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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博士論文范文1
關鍵詞:信息時代 大學文化 傳播 理論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3.021
信息化是當今時展的大趨勢,信息必將成為第一生產要素,也將構成信息化社會的重要技術物質基礎。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信息傳播加速了社會對于信息的需求與擴展,同時對于信息時代下大學文化傳播也是新的挑戰和機遇。而大學文化傳播是大學文化建設的精神基礎,應該適時地利用高效的傳播操作模式開展大學文化的傳播。所以,探析信息時代構建大學文化傳播模式的理論支撐,能夠為大學文化的傳播提供豐富的實踐意義和指導理論。
1 信息時代的大學文化建設
信息時代改變著世界,也改變著人類的生活方式。而教育作為人類社會一種特有的知識繼承傳播活動也在經歷技術變革的洗禮。信息技術在被時代灌注以新的活力同時,也促進了大學文化教育與傳播的革新,并逐步衍生出教育現實的各種新現象與新問題,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
大學文化的建設是全方位的文化建設,是長期而復雜的系統工程,它離不開物質的投入,也離不開對大學文化的傳播,兩者相輔相成。而大學文化建設的重要環節是群體精神意識的傳遞,即大學文化的傳播。高速發展的信息時代,大學文化的傳播需要繼承和借鑒中外經典文化傳播模式的理論,構建新模式來提升文化建設的傳播效果。
2 文化傳播的經典理論模式及借鑒
傳播模式是指研究傳播過程、性質和效果的公式???多伊奇1966年在《政府的神經》一書中曾論述過在社會科學中模式的有構造和解釋兩大主要功能。具有代表性的傳播模式有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論”、馬萊茨克“大眾傳播場”理論、“韋斯特利――麥克萊恩式”理論和“波紋中心”傳播模式理論。在信息時代大學文化的傳播模式研究中,將其經典傳播理論應用其中,吸取精髓,創新探索,構建符合時代氣息文化傳播的理論和執行模式,凝聚成一種無形的合力與整體趨向,以培育高素質人才的建設,推動大學發展的不竭動力。
2.1 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論”及其借鑒
2.1.1 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神交往觀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活動過程,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在人們滿足了物質層面上的需求后,便產生了精神層面上的需求,“交往的需求”就是其一。
信息時代大學文化的傳播模式不再是直接產生物質產品,而是通過大學文化的傳播者的精神意識影響接收者的精神思維,使接收者產生與傳播者相近的精神意識,大學文化傳播者的目的是促成大學文化接收者的精神生產。
2.1.2 理論創新及時代意義的借鑒
擴展“精神交往”視域下“課堂教學”的延伸。由于信息是時代的快速發展和科技創新的日益進步,對文化知識的獲取顯得尤為重要。所以,教育的傳統方式應由必須實行由知識型課堂教育傳播到思想型課堂教育傳播的轉型,即實現由傳播知識的傳統理念到塑造人的價值取向的現念的轉向。因此,就學校課堂教育的傳播而言,課堂上所傳播的不僅是知識,更重要的是傳播者和受眾通過對知識的認識理解,即人類的精神交往關系。
實現“精神交往”視域下“QQ工具”的利用。大學師生間不僅僅是知識傳授者和接收者的關系,還是彼此間精神交往的對象。利用QQ工具,教育者可以在課堂甚至通過網絡在學習生活、職業規劃和就業導向上給予學生加以指導,并能夠對學生的生活、工作和情感上的精神困擾和思想迷茫給予疏導和引路。
運用“精神交往”視域下“校園微博”的發展。當前,網絡傳播具有的巨大能量,正影響著文化導向?!拔⒉闭钱斍吧鐣窠煌顒拥囊粋€重要表現,而學校選擇“微博”作為文化教育工具,恰恰迎合了當前國家建設發展和當代大學生思想政治的現狀。同時,“校園微博”的迅猛發展也證明了學校的這一選擇順應了時代和學生的普遍要求,有巨大的生命力和發展空間。
2.2 馬萊茨克“大眾傳播場”理論及其借鑒
2.2.1 馬萊茨克“大眾傳播場”理論
