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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主要內容范文1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功能
知是人們對一定社會的思想、品德關系以及處理這種關系的理論、原則、規范的理解和認識。認識是行動的先導，沒有正確的認識，就難以產生正確的品德行為。情是人們按照一定社會的思想品德原則、規范去理解、評價周圍的人和事時產生的一種愛憎好惡的情感，是認識轉化為行為的催化劑。信是人們發自內心的對一定社會的思想品德原則和規范的真誠信仰，是思想品德行為的強大動力和精神支柱。意是人們在實踐理想、履行道德義務的過程中，自覺克服困難和排除障礙的毅力。行是人們在一定的品德認識、情感、信念和意志的支配和調節下，在實踐中履行一定的思想品德原則、規范的實際行動。人的思想品德形成與發展的過程是知情信意行諸要素從知到行的轉化過程，在實施教育的過程中，教育者要積極發揮主導作用，引導受教育的過程中，教育者要積極發揮主導作用，引導受教育者，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篤之以信、導之以行，幫助受教育者提高思想品德認識，養成正確的行為，幫助受教育者提高思想品德認識，養成正確的行為，并通過外界的支持和自己持久的控制，鞏固和強化良好的行為動機，使人們形成良好的行為習慣。
“所謂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培養人的實踐活動中，采用一定的文化方式，通過文化武裝人的頭腦，提高人對不同層次、不同風格文化的分辨力、鑒賞力和創造力，通過文化進一步挖掘人的知識及技能的潛力，陶冶人的情操，增強人的道德自律性，從而提高人的總體素質，達到人的全面和諧與充分自由的發展，即馬克思所說的對人的本質的全面占有或本質的回歸?！彼枷胝谓逃奈幕δ苤饕w現在三個方面：
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文化選擇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中進行，作為一種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它對各種環境影響進行選擇和調節，充分利用環境中的有利因素，有意識地抵制環境中的消極影響，甚至轉移環境影響的某些因素，將其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常軌道，從而創設一種良好的教育條件和情景。思想教育對文化的選擇是按照一定的社會、政治的需求及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特性進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識形態性本質決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在于進行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教育。歷史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總是把維護本階級利益的文化確定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以它為標準和核心決定對整個社會文化的聚會，建立社會的文化體系，并通過其掌握的國家機器，大力張揚、傳播和灌輸，使之成為社會生活公共的文化觀念，限制、排斥甚至消滅與本階級意識形態相違背的文化觀念。社會意識形態的性質決定了社會文化體系的性質，以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傳播，其中政治教育是其主導內容。
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文化整合功能。
“所謂文化整合，是指在一定歷史時期，特定組織通過某種方式和手段，在容納多種文化因子的基礎上確立共同的思想信仰和價值觀念，使一定群體成員在保持各自立場、看法的前提下，樹立群體成員對組織的基本思想與坐標認同，以增強社會的凝聚力和有序性的過程。”文化全球化大勢和文化多元化努力的并存和相互激蕩，是隨著世界經濟和政治的迅猛發展而來的最重要的世界文化現象。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和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中西方文化價值的沖突更加直接、劇烈，的主流意識被削弱，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被解構，對人們的社會行為、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審美情趣、偷道德、交往方式和人際關系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整合功能主要體現在它要在文化多元貨攤背景下建設和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積極建設國家文化的凝聚力，形成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并將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觀念有效地傳送給受教育者，內化為他們的政治認同與自覺追求，并始終引領各種文化思潮有序發展和諧共存。思想政治教育既要面對多層面、多渠道的不同聲音，又要維護國家核心價值觀的主旋律。整合功能充分體現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計劃性、目的性和主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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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校英語新聞 意識形態 翻譯建議
自20世紀90年代起，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多元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使譯者漸漸認識到意識形態對翻譯實踐的影響，翻譯研究也開始出現文化轉向。由于高校英語新聞扮演著重要的外宣角色，體現著學校的文化特色，故而其新聞翻譯必然會受到意識形態的操控。
一、意識形態與操控論
“意識形態”在英文中是ideology，源自于希臘文idea（觀念）與logos（邏各斯），主要是指人們對于世界和社會的認識和見解，表現在哲學、政治、藝術、宗教、道德等方面。美國翻譯學家勒弗維爾在其專著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就將這一概念引入翻譯研究中，并對操控翻譯的三大因素——意識形態、詩學和贊助人作了系統描述。
勒弗維爾認為，在翻譯的過程中，作為一定意識形態代言人的贊助人，利用他們的話語權力對于翻譯過程進行直接干預，而熟知這一套意識形態價值參數的文學家和翻譯家大多也會自覺地避免觸犯意識形態的天條，在他們認為允許的范疇內，操縱他們有限的話語權力和詩學技巧。高校新聞的翻譯不僅要在語言表達上符合英語新聞的特點，還受到學校外宣機構對新聞翻譯所提出的原則和標準的制約。
二、高校校園新聞的特點
作為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校園新聞除了具備新聞的基本特征外，還承擔著通過新聞輿論的感染和引導以教書育人的角色，體現著學校發展、學科建設以及學術研究的最新情況，并緊緊圍繞著學生生活與學習，讓人容易有親近感和認同感。此外，高校新聞作為校園信息傳播的平臺，也是豐富校園文化的重要途徑。一方面，高校新聞作為校園文化傳播的載體，全面反映著校園文化建設進程，傳揚良好的校風、學風和教風，培養師生員工的思想情操、文化素養，展現校內精神文明建設成果。另一方面，通過宣傳校園文化建設活動，豐富、拓展校園文化建設的內容，促進校園文化的健康發展，豐富高雅的校園文化。
三、高校新聞翻譯的問題與現狀
通過對國內高校英文網站新聞譯稿的對比和整理，筆者發現其從校園新聞的取材、新聞內容的編譯，到語言表達的風格都存在著諸多問題。
新聞取材的比例失重?？v觀國外高校的新聞網站，其取材往往集中于各領域的最新學術研究及調查成果的報道，學生活動的宣傳，以及社會熱點話題的討論。而對比之下，國內高校新聞卻更多地著墨于學術會議及論壇的召開，組織機構的成立，校際名流的互訪等。
語言表達的粗糙。一方面，由于當前高校的英文網站仍在進一步建設和完善的過程中，語言表達很難滿足新聞英語簡潔凝練的標準；另一方面，在翻譯中往往也容易忽略那些由于文化差異所導致的表達習慣的差異。例如新聞人物的頭銜翻譯，由于中外稱謂習慣的不同，同一個詞語在不同的領域中會出現多種表達。同樣是“主任”一詞，在英語中可能就會對應“dean”，“director”，“head”等等。因此，在翻譯中為了力求準確，一般不能僅僅根據字面詞語直接翻譯，而要去查詢其官方專業說法。
新聞內容的硬譯。受國內政治形態的影響，傳統新聞往往會不惜筆墨地羅列出一系列出席會議、活動的領導嘉賓名字，甚至冗長的頭銜。然而，由于高校英語新聞是海外學者、機構了解認識該校的第一窗口，這種大篇幅的列舉便會失去新聞點，也不符合受眾的思維習慣。例如：
“2月26日晚上，我校研究生和本科生赴美國波士頓大學項目說明會在博學樓階五教室舉行。國際合作交流處副處長xxx、城市學院副院長xxx、國際合作交流處項目主任xx等陪同波士頓大學大都會學院國際部項目主管克里斯汀·納爾遜（Cristin Nelson）就項目具體情況做了詳實講解，說明會由xxx主持?！?/p>
諸如這樣將參會者詳細羅列的會議類新聞，在高校新聞中頗為常見。對于譯者來說，如果不加整合刪減地直譯，或許這篇新聞稿子還真是別有一番異國風味。譯文如下：“On the evening of Feb.26th，the Boston University Programme Briefing was held in No.5 lecture theater.xxx，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xxx，vice dean of School of Urban Economics and Public Affairs，xxx，programm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made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on the programme to Mr. Cristin Nelson，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Office of Metropolitan College of Boston University. The meeting was hosted by xxx.”
