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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觀念論文范文1
(一)預設性與生成性的矛盾
個性化教學過程中是教學生成重要還是教學預設重要?這是教師在個性化課堂教學中必須面對的問題。如F小學教師在“科學”學科中學習“電氣的作用”時，向學生提出了如下問題:利用2節電池怎樣使小車跑得更快?于是，讓學生去進行試驗和探究，有的學生用兩節電池去做“串聯”與“并聯”的實驗，觀察小車到底是串聯時跑得更快，還是并聯時跑得更快，結果顯示:大部分學生能進行串聯和并聯并進行“試車”。但是，在日本專家加藤幸次和中澤米子等看來:“為什么只是規定讓學生用兩節電池卻不是3節電池或其他數量的電池，比如10節電池呢?”此例說明，教師過分強調了對教學過程的教學預設，預先對教學的整個過程“該發生什么?”“不該發生什么?”“會怎么樣?”“結論是什么?”等等都在“掌控”之中，從而使學生缺少對問題的思考和探究，缺少了更多的創造空間。
(二)學生主體和教師中心之間的矛盾
新課改主張和倡導新的教學理念，并明確指出:“行為主體應是學生，而不是教師。”學生是課堂學習的主體，教師則是學生學習的組織者、合作者、指導者與評價者，而不是學生學習成績的“裁判者”“法官”，更不是課堂教學的“主宰”。目前，仍然存在的狀況:如F小學二年級《數學》“乘法的分配律”教學中的提問:用文字表述下面式子:“(a+b)×c=a×c+b×c”，有些學生回答:“a加b乘以c等于a乘以c加上b乘以c”，這個答案其實沒有錯，但由于與教師的答案不符，被教師阻止回答，并“正確的”替學生說出了乘法的分配律應該是“兩個數的和同一個數相乘，可以把兩個分別同這個數相乘，再把所得的積相加，結果不變。”在此，筆者認為，第一，教師沒有尊重學生和學生的話語權和個性化回答的權利。第二，教師沒有真正轉變自己的角色觀念，仍以“課堂教學中心”自居，缺乏從學生視角去思考問題，從而出現教師“越俎代庖”，剝奪了學生的學習選擇權。
(三)劃一性與選擇性的悖論
開放式個性化教學強調由教師的“教”走向學生的“學”，教師的教案走向學生的“學案”，由教師的教教材到教師“用教材教”，將學生轉變為學習的主體，教師成為學生學習的指導者和合作者，教師需要改變教案的劃一性，關注學生的學案的可選擇性，讓學生掌握學習的節奏，讓學生具有主動學習的意識和能力。開放式個性化教學對學生學習的主體性的關注，重視學生的體驗和探究，但是在教師如何將學案的可選擇性充分發揮出來的過程中又往往會出現教師教案的劃一性的弊端，如規定學生的探究的問題和范圍，不能有效體現學生的可選擇性。
二、教師觀念文化的障礙因素分析
(一)傳統教育觀念的阻礙
我國古代，老子就主張以“一為本”，并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而且，唐朝的顏師古也主張:“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于一也。”漢朝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大一統思想一直左右著人們認識事物的認知方式和思維方式，以至于在更多的時候“強調統一”“強調一致”，絕對不允許有其他的異端文化和分歧觀念的存在和個性差異，以至于在今天的課堂教學中，往往強調書本上的答案一致性，學生解答問題的方法的“統一性”和“同一”。在過于保守的去個性化教學文化權威面前，教師的個性抗爭顯得“不堪一擊”。在教育學理論中，“一”被徹底地內化為教師教育教學活動中的“精神”和“靈魂”。如學生座位要排列整齊和一體化，讓學生把手放在背后面，回答問題必須舉手;教師提問的答案也是統一化和標準化的，否則就是錯誤的或是“大逆不道”。在長期的“去個性化”“同一的”“標準化的”教育情境下，教師的個性缺席，學生的差異被泯滅。在傳統的教育觀念下，導致開放式教育文化理念的缺失。開放式教育理念是開展個性化教學的前提，“將開放式看做是自變量，將個性化視為因變量。”。不難發現，教師在個性化教學過程中，具有了一定的開放式的教學思想和教學觀念，但是，由于對開放式個性化教學理念的精神實質并沒有清楚的理解和內化為個體行為，所以，出現個性化教學視域下的集體化教學方式和教學行為，甚至出現違反個性化教學主旨的教師教學行為。
(二)教學思維的固化
(1)剝奪了學生探究的需求。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報告早就指出，學習是當前重要的一種生存能力，正如終身學習“四大支柱”:學會做事(learntodo)、學會認知(learntoknow)、學會生存(learntobe)、學會共同生活(learntolivetogether)等倡導的學習對學生的重要價值與意義?！痘A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也明確提出，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該改變“接受學習”和“死記硬背”的現狀，倡導學生去“參與”和“探究”以及“動手”，去“自主學習”、自我監控、自我指導和自我強化。然而，由于“教師中心”“課堂中心”“教材中心”等的影響，一方面，教師不愿意放棄自己的“中心地位”和尊嚴。另一方面，出于關心學生，正如F小學數學教師擔心學生出錯，而打斷學生的個性化回答而教師自己將“乘法的交換律”告訴學生，這樣做恰恰是剝奪了學生個性化學習和自主學習的權利，剝奪了學生“探究的需要”“獲得新的學習體驗的需要”及“獲得認可和欣賞的需要”。
(2)對學生自己評價思維的忽視。
一直以來，教師就是學生考試成績的“法官”和“裁判者”，在家長和教師面前，學生特別是小學生往往是“最聽教師的話”，而且教師也是最喜歡“聽話的學生”，因此，導致教師對學生的評價在左右學生的學習與生活，影響著學生的心理與行為以及學生的思想發展。由于忽視了學生自己的評價，從而形成了教師與學生、學生與父母、教師與父母的一種矛盾狀態，導致了一種學生自我評價意識缺失的狀態。
(3)對不同個性和差異的忽略。
個性化教學強調關注個性化，重視學生的個性差異和學習選擇性。由于教師在集體化教學思維的影響下，更加愿意關注共性的內容，關注學生的共同學習和基礎性學習，將更多的時間放在學生的共同學習上，而對學生的發展性學習或者拓展性學習以及學生的差異性學習方面，教師常常是疏于指導和引領。如F小學的個性化教學實踐中，大部分教師往往會重視學生的集體化學習，而對學生個性化學習情況往往“不去過問”，不管學生的“對”與“錯”，就像數學學科中學生出現“那些簡單的錯誤”問題，其原因主要在于教師固有的共性思維，不愿意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關注學生的個性化學習，因此，教師不能關注到哪些學生真正掌握了學習指南上的內容，哪些學生還沒有掌握學習指南上的學習課題。
(4)集體化教學導致固化的教學組織形式。
一直以來，學校的學生座位都是“秧田式”排列的，因此，教師對于這種教學組織形式顯得“得心應手”、“駕輕就熟”，但是面對小組合作學習，面對靈活的教學組織形式，教師往往顯得“手腳無措”、“無所適從”。一方面，面對學生的小組合作學習，教師“不知道該干什么”，也不能有效的去指導學生去進行學習，另一方面，面對學生小組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教師往往也不能進行做到恰當的指導和引領。所以，筆者認為，由于傳統的教學思維的影響，小組合作學習的形式，對于個性化教學實踐中的教師來說還是需要進一步去突破的一個重大難題。
(三)考試文化的強勢存在
公元605年隋朝開始科舉考試以來，考試逐漸成為我國教育的一大特色，為了“一舉成名天下知”，許多學校放棄了更多的人才培養目標，將教育轉變成為考試的一種工具，以至于在考試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學校的考試文化。有學者認為:“延續了千余年的考試文化是課程評價改革的深層桎梏。”筆者在對F小學一個從事27年的語文學科LYH老師訪談時問到:“您認為哪些因素在影響您的個性化教學?”他的回答:“我認為中高考的指揮棒片面地追求高分對個性化教學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在個性化教學當中，我們會全面地關注學生的身心，素質的培養，在這一過程當中，我們尊重差異，重視能力。過于關注知識傳授和考試分數，往往會干擾學生能力的培養，尤其是創新能力的培養。”所以，強勢存在的考試文化在不斷的考驗和影響著教師的教學判斷力，影響著教師的教學個性的發揮，以至于在這樣的背景下，學習的選擇權也就無關緊要了，“因為考試已經幫教師和學生選擇好了。”因此，個性化教學過程中往往出現教師的代替學生的選擇，正如F小學教師在進行數學公式的學習過程中，主動替學生說出正確的答案，而不愿意讓學生有自己個性化的回答和差異性的答案。
(四)辦學理念的“趨同”
