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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經濟糾紛問題范文1
關 鍵 詞：勞動力就業；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就業彈性
中圖分類號：F24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7)06－0010－04
實現充分就業，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方面，也是當今世界每個國家都在努力追求的目標。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與此同時，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勞動力就業卻未能實現與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步擴大”，就業壓力不斷增加。如何從宏觀經濟角度正確理解和處理經濟增長與擴大勞動力就業之間的關系，使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同步進行，已成為我國當前具有十分重大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研究課題。
一、我國勞動力就業的基本現狀
1．總量失業問題日趨嚴峻
從勞動力供求形勢看，我國勞動力資源極其豐富，勞動力供給總量持續增加，基本數量處于嚴重過剩狀態?！笆濉逼陂g，我國城鄉平均每年需要新增加的就業人數達2300萬人，但平均每年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數只有800萬個左右，年度勞動力供大于求達到1500萬人。[1]據預測，2010年以前，我國適齡勞動力人口年均增長0.6％至0.7％，每年新增1000萬勞動力，幾乎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的總人口。與此同時，在經濟每年增長8%~9%的情況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只有800~900萬個，遠遠滿足不了就業的需要。根據統計部門和勞動部門的共同統計，我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及失業率不斷上升（見表1）。預計今后幾年，下崗向失業并軌后，如按全口徑統計，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可能會達到7%的一個高水平。[2]
目前，農村尚有2億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按照農村人口城市化每年增長1%計算，每年約有1000萬人轉入城鎮就業，如果這批龐大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將會對城鎮的就業產生更大的壓力。同時，我國高等學校連年擴招，從2005年開始，畢業生數量大幅增加。根據教育部公布的信息，2006年全國有465萬名普通高校學生畢業，比2002年增加了300萬人，增幅達186％。與急劇增加的勞動力供給相比，國有企業的減員增效，政府部門的精簡機構，事業單位的下崗分流，都將使就業崗位不斷萎縮，就業壓力進一步增大。[3]
2．勞動力供求的結構性矛盾突出
我國的就業壓力不僅體現在總量上，而且反映在就業結構上，就業的地域性和專業性矛盾十分突出。有些人找不到工作，而有些崗位卻找不到合適的人，導致“有人沒事干”和“有事沒人干”的尷尬局面?；鶎雍臀鞑康貐^人才緊缺，高端和技術性人才嚴重不足，使我國經濟增長創造的就業崗位處于“虛位”狀態。據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披露，北京市勞動力市場2006年第一季度最大匹配率僅為0.52，最高求職成功率為0.66。這意味著勞動力市場中仍有48%的崗位匹配不到合適的人選，34%的求職者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失業與崗位空缺同時并存。
3．就業弱勢群體的競爭力越來越弱
在總量失業矛盾和結構性失業矛盾突出的同時，高素質、低就業期望值和低年齡勞動力在就業競爭中占據優勢。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抽樣調查顯示，“十五”期間企業對技術工人的需求呈增長趨勢，但在結構上出現了一些新特點：對中級工的需求仍居首位，占40％，但比重比2000年下降了3％；對初級工的需求比重為20％，下降了9％；而對高級工、技師、高級技師的需求普遍呈大幅度增長趨勢。農村勞動力以其低成本和低就業期望值占據優勢，多年來保持了比較高的轉移速度，平均每年達1000萬左右。此外，市場的用人需求，則以低年齡段勞動者為主，35歲以下的需求一直保持在70%以上。[4]所以，以35歲以上人員、長期下崗或失業者、無技能和低技能勞動者以及女性下崗職工為代表的就業弱勢群體在勞動力市場上則越來越沒有競爭力。
二、傳統經濟理論中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的關系以及我國的實際情況
1．促進經濟增長是擴大就業的基本前提
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Arthur M. Okun）根據美國的數據，于1962年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潛力：它的測量方法和意義》中提出了著名的“奧肯定律”。這一定律認為，GDP增長速度每提高2個百分點，失業率便下降1個百分點；反之，GDP每下降2個百分點，失業率便上升1個百分點。無論是發達國家的經驗，還是我國50多年的經濟發展情況，都基本上支持了這種經濟增長與失業率負相關的變動關系。[5]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率越高，勞動力需求越大。