同樣，新聞標題的翻譯也趨于事件名稱的陳述，而缺少吸引人眼球的新聞亮點。當然，高校新聞語言由于受到校園文化特有的意識形態的影響，無論是內容，或是語言，多較為嚴肅拘謹，例如原文的題目為“xxx University與臺灣東吳大學聯合召開會計學術研討會”，即為新聞事件的直接描述，其對應的譯文也是“Academic Seminar on Accounting Jointly Held by xxxx and Soochow University （SCU） On April 14th" 。
另外，由于漢語表達往往較為含蓄，所以原始新聞稿中的語言修飾性成分較多，鋪墊較長，這與英文表達直接簡練的特點相悖。在新聞稿內容的編譯中，應充分考慮這一因素，對“受眾關注的信息給予補充，對受眾無用的信息進行簡化或刪減，受眾難以理解的信息做適當處理”，增強譯文的可讀性。新聞標題的翻譯也趨于事件名稱的陳述，而缺少吸引人眼球的新聞亮點。
四、高校英語新聞翻譯策略
為了更好地提高英語新聞的翻譯質量，樹立良好的高校形象，在新聞翻譯中，應本著“得意忘形”的原則，充分考慮譯文的可讀性與受眾的可接受性，避免跨文化交際障礙。
首先，要做好譯前準備。為了更好地把握新聞要點，在翻譯前需通讀原文，了解新聞事件的主要內容。如果“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就會陷入片面翻譯的困境，使得譯文的結構松散，中心重點不突出。同時，也要以嚴謹的態度對待新聞中所出現的專業性、學術性詞語，一方面要在相關官方網站上了解其確切表達，以提高譯文的準確性；另一方面為了增強譯文的可讀性，對過于專業和學術的表述可以適當注釋。
其次，在翻譯時應刪繁就簡，淡化翻譯痕跡?？紤]到英語新聞的受眾需求，在翻譯中不必對原文進行面面俱到的逐詞對譯，對于一些修飾性、重復性表達進行有效刪節，保持新聞的簡明性，避免過于冗長，造成表達的累贅感。對于一些中國特色的政治、文化表述，以及高校專屬的場所、機構名稱等，必要時可以采取注釋或音譯加注的方式，避免因東西文化差異造成的理解障礙。
最后，為了提高譯文整體質量，可以對譯文進行獨立校對與賞析。校對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十分關鍵的一步。由于受思維定式影響，如果仍舊對照中文進行校對，往往難以發現問題，多流于字詞語法的糾錯。因此，甩開母語的干擾，只讀譯文，不失為一種良策。
此外，為了方便高校新聞翻譯研究的展開和進行，還應建立相關動態語料庫，積累更多的研究素材，從而不斷總結出新聞翻譯中的問題及對策，推動高校英文網站的建設。
五、小結
意識形態主要內容范文3
關鍵詞：中國模式；意識形態；戰略；
中圖分類號：D61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5194(2011)02―0170-05
近期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中，不管對中國模式的定義如何，也不管中國模式涉及到哪些層面，但有一點幾乎為大家所公認，即中國模式就是中國的現代化模式。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中國模式”實質上就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戰略選擇，它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發展戰略和治理模式…。正因為僅僅涉及到的似乎是價值中立的現代化，那么中國模式研究從內涵上來說也就具有了某種去意識形態化的傾向。而事實上中國模式研究的早期進程中存在大量的意識形態因素；在目前所使用的關于中國模式的研究范式和概念框架中，以及中國模式產生和發展過程的研究中也充滿了意識形態因素。為此，在中國模式研究中必須注意意識形態因素。
一、國外中國模式研究：以意識形態為導向
從現代化進程的意義上來說，“中國模式”并不是從21世紀開始的。廣義的“中國模式”研究應該納入到對中國近現代的現代化的進程研究中來。自19世紀末中國納入全球化進程中后，尤其是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建立后，中國的發展(或現代化)進程就納入到西方學術界的研究視野。
就國外來說，廣義的中國模式研究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20世紀50-80年代，以費正清、羅茲曼為代表的“西方中心”派，從現代化進程的角度對中國進行了研究；21世紀初期，以雷默為代表的“中國崛起”派，從外交戰略等方面研究中國。這兩個階段的中國模式研究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導向，其立意旨歸、分析范式和語義系統都充滿了意識形態色彩。
(一) 從“沖擊一回應”模式到“中國中心觀”
費正清是海外中國研究的標志性人物。他對中國現代化進程提出了一個“沖擊一回應”模式，這是按照西方價值觀和學術規范對中國進行的研究。費正清的中國研究除了學術立場以外，其意識形態傾向也非常明顯。他的重要著作《美國與中國》和《中國的世界秩序：中國傳統的對外關系》等著作直接影響了華盛頓的政策偏向。其研究資金也來源于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福特基金會。更為重要的是，費正清的這種視角還影響了羅茲曼等一大批中國研究專家。
亨廷頓在《變革中的政治秩序》中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發展模式進行了比較研究，其中花了重要篇幅對中國政治發展作了比較嚴肅的討論，試圖突破以民主化為評價標準的西方政治發展模式。這被看作是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另一種視角。這種視角被歷史界稱為由“沖擊一回應”向“中國中心觀”的轉向。1970年代以亨廷頓為代表的美國行為主義政治學家的研究，實際上代表了華盛頓的外交旨意。而以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in China)一書的出版標志著這一種全新轉向的完成。這種觀點反映了美國1970年代以來對東方各國社會研究的基本趨勢，力求擺脫“殖民地史”的框架，從社會內部按照社會本身的發展規律探索其歷史進程。
(二) 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
2004年5月，雷默的《北京共識》的發表，標志著西方中國模式研究的再度興起，由于中國成功地應對了金融危機，在危機中“一枝獨秀”，該報告一發表就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這一討論一直持續至今。
雷默在報告中稱：“北京共識給世界帶來了希望。在華盛頓共識俏失后，在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破裂后，在阿根廷經濟一落千丈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不敢確定新的發展范例應該是什么樣子。許多國家想求得發展與安全，但幾百年來不斷看到過于依賴發達國家提供援助的發展模式以失敗告終，對于這些國家來說，中國所發生的一切，包括創新、不對稱性、對平等的關注、對有關公民權力與義務的新思想的探索等，都有著極大的吸引力”。中國的發展是“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之路……北京共識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要使用影響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腳趾的霸權大國挪開”。
雷默報告發表以后，引起了強烈關注，多家海外媒體對此進行了評論。美國的《國際先驅論壇報》刊登了題為《中國將以自己的方式改變》的文章，稱贊中國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進政治改革果斷明智。英國《金融時報》認為：“北京共識”是幫助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工具，這是一種全球發展模式的力量在吸引其追隨者，它吸引追隨者的速度，幾乎與美國模式一樣快。墨西哥《每日報》在題為《中國：亞洲的地平線》的文章中，認為中國奇跡是依照自身情況理智制定社會經濟政策的結果。《香港經濟日報》在《“北京共識”：發展中國家的上位模式》一文中指出“北京共識”的核心是按照國情，走自己的路。
這些評論反映了中國模式的海外影響在逐漸增大，涉及到對中國模式政治特征、經濟發展道路以及外交影響等領域。其實這些充滿“溢美之詞”的報道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場社會主義的實踐在有13億人口的泱泱大國進行著，對那些現代化成功或不成功的國家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震撼，這種震撼本身就是中國模式的意識形態力量。
但清醒的研究者也注意到：無論是“G2”的贊譽，還是“北京共識”的恭維，事實上都隱藏著美國對華戰略的新調整，試圖將中國綁上美國戰車，是個意識形態陷阱。官方也有學者呼吁必須重視“中國模式”的外交影響②。還有學者認識到了“北京共識”背后的意識形態因素，并不提倡用“北京共識”一詞，認為提“北京共識”吸引人眼球的成分較多一些，更應該使用“中國模式”一詞一’；甚至有學者認為“中國模式”本身也是近年來民族主義抬頭的一個信號。