教師文化是學校文化的一部分，學校文化也會深刻地影響教師文化。當前，我國學校教育特色就是一種“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局面，以至于被認為是:沒有特色就是中國教育的特色。從學校布局一樣到學校崗位設置一樣，從學校教室布置一樣到學校課程一樣再到學校教學方式一樣，從學校文化一樣到學校培養方式和目標一樣等等，都表現出“同化一”和“標準化”的教育模式，從而使學校特色丟失，也限制了教師個性的發揮和導致產生學生的去個性化。在主流文化“趨同化”的學校文化的背景下，導致教師與學生都絕對不允許有差異和個性化出現的文化，那么，差異往往被看做“大逆不道”，差異也不看做“洪水猛獸”，差異還被認為“離經叛道”，差異更被當作“異端邪說”，這樣以來，差異就無形中消失了。在趨同化的學校文化背景下，教師就很難實現個性化的表達，個性化的教學設計，個性化的教學過程。因此，學校文化對教師的影響也是影響教師個性化教學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教師觀念文化的推進策略
(一)深化開放式的學校教育文化理念
1.形成開放式的學校理念。
形成學校開放式的教育理念，是開展個性化教學，形成開放式的教師群體文化的重要方面，一個學校的發展不是教師個體的個性化教學理念的形成，而是全體教師的個性化生成，通過對F小學教師“您覺得開放式理念與個性化教學具有多大的關系?”的調查，發現沒有教師選擇“不太大”和“沒有關系”，而選擇“很大”的比例達到“93.33%”，而選擇一般的則為“6.67%”，可見，開放式教育理念與個性化教學的關系十分密切，因此，個性化教學過程中，學校需要進一步去“打開班級的墻壁”、“打開年級的墻壁”、“打開教師的墻壁”、“打開部門的墻壁”，“促進學生之間、教師之間、部門人員之間的合作”。
2.形塑開放的課堂教學理念。
在形成適應個性化教學的教師文化過程中，教師需要形成開放式的課堂教學理念，只有從作為上位層次的意識層面和觀念層面上去進行變革，才能從行為上去形成適應個性化教學的教師文化，因此，我們教師需要“從根本上根除一本教材、一個大綱、一間教室、一位教師、一個教條、一塊黑板、一支粉筆的單一教學模式。”并逐步形成開放的教學環境，促進學生主動參與到課堂教學活動中來，形成開放教學空間，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從而促進個性化教學的生成。
3.構筑敞亮的師生關系。
德國教育家雅斯貝爾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曾經指出，“教育是人對人的主體間靈肉交流活動(尤其是老一代對年輕一代)，包括知識內容的傳授、生命內涵的領悟、意志行為的規范、并通過文化傳遞功能，將文化遺產交給年輕一代，使他們自由的生成，并啟迪其自由天性。”在開放的教育理念中和個性化教學過程中，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敞亮的“我－你”的關系，而不是“我－他”關系，是一種開放的心靈對話和學習合作，是一種“學習共同體”的構建，在此過程中，教師不僅展示自身的個性，而且，教師也對學生的個性差異和多元是尊重的，并倡導學生的個性的豐滿和人格的完善。
4.開放的教學資源觀。
在第八次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學資源作為一種重要的教育理念被提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教師在進行課堂教學過程中，需要改變那種過去傳統的教學資源觀，即僅僅將教科書、教學參考書作為教學資源，而需要注重更加寬泛的教學資源，將教師自身等也納入到教學資源，特別是在當前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條件下，“云教育”的產生，開放的學習時間和空間徹底擺脫了傳統教育的諸多限制，創造了一種全新的學習環境和有效地整合跨區域的教育教學資源。通過開放的教育資源觀的形成，改變現有的教師文化觀念，教師能更加個性化的“教”和學生個性化的“學”，從而促進個性化教學。
(二)個性化教學背景下的教師文化特征
1.教師文化的共享性。
首先體現在教師之間的互惠互利，指教師之間成功經驗的共享或是遇到困境或問題時的共同承擔。第二，體現在教師之間的相互發展。教師之間能通過“同伴”關系來促進相互之間的發展，特別是在當前網絡等信息手段比較發達的時期，可以通過QQ、微信、微博、E－mail以及云平臺等信息工具來進行對話與交流，分享其教育教學中的點點滴滴，從而改變過去那種缺乏交流與封閉的狀態，促進共同的發展。第三，體現在教師的反思。教師的反思不僅來自“吾日三省吾身”，來自教師自我對教育教學過程的反思與總結，也體現在通過學科組的教師、年級組的教師、學校其他教師對自己的教育教學中的“問題”進行討論和“分享”而得到的一種“反思”。
2.教師文化的創新性。
陶行知曾說“處處都是創造之地，時時都是創造之時。”教師文化的創新性，首先體現在教師教育教學觀念的創新。教師勇于接受新的教育教學觀念，如新課程改革所倡導的新的學習觀、教師觀、學生觀、學習資源觀、知識觀、課程觀、評價觀、師生觀等等，能主動去適應去接受。教師在教育教學過程中能主動形成與創新自己的教學觀念，使自己的教育教學理念符合或者超越當前教育教學所需要的觀念。二是教師角色的轉變與更新。新課程改革時代，新課程需要教師由課程計劃的執行者轉變成為課程的建構者、由教學的管理者變為學生發展的指導者與合作者、由裁判學生成績的“法官”轉變為學生成長的促進者等角色的轉變。三是體現在教師能使用新的教學方法、教學媒體等教學方式的創新。
3.教師文化的合作性。
哈格里夫斯指出“個人主義的教師文化”與“巴爾干狀態的教師文化”，從而走向合作性的教師文化。首先是教師的合作，一是教師之間“形式上的合作”。在學校中教師往往是屬于某個學科小組，某個年級組等某個小團體，這些團體之間是一種合作關系。二是教師之間“內容上的合作”，主要是指教師與教師之間的教學過程中的合作，包括教師的集體備課、上課過程中的分工合作，教學評價中的合作，學習過程中的伙伴學習等合作。第二，大學教師與中小學教師的合作。大學具有專業的知識、專業技能和專業培訓等特點，能給中小學教師更多的專業指導，但是中小學具有更多的教師實習環境和研究場所，通過對中小學的研究，大學教師能更加適合對教師進行指導。因此，兩者充分的合作能給教師帶來更多的益處。第三，教師與學生家長的合作。學校、家庭都是教育的重要場所，為了改變“5+2=0”的現象(即五天的在校學習和兩天的在家休息結果出現學生的學習效果為零)，教師需要與家長合作共同教育學生，從而實現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一致性和連續性。第四，教師與教育管理者的合作。教學與教學管理都是學校的工作，兩者相輔相成的，通過教學管理能進一步促進教師的教育教學工作。
4.教師文化的專業自主性。
主要是指教師職業所具有的專業理念、知識結構、能力結構等。自從196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教師是一種專業以來，被社會廣泛認同。首先，教師所從事的工作本身就屬于某種專業，如語文教師屬于語言學科的專業，物理教師屬于物理學科的專業，特別是大學教師更加突出其比較強的專業性。其次，教師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在從事某一種學科的教學和研究，在工作上也表現出較強的專業性。正因為教師文化的專業性，所以教師文化也凸顯出其自主性，面對教師的工作，教師具有自己的獨到的專業判斷，具有自主的教學行為。但是，“時至今日，各種干預、擾亂、沖擊教師專業化的勢力盤根錯節，教師專業自主的聲音非常薄弱，造成了當今口號橫行、專業棄守，乃至教師文化衰微的尷尬局面。”因此，在當前教學行政權力需要進一步“淡化”，教師的專業自力需要進一步加強，在專業自與教育行政權之間，需要進一步劃清邊界權力的邊界，從而實現教師的專業自，做到“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5.教師文化的開放性。
當前，教師文化是具有時代信息特征的多元性的開放文化，它要求教師在專業發展中不斷與外界交換信息，以適應變化發展的社會主導文化和教育發展的亞主導文化，從而形成追求勝任與卓越的教育品質?？梢?，個性化教學視域下的教師文化呈現出開放性的特點。在個性化教學背景下，教師需要改變過去那種保守、封閉的現狀，積極實現從教學思想、教學方法到教學模式等方面的轉變，積極形成開放的、多元的教學。
(三)教師文化變遷規律及揚棄教育文化傳統
