、“自由性”、“安全性”等特性。
由于比特幣交易不需要通過銀行系統、第三方支付平臺等中介機構，因此比特幣的交易是無摩擦的；由于沒有中介機構和監管機構的介入，因此比特幣的交易是完全自由的，比特幣的交易不受法律、金融監管等限制和監控。
比特幣其本質是基于密碼學的一種“算法”和“協議”，因此比特幣的交易活動是完全匿名且安全的。比特幣的交易活動是由整個比特幣網絡共同進行驗證，這一特點使得篡改比特幣交易記錄的成本無比高昂。
接下來我將用一個例子來說明比特幣的實際使用過程：
A和B都在自己的電腦上擁有“比特幣錢包”，他們希望通過支付比特幣來完成一筆交易?！氨忍貛佩X包”是為“比特幣地址”提供入口的電腦文件；“比特幣地址”是一傳字符；每一個“比特幣地址”都對應一定數額的比特幣。
當要進行一筆交易之時，A會創建一個新的“比特幣地址”以供B對A進行“匯款”，B對他的比特幣客戶端下指令，要求將一筆比特幣轉入A創建的“比特幣地址”。
B的“比特幣錢包”會對每一個“比特幣地址”產生一副“私匙”，以保證B每筆交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同時這筆交易還會產生一副“公匙”，“公匙”是向整個比特幣網絡公開的，以使得這筆交易受到整個比特幣網絡的有效性驗證。每個人都可以擁有N個“公匙”和與之對應的N個“私匙”，“公匙”用于向全網絡公布A和B之間這筆交易的信息，讓全網絡來驗證A的賬戶余額和此次交易是否成立，與之對應的“私匙”用于B來保證完成這筆交易所得到的比特幣是進入自己的“比特幣錢包”。由于每個人的比特幣錢包可以包含許許多多的“公匙”和與之對應的“私匙”因此比特幣的交易是具有匿名性的。但同時比特幣的交易又是全透明的，只要使用比特幣交易的雙方愿意公開自己的交易歷史信息，其比特幣交易的歷史都可以被追溯。
接下來，A和B之間交易的有效性就將受到整個比特幣網絡上的“礦工”們的檢驗，通過檢驗，以保證這筆交易的有效且唯一。
比特幣的特性與優勢
比特幣擁有具備完整貨幣職能的潛質。國際上，比特幣在發達國家已經為IT從業人員所廣泛接受，他們可以通過支付比特幣在接受比特幣的餐廳購買食物；北美地區已經存在幾家僅接受比特幣支付的網店，能夠購買商品和服務；加拿大已經開發出能夠自動進行比特幣和貨幣紙幣兌換的自動提款機；在美國有專門的對沖基金從事著比特幣外匯市場的套利活動。在國內，百度網的部分服務接受比特幣支付；李連杰的壹基金慈善基金比特幣捐款。比特幣的認可度正在隨著使用它的人數增加而增長，當比特幣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占有一定流通比重時，例如能用比特幣對勞動力進行定價時，比特幣就能夠過度到能發揮“價值尺度”、“儲藏手段”甚至“世界貨幣”職能的階段。目前而言比特幣只能發揮“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職能。
比特幣最大的優勢就是其基于分布式數據庫所產生的“去中心化”特性。去中心化是指比特幣沒有發行機構，沒有人能夠憑空創造比特幣，比特幣的獲取必須由名為“挖礦”的活動獲得，并且比特幣的總量恒定。因此，比特幣的“去中心化”特性能夠杜絕貨幣發鈔當局的“信用違約”問題。
無交易成本是因為比特幣的交易活動不需要中介機構來對交易的有效性進行驗證。沒有了中介機構參與進交易過程，自然就無需支付中介費，這使得使用比特幣進行交易是在一個完全沒有摩擦的理想化市場下進行的。
安全性是比特幣又一大優點。比特幣的交易活動必須通過全網絡的驗證之后才能達成，每個網絡節點都會對每筆比特幣的交易進行驗證，只有擁有最長賬單鏈的比特幣才會被全網絡認為是真實的交易而成立。若要偽造交易，“偽造者”的計算機運算能力需要超越整個比特幣絡所有節點運算能力的總和，這意味著“偽造交易”或者進行“多次支付”的成本異常高昂；依靠整個比特幣網絡對所有交易的有效性進行驗證，是比特幣“去中性化”和“安全性”兩大特性的有機統一。
比特幣與“虛擬支付貨幣”的區別
比特幣與“Q幣”、“魔獸金幣”等“虛擬支付貨幣”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前者是一套基于密碼學的一種“去中心化”貨幣，能夠履行所有的貨幣職能，是貨幣與互聯網共同發展的產物；“虛擬支付貨幣”只是貨幣支付手段在互聯網領域的延伸，是貨幣支付手段與互聯網發展結合的產物。
比特幣對重新構建貨幣體系有積極意義
比特幣與黃金充當世界貨幣的相同與差異性比較
“去中心化”是黃金與比特幣共有的特性，人們可以挖掘黃金，但是不能“發行”黃金。比特幣的發行總量是固定的，2100萬個比特幣將在2140年產生完畢。從貨幣供給的“稀缺性”（產量有限且增長速度極慢）的角度而言比特幣與黃金有相似之處。
黃金與比特幣的差異主要有三點。首先，黃金的地位是“公允”的。歷史上人類各個文明的發展和近現代經濟制度的建設共同賦予了黃金“歷史價值”和“社會價值”。黃金擁有最基本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人人都認識黃金，渴望得到黃金。然而，比特幣是貨幣制度與互聯網技術共同發展的產物，其價值來源于整個比特幣網絡對比特幣的信心。比特幣沒有被大眾所認識，公眾對其是否能夠認可和接受有待商榷，其基于密碼學的產生機制也沒有被貨幣學界所認可。但是正是因為黃金更具有價值，基于“格雷欣法則”，我們可以認為比特幣相比于黃金是一種“劣幣”。
國際貨幣制度論文范文4
【關鍵詞】MATLAB BP 神經網絡 匯率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方法