反過來，西方對“中國模式”的提法更充滿著意識形態的戒備之心。近期英國教授雅克出版其新書《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央帝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終結》，其主題就是中國文化或者價值威脅。雅克認為，如果過去二百年是歐洲模式統治世界，那么今后百年該輪到中國了。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和文化復興，它將恢復和鄰國的那種古老的朝貢依附關系。朝貢體系必將替代歐洲的“國家獨立模式”。西方世界并不對通過市場化改革獲得長足發展的中國經濟發展之路感到驚詫和憂慮，相反“西方認為，西方世界基本上有著共同的價值體系和相似的政治制度，而中國崛起的價值取向和西方的并不一樣，政治制度更有著非常大的差別，所以恐懼感頓時油然而生”。
從上述兩個歷史階段來看，這場“中國模式”的討論就是意識形態爭論，否認這一點不僅在理論上 站不住腳，甚至會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漸喪失話語權。
二、國內中國模式研究：意識形態缺失
從詞義來說，模式就是“方式”和“道路”，實質就是發展的手段，其本身并沒有太多的價值附加?！爸袊Ｊ健钡膬r值附加與中國逐漸進入國際舞臺、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是同步的。但對中國模式的非意識形態因素的強調在學術界仍占據一定的學術地位。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美國丹佛大學教授趙惠生，他強調，“作為一種過渡性質的中國模式并非由任何意識形態教條或是原則所驅動，而是由經濟成功取向的務實主義所驅動”。這種發展模式是去意識形態化的。持這種觀點的學者非趙惠生一人。國內許多學者討論中國模式時，基本上將中國模式歸納為經濟的市場化改革、政治的民主化進程、社會的民生主義。鮮有涉及意識形態維度的研究。
然而，如果研究中國模式堅持去意識形態的立場，其后果是非常嚴重的，主要表現為去意識形態化將導致中國模式產生身份認同危機。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有了近60年的歷史，有過成功也有過挫折，但否認社會主義因素顯然難有說服力。前30年，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不僅初步建立工業化基礎，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改造了舊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生產關系，為后30年的經濟騰飛奠定了物質和制度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模式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中國模式的靈魂。去意識形態的實質就是去“社會主義”。忘卻這一點我們不僅不能趕超美國模式，增強中國模式的吸引力，甚至不能找到自身的認同感。意識形態真空中從來沒有發展模式，沒有“靈魂”的中國模式要么被新自由主義捕獲，要么被社會民主主義捕獲。甚至如果亦步亦趨地追求去意識形態化，不僅不能達到一種純粹中立的價值立場，而且還可能導致中國模式的“拉美化”。這樣一來，堅持新自由主義的中國模式與拉美模式有何區別?
此外，如果長時段地考察一下中國模式研究的歷史進程、中國模式產生和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以及嵌入意識形態的中國模式具有的戰略意義，就會發現中國模式的意識形態因素非常明顯，也非常重要。
就目前的中國模式研究而言，中國模式概念本身，以及用來描述中國模式的特征、內容及趨勢的語言都是屬于西方分析范式的，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由于東西文化差異，尤其是學術話語系統和分析范式的不一致，以市場化、民主化、治理結構合理化等概念范疇對中國模式進行歸納，顯然難以全面準確地理解中國模式，往往會將中國模式歸結為“威權資本主義”和“資本威權主義”，甚至也有中國學者將中國模式視為“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同時，根據這些標準也有人會認為談中國模式為時過早。
兩種觀點之所以存在沖突，是雙方立論的標準不一樣而導致的。因此理解中國模式必須要突破西方現代化的分析范式。有國外學者認為，“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中國崛起帶來的可能是一種全新的思維，一種深層次的范式變化(paradigm―shift)，一種西方現存理論和話語還無法解釋的新認知。
從實踐上看，從2008年以來，中國模式研究逐漸開始走向本土化，學界嘗試性地提出了“中國模式”的中國特征。這是對20世紀中期以來對中國現代化研究的一次突破，也是中國學術界自信心的提升。理解中國發展道路歷來是海外中國學的關注重點。但從根本上來說，這些關注都是以西方現代化模式作為一種參照對中國發展進行研究，其概念系統和分析范式都是西方的。直到2009年，以潘維為代表的中國學者才開始了建構本土分析框架的努力。這一時期的討論更為深入，涉及到經濟、政治、外交戰略等方面。但最為突出的是嘗試性地概括中國氣派的“中國模式”的特征和內容。
張維為認為中國模式具有“特征”，其中包括：一個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比較強勢高效的政府；一個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集中關注民生，改善民生；能正確處理穩定、改革和發展的關系；拒絕休克療法的漸進改革；確立發展的優先順序；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開放的態度。
潘維認為中國模式實際上包括三部分內容：國民經濟、民本政治和社稷體制，并由12大支柱組成。
潘維的分析雖然仍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西方的話語(例如市民社會與國家二元對立等分析范式)，但已經開始用傳統哲學和政治的學術資源進行了歸納。顯然，這種分析模式從本質上堅持了效用原則，以治理的有效性為標準。
總體上來說，中國學術界對中國模式的研究在中國氣派上作了開創性的工作，但涉及到的領域大多是經濟發展、政治治理和社會治理等三個層次。中國模式的意識形態因素并未納入到考察的范圍。而實際上，中國自以來的以民族獨立、民族復興和現代化為主要內容的中國模式探索深深鑲嵌著中國傳統文化因素，近60年的社會主義探索之路更是充滿了意識形態因素。雖然在這一過程中，意識形態的發展充滿了曲折，也出現過失誤，但排出中國模式的意識形態因素顯然難以理解中國模式的形成和發展。因此，中國模式的研究除了要將研究的視域擴展至以來的中國近現代史，確立中國氣派的分析范式，更要將研究的領域擴展至意識形態領域。
三、嵌入意識形態因素的中國模式具有戰略意義
(一) 意識形態因素為中國模式增添價值附加
西方學術界和媒介大多以“威權資本主義”來定義中國模式，其原因在于西方與中國在學術語境上有根本性的差異，此外，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模式沒有給人類文明提供一種價值附加。
幾乎所有在世界上暢行無阻的現代化模式，都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因素。美國模式在拉美、前地區通行無阻，固然有經濟發展成就巨大的原因，但美國模式中自由、民主、個人主義等價值觀念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以及為推行這些價值理念而采取的外交努力顯然與美國模式的強大影響是密不可分的。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價值理念就是新蒙昧時代的“三位一體”。
中國模式的靈魂就是中國模式具備的意識形態因素。當然這個因素里面不僅包括了中國模式所一貫堅持的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因素，還包括了傳統文化的人本主義、民生主義。這些都是中國模式的價值附加。除此以外，民主仍是中國模式的價值附加，這種民主具備了社會主義特征的有序漸進的民主，而不是西方議會選舉制的民主。中國模式仍在完善中，任何試圖一勞永逸地歸納中國模式意識形態因素的做法都注定要失敗的。所以，不斷地從實踐、文化傳統及中尋找資源，才能使中國模式的意識形態因素更加完善，更加具有說服力和感召力。為做到這一點，在中國模式的價值附加中，必須堅持兼容并蓄、體用結合、邏輯自洽、原則性和策略性相結合等原則。
兼容并蓄就是堅持“拿來主義”的方法，將西方價值理念的核心概念引進并加以改造，尤其是那些反映時代特征、在文明史中被普遍承認的核心價值理念。體用結合就是堅持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原則 和已經被中國發展所印證的那些基本原則結合起來，例如公平正義等概念，它既是社會主義的，也是傳統文化的。邏輯自洽就是要使意識形態體系中的概念自成邏輯，不發生邏輯層次的混亂，有核心有，有層次有張力。邏輯自洽是中國模式價值附加的方法論原則。原則性和策略性相結合實質上就是將中國模式所蘊含的策略性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標簽結合起來，保持兩者的張力。