文化變遷是指文化在發展過程中，由于文化特質、文化因素的量的漸變以及進而都的文化結構、文化模式的變化，其一般規律是從量變到質變、從自發到自覺、從外部到內部等這樣發生的一個過程。固然，教師文化的發展也是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從文化繼承———文化選擇———文化沖突———文化整合等過程?？梢?，在構建適應個性化教學的教師文化過程中，一方面需要看到集體化教學視域下的教師文化與個性化教學視域下的教師文化之間是存在一定的區別的。同時，也需要認識到個性化教學視域下的教師文化與之前的教師文化具有繼承性和發展性，所以不能片面的去構建適應個性化教學的教師文化，需要在揚棄的前提下進行構建，即一方面需要對傳統的教師文化進行反思和審視，對個性化教學視域下的教師文化特點進行理解，另一方面，不能講以前的優秀的教師文化傳統全部拋棄，成為“虛無主義”也是不可取的。因此，在構建適應個性化教學的教師文化過程中，我們需要認識到教師文化發展的規律，理解教師文化變遷的原因，也理解教師文化變遷的規律和過程，從而做到有序的進行。
四、結語
史學觀念論文范文2
新世紀以來，諸如底層、底層寫作、底層敘事、打工詩歌、打工文學等底層文學的概念紛紛見諸于各類研究文章，這些概念既有交叉，也有所不同。概念的不明確，直接源于理論術語的狂歡或無效指向，其結果必然導致無序和混亂狀態，分不清起點和過程，因此，在論述過程中首先必須做的就是要厘清概念。
首先是對底層概念的界定，“底層”正在成為一個頗受關注的話題，從知識界、文學界到大眾媒體，都能聽到這個很久以來幾乎被遺忘了的詞匯。但除了“底層”所蘊含的諸如弱勢群體、農民、下崗工人等特定的敘說對象，不同的文化人群面對這一概念時的認知角度似乎又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例如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者眼里的底層，一般都與“三農”、國企改制、利益分層及體制弊端等公眾關心的社會問題聯系在一起，寄寓著明確的意識形態焦慮。底層并不是一個本土概念，是由Subaltern（底層）一詞翻譯而來的。陸學藝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依據對組織資源、文化資源、經濟資源的占有程度，劃分中國社會階層，底層很少或者不占上述三種資源，主要有商業服務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而孫立平在《資源重新積聚下的底層社會形成》中則更明確地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弱勢群體開始在我們的社會中形成。這個弱勢群體主要由以下幾部分人構成：①貧困的農民；②進入城市的農民工；③城市中以下崗失業工人為主體的貧困階層。
而人文學者、評論家和作家藝術家眼里的底層，則往往伴隨著對社會公正、民主、自由、平等以及貧窮、苦難和人道主義等一系列歷史美學難題的訴求。蔡翔的《底層》一文這樣寫道：“對我來說，底層不是一個概念，而是一道搖曳的生命風景，是我的來處，我的全部的生活都在這里開始。我常常在午夜醒來，默默傾聽我的少年時代從窗外悄悄走過。”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底層問題在今天的浮出水面，實際上折射出當前中國社會的復雜形態和思想境遇。其實，底層是政治、經濟、文化意義上的真實存在，構成了我們這個社會基礎的較大部分，在社會發展進步的同時，我們必須正視底層的存在，用文學的方式反映底層的生存境況和存在際遇，關注底層，為底層呼吁，并為改造底層、提升底層做出切實的精神關懷。
其次是底層敘事、底層寫作、打工文學、打工詩歌等底層文學的相關概念。底層敘事、底層寫作、打工文學、打工詩歌是底層文學研究中經常使用的概念，因為這些概念指向的不同，其含義也有所不同，但是也有重合之處。打工詩歌是打工文學的一個分支，在此，為了便于行文，將打工詩歌歸于打工文學概念之下，一并闡述。底層敘事“意指一種關注底層民眾生存尤其弱勢群體疾苦的文學敘事。從近年底層敘事涉及的對象看，主要包括貧困農民、進城民工、城市下崗職工和城市貧民等。”單正平將社會底層等同于弱勢群體，從而認為底層敘事即“關注弱勢群體”這一口號是文學界的新說法。作為一個批評家，他說：“底層敘事起碼應滿足三個要求：①必須真實表現底層民眾的生活；②必須傳達底層民眾的心聲；③以上兩點在敘事中是否實現，不能由作家說了算，也不能由批評家來評判，而應該由底層民眾自己來判斷，否則就很可疑?！钡讓訉懽鞯暮x可以從兩個方面概括，一個方面是從寫作者的角度來理解的，即處于社會底層或者基層作者的寫作，如打工文學、打工詩歌；另一個方面是從表現客體對象的角度來理解，即作者并不一定身處社會底層或基層，但所表現對象為社會底層的寫作，既包括打工者創作的文學，也包括知識分子作家創作的文學作品。與底層寫作的含義有異曲同工之處的是打工文學，打工文學從整體上看是一種底層寫作，狹義的打工文學也是從寫作者的角度來理解的，指處于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工創作的以其打工經驗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廣義的打工文學是以其表述的客體對象來理解，除了打工者創作的文學作品之外，也包括一些其它階層的作者創作的打工題材和具有打工者思想感情的文學作品。本文所討論并認同的是廣義的底層寫作。與此同時，打工文學對底層生存狀態的寫作也提出了一個關于寫作倫理的問題，底層文學不需要對苦難進行“拯救”，而只需被“看見”，它撇開了中產趣味，還原了生命個體的本真甚至底層文學在某種程度上“挽救了敘事”，改變了其虛偽造作的現狀。當然這里所言及的“底層文學”、“底層寫作”并不僅僅指打工文學。但把打工文學納入到底層寫作中去，這不能不說是主流評論界在試圖把打工文學納入研究視野中而做出的努力。本文也在借鑒這一文章的基礎上將打工文學納入底層文學的研究范疇，對底層文學進行綜合研究。
對某一文學現象進行綜合研究，首先必須明確研究對象，通過對底層、底層文學的相關概念的厘清，我們可以確定底層文學發軔于20世紀80年代的打工者創作的打工文學，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革與發展，底層社會的出現，其創作隊伍也得到了壯大，一批專業作家的加入，使得文學表述的客體對象由打工者，進而擴展到下崗工人、農民工、貧困的農民、城市貧民、留守族等底層弱勢群體，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后，不論是從創作群體還是從作品數量質量而言，都有了更為可觀的發展，逐漸成為一種文學思潮，進入文學的視野，引發了社會各界廣泛的關注與討論。
史學觀念論文范文3
[關鍵詞] 圖書館學 基礎理論 被引頻次 論文
[分類號] G250
1 引言
1.1 從基礎理論說起
基礎理論是任何一門學科在開展研究的過程中都不可避免要遇到和討論的問題，圖書館學亦是如此。在我國圖書館學界，無論是上世紀20年代初圖書館學作為舶來品被引入我國時所承襲的美國圖書館學的經驗實用主義作風，還是近20年來不絕于耳的對于理論研究的抨擊聲，都不能掩蓋基礎理論研究的光芒，更無法抹煞基礎理論研究對于圖書館整體事業發展的推動作用?？梢哉f，無論我們正視與否，基礎理論始終是伴隨圖書館學研究左右的。
根據《辭?！返慕忉?，“基礎”是指事物發展的起點或根本?！袄碚摗眲t是概念、原理的體系，是系統化了的理性認識。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既由社會實踐決定，又有自身的相對獨立性；科學的理論是在社會實踐基礎上產生并經過社會實踐的檢驗和證明的理論，是客觀事物的本質、規律性的正確反映1349?！盎A理論(basic theory)”就是支撐和決定事物發展的根本的概念、原理體系。參照這一闡釋，我們可以理解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涵義。黃宗忠曾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再探討》一文中定義：“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就是圖書館學概念、原理的體系，是圖書館學的起點與根本，是圖書館學領域中的主體思想、宏觀理論，是人們在圖書館的長期實踐中對所觀察到的圖書館現象、過程與外部關系所做出的基本的系統的解釋，是歷代人們對圖書館實踐經驗的概括，是圖書館知識的系統性結論，是圖書館本質、規律性的正確反映，是系統化了的理性認識”。這一表述顯得較為冗長，我們可以簡練地將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理解為支撐和決定圖書館及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根本的概念和原理體系。這個體系是由從人們對圖書館本質的主觀認識抽象而來的概念和從觀察實踐過程中歸納、概括得出的原理構成的，是主觀與客觀在哲學層次上的高度統一。
