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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利益論文范文1
一、股指期貨現金結算價確定的研究意義
學術界對股指期貨現金結算進行細致深入的研究有利于克服引入股指期貨對現貨市場造成的不利影響，發揮其套期保值和價格發現功能，可以盡量防止市場操作行為。這篇文章研究股指期貨現金結算的意義有以下幾點：
1、結算機制如果不適當的確定，會使作為股指期貨合約重要組成部分的現金結算價受到操作而導致現貨市場穩定遭到股指期貨交易的破壞，影響市場各方主體的利益，因此需要謹慎設計。
2、參考海外文獻可看出在到期日時，股指期貨普遍出現價格效應而導致樣本價格數據受到污染。設計適當的現金結算方式能夠控制操縱行為和管理指數套利行為，以避免數據因為價格效應而受到污染。
3、股指期貨合約設計的主要目標使提高套期保值效果。股指期貨套期保值效果與現金結算價確定方式間的聯系復雜，應該從更寬廣的視角中研究現金結算價的確定。
4、我國有關中國股指期貨現金結算價確定的建議以設計現金結算價防范市場操縱行為為目的，具有參考價值但缺乏周全的考慮。
二、股指期貨現金結算價估計量研究
隨著期貨品種的發展，傳統上實物交割的結算方式成本高、可割的標的物限制嚴格等局限性越來越明顯，嚴重制約了期貨市場的發展和期貨品種的開發?，F金結算方式的提出極大地促進了期貨合約的開發，后來設計的部分期貨合約特別是難以實物交割的期貨合約采用了低成本、標的物要求較低且便利的金融結算。股指期貨就是利用現金結算方式期貨合約的一種，合約到期時多方和空方都用現金結算方式以最后價格結算剩余頭寸而沒有實物交割。雖然現金結算方式比實物交割方式優勢多，但在這種結算方式下的到期套期保值效果和現貨期貨價格的收斂效果受到種種質疑。
海外的股指期貨現金結算的估計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新加坡、美國、中國臺灣、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將合約的現金結算價定為合約最后交易日的次一營業日指數特別開盤價;第二種是香港、法國和英國等將股指期貨合約的現金結算價定為最后交易日一段時間內價格的平均數。采取單一結算價格則不必考慮估計技術而只確定采樣的時點估計結算價;采取平均結算價則應該確定統計量來確定結算價。
海外利益論文范文2
【關鍵詞】傳媒；改革；“語法問題”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
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2008年底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舉行。年會共收到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美國雪城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等海內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選論文或摘要55篇。年會以“變革與傳播：中國傳媒三十年”為主題，旨在回顧30年來的傳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會議主要從新聞學的內在規律出發，對改革進程中遇到的傳媒體制、國際環境、消費文化等“語法問題”進行檢視。為迎接2009年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八十周年院慶，年會特設了“研究•視域•變遷”等專場，省察了傳媒改革進程中新聞傳播研究的進展以及新聞傳播學科體系的形成與發展。
一、自由與法制：傳媒體制改革的重要主題
“新聞自由和新聞立法是研究新聞改革最重要的主題。”（孫旭培，2008）本次年會再次強調了傳媒體制改革過程中自由與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闡發了現有體制下傳媒表達的困境，并在此基礎上思考了推進傳媒體制改革的方法。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特聘教授、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孫旭培教授作了主題演講。他認為，如今改革達到新的階段，要再次重申新聞立法，以此來漸進地實現更大程度的新聞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報》2008年11月3日的評論：“應加快新聞領域立法工作，繼續完善與新聞工作相關的法律法規，為做好新聞工作、提高輿論引導能力提供法律保障?！保ㄈA清，2008）他認為，這預示著新聞立法將是今后進一步推進新聞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孫旭培，2008）
在此基礎上，孫旭培教授提出了從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聞改革的13個研究議題：新聞自由權的具體研究、新聞自由的維度和尺度、宣傳本位與報道本位、社會穩定與意見多元、新聞法治與社會效益、突發事件與新聞自由度、第二第三國際與新聞自由、清末與民國兩個時期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的急進還是漸進、媒介批評的法律規定、憲法中的言論出版自由與媒體創辦、新聞評議會制度、對新聞自由的法律救濟。他希望與會研究生秉承專業精神，能對以上議題規范地進行學術研究。（孫旭培，2008）
華中科技大學博士生盧家銀、崔明伍（2008）在入選論文《新聞媒體在利益表達中的困境》中，通過分析新聞媒體在公眾利益表達過程中遭遇的困境，為新聞立法提供了現實論證。他們認為，新聞媒體在現有體制下既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這在部分利益沖突的情況下將造成“喉舌”之困――媒體究竟應遵照政府的宣傳策略，還是應該直接表達民意。同時，市場也干預著傳媒的表達。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況下，需要首先建立解決言論糾紛的憲法訴訟制度，為公眾利益表達提供司法保障；同時，建立公眾媒體等各類媒體，將多元利益在傳媒中分割開來，以保障每一方的表達權利。
復旦大學碩士生陰良（2008）也對當下傳媒表達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與盧家銀、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陰良選取外國媒體駐華記者這一特殊的群體進行研究，訪談了16個來自不同國家、媒體的外國駐華記者，發現外國駐華媒體受到更復雜的社會控制；同時，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傳媒”，因此，在組織、行業、社會這三個層面外，還特別強調了個體層面的因素，提出了“傘兵記者”（parachute journalists）與長期駐華記者（resident journalist）這兩種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個體認知差異，并最終影響記者的表達。