然而，經濟增長并不會必然導致就業同步增長，經濟增長能在多大程度上帶來就業的擴大，還取決于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即就業彈性系數。就業彈性系數是從業人數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比值，即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所帶動就業增長的百分點，該系數越大，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越強，反之則越弱?？梢姡诮洕鲩L率一定時，提高就業彈性是增加就業量的關鍵。國際經驗表明，一國實行不同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選擇戰略，必然會形成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從而呈現出不同的就業彈性，帶來不同的就業結果。[6]
2．我國的實際情況
目前我國經濟正處于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未來較長時期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都很大。從傳統經濟理論上說，這種狀況為我國擴大就業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環境。然而，令人擔憂的是，我國的就業彈性系數卻處于下降狀態。據國家統計局測算，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明顯下降。“九五”期間GDP年均增長8.6%，年均增加就業人數804萬人，平均就業彈性系數為0.13；“十五”期間GDP年均增長9.5%，年均增加就業人數只有748萬人，比“九五”時期少了56萬人，平均就業彈性系數為0.11。[7]其中，2005年就業彈性系數僅為0.08，經濟每增長1個百分點帶動的就業增加量只有63萬人。由于我國勞動力數量巨大，因此，彈性系數的輕微下降，都將導致失業人數的巨量增加，從而造成驚人的人力資源浪費和嚴重的失業問題。
三、影響我國就業彈性的因素分析
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經濟、社會結構劇烈變動，影響就業彈性下降的因素有很多。
1．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
在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過程中，經濟增長是在生產技術水平較低的條件下，主要依靠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投入來實現。這種經濟增長方式消耗高、成本高，忽視了生產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而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則是建立在新的技術水平和更高效率的管理水平條件下的經濟增長，從科學技術的角度看，這種增長的主要特征在于生產要素質量和生產效率的大幅度提高，而非投入要素數量的增加。因此，在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過程中，生產要素的作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質的提高取代了量的擴張，并對勞動力就業產生了根本不同的影響。[8]
借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來說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對就業總量所產生的影響。
該生產函數的基本模型為：
Y=AKαLβ
這里，Y為總產量；K和L分別為資本和勞動投入量；A、α和β為三個參數，分別代表技術水平、資本的產出彈性和勞動的產出彈性。根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經濟增長是技術進步、資本深化和就業增加共同作用的結果。對上式兩端取對數，得：
可見，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技術進步率與資本深化程度和勞動增長率均呈負相關關系，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意味著技術進步率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從而給勞動力就業帶來一定程度的排擠，使勞動力就業數量相對減少。
其實，為了趕上世界信息化及科技革命浪潮，我國早就確立了加快改造傳統產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大力提升產業技術層次的戰略。目前我國正在走一條資本和技術越來越密集而就業彈性系數越來越低的工業化道路，從而呈現出社會資本的增長速度大大快于經濟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速度的兩難狀況。從1996年至2002年，央行曾經連續八次降息，這使得我國的利率水平長期處于一種較低水平的狀態。利息是投資的成本，利率的降低大大地促進了企業更多地使用資本投入來取代勞動力投入，尤其是那些受到政府的扶持、能夠從銀行獲得大量貸款的企業，就有著更加強烈的用資本替代勞動力的愿望。根據有關統計資料，1980年至1989年間，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16.6%，投資就業增長彈性為0.286；1990年至1995年間，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6.7%，而投資就業增長彈性卻降為0.063；[9]在2004年，該彈性系數已不足0.039。