1.2 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范疇的界定
由于圖書館學自誕生以來就一直在不斷發展變化，而就科學研究本身而言，往往也囿于時代和觀念的限制，每當有所突破時，伴隨而來的必定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變革，即便是像經濟學那樣成熟的學科也不例外，因此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研究也并非一成不變。恰恰相反，這一領域的研究內容在不同時期有著明顯不同的側重，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然而，這種變化更多是集中體現在基礎理論的研究內容上的，對于基礎理論研究的范疇，雖然時有變化，但其核心還是可以探知一二的。
我國圖書館學界對于基礎理論問題的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后期對于圖書館定義問題的討論。20世紀80年代以來，圖書館學基礎理論教材和專著的不斷問世大大推進了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目前在圖書館學教學中使用較多的教科書主要有：《圖書館學概論(修訂版)》(吳慰慈、董焱，2002)、《圖書館學基礎》(吳慰慈，2004)、《現代圖書館學理論》(徐引篪、霍國慶，1999)、《圖書館學基礎教程》(王子舟，2003)、《圖書館學導論》(于良芝，2003)。從這些教材的編排體系內容來看，對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研究最為集中的是圖書館學基本概念、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圖書館學體系結構、圖書館學學科性質、圖書館學研究方法以及圖書館學發展趨勢這六大方面。其次，從比較早的圖書館學基礎理論著作中，如《圖書館學概論》(吳慰慈、邵巍，1985)、《圖書館學導論》(黃宗忠，1985)、《理論圖書館學教程》(倪波、茍昌榮，1986)、《圖書館學原理》(宓浩，1988)、《圖書館學引論》(金恩暉，1988)、《宏觀圖書館學》(陳源蒸，1989)、《現代圖書館學教程》(郭星壽，1992)等，也可以得出基本一致的結論。
但是應當注意到近20年來信息技術的異軍突起給圖書館和圖書館事業帶來的變革。變革改變了傳統的操作方式，甚至思維方式，人們的自由意識和創新精神被極大地激發。特別是新世紀10年，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進行了史上最為重要的一次重建。圖書館職業精神、圖書館權利、圖書館制度、圖書館延伸服務等新名詞被引入或提出，一方面擴充了原有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范疇，為基礎理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研究的重心。所以，在研究新世紀10年的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論文時，不僅要重視研究范疇內那些對傳統基礎理論問題的新討論，更要注重范疇內新問題的闡釋。
1.3 關于高被引論文的選擇
現代科技革命無疑加快了人們的步伐，科學研究也不例外，從每年在呈幾何速度增長的學術論文的發表就可以看出。如何發掘和梳理這些學術結晶并體現其價值成為了問題。當然，研究的方法有很多，如綜述、索引、目錄、匯編等。但筆者認為，不妨從另一個角度進行嘗試，采用“以點帶面”的研究和寫作方法：已經發表了的學術論文就成為了一種固態的歷史沉淀，那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選取新世紀10年來基礎理論研究過程中的關鍵點，即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數篇論文，加以深入分析研究，不僅可以凸顯其中要點，還可以提綱挈領地勾勒出研究的整體脈絡和發展態勢。
這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其被引頻次往往也相對較高，具有一定時效范圍內的高影響力。筆者主要通過深入了解和掌握近10年基礎理論領域的發展動態，在客觀上以CNKI學術文獻總庫為基礎，對前文中在對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范疇進行界定時提煉出的關鍵詞短語進行檢索，選擇被引頻次較高的文獻，在對其內容進行分析后遴選出具有代表性觀點的文章予以論述。
2 10年圖書館學基礎理論高頻被引論文述要
繼上世紀80年代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低谷及90年代的重振以來，在進入新世紀后的這10年間，在信息技術的大背景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在進行著史無前例的艱難重建的同時走上了一條呼喚權利時代和人文關懷的道路。按照研究內容及特點可以將10年分為三個階段，分別選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高被引論文，管中窺豹，回顧總結10年的發展歷程。
2.1 2000―2003年：傳統研究推陳出新，自由人文精神萌動
這一階段被引頻次較高的兩篇論文是2000年初王子舟先后發表的《知識集合初論――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探索》和《知識集合再論――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闡釋》，分別為88次和40次。這兩篇文章吹響了新世紀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問題探討的號角，“知識集合論”由此誕生。文章認為人的知識主要來自客觀知識世界，知識集合是把客觀知識按一定原則
有序組合起來的集成體，是人類獲取知識的重要媒介，所以圖書館的實質就是知識集合。知識集合的觀點蘊含著很強的哲學思辨，體現出了強烈的創新意識。張廣欽的《試論圖書館的哲學內涵》(被引24次)一文，從“圖書館哲學的定位、圖書館哲學內涵的層次、圖書館哲學與其相關問題的關系、研究圖書館哲學的意義4個角度和層次對圖書館哲學進行了分析。文中作者認為“圖書館哲學的‘哲學’，不是狹義的哲學，而是一種理論，一種知識體系在圖書館學研究中應用的表述”；“圖書館哲學可以分為3個層次，低層次為圖書館學基礎理論；中層次為建立在低層次基礎上的更深一步的研究；高層次研究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最終目標，即目前尚未全面展開的圖書館學專門哲學研究?！蓖瑫r還指出研究圖書館學哲學的兩點意義：理論研究的缺失和學科發展的要求。這些觀點新穎獨到，值得深入思索和探討。黃宗忠的《圖書館學體系的沿革與重構》(被引22次)一文認為：“圖書館學體系就是圖書館學內容分類、排列、組合而形成的一個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整體。也就是由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圖書館學各個門類、分支學科、低層次學科、知識單元、知識元素構成的整體，是理論(原理)與應用(技術)的有機結合。黃宗忠通過對不同人物在不同時期建立的圖書館學體系進行全面梳理，厘清了現代圖書館學在我國的發展歷程，具有一定的學術史價值。在隨后的《圖書館學體系的沿革與重構(下)》中，他又探討了重構圖書館學體系的必要性、依據與原則，并重構圖書館學體系――由理論圖書館學和應用圖書館學兩個門類組成的新圖書館學體系。該體系的建立表明黃宗忠摒棄了他本人在20世紀80年代所構建的三分法體系，而將技術圖書館學納入到應用圖書館學分支中。這一調整使體系更加符合邏輯，也體現出作者大膽創新的意識。但該文并沒有對學科體系建立過程中的理論基礎進行深入探討，有所缺憾。