清華大學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提出了可供國內參考的依據“線”和“非線”這兩種不同服務性質來區分內容規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歐盟新媒體內容規制政策的演進過程，闡述了《視聽媒體服務指令》出臺過程中公共利益與產業利益的沖突，以及統一監管與分層監管規制原則的確立。文章指出，歐盟的“規制模式的探索無疑是超前的，其效果還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實施中來評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體的內容規制也是我國政府公共政策和傳媒業面臨的重要課題，因此有較大的借鑒意義。
二、開放與霸權：傳媒全球化進程的現狀分析
傳媒改革的進程與國家的開放程度是緊密聯系的。30年來，中國媒體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奧運會、世博會等“焦點時刻”，中國傳媒應該如何把握機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會入選論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讀的中國研究生撰寫的文章。文章通過介紹、闡述、分析海外媒體，直接或間接地揭示了中國媒體當下的國際環境。
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碩士生侯靜慧、馬瑜晶（2008）對1978年至2006年《紐約時報》關于中國報道進行了內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層抽樣的方法，“年份”為抽樣“層”（strata），每層中隨機抽取10篇新聞報道，得樣本290篇。研究用GDP和進出口總額來測量經濟實力，其乘積作為自變量；報道量（quantity）與報道效價（valence）作為因變量。研究發現：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報道的數量顯著增加，而其中負面報道的比重也隨之增大。結合霸權理論，研究認為這種負面報道增多的現象是因為西方國家的權力階級需要綜合利用大眾媒介中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各類信息，以求保證民眾的思想與現有社會秩序達到一致，即實現“媒介霸權”（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碩士生畢佳穎（2008），結合美國互聯網的政治表現，分析了“個體內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對政治的多元影響。文章認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國霸權以一種柔化的方式得到強化）”，即將“媒介霸權”隱藏在個體政治背后，通過技術控制以加強自身的權威性。文章對中國互聯網的發展趨勢進行了展望，中國會不會走“美國道路”，互聯網的發展會對目前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產生怎樣的影響，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實踐中給出解答。
同樣關注霸權問題的還有同濟大學的碩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國、英國、加拿大、俄羅斯、澳大利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不同國家地區的10種有代表性的英文報刊雜志關于2000年德國漢諾威世博會(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愛知世博會(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國上海世博會(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籌備情況的報道，比較了報道側重點的不同：西方主流媒體報道上海世博會時，側重于宏觀的經濟與產業、商業的報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題的負面報道，幾乎沒有文化和科技領域的報道，而對愛知和漢諾威世博會的報道則有顯著差異。與侯靜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積極應對西方“媒介霸權”、改善國家媒介形象的傳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議題、綜合運用多媒體、整合傳播模式等。
北京大學碩士生劉暢與中國傳媒大學碩士生鄭宇鈞，以《筑夢2008》為個案，從修辭學角度研究了紀錄片跨國界意義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奧運的紀錄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價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質中尋求一個平衡點，這個平衡點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現“全球化了的”本土與“本土化了”的全球，以達到跨國界的意義共享。（劉暢 鄭宇鈞，2008）文章分別從本體修辭、積極修辭、非常規修辭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體的表現形式，為中國今后的紀錄片制作提供可參考的發展方向。
復旦大學碩士生呂芳雅（2008）運用戰略管理和產業經濟學的理論對中國電影產業如何“走出去”進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萊塢模式與日韓模式等可借鑒的運營模式，對今后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提出了幾點建議：關注泛亞市場，而不單是西方市場；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發行渠道；進行制度調整，等等。
三、商業化與大眾化：傳媒文化觀念的變遷
《文化癥候與文學期刊的影視趣味》（周根紅，2008），闡述了純文學期刊《收獲》1990-2008的歷史演變。隨著《收獲》逐漸成為影視文化風尚的引領者，并推出了關于影視明星的《一個人的電影》專欄，周根紅認為，《收獲》已逐漸失去純文學理念，成為大眾文化生產的一個重要環節，通過生產影視文學與大眾傳媒緊密勾連。作者對“影像霸權”的形成表示了憂慮，并表達了對純文學期刊原有的獨立性與先鋒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現：“適時而現”的鏗鏘玫瑰》（褚悅聞，2008）探索了商業化與高度社會性別化的話語機制對中國女足媒介再現的影響。研究運用內容分析的方法，對奧運年2004年1月-9月間267天《東方體育日報》的報道篇數、照片數量、頭版報道等相關參數進行統計，發現：在沒有重大賽事的情況下，女足再現為“玫瑰”；而涉及奧運盛事，女足則彰顯“鏗鏘”，被賦予男足未能擔負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艱苦環境中奮力進取的風貌受到媒介的反復強化。文章分析了現象背后的深層原因：彈性的、分層的、有目標的媒介再現，是媒介以爭取收視率的新聞娛樂模式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現的女性，乃適應商品化的、被重新社會化的、被再創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別是一種社會范疇，體育活動的社會性別化，區隔并規定了女性氣質和霸權的男性氣質特征的客體和行為；團體性的體育項目承擔起了建構民族認同的文化意義。
