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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鎮化進程范文1
關鍵詞：城鎮化；城市??；城市化；城市體系
一、“城市病”概述
“城市病”這個詞最早發源于工業革命后期的英國，當時英國的經濟史學家哈孟德夫婦把英國工業革命之后由于城市爆炸而產生的一系列問題稱之為“邁達斯災禍”。邁達斯是古希臘神話中的人物，他夢想點石成金，后來有了這個能力，但結果卻壞了。試想，當周圍的東西都變成黃金，會怎么樣？是災禍，不是幸福，黃金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哈孟德夫婦用“邁達斯災禍”比喻城市發展中的問題，意思是說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人類財富不斷擴大，但是人類也同時丟掉了許多比黃金更寶貴的東西。這是從經濟史上解釋城市病。
二、造成“城市病”的原因及對策
如果把城市病界定為是在城市膨脹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那么實際上人們是比較熟悉城市病的。像城市病的一些典型特征，如城市環境嚴重污染、大氣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等，都是城市病比較嚴重的表現。再有公共交通問題，城市交通擁擠狀況普遍存在。有一個數據，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特大城市機動車平均時速從過去每小時20公里左右下降到現在12公里左右。當然，城市病還有許多其他的表現。筆者認為城市病的本質就是城市資源環境的承載力和城市化發展規模的匹配度失衡。城市的資源環境是有一定承載能力的，隨著城市的膨脹，城市的資源環境越來越不能適應城市的良好發展。另外，城市組織管理落后于城市化過程也是造成城市病的重要原因。還可以找出更多的原因來解釋城市病產生的機理。但是，從本質上講，城市病是城市資源環境承載力和城市化發展規模的矛盾。
城鎮化是一個涉及到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等多方面的綜合性現象，因此，“城市病”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城市的經濟病。如城鎮化發展缺乏產業支撐，因此出現就業崗位不足而引發的失業、貧困以及城市經濟不發達導致政府對城市基礎設施投入不足等；第二，城市的社會病。面對大量人口的涌入，政府沒有采取必要的宏觀調控和有效的城市社會治理措施，因而出現了交通擁堵、環境惡化、人口大量失業、住房緊張以及由此導致的越軌和犯罪的出現，嚴重地影響城市的健康發展；第三，城市生態病。當城市人口經濟社會活動超過城市人口承載力的極限，城市的公共綠地、水資源、各種能源資源緊缺，環境污染等生態病出現，將加劇“城市病”的蔓延，城市不再成為人類宜居的生活空間?！爱斍霸谖覈某鞘幸巹澓统鞘泄芾眍I域，理想和現實最大的矛盾就是資源承載力與‘唯GDP論’的沖突”?？v觀關城市病界定及其產生原因的研究，可以很明顯發現學者們對城市病的產生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觀點認為城市病伴隨著城市或城市化進程而必然產生，如謝志強、梁洪波較早著書專門論述城市病問題，他們認為，中國城市在走向現代化、高度城市化的發展道路上將面臨人口過多、環境污染、空間擁擠、交通擁塞、就業困難、治安惡化、管理低效、資源短缺、城鄉沖突或社會失衡等問題。
治理“城市病”不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應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從源頭上減少“城市病”的發病率。城市是人建造起來的，人是城市的主體。亞里士多德曾說過，人們之所以愿意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美好。因此，城市的發展，必須是以人為本的發展。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是城鎮化健康發展的根本要求，也是治理“城市病”問題的關鍵所在。人類是智慧的、理智的生物，既然城市環境問題是由于人類自己的過失行為引起的，必然可以通過合理的治理、調整人類的需求欲望與行為準則、把病態的城市環境醫治成人類長久宜居的生態環境。
中國城鎮化進程范文2
關鍵詞：失地農民；保障水平；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D57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03-000-03
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迅速推進，工業用地以及城鎮建設用地需求的增加，農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土地的大量征用，使農民成為了失地農民。由于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加之農村征地制度及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完善，失地農民失去了土地這賴以生存的養老保障，成為城鎮化發展過程中新的弱勢群體，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問題也成為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對農村老年人養老水平影響因素的測度，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生活質量的決定因素，從而使得政府改善失地農民養老水平的政策更有針對性。
本文結構安排是：第一部分為文獻綜述；第二部分為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第三部分為計量分析模型、變量設計；第四部分為數據解釋與分析描述；第五部分為結論。
一、文獻綜述
中國的城鎮化研究起步較早。對其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是的研究，他的觀點是工業革命的核心是城市，通過人口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以犧牲農村利益為代價，工業革命得以完成①。趙友新（2004）等學者研究了中國沿海地區的城鎮化，在提高農民補償費用的基礎上觀察到城鎮化進程中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和養老問題②；朱?。?006）等研究家庭養老的學者認為家庭養老功能衰弱的原因有青壯年勞動力流入城市與家庭小型化之間的矛盾③。關于政策方面的研究，左菁（2007）等學者指出社會性和福利性的不足是體制面臨的困難，同時在養老基金運行方面也需要加以改進④。對于農村養老模式的選擇，多元化的養老模式是當前的必然選擇，其中，社會養老模式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可。
失地農民養老問題是當前解決失地農民問題的重中之重。陳紹軍（2012）提出，由于政策局限，將失地農民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還有諸多困難，為使失地農民享受到發展福利，失地農民養老保障制度可以作為過渡方式予以施行⑤。
二、調查對象與方法
（一）調查對象
2016年8月，調查采取四階段抽樣法，先是從吉林、遼寧、黑龍江各省中分別抽取3個被調查市（白山市、丹東市、大慶市），然后，在每市再抽取3個鄉鎮（松江河鎮、孤山鎮、林甸縣），在每個鄉鎮中抽取 3個行政村（長青、谷家屯、東發村），再采取典型抽樣和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式對農民進行問卷調查。當場填寫并回收問卷，發出問卷4500份，收回有效問卷3883份，回收率為86.29%，問卷資料齊全。經過問卷的審查、復核與整理，最終獲得失地農民的有效問卷。
（二）調查方法與數據來源
