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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機械行業分析范文1
關鍵詞：機械；機械制造業； 技術；發展方向
中圖分類號：TD406 文獻標識碼：A
中國機械制造業的現狀
1.制造業技術開發水平相對落后
目前，中國制造業生產技術特別是關鍵技術主要依靠國外的狀況仍未從根本上改變。一方面自主開發能力薄弱，缺少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另一方面對國外先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創新不足，基本上沒有掌握新產品開發的主動權。據有關部門1999年對中國514家機械制造企業2009種正在生產的主導產品調查統計，產品的平均生命周期為10 5年，平均開發周期為18個月，而美國一些機械企業1990年就已經做到了“三個3”，即產品的生命周期為3年，產品的試制周期為3個月，產品的設計周期為3個星期。中國制造業水平的融合水平太低，高新技術與現有技術、機械制造技術與其他領域技術、硬件技術與軟件技術的融合和發展都太慢，因而制造業產品更新周期長，市場反應速度慢，新興產業群體發育遲緩。另外，作為研究開發主體的大型企業或大型企業集團，科研開發能力與國外先進水平有較大的差距。如美國和英國科研經費的84％和97％集中于萬人以上的大公司，國外大公司的科研開發經費一般都占到銷售額的4％～10％，西門子公司一家研究開發經費就占德國電氣機械行業的一半。而中國機械企業研究開發經費目前僅占銷售額的1％左右?？蒲虚_發能力薄弱已經成為影響中國制造業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嚴重障礙。
2 .制造業企業組織結構和產業集中度低的矛盾十分突出。
位居我國汽車行業銷售額首位的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2000年的銷售額為560億元，僅相當于世界500強排名第1位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銷售額的2 1％。中國最大的拖拉機廠——中國一拖集團公司，年資產總額和銷售額僅分別相當于1995年世界500強排名第393位的日本久保田公司的3 6％和4 93％，以及排名427位的美國迪爾公司的3 25％和3 32％。徐州工程機械公司是中國最大的工程機械制造公司，其資產總額和銷售總額分別只相當于1995 年世界500強排名第232位的美國卡特匹勒公司的1 97％和1 39％，只有日本日立公司的344％和1 87％，美國通用公司的1 38％和2 25％。2000年，中國電子工業總產值1200 億美元，銷售收入720億美元，銷售額相當于IBM一個公司的年銷售額(785億美元)。中國最大的電子企業長虹集團2000年銷售額為161億元人民幣(合19 4億美元)，僅為IBM公司的2 5％。即使是中國生產多年的傳統產品，也遠達到合理規模的要求。目前，全國普通機床年產量約為58000臺～60000臺左右，但生產廠家達90多家，平均每廠僅為650臺左右。而日本森精機床公司1家年產數控機床即達4500臺；叉車全國年產量約為20000臺左右，分散在54家企業生產。由于經營規模和專業化協作的巨大差距，使中國制造業在跨世紀發展和國際競爭中面臨著組織結構調整的艱巨任務。
3 .管理水平仍有較大差
(1)制造業的產品質量。目前，中國主要機械制造產品中，達到當代世界先進水平的還不到5％。一方面，市場急需的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技術裝備和產品嚴重短缺，不得不長期依賴進口；另一方面，低水平、低技術含量的制造產品嚴重積壓、生產能力嚴重過剩。
(2)制造業的生產效率。目前，中國機械行業勞動生產率每人每年約為2200美元，而美國、英國分別高達97300美元和45330美元。中國石油、石化、海洋石油三大集團，1999年銷售收入7616億元，總人數276萬人，人均年銷售收入只有28萬元；而美國?？松?#8226;莫比爾石油公司同年銷售收入1650億美元(合人民幣13695億元)，總人數僅為12 3萬人，人均年銷售收入達134萬美元(合人民幣1112萬元)。美國1995年人均制造業增加值為4760美元，日本人均制造業增加值為9800美元，而中國同年人均制造業增加值僅為2003 5美元。
(3)制造業的經濟效益。1996年利潤名列世界500強之首的美國埃克森石油公司，為75133億美元，相當于中國全部23927家大中型工業企業同年利潤總額108795億元人民幣(合1 30 854億美元)的57 42％。世界排名前2位的美國埃克森石油公司和美國通用電器公司的 利潤額合計為166 63億美元，超過了中國全部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總和。由于中國制造業的經濟效益較低，所以制造業內部資金積累和再投資的能力也一直處于較低的水平。
二、分析中國制造業未來發展趨勢
1.“節省”意識助長了低效率
機械制造業設備是萬能的，精雕細著搞出一輛坦克來也沒什么驚奇，有了這種優越的條件就極盡之發揮，在加上中國人的節省、勤勞意識，生產輔助用具、夾具、刀具等等輔的生產無所不干，最后企業成了一個大雜鋪。這在中國機械制造業是一個通病，表面看起來企業運轉順利，實質算一算輔工作人員所占的比例和產出價值就會驚人。如果站在整個行業的角度來看，這個行業就是在浪費資源。如何簡化企業，剝離出非主導性的業務是未來機械制造業需重視的一個方向。
2.“機械盲”關閉了企業的大門
企業大門不打開就難以有大的發展。企業如何對外宣傳？看過很多機械企業的產品宣傳資料、企業網站，感覺就是個機械盲，不懂得用戶到底需要什么信息？信息模糊。在這方面機械配件生產企業表現得更為突出。很多企業也很想將自己的一些零散性的任務轉發出去，但不知找誰，兜兜轉轉還是自己干。一些零散性的生產任務在一個企業是零散，將很多企業的累積起來就成了專業。
“阿里巴巴”的機械配件交易版塊就是一個最大的“機械盲”，如果其結構稍做一下改正就能解決好機械行業許多的問題。
3.“保守思想”守住的是無效率
“大而全”是保守的模范，同時也是一種最虛假規模的表現，其實質就是沒有效率，樣樣上，樣樣不專業。
“將圖紙當機密”其實質是最沒技術水平缺乏自信的表現，現代企業技術水平的不斷創新與管理模式的有效性才是企業發展的關鍵，將一些機械配件的圖紙轉化為一種公共資源進而促進更多的產品成為半標準化的產品將能大步的提高整個行業的制造水平。
4.機械半成品的市場化等于零
任何產品靠自制自用沒有形成市場化機制，其制造成本與質量大家是可想而知了，但是組成機械產品的配件也稱之為半成品就完全沒有市場化，其實半成品的市場量比成品市場量要大得多?，F在的半成品都是以定制的形式完成交易過程，如何使其逐步的轉向買賣制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解放思想，站高點，看得遠點，行業會發展的更好，企業也會走得更遠，真正成為一個有競爭力的“世界工廠”。
三、結語
機械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關系到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F代制造業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由于中國有著巨大的市場潛力和勞動力資源,我國正日益成為全世界機械制造業的中心。
參考文獻：
（1）于勇.我國機械制造技術的現狀及發展方向[J].山西焦煤科技,2010