在商業化環境下，受眾的消費習慣和認知觀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又反過來促進了商業化媒體的定位轉變。清華大學碩士生李華穎（2008）對消費者購買暢銷書的原因進行了問卷調查?；谥X價值理論與計劃行為理論調整和修正過的模型，研究發現：知覺品質越高，主觀規范越高，知覺行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購買暢銷書；而知覺犧牲并未起到較大的影響力。因此，作者認為，暢銷書作為大眾文化的產物，不易因消費者成本影響人的購買行為，“暢銷”本身對書本的功能、品質或品牌等的肯定讓消費者不計太多代價地購買。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來暢銷書定位與定價的發展趨勢。
在年會的新聞沙龍環節，同一話題在網絡傳媒領域中也得到了討論。《從中國老年網站的建設看虛擬社區的發展――以中國的老小孩網站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吳歡，通過對“老小孩”網站的個案研究，探討了商業網站通過共建成員的精神認同獲得商業收益的方式。吳歡特別強調了成員的個體認同與社區認同之間的互動、網下社區和網上社區的相互支持。她認為，虛擬社區，尤其是老年群體的虛擬社區不可能脫離現實世界，要通過與現實社區相互作用，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吳歡，2008）老小孩網站創辦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師張志安博士介紹了“老小孩”的運營方式，也指出了通過上網給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創辦理念。
四、繼承與創新：新聞傳播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
傳媒改革從“語詞革命”向“語法革命”轉變，為新聞傳播學理論創新提供了新的內容。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題演講中，他以研究生的學術研究為視角，總結了30年傳媒改革帶來的新聞學科的發展。他強調，研究生群體的學術研究與我國新聞傳播理論的發展是高度一致的，從老一輩的學科領軍人闡發新聞學基本原理、建構新聞學理論框架、走出新聞史學研究新路徑，到80年代繼往開來的中堅提升新聞學科的科學性，再到90年代開拓學科新領域，到新世紀夯實基礎理論、開創新媒體研究，研究生群體始終積極參與了新聞學科改革與發展的歷程，積累了豐厚的學術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過程中，要注意構建新聞傳播學理論體系，產出更多標志性成果，廣泛開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傳播學本土化之路，培育新聞傳播學大師和新聞傳播學中國學派，研制中長期（2009－2020）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規劃。（童兵，2008）
復旦大學碩士生滕育棟（2008），則從微觀層面著手，思考了30年來新聞思想的轉變。他以《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為切入點，通過考察1978年以來公開出版的新聞史著作對其描述、評價話語的變遷，揭示了三種不同的新聞史著寫作方式：服從宣傳需要的歷史寫作，突出文獻新聞學理意義的寫作，作為新聞改革歷史基礎的寫作，闡發了其背后的新聞思想。作者強調了新聞理論的發展在中國新聞史的寫作中的推動作用，認為中國新聞史的寫作能為我國新聞理論的發展提供許多寶貴的思想資源，希望更多的人回歸到新聞史研究中。
蘇州大學碩士生張震（2008）梳理了30年學界對于新聞客觀性的看法變遷。從新聞客觀性的來源、內涵、主觀態度、宏觀操作方式、微觀操作方式等角度進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議題與趨勢。南京大學碩士生溫海玲（2008）對1988-2007年組織傳播研究論文進行了歷時性分析，根據其研究走向：“學科介紹原理闡釋應用分析學科建設”分析了每一時段的歷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強組織傳播學科建設的想法。蘭州大學碩士生華汝國（2008）綜述2005-2007年我國網絡傳播研究情況，歸納了其中所體現的研究熱點及形成的重要觀點，并進行了評價。
此外，本屆年會論文還對往屆年會的學術成果進行了繼承與創新。本屆年會入選論文《瘦身減肥廣告中性別因素對第三人效應的影響》（梁靜、黃艷姍、艾依璇，2008）與上屆年會入選論文《不同媒介素養的大學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榮、馬、王祥穎，2007）同樣是對“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側重有所不同。上屆論文的主要價值在于將媒介素養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測量出不同媒介素養的大學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異。而梁靜等人將媒介素養中的廣告關注度作為中介變量，用以詮釋性別因素與第三人效應之間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是對上屆論文研究的深化與補充。
注釋：
[1]語法革命，是指“在現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變的情況下，通過規則的改變、關系的改變以及制度、機制、運動模式、盈利模式、與受眾關系、技術要素層面的改變，形成新的發展機會”。（喻國明，2008）對于傳媒改革而言，要從要素擴增到結構重組、規則改變和發展模式轉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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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利益論文范文3
潛移默化的學術訓練
我是四川師范大學中文系1978屆的本科生，1983屆的古典文學與文獻整理專業碩士生。當時我們碩士研究生指導小組以湯炳正和屈守元領銜的6位教授都是國內名師，每屆研究生畢業都請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學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學者主持答辯，還給我們作專題報告，這對開闊我們的視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國社本文由收集整理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首屆明清小說專業的博士生，1989年底畢業并去了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我覺得自己在法國能夠繼續懷有濃厚的興趣在人文學科的諸多領域深入學習，與我先前在國內的讀博與工作經歷有著直接的關聯，所以想先談一下這段經歷。
我在國內讀博期間受到2個重要影響，一是來自我的導師陳毓羆教授，二是來自我的不同專業的博士生同學。
