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國際貨幣演化的內在邏輯，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禹鐘華 祁洞之 單位：東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遼寧大學
資本主義與國際貨幣體系
針對上述史實，我們有如下追問：為什么國際貨幣體系在歷史上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產品呢？如何才能使其還原本質呢？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的推理需要從厘清貨幣與資本的關系開始。
（一）貨幣向資本的演化
貨幣在本質上是抽象價值的表現和承載，簡而言之即抽象價值體；資本是用于再生產的財富。資本可以表現為實物，也可以表現為貨幣。貨幣作為資本是資本的抽象形式，隨著時代的發展，資本越來越多地表現為貨幣。因此，在很多情況下二者是合一的。作為交易工具和價值載體的貨幣從發生之際便具有公共產品屬性和財富屬性，就微觀的經濟主體而言，貨幣既是不可缺少的交易工具，更是財富的抽象代表，具有利益屬性和不同程度的資本屬性。就整體而言，貨幣的發行是提供公共產品，而不具有財富意義。就如一個國家不能通過發行貨幣直接致富。顯然，提供公共產品的主體應該是非利益主體，否則就會出現裁判參賽的局面。當貨幣成為國際貨幣，同樣具有上述的兩面性，從總體、全球、宏觀的角度看來是公共產品，從個體、國別、微觀的角度觀之則具有資本屬性。國際貨幣在客觀上就具有以公共產品的外在形態君臨天下、籠罩世界的權力。然而，發行國際貨幣的美國及西方世界具有如此宏觀、整體、超越的視角和胸懷嗎？事實恰恰相反。
（二）資本現象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躍升
資本現象是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而發生的，其無限重要性在于它是再生產過程得以進行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但是，資本無論如何重要也應該在人類的理性控制之下，而不應該成為支配人類的絕對控制者，資本應為人類服務，而不是相反。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結果恰恰使資本僭越成為凌駕于一切的絕對主宰。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深入論證了資本主義與西方宗教間相輔相成的關系，研究歷史也使我們了解資本主義具有濃郁的地域性，是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主要特征，就如同禮樂文明只能發生于中國。西方文明發生伊始便具有著濃郁商業文明的色彩，在其早期發展階段，資本便是極其活躍的因素。但在當時，資本之上還有君權、神權的制約。17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的本質就是資本推翻了君權、神權而凌駕于一切，成為人類社會終極操控者。資本本能地具有著增值的內在傾向，類似于一個無限循環的正反饋程序。這種增值也體現為優勝劣汰之后的集中，其結果必然是巨量資本的出現，君臨社會經濟生活而占據絕對的支配地位。面對勞動和土地（資源），資本在理論上就具有成為支配者的優勢和便利。當它具有了凌駕一切的絕對自由和絕對的支配地位之后，再插上科技的翅膀，必然成為視一切為“食物”的饕餮巨獸，而勞動和土地（資源）等其他要素必然遭受被奴役的命運。當資本具有了“重構世界”的巨大能量之后，它只擁有單一向度的思維，在“智力”水平上仍然是一個只知吃奶的嬰兒。因為資本的理性簡單、單一得可怕，只有兩個字：增值。除此之外，毫無顧忌，其本性始終體現為不擇手段地牟利，而資本的全部智慧都體現在“不擇手段”上。在資本的理性中，對于人類命運、生態環境、社會心理等關乎人類根本利益的方面全無考慮，更不要奢談自由、平等、民主。
（三）資本的全球化———以資本為核心構筑世界格局的歷程
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以資本為核心構筑“食物鏈”的歷史，資本居于食物鏈的頂端，勞動、資源等要素依次排列。全球化的過程就是這種食物鏈結構以全球為視野的構建過程。以西方世界為發源地的資本全球化大潮已經歷數波，最初以全球殖民為內容，資本主義于建立伊始便開始了這一野蠻歷程。自17世紀以來，在堅船利炮的引領下，西方資本所過之處，哀鴻遍野，山河破碎，其去未遠，歷歷在目。世界按照資本的邏輯被分成兩個部分：其一是宗主國，這里宗主國的概念與資本主義及歐洲列強是重迭的，三面一體；其二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宗主國以外的地區悉數全部納入這一范疇。這就形成了近代以來的食物鏈式的世界格局。這樣的世界格局甚至可以說至今未變，改變的只是名稱。