（2）李凱嶺. 機械制造技術基礎. 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4
電氣機械行業分析范文2
關鍵詞:優勢產業 競爭優勢 發展建議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06-263-02
多數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河南省“十一五”規劃提出要做大做強食品工業、有色金屬工業、化學工業、汽車及零配件工業、裝備制造業、紡織服裝業等六大優勢產業。這些優勢產業的發展,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創新發展,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另一方面要通過聯合滲透與相互促進,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為此,本文通過指標計算對河南優勢產業的競爭優勢進行綜合評價分析,并提出今后的發展建議。
一、河南優勢產業的發展現狀
在河南制造業的39個大類中,食品工業包括農副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飲料制造業、煙草制品業等4個行業;有色金屬工業包括有色金屬礦采選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2個行業;化學工業包括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橡膠制品業等4個行業;汽車及零部件工業包括汽車制造、摩托車制造2個行業;裝備制造業包括金屬制品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不包括汽車制造、摩托車制造)、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等7個行業;紡織服裝業包括紡織業、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等3個行業,表1的資料反映了河南優勢產業的企業及增加值情況。
由表1的資料可以看出,河南六大優勢產業2008年底規模以上企業單位數合計9154個,占河南工業企業的1.35%,工業增加值3726.77億元,占河南工業增加值的39.04%,也就是說,河南優勢產業規模以上企業用全省1%的企業生產了全省1/3以上的工業增加值,這說明河南的優勢產業在河南工業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二、河南優勢產業的競爭優勢分析
產業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核心和基礎,而產業是否具有競爭優勢,也就最終決定了一個地區是否具有競爭優勢。分析河南優勢產業的競爭優勢,可以認清河南優勢產業在河南經濟乃至在全國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而產業競爭優勢一般涉及產業區位優勢(產業在本地區及全國產業結構中的地位與素質),動態競爭優勢(產業比較優勢度),行業價值實現程度等。表2的資料主要是河南優勢產業的相關指標,可以很好地反映河南優勢產業在全國的地位及優勢。
1.多數行業區位優勢明顯。反映產業區位優勢的比較直觀的指標是市場占有率,但考慮到區域內市場需求,直接的市場占有率并不能完全顯示產業的區位優勢,我們另外選擇區位商指標來進行分析。
市場占有率是從市場的實際占有情況來測度一個國家或區域在該產業領域相對于其他區域的相對優勢。其表達式為:
一般來說,某地區某產業的市場占有率越高,則該產業在全國的區位優勢越明顯,競爭力越強。就市場占有率來看,河南農副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飲料制造業、煙草制品業、有色金屬礦采選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橡膠制品業、專用設備制造業等8個行業在全國的市場占有率在5%以上,說明這些行業在全國的區位優勢比較明顯,尤其是有色金屬采礦業市場占有率高達26.52%,占全國市場1/4強。
“區位商”是指一個地區特定產業的產值在全國該產業產值中所占比重與地區經濟總量在全國經濟總量中所占比重的比值。區位商在衡量某個產業在全國的優勢地位時,可以反映某一產業部門的專業化程度,能夠大致上表現出一地區某產業在全國的地位,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指標。一般來講,當區位商大于1時,表明該地區該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產品除了供應本地區市場之外還能占領區外市場,一定程度上顯示出該產業較強的競爭力。當區位商等于1時,表明該地區該產業處于均勢,該產業的優勢并不明顯;當區位商小于1時,表明該地區該產業處于比較劣勢,競爭力較弱。從河南省優勢產業各行業的區位商來看,農副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飲料制造業、煙草制品業、有色金屬礦采選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專用設備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等8個行業區位商大于1。
根據市場占有率和區位商值可以看出河南省區域優勢產業的產業優勢主要來源于自然資源稟賦,食品工業占優勢主要是因為河南是全國第一農業大省,第一糧食大省,農產品資源豐富,有色金屬工業優勢明顯是由于河南具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儲量,如鋁土、鉬等儲量豐富。
2.有一定的動態競爭優勢。將行業省內工業增加值及主營業務收入年均增長率與全國同行業比較可反映出河南優勢產業的動態競爭優勢。在18個行業中,河南省優勢產業增加值比例有8個行業超過了全國同行業的比例,分別是農副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飲料制造業、煙草制品業、有色金屬礦采選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橡膠制品業、專用設備制造業等行業。而18個行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年均增長率均超過了全國同行業的增長率,綜合以上兩項指標,在18個行業中,至少有一項指標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表明河南優勢產業有較強的動態競爭優勢,同時也說明河南近年來大力發展工業尤其是優勢產業取得了較大的成效。
3.價值實現程度較高。我們用產品銷售率和優勢產業相關產品的區域顯示性比較指數分別進行分析,以反映河南優勢產業的價值實現程度。
產品銷售率指標反映工業產品已實現銷售的程度,是分析工業產銷銜接情況,研究工業產品滿足社會需求的指標。某行業產品銷售率越高,說明該行業實現銷售程度越高。在河南優勢產業的18個行業中,產品銷售率除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行業低于全國同行業水平外,其余均高于全國同行業平均水平,說明這些行業實現銷售程度較高,能較好地滿足社會需求。