陳毓羆教授20世紀50年代初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蘇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學學習4年，師從蘇聯著名文藝理論權威專家，畢業歸國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以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特別是《紅樓夢》著稱。陳教授在國內外所接受的學術訓練使他在研究方面顯示出與同行不一樣的開闊視野，對我不乏潛移默化的影響。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研究生院，剛開始只招收碩士研究生，1983年開始招收博士生，專業覆蓋文史哲、經濟學、法學、語言學、民族學等各個領域。記得我就讀的1986屆所接觸的上下3屆各學科各領域的博士生導師都是國內各學科的一流學者，可以舉出一長串在社會學科領域為人熟知的名字。那時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飯桌上吃飯，這也正是不同學科的同學交流的最好機會。這種交流使我的視野和關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說專業，對社會學科領域的不同專業都有了一些了解和興趣。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響我日后在法國對藝術產生興趣的重要經歷。當時中國藝術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蔭街恭王府內，是中國藝術門類的最高殿堂，在戲曲、美術、音樂、文藝理論、話劇、電影、曲藝等學科都匯集了各領域的的著名老學者與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兒工作的時間雖僅4年（工作關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頗有收獲。在工作及與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藝術學科與文化的濡染和影響，其間，我曾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做訪問學者。
負笈海外：
漫長而艱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邀請去了巴黎，在東方研究小組參與完成1項包括中國古典小說在內的東方研究計劃。從北京到巴黎，我經歷了一個新的轉折。
在巴黎工作期間，我與法國漢學家多有接觸，法國豐富的文化藝術也吸引著我，因此工作結束之后我決定留在巴黎繼續學點東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系讀東亞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時，我決定轉而從頭學一些中國需要的西方學科，將來歸國才能發揮作用。那時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國東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繼續修讀。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學馬克·布洛克大學（2008年與該市另2所大學合并為斯特拉斯堡大學）以人文學科馳名，上世紀30年代以來一直是法國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重鎮。進入該大學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讀了藝術史、社會學、人類學等專業的碩士課程。學習中我的興趣與目的都集中在對將來歸國服務有用的領域，如在藝術史專業中我側重博物館學、考古學以及西方現代繪畫流派；在社會學專業中，我注重都市社會學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問題，并撰寫了學位論文《中國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國現代社會的影響》，用社會學理論和觀點梳理中國從古到今的民本思想傳統；人類學專業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陸、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諸島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藝術、原始宗教與原始民族的社會組織形式。通過對這幾門學科碩士課程的修讀，我感覺自己一方面學到了西方現代人文學科領域的一些專業知識，同時也對西方社會與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觸和更深刻的了解。
進入21世紀，我在法國感覺到世界在飛躍發展，中國也在飛躍。我因此想更進一步從全球范圍來探索人類歷史以及人類文明的演進歷程，同時我也獲悉國內一些大學正在開設或準備開設人類學專業，于是，我決定去巴黎第十大學的博士學院修讀人類學博士學位。
巴黎第十大學博士學院集中了法國在考古學、民族學和人類學領域的諸多著名學者。我師從人類學教授b.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時也是漢學家。選博士論文研究專題時，正值法國著名漢學家a.列維（andré lévi）翻譯的《聊齋志異》法文版全集出版，《聊齋志異》是在西方國家廣受歡迎的中國文言優秀傳統小說。
20世紀90年代的法國文學人類學研究興起，一些古典名著被應用于人類學研究。因此我決定用人類學的視野和觀點去嘗試對中國文言小說的研究，以《聊齋志異》為突破口。但在論文資料的搜集與撰寫中，我深感在專業素養的學術訓練中，自已還需要了解更多的人類學理論和觀點，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轉學到斯特拉斯堡馬克·布洛克大學人類學系d.莫納爾（d.monoris）教授門下繼續做我的博士論文《聊齋志異人類學研究——中國17世紀》。
論文的撰寫非常艱苦，d.莫納爾教授從論點到資料的使用都給予我悉心指導。最后我的論文答辯獲得博士論文優秀等級，并于2009年由法國博士文庫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學科的差異
既后，我又用半年時間在工作之余修讀了宗教學課程，我感覺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專業的研讀與論文寫作中，我對中國人文學科和法國人文學科有一些個人感悟。法國的人文學科在歐洲國家具有代表性，法國在大革命前是貴族分封社會，與中國周朝的分封制度類似。但法國的傳統社會是政教合一，它的傳統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國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間，發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時也是科技發展與工業化、都市化時代，這個社會變革是巨大的，對人類生活與心靈的沖擊也是巨大的。面對與宗教文化傳統相背離的新制度、新時代所出現的新的社會問題需要解決，因此西方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出現了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以及考古學等新型人文學科，每一門學科又有不同的學派，大家都在面對新時代新問題探索尋找解決的辦法，所以不同的學科與學派才如此活躍。