除選取樣本點實地調研外，本研究還采用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2013年全國基線調查微觀數據⑥。該調查以我國45歲及以上中老年人及其家庭為調查對象，覆蓋全國30個省級行政單位約1萬戶家庭中1.7萬個樣本。
三、衡量失地農民養老保障水平的變量選取
（一）因變量
本文設定的因變量是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水平，其度量方法是根據受訪者對自己的生活狀況做出總體性評價，再加上客觀現象的映射。本研究按照五分法對各個打分進行賦值，其中，養老水平評價總分50分，1-10分表示非常不滿意，11-20分表示不滿意，21-30分表示一般，31-40分表示比較滿意，41-50分表示非常滿意。滿意度評價采取五分制，1分代表最低，5分代表最高。
（二）自變量
本研究依據農村老年人生產能力欠缺、對子女依賴性強等特點，參照相關文獻中較常用的評價維度，著重從以下三個維度探究自變量對失地農民養老保障水平的影響：
1.個人狀況維度。選取了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健康狀況、土地保有程度等因素。
2.家庭狀況維度。本文選取家庭年人均純收入來反映農村老年人經濟狀況。
3.社會保障維度。本文選擇的社會支持維度包括物質支持和精神支持。
四、中國城鎮化進程中失地農民養老保障水平決定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一）失地農民養老保障滿意程度的調研統計結果
滿意度評估是指個人依照自己選擇的標準對自己生活狀況的總體性認知評估。
從調研的統計結果看，多數受訪農民對自己當前的養老保障滿意度較高，養老滿意度評分的均值達到40.14分，比3883名受訪者整體養老保障滿意度的均值高3.58分。其中，對目前養老保障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失地農民占總樣本的81.67%，僅有3.71%的失地農民對目前的生活比較不滿意。表一顯示了遼寧、黑龍江、吉林省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滿意度依次降低。
（二）個人狀況與失地農民養老保障滿意度
健康是失地農民養老保障水平提高的重要前提。從失地農民自我報告的身體健康狀況看，44.72%的失地農民認為自己身體很健康，對養老保障滿意度評分為34.85分。
此外，失地農民的心理健康狀況也應受關注。盡管半數以上的失地農民在生活中能獲得的滿足感和安全感，但仍有8%左右的失地農民存在孤獨、消極的悲觀狀態，這部分失地農民養老保障滿意度只有35.73分，顯著低于失地農民群體的平均水平。
土地保有程度對失地農民養老保障滿意度亦有顯著的影響。根據本調查統計，在其他變量值一致的情況下，土地保有程度高的農民養老保障滿意度平均分為45.81，而土地保有程度低的35.53?？梢钥闯?，失地農民養老保障水平與土地保有程度有一定的相關關系。
年齡，性別，婚姻狀況等因素對失地農民養老保障水平沒有顯著的影響。
（三）家庭狀況與失地農民養老保障滿意度
通過問卷數據分析，我們發現家庭狀況變量中家庭收入水平對失地農民養老保障滿意度影響顯著。隨著滿意度評價等級的降低，受訪群體的家庭人均純收入及人均消費水平均值依次降低。然而，現實收入與期望收入的差距卻隨滿意度評價級別的降低而拉大，表明失地農民養老保障滿意度與期望/現實收入比成負相關。
自我保障、子女保障和社會保障為失地農民的主要經濟來源。由統計結果可看出，大多數的失地農民能夠得到子女的贍養；主要依靠子女贍養，部分依靠社會保障養老金生活的失地農民幸福感較強。
子女作為失地農民晚年生活的重要依靠，同樣是失地農民社會關系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在調查中，受訪失地農民平均有子女2-3個。62.8%的失地農民可從子女方得到錢或實物，平均金額為每年2165.3元；13.0%的失地農民所得的錢或實物折價后不超過1000元，難以冠以“贍養”之名。
在失地農民的生活照料及情感支持方面，子女的作用是無法替代的。目前，單獨居住仍是失地農民主要的居住方式。獨居失地農民與其子女的聯系頻率對其養老保障滿意度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研究顯示，失地農民的滿意度評分隨著與子女聯系頻率的降低而遞減。
（四）社會保障與失地農民養老保障滿意度
表三顯示出樣本三地失地前后的對比情況。由于吉林省和遼寧省的部分處于第三年齡階段（60歲以上）的失地農民（他們自愿選擇不置換城鎮企業職工社會養老保險），能夠一次性得到較大數額的資金補償，這些補償將對失地農民的生活產生深遠影響。因此，在數據處理時，我們根據當地的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將這一次性資金補償折算成失地農民每年可得的補償金額。具體做法：根據2015年三地的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估算出受訪失地農民的預期剩余存活時間，再按照央行0.35%的利率水平，將一次性資金補償平均分攤到各年。由此得到的征地補償費用，加上失地農民當前的家庭收入，以及養老金等其他福利和補助，便得出了本研究所調查的當年各家庭收入水平。因此，表四中“失地后”的家庭純收入是考慮了一次性征地補償款后的純收入，從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征地的補償水平。
對于社會保障項目，農民未失地時參加的是新型農村合作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養老保險。政府征地以后，為失地農民置換了15年的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繳費年限，將失地農民納入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U體系，基本做到了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全覆蓋。因此，在養老、醫療保險統計結果上，失地農民較失地前的狀況有所改善。
五、結語
從上一個部分的數據分析中，我們從三個層次中提取了五個顯著的影響因素，分別是：婚姻狀況、土地保有程度、家庭收入水平、醫療服務水平、社會養老保險收益。
根據調查研究，我們對提高中國城鎮化進程中失地農民養老水平做出以下四點建議：
1.了解農民的被征地意愿，建立規范補償分配制度
要以協商的態度，通過落實聽證制度，實地了解并尊重農民的被征地意愿；要設定靈活的征地補償標準，除參照物價水平等因素，也要結合農民的意愿，確保農民失地后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進一步完善農村土地征用補償分配條例，確保農民個體之間公平分配。
2.采取多樣的幫扶措施，大力扶持農民再次就業
多數失地農民缺乏再次就業所需的勞動技能，有關政府機構可通過開設技術培訓點、分配技術人員下鄉指導等形式對其進行培訓，在此基礎上，對部分企業予以引進農民工的優惠政策，讓失地農民成功的再次就業。
3.改善失地農戶醫療及養老保險
對失去賴以生存的生活保障的失地農民，引導其合理購買養老保險是必要的。將農民的需要和當地實際相結合，據此適當調整醫療及養老保險，同時加快失地農民醫療養老保障制度并入城鄉一體化的進程。加大政策宣傳力度，在辦理手續及繳費上給予優惠，提高失地農民的參保積極性。
4.強化對失地農民養老保障政策實施的監管
加大對失地農民養老保障實施過程的監管力度，充分向農民宣傳國家對于失地農民的各種優惠政策。養老保障金需由專職部門統一監管，同時應設內部及外部監管、審核部門，以保證養老金及時、足額地發放；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對違反政策規定、謀取私利者進行懲治。
注釋：
①《鄉土中國》
②趙友新《失地后的失衡――失地農民的就業和生活問題調查》
③朱俊《對當前我國農村養老模式的政治學分析》；劉布光《當前農村養老保障面臨的困難與對策》
④左菁《中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反思與重構》
⑤陳紹軍《長三角地區失地農民養老保障模式比較研究》