所謂匯率（又稱外匯利率，外匯匯率或外匯行市），是指兩種貨幣之間的對換的比率，同時也可視為一個國家的貨幣對另一種貨幣的價值。匯率與一國進出口、物價、資本流出入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會因為利率、通貨膨脹、國家的政治和每個國家的經濟等原因而變動。根據國際貨幣制度的演變，匯率可以劃分為固定利率和浮動利率。在Bretton Woods system崩潰后，世界上匯率制度漸漸變成以浮動匯率制度為主，匯率變動更是顯現出動態化和復雜化的特征。特別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各國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相互之間的依賴性也越來越強，匯率，自然地成為各國之間經濟往來的橋梁。然而，各國的外匯管理和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受到了匯率的變化的嚴重干擾。在此背景下，探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變化特征以及其內在的運行規律，對匯率進行準確的預測就有了諸多現實意義。
對匯率預測方法的研究主要有技術分析和基本分析。以基本分析方法為基礎的匯率預測應用非常之廣，其中包括很多很經典的方法理論，比如，以購買力平價理論、利率平價理論、資產市場組合模型為代表的傳統的匯率理論及模型，以基于新開放宏觀經濟學的匯率理論、混沌分析理論、基于檢驗外匯市場有效性的匯率理論等為代表的新近發展起來的匯率理論。技術分析經歷了參數到非參數，線性到非線性的發展過程，其中，參數方法主要包括隨機游走模型、自回歸移動平均模型、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模型、自我激勵閥值自回歸模型、指數平滑過渡自回歸模型等。非參數方法主要包括小波分析、遺傳算法、人工神經網絡等。
近年來，非參數方法中的神經網絡技術的出現，極大地提高了匯率預測中的樣本擬合度。其中，按誤差逆傳播算法訓練的多層前饋網絡――BP神經網絡，更加能夠直接生動地反映系統的動態特性，因此它更適合對具有非線性的、動態的特征的匯率系統進行預測。
二、實證研究
理論上，一個三層的神經網絡就能夠以任意的精度逼近連續函數，也就能滿足實證建模的需要。盡管歐元等其他主要貨幣的比重也在逐漸上升，但是中國的儲備貨幣目前仍然是以美元為主，因此，若是能夠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進行準確地預測，貨幣當局就能更好的把握人民幣和主要儲備貨幣之間復雜的變動關系，進而靈活地、有針對性地對儲備貨幣的結構進行調整，從而做好外匯風險的防范工作。在本文中，將采用單步預測法對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進行預測，這不僅有助于我國匯率政策、利率政策等的制定和調整，也有助于企業進行科學的國際貿易決策。
（一）數據選擇
本文實證研究將選擇2010年01月04日起至2012年10月25日為止央行公布的每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一共680個數據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 （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網站：http：///）。 之所以取2010年至2012年近700個數據，原因如下：
一方面，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是一組時間序列數據，對于它的預測工作，當然是時間上越近的數據越有代表性，預測結果更有說服力；
另一方面，Kang在利用神經網絡對時間序列進行預測的研究中就指出了，要想模型有較好的預測能力并不一定必須要具備很大的數據樣本。再后來，Walczak以不同規模的數據樣本，利用神經網絡模型對匯率序列進行預測后，通過比較結果，得出在多數情況下兩年的數據樣本就足以使神經網絡模型產生合適的預測精度這一結論。
（二）構造訓練樣本
把前679天的數據按順序輸入，作為網絡的一個輸入數據（即把樣本數據從第1個取到第679個，作為p），然后將后面的679個數據輸入，作為網絡輸出即目標數據（即從第2個取到第680個，作為t），按這個方式進行滾動式的排列，就形成了神經網絡的訓練樣本。
（三）選用三層結構的BP神經網絡建立預測模型
理論上，一個三層的神經網絡就能夠以任意的精度逼近連續函數。由于其具有操作性強、計算量小等優點，目前仍是多層式網絡訓練的首選網絡結構之一，并且已經被人們推廣應用于各種各樣實際問題的解決中。因此，我將在本論文中采用三層網絡建立模型進行匯率預測。
輸入層和輸出層的節點數主要由輸入變量決定，這些將直接影響網絡的學習效果和泛化能力。對時間序列預測問題，輸入層節點數等于所開窗口大小，在本例中輸入層節點數即為679，加之本文只限于一維時間序列，所以預測值只需要用一個輸出層節點來表示，本例中輸出層節點數為1。隱藏神經元主要應用于學習數據的內部規律，試湊法是確定最佳隱藏層節點數的一個常用方法，即先用較少的隱層節點數進行訓練，然后逐漸增加隱藏層節點數，用同一樣本集進行訓練，從上述訓練結果中選出網絡誤差最小的一組確定為隱藏層節點數。在用試湊法的時候，也可以用一些經驗公式來確定隱藏層節點數。用這些公式計算出來的隱層節點數的粗略估計值，可以作為確定隱層神經元數目初始值的大致參考。
在本次實證研究中我將用經驗公式來確定隱藏層節點數，其中為隱藏層節點數，為輸入層節點數，為輸出層節點數，為1一10之間的常數。
即隱藏層節點數為28―37中的一個整數。
在MATLAB中進行訓練，得到訓練結果如下，見表1：
網絡誤差最小所對應的隱層神經元個數為28，因此，本例中即為28。
（四）預測過程的具體實現
建立一個新的前向神經網絡，%設置網絡隱單元的神經元數、輸出層節點數及訓練函數net=newff（minmax（p），[28，1]，{‘tansig’，’purelin’}，’traingdm’）；%當前輸入層權值和閾值inputWeights=net.IW{1，1}，inputbias=net.b{1}；%當前網絡層權值和閾值layerWeights=net.LW{2，1}，layerbias=net.b{2}；%設置訓練參數net.trainParam.show=50，%每50步顯示一次誤差，net.trainParam.lr=0.05，%訓練步長，net.trainParam.mc=0.9，%Sigmoid參數0.9，net.trainParam.epochs=10000，%最大訓練次數，net.trainParam.goal=1e-3，%設定的期望誤差，一般為0.001；%調用TRAINSCG算法訓練BP網絡[net，tr]=train（net，p，t）； %對BP網絡進行仿真p_TEST=6.3047，A=sim（net，p_TEST）；%計算仿真誤差E=t -A，MSE=mse（E）。