要真正認識中國與西方社會的區別，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傳統，中國是儒家世俗文化傳統這個關鍵的分野。西方的現代人文學科都是從宗教文化傳統面對現代社會發展，直至產生現代化生發出來的。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與民本為核心價值，因此能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F代社會變革與現代科技并不產生于中國社會的內部，而是來自西方的影響，現代人文學科也是傳自西方。我認為，一個有志于服務祖國的學習人文學科的海外留學生，既要學習如何運用西方現代人文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觀照中國的現代社會，同時也要注意中國文化傳統自身的特點。
對西方社會的認識不能僅僅停留在書本和都市社會，要真正了解西方國家，還應該了解地域文化與鄉村社會。我曾經有2個假期在法國各地鄉村漫游，這對于了解法國的區域社會與鄉村經濟大有好處。因為專業的原因，我在法國比較注意接觸和了解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不同政黨所代表的社會階層利益及政黨之間的博弈。我感覺不同派別除了所代表的利益階層不同以外，總體上也都強調公民義務。民主社會除了個人自由、個人權力，公民隨時都準備承擔對國家的義務。深層的文化是建構民族精神的東西，在法國就是宗教與現代社會的民主制度。今天法國傳統的宗教文化與民主并不互相排斥，它們在法國人的生活中相輔相成。
海外利益論文范文4
關鍵詞：外資銀行；溢出效應；監管合作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428（2007）06-0044-03
一、外資銀行與監管溢出效應
外資銀行進入主要有兩種形式：分行(Branch)與子行（Subsidiary)，不同的組織形式決定了機構間的債務關系及各國監管機構間的責任劃分。分行是外國銀行在東道國開設的分支機構，不具有東道國法律上獨立的民事主體資格，只是外國銀行經營實體在東道國的延伸，其法律責任由總行承擔。分行與總行在債權債務上存在連帶責任，按巴塞爾委員會通過的一系列協議，外資銀行分行流動性的監管責任主要在于東道國監管機構，清償能力的監管責任主要在于母國監管機構，同時在銀行于各地所從事的全部業務的基礎上，母國監管機構對其所轄銀行或銀行集團進行并表監管，分行的主要監管責任在于母國監管機構。子行具有東道國法人資格，在東道國內獨立地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東道國可以采取適用于本國其他銀行的監管手段如資本要求、檢查、審計、貸款限制等措施以確保子行的安全穩健經營。
銀行監管限制了銀行某些業務的開展，因而，監管不利于銀行利潤最大化目標的實現，在實行監管收費的國家，這一影響更為明顯。外資銀行進入后，與本國銀行形成直接競爭關系，在這種情況下，本國銀行的利潤不但取決于本國監管機構對它們自身的監管強度，也取決于外國監管機構對外國競爭者的監管強度。由于銀行監管可增強銀行系統穩定性，提高金融體系效率，進而增進社會福利，這可視為監管所帶來的收益。外資銀行進入后，在本國與外國之間存在監管的溢出效應，即一國更高的監管強度不但增加了國內銀行系統的穩定性，而且通過降低銀行失敗的可能性，使在本國經營及與本國銀行往來的外國銀行受益。但監管顯然需要監管成本，對銀行體系而言包括體制成本、服從成本和結構成本等，造成整個社會福利降低，比如壓制金融創新、損害競爭等。監管溢出效應意味著，本國付出監管成本帶來的監管收益，不單由本國所享受，而且被外國獲得。也就是說，本國不能將其監管收益內部化，為避免這種免費搭車現象，一國監管者可能選擇比最優監管更低的監管強度，各國這樣做的結果，必然帶來金融系統安全性降低，從而降低總福利。因而，為有效監管外資銀行，需要母國與東道國監管機構更多的合作。
二、監管合作與信息交流
監管合作應采用分權制還是集權制，即由各國監管機構行使監管職責，還是各國監管機構組成一個統一的監管機構實施監管?針對這個問題，尚沒有比較令人信服的結論，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分權制與集權制都提出了可接受的理由。主張采用集權制的觀點認為，由于監管的外部性，監管機構關注的是本國金融體系的穩定與本國銀行的利潤，因而各國單獨監管將導致監管的寬松與監管不足。正如前文所說，在不能將其收益內部化情況下，各國監管者將選擇低于最優狀態的監管強度。進一步地，監管者會競相降低監管強度，為本國銀行獲得某種競爭優勢，在總體上降低對銀行的監管，從而帶來外部性的次級效應。從危機處置角度，如果外資銀行陷于困境，各國監管機構首先考慮的是本國利益，容易忽視對方國家的利益。因而，在銀行危機處置中，可能出現誰都不愿先行動，而等待對方先行動，搭對方便車現象。因為后行動方可以通過先行動方的行為獲得更多信息，進而采取策略行為，使自己處于更優地位。這種機會主義行為往往貽誤處置的最佳時機，造成損失擴大。
主張分權制的主要理由來自于監管俘獲理論，即監管機構可能被其監管的機構所俘獲，從而為受監管機構謀利而損害社會整體福利。有研究者發現，監管者之間的競爭可以降低監管俘獲。存在多個監管機構時，被監管機構對監管機構的俘獲成本更高，俘獲難度更大，而單一監管機構更容易被俘獲。
筆者認為，即使集權制更為高效，但除非政治上緊密聯系，而且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高，否則很難形成統一的監管聯盟。實際上，即使在政治、經濟高度一體化的歐盟，盡管有超國家的銀行業監管委員會制定區內銀行監管的共同標準，但各國仍然享有相對獨立的自由裁量權，而且歐盟本身也允許這種差異的存在，并提供正式的渠道與組織對這種差異進行協調(Stephanie Stolz,2002)。因而，國家之間的監管合作，更為現實的形式是雙邊之間的安排，比如諒解備忘錄。
監管合作中，重要的是監管信息的交流。巴塞爾委員會作為推動國際銀行業監管協調的最主要的國際組織，通過了一系列的協定，對母國與東道國監管機構間的信息交流做出了一些原則性的規定。如1990年巴塞爾補充協定，認為只有在雙向信息交流可靠時，才能實現監管當局之間的相互信任；1996年的“跨境銀行監管”，提出了一些減少跨境有效監管障礙的建議，要求東道國有義務向母國監管機構提供必要的信息，而母國監管機構則要保證銀行總行提交的信息的準確性；1997年的“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準則”，重申母國并表監管原則，母國監管機構應確定母行不但對其海外分行而且對海外合資銀行和子行實施了適當監督，而東道國則必須要求在其境內的外資銀行至少達到本地行的監管強度，同時在各個監管機構間建立信息交流制度，東道國監管機構有權獲得母國監管機構所掌握的信息。