2．經濟結構不合理
（1）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第一、二、三產業對勞動力吸納能力的較大差異是影響我國就業彈性變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速度的不斷加快，以及受土地規模的限制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第一產業逐漸釋放出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與此同時，隨著資本有機構成和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第二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作用明顯乏力。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在就業總人數中所占比重逐年遞增，從1978年的12.2%增加到2004年的30.6%。可見，第三產業對勞動力就業的拉動作用日漸明顯，如表2所示。
然而，目前我國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總量不足的問題仍較為突出。從表2可以看出，“十五”期間，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逐漸下降，與第二產業之間的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2001年二者的產值比重相差16個百分點，2004年差距進一步擴大到21個百分點。這不僅制約了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升級，而且嚴重影響了服務業對就業的吸納作用。我國服務業不僅總量不足，而且內部結構也不盡合理。與發達國家服務業的從業人員主要集中在新興服務行業不同，我國服務業的發展仍以批發、零售等傳統產業為主導，從事金融、審計、社區服務、信息咨詢等新興服務行業的人員只占第三產業從業總人數的1.67％，而北歐一些發達國家從事社區服務業的人員已占全部從業人員的40%以上。
（2）企業結構不合理，中小企業相對較少。中小企業投資少，經營方式靈活，可滿足各類人員的就業需要，相對于大企業具有獨特的優勢，是吸納勞動力就業和再就業的主渠道。據統計分析，在我國創造一個就業崗位，大型企業需投資22萬元，中型企業則為12萬元，而小型企業只需8萬元。同樣的投資，中小企業吸納的就業人數是大型企業的近2倍或3倍。[10]事實上，我國中小企業為促進下崗人員再就業和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近年來，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建設等大項目、大企業上，形成了以資本密集和技術進步為特點的國家新型工業體系的骨干力量和龍頭企業，但國家對吸納就業量大的中小企業的發展支持明顯不夠，門檻高、融資難仍是制約創辦中小企業的最大障礙。根據我國的經濟數據分析，即使個體工商戶達到中小規模企業總數的10%，2004年我國平均每千人擁有的企業數也僅為3.1個，與目前發達國家或地區平均每千人擁有40~50個企業的水平相比，差距在15倍左右。[11]
四、協調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的政策建議
1．樹立多方位就業的政策理念，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相適應
要協調經濟增長與擴大勞動力就業之間的關系，首先必須充分認識到解決就業問題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中的極端重要性和艱巨性，樹立多方位、多途徑、多形式就業的政策理念。堅持實施積極的就業干預政策，擴大經濟增長的就業容量，力促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2．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選擇“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
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對擴大勞動力就業至關重要。經濟發展戰略有兩種不同的思路：一是經濟增長優先論，即把經濟增長作為首要目標；二是就業優先論，即把擴大勞動力就業作為首要的目標。[12]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一直屬于第一種模式，但是，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以及失業問題的日趨嚴重，我們必須根據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對國民經濟發展戰略作出重大調整，實施“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從而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
3．選擇擴大就業的技術進步