按上述過程在MATLAB中進行操作后，得到誤差趨勢圖如圖1所示：
當前輸入層權值和閾值、當前網絡層權值和閾值部分結果（因版面問題未能全部列示）如表2所示：
2012年10月26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3010，與預測值相差0.0241，誤差率為0.38%，明顯地，預測值與實際值相差并不是很大，說明用MATLAB進行BP神經網絡預測模型進行匯率預測效果不錯，具有可行性。
經過上述的探索操作，我們根據2010年01月04日起至2012年10月25日為止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每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共680個數據樣本預測出了下一日的匯率中間價，預測過程合理規范，并最終達到了實證目的。進一步地，還可以通過滾動預測法預測以后更多的匯率，操作思想同上，不再贅述。
盡管BP神經網絡對匯率預測效果不錯，但還是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神經網絡模型只利用了匯率的歷史數據來進行預測，并沒有考慮影響匯率變動的經濟、政治等因素，也沒有將其量化入模型中，故只能在外部環境較為穩定的前提下進行短期預測。此外，BP神經網絡本身也在算法上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它的收斂速度較慢慢、容易導致局部最小、訓練結果不穩定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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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制度論文范文5
1997年至1999年的貨幣政策操作在緩解外部沖擊、促進內需增加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面對通貨緊縮、國內需求不足、失業增加、國內金融風險逐漸暴露、處理中小金融機構風險難度加大、國有企業改革步履唯艱、居民消費和非國有投資低迷等不利條件，中國貨幣政策無論是最終目標、中介目標、操作工具還是傳導機制方面都遇到了困難。在新世紀，中國貨幣政策任務仍很艱巨，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對諸多挑戰。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將近兩年中國貨幣政策實踐中遇見的矛盾和挑戰作初步的理論分析。
一、貨幣政策的多目標約束
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紿終是貨幣政策理論中爭論最多的問題，尤其是穩定物價與促進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尤為突出。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三條明確規定：“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边@一“單目標論”的規定實際上并未得到廣泛認同。只是1993和1994年是中國高通貨膨脹年份，“單目標論”的法律在當時背景下容易通過。1997年以后中國進入負通貨膨脹率，不僅理論上“單目標”與“多目標”之爭仍在繼續，而且政府和社會各界都要求貨幣政策“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中國貨幣政策實質上面臨多目標約束，這些目標有：物價穩定、促進就業、確保經濟增長、支持國有企業改革、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確保外匯儲備不減少、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多目標約束主要來自中央政府，這可以從每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和中央銀行分行長會議主報告看出。
實際上在90年代后期，發達國家均進入低通貨膨脹時期，各國也面臨貨幣政策目標的動搖不定。但象中國這樣明確要求貨幣政策實現多個目標還屬少見。貨幣政策的多目標約束至少存在兩個基本理論問題：一是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即貨幣政策能否系統地影響產出；二是多重目標之間能否協調一致。
貨幣政策能否系統地影響產出在西方貨幣理論中被稱為“貨幣中性理論”。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和以盧卡斯為代表的合理預期學派最先提出貨幣中性論。弗里德曼（1963）認為貨幣只能影響物價等名義變量，而無法影響真實產出。盧卡斯則認為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會由于公眾理性預期的存在而被抵消。近年來發展起來的真實經濟周期模型(realbusinesscyclemodel）同樣認為貨幣政策不影響產出和其他真實經濟變量，只有資本、勞動和生產技術等真實變量的變動才是經濟周期的根源(Mankiw，1988）。真實經濟周期模型實證檢驗非常精確地擬合了產出、就業、消費及其他主要經濟總量的實際方差和協方差，格蘭杰因果檢驗與向量自回歸（VAR）分析表明：如果以貨幣作為產出波動的解釋變量，其解釋力度并不顯著。展開的分析可見吳易風、王建和方松英（1998）的專著第193－199頁。
