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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技論文范文1
近幾年，圍繞勞動價值論的討論從未停歇，話題不斷更新，層次逐漸深入，氣氛愈加熱烈。這是一場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念碰撞，體現了政治經濟學在新形勢下要重新定位的努力。其中或眾說紛紜，或針鋒相對，種種糾纏不清的爭論，多因兩大理論體系相對獨立，概念語言不通的緣故。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一味辯論的結果只能是似是而非，欲理還亂，無果而終。只有站在更大范圍的經濟學比較的基礎上，才能看清這場爭論的實質和意義，從而理清思路，得到有價值的成果。
以最近爭論的焦點“服務業是否創造價值”為例。其實這已經不是一個辯題了，因為學界已經基本上肯定了“服務業創造價值”的觀點。大家爭論的只是，這個觀點馬克思已經說過了的呢，還是馬克思沒說但可以從他那兒引申出來的，還是馬克思根本就是反對的。由此引發的另一個比較熱鬧的辯題，就是我國的私營業主是否存在剝削的問題，大家都認為我國的私營業主是應該存在的，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爭論的只是他們是否在剝削，這種剝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馬克思那里尋找根據加以印證。
總之，學界對命題的態度基本是一致的，與目前的經濟學大方向并無二致，差異的只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態度。這個態度，總結起來，又不外乎有三種：一種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完全正確的，現在之所以有這樣那樣的疑惑，都是源于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不夠深刻的緣故，所以應該加深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一種認為勞動價值論的確有不足和偏頗之處，應該被發展和革新，其內涵和外延都應該進行新的拓展；一種則認為勞動價值論已經過時，堅持勞動價值論會走回階級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產力發展，所以它應該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閣。
勞動價值論是分析命題的理論武器?，F在大家對命題的基本態度一致，卻對分析命題的理論武器的態度出現差異，這只能說明對理論的整體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現了分歧。在實際爭論過程中，爭論的核心也的確不斷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無法再討論下去。于是如“什么是價值”、“怎樣的勞動創造價值”、“非勞動生產力是否創造價值”、“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分”等問題又重新被提了出來，但是進一步的爭論卻沒有結果。為什么會這樣呢？我認為，這是把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基本范疇和理論出發點相混淆的緣故。把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來分析西方經濟學的命題，自然要出問題，反之亦然。二
勞動價值論雖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勞動創造價值的問題。這個“勞動”還有許多的規定，比如“抽象勞動”、“生產性勞動”等，這個“價值”也有自己的定義，它的經典表述就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我們就來看看實際爭論中的一些情況。
首先是關于第三產業是否創造價值問題。
有的學者說：
在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實際上不再把勞動分為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在他看來，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存在，勞動是計劃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去我們沒有注意到馬克思這方面的論述?！鞣絿覅s從實際出發，不拘泥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認為第三產業也創造國民生產總值……使第三產業得到空前發展，所占比重已超過70%?！瓰榱烁蠒r代的發展，與國際慣例接軌，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也采納了三次產業的分類，也承認第三產業創造國民生產總值。從這里可以看出，我們已經跳出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凡是對社會有效用的勞動。都視為生產勞動，都創造價值。[1]
這段論述的邏輯是：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三產業屬于非生產勞動，不創造價值，但實際情況是第三產業的比重迅速擴大，所以第三產業也是生產勞動，也創造價值。首先，這個邏輯的因果之間沒有必然聯系。第三產業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著它就創造價值。在馬克思嚴密的理論體系中，這只能說明第三產業的發展使第一、二產業的效率提高，創造了更多的價值，并且第三產業分割價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國民生產總值”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它從來都是以具體的貨幣來表達的，無法用“無差別的人類勞動”來衡量。第三產業創造了國民生產總值，并不能說明它創造了價值。最后，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與馬克思所設想的也不一樣，以之佐證，頗為牽強。這是想證明勞動價值論仍然正確的。再看另一種論述：
從今日展望，停留于原來的勞動價值論，已不能充分解釋新的經濟現象、市場現象與企業現象。在新經濟條件下，傳統的生產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資源和勞動資源以及資本和傳統技術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經營創新及其載體或稱人才?！瓋H從第三產業的不斷成長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漸居首位看，所謂非生產勞動和服務勞動創不創造價值，多年來引起爭論，確有其時代意義。否則，就勞動價值觀，生之者寡，分之者眾，主客易位，道理上說不通。[2]
這是想說明勞動價值論需要發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卻很奇怪。難道某種東西“稀缺”了就會引起它的質變嗎？技術不“稀缺”，就不創造價值，“稀缺”了，就創造價值了嗎？“稀缺”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它仍然無法與“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直接相聯。再看一個：
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
我國學術界一致認為黨政部門的勞動屬于非生產性勞動，主要理由是黨政部門屬上層建筑領域的范疇，它們并不參與價值的創造?，F在看來，這是忽視了社會主義國家為人民服務的性質及其經濟職能，其實黨政部門為此而付出的勞動，理應屬于生產性勞動。這種勞動不僅創造價值，而且創造高倍數的價值。[3]
“為人民服務的性質”以及“經濟職能”就可以證明一種勞動創造價值了嗎？前一個證據明顯與結論無關?！敖洕毮堋币彩俏鞣浇洕鷮W的概念，它指的是對經濟運行發生作用。影響了經濟為什么就是創造了價值，還“創造高倍數的價值”？論者沒有交代。就筆者所知，在馬克思那里，非生產性勞動也對經濟產生影響，可是它不創造價值。
可以看出，上述說法的邏輯漏洞都出現在同時使用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概念之時。并不是說不可以在兩大理論體系間做溝通工作，只是做的時候要慎重，不能拿來就用，直接組接。否則，這樣的理論探討不僅不令人信服，而且沒有意義。
其次，關于生產要素問題。如有的學者說：
我們要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的源泉。和傳統的把其歸結為人的抽象勞動，即與人的生物學意義上的體力和腦力支出不同，我根據我的價值定義認為：價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結合，白手是不會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種生產要素的結合。并且，各種生產要素在不斷增加，它們之間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斷調整。最初由土地和勞動起主要作用，到資本、經營管理加入價值創造，再到二十世紀中期科學技術又加入，并且成為第一生產力。從而在新經濟環境中我要提出生產要素價值論或財富論。我認為這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發展。根據我對價值及源泉的重新認識，我進一步認為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斷變化，從而我們又說新的意義上的勞動是價值主要源泉，這就是我的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4]