1963年,德國學者馬萊茨克在其《大眾傳播心理學》一書中,根據場論思想提出了一個大眾傳播場模式,運用系統的方法分析了影響傳播者和接收者的諸多因素。這一模式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切入,將社會系統與傳播系統中各因素及其間的關系進一步細化,對那些可能對傳播各環節構成影響的因素進行了考察。
2.2.2 理論創新及時代意義的借鑒
把大學教育過程看作是一個由教育者向大學生傳達相關道德信息的傳播過程,利用多媒體技術的手段,將教育內容蘊含于各種信息之中,使道德教育從平面化向立體化、現代化和多元化的方向邁進,并逐步構建網絡道德教育傳播模式,以促進大學文化教育在網絡領域中的有效開展,探索解決大學生教育體系中存在的普遍問題。
在借助網絡媒介開展教育時,首先應與學生在網上進行互動交流。通過校內人人、社區、論壇、Email和MSN、QQ等多種形式與學生進行互動交流,并針對某一現實或熱點問題進行網絡探討。同時,可以通過網絡模式的交流溝通方式,使教育者在平等和信任的氛圍中,真實地掌握了解學生綜合狀況,開展針對性的引導,使學生的文化知識和道德素質向著主流方向發展;其次可以開展網上討論和虛擬課堂等形式,利用大學生教育網站,或者利用電視教育專題片、經典視頻教育課來開展網絡“虛擬課堂”,進一步增強網絡教育傳播模式的實效性。
2.3 拉斯韋爾“5W”傳播模式理論及其借鑒
2.3.1 拉斯韋爾“5W”傳播模式理論
1948年,傳播學先驅哈羅德?拉斯韋爾對社會傳播的過程、結構及其功能,做了一個較為全面的論述,明確提出了傳播過程及其五個基本構成要素,即:誰(Who) 、說了什么(Says What) 、通過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 、對誰(to Whom) 、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此模式簡明而清晰,成為早期傳播學研究的經典成果之一。
2.3.2 理論創新及時代意義的借鑒
以5W模式分析信息時代大學文化的傳播效果因素,從傳播者、傳播內容、媒介、受眾和效果等五個層面找出信息時代大學文化的傳播效果路徑。信息時代大學文化的現代教育技術手段和傳播方式應以網絡傳播方式為主,其組成要素為:傳播者―教育工作者、信息(傳播內容)―以聲音、文字或圖像為形式的網絡形式(QQ、博文、微博等);媒介―教育者的網絡媒介(微博、博客、QQ空間);受眾―在校大學生;效果―大學生文化教育的實效性。它的傳播模式就是教育工作者創作撰寫的日志、博文、心得和轉載優秀經典網貼,之后通過網絡傳播這個媒介傳播給學生并取得教育效果的過程。
作為大學生文化教育領域中的信息能否被學生接受并喜歡,能否可以影響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能否指導和引領學生的學習、生活及就業,能否幫助學生解決學習和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直接決定了信息時代大學生文化傳播的實現,這也是對教育工作者文字和思維能力提升的考驗。
2.4 “韋斯特利-麥克萊恩式”理論及其借鑒
2.4.1 “韋斯特利-麥克萊恩式”理論
1957年,美國傳播學者韋斯特利和麥克萊恩整理當時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個適合于大眾傳播研究的有系統的模式。模式中提出了A、B、C的概念,并分析了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并指出了傳播過程的交互性,注重了反饋的重要性。
2.4.2 理論創新及時代意義的借鑒
用這一模式解釋信息時代的大學文化的傳播過程時,可視為:A為網絡文化的知識載體,B為大學生,C為思想政治工作者,如圖1。
圖1 “韋斯特利-麥克萊恩式”――大學文化傳播模式
信息時代的大學文化的傳播是對傳統校園文化的創新,更是對傳統課堂教育的超越與延伸。在大學文化傳播設計中引入模式來指導大學文化的傳播既理清了教育層次的思路又確保了校園文化的時代創新的實用性。同時,隨著信息時代的大學文化傳播模式的設計不斷完善與技術的日趨成熟,其功能日益豐富、邏輯日益復雜,這樣運用現代傳播學的視角來傳播大學生文化必將成為一條化繁為簡的捷徑。
2.5 “波紋中心”傳播模式理論及其借鑒
2.5.1 “波紋中心”傳播模式理論
由美國傳播學者R.E.希伯特等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提出。大眾傳播過程猶如投石于水池中產生的現象――石子擊起波紋,波紋向外擴展到池邊時又朝中心反向波動;在擴展和回彈的過程中,波紋(即信息)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此模式強調大眾傳播同社會、文化等的關系,顯示了傳播過程的復雜性和動態性。