(二) 為中國模式繼續發展提供合法性基礎
提倡慎提中國模式的學者以中國目前的發展存在大量的問題尤其是以存在貧富差距和利益團體為其立論的主要依據。這些問題固然與中國模式的特征不相符合，但確確實實存在著。如果強調中國模式必然會掩蓋這些問題。在筆者看來，提中國模式，尤其是有意識形態因素的中國模式，提供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某種條件。
其一，意識形態的一個正向功能就是為改革發展提供合法性辯護，減緩改革所帶來的陣痛。在改革還未來得及內生出足以對改革進程產生實質性影響的“分利集團”之前，社會各階層成員普遍形成了一個好的改革預期，正是“好”的改革預期以漸進的、滲透式的方式改變著社會成員的意識形態，使原有的信仰結構轉化為一種新的與市場化趨勢相吻合的信仰結構，這使改革比較“平滑”而且難以逆轉。忽略或者漠視制度變遷中社會信仰結構的演變及其政治經濟學含義，不能為信仰結構或意識形態偏轉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關系提供邏輯一致的解釋，實際上經濟增長、社會公眾信念體系的演變及其兩者間的關系決定著制度變遷的演化軌跡，并為改革提供某種合法性的基礎。
其二，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一種價值期待，因而引導中國模式向健康的方向發展。意識形態因素在某種程度上不僅僅作為民眾承受改革成本的“減壓閥”，而且也對政府產生某種軟約束，促使政府實現對民眾的承諾。隨著大眾傳媒的普及、信息渠道的暢通，各種價值觀念紛至沓來，謹慎對待這些價值理念也是政府執政合法性的重要考量。官方從回避到正視，就為這些理念的實現提供了某種可能性。民眾與政府雙方對價值的正向判斷會引導中國模式的健康發展，消解由于發展不平衡所帶來的對抗性。
(三) 意識形態因素將中國模式與模式區別開來
正如上文指出，中國模式的標簽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去意識形態本質上就是去社會主義。而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歷程一再證明，中國模式實質上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模式的價值附加顯示了中國發展模式與社會主義的本質性區別。中國模式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等方面都是對僵化的蘇聯模式的根本否定，“是從體制模式層次上對蘇聯模式和斯大林體制的全面突破”。然而最為重要的是，中國模式植根于偉大的文化傳統中，社會主義文化與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使得中國模式在精神氣質上與社會主義區別開來。樹立這種標簽的好處就在于，將中國模式與蘇聯模式區分開來，為社會主義重新贏得聲譽，更為重要的是從這種對比中發現中國模式的優勢和劣勢，正視成績與問題，為下一步改革提供一種參照和借鑒。
(四) 為樹立中國模式的國際形象奠定基礎
意識形態不僅對在國內的經濟改革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國際戰略外交方面更是為重新確立中國模式的正面形象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正如上文已經指出，社會主義是中國模式的標簽，雖然比起上世紀來說，社會主義在亞非和拉美的吸引力已今非昔比，但社會主義對新自由主義、不公正不平等來說，仍是一種可貴的價值校正。就這一點來說，堅持中國模式的社會主義因素對樹立中國模式的公平正義、照顧民生等正面形象來說至關重要。發展中國家不僅對中國現代化之路感興趣，對中國模式的價值因素也同樣重視。有海外學者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和成功經驗，是在落后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實現現代化的經驗。它不僅是中國巨大的精神財富和寶貴的文化遺產，也是人類社會的共同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是對人類社會的重要貢獻，必將對在探索中前進的其他國家產生積極的影響。因此，鑲嵌入中國傳統價值理念的中國模式對世界來說，更具備吸引力。
參考文獻：
意識形態主要內容范文4
[論文摘要]思想道德修養-9法律基礎是一門面向全體大學生開設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程。教學這門課程，需要執教者從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的內涵和實質，內容結構，表現形式等方面把握好“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關系問題；把握好思想理論教育的知識性與意識形態性的關系即思想理論教育始于知識而不囿于知識。思想理論知識教育的目的與意識形態教育目標的同一性，堅持思想理論知識的教學與意識形態教育的辯證統一．正確處理好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關系問題。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是一門面向全體大學生開設的、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特征和意識形態基本要求的思想政治理論課。這門課程是把原“98方案”的“思想道德修養”、“法律基礎”兩部分內容整合為一門新的課程。因此，如何處理好這兩部分內容之間的聯系，如何把握好思想理論教育的知識性與意識形態性的關系，如何處理好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關系問題，是值得執教者關注與探討的問題。
1把握好“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關系
1．1“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聯系
從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的內涵和實質來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與法律都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物，都受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制約，同時又反映和作用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它們都是在指導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具有相同的理論基礎；它們都是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意志和利益的體現，都是調節人與人之問相互關系的一種社會規范；它們都是為了確認和維護對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有利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廣大人民最根本利益服務；它們的許多基本原則和內容也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律為社會主義思想道德提供了基礎和保障，思想道德建設為法律制定提供了目標。社會主義法律貫穿了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的精神，培養人們的道德品質和情操，培養人們遵守道德規范的責任感。社會主義思想道德是健全法制、厲行法治的重要因素。立法者制定法律、法規時，必然要考慮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現狀和內容，把某些道德規范轉變成法律規范。社會主義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促進人們自覺遵紀守法，促進整個社會法制建設水平的提高。
1．2“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區別