盡管貨幣中性是在嚴格假設前提下的一個結論，尤其在短期內，諸如價格和工資粘性，信息不對稱等因素使意料外的貨幣波動能夠影響產出，但是時間不一致性(timeinconsistency）理論同樣不主張用貨幣政策去刺激產出。從短期看，意料外的貨幣供給增加會使產出增長率高于潛在增長率，但在當期最優的貨幣政策由于公眾預期的變化而不能在今后各期保持最優。具體地說，當中央銀行利用預料外的通貨膨脹刺激產出后會喪失信譽(credibility），公眾產生高通貨膨脹預期，最終結果是產出恢復到自然率水平，而通貨膨脹加速上升，社會福利發生了凈損失。因此，從長期來看，不存在通貨膨脹與產出之間的替代關系，即菲利浦斯曲線在長期不成立，貨幣政策只能以穩定物價作為單一目標。
貨幣理論太抽象，現實中有兩個實例。一是如何評價美聯儲貨幣政策與美國連續五年經濟增長的關系。如果說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發揮了作用，但實際上美聯儲1993年7月就放棄了M2調控目標，美國的貨幣政策操作就是美聯儲每年8次公開市場委員會決定是否調整聯邦基金利率（或貼現率），并且每年都有幾次是不調整。很顯然，在美國已經不存在主動增加貨幣供應量來刺激經濟增長。理論界普遍認為，美國經濟持續增長是高技術帶動的，美聯儲的作用是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低物價基礎和前瞻性信息，貨幣政策本身并不會刺激經濟增長。另一個例子是日本銀行，日本經濟連續4年負增長，日本銀行的貨幣政策已經非常積極和擴張，甚至采取了零利率政策，但日本經濟仍然低迷不振。這兩個例子起碼說明了一點：決定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不是貨幣和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要實證分析和計算這種有限的貢獻率更是難上加難，目前的貨幣理論和計量經濟學都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貨幣政策短期內的多重目標是否能同時達到呢？非常困難。由于多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貨幣政策往往無所適從。當國際收支盈余與國內通貨膨脹并存時，典型的“米德沖突”便出現了；簡·丁柏根論證了實現n個政策目標需要n個獨立的政策工具；蒙代爾則進一步提出了財政政策追求內部均衡，貨幣政策維持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論”。在封閉經濟的假設下，米什金(Mishkin，1995）也證明了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之間存在矛盾。著名的“克魯格曼三角”則認為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中至多能同時達到兩項。
綜上所述，對貨幣政策的多目標約束是“要求過高”，它迫使中央銀行在多目標之間尋找平衡，往往可能采取機會主義的手段注重短期效果和表面效果。貨幣政策無論短期還是長期都應堅持穩定物價的單一目標。
二、通貨緊縮還在繼續
到1999年11月底，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持續20個月負增長，商品零售物價指數持續26個月負增長，生產資料價格指數持續29個月負增長（《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1999年第4期）。如果僅從物價下降（單要素論）來看，通貨緊縮已毋庸置疑。更麻煩的是，到1999年底，仍然看不到價格負增長幅度縮小或扭轉的跡象，兩年來克服通貨緊縮的各種政策效果并不明顯。新世紀前兩年我國貨幣政策仍然面臨通貨緊縮的挑戰。
如果把通貨緊縮（價格負增長3％）與1999年其他宏觀經濟變量放在一起看，仍然是一幅令人迷惑的拼圖：經濟增長率7％，稅收和財政支出大幅度增長，凈出口保持較高增長，儲蓄存款、貸款和貨幣供應量均保持正常增長速度，個人收入和消費也保持正常增長。上述指標無論是橫向國際比較還是本國時間序列比較均是正常理想的。除了物價之外，不理想的宏觀經濟指標就是投資和就業。問題究竟在哪里？近年來國內外分析通貨緊縮的論文很多，但至今還沒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僅以“內需不足”來概括是遠遠不夠的。
面對通貨緊縮，貨幣政策能否像抑制通貨膨脹那樣迅速有效呢？答案是否定的。按照貨幣是外生變量這一現代貨幣銀行學的基本前提，在現代信用貨幣制度下不應該出現通貨緊縮，因為中央銀行可以隨時增加貨幣供應量。所以現有的貨幣政策理論都是對付通貨膨脹的，竟然沒有對付通貨緊縮的理論。經濟現實總是與貨幣理論和現代中央銀行制度開玩笑。我國已經連續兩年實行增加貨幣供應量的貨幣政策，并使用了如此多的政策工具，但貨幣供應量就是增加不多。中國是這樣，日本也是這樣。再看歷史，才知道人類還沒有以貨幣政策成功對付通貨緊縮的先例。Cover（1992）和Karras（1996）的實證研究證明了美國和歐洲18國存在明顯的貨幣政策效果的不對稱性。有人形象地將貨幣政策比喻為繩子，可以有效地“拉住”經濟過熱，但卻無法“推動”經濟增長。新凱恩斯主義的貨幣理論對此提出了諸如價格粘性、勞動力市場不完善、信貸市場信息不對稱等微觀解釋，同時都認為貨幣政策效果的不對稱性是個客觀事實（吳易風、王建、方松英：1998）。
一方面是對中國通貨緊縮的原因分析不盡人意，另一方面是前兩年的財政貨幣政策的效果并不明顯，消極等待通貨緊縮自然消失更不是辦法。由此看來，中國的經濟運行中還有很多未知因素，我們的宏觀經濟政策也不是所想象的那樣完善，市場經濟本身并不是可以“駕馭的”。中國出現的通貨緊縮不是單純的貨幣現象，它與現行體制改革中出現的許多矛盾有關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并不能解決體制問題，但是人們總是不相信這一點，總是認為貨幣政策應該在對付通貨緊縮方面大有所為。因此，只要中國存在通貨緊縮，中央銀行就不得安寧。三、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受阻