按巴塞爾協定，外國銀行分行的主要監管責任在母國的監管機構，而母國監管機構要能實施有效的監管，必須及時獲知有關銀行海外分支機構的信息。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母國監管機構對海外分支機構難于獲取足夠信息。首先，對海外分支機構經營信息的獲取有賴于東道國的合作，而東道國銀行保密法的存在使母國監管機構無法獲得銀行的詳細資料，特別是在一些國際金融中心，嚴格的保密規定是其興起的重要因素，在實踐中也得到所在國政府的堅決維護；其次，銀行業作為信息高度密集行業，信息對其經營至關重要。對于銀行本身而言，監管信息存在著大量商業秘密，不僅包含了外資銀行分行在東道國市場的大量經營信息，也與外資銀行母行在母國經營密切相關，跨國銀行有隱瞞信息的內在激勵；對監管機構而言，各國監管機構主要為本國利益負責。東道國與母國監管機構分別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如果提供的監管信息將對本國利益不利，那很可能不愿提供完全信息。作為具有與母國監管者不同利益偏好的東道國監管者，具有向母國監管者錯誤報告其所擁有的私有信息以達到其結果的動機。同時，銀行業仍是管制最嚴格的行業之一，各國監管者也存在防范他國監管者獲取本國銀行業信息的內在動機。第二，母國監管機構對外資銀行實施的并表監管原則，可能導致母國監管責任的某種延伸(巴塞爾委員會，P502)，母國監管當局認為東道國不能有效監管東道國境內的母國銀行時，可以將其監管權適用于該銀行。監管延伸可能使東道國監管機構拒絕合作，不及時提供東道國分支行的信息，還可能拒絕母國監管機構到其境內實施現場檢查。沒有足夠的信息，并表監管也就無從談起。實踐上，限制母國監管機構對東道國境內的外資銀行實施現場檢查是很多國家的通常做法。退一步說，即使東道國監管機構主觀上愿意就其信息與母國監管者交流，但在資產負債表上的硬信息易傳遞而軟信息則不易，如借款人的非正式信息、對有關銀行機構可能陷于困境的市場傳聞卻難于量化，傳遞過程中必然出現失真。
另一方面，母國東道國監管機構對監管信息重要性的不同認識也可能影響信息交流。由于不同國家從事監管的方法和深度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因此，東道國監管者可能無法確定什么信息對母國監管者是有關和有用的；而對母國監管機構來說，它們可能覺得沒有必要聯絡東道國監管當局以獲取信息，當外國分行與母行相比很小且活動不引人注目時更是如此。當母國監管機構是以并表報告為基礎且不存在母國檢查時，母國監管機構可能無法發現國外機構的重大問題，東道國通常更容易發現這些問題，但往往難以判斷哪些信息對母國監管機構是重要的。
三、監管合作的完善
外資銀行進入后，由于母國監管機構與東道國監管機構利益的不一致，監管信息交流存在障礙，在難以完整地獲得監管信息的情況下，監管的有效性也就無從談起。銀行跨國經營過程中，監管合作不足已經并還將對一國乃至世界金融體系的穩定造成嚴重損害。在銀行跨國經營活動更為普遍、銀行集團經營行為更為復雜的情況下，完善監管合作顯得猶為迫切。在目前的巴塞爾委員會框架下，鑒于“委員會的決議不具備，亦從未試圖具備任何法律效力”，各國并無遵守巴塞爾委員會制定的各種決議的法定義務，即使認同決議，各國也保留了很大程度上的自由裁量權。因而，完善監管合作更為現實的做法是，母國監管機構與東道國監管機構簽訂雙邊諒解備忘錄，在備忘錄中對一些關鍵問題予以明確。
首先，相互認可對方工作，確保監管信息交流。針對目前跨國銀行監管中存在的信息交流障礙及可能導致母國與東道國監管機構的互不信任，在外資銀行設立前，東道國與母國監管當局應達成監管合作協議，相互承認彼此的監管工作。這樣，可以避免重復工作和資源的浪費，也降低了銀行的負擔和成本。同時，簽訂協議的過程，也就是對對方監管能力互相考察的過程。只要雙方簽訂了協議，就意味著認可了對方的監管能力，從而避免由于監管延伸而導致雙方之間的不合作。Enria與Vesala提出建立各國監管機構間信息交流的顯性安排機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各個監管機構間作出事前承諾，在各自法律允許條件下，能向對方提供哪些監管信息，這一承諾可經事后證實。例如，通過規定東道國業務在銀行機構整體中的重要性標準，確保來自于東道國的市場監管信息能及時傳遞給母國監管者；當資本低于某一比例時，母國監管者應通知東道國監管者；重要的是，為了獲得必要的連貫性，諒解備忘錄應標準化，明確監管信息交流的程序、內容與頻率等；二是通過對違反協議的某種懲罰機制，以確保得到遵從。
其次，明確母國與東道國的監管責任。影響一家銀行穩定的，不僅有流動性、清償力問題，最后貸款人也同樣重要。特別是對外資銀行分行，由于母國與東道國的不同利益，東道國可能等待母國救援，而母國則希望東道國救援，當外資銀行分行對其母國影響較小而對東道國影響較大時更是如此。因而，明確哪方該承擔外資銀行分行的最后貸款人責任，在防止損失擴大方面意義重大。是否承擔最后貸款人責任，關鍵看危機銀行的倒閉是否會產生系統性風險，無論是由一方承擔最后貸款人責任，還是雙方按比例分擔，都應事先做出規定，防止一旦出現問題時等待觀望的機會主義行為。
另外，如果跨國銀行在母國的業務在其整個業務中所占份額明顯偏小，則承擔主要監管責任的不是跨國銀行的注冊地監管機構而應是其主要業務所在地的監管機構。此類銀行一遭遇失敗，其主要損失是由注冊地以外的存款人或存款保險機構等相關利益人承擔的。假如由其母國承擔主要監管責任，存在的問題一是其母國不愿承擔監管責任。一些離岸金融中心得以迅速發展的主要條件之一就是其寬松的監管環境。如果實行嚴格的監管，此類金融中心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形成，只要其仍然希望作為金融中心獲得利益，該國就不愿承擔主要監管責任。況且，銀行失敗的主要損失由他國利益相關人來承擔，母國為什么要費時費力地對其監管呢?二是其母國無力承擔主要監管責任。銀行主要業務不在當地開展，母國監管當局難以獲知足夠的信息對其進行適當的監管。這種情況下，應由其主要業務所在地的監管當局承擔主要的監管責任，避免某些銀行為規避監管競相到監管寬松的金融中心注冊，而其主要業務卻在海外開展的情況。
參考文獻：
[1]Stephanie Stolz. Banking supervision in integrated financial markets: implications for the EMU. CESifo 工作論文，2002
[2]Dag Dalen and Trond Olsen. Regulatory competition and multi-national banking. CESifo 工作論文，2004
[3]Acharya, V. Is the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Adequacy Regulation Desirable?. Journal of Finance, 58(2003), 2745-2782
海外利益論文范文5
【關鍵詞】海外路橋工程；施工管理；工程建設；對策研究
1引言
相比較我國而言，海外的政治環境、法律法規、人員情況、經濟水平等都存著較大的差異，在實施項目管理方面，國外存在比較困難的施工現場管理條件，所以，應當嚴禁按照國內管理經驗直接套用到海外工程項目當中，而是應當結合工程項目所在國的實際情況來選用[1]。因此，在做好前期準備工作的前提下，為了更好地確保工程進度和質量，需要加強海外項目施工現場管理。
2海外項目施工應當基于FIDIC條款
對境外施工中的工程索賠問題而言，需要對工程設計思路、技術規范、施工圖紙等進行充分理解，基于FIDIC條款辦事,同時提高自身管理水平，保護好自身合法權益，使得海外工程項目的利益最大化[2,3]。1）需要對FIDIC條款進行認真學習，各項工作嚴格按照步驟開展。把握好合同談判和簽訂關，對于未能確定的因素可以適當保持其處于可協商彈性范圍內，盡量避免在合同中寫入不適用或者是不公平的爭端解決條款。2）工程項目實施全過程中，領導要高度重視，工程人員積極參與。正確認識項目管理過程中全面貫徹工程索賠的重要意義，同時應當建立完善索賠的檔案臺賬等，制定成規范的檔案資料并保管好。3）應當按照合同規定辦事，避免自已出現違約行為。假如出現索賠問題，在一般情況下，為了爭取有利的索賠地位，應當搶先提出索賠，從而打亂對方陣腳，爭取自身主動權優先，避免對方提出“反索賠”。
3編制科學施工方案，認真組織實施