區域顯示性比較指數是我們根據對外貿易常用的分析指標“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引申出來的。在對外貿易中,常用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來闡釋一國(或地區)的比較優勢的。某一國內某商品的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就是指該商品占該國家的出口比重與該種商品占世界出口比重之間的比值。我們將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作進一步調整,把世界的范圍縮小到一國的范圍會更有利于比較國內各區域某種商品的比較優勢。用公式表示為:
RRCAiR=(XiR/XR)/(Xic/Xc)
其中,XiR表示區域R內商品i的出口值,XR表示區域R內的出口總值;Xic表示國家C內商品i的出口值,Xc表示國家C的總出口值。運用這一指標能測算出某地區在某商品出口方面的比重,可以從貿易(價值實現)方面反映出某地區某產業的比較優勢情況。如果RRCAiR>1,則表示R地區的第i種商品在對外貿易中與其它出口商品相比具有區域顯示性比較優勢。從表3的資料可以看出,河南區域顯示性比較指數較高的有食品工業、化學工業、有色金屬工業等、交通動輸工業四大產業,說明這些產業具有比較優勢。
三、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河南優勢產業發展具有一定的綜合競爭優勢,但我們不難發現,多數行業的競爭優勢來自于河南的資源稟賦條件,如食品、有色金屬冶煉、機械、石油、化工產業等的迅速發展體現了河南工業發展利用本地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豐富的特點。但是,利用有限的自然資源和低素質的勞動力資源發展經濟,必然導致產業選擇范圍狹窄,產業技術升級緩慢。在目前資源約束日漸增強的情況下,這些以基礎資源、原材料支撐的產業發展,又面臨著資源約束的巨大壓力,一旦資源枯竭,后果將不堪設想。另外,從我們前面對河南優勢產業各行業競爭優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某些行業如儀器儀表及文化、金屬制品業、電氣機械及器材設備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等行業規模不大,市場占有率不高,說明這些產業的區位優勢與競爭力并不明顯。因此,今后河南在優勢產業的發展方面,應注意以下一些問題:
1.既要充分發揮資源優勢,又不能囿于資源優勢。河南優勢產業大多是依靠資源優勢發展起來的。發揮資源優勢不僅是欠發達地區產業發展起步階段必須遵循的最主要的原則,也是欠發達地區產業成長期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但是產業尤其是優勢產業的發展絕不能囿于資源優勢。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如果過分依賴于自然資源,則有可能陷入“資源依賴”的陷阱之中,難以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從發展趨勢看,區域經濟的發展及其產業競爭力越來越依賴于規模經濟、外部性及產品的差異性,資源尤其是自然資源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在逐步降低,因此河南優勢產業的發展與優化,需要發揮資源優勢,但是發揮資源優勢并不是河南優勢產業發展必須遵循的唯一原則。這也說明,河南要致力于創造一種有利于高等要素不斷生成、發展、提高和升級換代的環境,只有這樣,才能提升河南的產業競爭優勢,因為高等要素是極其稀缺和難以仿效的,只有經過長期投資和培育才能創造出來。
2.既要立足于現有基礎,更要培育和發展新的優勢產業。一方面,優勢產業的發展是一個歷史過程,對于任何一個地區來說,其優勢產業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不斷推進,支撐經濟發展的因素和條件會發生變化,區域的優勢和劣勢也會相應轉換,這就決定了優勢產業也必然是相對的。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和現代科技迅速發展的條件下,新的產業不斷出現,原有優勢產業的地位穩如泰山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在中原崛起的過程中,河南首先要依托現有的優勢產業,因為這些產業的發展不僅是進一步積累工業化所需資金的需要,也是積累工業化所需知識和經驗的需要。但是僅僅依靠這些優勢產業并不可能實現中原崛起,因而河南需要培育更多的優勢產業。培育新的優勢產業要從河南的實際出發,目前看,可從兩個方面率先著手,一是高新技術產業,一是旅游產業。因為發展壯大河南省高科技產業,可以促進新型制造業快速發展。而做強旅游產業,可以實現河南由旅游資源大省向旅游經濟強省的跨越。
3.既要利用好河南本地的資源,也要利用好外部的資源。在河南優勢產業發展優化的過程中,我們強調河南必須增強自我發展的能力的同時,也應該看到,發展河南優勢產業不僅要利用好河南本地的資源和市場,還要利用好國內其他地區以及國外的資源和市場。在提升河南優勢產業競爭力的進程中,要注意采取措施彌補弱勢,發揮優勢。政府要高度重視并且采取措施鼓勵和支持企業參與東中西合作與國際合作,以最大限度地爭取到資金和技術,加快河南優勢產業發展。同時,政府應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把利用國際國內資源同河南省產業結構調整、技術進步、區域協調發展結合起來,合理引導國際國內資源的投向,提高引進質量,切忌盲目引進。
電氣機械行業分析范文3
國際直接投資2001～2002年出現下降，這種趨勢目前仍在持續。短期來看，由于戰爭因素的影響，美國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大，國際資本市場很快再現繁榮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國際FDI流動趨緩的勢頭將持續一段時期。但是，從中長期來看，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不斷推進，國際直接投資仍將在其中發揮主要作用，并出現快速增長。英國經濟學人資訊社（EIU）4月1日發表的分析報告指出：全球FDI將在2003年出現復蘇，2004年實現較快增長，2003～2007年期間的增長速度可能超過世界GDP和國際貿易的增長水平(新加坡《聯合早報》2003年4月2日)。
近年來的國際直接投資活動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跨國購并仍然是國際直接投資的主導方式。統計表明，2001年世界直接投資的急劇減少，首先是跨國公司之間的購并大幅度下降所造成的，但是，由于跨國購并額的下降幅度與全部直接投資流入額的下降幅度相近，前者在后者中所占比重并沒有降低，跨國購并仍然是最主要的投資方式。
第二，IT投資是引發國際直接投資波動的決定性因素。IT產業購并投資的快速增長曾經是90年代后半期國際直接投資的顯著特點之一，2000年該行業購并增長對全部購并投資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2.8％。另一方面，在2001年跨國購并的下降額中，僅IT投資購并的下降額就占了55.5％(日本貿易振興會《貿易投資白皮書》，2002年9月)。2002年起IT商品和服務開始進入緩慢復蘇階段，但是由于海灣戰爭的影響，國際著名機構（美國高技術調查公司IDC）已經將原來IT產業投資6％的增長預測值下調為3.7％(《中國經濟時報》，2003年4月1日)，據此估計，短期內IT相關的直接投資仍然難以出現較快增長。