過去兩年的情況表明，中國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并不僅僅取決于中央銀行的意愿和行為。從基礎貨幣的投放到貨幣供應量的增長要經歷一個傳導過程，這個過程中商業銀行行為、經濟體制約束都會產生較大的影響。
首先是中國目前的基礎貨幣投放渠道狹窄且增量不多。1995、1996、1997年基礎貨幣增加額分別為3542億元、6182億元和3764億元，1998年比上年減少589億元，1999年預計增加2000億元。（戴相龍，1999）。
中央銀行貸款作為基礎貨幣投放主渠道作用已經消失。從1995年到1999年末，中央銀行對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再貸款余額從12000億元下降至4900億元。特別是近年來，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流動性充足，不需要中央銀行貸款，每年是凈還款。到1999年末，中央銀行貸款余額僅占其負債總額的6.3%。中央銀行對政策性銀行的貸款主要集中在對農業發展銀行的貸款。也許是1994—1996年期間貸款太多了，1997年開始貸款需求大幅下降，1998年農業發展銀行實施收購資金封閉運行后，幾乎不需要增加再貸款。1998年凈減少1000億元，1999年凈減少300億元。
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后，外匯占款一度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1994--1997年，外匯儲備大增，中央銀行資產中的“外匯占款”分別增加3740.51億元、2292.65億元、2804.23億元和3070.62億元。但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外匯占款增速減緩，1998年僅為438.59億元，1999年估計為900億元。實際上，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政策目標約束下，外匯占款不是中央銀行可以主動調控基礎貨幣的手段。
通過公開市場業務調控基礎貨幣是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一貫做法。也是央行可主動調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我國卻不是這樣。我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容量較大，1999年末中央國債登記公司托管的可流通國債和政策金融債券有1.05萬億元。1999年末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持有的國債加政策性金融債券共7500萬億元，約占其總資產的11%。（戴根有，2000）但是人民銀行1998年債券持有量僅增加702億元。1999年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業務投放基礎貨幣1907億元，占央行當年新增基礎貨幣的50%左右（戴根有，2000），但如果減去外匯購入，債券購入量約為900億元。同時，持有大量國債的國有商業銀行將國債視為優質資產，不愿出售，公開市場業務缺乏交易的基礎。公開市場操作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還沒有對基礎貨幣投放產生重大影響。
另一個影響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重要因素是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格局及其無利潤約束行為。在中國，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擁有銀行業80%以上的資產和負債，客觀上形成了壟斷。從1996-1998年，全社會貸款增量的68%是由這四家銀行提供的。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貨幣政策不是由央行決定的，而是由這四家銀行的行為所左右。這種狀況世界少見，在大國幾乎沒有。此外，由于歷史和政治的因素，這四家銀行之間的商業性競爭并不充分（寡頭競爭模式），反而在一些事情上容易達成默契和一致行動。實際上，中央銀行的準備金政策、利率政策、信貸政策等政策工具能否最終作用到經濟運行之中，取決于這四家銀行如何運用自己資產的總量和結構，他們的行為很可能與貨幣政策方向不一致。
這里的關鍵是四家國有商業銀行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以利潤極大化為目標的治理結構和激勵機制。由此，在國債市場上可以壓低價（利率）購入大量國債；存款充足時不一定即時去尋找貸款客戶，特別是在我國目前貸款風險較大時期不積極開拓貸款市場，寧可把資金放在央行備付金賬上；分支行不計成本吸收存款。更為奇特的是，我國存款市場近年來出現了信譽不對稱，公眾認為，四家國有銀行的信譽高于中小金融機構，所以存款大量集中于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國有銀行就更需要央行貸款，甚至返還央行貸款，反而有一定緊縮效應。實際上，貨幣政策的信貸渠道被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行為阻塞了，利率政策之所以效果好一些，是因為利率調整可以越過信貸渠道直接作用于企業和家庭的資金成本，并發揮信息作用。