⑥http：///zh-CN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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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 琛（1996-），女，漢族，河南周口人，吉林大學經濟學院2014級金融學專業在讀本科生，主要從事風險投資研究。
張紫睿（1995-），女，漢族，山東日照人，吉林大學經濟學院2014級金融學專業在讀本科生，主要從事金融工程理論與實務研究。
邵 聰（1996-），男，漢族，江蘇宿遷人，吉林大學經濟學院2014級金融專業在讀本科生，主要從事失地農民養老保障問題研究。
中國城鎮化進程范文3
中圖分類號：F123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市場的不足和政府的職能決定了中國新型城鎮化的健康有序發展仍然需要政府的有效參與和有限干預。本文在闡述健康城鎮化內涵的基礎上，分析了地方政府在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行為的偏差及其成因。進而提出了地方政府行為在健康城鎮化中的路徑選擇。
關鍵詞：健康城鎮化 地方政府行為 優化策略
縱觀中國城鎮化的歷程，不難發現，城鄉差距在持續擴大，城鄉矛盾趨于尖銳，資源環境條件惡化的問題也相伴而生。因此，以實現城鄉一體化為目標、致力于集約型的可持續發展的新型城鎮化呼之而出。政府在中國傳統城鎮化發展中占據著主導地位，既是政策的提供者又為政策的有效實施提供了良好的運行環境。然而市場的不足和政府的職能決定了中國新型城鎮化的健康有序發展仍然需要政府的有效參與。
健康城鎮化與地方政府行為概念界定
（一）健康城鎮化的涵義
城鎮化，是特指在我國生產力水平不高、農村區域廣袤、工業化后發的條件下，實現農村人口的工作領域由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的職業轉換過程，居住地由農村區域向城鎮區域遷移的空間聚集過程。1990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了第一個人文發展報告，強調把人的需要、期望和選擇放在一切發展活動的中心。城市發展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們生活更美好，而不是導致居民生活痛苦指數增加。切實轉變城鎮發展方式，注重城鎮功能的完善，實現城鎮發展過程中尊重相關利益主體的權益和感受、發展目標符合市民福祉提升的要求、發展成果由相關利益主體高度共享，已經成為當前的重大課題。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必須“遵循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
（二）地方政府行為的涵義
TedGaebler指出：政府是指執掌公共權力的主體，是按照一定規則建立起來的組織機構系統。政府行為就是指政府做了什么、沒有做什么的問題。地方政府行為是指地方政府所從事的公共行政過程中所有的活動，是地方政府行政權力和行政職能運行與行使過程的外部表現，是地方政府行政權力與行政職能作用于社會和公民的公共行政活動。地方政府在城鎮化過程中的行為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對待城鎮化的態度，以及由此產生的計劃、方針、政策并將其運用、實施、控制、協調的過程。它具有社會性和階級性雙重屬性，在本質上，政府行為不僅具有公共性，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它還是實行階級統治的重要實現手段，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
中國城鎮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和成因
（一）中國城鎮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
1.資源浪費嚴重，存在過度“土地城鎮化”傾向。多數城鎮采取外延擴張方式，將城鎮人口數量增加和城市建成區面積的擴張作為重要取向。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開發商、村集體、農戶的四方博弈中，村集體擁有過大的土地開發權，作為土地用益權人的農戶缺乏自我保護權利，在土地城鎮化、非農化的過程中缺乏參與談判的行動能力和制度保障，中央政府盡管有著保護農地的動力和權力，但因信息不足及監管乏力等限制，導致農地保護乏力。各地方政府在GDP政績效應以及土地財政的刺激下，大多以低廉的地價和松弛的監管來吸引投資，助長了農村土地非農建設的無序化。城市建設大量占用農田，甚至侵占基本農田，特別是在土地財政的刺激作用之下，土地資源浪費嚴重。
2.發展嚴重失衡，存在資源過度聚集傾向。由于資金、人才、資源等各種生產要素不斷向城鎮特別是大中城市集聚，導致嚴重的城鄉分化以及城鎮體系內部特大、超大城市和小城鎮兩極分化。重城市輕城鎮的政策導向使得城鎮體系在大城市與小城鎮之間呈現嚴重的斷裂狀況。伴之而來的是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人口超越承載力引起的資源環境等大城市弊端。對2006年25個城市所做的暢行程度受評得分僅為54.1分，未達及格線，表明大城市交通普遍正處于擁堵困境。單純依靠市場機制無法解決空氣污染和噪音等外部性問題，也無法解決交通擁堵之類的囚徒困境。
3.城鎮化成果未能在較大范圍內有效共享，存在強制力推動城鎮化的傾向。地方政府在追求土地財政和政績的雙重驅動下，加快拆遷步伐，一些地方政府默認甚至協助強制拆遷，引起了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激烈的社會對抗。失地農民在土地非農化用途轉化帶來的巨大收益中所獲甚少，甚至出現大量“無工作、無土地、無社?！钡娜裏o農民。
4.封閉式推進造成城鎮內部的新二元結構。大量農民工及其子女雖然在城鎮居住生活，但在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無法享受城鎮居民待遇，造成了城鎮居民和外來人口分化明顯的“新二元結構”。而城鄉二元分割的公共投入體制，造成了城市中心大量存在著服務缺位、管理無序等問題突出的“城中村”現象。城市內部存在的差異明顯的城村分割、居民與外來人口分割的二元現象，造成了城鎮內部的斷裂。金融危機中出現的農民工返鄉潮流，日益突出的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的生存危機等都暴露了農民工未能在城市安居的現實，“半城市化”造成嚴重的后果并產生較大的經濟、社會和文化代價。
5.生態環境負荷過重可持續能力不足。牛文元等（2010）的分析表明，2007年我國百強城市消耗了全國一半以上的能源，人均能耗是全國人均能耗的3倍，地均能耗是全國平均水平的近30倍。城市水體污染、空氣污染、固體廢棄物的污染，對原本脆弱的生態環境構成了嚴重挑戰。據國家環保部測算，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5118億元，相當于當年GDP的3.05%。其中，空氣污染帶來的城市居民健康損失成本達到1500多億元。
中國城鎮化進程范文4
[關鍵詞] 城鄉收入差距;城鎮化;主成分分析;影響;建議
[中圖分類號] F470 [文獻標識碼] B
引言
1978年后，我國的經濟發展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快速發展引起大量人口由農村向城鎮轉移，一方面促進城鎮建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帶來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等問題。在1980年至2014年間，城鄉收入差距比由1.8上升至2.97，并于2009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3.33。盡管最近幾年隨著國家對農村扶持力度的不斷加大，該比率出現下降。但中科院報告顯示，中國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總體上仍在繼續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雖有減小卻存在反彈的風險。