第三，流向發展中國家的FDI比重有所提高。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占全部直接投資的比重，1997年曾經達到41％，但以后逐年降低，2000年僅有17％。2001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雖然也出現下降，但由于下降幅度明顯低于發達國家，使得所占份額上升到28％。主要原因在于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以綠地投資方式為主，而這種投資受發達國家資本市場波動的負面影響相對較小。
第四，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引資競爭日趨激烈。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一是出現兩極分化傾向，2001～2002年，中國、菲律賓、印度等國家仍然保持了較大幅度增長，其中中國2002年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已經上升到發展中國家流入總量的37％(根據世界銀行《2003年全球發展金融》，2003年4月2日；另外，2001年中國吸收外來直接投資占發展中國家的比重是23％)；其他發展中國家（地區）的下降幅度很大。二是墨西哥作為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成員同時又與EU（歐盟）建立FTA（自由貿易協會）關系的發展中國家，吸引直接投資方面成效突出，在連續幾年增長的基礎上2001年再增86.1％，占世界FDI總額的比重也由0.9％提高到3.6％，表明已經加入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中國家在吸收直接投資方面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三是各國競相采取更為開放和優惠的吸收外資政策，這一點尤其值得我們注意。
二、周邊國家吸收外資政策的新特點
（一）韓國的外資優惠政策
90年代中期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韓國政府開始改變以往限制外資流入的政策，采取積極措施鼓勵外商投資。首先是大幅度放寬行業準入和各種限制性規定，其內容：一是放開準入行業，在所有1058個行業中，僅有近海漁業、沿岸漁業、廣播電臺、電視臺等4個行業禁止外資進入，其他全部放開。二是放開關于外方持股比例的限制，1030個行業允許外方100％持股，只有24個行業有不同程度的比例限制。三是取消過去對外資企業持有土地用途和面積的限制。四是放寬關于外國投資者投資資金下限的要求，目前的規定是投資資金不得少于5000萬韓元（約5萬美元）和投資比重不得低于10％。
其次是實施外商投資的鼓勵和優惠政策。1995年4月韓國開始實施新的《引進外資法》，將電子信息、電氣機械設備制造、精密機械、新材料、生物工程、航空、運輸、環境能源領域、社會基礎設施等行業列為鼓勵行業，此后在1998年11月又進行了補充。目前總共有533個行業被確定為鼓勵外商投資領域。對于這533個行業，主要實施了以下優惠政策：一是對企業所得稅實行最初7年免征，以后3年減半征收的“七免三減”政策；二是對投資用機械設備免征進口關稅、特別消費稅和附加值稅；三是對投資企業進口提供通關便利。
（二）泰國的外資優惠政策及其特點
按照泰國政府2000年3月公布的《外國人事業法》，所有行業都允許外資進入，只是在43個行業外方持股比重或外方投資占投資總額的比重不得超過50％。其中絕對禁止的行業有9個，需要經過內閣會議同意并由商務部長批準的行業有13個，需要經過外國人事業委員會同意并由商業登記局批準的有21個行業。絕對禁止外方持股超過50％的領域包括報紙、廣播電臺、電視臺、農業、果樹園、漁業、藥草采集、文物交易拍賣、佛像和僧缽的制造和販賣、土地交易等。
按照泰國的產業分類，鼓勵外資進入的行業有126個，第一類是26個農業和農產品加工行業；第二類是18個采掘業；第三類是16個輕工業行業；第四類是22個機械、運輸設備和金屬制品等行業；第五類是電子、電氣機械零部件行業；第六類是15個化學、造紙、塑料等制造業；第七類是20個服務和公共事業行業。對鼓勵類行業的優惠程度根據投資地區有所不同。所有外資企業可以享受的優惠政策包括：從盈利之日起的3～8年內免征企業所得稅，如果在免征期內發生虧損可以從優惠期結束后的稅前利潤額中扣除。其次，還根據不同地區對外資企業給予不同的機械、原料進口關稅減免優惠政策。
（三）日本的外資企業鼓勵政策
不僅發展中國家通過優惠政策鼓勵外商投資，一些發達國家也開始在這方面進行嘗試，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日本從80年代中期實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以來，基本取消了對外商投資的限制。但是由于其國內企業之間所特有的序列紐帶關系，以及人工成本高昂等因素的影響，外資進入相對困難。90年代以來，長期的經濟蕭條使得日本政府開始大幅度調整經濟政策，希望通過吸收更多的外國資本給日本經濟帶來活力，尤其是許多深受人才外流困擾的地方政府也準備通過積極吸收包括外資在內的投資者來本地投資，采取了許多積極措施，1998年日本政府出臺了一項鼓勵外商投資的政策，決定對157個行業的外商投資企業提供信貸擔保，擔保范圍包括固定資產投資、流動資金貸款，最高擔保額可以達到企業全部資產的95％。此外，為了完善面向外資企業的服務體系，日本還在政府設置的企業信息服務機構“日本貿易振興會”建立了專門的咨詢窗口和網絡。
近年來，日本政府進一步提出了通過制度創新促進結構調整、振興經濟的方針，其中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允許地方政府建立各種形式的“經濟結構改革特區”，并通過頒布專門法律在特區內實施特殊政策。其中包括了以吸收外資為主要目的的“經濟特區”。例如在日本沖繩縣設立的“特別自由貿易區”，在吸引外來投資方面實施了以下優惠政策：一是區內企業可以從事加工貿易、保稅（關稅和消費稅）加工產品并出口，如果產品需要在國內市場銷售，企業可以在按照零部件、或按照成品自由選擇一種稅率繳納關稅。二是對區內企業給予企業所得稅、法人事業稅、固定資產稅、土地保有稅等減免優惠待遇；其中關于企業所得稅的減免政策規定：在開業后連續10年中企業所得稅按照從企業所得中扣除35％之后的基數征收；照此計算，在前5年企業所得稅率僅為22.9％，相當于法定所得稅率（40.9％）的55.9％；后5年的所得稅率平均為27.4％，相當于法定稅率的67.0％。三是對制造業設備投資給予一定減稅優惠，如可從企業所得基數中扣除相當于機械設備購入價值的15％、建筑物投入金額的8％；同時投資設備可享受特別折舊優惠。四是對區內企業吸收當地30歲以下年輕人就業給予特別補助和獎勵，其中補助最長可享受兩年，補助金額最高可達補助對象員工工資的1/3。五是區內企業還可以享受沖繩縣的其他鼓勵性政策優惠，如對制造業、公路貨物運輸、倉儲、包裝、批發商業、軟件、信息處理服務、信息咨詢服務、設計、自然科學研究等行業給予產地調查、清理和購置費用補貼等。該區從2001年建立以來，已經在吸收外來投資方面取得明顯成就，其中包括來自德國、意大利、加拿大等國企業的投資。
除了以上三個國家之外，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和印度等國家都在繼續實施、并不斷增加鼓勵外商投資的優惠政策和措施。