例如，資本世界被稱為“第一、第二世界”或“西方”、“北方”，殖民地世界被稱為“第三世界”或“東方”、“南方”。這種持續了幾百年的食物鏈格局對于“西方”的發達與“東方”的欠發達會給出獨到的、歷史的解釋。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大大小小不同地區的戰爭多數為解決資本競爭的矛盾，改變了資本擴張的節奏。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被意識形態分為兩個部分：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這是資本主義的巨大挫敗，原本由資本完全控制的世界，被劃出一個獨立于資本的范疇。這也是人類自覺遏制資本擴張的首次勝利，資本主義遇到了從理論到實踐的空前挑戰。隨著前蘇聯和東歐的解體，這一格局被打破，資本主義“不戰而勝”的事實似乎說明了其所宣揚的民主政體、自由經濟、市場機制、私有產權等口號為普世價值。在這樣一些“普世價值”的口號下，西方世界開始了最近一波聲勢浩大的、完全意義上的全球視野的資本全球化浪潮。無論是古典政治經濟學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整個西方經濟學都在論證“普世價值”，為西方資本自由運行、擴張提供理論依據。在冷酷的現實中，世人發現自由只屬于西方資本，這一自由被軍事力量所終極保證，而反向的自由是絕對不被允許的。在普世關懷的溫情脈脈的表象之下，這一波全球化浪潮其野蠻程度較之前的武力殖民過程毫不遜色，考察一下“拉丁美洲仍被切開著的血管”、前蘇聯所遭受的洗劫、1997年金融危機中東南亞國家的遭遇、富士康的13連跳與iPhone利潤中中國僅占1.8%這樣的數字對比等等事實，就知道西方資本的本性依然，其構建的仍然是旨在奴役南方世界的食物鏈結構。眼前的危機也恰恰在于來自處于食物鏈低端的以中國為首的南方世界的有效反抗，使這種基于歷史慣性具有確定性期望值的“吉祥謀劃”所依托的程序系統遇到了顛覆性的沖擊。（四）國際貨幣體系之于資本的全球化國際貨幣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的高級形態，當資本以國際貨幣的形態出現的時候，便具備了上帝的力量，國際貨幣體系便成為了天下的規制，西方資本便以全球為視野、以公共產品的外在形式為掩飾，主宰天下。#p#分頁標題#e#
在這樣的視角下，國際貨幣體系就可以視作西方資本為擴張所建立的國際規制和機制，其本質是西方資本全球化的金融通道及法律保護。國際貨幣體系與前文所述的世界格局是同構的，任何時期西方世界始終占據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導權，始終占據國際貨幣的發行權，而“第三世界”或“南方經濟”只能被動接受由西方資本制定的國際金融規制。今天，深陷債務危機的歐美，仍然十分偏執地抵抗中國等“南方國家”分享其國際貨幣主導權，其思想來源是根深蒂固的“種族隔離”觀念。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圍繞著國際貨幣體系主導權的大國博弈分為兩個層面：一是西方世界內部的競爭，從歷史的角度上考察，首先是19世紀以來英法間的博弈，接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歐美間的博弈。二是控制與反控制之間的博弈。表現為一切來自西方世界外部對資本擴張的遏制和反擊，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冷戰格局的形成，更要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今天以中國為代表的、居于食物鏈底層的新興經濟體對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挑戰。在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這兩層矛盾是交織在一起的。
再論布雷頓森林體系及其內在缺陷
（一）布雷頓森里體系的建立背景
我們在分析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時候，總是忽視一個歷史事實，那就是與布雷頓森林體系并行，同時還存在一個以前蘇聯的盧布為核心的、囿于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機構健全的另一國際金融體系。因此，布雷頓森林體系并不是全局性的，而是應對冷戰的產物，或者說是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國際貨幣體系。這個體系中的主要矛盾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矛盾，是西方資本自相博弈的集中體現。因此，對其的批評的聲音主要來自歐洲，尤其是法國。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雖然體系內部充滿矛盾，但是具有“一致對外”的傾向。因此，該體系可以說還相對平衡、穩定，至少，作為盟主的美國既有權力、利益，也承擔義務。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國的自由是有限的，在地域上有蘇聯和東歐集團的分割，在制度上有兌換黃金的約束。比較而言，美國在構筑這一體系的時候，還是很大程度上、主動地提供了公共產品，對恢復戰后的秩序和經濟具有積極的作用。