思想道德與法律是兩種不同的社會規范。法律是由國家制定、認可并由國家保證實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統治階級(或人民)意志，以權利和義務為主要內容的社會關系、社會秩序和發展目標為目的的行為規范體系。而道德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出現而出現的，以善惡為標準，通過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和人們內心信念來調節控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非強制性社會規范的總和。從社會主義法律表現形式上看，法律表現為國家制定的規范性文件或國家認可的習慣；而道德則是一種意識形態、觀念的東西，存在于人們思想觀念、風俗習慣和社會輿論之中。從“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內在結構關系法律調節的層面來看，思想道德主要涉及個體觀念和意識形態層面的問題；法律主要涉及人們行為層面的問題。從“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調節方式來看，思想道德修養主要依據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和個體內在的信念起作用，是一種“軟調控”；法律是通過強制性的外在控制發生作用，是一種“硬控制”。從思想道德與法律作用的范圍來看，思想道德涉及范圍更為廣泛，相對模糊；法律作用的范圍較為具體，十分明確。從思想道德與法律調節控制的結果來看，思想道德著重要求人們內心世界的善良與高尚；而法律則著重要求人們外部行為及其后果。因此，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兩者存在著明顯的界線，具有不同的形成和發展規律，不能相互混淆。
2把握好思想理論教育的知識性與意識形態性的關系
2．1思想理論教育始于知識而不囿于知識
當前，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教學中，存在的一個主要傾向是突出思想理論教育的“知識性”，而忽視了思想理論教育的“意識形態性”，從而淡化了思想理論課程的意識形態功能。誠然，思想政治教育必須經由知識教育，知識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環節。與中小學強調養成教育不同，在高等教育中應重視理論知識的學習。高校思想理論教育要進行相應的思想理論的宣講，解決思想理論認識問題，培養大學生理論意識的自覺性。同時，大學生處于思想意識逐漸成熟階段，他們一般具有自己的審視行事標準。因此，對大學生的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要重視思想理論知識的學習。然而，思想理論教育始于知識卻不囿于知識。思想理論教育課不是單純的知識課，它是具有價值傾向的思想理論課。思想理論教育課程設置的目的，并不在于引導教育對象掌握知識、應用知識、發展知識，它需要通過教育對象個體對相應知識的掌握而生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形成堅定的信心和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實踐證明，淡化思想理論教育的意識形態性就會弱化思想理論教育的功能和任務?！梢姡枷肜碚摻逃仨殘猿炙枷胝卫碚摰囊庾R形態性質。
2．2思想理論知識教育的目的與意識形態教育目標的同一性
我國高校大學生思想理論教育的主要任務是：以理想信念教育為核心，深入進行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教育；以愛國主義教育為重點，深入進行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規范為基礎，深入進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學生全面發展為目標，深入進行素質教育。從更根本的意義上說，大學生思想理論教育的意識形態教育是高校人才培養目標的需求。新世紀，我國現代化的建設者和接班人不僅要有較高的科學技術水平，而且要具有獻身于祖國和人民，獻身于所從事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崇高理想和信念。因此，提高大學生的政治、思想、道德、法律素質，是保民族之本，揚民族之威的有力保障，而高校大學生思想理論教育是其重要的途徑和手段?？梢姡咝４髮W生思想理論教育的知識性教育的目的與意識形態教育目標是一致的。
2．3思想理論知識的教學與意識形態教育的辯證統一性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開設，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對高層次人才素質的需要，也是大學生成才的需要。在堅持思想理論教育的知識性與意識形態性的辯證統一關系時，應注意兩種傾向：一是一講學科建設，就把它朝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等學科上靠，把思想理論教育課程當作一般的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等知識課程；二是一講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識形態性，就把它等同于傳達黨的現行的路線方針政策，等同于“政治德育”。由于視角不同，高校德育確實存在不同的研究模式。有人強調學科德育，從純粹理論的角度建設德育，突出了德育的學術色彩；有人主張生活德育，努力體現一種與生活本身一致的道德教育的特色；有人強調心理學德育，從價值中立和無批評原則對德育的借鑒出發，使德育詮釋在心理學的模式之中；也有人從文化德育的角度，從古今中外歷史與現實中的文化和道德的關系中詮釋德育，政治德育則由于凸現德育的政治功能成為特定年代的標志。高校德育教育模式作為學術問題，各種研究實驗和設計都應當鼓勵，但是德育教育教學的意識形態性不能由于不同德育模式的存在被消解，不應當回避價值觀問題，不能淡化各種意識形態的分歧。在中國高等教育還不普及的情況下，大學畢業生將來勢必會在國家重要的崗位上擔當責任，或者成為各個領域的領導者、管理者、建設者和勞動者。探討思想理論課程的知識性與意識形態性的統一是理論學科建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因為這一學科主要研究整體性、中國化、黨的指導思想和意識形態、社會主義現實問題和大學生理想的關系、大學生思想政治素質培養等問題，是哲學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無法取代的。而所有這些問題的研究，既是全面加強課程、教材和隊伍建設的學理支撐，又是改革教學內容、改進教學方法和改善教學手段必須圍繞的根本。不加強學科建設，只是從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識形態性質出發來強調它的重要性，也不可能提升它在學校教育教學中的地位，其師資隊伍也難以得到穩定和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既要借助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優勢，又要潛心于自己的學科建設，開拓學科的研究空間。在實際的教育教學中要兼顧黨的意識形態的需要和大學生成才需求，尋找兩者的結合點，以育人為本，貼近學生；要兼顧理論性和生活性，既體現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理論課的屬性，又貼近生活，以此選擇教學內容和構建教學體系。
3加強“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實踐教學
這門課程具有很強的規范性和實踐性。其教學目標不僅要解決學生對社會道德基本要求和法律規范的知不知、懂不懂的問題，而且要解決信不信、行不行的問題。這一教學目標的實現，完全依靠理論教學是難以奏效的。因為大學生道德品質和法律素質的形成與發展，需要經過道德法律意識和行為等要素反復內化和外化的運行、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實踐教學具有重要作用。要想取得這類課程的實效性，必須在教學方法和途徑上加強實踐教學環節的研究與實驗。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的實踐教學，主要是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根據教學基本要求和有關知識點，通過開展學生親身參與、體驗的實踐教學活動實現教學目標的教學模式。它包括課堂的實踐教學、社會實踐和有關德育活動等。
3．1實踐教學的功能和作用
實踐教學作為一種教學模式，其功能和作用主要是對大學生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質形成與發展施加影響，使其道德品質和法律素質的內在心理要素發生變化，通過內化和外化的動態過程起到積極的教育作用，以便提高該課程的實效性。大學生道德品質和法律素質的形成與發展，需要經過道德法律意識與行為實踐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反復內化和外化的運行、發展過程。受教育者主體道德品質和法律素質形成與發展的內化，是指外在于受教育者主體的體現社會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社會輿論，加上學校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形成的合力，在主體知、情、信、意等內在心理要素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心理機制的作用下，使外在的社會道德法律基本要求被受教育者主體所接受和認同，并通過實踐體驗和感悟內化為其道德意識和法律意識即精神力量。外化過程是指在這種精神力量的支配下，將受教育者主體的道德意識和法律意識轉化為行為實踐，相對穩定地調節主體外顯的行為。這一過程是道德法律意識和行為等要素不斷運動、發展、變化，由低級到高級、簡單到復雜、量變到質變，從而形成相對穩定的道德品質和法律素質的動態過程。受教育者主體的道德法律行為作用于外部環境，往往會產生某種社會評價，即人們在實施道德法律行為的過程中依據社會道德法律的準則和基本要求，對其行為實踐所作的價值判斷。其功能是以善惡和法律規定為標準，形成道德和法律行為選擇的正確價值觀。其實質是對受教育者主體道德和法律行為的動機、效果和價值的判斷，是人們道德和法律行為選擇和堅持正確行為習慣的外在力量。