論文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來自
從生產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斷調整”到“加入價值創造”的推理，也就是數量可以改變性質的推理。為什么比重大一點，它的性質就會變化呢？很簡單，因為這“比重”和“性質”屬于不同的理論范疇，正如作者把“價值論”混同于“財富論”一樣。在兩個理論中，生產要素的“性質”本來就不一樣，這與“比重”的變化無關。我們看到，為了確立數量可以改變性質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殺歷史，提出資本、經營管理、科學技術以前從未“加入”的說法。這是想要改革勞動價值論的。
再次，關于我國私營業主的剝削問題。
有的學者傾向于不存在剝削或是剝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產資料或資產作為商品生產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雖然不是同勞動相并列的價值源泉，但在商品價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說毫無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勞動，發揮著同它所代替的勞動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會帶來一定的價值。所以，在現代條件下，所有者的投資所帶來的回報，并不全是剝削，其中包含生產資料這種物的社會使用所帶來的增值?！^去我國公有制經濟內部的“投資饑渴癥”、無數損失浪費等等，都同否認資產能夠帶來一定回報的觀點有關。大量事實已經證明了這種觀點的謬誤。[5]
資本對商品價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說明不全是剝削，這也是一連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為什么就是“帶來一定的價值”？后文說的清楚：“帶來的回報”--這就對了，不是“價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馬克思早就澄清過，此與“價值”無關。其次，資本“代替人的部分勞動，發揮著同它所代替的勞動相似的作用”，因為勞動可以帶來價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會帶來一定的價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資本，沒有勞動，價值創造照樣進行。資本和勞動屬于不同的生產要素，要是它們之間存在這么簡單的替代關系，那就不是兩個不同性質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經濟學中大量的理論假設是基于資本和勞動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實已經證明了”的是資本參與生產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資本本身可以“帶來一定回報”的“觀點”。
有的學者認為存在剝削：
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企業管理二重性的理論，同樣適合于對我國私營企業的分析。
隨即作者在引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對我國的私營業主的勞動進行了分析之后，承認存在剝削，于是說：
經典作家曾多次講過：社會主義就是消滅剝削?！F階段允許私營、外資等非公有制企業剝削的存在和發展，顯然不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長遠目標，但它卻可以成為我們實現目標的手段?！谏鐣髁x初級階段，雖然也存在一定范圍的剝削，但它并不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漫無邊際，而且這種剝削還受社會主義國家的引導、監督、控制和調節。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公有制經濟占統治地位和起主導作用的經濟制度不會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存在的剝削，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不能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制度同日而語。[6]
看起來作者十分正確，但細想卻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說明這種剝削應該存在，那么那是我國的政策如此，不是勞動價值論證明如此。作者運用勞動價值論的結論只是承認了剝削的存在，所謂目的好，規模小，這些都不屬于勞動價值論。整篇文章最后的結論是勞動價值論正確，剝削也應該存在。我可以接受這兩個結論，但不能接受這兩個結論之間有因果關系。沒有因果關系，這樣的研究又有什么意義？理論研究的目的應該是指導實踐，現在變成了實踐指導理論，生拉硬扯，結果只能是牽強附會。
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
以上只是擇其要者，篇幅雖少，但其代表的態度卻具有普遍性。為什么出現這些現象？我認為這與理論界的躁動情緒有關。政治經濟學遇到了挑戰，的確需要應戰，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與性質。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從來就是不同的社會角色，有不同的理論分工，更有不同的獨立的理論框架和體系。政治經濟學是規范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是實證經濟學，前者探討的是公平問題，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討的是效率問題，是財富的增加。兩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經濟學指導營銷，恐難如意，以西方經濟學爭取人類的自由平等，也是無力。三
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里，生產性勞動創造價值而非生產性勞動不創造價值，非生產性勞動的報酬是從生產性勞動創造的國民收入中再分配而來的，即從生產性產業工人創造的價值中分割而來的。可是馬克思并沒有說非生產性勞動分割生產性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有什么不正當。從理論上說，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與它是否正當毫無關系。既然如此，大家為什么要急著給非生產性勞動正名？
這是因為大家都感覺到了“價值”這個概念所包含的社會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創造的價值比分割來的價值似乎更優越。所有接受的人都有這種意識，那是因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里的確貫穿著這種意識。
換個角度來看。既然在理論上創造的價值與分割的價值同樣正當，那區分它們還有什么意義？直接研究價值分割后的形態不是更簡潔了當嗎？馬克思在年青的時候也曾試圖像他人一樣如此表述價值，但是他之所以后來發明了“勞動二重性”理論，又區分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都是為了導出剩余價值理論。沒有勞動價值論就沒有剩余價值論。在馬克思看來，如果不從價值的本質而是從價值的現象開始研究，以價值的最終呈現狀態為研究依據，就無法區分勞動與剝削。換句話說，剝削的部分將很容易與非生產性勞動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經濟學就是這么做的。當時的經濟學家們對這一點也很清楚。馬克思曾轉引一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話說：“關于勞動是財富的唯一源泉的學說，看來既是錯誤的，又是危險的，因為它不幸給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們可以斷言一切財產都屬于工人階級，別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從工人階級那里搶來和騙來的。”[7]當然勞動價值論并沒有斷言勞動是財富的唯一源泉，也沒有斷言一切財產都屬于工人階級，但在這個理論中的確突出了生產性勞動的地位，從而特別反襯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剝削。
因此，勞動價值論是一種特別從社會公平價值角度進行判斷的理論。與之相反西方主流經濟學是特別從增加財富的角度進行判斷的理論。現在學界很多人在爭論的問題，是要用勞動價值論去談增加財富問題。這也不是不能談，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談。在馬克思那里，公平與財富的問題是他早在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已經解決的問題了。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財富，但人不是機器，工人仍在怠工，因為他們的人性得不到實現，他們的主觀能動性不會充分發揮。人類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實現對象性的人性了，經濟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那時研究如何提高經濟效率的經濟學才會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勞動創造的價值與報酬相當。因此，界定剝削和剝削量非常重要，這就需要區分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