（二）“特里芬兩難”———國際貨幣的公
共產品屬性與資本屬性的糾纏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設計本身存在著很大的缺陷，早在1957年特里芬教授就提出了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質疑，指出該體系存在著信心和清償力之間的悖論。這就是人們熟知的“特里芬兩難”（TriffinDilemma）。“特里芬兩難”如此精辟、深刻而成為其后人們分析、解釋布雷頓森林體系運行與瓦解的唯一原因，進而忽略了從其他角度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內在缺欠的進一步分析。眾所周知，布雷頓森林體系作為雅爾塔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經過多方長期激烈論爭的結果，標志著美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對于國際金融主導權的構建。這一人為構建體系的核心內容就是以國際法的形式確定了國際貨幣：由黃金保證價值的美元。然而，這一國際法性質的、針對國際貨幣的確定與使用的體系，現在看來過于粗陋了。它只搭建了一個極其簡單的框架，在規定了美元與黃金和各國貨幣與美元的關系之后，竟然對美元這一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貨幣的發行和監管沒有任何約束和說明。這就意味著國際貨幣的發行完全是美國的內政，是以美國意志和利益為轉移的，不受國際監管，只在制度上存在著一個邊界性的軟約束：兌換黃金的義務。按正常邏輯，確定了國際貨幣之后，馬上面臨的問題就是發行方式的確定和貨幣秩序的維護，這就如同一國中央銀行所面臨的問題一樣。然而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如此重要的方面竟然是沒有制度規范的。在這樣的國際制度環境下，美國只有一條途徑發行國際貨幣：形成國際收支逆差。接下來的結果便是“特里芬兩難”，說明了美國通過國際收支逆差的發行方式由于其黃金的不足是不可持續的，最終會受到其黃金存量的制約。那么，擺脫黃金的約束，情況會如何？“特里芬兩難”其實源于這樣一個邏輯悖論：裁判參賽。既然居于超主權地位、提供公共產品，就不應再具有利益謀求，即提供公共產品的主體應該是一個超然的非利益主體。唯有如此，才有資格居于超然地位，才有可能維護一個穩定、高效而可持續的秩序。而現實中的美國卻絕非如此。相反，美國恰恰利用其特權大肆牟利。我們不能否定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公共產品性質，然而資本屬性更是其本質特征。這樣在布雷頓森里體系中，兩者糾纏在一起而不得調和。在這樣的境遇下，美元兩種屬性的內在矛盾與沖突的現實體現就是“特里芬兩難”。顯然，美國既是裁判，又是參賽者，使其兩個角色不能兼顧。內在沖突的結果使美元擺脫了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便瓦解了。這里存在著一個表面看起來很奇怪的現象，美國人如何能對自身主導的體系的瓦解極度興奮？實質在于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并未瓦解，而只是升級換代，瓦解的只是美國的債務和他國的財富。美元更多地放棄了其公共產品屬性而趨向資本。也就意味著美國完成了一次角色轉換，甩掉了“裁判”的面具，成了完全的“參賽者”。但是，它仍掌握著貨幣發行權和規則制定權。
再論牙買加體系及其危機
與布雷頓森林體系不同，牙買加體系是面向全球的，為西方資本的新一輪全球化鋪設好了金融管道。因為牙買加體系建立之時，前蘇聯和東歐集團已開始走向沒落，最終于20世紀80年代末解體。20世紀70年代初，一系列的美元危機之后，美國單方面“無條件”地終止了美元兌付黃金的義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以正式的法律形式《IMF協定第二修正案》加以確定。但是這一國際法意義上的協定不存在對任何一方的約束內容，而只有對約束的解除。“黃金非貨幣化”這樣輕描淡寫的客觀陳述使美國直接賴掉億萬美元債務，更實質的問題是美元的世界發行再無羈絆。之所以稱“牙買加體系”為無體系的體系在于該體系徹底擯除了布雷頓體系中已經少的可憐的制度因素，使得國際貨幣領域變成了制度真空地帶，不再有約束，也不再有人承擔義務。在這種情況下的自然秩序是依據前體系的慣性和現實的實力對比形成的“霍布斯叢林”，即在表面上提供公共產品的偽裝形式也去掉了。