經濟增長雖有利于擴大就業，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勞動力就業有一定的“擠出效應”，因此，必須選擇技術進步與擴大就業能夠有效結合的技術政策，做到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并舉。如計算機、網絡、通訊及相關產業是典型的高科技產業，它們已成為主要的經濟增長點，同時，它們又屬于知識、勞動密集型產業，可以吸納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梢?，在促進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方面，兩者基本上不存在矛盾。
4．繼續加大發展第三產業力度
從產業結構看，第三產業的發展是擴大就業的主要渠道。在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向“三、二、一”模式轉化的過程中，一方面繼續鼓勵旅游、餐飲、商貿流通等創業成本低、勞動力相對密集的傳統第三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積極拓展第三產業的新領域，重點支持社區服務、信息咨詢、法律服務、會計服務等新興勞動密集型服務行業，積極采用非正規就業等靈活方式促進再就業。[13]
5．放手發展民營經濟
從所有制結構看，非公有制經濟是增加就業的重要途徑。政府應完善民營經濟發展的推進機制和服務機制，從投資、稅收、融資、技術改造等多方面予以扶持，[14]全力啟動民間的投資熱情，引導和鼓勵自主創業，形成一人創業、多人就業的乘數效應。
6．積極扶持中小企業發展
從企業結構看，中小企業是吸納勞動力就業的主要載體。從近期和長期來看，需要高度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一方面應簡化創業的注冊登記審批手續，降低企業登記的資金門檻，取消不合理的人為障礙，給創辦中小企業創造一個寬松的體制和政策環境；另一方面，通過金融支持、經營指導等扶持政策，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使企業有一個正常的經營環境。
此外，應強化職業技能培訓，這是緩解我國結構性失業的治本之策，也是增強弱勢群體就業競爭力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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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經濟糾紛問題范文2
【摘要】本文基于中國知網CNKI （2012～2014） 對我國區域間產業轉移的研究文獻，以秦皇島承接京津產業轉移為例，闡釋了區域間產業轉移對轉移雙方的影響：一是政府間的博弈仍然是產業轉移與經濟質量提升之間關系的重要影響因素；二是產業承接地產業升級與經濟增長質量提升作用顯著；三是產業轉移有利于我國整體產業升級，但對相對落后地區的產業引進應避免陷入先發展后治理的困境；四是秦皇島承接產業轉移利大于弊，但對當地經濟結構的沖擊不容忽視；五是秦皇島承接產業轉移與提高居民生活質量的矛盾日益突出，最后提出了秦皇島承接產業轉移相應的措施和政策。
關鍵詞 京津冀一體化；產業轉移；經濟增長質量
【基金項目】河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類課題（SZ123062），河北省高層次人才幫帶計劃階段性研究成果，秦皇島市社科聯委托課題（2014WT039），秦皇島市社科聯課題（201407043、201407274），得到河北科技師范學院博士啟動資金的支持和資助。
【作者簡介】王海潮，河北科技師范學院財經學院講師，博士，研究方向：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增長。
一、引言
在京津冀經濟圈內，由于長期以來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行政體制分割，各自為政，導致經濟圈內資源難以優化配置，協調發展。目前，京津冀一體化已經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總書記要求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自覺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搞好頂層設計，充分發揮環渤海地區經濟合作發展協調機制的作用。但京津冀區域隨著產業聚集發展到一定階段，會出現發展的困境如空間約束以及人力成本、選址成本、通勤成本、資本成本等資源短缺。一方面是北京、天津的產業高度聚集和成本高漲、邊際規模報酬遞減；另一方面是河北產業低端化困境突出，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發展模式呈現路徑鎖定態勢。作為秦皇島來說，面臨著如何準確定位并積極采取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對策、推進京津秦一體化發展、有效承接京津產業轉移、實現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的重大選擇。
二、區域間產業轉移及相關研究
檢索中國知網2012～2014年期間有關產業轉移的研究文獻發現，Jacobs主要是從城市增長的角度研究產業集聚過程，多樣化產生技術產業間外溢的外部性，而技術外部性孕育和催生城市新一輪的增長。Friedmann則從大城市系統擁有較好的創新條件角度解釋中心—外圍結構的形成，認為大城市高度擁擠、快速增長的人口和文化的異質性等因素是有利于區域創新的條件，形成與周邊地區的中心與外圍結構。劉金友、王冰（2013） 的研究表明，要素資源稟賦、運輸成本與勞動力成本價格仍是影響產業轉移的重要因素。它是一個具有時間和空間維度的動態過程，也是一個區域（國家或地區） 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重要途徑（韓靈梅，2012）。