范并思在《論加強公共圖書館問題研究》(被引33次)一文中，提出公共圖書館研究雖然始終是圖書館學的研究焦點，但在我國研究得還遠遠不夠。通過深入探究，他指出這是由于圖書館學的基礎薄弱和公共圖書館研究人才欠缺而引起的，因此呼吁圖書館界應在新時期加強開展相關問題研究。這篇文章列舉并引用了大量的文獻事實，對此后公共圖書館的研究更加深入具體產生了積極影響。然而文章中對如何加強這一領域問題的研究只作了宏觀層面的探討，并沒有深入分析研究的具體內容和方法。蔣永福2001年發表的《人文圖書館學論綱》一文被引高達95次，文章將圖書館學置于新的研究視角之下，從宏觀上將圖書館學理論分為“科學圖書館學”和“人文圖書館學”兩大系別，指出我國圖書館學理論研究長期處于“見物不見人”的狀態，缺乏人性關懷?！叭宋膱D書館學”賦予了圖書館更多的人性關懷與和諧氛圍，在越來越重視人本位的時代，兩大系別只有平衡發展，才能體現圖書館的完整性，因此“加強人文圖書館學的研究”這一觀點是與時俱進又切合實際的。2002年初，李國新發表《對“圖書館自由”的理論思考》(被引81次)一文，對他本人在2000年首次提出的“圖書館自由”概念進行了又一次審視和闡釋。作者認為“起源于西方的‘圖書館自由’的核心精神，就圖書館來說，是強調收集和提供資料的自由；對利用者來說，是強調從圖書館獲得資料和信息的自由”。圖書館自由’觀念的理論基礎是現代民權理論中的‘思想自由’的原則”?！杂伞偸桥c對自由的限制相伴而行”?？梢钥闯觯髡哧P于“圖書館自由”的觀點有著一套完善的理論支撐和嚴密的邏輯結構，因此具有較強的說服力，這也大概是此觀點一出就得到了較廣泛的關注和贊同，并隨即成為理論研究熱點問題的原因所在。
2.2 2004―2007年：探討研究對象，倡導職業精神
熊偉在《圖書館廣義本體論導論――圖書館學研究對象體系的重建》一文中提出圖書館存在及運動的廣義本體論研究可能是傳統圖書館學向當代圖書館學體系轉換的一種解決方案。以廣義本體論為基礎，可以構建當代圖書館學研究對象體系，進而可以揭示當代圖書館學的學科體系結構。作者這種以廣義本體論的大視野來觀察圖書館本質的方法新穎大膽，頗具挑戰性?？缕?、王平在《基于知識資源論的圖書館學基礎理論體系研究》(被引37次)一文中，將知識資源作為圖書館學的學科基點探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體系，認為這一體系表現為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三層結構：第一層是理論研究溯源，第二層是基點、原理和哲學，第三層才是基礎理論的具體內容。知識資源論的觀點同樣是從知識角度研究圖書館學，并沿著知識論一知識基礎論一知識社會論一知識交流論一知識組織論一知識集合論一知識管理論這一脈絡演化形成的，是在演化過程中對其他觀點分析優劣、吸取精華得出的。2007年初，馬恒通在《知識傳播論――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新探》一文中以知識傳播為基礎，提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館藏知識傳播這一觀點。作者以這一觀點為核心，分析了圖書館學的內容體系，闡述了“知識傳播論”的重要意義及其影響，指出了未來圖書館學的研究方向。觀點一出，就如同前些年作者提出“圖書館學是一門前科學”等觀點時一樣，遭到了同行的質疑和反駁。從某種程度上說，“館藏知識傳播論”只是在“知識說”的基礎上加入了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微觀層面的考察，理論體系缺乏嚴密性，并未準確地揭示圖書館活動的本質，所以不可能成為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終結。
隨著圖書館學對人文精神的關注，圖書館精神再一次成為研究的熱點，作為圖書館精神的一貫倡導者，范并思的《公共圖書館精神的時代辯護》一文被引頻次最高，達229次。文章從公共圖書館精神的歷史演變談起，總結了公共圖書館基本理念形成的三個階段，提出公共圖書館精神的內涵、所面臨的挑戰和時代意義，著重指出公共圖書館精神在我國當前已經成為推動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動力。我國公共圖書館界須補上公共圖書館精神這一課，與國際流行的理念接軌，使公共圖書館真正成為保障社會信息公平的機構。程煥文、周旭毓的《圖書館精神――體系結構與基本內容》(被引123次)一文，系統論述了“圖書館的重要價值、體系結構及其作用，圖書館事業精神與圖書館職業道德精神的基本內容，并提出了如何繼承和弘揚圖書館精神。在圖書館的發展已經開始從技術主導階段上升到人本主導階段的環境下，對圖書館精神的重視和倡導勢在必行。2005年，于良芝發表《未完成的現代性：談信息時代的圖書館職業精神》(被引96次)，暢談圖書館職業精神和核心能力。在此之前，圖書館職業精神這一理念最早見諸于作者在2003年出版的《圖書館學導論》一書中，但未有獨立發表的論文對其進行表述。圖書館職業精神所包括的崇尚理性和知識、維護個人獲取知識的平等權利、追求知識資源的最大利用等內容在信息時代雖然受到了一些挑戰，但當今的圖書館人需要用勇氣和智慧來維護這種職業
精神，促進職業發展，這是毋庸置疑的。李超平的《建立什么樣的圖書館職業精神》(被引65次)一文從四個方面論述圖書館職業精神的核心內容，即“以圖書館職業為從業的價值標準，在理解圖書館職業的社會使命的基礎上獲得對職業的認同感，以崇尚科學的精神來理解圖書館職業的責任意識，用職業道德規范來實踐圖書館職業精神。較之發達國家，我們的圖書館職業精神的確還存在很大差距，這種職業精神并非僅僅停留在以往所宣傳的“愛崗敬業”層面，而應該是以公眾利益為基準的專業的、完備的職業精神體系。
2.3 2008年以來：主動反思熱點，積極創新理論
在圖書館權利的討論和研究經過熱議階段進入沉淀和反思階段后，蔣永福在《論圖書館員倫理――基于責任倫理和為他責任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針對圖書館員個體的“圖書館員倫理”問題。雖然圖書館員倫理這一提法早已出現在理論界，但將其與圖書館權利看作“一體二維”的關系來討論卻尚屬首次。文章認為兩者都是圖書館對社會的一種“誓約”，只不過圖書館員倫理是圖書館員對個人職責和行為準則的宣明，圖書館權利是圖書館行業對自身社會責任的宣明，前者表現為個體責任，后者表現為集體責任。目前我們正處于重視人文和強調個人權利的時代，所以二者的研究不應偏廢。2010年3月，程煥文發表《圖書館權利的界定》一文，針對目前圖書館界最具代表性的三種對“圖書館權利”的定義，即民眾權利論、圖書館員權力論、公民與圖書館權利論，在對美國圖書館協會《圖書館權利法案》內容、美國圖書館協會智識自由辦公室的使命和有關智識自由的定義等方面進行深入分析之后，將圖書館權利界定為民眾利用圖書館的自由、平等權利。作者從多角度論證和闡釋，觀點頗有說服力。
2008年，吳慰慈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走向》一文中適時地指出了目前及今后我國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四個走向，即拓展研究范疇，探尋學科新的知識生長點，促進理論與技術融合，調整理論研究的思維方式。這些對走向的分析概括是建立在作者長期的理論研究和調研基礎之上的，清晰而準確，為處于調整變革中的基礎理論研究指明了方向。葉鷹的《書理學論綱》一文，是繼作者2005年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分析表述及其邏輯結構》一文中提出以“一個軸心、三條原則、五種模型”作為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分析內核觀點之后在“一個軸心、三條原則”問題上深入研究的成果。作者將“一個軸心、三條原則”倒置為前提或公理，構成理論內核，用抽象分析方法建構出圖書館系統的基礎理論并稱之為書理學。書理學將圖書館研究內容分解為書的研究、人的研究和用的研究三部分，既有圖書館學的分析性基礎理論，也有理解圖書館學研究體系結構的R范式、H范式和s范式，前后呼應，自成一體。這種較抽象的基礎理論和方法論研究秉承了作者一貫的風格，在觀點的表述和提煉上都力求體現一種凝練的邏輯表達。雖然許多人并不同意甚至不能讀懂葉鷹的這種抽象論點，但正如蔣永福所說，我們應當給這種新嘗試、新思路以“茁壯成長”的寬容氛圍，這種嘗試和思路在追求真理、探索知識的道路上是完全正確和值得提倡的，這種從不同角度的探索也有助于拓展我們的學術思索范疇和視野。
3 特點和結論
以上論述雖然有限，但從中可以大致看出新世紀10年來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基本特點及態勢，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
整體來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研究特征從以前的廣布式研究轉為現今階段性較強的熱點式研究，且研究的主體從實體圖書館擴大到了抽象意義的圖書館及圖書館所涉及的精神層面的問題。尤其是對于圖書館自由、圖書館精神和圖書館職業精神問題的研究較為集中，被引頻次較高的論文大多涉及這些主題。
圍繞研究對象展開的討論仍是理論研究的熱點，在其界定上出現了多家爭鳴的情況，但觀點主要是從知識角度研究圖書館的“知識系”。
史學觀念論文范文4
一、征文對象