施工組織設計是一種技術性的文件，能夠有效地指導其施工準備和施工全過程，該文件作為施工現場管理的綱領性文件，它主要是依據施工項目的復雜程度、性質、結構以及不同自然經濟條件的地區進行制定的，一份好的施工組織設計能夠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財力，從而確定出最低的投入[4]?？茖W合理的施工組織設計是控制工程造價的關鍵，因此采取不同的施工方案會導致費用的不同。在進行項目工程施工之前，需要先組織好其施工過程中所需要的技術、質量、施工、機械、勞力等相關人員，共同研究施工組織設計，并需要在施工過程中，對工程施工的實際情況進行多次斟酌，不斷優化相應的施工方案，確保能夠達到最佳的現場管理要求。
4認真學習當地法律法規，避免發生糾紛
以海外工程項目所在地的法律法規為依據，針對海外工程實施中的實際情況，所有工程項目實施要按照當地法律法規。為了有效避免不熟悉當地法律法規而導致工程出現問題，在海外工程項目實施前應當首先學習當地法律法規，在工程實施過程中，把法律法規落實到工程中，保障工程的順利實施，避免不必要的糾紛發生。認真學習研究當地的《勞動法》《合同法》等法規，確定雇傭當地工人的程序和所需要注意的事項，嚴格按照其法規進行辦理，并且需要將雙方的責任和義務明確在勞動合同中，例如工作時間、條件、薪資、加班時間以及加班費用等這些小細節都需要予以明確在勞動合同中。此外，還需要對當地政府所的最新工資標準進行關注，以便及時對工人的工資標準進行調整，確保其能夠高于當地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對于中資企業而言，高度重視并認真學習當地的法律法規，依據當地法律法規處理和解決問題，全面考慮并重視各個細節，這樣可以有效降低風險因素。如果出現糾紛，也需要完全按照當地的法律法規積極處理，盡可能降低損失。
5了解文化差異，有效管理當地員工
由于國外的地域文化和我國存在不同，并且本身就存在地域隔閡、政治及思維方式等方面的差異，再加之國內企業和當地員工之間存在雇傭和被雇傭的關系，這些差異的存在都會導致矛盾的發生。所以，需要對文化差異進行了解，從而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方法。比如：在印度，工作遲到半小時是一件很正常合理的事情。因此，我們需要對此進行理解，并且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方法主要是分為3個步驟：首先是主動適應期，對當地的工作習慣進行適應[5]。如果一開始就讓當地員工接受我們的管理模式，會比較容易讓他們有抵觸情緒產生；接著是積極引導期，需要將當地員工引導到我們的施工管理方法上，使他們能夠明白我們的管理方法能夠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利益；最后是轉型期，將當地員工完全納入到我們的管理模式中，確保他們能夠完全按照我們的工作方式完成任務，從而獲得更大的利益。結合這3個步驟，能夠使我們的項目管理人員清晰了解并管理當地員工，確保項目施工的順利進展。
6認真落實前期準備工作，重點做好材料采購
海外工程項目的實施需要采購施工機械設備、工程材料等，這些材料費用一般需要60%的項目成本，因此有效控制項目成本以及實現項目利潤目標的方法是節約材料成本[6]。所以，海外工程項目應重點考慮材料采購而導致的成本增加問題。鑒于當前海外工程項目實施的國家主要為發展中國家，其物資比較貧乏，機械設備和工程材料大部分需要從項目所在國家以外市場購買，尤其是對機械配件、工程材料等消耗品的采購要進行詳細周密考慮。與此同時，還需要加強對本國工作人員的管理，加強與其的溝通和協調。
7結語
綜上所述，從工程項目發展形勢來看，海外項目將會增多，鑒于海外項目與國內項目存在法律法規等一系列差異，因此需要對其采取相對應的管理措施。做好海外路橋工程項目要充分認識了解掌握海外工程的特點，加強學習FIDIC條款，依據當地法律法規來實施，最大程度地避免糾紛和規避風險，積極協調各種資源優勢，確保海外工程順利實施。
【參考文獻】
【1】吳建斌.淺談中國海外項目管理的做法[J].施工技術，2000（11）：38-42.
【2】曹志峰.抓好四個環節提高海外企業施工管理[J].山西建筑，2013（5）：80-82.
【3】魏慶剛.中日阿爾及利亞東西高速公路項目施工管理[J].山西建筑，2010（3）：115-118.
【4】楊潔.海外施工項目風險管理與控制謀略[J].石油化工建設，2013（12）：36-38.
【5】DavidH.Holt,KarenW.Wigginton.跨國管理[M].王曉龍,史銳，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海外利益論文范文6
論文關鍵詞：中小企業;對外投資;風險
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中國中小企業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得以迅速發展，盡管中小企業在中國經濟中有著重要的地位，但其在國內市場上一直居于劣勢地位。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趨勢為中小企業開展海外投資提供了機遇和動力，但據有關專家保守估計，2009年中小企業海外投資項目多為損失慘重。如何正確認識對外投資風險，及時進行風險應對、風險防范，已經成為中小企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1 中小企業對外投資的必要性
國際間競爭及生產分工協作日益全球化。經濟全球化促進了資金、商品和資本的全球流動，中小企業的競爭對手不再局限于國內大型企業，它還包括國外的大型公司和中小企業。為應對全球化帶來的嚴峻挑戰，實現跨國經營和海外投資成為中小企業必然的發展趨勢。
中小企業所處行業競爭性相比于大型企業更強。有統計資料顯示，處于競爭不太激烈的行業（如石油工業、航空航天工業等）中的企業幾乎全部屬于大型企業，而中小企業幾乎百分之百處于競爭性行業。毫無疑問，中小企業在國內處于行業較為劣勢而企業自身實力不強的雙重壓力之下。
世界范圍內貿易壁壘的增加。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全球經濟愈發不景氣，世界范圍內彌漫著貿易保護主義氣氛。貿易壁壘的增加極大阻礙了中小企業的出口，開展海外投資，實現當地生產、當地銷售是應對全球日益加強的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法。
市場的激烈競爭、行業的劣勢、貿易壁壘的增加，已經威脅到中小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市場、原材料、技術等方面的問題都要求企業主動“走出去”。這不僅有利于其開拓國際市場，實現資源的全球配置，更可以讓中小企業學習海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企業自身的國際競爭力，最終改變目前所處的不利形勢，謀求企業的長久發展。
2 “溫州哈杉”對外投資微觀風險分析
任何投資都是有風險的，投資收益與投資風險如影隨形。對中小企業而言，投資也像一把雙刃劍，風險與收益并存，但其風險又具有它自身的獨特性。
哈杉鞋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哈杉”）是集研發、生產、銷售為一體的溫州首家跨國公司，于1991年以手工作坊起步。1995年，哈杉開始進軍俄羅斯市場，并與當地溫州同行展開了激烈的價格戰，后受到俄羅斯貿易壁壘的嚴重打擊，致使企業無法在俄羅斯打開市場。為了擺脫中國制造業在世界市場上無休止的價格戰和同質化競爭以及繞開各國反傾銷政策，哈杉選擇在海外建廠。哈杉最大的海外投資是于2001年在尼日利亞建立的哈杉大西洋實業有限公司。
2.1 資金短缺，導致項目無法實施