2.5.2 理論創新及時代意義的借鑒
在信息時代環境下,可以提出一個新的文化傳播理念――波紋教育,它的核心是波紋的傳播模式所帶來的強大聚眾效應和受眾主動參與學習的多極傳播行為。波紋式傳播能有助于實現傳統教育、網絡教育、虛擬課堂三大平臺的價值遞增。
從圖2來看,傳播的中心是文化,傳播的第一層是將一個明晰的文化知識傳遞到三大平臺上。在信息時代的大學文化的傳播過程中,為了有效地利用資源,發揮三大平合開展教育的優勢,在一個融會中外精髓文化的基礎上,突顯三個平臺的模式傳播文化的優勢,配合校園各類教育活動的開展,達到同時抓取三大平臺所覆蓋的有效目標受眾的目的。
圖2 “波紋教育”圖
第二、第三層可理解為,文化知識經過三大平臺的傳播給各自所覆蓋的受眾后,吸引和深入影響了接受過文化教育的受眾群體,由此在每一個平臺下面,都培養出一批對各類文化教育產生濃厚興趣的“受眾學生圈”?!安y教育”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通過教育傳播定向及其他技術模式,以每個“受眾學生群體”為原點,通過其個人現實行為或虛擬的網絡活動模式,可進一步將文化知識擴散出去,實現多個原點的多極化傳播的后續行為,形成多個高效覆蓋的圈子文化,即形成波紋教育傳播過程中的最后一站――“受眾學生圈”的概念。
3 結束語
伴隨著快速發展的信息化進程,教育信息的傳播途徑與作用機制發生重大變化,也使文化傳播研究的各方面呈現出新的范式,將不斷為大學文化傳播發展帶來新的挑戰和契機。在這種環境下,若要發揚和傳播大學文化,必須著眼于其載體,結合中外經典傳播理論,構建大學文化傳播的理論支撐模式,為新時期大學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注入新活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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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吳建利(1969-),男,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思政教育,遼寧大學學生工作處,遼寧沈陽 110136
房寧,遼寧大學學生工作處,遼寧沈陽 110136
心理學博士論文范文2
2013年9月23日、24日下午,來自德國埃爾朗根·紐倫堡弗里德里?!啔v山大大學(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y Erlangen-Nuremberg)的Axel Kuhn博士給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師生做了兩場精彩的學術報告,報告會由信息管理學院出版科學系主任徐麗芳教授主持,系副主任張美娟教授、姚永春教授、許潔博士和出版科學系的本科生、碩士生及博士生參加了講座。
23日下午的講座主題為“德國的圖書產業和圖書市場”,主要面向信息管理學院編輯出版學和數字出版專業的本科生。Axel Kuhn博士從出版商、中間商、零售商、書商協會等方面對德國圖書產業進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介紹,并通過一系列商業數據展示了德國圖書市場的生產、銷售和進出口情況。此外,他還分享了關于德國圖書電子商務的調查結果,深入分析了當前德國圖書電子商務的成功之處與不足。講座結束后,Axel Kuhn博士回答了師生們提出的問題,與大家進行了互動交流。
24日下午的講座以“數字環境下的德國國民閱讀現狀”為主題,吸引了眾多信息管理學院的碩、博士研究生前來參加。Axel Kuhn博士從經合組織和德國聯邦教育研究部的兩個調查項目講起,展示了德國國民的閱讀頻率、人均閱讀量、家庭藏書量等閱讀現狀,分析了德國國民的閱讀行為和閱讀動機。他指出,在媒介融合的形勢下,伴隨著移動閱讀器的廣泛使用,讀者的閱讀模式、情境、習慣和體驗正進一步分化。