因此看來，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存在很大缺陷，而真正改善涉及諸多制度問題：如國有商業銀行的深入改革；存款保險制度；貨幣市場進一步改革；利率市場化；等等。
四、貨幣信貸計劃的失效
在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現金投放計劃和指令性的貸款限額是主要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1995年以后，現金計劃和貸款計劃的作用明顯無效，但是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報告中還要定指標。
1996年中央銀行正式將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指標，并宣布“九五”期間，貨幣供應量控制目標定為M2年平均增長23%左右，M1年平均增長18%左右。但是1996年-1998年，M1年增長率分別為18.87%、16.54%、11.85%，M2的年增長率分別為25.17%、17.32%、15.34%，1999年11月末M1增長率為16%，M2增長率為14%。都較大幅度地偏離了預定的調控目標。由此面臨的挑戰是：貸款指導性計劃和貨幣供應量目標有沒有用？將來可否有其他替代物？
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理論認為：良好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該具有可測性、可控性、與最終目標相關性三個特點。但無論實際現金投放、實際貸款額還是貨幣供應量增長率都頻繁地偏離預定的調控目標，而且這種偏離是順經濟周期的波動。從實踐看，中央銀行也難以糾正這種偏離。理論上對貨幣供應量是內生變量還是外生變量爭論很大，如果是內生的，貨幣供應量便不具有可控性，不適宜作為中介目標。
同時，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與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之間相關性如何也沒有經過系統的實證分析。因此，根據預定的經濟增長率或通貨膨脹率倒推出來的貨幣增長目標，作為約束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規則，其可靠性值得懷疑。
經濟市場化的過程中，貨幣政策也必須市場化，計劃經濟的時代已徹底結束，如何完成貨幣政策由計劃手段向市場化手段的轉變也構成對新世紀貨幣政策的重要挑戰。
五、貨幣政策工具選擇余地小
我國中央銀行目前可以運用的貨幣政策工具有八種，但真正能自主運用，并且有預定效果的工具卻不多。
1998年我國推行了存款準備金制度的改革，主要內容是合并準備金帳戶和備付金帳戶，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由13%降為8%。1999年11月，中央銀行將存款準備金率由8%下調到6%。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屬力度很大的政策工具，不能頻繁使用。一般認為，下調準備金率之后，商業銀行可貸資金增加，貸款總量就會增加。但是，貸款是否真的增加還要取決于商業銀行的決策。他們也可能增加購買國債，也可能增加在央行的備付金存款。我國1998年下調存款準備率并沒有引起貨幣供應量M2增長，就是一例。而且，目前準備金比率已很低，在新世紀可用余地不大。
公開市場操作中國債交易量小是與我國國債市場發展程度一致的：我國國債期限較長，品種不多，使公開市場業務缺乏載體；持有大量國債的商業銀行將國債視為低風險、高效益的優質資產，不愿出售，市場交易不旺，以調控基礎貨幣為目的的公開市場業務缺乏交易的基礎。這里的關鍵問題在于：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還沒有把這個銀行間債券市場作為自己流動性管理的場所，其他非金融機構投資者又不能進入。至于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的公開市場操作，考慮的是匯率目標，即為了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而被動地吞吐外匯或人民幣。
中央銀行再貸款和再貼現也是貨幣政策工具之一。由于社會信用機制不健全。商業票據使用不廣泛，再貼現始終未能形成規模，1998年再貼現余額僅332億元。中央銀行貸款在1993—1997年期間曾經是中國調控貨幣量最靈活的手段，但1997年后，隨著商業銀行再貸款逐步歸還。調控余地已經不大。1998年末，中央銀行貸款余額是12525億元，比1997年末減少了2000億元。其中給政策性銀行的6754億元幾乎不可調控。
窗口指導或稱“信貸政策”是近年來使用較多的貨幣政策工具，為了擴大內需，中央銀行連續了支持中小企業信貸、消費信貸、農業信貸、外貿信貸的指導意見，文件下發不少，但效果有限。實質上，任何“指導意見”既不是數量性工具，也不是價格性工具，而只是一種道義勸說，是一個軟約束，貸款程序、貸款數量的決定權仍掌握在商業銀行手中。從貨幣理論看，許多信貸政策手段，諸如允許房地產抵押貸款、助學金貸款、證券公司進入貨幣市場融資、股票抵押貸款等，實際是金融制度革新，并并屬于貨幣政策的范疇。
近幾年使用最多，也被認為最有效的政策工具是利率。從1996年5月1日至1999年6月10日，連續7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對刺激經濟增長、減輕企業債務負擔、降低國債籌資成本、推動個人消費信貸起到了積極作用。尤其是1999年6月10日第7次降息后，儲蓄存款增幅明顯下降，減輕企業財務負擔2600億元。