再進一步說，馬克思所關注的對象比普通的經濟學更高更遠。他本來就是從哲學研究轉入經濟學研究的。他的哲學研究的是人性為什么受到壓迫的問題，他的經濟學也是為了揭示這個問題。他之所以要研究經濟學，是因為他在研究哲學和政治的過程中發現，人性受到壓迫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所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要揭示的是在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剝削和壓迫的問題，剝削是經濟問題，是生物性問題，壓迫是政治問題，是人性問題。工人們被剝削走剩余價值，不僅僅是吃不上飯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人性壓抑的問題，是做人像做動物的問題。所以相對于貧窮，馬克思更重視的是異化--人于動物性。之所以要反對剝削，因為那是異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敵。
我們都知道，經濟的發展并不能解決人性解放問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最終關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最終關注是經濟的發展。所以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兩個不同導向的學問，即是不同社會價值判斷的學問，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確有沖突，基本理論相悖，但那是因為它們分別處在不同的研究領域里，對基本的社會價值判斷不同造成的。他們的關系并不是同一個窩里的死對頭。他們之間的爭論，只能是一種基本價值判斷的爭論，如討論財富增長重要還是公平重要，或者剝削的標準和意義等等，而不應是各自理論體系中的某個具體問題，更不應用一種體系的概念理論解釋另一種體系的概念理論，或是干脆相互混雜，因為從它們各自的理論范式中去看，對方的理論都大謬不然。
西方經濟學的蛋糕理論就是說把蛋糕做大是至關重要的事，財富增長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礎上再去兼顧公平，而他們同時又認為效率（增長財富）與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剝削不是他們要討論的問題，只要財富增長就完事大吉。政治經濟學則是首先把公平問題放在首位，研究生產中的人與人的關系是首要的，而經濟增長以及如何增長則不是它要探討的主要問題。因而不管我們是搞何種經濟理論的研究，必須能沉進去也能浮上來，只有我們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學科的立足點和局限性，才會更深刻地發現它們各自的意義，珍視它們各自的價值。
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
勞動價值論在當代是否還有用？當然。是否需要發展？當然。只是，討論歸討論，發展歸發展，但要沿著它本來的軌跡討論和發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則只叫。勞動價值論既然指向的是剝削問題，研究的是公平標準，目標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當代，在改革開放突飛猛進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還少嗎？就像服務業是否創造價值的命題，實在沒有什么意義，需要我們研究的倒是服務業所得到的價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營企業是否存在剝削的問題也是早有定論的，需要我們研究的倒是剝削了多少的問題。而且，我們需要的是像馬克思那樣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剝削是不是對經濟有利，也不是我們的課題，我們可以像馬克思恩格斯那樣說一聲“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聲疾呼反對剝削。實際上，不僅是這些具體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論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著原來的方向推展，研究在當代人性是如何受壓迫的，為什么經濟這么發達，人們仍然感到不自由？隱藏在那些丑惡和荒謬的社會政治現象背后的是什么樣的經濟根源？經濟的不斷增長為什么會帶來新的異化現象？所以，我們要繼承的是馬克思在過去做過的工作。
社會需要各方面的理論，反對不平，關注人性是我們的任務。在我國，西方經濟學可以用來指導經濟，當然還需一邊研究和創新，而政治經濟學是我們用來把握整個國家方向的理論，因為對于整個國家來說，國民的幸福和未來的發展當然是比經濟的增長更遠大的任務。
注釋：
[1]何偉《重新認識勞動價值論》，《經濟學家》2002年第1期第12頁。
[2]沈立人《勞動價值論的理念創新與政策整合》，《經濟學家》2002年第2期第23頁。
[3]何煉成《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經濟學家》2001年第6期第47頁。
[4]晏智杰的論述，張興明《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探索--訪經濟學院院長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學校報》2001年12月。
[5]董德剛《如何看待我國現階段的剝削現象》，《前線》，2002年第2期第13頁。
勞技論文范文2
論文摘要：目前，我國在養老保險基金的征收、發放和管理過程中，主要存在著提前退休、冒領保險金、養老保險覆蓋面窄、少繳漏繳、欠繳以及養老保險基金的安全和險基金的升值等問題。可通過加大養老保險基金的安全管理力度；盡快出臺《養老保險法》；在全國范圍內建立養老金發放體系；加大養老保險基金的征繳、擴面工作；加大養老保險信息化建設；逐步完善退休審批和退休金調整制度；確保養老保險基金的安全、保值和升值。
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國民經濟發展、尤其是社會和諧穩定具有重要的影響。隨著人口老齡化，我國養老保險面臨嚴峻挑戰，而養老保險基金是養老保險賴以生存的根本。因此加強養老保險基金的征收、管理，特別是嚴防養老保險基金的流失，確保養老保險基金更加保險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一、影響養老保險基金安全運行的有關問題
養老保險事業雖取得重大進展，但影響養老保險基金安全、正常運行的因素不少，筆者通過實踐和調查認為，可以從養老保險基金的發放、管理和征收三個方面去分析：
（一）、在養老保險基金的發放過程中，主要存在下幾個的問題：
1、想方設法“提前退休”。根據現有的養老金計算辦法，無論繳費年限長短，其基礎養老金都是一樣的，因此有些參保人員在自身條件不符合相關政策的情況下，還是千方百計地提前退休。這樣做，一方面縮短了這些職工的繳費年限，降低了養老保險基金的征收；另一方面，提前了這批職工領取養老金的年限，增大了養老保險基金的支出。
2、起“死”回“生”冒領保險金。在養老金實行社會化發放過程中，由于有不少退休人頻繁更換居住場所，管理部門對他們的生存狀況難以掌握，因此在養老金的發放過程中，有些實際已經死亡的退休人員，其親屬仍在冒名頂替死者領取養老金，造成養老保險基金的無謂流失。
3、確定和調整養老保險待遇的標準不統一，制度不規范。在為參保人員辦理退休手續或調整養老金時，存在著標準不統一、制度不規范的問題，造成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同類人員待遇水平有較大差距等問題。退休人員的年齡、工齡等基礎信息的確認標準也存在著差異，導致退休金核算的不準確。
4、重復享受養老待遇。由于養老保險是由各統籌地區分別征收、支付和管理的，而個人賬戶基金轉移手續繁瑣，這就造成部分跨地區調動的人員可在兩個統籌地區同時參加養老保險，當在兩個統籌地區參保均15年以上時，就可在兩地同時辦理退休手續，領取養老金，造成了養老基金的流失。
（二）、在養老保險基金的征收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幾個的問題：
1、養老保險覆蓋面窄。既然是社會保險，就必須充分體現其“社會性”，而“社會性”又以廣泛性為基礎，但我國養老保險的現狀是，國有企業基本實現全覆蓋，城鎮集體企業覆蓋率為75.39%，但其他經濟類型企業僅為17%。這顯然談不上廣泛。
2、少繳漏繳養老保險基金。一些企業尤其是非公有制企業為了降低經營成本，便以種種理由來降低員工養老保險的繳費基數，或剝奪部分員工參加社會保險的權利，少繳漏繳養老保險基金。這樣不僅嚴重侵害員工的切身利益，而且也造成養老保險基金的流失。
3、養老保險基金繳納的比例和時間問題。企業繳納養老保險基金的起始時間和比例等因素都直接影響著養老保險基金繳納的多少。而企業整體參保時間有早有晚，繳納比例又有高有低，這將影響部分企業繳納養老保險的積極性，也不能充分體現養老保險的和諧與公平。