本次論文征集活動面向全國范圍內色彩領域科技工作者，邀請中國流行色協會會員、基地企業、理事單位科技工作者參與，歡迎廣大色彩科技人員和色彩應用人員踴躍投稿。
二、征文類型
本次征文面向尚未公開發表或在三年內公開發表的原創性論文(2009年1月1日后正式發表的論文)，已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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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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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觀念論文范文5
關鍵詞：程千帆；文論十箋；文章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15-0010-02
一、關于《文論十箋》一書
《文論十箋》是程千帆任教武漢大學與金陵大學中文系時編寫的教材，收錄了古代與近代的十篇文論，分為上下兩輯，上輯五篇是概說部分，下輯五篇專論文學創作的內部規律。在這本書中，程千帆對每篇文章都詳加箋注，文后附有謹按，并結合古代文學與當時的文學觀念做延伸探討，同時也提出自己的文學觀念。
在中國古代文論的發展史上，該書的編撰獨具特色：首先，收錄的文章與箋注所引用的不僅有古代文論，也有近代文論，還涉及一些西方學者的文學論說。其次，所收文章的作者除了陸機為公認的文論家外，其他幾位都是史學家、樸學家。此外，該書既有考據還原，延續了古代文論“綜合前人說法的基礎上抒發己意”的特點；同時也有理性而抽象的論述，形成了較完整的體系，有別于古代文論模糊的、形象的感悟模式，呈現出現代學術研究的某些品質。
程千帆先生自陳，采用這種特殊的編纂形式主要是為了矯正當時有關文論的兩種較為突出的弊端：“通論文學之作，坊間所行，厥類郅夥，然或稗販西說，罔知本柢；或出辭鄙倍，難為諷誦。加以議論偏宕，援據疏闊，識者病之?！雹傥膶W作品創作的增加、新的文學形式的出現，以及東西思想更多、更頻繁的交流，中國文學呈現出復雜的形態；而當時的文學觀念與批評理論，無論持中、西哪一方觀點都因缺乏對這些理論之淵源與體系的了解，只能流于淺層爭論，作者才編撰此書為教材，希望矯正時弊。
上世紀三十年代，以西方文學理論為基礎來研究中國文學的現象已蔚然成風，而《文論十箋》仍然堅持從古典文論的視角出發，并在民族文學、各種“主義”之爭泛濫的時期，始終堅持從文學的視角談論文學的問題，顯得“別具一格”。更為重要的是，對文類劃分也就是文體學的探討作為一種潛在的線索貫穿了上下輯的十篇文章，而文類劃分其實關涉到傳統文體意識與現代文體意識，這與傳統文學研究向現代過度時期，文的觀念、文學理論體系的轉變有著密切關系。這些潛在的線索這也正是《文論十箋》一書最大的特點：從古典文學理論的視角出發，在其內部進行革新，力圖以變革中國文學理論自身而非全然借引西方文論來解釋新的文學現象，促成傳統文論的現代轉換。
二、從文章學到現代文學理論體系的溝通及其困境
（一）“文”的觀念的確立
《文論十箋》一書以章太炎的《文學總略》開篇，程千帆為這篇文章擬的副標題為“論文學之界義”，即對“文”的觀念的界定。在《文學總略》中，章太炎開宗明義，將“文”界定為“文字著于竹帛”②，并對其做詞源學上的考察。他指出，中國古代對于“文”有兩種解釋：“彰”與“文章”?！胺蛎湫钨|曰文，狀其華美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絢曰彰?！币簿褪钦f，“文章”事實上是指有形質而自成首尾的篇制，而“彰”只是特指其中富于文采、藻飾和情韻的部分，因而只是“文”的其中一小部分。然而，由于古無“彰”二字，多以“文章”假借，所以造成了后人“文”的觀念的混亂。
《文學總略》作為《文論十箋》的開篇文章，其實也是程氏文學觀的基本出發點。程千帆推崇章太炎：“以此‘文字著于竹帛之法式’來界定文學，范圍至廣，一切學術文化皆屬，最早可追溯到先秦；而近世則以抒情美文為文學?！雹凼聦嵣?，無論是章太炎還是程千帆，都在界定“文”的概念時將它回溯到中國傳統的文章學的概念中。
中國古代的“文學”實際指的是“文章學”，包含“文字”與“詞章”兩個部分，它是基于禮樂制度、政治制度與實用性的基礎之上形成與發展起來的“雜文學”，迥異于西式的“純文學”體系。晚清以降，受西方文學觀念以及文類概念的影響，國人開始借助新視角審視并重塑自己關于“文”的觀念，在此過程中，正是通過清除文章學中的諸多“非文學”成分，才建構起以詩歌、小說、戲劇為主體，兼及部分散文的現代“文學”觀念。④這種轉變有其正面意義：大量被傳統文學觀藐視和排斥的文體，如小說、戲曲等得以被納入文學史視野，這是重要的發現和拓展。然而，此種轉變也遮蔽了文章學原有的深廣內涵：一方面，一些在歷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并曾受到重視、具有文化研究價值的傳統文學家和作品則被擱置甚至排斥，影響了對中國文學史的整體理解與闡釋；另一方面，文章學本身所蘊含的傳統的文、史、哲思想及其所折射的文化心理也在此過程中或被忽視遺忘，或被割斷了聯系。程千帆強調回到文章學，也正是強調在學術現代化過程中重新審視“文”的觀念的變遷史及其背后的人文現象、文化心理積淀。
同時，以現代學術觀點來看，文章學所包含的學說、歷史、典章、公牘、雜文，以及詩、詞曲等等極其廣闊、復雜的范圍，實可視為一個涵蓋了哲學、語言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文學的現代文化研究思路，它甚至比西方文化研究思潮涵蓋更廣，也更適合中國?？梢?，程千帆將“文”的觀念回溯到傳統文章學，似乎是一個比借鑒西方文化研究理論更適合中國文化現象的學術思路，值得今天的文化研究學者重視。
（二）文類體系的重建
在“文”的觀念確立后，程千帆致力于文類體系的建構。程千帆認為文體辨析有三難：“體式孳乳，與日俱新”，指的是小說、戲劇等新文類不斷出現；“觀念錮蔽”，則是由于小說的題材近鄙俚而不被納入傳統的文類位階中，按照傳統的文體分類法無法為愈加興盛的小說作品找到合適的位置；而“體義混淆，自來即爾”，時人多有主依西人之法，以“用”代“體”為標準，而區分“文”為說理、記事、抒情三類，而這種分類法難以滿足文章學的駁雜體系。
事實上，通觀全書，無論是論文學與時代、地域、道德、性情，還是論文學的制作體式、內容外形、模擬創造，其實都是在探討文類劃分的標準與文類體系的建構。程千帆認為，傳統的文類劃分標準盡管不再適應時人的文學研究需要，但仍有其價值所在，因為它們背后隱含了中國文學史上“體”的觀念的變遷。中國古代“體”的含義十分寬泛、含混，既有哲學意義上的“本體”之義，也有“形體”之義，兼形而上與形而下、抽象與具象于一體。而“體”之于古代文學研究，除了今天通常所理解的“體裁”或“文體類別”的含義以外，還具有文章或文學之本體、文體內部的質的規定性（體要或大體）、風格（體性或體貌）、以及章法結構、修辭手法、具體的語言特征等多種含義。⑤而與之相比，西方文學理論的文體分類始終貫徹著一個邏輯標準，并以此揭示文體之間內在的邏輯層次與本質聯系，所以必須有統一的文體分類規則?；蛟S可以說，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重要差異，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同文體體系的差異。中國文學實則是“文章”體系，但文章學本身在中國古代并未形成一個嚴密的、現代意義上的“體系”觀念。在新的文類不斷出現的時期，如何構建一個溝通古今文類的嚴謹的現代文類體系，是晚清以來諸多學者所致力的工作，這項工作隨著三十年代的時局而有所放緩，唯程千帆先生的《文論十箋》對之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
程千帆認同章太炎，他們都從傳統的廣義文章學出發建構文類體系，同時，把小說從歷史和其他文類中單獨列出，正式作為文之一“體”，與學說、歷史、典章、公牘和雜文并列，突破了中國傳統的文類分類方法――“經、史、子、集”四分，開始重視小說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
（三）從文章學到現代文學理論的溝通及其困境
上述一系列文類劃分標準的轉變、文類體系重建的意圖，都在于促使傳統文學理論向現代過度，而在此過程中所要處理的核心問題與最大的難題是：如何將小說納入文章學體系。之所以是核心問題，是由于進入現代社會后，傳統的詩、詞、戲、曲等文學體裁已不足以表達現代人的生活經驗，伴隨而來的是更適合對其進行表現的小說在數量和創作形式上的迅速發展，將小說納入文學理論體系已是必然趨勢；而之所以是最大的難題，則是由于在此過程中，如何既使小說獲得與詩、詞、戲、曲以及學說、歷史、雜文等體裁同級的文類位階，又使新的文類體系具有現代學術理念的清晰嚴謹，也就是各種文體的內涵不混淆，是程千帆之前的學者遺留的難題。對于此難題，程千帆以內容與形式的二分取代“有韻之文”和“無韻之筆”的劃分試圖做出調和，而具體到小說批評理論，則訴求傳統的史學理論，借鑒史學理論中的文論、史論觀點觀照小說批評。