關于政府在產業轉移中的角色， 馮薇（2008） 認為，政府的產業集聚政策有助于產業聚集的形成，但更為重要的是市場力量，由此政府的政策導向從直接干預轉向間接引導，政府成為網絡的推進者、動態競爭優勢的催化劑和制度的提供者。宋炳林（2013） 認為，政府是推動我國區際產業轉移的主體之一，政府可通過一定的政策手段，引導和激勵企業將產業轉移的可能性進一步轉化為現實行為，形成產業轉移的推動力量。
當前，關于產業轉移與區域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仍然處于起步階段，尤其是關于秦皇島承接京津產業轉移的相關研究則更是不足。但我們可以從以往的研究中發掘規律、研究方法以及探索性結論。如影響產業轉移的因素、政府的角色以及產業擴散與集聚的作用等方面，都可以對研究秦皇島承接京津產業轉移提供理論參考和實證依據。其中，相關研究都是從某一個視角闡述產業轉移與區域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的關聯性，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三、產業轉移與經濟增長質量提升分析
在秦皇島承接京津產業轉移與本地經濟增長質量提升之間存在一個復雜的因果循環效應。一方面秦皇島可以加速經濟結構調整；另一方面，產業轉移規律要求外來產業與本地產業發展潛力之間實現契合，否則不僅不會提升經濟增長質量，而且會滯后本地經濟運行效率，降低經濟增長水平。為此，本文從三方面分析相關影響因素和內在聯系。
（一） 政府行為與產業轉移績效
在我國現行體制下，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的主導角色乃至慣性作用對地方經濟增長質量提升仍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如何發揮好這種作用，如何更加準確地界定市場與政府之間的界線，是秦皇島承接京津產業轉移過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首先，單個政府行為對承接產業轉移影響顯著。在國內產業轉移中，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資競爭決策（政策） 是極為重要的經濟變量，偏重于經濟增長導向的績效考核機制，使我國的各級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及其投資具有內在的沖動和偏好。
其次，政府間的競爭對產業轉移與經濟增長質量關系影響同樣顯著。作為轉出地政府，如果提高產業轉移自由度，產業尤其是處于高端產業鏈條或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會按照市場規律，尋求更為有利于生產和銷售的區位，但這樣會降低原地區的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轉出地政府會想方設法提供一些政策挽留企業不轉移或就近遷移，或者盡量推進低端產業或污染型產業向外轉移。同時，作為產業承接地政府則會為了提升本地的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質量，竭力提供更優惠的招商政策以吸引高端企業、有利于環境和可以拉動本地經濟增長的企業向本地轉移。兩者的競爭將陷入非理性競爭困境甚至影響區域一體化效益，導致區域整體產業布局不合理，運行效率低下。最后，低端產業和污染企業成為兩地矛盾沖突的焦點。企業不能自主決定轉移方向和區位，導致效率低下。尤其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比較優勢是產業轉移的動力和空間區位選擇決策的依據（李穎、楊慧敏、劉乃全，2012）。
（二） 承接產業轉移與經濟增長質量提升
產業轉移是實現我國區域間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程杰，2013）。但承接產業轉移與經濟增長質量提升之間的關系到底如何，相關的研究成果從不同視角給予探索。在產業轉出地方面，產業轉移與產業結構調整結合將有利于本地經濟增長。張遼（2013） 研究發現，技術擴散對不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較大，通過加總勞動力、資本、技術三要素的增長效應，進而發現產業轉移對經濟增長具有一定的正效應。劉紅光、王云平、季璐（2014） 的研究表明，低端產業正從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而高端產業仍集中留在東部地區。國際產業轉移的情況也大致如此。郭連成、徐雅雯、王鑫（2012） 認為，在產業轉移影響因素中影響最大的是本地市場效應，而產業轉出地具有良好的市場基礎（彭志勝，2014）。
在產業轉入地方面，產業轉移與產業結構調整結合同樣有利于本地經濟增長質量提升。孫浩進、樊欣（2013） 認為，在產業轉移過程中實現和放大了區域福利正效應。國際產業轉移的情況也類似。張琴（2012） 的結果表明，需要進一步改善承接環境。段然、葛順奇（2014） 也認為境外投資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同時，產業轉入地的經濟發展環境滯后于轉出地，而且降低兩個地區的差距需要更多的投入和時間，這方面的問題也不容忽視。徐冉（2012）、卓衛云（2013） 在研究河南省承接產業轉移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時發現，外部條件的作用更顯著。
（三） 產業轉移與增長環境管理滯后的困境
秦皇島承接京津產業轉移潛力較大，但目前大規模的產業轉移還沒有形成。同時，秦皇島承接京津產業是否可以對接當地市場要素、經濟資源的問題也是不可忽視的方面。從過去產業轉移的實例來看，東部地區2000～2010年的制造業絕對優勢依然明顯甚至還有所擴大，東中西部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還有所擴大，大規模的產業轉移并沒有發生（圖1）（姜琳、竇煒、潘雅瓊，2012）。