4、養老保險基金的欠繳問題。產生欠繳的原因：一是部分單位領導只考慮眼前的經濟利益，對繳納養老保險基金不積極、不主動；二是部分事業單位經費緊張或企業效益不佳，無力為職工繳納養老保險費；三是社會保險機構執行力度不到位。欠繳養老保險基金直接影響退休金的正常發放和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和升值。
（三）、在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方面，主要存在下幾個的問題：
1、養老保險基金的安全問題。養老保險基金既是參保人員的“血汗錢”，更是退休人員的“活命錢”，國務院明確規定，?？顚Ｓ?，任何地區、部門、單位和個人均不得擠占挪用。而最近一段時間，社?；鸫蟀傅稹Ｏ仁巧虾Ｉ绫；鸨装?，緊接著浙江又爆社保大案，涉資數億。所有這些，都說明養老保險基金的安全管理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2、養老保險基金的升值問題。要想在不增加或少增加參保人負擔的情況下，持久地維持養老金的支付承諾，就必須提高養老保險資金的投資效率，實現其持續的保值增值。而保險基金靠什么去保值增值，又迫切需要研究。
二、養老保險基金安全運行的對策和建議
從以上分析的問題來看，要解決好這些問題，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工作：
1、建立和完善養老保險內部審計、外部監管和考核機制，將養老保險基金的安全管理放在首位。
筆者認為，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應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建立健全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制度，勞動保障、財政部門和社保經辦機構，按照各自的職責，協同配合，齊抓共管，形成行政監管、專業監管、內部監管和社會監管四位一體的監管機制，對基金的運行實現全過程的監管。二是建立相應的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運營機構，專司養老保險基金運營工作。只有如此，養老保險基金的運營才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也只有如此，才能針對養老保險基金被擠占、挪用情況進行相關的處理。
2、盡快出臺《養老保險法》，為養老保險基金的征收、發放和管理提供法律依據。
現行的社會保險法規不能對繳費單位采取查封銀行帳戶、拍賣資產等強制措施，社會保險費征繳也缺乏法律手段。國家應盡早出臺《養老保險法》，為養老保險基金的征收、發放和管理提供法律依據。
3、在全國范圍內建立養老金發放體系。
健全街道（鄉鎮）勞動保障機構，實行退休人員登記卡制度，將每名退休人員都納入到街道保障機構的社會化管理中去。通過這些機構社會化、精細化的管理工作，確保退休人員養老金的按時、足額發放；同時也能杜絕養老保險金的冒領、重發和漏發。
4、加大養老保險基金的征繳、擴面工作。
一是做到養老保險基金的足額、及時征收。對于故意拖延繳納養老保險基金的企業，決不姑息，堅決加收滯納金。二是核準繳費信息，從基礎工作入手，確保養老保險基金的應收盡收。當前基本養老保險“擴面”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向非公有經濟延伸，有效滿足非公有經濟對社會養老保險的需求。
5、加大養老保險信息化建設。
一是不斷完善社會保險信息化系統，盡快完善省級養老保險的信息化系統。二是不斷提升社會保險信息化職能。三是充分發揮網絡信息化的優勢，提高養老保險基金的征收、發放和管理水平。
6、逐步完善退休審批和退休金調整制度。
制定標準統一、信息準確、制度嚴密的退休審批程序，在辦理過程中，增加透明度，加大公示力度，疏通信息交流渠道，確保退休審批的公平、公共。退休金調整的水平，要根據工資增長、物價、養老保險基金和財政承受能力等情況，以當地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水平和上年度企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率的一定比例來確定。
7、社會保險靠社會，爭取全社會的理解與支持。
勞技論文范文3
關鍵詞：養老基金，投資偏好，股票市場
在美、英等資本市場發達的國家，養老基金作為重要的機構投資者之一，對資本市場的發展起著積極的作用。尤其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股東積極行動(Activism)的興起和蓬勃發展，使得養老基金成為金融學和經濟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國，養老基金于2003年開始投資股票市場，理論界和實務界對養老基金投資偏好的研究尚處于起始階段。因此，本文主要從養老基金投資的安全性、謹慎性、流動性和交易成本、公司業績、投資風格以及公司治理六個角度，系統回顧和評述養老基金投資偏好的研究成果，加深對養老基金投資動機的認識，為進一步研究中國養老基金投資股票市場問題提供分析的基礎。
一、國外研究現狀
(一)安全性
1.總風險
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投資經理為了避免單個股票可能出現較大的損失，會選擇投資總風險較低的股票。他們這樣做，一方面可以避免個股出現較大的虧損影響到投資組合的整體業績，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受到委托人或相關人員向法院其投資錯誤而要求賠償(Badrinath，Gay和Kale，1989)。DelGuercio(1996)、Falkenstein(1996)[2]的經驗證據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總風險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2.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影響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投資股票的重要因素。根據現資理論，β系數越高的股票其期望收益率越高，由此可以推測，持股比例與β系數存在正相關的關系。Badrinath、Gay和Kale(1989)、Bathala，Ma和Rao(2005)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β系數高度正相關，說明機構投資者偏好投資于高β系數的公司股票。另一方面，Badrinath，Gay和Kale(1989)認為機構投資者持有較高β值的股票也會產生負面作用，即在存在法律成本的情況下，如果機構投資者不能戰勝市場，他們要負擔比業績優于市場時更多的成本，使報酬面臨較大的損失。因此，機構投資者也可能持有較低β值的股票。但是，他們的經驗證據沒有支持該假說。
3.財務杠杠
財務杠杠與總風險、市場風險之間都是正相關的關系。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股票的總風險是負相關的，但是與市場風險之間的關系是不確定的，可能是正相關的，也可能是負相關的，因此其與財務杠杠之間的關系也是不確定的。如果持股比例與股票的市場風險之間的關系是負相關的，則其與財務杠杠之間也是呈負相關的關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的實證結果表明，非保險公司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財務杠杠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4.公司規模
研究公司規模對養老基金持股比例影響的論文比較多，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和結論：Arbel，Carvell和Strebel(1983)解釋了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偏好大公司股票的三個原因。第一，如果投資于小公司股票，其即使投資數額很少也易達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規定的5%公告要求。第二，小公司風險往往比較大。第三，機構投資者可能期望公司多支付股利，而小公司通常很少發放股利。Gompers和Metrick(2001)發現1980～1996年期間大機構投資者增加了對大公司股票的需求，減少了對小公司股票的需求。Hessel和Norman(1992)、Fama和French(1993)、Bennett，Sias和Starks(2003)的研究也認為機構投資者傾向于投資大公司的股票。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也提供了類似的經驗證據。
然而，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Bathala，Ma和Rao(2005)的研究結論卻與上述結論相反。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發現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期間，機構投資者顯著地偏好持有小公司股票以獲得更高的收益。這說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變動情況受國家宏觀政策、科技發展等因素的影響。Bathala，Ma和Rao(2005)發現1994—1998年期間機構投資者轉向偏好小公司股票，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間股票市場比較穩定、安全性投資要求有所降低。
5.上市年齡
養老基金偏好持有上市時間較長的股票，因為股票的上市時間越長，就說明公司經得起市場的考驗，這樣的股票才是好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公司上市年齡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Falkenstein(1996)、DelGuercio(1996)以及Bennett，Sias和Starks(2003)也均得到了與其相同的研究結論。