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是德國一所歷史悠久的高校,武漢大學于2007年與其正式簽署《武漢大學出版科學系與埃爾朗根·紐倫堡弗里德里?!啔v山大大學圖書學專業合作框架協議》和《武漢大學出版科學系與埃爾朗根·紐倫堡弗里德里?!啔v山大大學圖書學專業本科生及研究生交換項目協議》,為雙方的學術交流和友好交往奠定了良好基礎。近幾年來,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出版科學系與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圖書學專業交流緊密,專業合作計劃與交換生協議順利開展,促進了雙方的友好往來。本次Axel Kuhn博士來武漢大學做講座,對開闊出版學專業學生的國際視野、加強雙方的學術交流、激勵學生的專業學習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心理學博士論文范文3
關鍵詞:關系網絡;國際新創企業;組織績效
一、 國際新創企業的研究背景與內涵界定
美國著名學者Oviatt和McDougall(1994)在經典論文《探尋國際新創企業理論》中把國際新創企業定義為:一個從開始就在多國運用資源和產品銷售來獲取重要競爭優勢的商務組織。后來隨著研究的深入,McDougall和 Oviatt(2000)又把國際新創企業的定義修正為:為了創造組織價值而進行跨越國界的機會搜尋和創新活動的創業企業。同國際新創企業相類似的概念還包括天生全球化(Born-global,BG)、全球創立(Global Start-up)和天生國際化(born-international)等(Rialp,2005)。目前關于國際新創企業的概念還遠未統一,其中使用較多的是國際新創企業和天生全球化兩個概念。
自從Oviatt和McDougall(1994)的經典后,國際新創企業引發了來自戰略管理、創業學和國際商務等多領域學者的研究關注。近十幾年來,圍繞這一領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問世(Mitja,2006)。隨著國際新創企業在全球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顯露身影,并在全球經濟比重份額也逐步提升(Burgel & Murray,2000)。其中在一些如以色列、新西蘭、挪威等小的開放經濟中,國際新創企業在總體企業比重中的份額更為明顯(Moen,2002;McNaughton,2003)。由于國際新創企業已經成長為國際競爭中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該國際商務現象被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實踐者所研究和關注。目前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國際新創企業具有理論和管理實踐上的雙重意義(Aspelund,2007)。企業管理者和政府政策制定者都試圖弄清國際新創企業是如何克服企業創立和國際市場擴張的雙重困擾而取得成功的(Aspelund,2007)。
二、 國際新創企業研究的主要問題及理論視角
傳統國際化研究一直被階段型漸進理論所支配(Knight & Cavusgil,1996;Axinn & Matthyssens,2002)。國際新創企業理論的出現,嚴重挑戰了傳統創業和國際化理論,從而推動了整個創業學和國際商務研究的進步。事實上,最早關注國際新創企業活動的是麥肯錫公司的Rennie,他在其1993年的麥肯錫工作報告中,把在澳大利亞發現的這種新興出口企業稱之為“天生全球化”(Born-global)企業。通過對歐洲一些在創立之初就涉足國際化業務的小企業的關注和案例研究,Oviatt和McDougall(1994)也開始質疑階段模型的適用性,并指出國際新創企業是一種全新的企業國際化模式,這一新穎學術觀點很快被大多數國際商務和創業學的學者接受和采用。實質上,國際新創企業屬于企業家精神和國際商務的交叉領域(McDougall & Oviatt,2000;Antoncic & Hisrich,2000)。
通過詳細的文獻梳理,可以發現在國際新創企業大量的研究成果中,主要圍繞以下五個研究問題來展開:(1)國際新創企業創立背后的動因是什么(Mudambi & Zahra, 2007;Andersson & Wictor,2003)?(2)國際新創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的行為決策和戰略選擇具有哪些特征差異(Oviatt & McDougall,2005;Coviello,2006)?(3)企業家、組織、外部環境等因素對國際新創企業的國際化戰略和行為的影響機制如何(Madsen,1997;Mort,2006;Coviello,2006)?(4)國際新創企業是如何克服國際化中的資源缺乏和能力缺陷而取得成功的(Fan,2007;薛求知和周俊,2007)?(5)國際新創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組織績效具有什么樣的影響(Zahra,2001;Dirk De,2005)?除了以上這些研究主題外,還有諸如國際新創企業的行業差異、國際化過程中的風險識別和規避,以及模式選擇和學習效應的關系等問題也都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研究(Rialp,2005)。