三、我國在引資競爭中面臨的主要壓力
長期的經濟增長潛力和巨大市場規模以及大量存在的廉價勞動力是我國在吸收外資方面的明顯優勢，這也是2001～2002年我國吸收FDI能夠實現恢復性增長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許多國家競相調整外資政策，向外國投資者提供更多優惠，各國之間的引資競爭日趨激烈，再加上我國目前在市場體制、投資環境和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今后吸收外資的總體形勢不容盲目樂觀。
（一）政策優勢正在逐步消失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經濟主體結構單一、市場化程度很低，投資環境與國際水平相差甚遠，為了加快經濟發展進程，采取了積極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經濟發展戰略，并向外資企業提供了各種政策優惠。但是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多元化的經濟主體結構已經初步形成，投資環境也得到了明顯改善。外商投資企業長期享有的部分超國民待遇陸續取消，目前僅在投資設備進口、加工貿易管理和企業所得稅方面保留了一些區別于內資企業的優惠政策。但實際上這些政策與韓國、東南亞國家相比已經沒有什么優勢，在優惠期限、行業準入限制等方面甚至處于劣勢。
（二）流入我國的直接投資增長存在不確定性
90年代的經驗表明，我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趨勢與國際直接投資增長趨勢并不完全一致，多數年份出現反向變化，即在國際直接投資快速增長時期流入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增長明顯回落；而在國際直接投資蕭條時期我國吸收的直接投資會出現強勁增長。這種特點說明二者之間、特別是我國與美國等主要資本流入國之間在吸收國際資本方面存在一定替代關系。2002年中國吸收外資首次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位，并不能說明我國的引資競爭力已經超過美國，主要是由于“911”和美國股市疲軟、企業信譽危機等因素的影響，帶有很大的偶然性。短期來看，美國資本市場的低迷仍然要持續一段時期，這有利于我國吸收外資的增長，但是隨著美國等世界主要國家經濟復蘇、資本市場再度出現繁榮，同樣有可能導致流入我國直接投資的減少。英國經濟學人資訊社（EIU）4月1日發表的報告認為，中期內美國仍為全球FDI的主要目的地，在2004～2007年期間將占世界FDI總量的1/4，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三）在建立自由貿易區方面相對滯后
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加快，各種層次的自由貿易區紛紛建立，世界經濟格局出現了很大變化。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有利于促進區域內成員之間的相互投資，同時能夠吸引區域外企業為了達到零關稅進入自由貿易區市場的目的到區域內進行投資。因此，作為重要自由貿易區成員的發展中國家在吸引外資方面更具有競爭力，墨西哥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墨西哥是NAFTA成員，并且與EU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因此，在墨西哥投資的企業，其產品可以零關稅進入兩大市場)。目前在東亞范圍內各種形式的自由貿易區開始出現，日本、韓國之間已經在建立自由貿易區方面取得進展(2002年7月日本和韓國正式啟動了由政府官員、學者和企業代表共同參與的日韓FTA研究計劃，預計2004年完成研究報告，2005年啟動政府談判)，而且都在積極準備與東盟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這將十分有利于韓國和東南亞國家吸收更多外國投資，對我國吸收外資會帶來一定分流壓力。
（四）投資環境還存在很大差距
調查顯示，盡管我國已經在完善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方面取得明顯效果，但是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性、變動頻繁，各地政策執行不盡統一、具有隨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務意識，市場監管不力、出口退稅困難重重等外商關于“軟”環境方面的批評依然強烈。此外，從企業稅賦來看，一方面，我國的企業社會保障支出相對于薪酬的比例高于韓國、印度和東南亞各國；企業所得稅率（法定稅率）僅低于印度2.7個百分點，高于韓國、東南亞國家5～10個百分點；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僅低于越南5個百分點，高于韓國、印度和東南亞國家5～20個百分點(參見日本貿易振興會《亞洲的投資環境比較》2002年5月)。由此可見，在沒有政策優惠的條件下，外資企業稅賦成本明顯高于主要競爭對手。另一方面，我國目前存在的法定稅賦之外的“亂收費”現象對外資企業投資環境的危害更為嚴重。
（五）知識產權保護形勢依然嚴峻
知識產權保護程度是投資環境的重要方面。長期以來，國內存在的侵權行為成為困擾外資企業的難題之一，許多企業為此付出了高昂成本。雖然政府加大了打擊力度，但是效果不夠明顯，制假售假現象依然十分猖獗。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一項針對在華日資企業所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回答說自身受到侵權的企業和認為中國國內的侵權行為具有進一步惡化趨勢的企業比重都超過了50％。此外，近60％的企業對中國政府打假行動的實際效果表示不滿意。由此可見，這種狀況對外資企業的投資信心已經產生了很大影響。
（六）有利于購并投資的制度環境尚未形成
隨著資本市場趨于穩定和經濟復蘇，購并形式的直接投資仍然會出現大幅度增長勢頭。尤其是IT制造業和金融、石油化工、機械設備等大型投資多數是按照購并方式運作的，墨西哥2001年吸收外資的高速增長主要就是來自美國城市銀行集團大規模購并投資的貢獻。但是我國的購并活動剛剛起步，相關法律制度尚未形成，并不具備大量吸收購并投資的制度與操作條件。這將大大降低我國吸收外資的競爭力。
四、取消外資企業優惠政策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目前理論界和實際經濟部門關于外資政策調整問題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一部分觀點認為應該盡快調整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在實施內外統一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的同時，取消外資企業設備進口免稅政策。毫無疑問，構筑一個多元化的經濟主體結構，實現各種所有制企業的公平競爭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隨著投資環境的逐步完善和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取消目前外商投資企業所享有的優惠稅率等“超國民待遇”也是一種必然。但是，在目前形勢下如果取消外商投資企業的優惠政策，將會進一步加大我國在引資競爭中所面臨的壓力和困難，并給經濟增長帶來一些不利影響。