(二)謹慎性
按照普通法規定的“謹慎人”原則(PrudentManRule)，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對其客戶承擔著重要的受托責任，因此其非常關注所投資股票的謹慎性和安全性。投資經理在決策時會從保護自身利益角度進行投資。尤其是在投資業績黯淡時期，如果投資經理能夠證明其投資是謹慎的，則他們的投資也會被委托人和其他相關人士認為是安全的，而不會被認為是錯誤的。因此，Badrinath，Gay和Kale(1989)提出了“安全保證說”(Safety-NetHypothesis)，認為機構投資者在選擇股票時除應考慮通常為人們所接受的因素，還須注重投資決策本身的正確性、決策是否被外界認為合理的、信息充分的，且當其經營管理行為受到訴訟時，能夠保證他們已經盡到管理責任。機構投資者往往會選擇外部專業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作為其投資謹慎性的參考依據。Badrinath，Gay和Kale(1989)選用標準普爾的外部評級作為衡量的指標。其實證結果支持他們提出的“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是股票謹慎性增函數”的假設。Gompers和Metrick(2001)的研究也驗證了該假設。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則認為由于各機構投資者在投資目標、風險容忍度、監管約束和流動性要求等方面存在差異，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結果不一定準確地描述了保險公司的投資決策。因此，他們利用1986和1988兩年的數據，將機構投資者分為保險公司和非保險公司。研究結果表明“安全保證說”不能解釋保險公司持股比例的高低，但能夠解釋保險公司是否購買某股票，并且保險公司的投資行為比非保險公司更加謹慎。DelGuercio(1996)利用美國1968至1989年養老基金、共同基金、銀行等機構投資者的統計數據，檢驗了謹慎性原則對投資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全部機構投資者構成的全樣本的實證結果也支持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結論。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lane投資調查庫的財務能力評級作為股票謹慎性的替代變量，研究發現，股票評級等級越高，機構投資者投資比例也越高。
1974年美國《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通過，其評估投資組合整體的謹慎性，不需要每一部分投資單獨地都被認為是謹慎的。另外，ERISA要求除說明基金的參與權與賦予權外，亦對養老基金經理投資行為的報道與資訊披露作出明文規范，而投資計劃中的基金用途與受托人責任亦明文規定其中。因此，一些學者從各個不同的視角，研究了ERISA對不同機構投資者的影響，尤其對養老基金的影響。
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調查了ERISA通過后對私人養老金計劃投資行為的影響。作者問卷調查了87位投資經理和723位私人養老金計劃經理。研究發現，養老金計劃經理在ERISA通過后傾向采用書面的格式規范本身的投資方針，更加重視投資績效評估，并會購買受托人責任保險。而且，養老基金的投資組合風險亦會減少。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分析了ERISA對私人養老金計劃投資組合分散程度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ERISA實施后養老金計劃投資組合的集中度降低了，養老基金經理采用更為分散的投資方式。相比之下，銀行信托和共同基金投資的集中度卻沒有下降。
(三)流動性和交易成本
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往往比較大，因此其通常投資于市值大的股票。機構投資者的投資金額遠遠大于個人投資者的投資金額，在其買賣股票時，會對公司股票價格帶來很大的壓力和沖擊。如果公司股票沒有足夠的流動性，其必然導致機構投資者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機構投資者往往投資于那些具有高流動性、對交易成本影響較小的公司股票。
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發現股票的流動性與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有正相關的關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與Badrin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衡量流動性的指標——換手率，研究了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股票流動性之間的關系。其分別用1986年和1988年的數據均得到了與Badrinath，Gay和Kale(1989)一致的結論。
Falkenstein(1996)分析1991、1992兩年開放式與封閉式共同基金經理人持股的橫截面數據，發現股票的流動性(用換手率指標衡量)、波動性、價格、上市年齡以及公司規模都對基金經理人持股行為有顯著的影響，即多數的基金經理人偏好流動性強、風險與交易成本較低的股票。Gompers和Metrick(2001)采用公司規模、每股價格和股票換手率作為流動性的替代變量。實證結果顯示，在1980年至1996年期間機構投資者偏愛規模大、流動性強的股票。DelGuercio(1996)和Bathala，Ma和Rao(2005)認為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具有高流動性，其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更偏好投資于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從而驗證流動性是機構投資者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Keim和Madhavan(1997)抽選了一些機構投資者，研究交易成本的大小及其決定因素。這些機構投資者掌握了紐約證券交易所1991—1993年間2l所機構的股票交易全部資料。他們采用Perold’s(1988)的方法計算交易成本，發現總交易成本是重要的經濟因素，而且與交易難度(TradeDifficulty)和市場流動性有明顯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機構投資者制訂和評估投資策略時，了解交易成本是相當重要的。Gompers和Metrick(1998)也論述了交易成本對機構投資者投資決策的重要性。他們假設機構投資者選擇投資項目時，著眼點是流動性和交易成本。該文利用公司規模、標準普爾指數成份股、股票價格及股票換手率作為流動性的指標，檢驗交易成本會是否影響機構投資者投資選擇。結果顯示，機構投資者偏重流動性，并會選擇投資于大公司；交易成本雖然是重要的決定因素，但不及流動性和公司規模重要。
(四)公司業績
法院在判決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某項投資是否謹慎時，可能會參考公司以往的業績狀況。如果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投資的公司過去的業績良好，則法院往往會判決該項投資遵循了謹慎性原則，反之，則投資損失容易被認為是機構投資者投資不慎所致的。因此，投資組合經理人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以防受到訴訟時被法院判決為投資不謹慎，在選擇投資組合時會選擇以往業績驕人的、公司管理水平優秀的公司為投資對象。
Badrinath，Gay和Kale(1989)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美國證券交易所截至1985年12月31日為止的上市公司名單中抽選了2250家作為調查對象，分析機構投資組合經理在履行運用客戶資金的受托責任時所作出的投資行為。他們采用過去60個月的超額回報率作為業績的替代變量，發現該指標與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過去業績較優秀的公司，機構投資者對其的持股比例亦較高。
Hendry，Woodward，Cook以及Gaved(1999)訪問了68位英國基金經理、經紀業分析師、企業管理人員以及人力資源總監關于人力資源管理的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是：“公司和投資者分別看重公司哪些業績資料呢?”這四組人員回答的意見相當一致，均認為最重要的依次是：財務業績、企業策略、管理質量及人力資源管理。
Chan，Chen和Lakonishok(2002)關注的是美國共同基金的投資風格，其也發現共同基金傾向于購買過去業績較好的股票。他們分別用過去三年的收益和過去一年的收益進行了分析，均得到上述結論。
(五)投資風格
Nicholson(1960)和Basu(1977)最先研究價值型股票和成長型股票的特征。他們認為價值型股票具有低市盈率或市凈率的特征，成長型股票具有高市盈率或市凈率的特征，并且價值型股票優于成長型股票。Reinganum(1982)、Basu(1983)、Cook和Rozeff(1984)以及Tseng(1988)研究發現，控制了股票的其他特征例如規模、價格和股息收益率之后，市盈率效應一直穩定存在。