經濟理論學界普遍認為，城鎮化演進是統籌城鄉發展的主要途徑和方式，如劉易斯用發展經濟學理論證明城鎮化發展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有顯著影響[1]。但由于中國經濟發展情況較為復雜，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論證中國城鎮化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陸銘[2]、許秀川[3]、楊志海[4]、楊國安[5]、姚耀軍[6]等認為城鎮化能夠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同時，還有部分學者認為伴隨城鎮化發展引起的經濟結構問題導致城鎮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并不是確定的，如吳先華[7]，梁文鳳[8]，周少甫[9]等。上述研究對探討城鎮化演進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系極具參考價值，但大多數文獻均將人口城鎮化率衡量城鎮化水平，實際上城鎮化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不單單表現為人口城鎮化率的上升，還表現為產業結構、金融發展、社會經濟、人民生活等的轉變，因此該指標只能作為一個衡量因素，并不能全面的反映。鑒于此，文章采用多個經濟指標衡量城鎮化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邊際影響，通過實證分析為控制城鄉收入差距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鑒。
一、指標選擇、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指標選擇
不考慮收入水平層次的影響，采用通用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值來衡量城鄉收入差距（Y）作為被解釋變量，比值越大，說明城鄉收入差距越大。
城鎮化進程導致經濟社會發生各個方面的變化，例如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與民生保障措施、經濟市場的要素流動等都有可能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影響。因此解釋變量包括，以非農人口占總全國總人口的比重表示人口城鎮化率（U）;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R）;由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生產總值與GDP之比表示產業結構水平（S1、S2、S3）;用外商直接投資與GDP的比重表示外商投資水平（F）;用外貿進口額與GDP之比表示外貿進口依存度（IM），用外貿出口額與GDP之比表示外貿出口依存度（EX）;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表示城鎮投資水平（I）;用政府支農支出與當年財政支出的比表示政府支農水平（A）;用當年金融存貸款之和與GDP之比表示金融發展規模（FS），用金融存款額與金融貸款額表示金融發展效率（FE）;用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之比表示城鄉教育水平的差距（E）[10]。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由于解釋變量眾多，且可能存在相關性，因此采用主成分分析找出上述解釋變量的幾個主成分，并將其因子得分作為新的解釋變量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擬合回歸方程，通過主成分與解釋變量之間的代換分析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具體影響程度。模型中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91-2015）。
二、實證分析過程
（一）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因子的主成分分析
將中國1990-2014年整理后的人口城鎮化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第一、二、三產業結構水平，外商投資水平，外貿進口、出口依存度，城鎮投資水平，政府支農水平，金融發展規模，金融發展效率，城鄉教育水平進行主成分分析，其中，除金融發展規模與城鄉教育水平以外，其余數據皆以百分數表示。
公因子方差表結果顯示除人均GDP增長率與外商投資水平損失較大以外，提取的主成分包含了其余11個解釋變量均在75%以上的信息。在默認保留特征根大于1的情況下，分析結果最終提取了2個主成分，集中了原始13個解釋變量83.811%的信息。對提取的兩個主成份進行成分旋轉，可知第一個主要因子主要由人口城鎮化率U，第一產業結構水平S1，第三產業結構水平S3，外商投資水平F，城鎮投資水平I，政府支農水平A，金融發展規模FS，金融發展效率FE，城鄉教育水平E決定;第二個主成分主要由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R，第二產業結構水平S2，外貿進口依存度IM，外貿出口依存度EX決定。由此，結合主成份分析解釋的總方差，可寫出用原始解釋變量表示的主成分的線性表達式，即：
F1=■?（0.985U-0.399R-0.906S1+0.041S2+0.976S3-0.703F+0.557IM+0.602EX+0.906I-0.935A+0.975FS+0.884FE+0.894E） （1）
F2=■?（0.126U+0.559R-0.368S1+0.889S2+0.069S3+0.436F+0.691IM+0.648EX+0.090I-0.083A+0.052FS+0.418FE-0.242E） （2）
（二）城鄉收入差距與綜合變量的最小二乘分析
將城鄉收入差距作為被解釋變量，上述得到的2個主成分的綜合變量作為新的解釋變量，進行最小二乘分析，結果如式（3）所示：
Y=2.914+0.245F1+0.197F2 （3）
t值 （118.980） （9.807） （7.888）
模型校正的判定系數為0.867，表明該模型可擬合86.7%的數據，效果較好，F值為79.201，模型F檢驗與參數的t檢驗均通過，整體顯著。
將式（1）、式（2）代入式（3），整理如下：
Y=2.914+0.735U-0.104R-0.756S1+0.312S2+0.711S3-0.358F+0.613M+0.631EX+0.668I-0.686A+0.705FS+0.757FE+0.554E （4）
回歸方程表明，依據中國1990-2014年經濟數據，在城鎮化演進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影響的13個因素中，U、S2、S3、IM、EX、I、FS、FE和E的回歸系數都為正，表明它們對城鄉收入差距有擴大效應;R、S1、F和A的回歸系數都為負，表明它們對城鄉收入差距有縮小效應。
盡管人口城鎮化率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系數符號為正，但并不能簡單地認為這種結論與劉易斯等經濟學家的理論觀點相反。城鎮化發展是一個全面綜合的現象，人口城鎮化率只是一方面的表現。而且數據選用的時間年限較短，因此該結果只能反映人口城鎮化率在這短時間內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此外，根據庫茲涅茨的觀點，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因農村人口向城鎮人口轉移，會首先表現為城鄉收入差距擴大，隨之縮小。
人均GDP增長率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彈性系數為負，經濟的發展能夠在全社會平衡要素分配，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但其影響系數僅為0.104，在全部13個因素中作用力最小。