然而，訴求傳統史論來溝通文史從而將小說納入文章學體系，這種嘗試缺乏深入的討論，存在著各種問題。一方面，中國古代歷史書寫的“尚簡”、“用晦”傾向并不適合作為現代小說的批評范疇，因為傳統的歷史書寫遠不足以用以剖析現代的小說創作；另一方面，史學理論與小說批評只有通過嚴謹的比較和成體系化的溝通才能形成一個具有現代氣質的學術理論體系，而這些問題在《文論十箋》一書中均未提及。最重要的是，程千帆先生不算成功的“溝通”也正折射出在古典文論內部進行現代化革新的困境：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文”是一個內涵豐富且變動不居的概念，并且有其獨有的文類和體系，而在這背后則是經久積淀的文化心理，既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也與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有差別，因而古典文論自身進行現代革新看似是一個文學理論問題，卻涉及文化溝通這一復雜背景。此外，中國古代的文章學有很大的局限性，文論家們始終沒有明確形成一般性的文學理念而只有具體的詩歌概念、小說、戲曲的鑒賞理念，更沒有形成系統的文學理論體系，缺乏體系性正是其現代化過程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同時，自晚清以來，“現代生活”的開啟、“現代人”觀念的覺醒，以及社會現代化訴求的加強，使得文學創作和理論都不得不將目光轉向現代社會中個人的生活經驗與精神世界，而這些恰是難以被古典文章學理念納入其中的。
“體系性”是學術現代化的“崇高理想”，而文章學又是難以割舍的學術情懷，程千帆在“傳統文論的現代轉換”這一議題中所體現的困境與矛盾，又何嘗不是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兩難處境呢？
注釋：
①賀昌盛.中國現代文學基礎理論與批評著作輯要[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p141.
②程千帆.文論十箋[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p3.
③同上.
史學觀念論文范文6
一、音樂學研究論文
音樂學研究論文是我國在此學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體現，也是音樂學學科構建的主體。2012年，我國較為優秀的音樂學研究論文主要刊登于國內音樂專業和藝術類學術刊物上，內容涵蓋音樂學子學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領域。2012年，民族音樂學研究領域發表的論文數量最多，內容豐富多樣。以中國民族民間音樂調查與分析為主要內容的代表論文包括：張伯瑜《云南個舊市大屯鎮洞經音樂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運河號子中的山東音樂淵源》、袁靜芳《走近藏哇寺》、趙塔里木《蒙古族額魯特部民歌特征的鑒別與解釋》、錢茸《淺析滬劇唱詞音聲的地域性音樂價值――兼推“雙六選點”分析模式》、黃婉《在“挪用”中飾變與創造――文化生態視野下的2012基諾族“特懋克”節》、李明月《“堂名”憶舊：蘇州地區十番鑼鼓生存現象探微――以常熟辛莊“春和堂”為個例》、楊和平《民間禮俗的音聲表達――以蒲城喪葬儀式音樂活態現狀調查為例》等。有關民族音樂學方法論的研究論文主要包括：洛秦《“音樂上海學”建構的意義、研究架構及其問題思考》、管建華《東西方音樂的帕斯卡爾式的歷史沉思》、《音樂學與音樂人類學的哲學基礎之比較――兼及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的反思》、薛藝兵《通過田野走進歷史――論中國音樂人類學歷史研究的途徑與方法》、楊民康《音樂民族志書寫的共時性平臺及其“顯―隱”歷時研究觀――以云南與東南亞跨界族群音樂文化書寫為實例》、宋瑾《從“音樂”到“音聲”――音樂人類學學科邊界問題》等。此類論文凸顯作者群體對民族音樂學歷史維度的思考，以及鮮明的跨學科傾向。此外，還有部分文章從傳統音樂的保護與教學入手展開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華《熟、背、析、研――教學體會》、張應華、謝嘉幸《我國當代少數民族音樂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討》、沈洽《以人為本的多元―本位音樂教育――基于人類學和民族音樂學視角的思考》、葉松榮《學科發展的瓶頸――關于中國傳統音樂理論學位論文寫作中的局限性探討》等。
2012年，西方音樂史研究論文主要集中于巴羅克時期以前的早期音樂上，代表論文包括余志剛《中世紀音樂教學漫議》、姚亞平《歐洲早期音樂傳統與20 世紀現代作曲觀念》、伍維曦《與中世紀晚期多聲部彌撒套曲的體裁特性》、周耀群《關于“文藝復興時期音樂”的兩部斷代史的比較》等。這些論文從各位學者的獨立研究角度出發，對西方音樂早期歷史的不同細節開展研究和思考，試圖在理論闡述中深化對音樂史局部細節和音樂歷史觀念形成的認知，進一步喚起人們對古今歷史比較和創作、教育問題的重視。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德國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誕辰200周年紀念，瓦格納研究論文亦成為2012年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的重點，代表論文包括：劉經樹《“清楚變化了的音樂創造”――瓦格納的“音樂戲劇”構想》和楊九華《“”的闡釋 ――再論瓦格納樂劇中的婚姻倫理觀》。另外，對于經典音樂的審美闡釋和音樂流派研究的代表論文可舉鄒彥《貝多芬（Op.31-2）的標題性內涵》和劉瑾《審美困境與現性重建：對新浪漫主義音樂產生及意義的美學思考》。
在中國古代音樂史領域，學者們將目光紛紛投向中國與境外音樂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宮宏宇《基督教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的盲人音樂教育――以安格妮絲?郭士立、穆瑞為例》、陳應時《唐傳日本調名曲名考》、鄭祖襄《談楊蔭瀏對田邊尚雄“中國音樂外來說”的批評》、葉鍵、黃敏學《18世紀西方傳教士的中國音樂研究及其學術史影響》，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論文《域外漢文音樂文獻述要》。古代音樂史研究的另一個范疇集中于音樂考古，代表論文有：方建軍《鐘離國編鐘編研究》、《音樂考古學的六個課題》、王子初《我們的編鐘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畫“雜懸”圖及其實驗心理學解釋》。在近現代音樂史領域，2012年的研究論文主要是對近現代音樂家的學術紀念，論文包括：楊和平《論李凌的音樂美學思想》、俞玉姿《略談老志誠先生的音樂思想――紀念老志誠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居其宏《我國新音樂發展戰略的設計師和先行者――蕭友梅音樂思想與創作教育實踐的跨世紀回望》等。中央音樂學院發起的“國家音樂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領域。2012年集中發表的論文包括：呂鈺秀《他者對于一個國家音樂想象的建構藍本》、李淑琴《從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學術化――對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蒲方《中國近現代音樂歷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復雜性》等。
2012年，我國音樂美學領域的研究論文首先以評述于潤洋教授美學研究貢獻為主導，代表文章包括葉松榮《論于潤洋西方音樂史學研究中的理論建構》、何寬釗《論于潤洋學術研究中的歷史意識》、柯揚《承先賢之法，啟后生之思――論于潤洋對卓菲亞?麗薩音樂美學思想的繼承與發展》等。其他論文則是不同學者對音樂美學理論、趨勢與應用問題的獨立闡發，例如韓鍾恩《判斷力批判：置疑音樂美學學科語言并及音樂學寫作范式》、劉研《審美經驗的復興――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實用主義美學觀與通俗音樂》、張晶晶《對阿多諾中的一個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與解讀》等。