Fama和French(1992)提出與成長型股票相比，價值型股票的市凈率和市盈率較低、股息收益率較高。如果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喜歡投資價值型股票，則其持股比例與市凈率和市盈率是負相關的、而與股息收益率是正相關的。Bathala，Ma和Rao(2005)從ValueLine投資調查庫收集1990～1998年的數據，研究發現持股比例與股票市盈率、市盈率的成長性以及股息收益率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與市凈率、總資產收益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不能得出機構投資者偏好價值型還是成長型股票的結論。
Shefrin和Statman(1995)和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假設投資者的投資傾向與“規模效應”和“市凈率效應”有關。DelGuercio(1996)研究發現銀行經理在1968至1989期間，從選擇標準普爾評級高的股票轉向直接購買規模大、市凈率高的股票。這驗證了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Shefrin和Statman(1995)提出的假說。
Black(1976)認為投資于沒有股利的股票是不明智的做法。有些機構投資者禁止投資于不發放股利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以1985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和美國證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全部股票為研究樣本，考察了股息收益率、換手率、公司規模、貝他系數等市場特征指標和公司特征指標與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之間的關系。但實證結果發現股息收益率與持股比例之間的系數是負數，而且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與Badrih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特征指標，但不同之處，一是其選用1986和1988兩年的數據，二是其將機構投資者分為保險公司和非保險公司兩組。研究結果表明，非保險公司兩年的數據都顯著地得出股息收益率與其持股比例之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這說明非保險公司青睞投資于成長型的股票。保險公司兩年的數據也顯示，股息收益率與其持股比例之間存在負相關的關系，但是沒有通過統計檢驗。
Gompers和Metrick(2001)分析了機構投資者對股票特征的需求及其對股價和收益的影響。他們發現機構投資者從1980年到1996年持有股票的數量幾乎增加了一倍，然后分別從法律環境、流動性和交易成本、過去收益狀況三個方面，進一步探究增加的原因。結果顯示，在此期間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與股息收益率、市凈率都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因此，無法確切地說明總體上機構投資者在這17年偏好投資于成長型還是價值型股票。
(六)公司治理
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以美國最大的40個養老基金、40個投資經理和20個慈善基金會為樣本，調查了他們對公司董事會的構成和作用的偏好。研究發現，他們一致認為董事會的構成和作用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影響董事會有效運作的諸多因素，例如董事的獨立性、多元性、技能和經驗以及是否喜歡提問和深入思考等。其中，40%的被調查者認為公司治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獨立的董事，20%的被調查者認為董事會的質量和多元性是其次重要的。有些投資經理喜歡董事具有法律或財務等方面的技能和經驗，甚至是某領域的專家。另外，他們還認為公司內部管理者不應該參與公司董事會成員的任命、薪酬制定和審計委員會；獨立的董事不能是公司現在或以前的員工，也不能來自與公司有固定業務的其他公司的人員；董事會主席和CEO應該分開，董事會主席應由外部董事擔任。
RussellReynoldsAssociates(1998)詳細調查了1997年美國機構投資者關注的公司治理問題，得到了與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相同的結論：“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關注董事會的構成和質量”。同時，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結論：(1)機構投資者認為缺乏足夠的信息對公司董事會進行有效評估，尤其是缺乏關于董事會成員的信息，例如背景、商業交易記錄和對董事會的具體貢獻等。(2)大多數機構投資者認為董事會應由外界中立、公正的權威人士進行評估。(3)機構投資者反對對CEQ薪酬設置最高限額。(4)機構投資者支持董事持股及將股票作為獎勵計劃。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對養老基金投資偏好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大多數學者重點關注證券投資基金的持股特征(楊德群、蔡明超和施東暉，2004；肖星和王琨，2005；高雷、何少華和殷樹喜，2006)。
楊德群，蔡明超和施東暉(2004)使用2002年證券投資基金年報中的投資組合數據對2002年年末基金的持股特征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考察了66只基金持股的825只股票的每股收益、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市凈率指標。發現基金的持股比重與每股收益呈顯著的正相關，表明基金在2002年注重識別、挖掘和投資價值型股票；基金的持股比例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市凈率的關系也是正的，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基金在考察公司的成長性和價值性時，更注重公司的價值性。
勞技論文范文4
1.有關社會保險基金的相關法規嚴重滯后，無法有效地開展足額征繳。我國社會保險費征收的依據是1999年1月14日由國務院第13次常務會議通過的《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至今已有15年的時間。在15年的時間中，國內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乃至人民生活等各個領域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由于社會保障一直沒有立法，管理部門無法對長期拖欠社?；鸬钠髽I進行強制性清繳，沒有相關的法律制裁手段，結果導致拖欠現象大量存在。
2.企業領導法制意識淡漠，對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的重要性缺乏足夠的認識。一些年青人多、退休職工少、經濟效益好的企業認為按時、足額征繳養老保險基金會吃虧，不愿意繳納；一些經濟效益不好，資金周轉很吃力的企業則是能拖就拖、能推就推，實在拖不過了再想權宜之計。還有一些企業宣傳不夠，很多員工對相關政策不了解，缺乏保護自己權益的主動性，從而使一些別有用心的領導鉆了空子。東北某大型國有冶金企業職工就是由于沒有了解政府對自己企業的相關優惠政策，受企業個別領導的蒙蔽，導致在長達10多年的時間里，沒有按時拿到政府給的補貼，使自己的合法權利受到嚴重侵害。
3.一些企業的經濟效益的確很差，“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有關資料表明，拖欠社?；鸫髴糁饕€是長期以來產品無銷路，成本居高不下、退休人員多的“老、差、關、?！钡睦щy企業，他們連給在崗職工發放基本工資都捉襟見肘，很難有資金彌補自己在社保基金上的空缺。
4.社保基金管理與地方財政、銀行等相關部門協調不夠，導致基金不能及時保值增值。一些地方的社保管理部門開拓意識不足，沒有經常性地與財政、銀行、證券等相關單位聯系、協商，在確保資金安全的前提下，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及時通過財政專戶將社?；鹳徺I國債抑或是轉入定期存款，結果使利息收入減少，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社保基金減值；一些銀行與金融單位出于自身利益，拖延時間，不按規定辦理優惠利息，不及時將已經到期的基金轉入定期存款，想方設法“挖墻腳”，也是導致社?；鹂s水的一個因素。以上種種原因說明，一代人的退休費用由下一代人承擔存在著許多隱患，如果遭遇經濟嚴重衰退等不利因素，就會使在職的勞動者不堪重負，難以承受這一重任。這種模式長期下去，自然會導致我國經濟面臨嚴重的挑戰。
二、解決問題的相關對策
企業養老保險基金關系著社會的穩定、承擔著太多的社會關注，是企業離退休員工的“保命錢”，不能有絲毫的疏忽大意，必須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對待企業養老保險基金。因此，作為企業養老基金管理人員，要堅持原則，遵守職業道德規范，全面履行社會責任。
1.企業領導要切實提高對企業養老保險基金問題的認識，將按時、足額繳納企業養老保險基金擺在企業發展全局的核心地位。只有認真做好關乎全體員工切身利益的社會保障工作，解決好員工的后顧之憂，才能做好這一關乎國計民生、惠及子孫的大事。同時，要將確保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和國有企業下崗基本生活”兩個確?！皶r刻掛在心上，作為檢驗一屆領導是否做好工作，完成上級黨委交給任務、切實履行職責的考核指標。企業領導要針對自己企業的具體情況，制定相關制度與征繳辦法，加強管理與調控，接好地氣，落到實處，不得有半點疏忽。