從產業結構來看，第一產業的結構比重上升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第二、三產業的結構上升則可能導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這與一般的經濟理論或結論是相符的。農業發展直接提高農村人均純收入，而在工業化道路和技術進步等過程總城鎮居民則具有更多優勢以獲得更高的收入。
從投資和經濟開放的角度分析，盡管出于國際分工角度外商投資給更多的農村居民提供了就業機會，但外商投資的影響因子明顯小于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水平，而且由于固定資產投資較強的城鎮偏向，使得城鎮經濟的繁榮速度遠遠快于農村經濟，另外，外貿依存度與城鄉收入差距呈正相關，表明經濟開放主要對城鎮經濟發展起作用，以至于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
財政支農政策明顯有利于提高農村收入水平，且其影響力系數較大，表明城鄉支農政策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作用較為顯著。
與社會投資效果相似，金融發展規模與金融發展效率也具有城鎮偏向，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幅度大于農村居民，這種金融發展的二元性就會從一定程度上引起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
城鄉教育水平差異也是引起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表現為農村居民的人均工資水平遠遠落后于城鎮居民的工資水平，致使收入差距有擴大趨勢。
三、結論與建議
（一）主要結論
通過多個城鎮化影響因素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分析，人口城鎮化率、第二產業發展、第三產業發展、外貿依存度、金融發展、城鄉教育水平差距均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而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主要得益于農業經濟的發展與國家財政支農。因此，在制定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相關政策時，不能片面考慮某一影響因素，以至于以偏概全、顧此失彼，而應當綜合考慮各個方面的綜合發展。
（二）政策建議
第一，加強農村教育建設。解決三農問題，教育是根本，加強農村教育建設是一項長期的具有可持續發展觀的戰略性任務。第二，以發展理念扶持現代農業。農業是農村居民收入的最主要來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由于城鎮化演進過程中，農業基礎薄弱、質量效益低、競爭力差等問題日益突出，使得農業發展明顯滯后于城鎮化與工業化發展。第三，摒棄城鎮偏向政策體系。在重點發展城鎮的同時兼顧農村發展，將發展重點逐漸轉移到農村上來，建立城鄉兼顧的包容性政策，改善城鄉二元格局，加大對農村的發展建設投資，保障農村弱勢群體的基本收益，漸進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第四，穩定城鎮化建設。不以人口城鎮化率單一指標衡量城鎮化發展水平，注重城鎮化建設的各方面的協調發展，從實際意義縮減城鄉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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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鎮化進程范文5
關鍵詞:東西部地區；城鎮化進程；對比研究
中圖分類號: F06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11）04-0045-04
我國地域廣闊，在城鎮化進程的多方面因素影響下，各地區的城鎮化速度和水平呈現出區域差異，尤其是東西部之間。相對于西部地區來說，東部地區具有區域地理條件優勢，城鎮化起點高，人口密度大，是我國城鎮網絡較健全的經濟核心區，具備城鎮快速發展的優勢，對勞動力的需求和容量大，外來勞動力流入形成的準城鎮人口較多。西部地區盡管有著煤炭、石油、天然氣、礦產等豐富的資源，但由于氣候、地貌、土壤、水資源和交通設施等方面的弱勢，經濟實力較弱，城鎮化進程緩慢。這種先天條件的不同使得東西部地區在城鎮化進程中呈現出不同的特征。研究基于東西部城市的實地調研情況，將具有代表性的浙江省嘉興市和甘肅省蘭州市城鎮化進程進行對比，探討二者異同的深層原因及東西部進一步推進城鎮化的發展方向。
一、東西部地區城鎮化現狀的對比分析
自改革開放以來，城鎮作為一個地區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公共服務的中心，開始受到各地區的重視，促使我國逐漸進入快速城鎮化時期，但東西部的城鎮化速度和城鎮體系建設卻有著很大差異。從2008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來看，我國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遼寧、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地級以上市91個，縣級市162個。西部地區（包括新疆、寧夏、青海、甘肅、陜西、、云南、貴州、四川和重慶）地級以上市60個，縣級市63個。不僅東部地區縣級市較多，其建制鎮的數量、增長速度和人口聚集度也遠遠超過西部地區，快速城鎮化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使東西部人均GDP差距越來越大。
被調研的嘉興市和蘭州市人口數量相當，但具有不同的發展歷程，蘭州市作為西部重要城市，甘肅省的省會，較嘉興市具有更久遠的發展歷史和更重要的發展地位，1985年蘭州市全市的城鎮化率已達到49.5％，工業總產值為54.1億元，遠高于嘉興市的城鎮化率15.6％和工業總產值32.7億元。但隨著東部經濟的快速發展，2008年底嘉興市的工業總產值為3,839億元，接近蘭州市工業總產值的3倍。目前，嘉興市下設南湖區、秀洲區、嘉興經濟技術開發區，轄嘉善縣、海鹽縣2個縣以及平湖市、海寧市、桐鄉市3個縣級市，有建制鎮53個，總面積3,915平方公里。蘭州市現轄城關區、七里河區、安寧區、西固區、紅古區五區，及皋蘭、榆中、永登三縣，有建制鎮32個，總面積13,086平方公里。嘉興市面積不足蘭州市的三分之一，但所轄的縣級市和建制鎮較多，城鎮化體系更為健全。表1列出了2000年～2008年嘉興市和蘭州市城鎮化率，二三產業比重和人均GDP的數值。
從表1的人均GDP數值可看出嘉興市的經濟水平已超過蘭州市，但城鎮化率始終較低。城鎮化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匹配反映了我國東西部存在的一個普遍現象，即：盡管東部地區經濟實力和二三產業就業比重普遍高于西部地區，但是除少數大城市外，很多東部地區存在城鎮化滯后現象，原因在于東部地區的城鎮雖然有大量打工人群涌入，但這些人并未在城鎮長期居住形成城鎮人口。西部地區恰恰相反，建國初期，以發展重工業為主的西部缺乏吸納大量勞動力的民營企業和非農產業的發展以及小城鎮的建設，城鎮化進程中更多地表現為農民大量外出務工，農村人口急劇減少導致城鎮人口比重相對提高[1]，而整體收入水平提升有限的現象。可見，僅從城鎮化率，即非農業人口比重難以比較東西部的城鎮化水平。
東西部地區出現的城鎮化與經濟發展不匹配現象也與我國的戶籍制度、醫療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密切相關。在嘉興市的實地調研中發現東部農民雖然從事非農產業，在附近城鎮打工，但居住地仍然是農村，“小富即安” 和“離土不離鄉”的思想嚴重減緩了農民轉市民的速度。而蘭州市中，轉為城鎮人口的無地農民存在就業難，外出務工不穩定及收入水平低等問題。經濟的發展與城鎮化建設是一個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過程，城鎮化離不開經濟的增長和產業的發展，它必須建立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既不能過度超前，也不能過度滯后，必須與經濟發展適度同步。因此，東西部地區應當采取恰當的政策措施，進行制度創新，促使東西部地區的城鎮化進程與經濟發展狀況相匹配。