在產業創新方面，產業轉移對各地區的影響也不相同。南平、楊善林（2012） 研究認為，產業轉移不但沒有帶來我國區域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的快速增長，反而阻礙了區域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的增加，但是具體到各個區域則差異較大；對東部地區而言，產業轉移對創新投入的作用不明顯，而且阻礙了創新產出的增長；對中部地區而言，產業轉移能大大促進創新投入的增長，但對創新產出的作用不明顯。
在產業發展環境方面，產業承接地發展潛力不足是突出的問題之一。肖雁飛等（2012） 的研究認為，中部六省經濟人口承載能力相對較弱，阻滯了產業大規模轉移，但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宋煜（2012） 發現，江西承接外來產業過程中出現了外部環境問題。
此外，京津向秦皇島轉移產業，轉移污染的問題也不容忽視。而且，這種做法已經在國內一些區域發生。發達地區向外轉移的產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和資源高消耗的加工制造業，伴隨這些產業的轉移，污染轉移不可避免（陳衛、劉德紹、李劍，2012）。彭文斌、吳偉平、王沖（2013） 認為，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經濟的快速發展，不惜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競相放松環境規制。
四、秦皇島承接京津產業轉移行為與績效分析
秦皇島承接京津產業轉移將在一定層面上提升本地經濟增長質量，但從長期來看，秦皇島要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還要將本地經濟資源與外來產業有效融合，形成具有本地經濟特色的產業增長模式，從而實現提高經濟增長效率和質量的目標。
但如何達到這個目標仍然有待研究。李志翠、馬海霞、朱琳（2013） 認為，通過規劃構建的區域產業共生耦合系統能像自然生態系統那樣高效、穩定的運轉實屬不易。京津產業轉移到秦皇島，首先面臨選址是否滿足企業的運作以及未來的發展。韋伯（Webber，1909） 通過主要對運費、勞動費用以及集聚三個因素分析了對企業區位的影響。秦皇島如何運用已有資源承接京津產業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是，通過擴大市場以滿足企業賺取最大利潤的內在需要。政策制定需要對不同企業的影響進行分析（楊本建、毛艷華，2014）。
秦皇島承接京津產業轉移需要進行宏觀調整，使產業轉移雙方的信息更加對稱，產業政策在產業轉移中可以發揮主導作用（高登榜，2013）。政府可通過改善交通運輸效率，搭建企業信息平臺，降低企業轉移后的交易成本來促成企業轉移（梁其翔、鄺國良，2012）。政府要實現對產業轉移宏觀調控的效率最大化，還需要建立在尊重企業市場化的選擇上，然后通過產業政策發揮一定的引導作用（郝潔，2012）。李建軍（2012） 認為，積極發揮政府的政策引導作用，可以在承接產業轉移過程中揚長避短，實現產業轉移與產業結構調整的協調發展。
秦皇島與其他承接京津產業轉移城市之間關系的調整是構建生態產業網絡的關鍵因素。應規范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行為，建立政府間的合作機制， 實現協調發展（羅若愚、張龍鵬，2013）。在承接產業轉移過程中，由于各地政府官員對區域合作的意愿不足，相互攀比和較勁的行為更容易發生，使得區域合作空間狹?。W建峰，2013）。羅若愚（2012） 研究指出，產業轉移下承接地政府的個體理性導致了集體決策的非理性，我國政府官員的任期制和考核晉升制阻礙了政府間合作的實現，形成了典型的“行政區經濟”。在重復博弈模型中，他引入中央宏觀調控的這一貼現因子，提出了破解承接地政府間合作“囚徒困境”的方法。
在秦皇島承接京津產業轉移過程中，產業擴散和集聚的規律作用顯著。從市場的視角來看，承接產業轉移能夠推進本地產業集群升級，產業集群升級又能加快承接產業的轉移，兩者相互作用，相互促進（劉珂，2012）。產業集聚帶來的經濟效應越大，企業越有可能做出轉移的決策（梁其翔、鄺國良，2012）。
秦皇島承接京津產業轉移績效與相關配套設施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企業、高校、政府和技術中介機構等創新主體相互配合與作用的區域協同創新機制是區域經濟實現快速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其承接產業轉移能力的體現（張仁楓、王瑩瑩，2013）。同時，構建高效的交通網絡有利于規避空間約束，提升秦皇島區域的邊際競爭力。高速鐵路建設的經濟邏輯就是縮短城市間的時間距離。高速鐵路大幅度提升速度，縮減城市間的時間距離，強化城市間的經濟聯系，可以重塑兩地的經濟地理格局（劉衛東等，2012）。
五、發展建議
（一） 調節政府角色，提升產業轉移質量
政府在產業轉移中存在政績最大化的沖動。地方政府在引入產業轉移過程中，一方面可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降低了產業轉移門檻，反而降低了本地經濟增長質量。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需要從國家層面成立相應的管理部門和制定相應的管理條例，以對產業轉移進行統籌管理（何龍斌，2012）。
秦皇島應加快承接京津產業轉移的速度，同時要加強完善政府行為，改變現行官員考核體系和晉升機制，形成科學健全的政績考核和官員選拔機制，強化組織領導，積極參與構建跨行政區的利益協調機制的磋商合作。
（二） 加快產業轉移速度，提升秦皇島經濟增長質量
秦皇島產業結構升級的潛力很大，但受制于原有的產業結構約束，需要對產業轉移過程中的產業選擇、產業布局、產業政策等進行重新規劃，發揮產業轉移對區域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的促進作用。產業轉移已成為當前我國工業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必然選擇（劉川、宋曉明，2014）。秦皇島產業發展應以此次產業轉移為契機，通過加大研發資金和研發人才投入，優化產業承接科技環境，提升區域發展潛力。