由于國際新創企業實質上是一類在其誕生不久就開始跨越國界尋找價值創造機會的創業企業,因此國際新創企業研究試圖揭示的核心問題是在不擁有充分資源的創業初期,國際新創企業如何把業務擴張到國際市場,從而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尋求競爭優勢,并戰勝那些擁有豐富資源的成熟競爭者的過程(Zahra,2005)。從國際創業(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IE)角度去看待中小企業國際化的理論,國際新創企業整合了國際商務、創業學、戰略管理、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理論知識,因此國際新創企業問題的復雜性決定了必須依賴一種建立在多學科理論基礎上的整合性研究(Zahra & George,2002;Aspelund,2007)。Zhou等(2007)把關系網絡等視角引入國際新創企業的研究,嘗試探索制度、關系文化等對于國際新創企業的戰略選擇影響,從而把在原有研究視野外的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整合進現有國際新創企業研究體系中。
三、 關系網絡研究與傳統國際化理論
1. 關系網絡的內涵界定。英國人類學者拉德克里夫·布朗(1940)最早提出了“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的概念。馬克·格拉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1973,1985)更是獨創性的提出“弱關系”和“社會嵌入”的兩個重要概念,并指出所有的經濟行為都是嵌入于具體的社會結構中,而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社會網絡構成了核心社會結構。著名華人學者林南(2001)在格拉諾維特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社會資源理論。主張把個人的直接或間接社會關系看作是獲取社會資源的渠道,個體社會網絡存在的異質性和網絡成員社會地位決定著在特定社會結構中個體所能獲取和擁有的社會資源數量及其質量。國內著名學者(1948)針對中國以個人為中心的社會關系特點提出了“差序格局”這一概念。在這種差序格局下,社會關系就形成于所有社群內個體發出的多根社會關系線所交織構成的復雜網絡。后來的學者(黃光國,1988;邊燕杰,2004;李正彪,2005)從儒家文化、關系維度、內在動力等多角度拓展了對本土關系網絡的研究。
2. 企業家關系網絡與國際化進程。企業家關系網絡為一套以特定企業內的所有企業家(或高管)的人際聯系為基礎的支持情感運作、信息流動、資源調動的社會關系總和(Adler & Kwon,2002)。該網絡關系通常表現為非正式制度形式,并構成所在企業的核心社會資本和競爭優勢。在組織環境內,社會關系網絡可以是正式商業聯系的關系,也可以是社會和制度范圍內的非正式的個人關系結構(Hitt,2002)。社會關系網絡長期被認為是中小企業完成國際增長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非正式的社會網絡或社會關系網絡是一個企業在新區域發展正式商業聯系網絡的最初基礎(Chen,2003)。另外一些實證研究也支持社會關系網絡對于新市場機會鑒別(Ellis & Pecotich,2001),國外市場準入(Ellis,2000),國際知識學習(Sapienza,2005)等方面的積極作用。最早使用網絡方法分析企業國際化的是傳統國際化進程理論,這種方法把企業的一切經營活動視為植根于企業的商業網絡之上。Johanson和Mattson(1993)通過實證調查北歐小企業的國際化實踐過程,表明網絡作為企業與外部組織和環境互動的媒介,在市場知識學習和發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基于國際化進程理論,Johanson和Vahlne(1990)認為企業的國際化發展一方面需要通過現有的關系網絡建立和外部企業的承諾行為,另一方面也需要通過對新的跨國網絡的投資來開發新的企業伙伴。