首先，取消優惠政策可能導致流入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增長趨緩，甚至出現下降。在我國原有的政策優勢已經基本消失的情況下，取消對外商投資的稅收優惠，意味著外商投資的成本、特別是其中的進口設備關稅和海關代繳稅稅賦會明顯上升，并改變投資者的收益預期。為了回避這些成本，跨國公司可能選擇其他具備政策優惠和綜合成本優勢的國家進行投資。1996年4月我國一度取消了對外商投資設備進口征稅的減免優惠，結果導致1996~1997年連續兩年出現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額的大幅度下降，流入東南亞國家的外資比重卻明顯上升。直到1998年重新恢復對鼓勵類和允許類直接投資進口設備減免稅政策之后，協議額的下降趨勢才得到抑制。但已經對其間及以后實際到位資金增速的大幅度回落、甚至轉為負增長產生了一定影響。
其次，外商直接投資增速回落或出現負增長，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乃至經濟增長產生一定負面影響。按照實際到位資金計算，目前外商投資企業投資在我國全社會投資中的比重超過10％，新增投資的減少或下降，都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產生直接的影響。以1999年為例，當年外商實際到位資金減少11％，僅此一項因素的影響，就使得全社會投資少增長了1.1個百分點，在當時通貨緊縮趨勢加劇、投資需求嚴重疲軟（全社會投資增長僅達到5.1％）的背景下，對宏觀經濟穩定的影響很大。2002年我國能夠在世界經濟普遍蕭條的背景下實現8％的較快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資的恢復性增長和外資企業出口的強勁增長。此外，目前主要來源于外商投資企業的涉外稅收、外資企業工業增加值、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在全國稅收、工業增加值和出口總額中的比重也分別達到了19％、28％和52％左右的水平，因此，外商投資增長形勢的變化會對這些經濟總量產生相應影響。
再次，通過吸收外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效應可能減弱。引進先進技術、資本和管理知識，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是我國產業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20年來吸收外資的實際經驗表明，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在資金、技術等方面的明顯優勢，對提升我國制造業整體的裝備程度和技術水平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等內在因素的影響、跨國公司的投資相對集中在我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或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如電子通訊設備的非核心技術部分的加工、裝配環節），這樣的結構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抵銷了外商投資本身的資本和技術優勢，使得外商企業投資對整體產業結構的提升效應有所減弱(趙晉平：“吸收外資的產業政策研究”《管理世界》2002年5期)。為了進一步提高吸收外資對資本和技術裝備水平升級的影響，吸引外商向資本密集型行業和加工環節投資的產業政策導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此需要保持有效的政策調控手段。從鼓勵發展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投資來看，投資設備和技術投入占有相當高的比重。因此，在國內缺乏足夠替代能力和進口關稅仍然較高的條件下，對這些鼓勵類行業的投資設備進口免征關稅及進口環節增值稅和實施一定的企業所得稅減免仍然是最為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1997年我國取消新批外資企業設備進口稅收優惠之后，外商投資項目平均規模比上年下降了18.5％，1998年重新恢復這項政策后，這一指標又很快上升了8.4％；此外，從產業結構的變化來看，1997年外商工業投資比重比上年下降了9個百分點，其中機械、交通運輸設備、電氣機械行業等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合計比重由上年的9.6％下降到2.8％，1998年又出現不同程度的回升。這些變化反映了此項政策對外資項目的資本、技術水平以及產業結構的直接影響。
五、政策建議
（一）將建立內外資企業統一的政策體系確定為我國外資政策調整的中長期目標
從長期來看，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和投資環境的不斷完善，對于外商投資企業來說，我國目前存在的許多制度性成本因素將逐步消除，綜合實力會真正成為各類企業之間競爭的決定性因素，在這種環境下，吸收外資將具備由政策鼓勵向市場引導轉變的條件，方能真正實現各類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
（二）現階段，應當保持吸收外資鼓勵性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為了提高對跨國公司投資的吸引力，在世界各國的引資競爭中保持必要的優勢，今后一個時期我國需要繼續實施吸收外商投資的鼓勵性政策，對面向國家鼓勵行業或地區的外商投資給予減免投資設備關稅、海關代繳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的優惠待遇。
（三）為實現長期政策調整目標作好過渡性安
為了防止過快的政策調整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的負面影響，對于中長期的政策調整目標，有必要作好過渡性安排。其基本方向是由按照企業身份確定的政策優惠逐步向按照鼓勵內容確定的優惠政策轉變。進口設備的減免稅收政策應當與國家的產業政策相結合，對于面向鼓勵行業投資的所有企業逐步給予優惠；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則應當與地區政策相結合，如對于面向國家鼓勵的中西部和其他特殊區域投資的所有企業逐步給予優惠等。
（四）對進入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等特殊區域的外商投資實行長期的鼓勵性政策