#p#分頁標題#e# 布雷頓森里體系的瓦解，使美元完全趨向資本屬性而毫不顧忌其作為國際貨幣的客觀的公共產品角色。美國作為準世界中央銀行并沒有承擔絲毫國際義務，而只是在利用其發行國的地位為美國利益、尤其是為美國資本利益服務。期間，美元從總體趨勢上處于一個單向貶值的過程；游資肆虐，四處引發金融危機；美國過度借債，惡意借債，無所不用其極。危機的發生說明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國際發行達到了極限，美國的債務達到了極限，美元的信用透支也達到了極限。我們來回顧一下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的應對措施———增發貨幣、增發債務，竭盡所能地向全球轉嫁危機，殊不知這一運行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量化寬松”政策更像飲鴆止渴。相比布雷頓森林體系，牙買加體系的虛擬化程度大大增強，因為這是從國際金匯兌本位制向國際信用本位制的過渡，本質上這是從金屬貨幣向信用紙幣的演化。這一過程中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其虛擬化程度與日俱增，表現為美元發行過度遠離實體經濟，以致于美國完全不能兌現其拋向世界的天量美元的購買力。與此同時，美國構建了無限龐大的金融市場，以此來回流拋向世界的天量美元，減輕美元的購買力兌現壓力。其中，尤其荒謬的是美國的衍生產品市場，出售、交易憑空制造、完全虛擬的衍生產品，據稱這一市場規模達到了不可思議的170萬億美元，儼然是一個黑洞，坐等他國財富來填補。前蘇聯和東歐的解體使西方資本主義失去了強大的、唯一的對手，牙買加體系給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以最大的自由，資本主義似乎獲得了全面的勝利而將長期主導人類歷史。然而，在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30年后，是資本主義自己走向了衰敗。次貸危機的爆發使美國轟然從極盛滑向低谷，形勢變化之急劇令人措手不及。接踵而至的美債危機和歐債危機無可爭辯地宣布了資本主義的沒落。在無節制的極度擴張中，美元及西方資本走向了自己的極限。在牙買加體系中“特里芬兩難”仍然存在，國際貨幣的公共產品屬性與資本的營利屬性仍然糾纏不清，只是該體系中保證美元價值的不是黃金，而是美國的商品。如果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是由于美國沒有足夠的黃金擔保美元的價值，那么眼前的美元危機也可以看做是由于美國沒有足夠的實體財富來保證其美元購買力的兌現。
理想設計與現實應對
（一）以往的討論———“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議題的再分析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一直是學者政要們關注的議題，這樣的討論如果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止了金本位制算起，已經進行了100年。總結百年來的探討，主要表現在批評和建議兩個方面。就批評方面而言，各個時期國際貨幣體系都是飽受爭議的眾矢之的，批評來自方方面面，也針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著名的應屬上文提到的特里芬教授針對布雷頓森林體系所提出的“特里芬兩難”，指出了該體系的內在結構缺陷。建議也主要囿于三個方面，不過是復古方案、改良方案和激進方案。所謂復古方案就是恢復或以某種方式恢復金本位制；改良方案就是對現行體系進行修補，維持現狀；激進方案就是要建立超主權機構、超主權國際貨幣。至今，所有的討論都沒有超出這三大主題的范疇。
如果在我們對于國際貨幣體系的討論中采用歷史分析視角、加入大國間政治博弈甚至是軍事博弈的思考維度，那么，我們會認識到尤其不能在國際金融領域內找到解決其自身內部問題的措施、方法，因為決定因素都在體系之外。國際貨幣體系的形成是大國綜合博弈的結果，而不是滿足對國際公共產品的需求，因此絕不可能被學者們的理想設計改變。殊不知甚至是激進方案，在現實中早已實施，難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不是超主權金融機構？難道特別提款權（SDR）不是超主權國際貨幣？這一切為什么都沒有像原始設計的那樣發揮作用，而只變成了美元的陪襯和助手？這充分說明在大國間實力對比沒有發生改變的情況下，對于國際貨幣體系的理想設計都只能是紙上談兵?，F實的狀況是不存在超主權的公共權力，只有美國的霸權超越于其他主權。改革是由決策者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革，我們能夠想象美國會對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進行實質性改革嗎？我們能夠想象美國會把其獨享的億萬美元利益無償與他國分享嗎？美國現在的所作所為是在其江河日下的情況下，竭盡一切手段甚至軍事手段，來維持千瘡百孔的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因此，“改革”的可能性從來就沒有存在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的實質是對現有體系的批判和對新體系的構建的探討，是一種改變現實的訴求。這一訴求包含著兩層含義：首先是世界各國對于美元霸權的反抗，其次是“南方經濟體”對于資本壓迫的抵制。反對現有體系也只能通過博弈過程來完成，而構建新體系是一個理想設計的問題，其實質目標只有一個———徹底還原國際貨幣體系的公共產品性質。