因此,傳統國際化理論中的網絡研究聚焦在國際化關系的管理上。企業的關系網絡被看作一些聯系企業和別的企業之間關系集,不但包括不同類型的關系和特性,而且包括諸如信任,控制、資源和企業之間的依賴性等(Ahokongas,1998)。由于個體在網絡方法中的戰略位置和影響,國際化中的重要關系經常聚集在企業家身上,他可以通過與別人的密切社會關系對于企業國際化有著重要影響。企業家社會網絡與企業獲取的資源、運營模式相互影響,對于外國市場選擇、市場服務、進入動態、戰略選擇和績效等因素都有著重要影響(Mitja,2006)。由于制度背景和資源缺陷,關系網絡對于趕超經濟中的中小企業作用更為明顯(Jaklic,1998)。
四、 國際新創企業中關系網絡研究述評
1. 國際創業中關系網絡研究的興起。無論是有關國際化的經濟學理論和傳統國際化進程理論都忽視了個體在做戰略選擇的可能(Andersson,2000),更不適合理解快速的戰略變化。特別是對國際新創企業而言,更加不能忽略企業家和高管的重要作用。Etemad和Wright(2003)在研究中明確指出,在企業發展的早期階段,所有者特征(例如,教育,經驗,資源和傾向)在年輕的國際化新創企業的出口績效中扮演比企業特征更重要的作用。從企業家的視角來看,個人的關系網絡和他們所整合的暗默知識(企業家的社會資本)能夠被看成他們自身的資源,個體企業家(和他們的企業)能夠通過網絡與在相同產業或者更大(國際)環境中同別的企業家們(公司)聯系起來(Mitja,2006)。從資源基礎觀的視角來看,通過網絡(和網絡內的參與者)企業家們獲取了國際化所需的資源和信息。
2. 國際新創企業中關系網絡研究的主要內容。Zahra(2000)在研究中主張國際導向的中小企業尋求創業機會和經濟回報,需要一個恰當的資源、信息和知識獲取機制,因此個人關系在重要信息傳遞中發揮了信息中介作用。更重要的是鏈接了隔離的社會群體中的個人關系,能夠拓展識別市場機會以及便利交換和市場交易(Harris & Wheeler,2005),這得到了大多實證研究的支持(Zhou et al.,2007)。此外,通過關系網絡傳遞的第三方轉交信任能夠使得在一個高度封閉的社會網絡內加強社會規范和信任發生,鼓勵網絡內個體遵守商業規則和誠實交易,這樣減少了正式控制的需求(Adler & Kwon,2002)。這樣關系網絡便帶來了可信度,以及減少外部伙伴所帶來的不確定性(Xin & Pearce,1996)。另外,由于具有濃厚的關系文化特征,關系網絡的特性和作用都和西方國家存在明顯差異,關系網絡對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國際新創企業的信息獲取、知識流動和信任獲取方面的作用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
除了對信息、知識和信任方面具有積極作用,社會網絡也能夠有效減少企業國際化經營中風險和不確定因素(Liesch,2002)。一般而言,企業國際化中的風險一部分來自于國外制度、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宏觀風險,另一方面商業規則和交易者背景差異也往往形成微觀交易風險。應對這些潛在的國外宏微觀風險,關系網絡能夠通過快速傳遞個人和經驗信息,從而增強國際新創企業對于外部環境變動的反應速度(Oviatt & McDougall,2005)。近年來的國際創業理論圍繞天生國際化企業如何導致卓越績效來展開(Etemad & Wright,2003;Knight & Cavusgil,2004;Oviatt & McDougall,2005),這也成為國際新創企業研究中關注的一個焦點。不少學者開始嘗試在研究中引入關系網絡作為中介變量,來解釋為什么會存在國際化和組織績效間的多種關系。
Liesch(2002)在研究中主張建立和保持網絡關系被看作國際化進程整體中的一個必要部分,即作為結果,也可以作為投入。作為結果,它是國際導向的中小企業通過逐步的國際化經營活動而得到不斷發展完善的。作為投入,社會網絡的信息收益能夠影響國際化戰略的績效結果。Zhou等(2007)通過研究提供了一個對于國際化和企業績效間關系的社會網絡解釋。在天生國際化的背景下,他們認為國內的社會關系網絡在國際化和企業績效之間發揮了調節作用。這個調節機制產生了社會關系網絡的三個信息收益:(1)外國市場機會的知識;(2)建議和經驗學習;(3)信任和團結。這就意味著現有文獻中國際化與績效關系結論不一致的部分原因是僅關注國際化和績效間的直接關系,而忽視了國際化所植根的跨邊界網絡關系等調節因素的影響。