由于進入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等特殊經濟區域的外商投資企業，主要從事加工貿易，便于政府對其進行海關和稅收監管，應當成為繼續政策鼓勵的主要內容之一。而對于向這些地區集中的企業除了長期給予投資設備、原材料等必要生產手段以免征關稅、進口環節的海關代繳稅等優惠之外，也可以在企業所得稅或其他稅收（包括地方性稅收）優惠方面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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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營經濟內部分化的趨勢
所謂民營經濟的內部變化主要指其近年來出現的明顯的分化趨勢，集中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民營大企業快速擴張與中小企業遭遇成長瓶頸
在民營經濟分化的基本態勢中，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間的系統性分化最為突出。
第一，大型民營企業數量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全部民營企業數量的增長速度。從1998年至2003年，規模以上民營企業由463家增加到2267家，年均增長37.4％；而全部民營企業的平均增長速度為20.1％，前者比后者高出17.3個百分點。我們已經看到，一些規模巨大的民營企業正從浩如煙海的中小民營企業中脫穎而出。
第二，大型民營企業的營業收入增長率大大快于全部民營企業營業收入的增長率。2001至2003年，規模以上民營企業營業收入的年均增長率達到55.6％，而同期全部民營企業的年均增長率只有27.4％，前者是后者的1倍多。從平均的角度看，規模以上民營企業的平均營業收入增長率快于全部民營企業平均營業收入的增長率。前者不僅絕對量大大高于后者，而且前者的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5.5％，而后者則有縮減的趨勢。
第三，大企業的擴張以自身規模擴大為主。從民營大企業的成長機制看，有大量案例顯示，近年來大企業的擴容主要有：一些大中型國有企業改制為民營企業；通過其自身的產權關聯式裂變，以及對外并購，而由中小型民營企業逐漸發展成大型企業的并不普遍。英國學者大衛?斯托里曾研究發現，由中小企業快速成長為大企業的比例為5％。盡管我們沒有中國民營中小企業成長為大企業的相關數據，但從民營企業平均僅有3.5年的壽命來粗略估算，我們很難達到英國的那個水平。當然，在一些新經濟領域如IT行業中，也不乏中小型民營高科技企業迅速由小變大的案例，如網易、盛大、百度等網絡概念公司的傳奇式成長。但在廣大的傳統競爭性產業領域，由于融資、人才、技術和市場準入等因素的制約，中小企業正遭遇著成長的瓶頸。
（二）民營企業的股份化與根深蒂固的家族控制
多數民營企業在誕生初期采用家族制模式，但隨著企業的成長壯大，企業在組織的制度形式上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分化。
一方面，股份制企業大幅增加，而獨資企業的比重逐步縮小。根據國家工商總局的資料，私營企業中，有限責任公司1992年為1.76萬戶，僅占全部私營企業總戶數的12.6％，到了2004年，就增加到275.64萬戶，占全部私營企業戶數的75.5％，已經成為私營企業的主流組織形式。而與此同時，私營獨資企業和合伙制企業的相對狀況則雙雙下降，獨資企業的絕對戶數雖然由1992年的7.72萬戶上升到2004年的76.96萬戶，但所占比重卻由55.34％下降到21.08％；合伙制企業由1992年的4.47萬戶增加到2002年的12.48萬戶，但其所占份額卻由32.01％大幅度下降到5.12％。
另一方面，多數民營有限責任公司的實質依然為家族企業。盡管民營有限責任公司在數量上已占很高比重，但有研究表明，我國的民營企業中絕大多數仍然屬于家族控制式企業。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也顯示，有限責任公司已經成為民營企業的主要制度形式，其比重占到樣本企業總數的77.99％，股份有限公司占13.59％，合伙制占1.49％。然而，這些企業中有455家，占總數61.82％的企業承認自己實際上是家族企業。其中僅有27.4％的企業其企業主及家族成員共同擁有的股權在企業股權中的比重在90％以下，29.7％的企業其企業主及家族成員共同擁有的股權在企業股權中的比重在90％至接近100％之間，42.9％的企業其企業主及家族成員共同擁有的股權在企業股權中的比重為100％，也就是說有72.6％的企業其企業主及家族成員共同擁有的股權在企業股權中的比重在90％至100％，是低于90％者的2.6倍?？梢姡壳拔覈駹I企業在股份化的過程中，真正實現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公司僅存在于很小一部分大型民營企業中，絕大多數仍然難以擺脫家族控制的模式。
（三）民營經濟在工業和服務業領域的分野加速
第一，從事第三產業的民營企業在數量上超過了第二產業的民營企業。近二十年來，民營經濟產業分布變化的突出特點是，早期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民營經濟在第三產業的比重開始超過在第二產業所占比重，而且第三產業的比重仍在上升，形成明顯的“剪刀”狀態。
第二，大型民營企業在市場競爭充分、比較優勢突出的第二產業顯示出競爭優勢。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中小企業司的研究資料，2003年，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主要集中在輕工行業，占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的32.49％，機械行業占18.71％，紡織行業占14.74％，建材行業占8.36％，石化行業占7.8％，煙草和電力等壟斷性行業在1％以下。另據全國工商聯公布的2004年全國民營企業500強的資料，500強企業中，紡織業的企業位居第一（58家），占500家企業總數的11.6％；其次是黑色、有色金屬冶煉及延壓加工業（57家）、電氣機械制造業（42家）、批發零售業（42家）、綜合（37家）和服裝制造業（26家）。顯然，這些產業絕大多數屬于第二產業。這就形成一個有趣和耐人尋味的現象，一方面眾多民營企業不斷進入第三產業領域，另一方面大型民營企業又集中于若干第二產業。
（四）東部日益成為民營經濟的利潤中心，中、西部則成為成本中心
首先，與中、西部相比，東部沿海地區民營經濟的總量和競爭能力繼續快速壯大。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中小企業司的研究結果，非國有經濟主要聚集在廣東、江蘇、浙江、山東和上海等東南沿海省市。2004年非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排在前八位的省份分別是廣東（13095.4億元）、江蘇（9253.1億元）、浙江（8341.7億元）、山東（5287.7億元）、上海（4189.9億元）、福建（2680.9億元）、天津（2110.2億元）、河北（1887.8億元）。上述八省非國有工業的產值占全國非國有工業總產值的80％，廣東、江蘇和浙江三省就占全國的一半以上，達到52.3％。之所以會出現民營經濟在東、西部加速分化的趨勢，直接原因可能是，東部不僅擁有數量龐大的中小型民營企業，而且日益成為民營大企業的聚集地。根據全國工商聯從2002年到2004年對上規模民營會員企業的連續調查顯示，排在前500家的民營大企業的地區分布變化情況是：東部所占比重不僅遠遠高于中西部，而且仍有上升趨勢；中西部特別是西部的民營大企業則逐年減少，從而加速了東部民營經濟在全國范圍的深度分化。