2.呼吁人大與相關部門盡快制定與出臺社會保險立法，從而能夠社保基金管理部門能夠有法可依，有法可循。15年前國務院頒布的《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在改革開放時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將我國養老保險事業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在執行中也出現了許多問題，尤其是在立法與執法層面還有許多詬病，只有通過加大立法力度，盡快出臺社保法，才能使基金管理步入依法收繳、支付、管理、監督的運行軌道。
3.社保基金管理部門與相關單位要進一步加大清繳力度和稽查力度。深刻認識社保基金對于鞏固與加強、發展社會統籌工作，切實保障退休職工的生活，維護社會安定，實現”中國夢“與進一步深化企業改革具有重要的意義。要積極組織人員深入廠礦企業，對每一家企業開展認真的調查研究，核實每一家企業工資總額與退休費用，切實防止漏繳與冒領。對欠繳企業，要分清情況區別對待。對確有困難的企業，可以采取全部緩繳抑或是部分緩繳的方法，等待企業經濟效益有所好轉時，再予以補繳；對一些本來有能力繳費但是故意拖欠、甚至拒繳的企業，則要采取警告與處罰的行政措施，讓其認識到拒繳將會付出很大的成本，從而不再重犯類似的錯誤。
4.要積極組織廠礦企業、社保機構、銀行、新聞出版單位等對廣大參保人員開展社保基金征繳與管理的宣傳活動。一方面通過報紙、電視、廣播、手機、網絡等媒體，聲勢浩大地進行宣傳，讓每一位在職職工與退休人員都“關注社保、了解社保、參與社?！?，愿意為搞好社?；鹫骼U與管理出力獻策，主動“鼓與呼”；另一方面，要協調政府各相關部門之間的配合，充實稽查力量，齊抓共管，形成“拳頭”效應，將拖繳、漏繳問題降到最低。同時，社保機構與窗口服務人員要全面提升服務意識，自覺履行社會責任，主動接受社會監督，一切為參保單位，一切為了參保人員，要在服務理念、服務行為、服務態度等方面解決“最后一公里”的問題，重點解決辦理社保業務排隊、耗時長、個人查詢信息不方便等問題，換位思考，創新服務。要深刻認識服務“窗口”對收繳社?；鸬闹匾?，在單位新參保登記、新參保人員登記、人員增加與減少、單位與個人信息變更、申報社會保險工資等方面大開方便之門，爭取做到“鼠標一點，申報保險”。
勞技論文范文5
論文摘要：根據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我們必須結合當前情況不斷地深化對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的研究和認識。要將堅特和發展兩者統一起來，既要深刻、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由要深化和發展的勞動價值論。新時期的勞動價值論必須具有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雙重特征，同時符合勞動價值論的一般規定。
人類社會和經濟環境都處在永恒地發展中，因而任何反映社會規律的科學理論都不是永恒的，也應處于不斷發展和創新的過程之中。因此，在新時期重新認識和研究勞動價值論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勞動在其發展中會突破其一般性的規定性，出現不同的歷史特點和發展特征。作為反映和概括抽象勞動發展規律的勞動價值論，也應當有它的不同的理論形態。
一、新時期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的新特點
(一)生產勞動的范圍越來越廣泛
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生產勞動所覆蓋的范圍也越來越廣泛，非物質生產部門的比重越來越大。馬克思曾依據不同的標準，對勞動范疇進行了一系列區分。但他們把自己研究、考察的重點放在物質生產部門，這也是當時的條件所限定的。在當代市場經濟中，金融、保險、通訊等服務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非物質生產部門的比重越來越高。現在，勞動價值論的研究已招生產性勞動的范疇擴大到那些為物質生產者生活服務的，并通過市場進行交換的勞動上。
(二)勞動主體的隊伍多元化
勞動者是勞動的主體，也是勞動的執行者。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所研究的勞動主體，主要是私有制下的商品生產者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雇傭工人。在崇尚多元化的今天，社會主義勞動的主體也發生一些變化。在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勞動價值論研究的勞動主體對象與傳統意義上的對象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既有公有制經濟中的勞動主體，也有非公有制經濟中的勞動主體，還有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提供中介服務的勞動主體。
(三)活勞動的形式具有多樣性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發展，腦力勞動顯得越來越重要，因此人類活勞動的形式與馬克思時代已經很不一樣。人的活勞動雖然包括人的體力和腦力勞動的支出，但這種體力和腦力的支出在形態上已呈現出多樣化、復雜化的特點。如腦力勞動中就出現了理論研究型、知識運用型和制度與技術創新型等活勞動形態。社會主義勞動價值理論研究的人的活勞動正從馬克思時代研究體力勞動為主轉變為研究高質、高效、高能性的腦力勞動為主，這為認識運用和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開拓了巨大的空間。于深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認識有重大意義。
二、創新和發展勞動價值論的重大意義
研究我國的社會經濟問題，應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同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結合起來，提出符合實際情況的新的認識和證明，這對于深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認識有重大意義。
(一)創新和發展勞動價值論，有利于改進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新時期勞動的新特點都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因此根據這些新情況而不斷發展和創新的勞動價值論，反過來可以大大促進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和完善。從微觀到宏觀，勞動價值論仍然是我們進行經濟建設和體制改革的理論基礎。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以的這一經典理論作為我們工作的出發點。
而且，創新和發展勞動價值論，有利于理解和貫徹中央關于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精神。創始人對待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以及私有企業主的理論認識相政治態度，是根據當時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提出的。而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主要是從“二個有利干”的標淮出發，允許和鼓勵多種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因為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可以與公有制經濟互相取長補短、相得益彰，它們的合法經營有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推進。
(二)有助于我們更加重視科技和管理勞動，實現科教興國
科枝是第一生產力，而經營管理則是保證科技發揮第一生產力作用的前提和保證。從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角度看，科技工作和經營管理不僅是創作價值的生產勞動，而且是一種復雜勞動。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比一般勞動會創造出更高的價值。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應該獲得更多的報酬?？梢哉f，按勞分配制度不是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依據的，對不創造價值的非生產勞動，也要按勞分配。評價科技工作的貢獻，即要考慮它作為復雜勞動在創造價值中的作用，更要考慮它在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社會財富和社會經濟效益方面的作用。應根據這兩方面的貢獻給予較高的報酬。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也應體現在有貢獻的科技工作者和經營管理者身卜。
三、新時期勞動價值論的創新和發展
(一)應重新界定并適當擴大生產芳動的范圍