二、東西部地區城鎮化進程的異同分析
1. 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東西部地區城鎮化的異同分析
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是我國自后，開始重新重視城市建設，城市得到快速發展的時期，雖然這一時期東西部城市均從較差的經濟基礎起步，但城鎮化的速度和特征卻有所區別，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東部比西部地區具有地理優勢和基礎設施環境優勢，促進了地區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建設。以嘉興市為例，東部地區的地理優勢為嘉興市的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加上優越的資源和廉價勞動力，促使鄉鎮企業和農村工業在改革開放后迅速發展，為城鎮建設完成了原始的資本積累。良好的交通條件帶來的可通達性，使城鎮與農村，城鎮與城鎮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和便利，有力的推動了城鎮化進程。西部地區較東部地區缺乏沿海區位優勢、運輸優勢、氣候優勢。資金匱乏、技術落后、地形復雜，使西部地區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的難度大。蘭州市部分地區由于氣候原因導致水資源匱乏，資金和地形原因導致基礎設施落后，限制了工業的發展和城鎮化進程。從目前情況看，由于較好的投資環境和已經形成的物質環境基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外資、內資、產業、要素、人口還會繼續向東部集聚。
（2）民營經濟不發達，使西部地區的城鎮化進程更多的依賴政府推動，形成自上而下的動力機制；與之不同的東部地區依靠民營經濟為城鎮化奠定經濟基礎并產生內部動力，形成自下而上的動力機制。20世紀80年代的嘉興，抓住農村改革機遇，促進了鄉鎮企業的發展；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后，放手發展個體私營經濟，推動了區域特色經濟的形成；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嘉興進一步抓住國家優化資本結構試點、糧食購銷市場化改革、城鎮化等機遇，實現了傳統農業大市向現代工業城市的跨越。盡管當時的勞動力非常廉價，但非農產業就業的收入依然比農業經營產生的收入高，這種要素收益差異，拉動部分鄉村人口開始向城鎮轉移。非農產業發展帶來的就業機會，迅速提升了二三產業就業人口比重。企業對規模經濟的追求，使農村土地和資本具有集中趨向，形成了城鎮化的促動力量。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形成大量民間資本，加上周邊大城市的輻射，使嘉興市的城鎮受到工業和經濟基礎的支撐，得以快速發展。而西部地區長期以來經濟發展緩慢，在資金狀況上與東部地區存在巨大的差距。沒有政府的推動，城鎮化進程非常緩慢。在蘭州市的調研中，以皋蘭縣為例，推進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均是以政府的財政支持為主。農民收入低，資金少，缺乏城鎮化意識，自身動力的不足使其更多的需要政府的引導和支持。
（3）東部地區產業發展的速度明顯快于西部，成為城鎮化的重要拉動力。20世紀90年代，嘉興市深化鄉鎮企業改革，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同時，建立特色工業城，形成規模較大、產業集聚度高、有創新能力、有產品特色和地方特色的現代工業園區，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二、三產業的發展，形成了提升城鎮化水平的產業拉動力。蘭州市作為老工業基地，重工業的發展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有限，雖然也強調特色產業的建設，但由于自然條件、區位條件、水資源及基礎設施條件的限制，在招商引資方面難以與東部地區抗衡，使其二三產業的發展力度不足。
2. 本世紀以來東西部地區城鎮化的異同分析
根據世界各國城鎮化的經驗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當城鎮化率超過25％～30％時，地區經濟將進入加速發展期，城鎮化率超過60％～70％時，地區經濟進入成熟而緩慢的發展期[2]，目前嘉興市和蘭州市均屬于城鎮化的加速發展期，基于2000年以來二者城鎮化進程的異同分析，存在著以下一些特征。
（1）一些東部地區逐漸出現城鎮化進程的滯緩現象，與西部地區城鎮化缺乏產業支撐形成對比。東部地區出現的城鎮化滯緩現象并非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就業機會增加過少造成，而更多的是由于“離土不離鄉”的政策原因。從嘉興市的調研情況看，80%以上農村勞動力實現了非農就業卻依舊生活在農村，還有部分農村居民一邊務農一邊打零工。由于不愿意失去土地的保障，他們更愿意“離土不離鄉”。而“小富即安”的思想又阻礙了鄉鎮企業家進一步創業的熱情，家族型的小企業盛行，大型龍頭企業較少，惡性競爭普遍存在，既不利于產業的集聚和升級優化，也不利于城鎮的進一步開發建設。西部地區在這一時期恰恰相反，城鎮化的政策促進中心城市進一步擴張，城區面積不斷擴大，無地農民逐漸轉變為市民。與此同時，二、三產業帶來的就業機會仍顯不足，更多的失地農民外出務工或在家待業，產業發展仍是西部地區推進城鎮化的一個瓶頸。
（2）東部地區的二三產業需要通過規?；鸵幏痘瘉韮灮墸鞑康貐^二三產業需進一步開拓和發展，形成層級體系。嘉興市城鄉GDP總量、人均GDP均已達到較高水平，但城鎮的經濟競爭力不強，簡單的、以成本優勢為主的加工業在經濟中的貢獻率較高，這種以資源和勞動為主的產業，一方面給鄉村生態環境帶來相當的問題; 另一方面就業人員多為外來打工人員，不具備就業的穩定性，難以促使城鎮人口長期穩定的聚集，使其城鎮化明顯落后于工業化，第三產業也難以得到充分發展，目前，嘉興市第三產業產值所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國水平，成為城鎮化進程中的一塊“短板”。此外，城鄉恩格爾系數差異不大和城鎮化水平不高并存的現象，也說明無論城鎮和農村都存在低端消費服務供給過剩而高端消費服務供給不足的情況。與此對應的蘭州市多為具有壟斷性質的大型企業發展良好，而中小企業和推動小城鎮發展的民營經濟發展不足?？梢姈|部地區第二產業仍處于較低層次，需要通過規?；鸵幏痘?，進一步提升其競爭力；西部地區產業層級體系不夠完善，需要以公平的競爭環境和金融政策的支持鼓勵中小企業的發展。
（3）西部地區小城鎮建設不足與東部地區小城鎮眾多形成對比。盡管西部一些地區城鎮化率較高，但外出務工人員較多，小城鎮發展的不足，使得西部地區的總體經濟水平較差，城鄉差距大，二元結構明顯。東部地區與之相反，小城鎮數量較多，二三產業就業比重高，但城鎮化率較低帶來的城鎮人口聚集不足，將阻礙東部地區的產業升級和經濟水平的進一步提升。因此西部地區應鼓勵小城鎮建設，而東部地區應促進城鎮人口的聚集和分工協作，加強中心鎮和城市的高端建設。
（4）東西部教育水平存在差異。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人口素質的提高和城鄉文明的溶合，并通過改變就業結構、勞動組織結構和物質空間結構，影響城鎮化進程[3]。但在教育水平方面，西部明顯落后于東部。從調研數據看西部具有較高的文盲率和較低的高素質人才比重。教育水平的落后和人才的匱乏，嚴重制約了西部地區的城鎮化進程。