3．2實踐教學的最終目標
實踐教學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兩個飛躍。“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實踐教學的最終目標是激勵、促進受教育者主體的社會道德和法律基本要求的內化和外化兩大飛躍。受教育者主體道德品質和法律素質形成發展的內在心理要素，包括認知、情感、信念、意志等，屬于意識或精神的范疇，在它沒有客觀化、外在化時，還不能構成完整意義的道德品質和法律素質。道德品質和法律素質形成發展是內在心理要素和外在激勵要素的統一，是觀念、意識和行為實踐的統一。它需要經過兩個飛躍：一是受教育者主體通過學習和實踐體驗，將外在的社會道德法律原則、規范、基本要求等內化為道德和法律意識，從而實現從社會的外在力量到受教育者主體的內在力量，即精神力量的飛躍；二是實現從受教育者主體的內在力量到客觀化、外在化的行為實踐的飛躍。實現這兩個飛躍離不開人們的行為實踐。受教育者主體只有通過道德品質和法律素質形成與發展的內化和外化的整合才能實現上述兩個飛躍，從而形成其道德和法律行為的相x,-t穩定的特質和傾向。
上述兩個飛躍并不是一次實踐教學或理論教學就能夠完成的，而是需要經過反復多次，分層次、分階段的實施才能夠實現。其中，認同、信奉是重要的層次與階段。
認同，即受教育者主體通過后天學習和實踐體驗，將外在于個體的社會道德法律意識內化為個體的道德法律意識及其精神需要。它是行為主體在認知、情感上，對外在于主體的社會道德法律意識的實施價值、意義的認識趨同，并指導自身自覺行為的一種心理傾向。認同階段的重要功能是受教育者主體將外在于自身的社會道德法律意識和社會需要內化為自身意識、自身需要的認知和情感體驗，并轉化為其自身內在的知、情等心理要素。該階段是確定更深層次內化的基礎，是完成內化和外化運行過程，實現道德品質和法律素質形成發展兩大飛躍的動力源泉和心理基礎。這一階段的重要特征是實施道德法律行為的自覺性和主動性。自覺性即受教育者主體實施道德或法律行為的主觀動機發自其個體的自我需要，并使這種自我需要與社會需要、社會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相趨同，它區別于特定情勢下的盲從，也區別于在特定外部壓力下的被動服從。超級秘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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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
一、本問題研究的重要意義
1.理論上，通過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這一命題的基本問題進行哲學研究和分析，有助于正確處理基本問題與其他問題之間的辯證關系；有助于構建并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基本理論構架體系。
2.實踐上，研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基本問題及其路徑選擇問題，有助于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大學生當中的培育和踐行，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目的的實現和教學實效性的提高，有助于大學生健康成長。
3.學科建設方面，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是思想政治理論課發展的內在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宣傳和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進行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的重要陣地，屬于理論二級學科范疇，研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基本問題及其路徑，有助于豐富理論二級學科建設的內容，從而也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踐提供強大的理論支持。
二、國內外關于本問題研究的現狀
本課題研究既需要梳理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又要梳理國內外關于意識形態建設和意識形態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這兩個方面的研究成果均能為本課題研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1.關于意識形態教育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的研究
國外學者不僅始終關注意識形態問題，而且也十分關注意識形態的教育問題，主要集中于德育課程理論和德育課程實踐的研究上。對如何把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作了一些研究，并有一批有影響力的成果，如杜威的《教育的道德原理》、查贊?巴里的《當代道德教育理論》等，基本觀點認為，把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是道德教育理論的核心，在教學方法上，反對灌輸，強調受教育者的主動性和自覺性。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繼而黨的十又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概括為二十四個字，學術界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的研究也隨之繁榮起來。國內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及其教育的研究成果十分豐碩。如韓震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研究》、周中之和石中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探索》等等。論文方面數以萬計，如陳力祥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研究的國外學術維度》、周中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研究》、韓振峰的《高校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的基本途徑》，等等。研究的主要內容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的實質和內容、必要性與可能性分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的經驗總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高校教育的路徑和方法等。
2、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研究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理論中，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研究成果也十分豐富。如周琪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三個轉向及實現》，劉崢《大學生認同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等，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意義、方法、對策以及路徑方面的研究。
（1）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思想政治理論課之關系研究