二、音樂學專業教育教學
2012年，我國的音樂學專業教育教學向著精英化、集約化和實力化的方向努力邁進。在專業音樂院校和綜合大學音樂學院、音樂系的主導下，音樂學專業教學已經形成比較成熟的發展體系。在不同層次音樂學專業招生方面，各個院校和科研機構結合音樂理論研究的現實需求，招生數量略有緊縮，考試難度相對增加。如此舉措，不僅維護了音樂學專業精英化教育的傳統，同時也對當代大學生的理論基礎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層次的學術人才培養上，各個院校特別重視理論培養和藝術實踐的結合，鼓勵學生將研究重心立足當代、返觀歷史，積極參與音樂田野調查和音樂表演活動，在親身實踐中鍛煉學生的研究能力。各個院校給予學生相對寬松的課程安排，不但要求學生學好音樂理論知識，還不斷啟發學生對其他藝術領域和更廣泛的社會文化產生興趣，獲得更為廣博的文化見識，充分增強學生的學術實力。音樂院校采取各種手段對學生的學習進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過論文評比、音樂論壇、大師講座、理論訪談等多種形式鼓勵學生集中精力投入學習，增長自身的學術本領。學生的畢業論文答辯活動日益規范，答辯通過標準相對嚴格，有效防止學生論文品質和學術素質的整體下滑。
除了各個音樂院校和科研機構的日常教學工作外，音樂學界在2012年還積極開展音樂學教學研討、論文評獎和專題講座活動，有力推動音樂學專業教學工作，促進院校間交流合作，增加校園學術氛圍。2012年2月，第四屆中國音樂評論“學會獎”評選征文活動正式展開?；顒酉蚝韧馊A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發表的音樂評論參選，并在中國音樂評論學會第五屆年會召開之際集中評審。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樂學院舉辦了“中國音樂史學術交流系列專題1：國家音樂史”活動。斯洛伐克音樂學者奧斯卡?艾謝克應邀參加活動，共同探討“國家音樂史”寫作的方法手段和內容選擇。2012年10月，上海音樂學院先后組織了“第九屆（2012）錢仁康音樂學術講壇”和“音樂學學術論壇”，以此作為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動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藝術學院百年校慶舉辦系列學術講座，邀請資深專家舉辦專題講座。
三、音樂學學術會議
2012年，我國音樂學界各類學術會議相繼舉辦，有力推動了同領域專家學者的學術交流，促進專業學術會議向著常態化、正規化的方向邁進。在民族音樂學領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承辦的“當代社會中的傳統音樂國際研討會”在上海音樂學院舉行。與會專家以音樂同社會政治、變革的關系為主題，著重討論當代語境下的民族音樂學研究視角與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國傳統音樂學會第十七屆年會在西安音樂學院召開。會議提交論文摘要240余篇，內容涉及黃河流域音樂文化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音樂生態研究、音樂與科技、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等研究領域，呈現出學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學科發展趨勢。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第十三屆年會在新疆師范大學召開。會議圍繞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中國跨界民族音樂文化研究、高等音樂藝術院校少數民族音樂教學改革研究三個方面議題展開探討，充分展示了我國近年在少數民族音樂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國際音理會亞洲大洋洲地區音樂學會首屆學術研討會暨亞太民族音樂學會第十七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泰山學術論壇在山東濟南舉行。來自亞太地區的音樂學家圍繞亞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區民族之間的音樂傳播與交流、構建適合于亞太地區各國的傳統音樂理論體系等議題做主題發言。
在西方音樂史研究領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樂學院舉辦“2012?上海音樂學院?瓦格納國際學術論壇”。 論壇聚合國內最優秀的瓦格納研究學者同國際瓦格納研究實現對話，提升我國的音樂學研究水平，增進與西方學術界相關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由中國西方音樂學會主辦，四川音樂學院承辦的“2012西方音樂學會青年學者論壇”于9月21日在四川音樂學院舉行。 會議由九位西方音樂史專家對11名青年學子的課題發言進行交流點評，旨在促進青年學者的科研工作和學術交流，積極培養理論新秀。在中國音樂史研究領域，9月24至26日，中國音樂史學會第十二屆年會暨第七屆全國高校學生中國音樂史論文評選“徐小平獎”頒獎大會在沈陽音樂學院舉行。會議對“契丹音樂史”、“音樂上海學研究”等新課題給予充分重視，并對中國音樂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樂美學領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與對話――全國中青年音樂理論家論壇”在華南師范大學舉辦。論壇邀請全國50名中青年音樂理論家參會，論題涉及多個學科，促進音樂學學科間的相互對話和啟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國音樂美學學會筆會”在華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舉行。筆會圍繞 “音樂美學學科資源考掘” 和 “身體在音樂審美活動中的作用” 兩大主題進行研討。
四、音樂學紀念與交流活動
2012年，中國音樂學界舉行了多項學術紀念和交流活動，對于音樂學院系建設和老一輩音樂理論家的學術貢獻加以總結，并對中國音樂學的對外推介與交流做出貢獻。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迎來了建系30周年紀念。系列紀念活動由學術研討會、紀念座談會、學術講堂系列、學術成果展、學生音樂會等活動組成。全系教師還集體出版了學術研究文集，對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樂學院舉辦“馬思聰百年誕辰紀念活動”。 其中的學術研討會對馬思聰的學術造詣、音樂創作、教育教學和學術精神展開深入的討論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樂學院隆重舉辦“春雨潤物 學海成洋――于潤洋八十春秋學術研討會”。近30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和同事學生圍繞他的學術品格、理論特色和歷史貢獻進行了深入研討。2012年，恰逢中央音樂學院資深音樂學教授張洪島先生百年壽辰。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對張洪島教授的學術成就和教學工作進行重點回顧。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樂學院舉行“紀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誕辰學術研討會”。全國10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學術研討會，對王光祈作為中國音樂學開拓者的歷史地位和學術成就進行回顧、梳理和闡釋。在對外學術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陳應時、方建軍、李玫等中國學者應邀參加第七屆東亞律學大會并宣讀論文。此次學術交流與研討活動，引起東亞音樂研究機構對中國律學學者研究成果的密切關注。
五、音樂學理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