其次，民營高科技企業進一步凸現于東部一些特大型城市。像北京、上海這些科研院所比較多、高科技企業也比較集中的城市，民營高科技企業得到長足發展。但另一方面，我國廣大地區特別是中西部的民營企業科技含量小，多數企業仍以傳統生產方式為主。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中小企業司的研究結果，截止到2002年，民營高科技企業總數達到109384家，總收入25946.7億元。其中東部的企業數占65.37％，總收入占72.6％；中西部合計的民營企業數占比為34.63％，總收入僅有27.4％。地處東部的上海和北京兩市合計的企業數比例達到26.8％，相當于中部和西部總和的77.4%；總收入的比例為19.34％，相當于中西部合計的70.8％。
二、民營經濟內部分化的原因探析
民營經濟在企業規模、制度、產業和地域分布上的分化趨勢已經十分明朗，筆者認為，造成這一分化的深層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大小企業運營效率的差異
大型民營企業的效率狀況是：根據全國工商聯上規模民營會員企業調研報告的資料，2001年至2003年，入圍企業凈資產收益率分別為13.1％、12.8％和14％，呈逐年上升態勢。而全部私營企業經營效率的狀況由于缺乏可得資料，這里用私營企業的注冊資本作為其凈資產，并與私營企業的銷售收入或營業收入作比較（可叫作注冊資本收入率或凈資產收入率），盡管這一指標并不十分科學，但可大致觀察其經營效率的變化趨勢。分析的結果表明，全部私營企業的注冊資本收入率是以每年7.1％的速度在遞減。大企業的運營效率上升，而中小企業的運營效率下降的兩種相反趨勢，是造成民營大、小企業間分化的直接原因。
（二）“短缺經濟”與“過剩經濟”的產業效應差異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我國仍然是短缺經濟，最突出的是各種物品的供給短缺，以服務為主的第三產業顯然不是當時最主要的問題。在供給不足的前提下，產品就不愁市場，甚至還可獲取一定的壟斷收益。當時民營企業大量涌入第二產業，正是由于這種短缺經濟的產業效應作用的結果。隨著我國經濟從短缺走向過剩，制造業的競爭在加劇，暴利時代隨之結束。一方面，只有那些產品質量能夠保障，產品價格合理的企業才能生存下來，這必然要求企業具備一定的規模和技術實力。另一方面，過剩經濟勢必為服務業提供日益廣闊的市場空間，加之短缺經濟時期第三產業的普遍落后，大量民營企業進入廣大第三產業領域就是過剩經濟背景下合情合理的事。因此，短缺與過剩經濟的產業效應就成為目前民營經濟出現產業分化的根本原因。
（三）不同地區商務成本和社會資本的差異
第一，東部地區綜合商務成本較低。土地、資本、勞動力價格、信息和與政府管理部門的交易費用等共同構成企業的商務成本。商務成本已經成為影響企業競爭力及其成長的重要因素。商務成本低的地區，民營經濟具有競爭優勢，而商務成本高的地區，則直接影響民營經濟的成長。
從土地價格和勞動力工資來看，我國東部民營企業并不比中西部民營企業具有優勢。根據浙江省2004年上半年的統計資料，目前浙江共有3058家民營企業外遷，其中整體外遷488家，總部遷移2488家。但我們同時發現，浙江外遷企業中，原在浙江注冊資本5000萬元以下的有1477家，占總數的89.5%?？梢?，中小規模企業是外遷的主流。浙江民營企業外遷，與土地供給不足和土地價格過高，以及勞動成本上升導致的高商務成本直接相關。
從信息成本角度看，由于東部經濟發展快，市場繁榮，信息服務也比較發達，使這里的民營企業獲取信息的成本相對于中西部的民營企業成本更低。此外，從企業與政府管理部門的交易費用來看，中西部也高于東部，從而影響到企業的成本構成。
第二，與中西部相比，東部地區積累了比較雄厚的社會資本。東部地區經過多年的市場經濟陶冶，不僅經濟實力有了很大增強，更重要的是積累了雄厚的社會資本。在經濟資本變得越來越不太稀缺的情況下，社會資本就會成為支撐其競爭力的重要基礎。比如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經營者已經更講誠信和遵紀守法，通過不同的產業集群（Cluster）或塊狀經濟形成企業家網絡和共同默認的行為規則等等。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這一地區某些商務成本的上升，促成了這些地區民營大企業的崛起。
由于地區間商務成本和社會資本的差異，東部地區吸引了更多盈利能力高的大型民營企業和高科技企業，已經成為民營經濟的利潤中心；而中西部由于具有土地和勞動成本的優勢，吸引了大量從其他地區特別是東部來的中小民營企業，從而在這些地區形成了民營經濟的成本中心。兩類性質不同的中心的分化實際上構成了一種東部與中西部之間的現金流的“隧道”，并由此實現了中西部的土地、勞力乃至市場的部分準租金向東部的轉移，從而形成加速民營經濟在區域間分化的助推機制。
（四）地區間市場化程度的差異
不同省份的市場化進程所導致的市場化程度的區域差異，直接影響著當地民營經濟的發展和民營企業的競爭力的提升。沿海經濟發展快的省份市場化程度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根據一項關于對全國各省市區市場化進程的研究，2002年廣東省的市場化程度評分為9.74 分，排位全國第一；浙江為9.10分，排位第二；而中西部的四川排位13、湖北排位17、吉林排位20。
影響一個地區市場化的因素很多，其中投融資的市場化程度對于民營經濟來說尤其重要。根據我們對浙江、湖北、吉林和四川四省的調研資料，我國東部多數省市較好地解決了民營企業融資問題，保證了民營經濟較快的發展態勢。而中西部的省、區、市則相反，其民營經濟的發展相對困難。
此外，地方政策的差異是造成不同地區民營經濟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東部的各級政府在政策方面不斷進行創新，而中西部的省、市、區則明顯落后于東部。
三、結論與對策
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化，民營經濟在其快速發展過程中的系統性分化有其必然性。但是，這種趨勢的后果是可以預見的。與小企業成長失去聯系的大企業的自我擴大，無法不斷地吸納中小企業特有的優勢資源和新鮮血液，肯定是不可持續的；第二，民營企業如果長期囿于家族控制，無法導入社會資本和其他社會資源，同樣是不可持續的；第三，民營經濟更多地涌向第三產業，會造成第二產業的過度“失血”而發展乏力；第四，民營經濟在地域上的分化則會加速區域經濟的失衡。這些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并采取必要的對策。
首先，應當承認我們已經進入了民營大企業崛起的時代，促成規模更大、更有效率的企業誕生是我們應該采取的態度。同時，也需要通過為廣大中小型民營企業提供良好的成長環境，切實解決它們的融資難和缺人才、缺技術等問題，通過促進產業成熟度的提升，逐步形成大、中、小企業有機共生的理想局面。
其次，要為民營企業引入更多社會資本，改造其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擺脫家族控制模式創造條件。特別對那些已經有了股份化雛形的民營有限責任公司，在其他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將其盡快推向公開資本市場；對那些尚未采取股份制的企業，則要鼓勵并促使其實行內部人的股權多元化和分散化。
第三，要通過政策引導，使那些有經濟實力的民營企業從事工業，特別是先進制造業、高科技產業，使其能夠獲得與從事其他產業大致相當的利潤；對進入第三產業的民營企業，要不斷提升其產業層次，向高價值增殖的領域擴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