做這方面基本問題研究的成果還比較少，其中釗旭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關系研究》一文中做了初步的探討，他認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之間具有相當緊密的聯系，思想政治理論課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是辯證統一的。[1]
（2）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難點及存在的問題研究
薛明珠、陳樹文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思考》一文中，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主要難點進行了深入地思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增加了融入的難度；要根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與層次對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體系進行重新定位和梳理；教學方法陳舊、形式單一；教學效果評價困難。并提出了具體惡實施途徑：以實踐活動為載體，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具體化；拓展第二課堂進行核心價值觀教育；實行多元化評價方法。[2]
陳延斌、周 斌則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調查與思考》這篇文章中，分析了當前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中存在的問題：信仰存在一定程度、范圍的弱化；實用主義增強與理想信念弱化交織；對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重要性的認識顯現出兩重性的傾向；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政治、理論素養有待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存在亟待改進的問題與環節，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對于實現有效融入具有極大的意義。
（3）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施路徑研究
胡綠葉、何菊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路徑探索》一文中提出三條路徑選擇：以提升教師素質櫧鸕悖展開理論研究；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現為主線，精選教學內；以大學生認知律為導向，創新教學方法。以校內外教學資液為載體，拓展教學途徑。邵 銀 、余 華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側重點》分別從四門思政課特點出發，提出了開展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側重點問題：“基礎”課重在幫助大學生厘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邏輯結構，領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統文化資源；“原理”課教學重在幫助大學生理解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論基礎和方法指南；“綱要”課教學側重于講清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寬廣的歷史視野和深厚的歷史積淀 ；“概論”課教學重在講清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社會主義屬性，提高大學生對價值觀的鑒別和選擇能力。陳宗章在《社 會 主 義 核 心 價 值 觀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思考》一文中設計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實現路徑：規范化路徑，即合理規范設計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的計劃大綱，作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根本依據，使之成為總體教學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有組織、有秩序地開展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提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實際效果，對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效果要有制度化的考核評估機制；生活化路徑，即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要體現生活內容，在生活敘事中展開實踐活動，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成為大學生生活的新常態；社會化路徑，即搭建社會化的教學實踐平臺，展開廣泛的社會實踐調查研究，加強大學生面向社會的志愿者活動等。王占仁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徑研究》一文中，提出以下幾條途徑：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及內容體系，從根本上確保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大學生所感知；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從手段上確保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大學生所認同；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撐體系，從環境上確保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大學生所接受。
三、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以上國內外關于意識形態基本范疇、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教學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為開展本課題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和支持。但是已有的研究尚存在不足：
1、鮮有對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特點及局限進行研究。
2、主要集中于“融入的路徑和策略等方法論上”的研究，體現出一種急于求成的傾向，而對一些基本的理論維度和文化維度問題缺乏細致的思考和探索。
3、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有效性條件研究不足，對融入過程中存在的困難缺乏足夠的重視。
4、技術性路徑研究呈現出簡單重復的研究狀態，缺乏可操作性的創新。
5、缺乏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踐中存在誤區的思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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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從語言和社會歷史角度探討了阿多諾大眾媒介批判理論的生成原因，仔細分析了他對大眾傳媒批判的主要內容，揭示其批判理論存在的缺陷，并對它進行了反思，從而挖掘出阿多諾大眾媒介批判理論研究的價值。
在對大眾文化的批判理論中，阿多諾的媒介批評理論是一支重要的力量，盡管他沒有對大眾傳媒進行專門系統的論述，只是在對文化工業進行批判時，把現代大眾傳媒當成了他的一個基本的切人口，但他對大眾傳媒的批判是非常尖銳的。仔細閱讀《啟蒙辯證法》和他1963年寫的《文化工業再思考》，就會發現電影、電話、收音機、無線電廣播等等都進人了他的批判視野，而且這一切是與他對大眾文化的批判分不開的。
一、大眾傳媒批判理論的生成原因
阿多諾出生于德國，從小受到德國古典語言的熏陶，由于希特勒的極權統治，他和法蘭克福學派其他同志被迫去了美國，在那里大眾文化簡易、直白的表達方式強烈的沖擊著他的習慣性話語，這給他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正如他在解釋為什么離開美國而要返回德國時所說:“返回德國的決定不是因為簡單的主觀需要和思鄉病，這些因素是微不足道的。也有客觀原因，這就是語言。趙勇先生在他的博士論文《整合與顛覆:大眾文化的辯證法》中引用這段話的時候，把語言歸結到印刷文化中批判主體的生成原因，認為語言把他構造成了批判話語生產者。實際上，語言也是構成他對大眾傳媒產生批判的重要原因。