但是，我國仍然是一個以管制利率為主的國家，包括存貸款利率在內的絕大多數利率由中央銀行代表政府制定。政府在制定利率政策時考慮得更多的是如何通過利率改變存款人、借款人(主要是國有企業)和金融中介機構的收入分配格局，尤其對國有企業進行政策傾斜和扶持，利率下調的結果往往是企業財務負擔減輕，存款人和銀行收入減少。所以利率水平很難反映公眾對未來的預期和風險貼水，利率結構也易于扭曲。從現實情況看，我國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2.25%?；钇诖婵罾?.99%，如果物價負增長局面不改變，利率下調空間已經不大。
在分析了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再貼現、信貸政策、中央銀行貸款、信貸指導性計劃、利率和政策性貸款（發債）計劃這八項政策工具之后，使人感到中央銀行還不能“自如”有效地運用這些工具，而且這些工具的政策效果都要打一些折扣，但我們還沒有找到更好的政策工具。六、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難以預測
一般認為，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是基本穩定或有規律變化的，由此才有可能為中央銀行的決策提供了理論支持，同時也為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了某些技術支持。
謝平、俞喬(1996)通過結構性變化的顯著性檢驗與長期穩定性關系檢驗，得出結論，認為基礎貨幣與貨幣總量間的短期動態關系，盡管受到結構性因素的干擾，但仍表現出相對穩定狀態，也就是說，我國漸進性變化的經濟結構與經濟制度盡管會對貨幣乘數產生不同程度的沖擊，但是這種結構性震蕩僅僅是一種暫時現象，貨幣乘數在震蕩之后回復到長期均衡狀態。因此通過基礎貨幣進行間接貨幣總量控制在理論上是可行的。貨幣乘數的可預測性及其精度就成為貨幣當局通過基礎貨幣調控貨幣總量的技術操作基礎。
關于貨幣乘數的預測，中國學者提出了若干方法：一是將當期貨幣乘數與去年同期之差表示成上月貨幣乘數與13個月前貨幣乘數之差的函數。(一默、馬明、1993)；二是先就貨幣乘數中各因素作經濟計量分析，然后再把各因素的預測值代入總體模型(徐諾金，1989)；三是就決定貨幣乘數中有關各種因素，分別按其定義確定其值，然后代入貨幣乘數公式中計算。
盡管對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的預測在理論上可行，但實踐中尚無一個模型能很好地擬合現實。從事后統計分析看，1996—1998年M1的乘數為1.15、1.17、1.30，M2的乘數為2.97、3.03、3.47；M1的流通速度為2.71、2.40、2.29，M2的流通速度為1.01、0.91、0.83，波動很大。下世紀初中國仍處于體制轉軌時期，體制環境的變化對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的沖擊不僅明顯，而且不確定性強，通過歷史數據得出的預測模型很難期望它在將來也有良好的預測表現。由此，對貨幣供應量、貸款總額的事先預測和調控就相當困難
七、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問題也日益受到各國中央銀行的重視。因為在資本流動日益頻繁的情況下，各國中央銀行只要不是實行純粹的自由浮動匯率，其國內貨幣政策都要受到外部環境制約，美國近年來每次調息都會引發全球性的利率變動。Levy和Halikias(1997)的實證研究發現：德國短期利率提高對法國長期利率的影響甚至超過了法國本國短期利率的影響。在各國貨幣政策相互影響日益深入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顯得尤為重要。
中國盡管未加入類似于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一體化組織，但金融業的對外開放是大勢所趨。21世紀初至少有三個金融開放舉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對外資銀行開放人民幣業務和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亞洲各國的貨幣、金融合作進一步加強，國際貨幣制度也將面臨大的改革。金融業開放不僅使金融監管面臨新課題，而且也為中國的貨幣政策增加了新變數。
假設十年后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國際資本流動，特別是短期游資動會加強。如果國家要求人民幣匯率堅挺，那么貨幣當局只能被動地吞吐外匯，這樣如何保持國內貨幣政策不受干擾便成為難題。中國是個大國，中國的貨幣政策不僅會影響國內經濟，而且會影響香港和亞洲其他國家。1997-1999年，人民幣匯率穩定在應付亞洲金融危機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樣將來對亞洲金融市場還是影響很大。
在國內利率市場化改革完成后，國內存款利率、同業拆借利率也會對亞洲金融市場產生影響。匯率和利率從來就是金融機構套利投機的基準，中國也必然如此。中央銀行如何根據人民幣的匯率與利率，平衡好國內外兩個金融市場的波動，將是一個難題。
WTO盡管是一個以推行貿易自由化，協調和調解各締約方貿易爭端的國際組織，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WTO已不局限于商品貿易，在推動國際投資自由化和勞務貿易自由化方面也卓有成效。中國加入WTO后，向外資銀行全面開放人民幣業務只是個時間問題。外資銀行的引入至少會對貨幣政策產生兩方面沖擊：一是傳統的以貸款指導計劃為手段的直接數量控制辦法失效，而間接調控體系尚不完善，外資銀行在貨幣政策傳導中作用如何尚難預料；二是國際資本流動更加容易，外資銀行大多數是跨國經營的大型銀行，其資金在全球范圍內調撥以套取利潤，當中國出于緊縮經濟的目的提高利率時很可能引起短期套利資本流入，反而擴大了貨幣供應量，這種難題即便在英國這樣一個金融市場完善、中央銀行調控手段豐富的國家也出現過。
八、貨幣政策與資本市場