（5）東西部地區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條件，為促進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和進一步推動城鎮化進程奠定了硬件基礎。在積累了較好的經濟基礎之后，嘉興市開始重視農村地區的發展，通過行政干預手段，將部分財政、稅收用于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居民生活條件的改善，加快了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的速度。蘭州市自2005年推行新農村建設以來，農村基礎設施條件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交通、生活和通信設施不斷完善，促進了農業現代化和非農產業的發展，部分城市農村地區通過“城中村”改造轉為市區[4]。這為城鄉協調發展和進一步通過城市滲透，推進城鎮化進程奠定了基礎。
(6)東西部地區不斷改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制度，但保障層次普遍不高，無法徹底解決城鄉發展的種種矛盾。目前，養老保險和農村合作醫療在嘉興和蘭州市已基本實現全面覆蓋，但提供的保障水平難以滿足農村居民進城之后的生活保障。針對失地農民開展的職業技術培訓所發揮的作用有限，大部分農村勞動力仍缺乏一技之長，自身就業能力不強，因此在經營個體經濟或打工的同時，希望保留農村戶籍作為“退路”，土地也成為城鄉發展的矛盾焦點。這些問題將阻礙著東西部地區的城鎮化進程。
三、對東西部地區推進城鎮化的政策建議
基于東西部地區城鎮化進程的異同分析，對東西部地區進一步推進城鎮化的政策建議如下：
一是東部地區應發展中心鎮和大城市，提升現有城鎮的城鎮化水平，加強高端基礎設施建設。西部地區在發展大城市的同時，應加快小城鎮建設，完善城鎮體系。
東部地區大中小城鎮同步發展，使其城鎮的總體數量不宜再擴大，為了充分利用地上地下空間，應盡量節約用地，提升每個城鎮特別是中小城鎮的人口容量、經濟規模和基礎設施水平，將重點城鎮發展成為功能健全的城市。根據聯合國有關城鎮發展方面的規劃建議，城鎮發展的基礎設施投入與GDP之比應該為1. 5%～4% ，而我國目前僅為0. 14%～0. 87% ，遠遠不能滿足城鎮化的要求。因此，東部地區可加大對重點城鎮的基礎設施建設，構建“中心城區――副城――重點鎮”的層次有序的城鎮體系。西部不僅缺乏具有輻射作用的大城市，而且小城鎮建設也起步不久。因此，應當一方面進一步發展若干基礎條件好，交通便利的原有大城市，使其發揮強有力的輻射作用；另一方面，鼓勵和扶持中小城鎮的發展，密切各級城鎮之間的聯系，以及城鎮與周圍農村的聯系，逐步形成以特大城市、大城市為核心，以中小城鎮為網絡的城鎮群落，促進城鄉經濟的溶合。
二是國家政策應向西部傾斜。西部地區相對于東部地區資金匱乏，經濟實力較弱，內部動力機制不足，更需要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持。客觀上說，中國東西部地區城鎮的非均衡發展，既是歷史過程的沉淀和延續，又是政策戰略導向作用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非均衡發展戰略的實施使國家在東部投入大量資金，修建各種基礎設施，給予東部企業種種優惠，在沿海地區設立特區、開放城市、保稅區等，極大地推動了東部地區城鎮化進程。而西部地區，盡管近年國家一直強調西部大開發，但實質性政策和財政支持仍然較弱。
三是針對城鎮化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問題，東部地區應當加快制度創新步伐，消除農民轉市民的后顧之憂。中心鎮和城市的發展，離不開產業和人口的集聚。東部地區需要通過制度創新，包括戶籍制度、醫療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進一步加快農村城鎮化進程，促進準城鎮人口向城鎮人口完全轉化。
四是東西部二、三產業需進一步優化升級，強調特色，協調發展。城鎮水平的提升離不開大型企業為龍頭的產業支撐，目前我國東西部城鎮的二三產業多數仍處于低端，以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為主，技術含量、品牌價值和質量信譽都比較低，需要通過區際合作，學習國內外先進技術，改變經營管理理念，提升經營管理水平，增強經濟規模，加大研發力度等，逐漸提高產品層次和技術含量。此外，也必須提升城鎮的管理水平和服務意識，為當地企業和產業發展提供更好的引導和服務。針對東西部產業發展的不同特征，東西部地區應發揮各自優勢，協調發展，避免惡性競爭。
五是西部地區需要通過資金整合、城鎮經營、金融體系構建等理念，解決城鎮化的資金瓶頸。鑒于西部資金匱乏的情況，緊依賴政府難以解決巨大的資金缺口，應當借鑒多方經驗，譬如采用“集中財力辦大事”的經驗，使有限的財政支持資金得以整合，發揮杠桿作用；采用小城鎮經營理念，調動參與人的積極性，吸引民間資本和社會資金，共同推動小城鎮建設；采用構建金融體系的經驗，促使金融機構的介入和金融業的發展，將儲蓄及時向投資轉化，以基礎設施資源為抵押，為城鎮化建設籌集資金。
六是東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需進一步提升教育水平，培育人才，提高人口素質，增強科技創新能力。目前我國東西部地區的教育水平均有待提升。但相對于東部、西部由于要素收益較低，基礎設施環境較差，對人才的吸引力度更弱。因此，西部一方面要加大對科技和教育的支持力度，加強與大城市及國際之間的學術交流，以教育、文化、科技為支撐，加快科研院所與企業的聯合，提高人口素質，培育高級人才，增強科技創新能力;另一方面，要進一步改善城鎮基礎設施，提升高級人才的收入水平，吸引大學生和高級人才遷居西部，為西部建設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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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 Guihuang1，Song Yingchang2
（1.Beijing Cit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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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鎮化進程范文6
[關鍵詞] 金融業；城鎮化；支持；作用
[中圖分類號] F291 [文獻標識碼] B
一、前言
金融業以其天然的資源配置能力，在我國的城鎮化過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不僅可以解決城鎮化過程中所產生的資金短缺瓶頸，而且可以通過對生產要素的再配置，促進城鎮化過程中新型產業結構的形成。但是目前金融業的發展尤其是農村金融業的發展還難以滿足城鎮化的要求。實現金融業與城鎮化發展的良好互動，充分的發揮金融業的作用，對于提高我國城鎮化發展水平意義重大。
二、金融業在城鎮化中的支持作用
（一）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支持
基礎設施建設在城鎮化過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直接關系到城鎮化的程度，沒有基礎設施的硬件支持，農民市民化將會成為空中樓閣。但是，城鎮化基礎設施建設的特點是建設周期比較長、資金占用額巨大、成本回收時間也很長，再加上基礎設施一般為公用物品，在很多時候受益主體不明確，因此單純依賴商業開發的形式很難湊效。尤其是對一些相對落后的地區，財政收入水平很低，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資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基礎設施建設往往面臨著很大的資金缺口。目前，國家的政策性銀行在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功不可沒，不僅提供了金融支持，而且還給予政策性安排。不斷的安排專項資金，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投入力度，建立“借、用、還三位一體”的機制，對基礎設施建設進行全面開發。同時在國家政策性銀行的帶動及國家權威的保障下，商業性銀行也在逐步探索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的方式。還有基礎設施證券化的金融改革嘗試，將會吸引民間資本的進入，從而極大的緩解城鎮化過程中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壓力。