眾所周知，一個人的語言是與其思想分不開的，卡西爾在他的《語言與神話》中說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組合和關聯我們的經驗材料，因而造成完全不同的理解模式。兩種語言的詞匯決不可能相互貼切，錨株不差，也就是說，它們包含著各種不同的思想領域，阿多諾在去美國以前一直是使用德語進行思維和表達的，在德語的領域中孕育了他真正的自由思辨能力，然而當他轉移到了美國以后，他遭遇到了語言上前所未有的尷尬場面。美國大眾文化通俗、直白的表達方式深深的影響著阿多諾所故有的思考和思想，于是他站在了傳統型知識分子的立場，對產生這種大眾文化的根源進行了反思和批判，他從大眾文化的語言的視角出發，把大眾傳媒納人了他的批判視野。他認為大眾傳媒是大眾文化的幫兇，大眾文化通過大眾傳媒制造了當時語言上的“災難”—人不能自由自主的思維;媒介中那種圖式化、直觀式的表述，使“個體”語言逐漸淪落成了“大眾”語言等等?？梢哉f，語言思維上的障礙造就了阿多諾對大眾傳媒產生批判，但我們也必須意識到，語言只是建構阿多諾大眾傳媒批判思想的一部分，而絕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想全面考究阿多諾大眾傳媒批判理論生成的原因，還需要進一步拓寬我們的視野。
我們從阿多諾所處的社會環境來看，“傳統的統治結構是把人的基本需要和高一層次的需要(體育、娛樂)減少到最低限度，同時把資本剝削增加到最大的限度。然而，今天的統治結構變成了使大眾的各種需要和資本需要相一致，廢除基本需要和第二層次需要之間的差異，從而使統治增加到最大限度?？梢姡敃r資本主義在物質層面上的統治已經被文化層面所遮掩了。阿多諾認為文化之所以能夠成其為統治者的手段，主要是他們利用了大眾傳媒這個文化傳播工具，大眾傳媒造就了大眾，刺激了大眾觀念上的一種虛假的需要，把社會統治階級的規則內化為自我的典范。另一方面，當時希特勒統治集團利用無線電廣播大肆進行法西斯主義煽動，鼓吹種族優劣，殘酷的迫害猶太民族，使得阿多諾和法蘭克福學派遷移美國?！皫е@樣一種精神傷痛和思維模式來到美國，阿多諾在打量這個高度發達的的資本主義國度的大眾文化時，不可能不帶上一種冷峻、陰郁甚至仇恨的目光，也不可能不用他那種既成的思維模式去整合那些在美國人看來是引以自豪的東西。”而“美國人看來是引以自豪的東西”不僅包括了大眾文化，也包括了大眾傳媒，正是因為美國發達的大眾傳媒使大眾文化無處不在，使得阿多諾把故有的法西斯主義的仇恨情結轉嫁到對美國大眾文化、大眾傳媒的批判。
二、大眾傳媒批判理論的主要內容
阿多諾對大眾傳媒的批判主要夾雜在對大眾文化批判之中，但只要我們認真去分析，就會發現阿多諾對電影、電話、廣播等電子媒介的批判是非常尖刻的，同時對大眾傳媒的性質也進行了深刻的揭示。
首先，阿多諾認為大眾傳媒是統治者意識形態的傳播和統治工具，帶有很強的霸權性質。“大眾傳媒這一概念是專門為文化工業打磨出來的，它已經把重點轉到了無害領域。它既不存在一個首先關心大眾的問題，也不存在一個傳播技術的問題，它存在的只是一個使大眾自我膨脹的精神的問題，一個他們的主人的聲音問題”。在阿多諾看來，大眾傳媒的“主人”是掌握著政治權利、有著經濟實力的統治階級，大眾傳媒不是為大眾而存在的，它只是統治階級控制大眾的精良武器，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傳聲筒。在《啟蒙辨證法》中，阿多諾說“《文化工業》一文闡明的是啟蒙意識形態的倒退，這一點在電影和廣播里表現得十分清楚。在這些傳媒里，啟蒙主要表現為制作和傳播的效果和技術的算計;而就其具體內涵而言，意識形態集中體現為對存在者和控制技術的權利的偶像化。也就是說，大眾傳媒使大眾從神話的世界蘇醒過來，卻又使他們走進了另一個技術理性主義創造的神話。統治階級正是利用了媒介來制造偶像化。標準化模式的電影、電視節目等不斷重復的打擊大眾的耳目，使他們放棄對現實的深層次的思考，以為熒幕看見的都是真的，認為電視里那些明星跟我們大眾一樣是個凡人，他們的成功也不過是偶然。馬爾庫塞在討論大眾傳媒時也看到了這一點，“在這里所謂的階級差別平等化顯示了他的意識形態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樣的電視節目并游覽同樣的娛樂場……那么這種同化并不意味著階級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維護現存制度的需求和滿足在何種程度上被下層人民所分享。大眾傳媒把維護統治階級的社會制度巧妙的隱藏在了電視節目里，讓大眾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上層階級的意識形態。阿多諾以敏銳的眼光發現了資本主義大眾傳媒形式上雖然是企業，本質上卻是為現存的社會制度辯護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其次，大眾傳媒成為了資本利潤的生產機器，完全資本化了。阿多諾看到了大眾傳媒與一般的商品在本質上沒有什么不同，它們都是為資本家營利的。在《啟蒙辯證法》中他列舉了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例子，“電影院是為極權的康采恩進行營業的，無線電廣播中所宣傳的商品也是如此。人們用50個銅幣可以看到百萬富翁所看到的電影，用10個銅幣可以買到一塊口香糖，而出售這些電影和口香糖的卻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他們通過推銷這些商品而更加強大和富有起來。大眾傳媒幫助資本家實現了商品的利潤的回收，資本家通過媒介愚弄了大眾，使自己的財富越來越多。在資本主義商品制度下，一切東西都納人到了市場交換的軌道上，大眾傳媒也毫無例外為價值規律所統攝。阿多諾說:“文化工業的產品到處被使用，甚至在娛樂消遣的情況下，也會被靈活的消費，文化工業的每一個產品，都是經濟上巨大機器的一個標本。文化工業的一切產品都是以贏利為目的的，它們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投射到大眾傳媒之上，從而披上一套漂亮的外衣銷售出去。同時，我們可以發現，大眾傳媒的主體雖然是人，但是從業人員卻沒有什么主體性，他們只是被資本家雇用的奴隸，是實現資本利潤程序上的一個操作員。在這種情況下，媒體的獨立性很難得到保證，他們必須依靠強大的資本，因此，大眾傳媒必然受資本所操縱，為實現資本利潤服務的。
最后，大眾傳媒使藝術喪失了其獨立自主的個性。“在阿多諾看來，現代藝術以凌亂破碎的圖景體現了否定的辯證法，寧愿極端的丑，不要虛假的美，以‘反形式’來反諷裝扮出來的內容和形式的統一，甚至用孤立來保衛自己的個性，以自身的無意義來顯示有意義。他認為文化工業通過大眾傳媒這種生產渠道，制造了虛假的個性，“從即興演奏的標準爵士樂，到用卷發遮住眼睛，并以此來展現自己原創力的特立獨行的電影明星等，皆是如此。阿多諾還認為，藝術的個性從來沒有實現過，而且要想取得個性的進步，實際上都是以犧牲藝術的個性為代價的，“所有電視節目所提供的含蓄的信息促進了對個性的壓抑，并助長了與現實的同一。傳媒技術使每個事物看起來是自由自在，非常的與眾不同，其實它是將偶像化的東西普遍化了。大眾傳媒使藝術喪失個性還表現在，它改變了以往的藝術生產方式，使藝術創作進人了一個“機械復制”的時代。標準化、統一化的藝術生產，使得藝術的固有性質發生了改變，大量的技術復制品淹沒了藝術的唯一性、權威性，也讓藝術從過去的神堂跌回了人間。藝術創作者從創作出他的藝術作品后，就與作品產生了分離，而進人到了一個模式的機器生產領域。通過復制，藝術作品維護、肯定了現存的生產程序，從而扼殺了對藝術異在的、超越的批判。藝術因此而缺乏對自身的反思，無法取得個性化的創作。再說，藝術工業按照一定的標準、程序，通過媒介批量的生產，其內容循環固定，格式化到人們在看藝術節目時候就知道下一個節目是什么了。阿多諾正是認為在媒介時代，藝術的自主性沒有了，所以他站在精英主義的立場上，為維護傳統的藝術形式而對大眾傳媒展開了批判。
三、對大眾傳媒批判理論的反思
阿多諾對大眾傳媒批判理論是豐富、駁雜、極，具特色的，同時，其理論也帶有濃重的個人色彩，體現出了強烈的時代特點和局限性。首先，阿多諾是一個極其悲觀主義者，有著很濃厚的悲觀主義色彩及情緒化的理論偏激，他只看到了大眾傳媒所帶來不利的一面，卻沒有辨證的看待媒介這一現代文明工具所帶來的便利和舒適。如阿多諾認為電視信息只是統治階級的宣傳工具，一切節目都是被控制者已經制定好了，觀眾所擁有的權利就是要無條件的接受它，而且認為電視圖像直觀的、客觀的表述，抹殺了觀眾思考的能力。我們應當辨證的來看待這種現象，電視節目固然具有“意識形態性”的一面，同時，電視也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一種休閑的選擇方式，大眾在選擇電視節目的時候，有絕對的自由權，他可以避免那些政治意識強的節目，而去選擇那些娛樂、輕松的頻道。而且大眾也并不是只能消極被動地接受電視產品及其所期許的意識形態內容，他們在觀看時，也是帶著自己的思想去思考，從而作出自己的判斷。因此，我們在討論媒介作用的時候，既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也要了解其有利的一面，以便我們更好的利用它來為大眾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