馬克思認為，只有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商品價值的勞動具有一些新的特點。凡是與生產產品直接或間接有關的勞動，包括文化科技人員和管理人員及三產從業人員的勞動，都是總體勞動中必要的構成部分，都是生產勞動，都能創造價值。一切與上述相關的工作者都是生產性勞動者，不僅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而且包括改革開放以來逐漸形成的那些新的社會階層的各類人員。創新和發展對勞動價值論認識的實質就是要從物質生產領域拓展到科技、文化、管理、服務等領域，并確認其為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
(二)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價值的決定
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包括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和剩余價值m三個部分。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的價值從量上講仍然由C,V,m構成，但它們有了不同干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含義。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工人除了勞動力外并不是一無所有，他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并同生產資料相結合進行生產活動。同時社會主義仍然處于商品經濟階段，工人之間相互交換的勞動產品仍然表現為商品的形式，所以工人的勞動力也表現為商品形式，同樣具有價值。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工人的勞動時間同樣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不過它們的含義已經有了本質變化。第一，工人的必要勞動創造的價值將大大增加，它不僅包括維持直接生產過程的勞動者本人及其家屬于女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和較多的教育費用，還包括維持間接生產過程中的經理人員、科學技術人員以及為生產服務人員在內的總體工人及其家屬于女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價值。第二，工人在剩余勞動時間里創造出公共價值，包括保證社會生產和擴大再生產正常進行所需要的生產資料的價值、以公共產品的形式間接返回給工人的公共生活資料價值和維持社會生活正常運行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價值(例如從事國家管理和維護社會穩定的政府機關的經費，國防開支等)。
(三)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的剝削問題
勞技論文范文6
作者：高仙 張世偉 李玉紅 甄媛 李鑫 單位：北京市西城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教師吸煙與被動吸煙情況有41名(20．8%)教師曾經吸過煙，其中男教師33名(80．5%)，女教師8名(19．5%)。男教師曾吸煙率(54．1%)高于女教師(5．9%)，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9．403，P＜0．01)。30名教師現在吸煙，吸煙率為15．2%，其中男教師29名，女教師1名;20名(66．7%)教師想戒煙。男教師現在吸煙率(47．5%)高于女教師(0．7%)，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71．465，P＜0．01)。在曾經吸煙的41名教師中，現已戒煙的有11名(26．8%)，吸煙30名(73．2%);過去1a曾在校園吸煙10名(24．4%)，未在校園吸煙31名(75．6%);23名(56．1%)教師戒煙的原因為改善健康;23名(56．1%)曾得到過有關戒煙方面的幫助或建議。在過去30d中，有102名教師(51．8%)平均每周至少有1d和正在吸煙的人一起呆在室內或車內15min以上，其中男教師39名(63．4%)，女教師63名(46．3%)，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231，P＜0．05)，男教師被動吸煙率高于女教師。2．2學?？責煿ぷ?00名(50．8%)教師表示沒有接受過預防青少年吸煙方面的培訓，有97名教師(49．2%)參加過培訓。188名(95．4%)教師認為應該接受專門培訓;156名(80．0%)教師在教學或工作中，向學生講授過關于煙草危害或控制吸煙方面的內容。193名(98．5%)教師報告校園不能買到煙，13名(1．5%)不清楚;119名(60．4%)教師報告在學校附近(200m內)能買到煙。分別有172(87．3%)，177(89．8%)，172(87．3%)名教師報告學校嚴格禁止學生、教職員工(在校)、外來人員(在校)吸煙。2．3教師對吸煙危害知識知曉情況“吸入他人呼出的二手煙有害健康”正答率為100%(197/197);“吸煙會導致瘧疾”正答率為59．4%(117/197);“吸煙會導致肺癌”正答率為85．3%(168/197);“吸煙會導致心臟病”正答率為76．1%(150/197);“吸煙時如果不將煙霧吸入肺中，就不會危害健康”正答率為89．8%(177/197);“偶爾吸入一點點二手煙，不會危害健康”正答率為87．8%(173/197);“吸煙只要不上癮，偶爾吸著玩，不會危害健康”正答率為90．4%(178/197)。2．4教師對控煙的態度98．0%(193/197)的教師認為“公共場所應該全面禁止吸煙”，99．0%(195/197)的教師認為“學校應該出臺禁止教職員工在校內吸煙的政策”，97．5%(192/197)的教師認為“學校應該出臺禁止外來人員在校內吸煙的政策”，70．6%(139/197)的教師認為“不可以允許煙草商贊助學校、體育賽事”，87．8%(173/197)的教師認為“應該完全禁止煙草廣告”，74．6%(147/197)的教師認為“卷煙應該漲價”，71．6%(141/197)的教師認為“煙草廠商在有意潛移默化地鼓勵青少年吸煙”。
學校不僅是兒童青少年獲得文化知識的主要渠道，也是生活技能養成、社交方式形成的重要場所。學校可通過制定控煙政策、開展系列控煙宣傳活動、控煙宣講等，教育學生遠離香煙。在各環節中，教師起到重要的作用，吸煙行為與控煙習慣對青少年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7］。教師擔負著教書育人的職責，是學生模仿的對象，其一言一行都對學生產生深遠的影響。本研究中，教師曾吸煙率和現在吸煙率分別為20．8%，15．2%，均高于劉春燕等［8］研究結果(17．4%，13．6%)。男教師曾經吸煙率、現吸煙率、被動吸煙率均高于女教師。說明男教師仍應作為重點干預和指導的對象。在曾經吸煙的教師中，56．1%教師戒煙是為了改善健康，56．1%教師得到過戒煙方面的幫助或建議，26．8%的教師已經戒煙;在吸煙教師中，66．7%的教師想戒煙。說明通過近些年無煙學校的建設，控煙制度的完善，宣教活動的開展，控煙理念的深入等多種途徑和形式，教師控煙工作已見成效，教師們能夠意識到吸煙的危害，也正在克服不良行為。讓煙草遠離青少年，這是政府和整個社會義不容辭的責任［9］。教師掌握控煙知識和技巧有助于幫助、指導學生遠離煙草。本次調查中，80．0%的教師在教學或工作中，向學生講授過關于煙草危害或控制吸煙方面的內容，但是只有49．2%的教師曾接受預防青少年吸煙方面的培訓，高于葉永清等［10］的研究結果(15．47%)。95．4%的教師希望能夠接受預防青少年吸煙和戒煙的專門培訓，說明教師對此項工作非常重視，希望得到專業培訓。調查的教師基本掌握吸煙危害健康的知識，尤其是“二手煙有害健康”知曉率為100%。但是對吸煙危害身體健康存在一定誤區，“吸煙會導致瘧疾”正確率為59．4，吸煙會導致心臟病正確率為76．1%，對煙草會引發的疾病需要進一步培訓。其余問題的知曉率均在80%以上。有研究顯示，加強教師控煙培訓，是提高教師控煙意識和開展控煙教學積極性的關鍵措施［11］。
學校應對教師定期開展控煙培訓，提高知曉率和技能。鼓勵教師將控煙知識和技巧融入到日常教學過程中，而不是只針對無煙日等主題活動開展培訓，這樣更有利于學生對控煙知識和技巧的反復強化，增強學生自我保護意識，遠離煙草危害。98．5%的教師報告校園內不能買到煙，60．4%教師報告在學校附近(200m內)能買到煙。有研究顯示，學校周邊200m內有售煙點的學校，學生嘗試吸煙率和目前吸煙率均高于無售煙點學校的學生;吸煙的報告率均隨煙草銷售點的增加而增高［12］。直接購買煙草是學生獲得香煙的主要途徑，隨著年齡的增長，學生中購買香煙被拒售的比例逐步降低，即香煙的可獲得性越來越高［13］。香煙易獲得性會對青少年吸煙行為的形成起到促進作用，因此對煙草銷售商家的管理就尤為重要。分別有87．3%，89．8%，87．3%的教師報告學校嚴格執行學生、教職員工(在校)、外來人員(在校)禁止吸煙。教師對公共場所全面禁煙，制定嚴禁教師、外來人員在校內吸煙制度支持率較高。說明教師認可吸煙的危害，將其視為不文明的行為，意識到校內吸煙會影響學生健康。雖然學校建立了控煙的規章制度，嚴禁教師在校吸煙，但仍有一部分教師在學校吸煙。說明學校控煙制度落實不到位，監管力度不夠，沒有真正起到約束和警示的作用。多項國際研究表明，煙草廣告、促銷和贊助形成青少年對煙草使用的正面態度，從而有效地鼓動青少年嘗試吸煙，鼓勵吸煙者多消費，降低吸煙者戒煙動力，鼓勵已戒煙者重新吸煙，創造煙草使用被認為是司空見慣和可以接受的環境，從而顯著增加煙草銷售量［14］。本次調查發現，在對禁止煙草商廣告、贊助、認為在有意潛移默化地鼓勵青少年吸煙支持率不高。目前煙草商的廣告隨處可見，且有研究表明，以煙草企業或企業集團冠名的間接煙草廣告宣傳效果非常明顯，廣告對青少年的影響是成年人的3倍［15］，說明青少年更易受廣告宣傳的影響，可能會成為吸煙者。所以要加強對學校教師的培訓，使其了解煙草控制法律法規，理解煙草廣告、促銷的危害，對其指導學生拒絕煙草毒害是有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