（二）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
中小企業是推動城鎮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支柱力量，不僅可以增加就業崗位，吸引農村轉移的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而且作為產業結構的微觀單元，對城鎮化過程中的產業結構調整起著積極作用。由于中小企業規模較小，整體實力弱，對一些民間資本缺乏吸引力。在城鎮化過程中，商業銀行以及政策性銀行都出臺了對中小企業的優惠貸款政策，不斷探索建設新型的擔保體系，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同時，政府不斷的為中小企業通過證券市場融資提供便利條件，拓寬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解決中小企業所面臨的資金難題。從而可以使中小企業有更多的資金去購買先進設備，引進先進技術，形成綜合的競爭力。
（三）促進城鎮化中的產業調整
在城鎮化過程中必然伴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第一產業的比重不斷降低，從而產生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參與到第二、三產業中去，加快第二、三產業的發展。農民收入偏低是我國城鎮化過程中的最大障礙，推進城鎮化，必須加強產業結構調整，實現農村經濟的整體發展。同時，在建設可持續發展社會的過程中，必須積極的引導生態農業等產業的發展，不斷擴大新型戰略產業與高新技術產業的比例，逐步的縮小資源消耗量大的產業，實現產業結構的合理配置。金融業憑借其天然的資源配置能力，將不斷的引導各種生產要素向以上產業的流動。在農業產業結構方面，商業銀行以及政策銀行將不斷的加大對生態農業的資金支持力度，不斷的引導農業進行技術升級，從而使農業轉變成具有較高生產效率，綠色環保的可持續發展產業。在第二產業方面，通過對資金的合理引導，使其流向能耗低、環境友好的行業，縮小對高能耗高污染行業的資金支持。在第三產業方面，金融業通過各項優惠政策為第三產業企業的發展提供便利，促進其快速的增長。
（四）為農民市民化提供服務
我國城鎮化可以有很多種路徑探索，但是每種路徑的核心都應當是“人”的城鎮化，根本在于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在過去的城鎮化過程中，農民城鎮化的速度遠遠地落后于土地城鎮化的速度，這嚴重的影響了我國城鎮化的水平。推進新型城鎮化，必須結合城鎮人口增長規律，在進一步提高農民市民化水平上做文章。在農民市民化的人口轉移過程中，必將在教育、住房、醫療等方面產生巨大的需求。在人口轉移過程中，金融業將會為農民市民化的轉型提供服務。在住房方面，新增的城市人口會面臨著很大的買房壓力，金融業可以提供房貸業務，緩解新增人口的住房難題。在醫療方面，由于歷史上一直遺留的城鎮農村醫療二元結構的難題，在短時間內，農民市民化的人口醫療問題還要依賴于商業保險。并且隨著農民市民化的進程，農民的投資觀念會不斷發生改變，對金融產品的投資需求會不斷增加，多元的金融產品與服務將會拓寬農民的投資渠道，從而是農民獲得合理的收益。
三、制約金融業支持城鎮化的主要因素
（一）缺乏匹配城鎮化建設的金融體制創新
目前，城鎮化過程中所實行的金融體制更多的是對城市原有金融體制的照搬，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于城鎮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離城鎮化過程中所需的匹配的金融體制還有一定的差距。比如，在對企業貸款的抵押問題上，現行的金融體制對抵押品的各項要求都比較高，對于城鎮小企業以及農業合作組織來說，由于自身資產較少，難以滿足銀行的要求，導致這些企業組織無法獲得金融業的資金支持，這直接影響到這些企業組織的發展，最終影響到城鎮化建設的大局。要想使金融業在我國城鎮化的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進行匹配城鎮化建設的金融體制創新是必由之路。
（二）金融產品和服務難以滿足農民市民化過程中的多元化金融需求
新型城鎮化不是以往單純的去追求城鎮化的建設速度，不再以簡單的城鎮人口比例增加作為城鎮化率的客觀標準，而是更加重視“以人為本”、以提高人的生活質量為目標，真正的實現農民在生活方式、就業方式、社會保障等方面由“鄉”到“城”的轉變，在此基礎上實現農民市民化。在此過程中，農民的金融意識不斷增強，農民對金融資金的需求不僅增長迅速，而且呈多元化發展。首先，針對生活方式轉變所產生的匯兌、消費信貸等基礎金融服務需求會明顯增多；其次，市民化過程會使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失地農民在再次就業以及自主創業過程中所產生的金融資金需求，另外這些失地農民的醫療及養老保險、子女教育基金等方面都需要金融資金的支持。但是，目前實際的情況是正規金融機構在有些城鎮的網點是呈現收縮趨勢的，特別是小城鎮的金融覆蓋面出現下滑，金融服務的范圍相對較窄，很難滿足農民在市民化轉變過程中對金融資金的多元化需求，滿足失地農民需求的金融服務以及金融產品急需創新。例如，農民在失地變為市民后，既不能享受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優惠政策，也無法得到城鎮失業人員小額貸款的幫扶，嚴重的影響其再就業和自主創業的積極性。
四、進一步發揮金融業對城鎮化支持作用的對策
（一）結合城鎮化特點，探索多元的籌資模式
改變城鎮化過程中“政府主導、市場輔助”的金融支持服務管理模式，建立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本形成機制。一是繼續加大對公用事業、城鎮基礎設施等公益性項目的財政投入力度，充分發揮政府有限財政的杠桿作用，通過貼息、減免稅等政策鼓勵包括民間資本在內的大量資金流入到城鎮化建設當中；二是在依靠傳統的銀行信貸等間接融資方式存在困難的情況下，要充分利用直接融資渠道，發揮資本市場在配置金融資源方面的作用，發行市政債券和城建投資債券來解決新型城鎮化資金不足難題；三是對銀行信貸資金介入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給予政策傾斜，采取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鼓勵商業金融機構結合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的特點以較優惠的利率發放中長期貸款；四是利用政策性金融機構的公益性、社會性、超前性特點，使其進入到城鎮化領域的薄弱環節，擴大政策性金融機構在城鎮基礎設施、公共事業等領域的資金投入。
（二）創新金融產品以及金融服務，滿足農民市民化的多元化金融需求
要加大金融對農民市民化的扶持力度、擴大金融機構服務范圍、設計新型的金融產品以滿足農民市民化過程中不斷增加的基礎性、消費性以及投資性的金融資金需求。一是改進以取現匯兌為主要服務的城鎮基礎金融服務體系，增加城鎮金融分支機構以及ATM網點數量，加大城鎮支付渠道建設力度，同時推廣電話、網絡支付等現代的電子金融業務；二是降低新增城鎮人口的住房信貸標準，從而滿足農民進城后首套住房的剛性需求；三是對失地農民在創業教育和技能培訓方面加大金融支持，推出個人創業貸款新品種，出臺針對失地農民再就業以及自主創業的優惠貸款政策，充分調動其自謀職業、自主創業的積極性；四是完善失地農民在醫療社會保障、子女教育基金、個人財產保險等方面的金融服務體系，使失地農民真正的獲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保障；五是創新金融投資理財產品，滿足農民的拆遷補償款尋求保值、增值的投資性金融需求。
[參 考 文 獻]
[1]疏力平.發揮金融支持作用穩步推進城鎮化發展[J].金融縱橫，2010（5）：1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