（三） 加快產業間融合，降低產業間轉移成本
秦皇島承接產業轉移利大于弊，對當地經濟結構的沖擊不容忽視。外來產業在資金、技術、人力資源等方面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擠占秦皇島原有的產業發展空間。一方面可以實現優勝劣汰，推動產業替代升級；另一方面，必然出現過度競爭，導致資源配置低效。應通過加快產業間融合，構建生態產業系統，降低產業間轉移產生的成本，在秦皇島形成由龍頭企業拉動的產業集群，提高產業競爭力。
（四） 完善產業轉移配套措施，提高經濟增長質量
秦皇島承接產業轉移與提高居民生活質量的矛盾將日益突出。產業轉移不僅需要產業要素支撐，還需要圍繞產業生產的生產。此外，在產業轉移過程中，秦皇島承接產業對生活資料的需求也會快速增加，擠占更多城市公共發展資源，需要秦皇島加快完善產業轉移配套設施建設，降低生產、生活運行成本，提升經濟增長質量。產業轉移與居民收入增加，對房價、城市擁堵以及城市市政運營效率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在產業轉移過程中要重視對污染的治理（張啟春、朱明，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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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經濟糾紛問題范文3
如果你打算創業、如果你想創業成功，那么在你的創業過程中請不要被以下四種理論所誤導。
所有權誤導
一些創業者不愿意找有能力的人來共同合作創業，這些人的思想中大多有一種“擁有”情結，不懂得合作與分享。針對于創業此乃“大忌”。為什么很多創業企業做不大？稍微大一點，又要裂變？其根源在于人們的觀念。創業團隊一定要合力把“餅”做大。有位創業者曾深感痛惜地說：“失誤在于當初把股份看得太重，該進來的人沒有進來，所以企業至今還是一塊‘小餅’?！痹趧摌I過程中總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作為創業者要不斷吸取他人的教訓和經驗，盡量避免創業誤區，成功的機會才能更大。
感情誤導
很多創業企業是由親朋好友或同學組建起來的，有的雖一人出資，但起初加盟的都是熟人。由于彼此十分熟悉了解，因此在創業期常常憑借昔日的感情做事，忽視了必備的契約安排。這種“重感情、輕契約”的工作關系，隨著創業企業的成長，矛盾和問題會逐漸暴露出來。比如，很多企業的創業同盟者起初很少提報酬的問題，可隨著企業業績的增長，一些創業者由于考慮公司的財務還相當緊張，因此認為報酬還不到提高的時候；另一些創業者由于過于守財，則故意默許起初建立在感情基礎上的薪酬標準；還有一些創業者提出了遙遙無期的股權分配計劃。這一問題不解決，必然成為日后效率低下、分道揚鑣的根源之一。
資本誤導
商業圈子里資金缺乏是普遍現象，企業家缺幾百萬、幾千萬元項目基金，巷子口的小店也需要借個幾千元周轉，資金不足并不是創業的絕對障礙，創業者可以從不需要大量資金的小生意做起，或是把你的創業計劃縮小，再不然你還可以把它拆成幾塊?？傊?，你總能找到辦法，先把生意做起來，等最初的生意做成功賺了錢，再設法擴大范圍，只要你掌握住做生意的原則和擁有足夠的運氣，最后你還是能夠成功的。
構想誤導
真正好的構想常常是在不夠好的構想基礎上改進而來的。創業者不可因為只是一些普通的構想，就停步不前，放棄創業的心愿。所謂好的構想還須經過市場驗證才真正算得上好，既然知識和經驗天天都在增加，創業構想當然也經常需要調整、修正、補充、創新。所以，當其他條件都有眉目的時候，即使創業構想并不顯得那么突出，仍然可以選擇“在相同水平上和人公平競爭”的方式開始自己的事業，成功的關鍵在于實踐，創業者至少可以得到一個中等的成果。倘若擁有上好的生意構想，卻不用心執行，結果什么也得不到。
如何從刊物收集市場信息
收集和分析出版刊物上公開的信息通常稱為“資料分析”。資料分析的范圍很廣，包括利用各種潛在的來源，比如圖書館，同行業協會，研究機構的刊物和政府的出版物。開始時，應首先廣泛收集資料，然后篩選出有價值的部分進行詳細分析。
政府出版的刊物是常用的來源，相對來說，這個來源比較容易得到。但是經驗證明，這對于小企業用處并不大，因為政府統計常按一套標準分類，從中很難看出消費者的需要和潛在的市場但由于可以在公共圖書館中自由查閱，可以把這些出版物作為進一步研究的起點。另外，有些高等院校的圖書館也對公眾開放，這也是一個來源。如果企業所在地區的院校有經濟或商業方面的專業，這又是一個獲取信息的很好來源。
幾乎每一個行業都有相應的協會，種類非常多，這也是有用的信息來源，因為其中大多數的成員在自己的行業內有豐富的經驗。有的協會有自己的信息咨詢中心，有的還定期公布行業的情況，各專業部門的特別報告。不過這類組織太多，找起來也是個問題，所以最好事先了解一下它們都承擔哪些服務，需要多少服務費等。
行業雜志是有價值的信息來源之一。它經?？怯嘘P市場預測、競爭對手和顧客需求情況的文章，也有新產品介紹，顧客對產品的評價等欄目。另外，它所刊登的廣告會提供關于競爭產品和銷售數量方面的背景信息，有助于企業對產品和競爭對手進行分類。應該把這些重要的文章和廣告積累起來，因為只記住一大堆雜亂無章的雜志名稱毫無用處。對資料分類整理后，當需要有關信息時，就可以從整理過的材料中找到相應的重要內容。
發生經濟糾紛該如何處理
經濟糾紛，是指在經濟交往過程中，當事人之間因對經濟權利和經濟義務有不同的認識和因合法權益受到侵犯而引起的爭議。為避免出現經濟糾紛，應該在經濟交往活動中，通過簽訂合同等形式，保留證據材料，當出現經濟糾紛時，采取相應的法律手段來處理。
處理經濟糾紛，主要有以下四種方式：
一、協商。是指在經濟糾紛發生后，雙方當事人自愿解決糾紛的行為。
二、調解。是指在經濟糾紛發生后，通過第三方主持并從中斡旋以解決經濟糾紛的行為。具體分為五種方式：