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使部分實體企業轉向資本市場的投機活動，而哈杉堅持著自己的生產計劃。2009年，溫州當地一家商業銀行突然中斷哈杉2000萬元的貸款，這一資金鏈的斬斷，直接減慢了哈杉的發展進度。當時，哈杉還在制定其在尼日利亞下半年一倍甚至兩倍的生產計劃，銀行的終止貸款讓哈杉措手不及，哈杉不得不縮小其海外生產的規模。資金短缺且融資困難目前已成為制約中小企業對外投資最為突出的瓶頸。我國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發放貸款的依據主要是產品有市場，企業有效益。對于生產型的中小企業而言，如果暫時出現銷售困難、市場前景不好，就難以獲得貸款。在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率下，金融機構更是減少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將有限的貸款額度給予大型企業。在直接融資方面，對中小企業的限制要比大型企業更為嚴格。因而，中小企業不僅不能獲得規模擴張所需資金，在技術改造、設備更新方面的資金更是十分匱乏。融資渠道的受限，讓中小企業的對外投資項目很可能由于資金需求無法得到滿足而無法實施。
2.2 產品科技含量低，缺乏國際競爭力
哈杉初期以接受代工生產（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s）訂單為主要業務，它維持了哈杉的初期發展。2000年以后，哈杉每年可以接到的代工訂單數漸漸減少，企業利潤因此下降，OEM業務已經不能再作為該企業的核心業務。于是，哈杉轉向自主生產普通男鞋，欲以低價銷售策略占領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隨著溫州的意爾康、奧康等具有其自身品牌的制鞋企業走向海外市場，哈杉的低價鞋漸漸失去吸引力。哈杉的產品滯銷，市場份額漸漸縮小，企業陷入危機。我國中小企業大多數屬于以半機械化為主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企業投入技術開發的經費約占全國研究經費的40%，遠遠低于發達國家70%的水平。產品技術科技含量低、技術創新能力差、產品技術容易被模仿是中小企業普遍的缺點。同時，我國中小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屬于防守型，目的多是轉移國內過剩的生產能力，因此企業在對外投資時，缺乏品牌意識，不具備核心競爭力。低價取勝的經營模式也導致了市場所在國、地區的反傾銷行為，使得許多產品的海外市場喪失殆盡。
2.3 缺少具有國家化經營能力的人才，企業管理水平低、缺乏戰略眼光
2005年，哈杉生產的鞋大部分滯留在尼日利亞的倉庫中，經過調查發現并不是尼日利亞沒有自我消化的能力，問題出在管理層。哈杉的管理層自信可以處理好與當地合作者的高管之間的關系，而事實上哈杉管理層在與多家零售商簽訂合同時存在爭論，簽訂合同后，零售商故意減少該企業產品的上架率。我國中小企業的投資策略主要是國內員工的海外經營。目前中小企業對外投資還處于初級階段，還沒有完成海外投資的當地化，大部分的投資是簡單的將國內員工轉移到海外。中小企業人員國際化素質普遍不高，尤其是在國際營銷、國際標準規范、國際投資等一些對外投資的關鍵條件方面，企業缺乏優秀人才。這恰恰與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須有通曉國際慣例、熟悉國際市場規律及國際貿易法則的管理經驗豐富、善于把握國際市場動向的復合型經營管理人才的要求相違背。中小企業依靠管理人員的市場經驗和直覺把握市場，因而容易作出不科學的決策，難以形成自己的國際化營銷模式和建立穩定的消費群體，更難以與其它國際經濟實體進行競爭。
2．4 市場信息反映不暢，信息反映機制缺失
中小企業的海外投資在與東道國企業展開競爭時，往往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在競爭中處于劣勢，這加劇了決策風險以及經營風險。企業在對外投資中若購銷渠道不暢，則易將企業帶入絕境，增加企業的破產成本、減少企業的經營收益。哈杉在尼日利亞建廠的初期，為了降低市場調研的成本，企業主要依靠上游和下游合作者來了解市場狀況。依靠二手信息來了解市場，使哈杉只能掌握滯后的信息，企業多次錯失快速進行產品調整的時機。企業對外投資是一個長久持續的過程，中小企業必須全程進行監督，快速洞悉國際市場，充分預測市場變化。而我國中小企業沒有實現企業的信息化，未建立信息反應系統，國際市場信息收集比較滯后，信息資料的處理和反饋功能比較弱，缺乏對國際市場全面、動態的了解。一方面，讓企業難以及時掌握對市場所反映的信息，失去對市場潛在發展機會的把握，阻礙了自身的國際化進程，另一方面也可能讓企業錯失退出市場的時機，尤其是在投資項目出現虧損時，不能及時進行商業止損。
3 對外投資的風險控制對策
在任何投資中，風險都是客觀存在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風險又是可控的。中小企業可以通過正確地認識風險并采取相應防范和管理措施，使風險降到最小的程度，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3.1 融資多元化，并編制資金預算
在國內不能保證資金需求的情況下，中小企業更應該實現融資多元化，靈活運用各種融資渠道和金融工具，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和降低融資風險，盡量在東道國進行融資，尤其是境外企業所需短期流動資金。這樣既能滿足資金需求又因為使用同一幣種，規避了匯率風險。同時，在遭遇資金緊缺的困難下，編制詳盡的投資預算、進行投資全程控制對于中小企業來說顯得尤為重要。中小企業在做出投資決定之前必須根據投資對象和投資方案編制詳盡的預算，確定可能需要的資金量。預算的編制必須做到方法科學、內容全面，防止因為事前低估所需資金量，事中又無法保證隨時有額外資金的支持，最終導致投資項目的失敗。哈杉于2006年已將重心轉移至銷售、研發上，但是其仍保留小部分傳統的加工貿易，目的是利用加工貿易資金回籠快的優勢，為企業周轉提供資金。同時哈杉也積極和當地的政府、金融機構溝通，實現在投資地的融資計劃。
3.2 加快技術創新，培育核心競爭力
中小企業能否走向國際市場并保持長期穩定的競爭優勢，關鍵在于企業是否能形成并保持核心競爭力。只有著眼于培育企業的核心資產，打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大力開發核心產品和核心技術，中小企業才能在國際競爭中取得一席之地。2003年，哈杉開始意識到品牌的力量以及名牌產品必須有一個過硬的技術力量作支撐，企業提出了由產品走出去轉變為整體走出去的理念。為突破款式設計的瓶頸，2004年哈杉通過收購意大利著名鞋企威爾遜公司，充分發揮其在研發、工藝技術、品牌影響力的優勢，改進企業自有品牌“HAZAN”的設計和生產，提高產品整體的競爭力。
3.3 培養優秀人才，提高企業管理水平
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的發展、管理水平的提高需要大批跨國經營人才，需要掌握了新的經濟理論知識、具備領導企業走向國際市場的能力的優秀人才。從長期來看，中小企業可全面推行崗位培訓，聘請國際企業管理、財會等專家學者到企業中開設培訓班，培養企業跨國經營的人才。另外，中小企業必須重視對東道國本土人才的利用，一方面是由于我國中小企業在產品研發人才和市場營銷人才方面的相對短缺，另一方面是由于東道國本土人才更加熟悉本土市場，能更快地對當地市場需求的變化做出反應。為了能讓企業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哈杉在社會上大量招聘高級專業性人才，并重視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哈杉建立了靈活的用人機制，切實將企業利益、興衰與每一個員工切身利益緊密地結合起來，這對企業的健康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