由于關系網絡對于國際化的中小企業鑒別全球市場機會,以及拓展和國外中間商的聯系都至關重要,大多數國際新創企業學者認為本國的社會關系網絡是對全球供應鏈網絡需求的戰略應對(Ellis,2000;Ellis & Pecotich,2001)。作為國際化績效的關鍵因素,本土社會關系網絡能夠推動國際新創企業獲取外部市場信息和知識學習,從而有效的規避市場風險,從而改善跨國運作和交易的效率。此外,基于個人聯系的信任和團結也使企業對于全球市場的反應速度和靈活度得到提升(Oviatt & McDougall, 2005)。
3. 關系網絡和我國新創企業國際化研究。在中國,孔子的儒家文化傳統使得關系具有了特殊的植根于中國本土的文化屬性。因此,作為對與正式制度的支持和補充,關系成為商業交易中一個對于政府行為和控制的有效戰略反應(Xin & Pearce,1996)。在企業國際化背景下,和局外人的關系是一個企業國際化至關重要的方面,它的作用在中國以外復制(Zhou et al.,2007)。不少國外華人學者主張在缺乏制度信任、陌生人信任感和可信賴市場信息的條件下,任何交易都必須借助于完全依賴信任的個人聯系(Lovett,1999)。因此,中國或其他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亞洲國家的國際新創企業在涉足國際業務時的理性選擇是探索關系相關的社會網絡。后來的學者發現社會網絡對國際新創企業績效的影響不單單存在于中國,在其他一些制度轉型國家(如俄羅斯、印度)也有證據顯示企業家的非正式關系網絡對于企業績效有積極影響(Batjargal,2003)。
Redding(1991)正是從制度視角分析國際新創企業中關系網絡作用。他得出如下結論:個人聯系(例如關系)作為做商務和理解經濟交易的隱喻,對于諸如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特別重要。缺乏制度信任,混合著對于陌生人的不信任和可信賴市場信息的短缺,導致了對于任何交易,都可以把值得依賴信任的個人聯系作為信息溝通渠道。在這些條件下,中小企業的國際化早期能夠利用社會關系網絡把它們的經營活動擴展到國外是非常有價值的。受傳統文化價值觀和互惠回報等因素影響的中國“關系”(Guanxi)有著不同于西方國家的文化特征(Lin,2001;Tsui,2000)。一些學者把中國社會的企業關系看作是一個互惠、信任和互相依賴創造價值的個體聯系網絡(Xin & Pearce,1996; Peng & Luo,2000;Park & Luo,2001)。并且這種關系網絡被界定為一種非正式人際聯系,一方面能夠減少中國企業的市場交易成本(Standifird & Marshall,2000;Luo,2003)另一方面,企業家要明確關系網絡并不是國際新創企業獲得卓越市場績效的充分條件(Rialp,2005),必須強化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五、 對現有研究的簡要評述
長期以來,國際商務學者一直很關注社會關系網絡對于中小企業國際化的作用。從早期進程理論中關系網絡對企業漸進國際化的機會識別和知識學習的積極作用,到后來發現中小企業國際化帶來的市場擴張其實也是伴隨著關系網絡擴張的過程,一方面鞏固了現有的關系網絡,另一方面又通過建立新的關系網絡來實現,并且這一過程又因不同行業而存在一定的差異。當我們把企業的關系網絡看作聯系企業和外部組織和個體的關系集時,就必須深入研究個體因素在網絡結構中的戰略地位和影響,而這更集中體現在小企業的創業者和高管身上。個體的關系網絡不單影響企業國際化的績效,而且對外國市場選擇、市場服務、進入動態、市場活動、國際化時間和程度等都有著明確影響。由于國際新創企業的研究歷史較短,因此在該領域的關系網絡研究成果還不夠豐富。特別是對關系作為文化特征的中國而言,如何從制度角度分析國際新創企業中的關系網絡作用更是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但目前還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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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項目:71002067)和上海市高校085工程項目(項目號:Z08511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