（二）理想設計的基本原則
理想設計的問題在這里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對待國際貨幣與資本的問題，而二者往往是同一的。歷史給我們提供了一些案例，眼前的資本主義模型是一個極端，擁有絕對自由的資本僭越于一切之上，主宰世界，這似乎已成為萬惡之源，已為世人所詬病。社會主義實踐也曾提供了另一個極端模型，對資本加以最嚴厲的管制，其結果也由于過度限制了資本的客觀作用而不盡如人意。客觀地看，貨幣及資本本身并無善惡是非而呈中性，既是人類發展所不可或缺的前提，又會在一定的條件下釀成災難。在某一種機制下匯集，就會變成肆虐的泛濫洪水；按照一定的程序疏導，就成為助人的河渠水利。那么我們所面臨的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問題就可以形象地比喻為如何應對泛濫洪水，我們盡可借鑒中國先圣的“洪范”之道（參見《尚書•洪范》），建立相應機制，對“洪水”加以規范、疏導、利用。全方位地總結歷史，針對國際貨幣體系的理想設計，我們至少可以確定如下原則：
———公共性原則。國際貨幣體系應該是純粹的公共產品，體現公平、中立、效率，杜絕財富效應，任何國家都不應該從中牟利。
———價值保證原則。國際貨幣要由商品來保證價值，貨幣是實體價值的抽象形式，要以實體價值為基礎。向世界發行貨幣，也必須面向世界生產，生產規模要與貨幣發行規模相應，因為貨幣最終要由商品來兌付。即便是黃金，其本質也不過是商品的一種。#p#分頁標題#e#
———安全、秩序原則。建立國際金融監管機制，建立、健全國際貨幣的發行、流通、循環機制；維護國際貨幣的價值穩定；規范資本流動，視惡意金融攻擊為非法。
———人文原則。以人為核心，而不是以資本為核心，更多地關注人的發展、文化的發展，擯除資本主義強者為王的叢林原則，遏制資本唯利是圖的貪婪本性。
———民主、自由原則。國際貨幣體系應擯棄霸權，實現平等、開放、民主、自由，實現良性互動，保證國際貨幣體系的可持續發展。這些原則基本上都是圍繞國際貨幣體系的公共產品屬性而制定的。如前所述，國際貨幣體系也只有在整體的、宏觀的視角下才有可能還原其公共產品本質，那么，這樣的視角如何形成？超越的而非僭越的超主權公共權力如何形成？
（三）現實應對的幾點思考
中國既要應對眼下的國際貨幣危機，又需致力于新的國際貨幣秩序的建立；既要應對“戰國模型”下的大國博弈，又要著眼于“天下體系”的理想構建。這些問題都包含著理想設計和現實應對這樣兩個層面，理所當然的理想設計相對簡單，簡而言之就是中央銀行體制的放大，已經存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特別提款權等，其原始設計都是可以接受的；困難之處在于理想設計方案的實施涉及各國間重大利益分配和義務分擔，如此艱巨而復雜的問題需要世界各國在平等互助的基礎上通力合作，綜合歷史、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的因素來加以解決。現實格局的演化既依從不得不然的客觀邏輯，更是綜合實力對比的結果，也取決于各方的主觀努力?，F實應對本質上是個博弈策略問題，對此，建議如下：
1.宣傳、推廣中國關于國際貨幣體系的原則與理念，向世界說明，中國的目標不是下一任世界霸主，而是公共秩序的實現。
2.全力推進多極化。在由現實的美元霸權向理想的超主權國際貨幣的演化過程中，多極化國際社會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唯一的過渡環節，否則，現狀無從改變。中國應大力支持、推進諸如亞洲、中東、非洲、南美等地區的貨幣合作及一體化運動，努力促成多極化態勢的實現。
3.提升中國作為一極的地位和作用。在努力爭取于現有體制中的權力的同時，構建以自身為主體的獨立組織體系，推動上合銀行和金磚銀行的建立，積極參與亞洲的、各種方式的貨幣合作，并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維護人民幣價值穩定。
4.呼吁建立、健全聯合國的國際經濟、金融監管職能，彌補由于冷戰以及美元霸權造成的聯合國經濟、金融監管功能的缺失。國際秩序的現實最終還得依從大國博弈的結果，因此我們也只能寄希望于更加公正合理的體系會建立在多極均勢的基礎上平等談判。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以及美國與歐盟的衰落，已使得世界格局多極化的態勢日趨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