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過程與西方國家恰恰相反，西方是先出現短期融資的貨幣市場，后出現長期融資的資本市場，中國則是先建立了證券市場，后完善同業拆借等貨幣市場。時至今日，貨幣市場仍發展滯后。
中國股票市場的功能定位也不同于西方：西方國家股票市場評估企業價值，優化資源配置等功能在中國并不受重視，中國更看重股票市場的籌資功能。國有企業上市意味著大量不需還本資金的流入。本來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資本稀缺，股票市場的籌資功能受到重視也是正常的，但把為國有企業籌資作為首要任務，勢必導致上市公司質量普遍低下，投資者短期行為盛行，最終會影響股票市場的基礎。
難題在于，中國的貨幣政策也有為國有企業改革服務的任務，貨幣政策操作不僅要顧及證券市場的反應，有時還出臺一些“利好“來“培育”證券市場發展。例如，利率下調時，央行主動說要“有利于資本市場發展“；允許券商進入同業拆借市場融資；允許商業銀行發放股票質押貸款，等等。這些事情作為一國金融改革與發展本來是無可非議的，但利用這些事情（信息）來影響股票市場就是另一回事了。貨幣理論一直告誡人們，貨幣政策過多地顧及證券市場不僅喪失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且會影響正常市場秩序的建立。但是，無論是在美國、日本，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直接融資比重加大，股票市值巨大，老百姓的財富也有相當部分投資在股票、債券和基金上。貨幣當局（或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越來越受股票市場的影響，尤其是在低通貨膨脹時期。但無論如何，中央銀行絕不能以股票價格指數作為決策的參照指標，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的作用應該是中性的。如果貨幣政策意在刺激股票市場，投資者普遍認為貨幣當局會托市，對上市公司的業績和經營漠不關心，無法對上市公司形成有力的約束，促使其改善經營；上市公司既不擔心股東“用腳投票”也不擔心會被兼并收購（國有股，法人股不上市），唯一值得關心的就是增資擴股又能“圈”多少錢。這種典型的道德風險問題會使貨幣政策和證券市場都受到損害。九、貨幣政策與最后貸款人的角色沖突
1998年以后，國內有相當部分中小金融機構出現支付危機甚至資不抵債，有部分信托投資公司和城市信用社以關閉或解散的法律形式實現市場退出。原農村鄉政府部門辦的“農村基金會”要全部清理整頓和撤并。上述這些機構負債額巨大，且相當部分是對自然人負債（即吸收了個人存款）。因此，在這些機構進行整頓或市場退出時，各地紛紛向中央銀行要求流動性支持，使央行處于兩難境地：如果給予貸款，不知有多少能收回來，風險很大，但有利于增加基礎貨幣和信貸擴張，有利于防范通貨緊縮；如果不予支持，則一些金融機構或農村基金會出現擠兌，社會不安定，化解金融風險的壓力很大。
從理論上說，中央銀行“最后貸款人”作用是維護金融穩定的一道安全門，這是中央銀行作為貨幣創造者的一項特殊功能，但這一職能本身從來不屬于貨幣政策的范疇。利用“最后貸款人”職能來投放基礎貨幣，實際是把部分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貨幣化”，以緩解其他貨幣政策工具的有限性，這絕對是角色沖突，但在中國卻不得已而為之，而且是恰恰是在通貨緊縮時期。但是，此例一開，可能為新世紀中國貨幣政策帶來不少難題。
現在看來，中央銀行“最后貸款人”作用有多種方式：省政府通過地方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借款，承諾在若干年后還款并付較低利率；中央銀行貸款給資產管理公司用于沖銷國有商業銀行的呆帳；中央銀行向農村信用社貸款；中央銀行向中小金融機構（如城市商業銀行）直接貸款；其他緊急救助貸款。由于中國沒有存款保險機制，所以有部分央行貸款在金融機構清算過程中起了存款保險作用，地方政府在使用了這些錢以后，將來能償還多少確實令人擔心。
盡管在通貨緊縮時期，由“最后貸款人”機制出去的資金與貨幣政策調控方向不會有矛盾。但是從長期和制度建設兩方面看，還是有若干問題需引起重視：一是數量控制，如果數量過大，這些被動出去的央行貸款收回難，就沒有反向調控作用，會對今后貨幣政策造成被動；二是不能成本（利率）過低，這些貸款期限很長，如果按現在利率水平把長期利率都鎖在過低水平上，將來會引起很大套利行為，擾亂貨幣市場利率，于貨幣政策不利；三是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和中小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四是要有透明度，及時公布通過“最后貸款人”出去的資金，這實際與財政支出是相似的，意在長遠的制度健全，不能走關系，誰本事大誰得錢多，造成攀比；五是容易讓金融機構的股東和管理人員在救助中得益，甚至讓犯罪分子放水逃脫；六是最大的道德風險還在人民銀行，一看出風險不可收拾了就給錢，人民銀行就更可能放松金融監管。
如果以凱恩斯《通論》作為現代貨幣政策理論的起點，距今已有64年。在中國，從1985年起才有真正的貨幣政策，距今只有15年。在中國這樣的轉軌經濟過程中，貨幣政策究竟如何操作，并沒有現成的理論，西方現代貨幣理論是一個很好的基礎和統一的參照系，但仍不能完全解決我們面臨的現實挑戰，這也許就是貨幣理論的魅力所在。上述九個方面的挑戰還僅僅是我們已經感覺到的，也許還有更大的挑戰在后面。例如：網上金融交易將使央行喪失貨幣發行權，甚至使貨幣供應量指標毫無意義；將來亞洲貨幣一體化可能使本國央行職能消失，也就沒有本國貨幣政策；以個人電腦為終端的全球支付系統可能會開辟境外人民幣金融市場和交易；等等。因此，我們只能不斷地學習和積累知識，才能應付這些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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