1.由雙方當事人認可的第三人調解。
2.由一方向消費者協會投訴，由消費者協會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進行調解。
3.由一方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申訴，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進行調解。
4.由仲裁委員會在作出裁決之前進行調解。
5.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過程中進行的調解。前四種調解叫做非訴訟調解，后一種調解叫訴訟調解。訴訟調解書和判決書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三、仲裁。是指仲裁機構依照法定程序對當事人在經濟活動中所產生的經濟爭議居中調解、進行裁決的整個活動。
關于經濟糾紛問題范文4
一、債權人不愿打官司的“三怕”心態
一怕“拔出蘿卜帶出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些帶有色彩的促銷手段如信息費、好處費、回扣等應運而生，部分企業在業務往來中，有損公肥私、中飽私囊的問題，這往往也是經濟糾紛發生的誘因之一。一旦發生糾紛，他們便極力逃避法律，采取消極的討債方法，不惜損害國家和集體利益，以達到相互掩蓋的本文來源：文秘站 目的。
二怕訴訟費用支出過高。經濟案件所需訴訟費用高于其他類型案件。一方面，債權人要按照《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交納一定比例的案件受理費；另一方面，有的法院因經費緊張，還要債權人承擔訴訟過程中的其他費用，特別是債務人在外地的，還要承擔一些不應承擔的額外費用如路費等，從而加重了債權人經濟負擔。所以，有些債權人打官司前首先考慮的是承擔諸多費用是否“值得”。因此會出現以下幾種心態：一是擔心標的小，贏了官司，輸了錢，得不償失；二是擔心審理后執行不了，為一紙文書，“賠了夫人又折兵”；三是擔心費錢、費時、費力，不如把打官司的支出作為私下和解讓步的條件，既節省人力和財力，又維持了“友好”關系。
三怕外地官司難打贏。經濟糾紛涉及外地的較多，但一些法院在處理外地糾紛時存在有狹隘的地方保護主義觀念，在處理外地債權人與本地債務人的經濟糾紛案件中，千方百計地為本地一方找理由，刁難外地一方，造成執法不公。甚至有些地方的黨政部門領導，為了本地利益，以權壓法，干擾法院辦案，所以形成外地債權人對當地法院不信任，債權人怕到外地訴訟的局面。債權人寧愿自我協商，也不愿到外地打官司受冷落。
二、消除債權人怕打官司心里的對策
（一）進一步加大法律宣傳力度，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和維權觀念。要主動上門宣傳法律，注重案前調解和訴訟風險提示，講求調解藝術。
（二）人民法院應盡量減輕債權人不必要的經濟負擔，嚴格收費標準，合理適用訴訟費用的緩、減、免政策，提高辦案效率，杜絕“吃、拿、卡、要”和亂收費現象的發生，以“優質服務”贏得債權人的信賴。
（三）樹立“立案審查時考慮執行，實體審理時著眼執行、案件審結后抓緊執行”的審執結合觀念，力求做到案結事了，以實際行動消除當事人怕贏了官司不贏錢的畏訴心理。
關于經濟糾紛問題范文5
關鍵詞：林業站;承包;林場;利弊;鄉村集體林場
中圖分類號： X501 文獻標識碼： A DOI編號： 10.14025/ki.jlny.2015.24.091
“林業建設是事產經濟社會可持續性發展的根本性問題”。這一重要論斷，深刻揭示了林業與經濟社會可持續性發展的內在聯系。林業經濟不僅具有生態功能和社會功能，也具有巨大的經濟功能，因此，為了發展林業經濟，村都相繼建立起了林場。林場的運作形式屬于集體式，集體林場數量眾多，經營的面積也在不斷擴大。大力發展林業，可為其他產業的發展提供重要原料和資源，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而導致林場經營不善，經濟效益不高。為轉變當前現狀，林業站決定承包鄉村的林場，實現對林場的集體式管理，使其管理更具專業性與系統性。
1 林業站承包經營鄉村集體林場的概述
近幾年，我國綜合國力得到了全面的提升，旨在縮小城鄉差距，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重視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的不斷創新，大力發展鄉村集體林場，是提升農業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因素?，F如今，為了促進鄉村林場經濟的全面發展，林業站以承包經營鄉村集體林場的形式，對鄉村林場進行綜合性的管理，并提供最為先進的種植技術與多元化的品種。我國就鄉村集體林場的發展做出了相關的規范，建立了集體林權制度，對林地具有占有、收益與處分的權利，可對林地進行綜合的調配，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方式進行集體林場的管理，充分發揮林業站的重要價值，進而提高林業經濟發展水平。大力發展林業經濟，能夠為制造業、加工業提供所需的木質資源，進而促進國家整體經濟水平的提升[1]。通過林業站的承包與經營，代替了村民進行樹種的培養，且培養樹種的質量更高，提高經濟效益，但也會衍生出林權糾紛、經濟糾紛等問題，可見，林業站承包經營在具備優點的同時，也具備相應的缺點，應正確對待集體林場管理形式，并對林業站的承包與經營工作進行完善與優化。
2 林業站承包經營鄉村集體林場的利與弊
2.1 優勢
通過對林業站承包經營鄉村集體林場的分析，得知其具有很大的優勢，相較于傳統的林場經營模式效益更高。傳統的林場運營，由于村民的專業性不強，技術不先進，運用傳統的種植方法且林地的管理工作不夠全面，導致林場經濟發展緩慢。通過林業站的承包與經營，能夠對集體林場進行綜合性的管理，解決人員專業性、技術先進性和管理及時性等問題。林業站通過承包，能夠對林場進行集體性的安排，加大在林場建設上的投資力度，強化對專業性人才的選拔與培養，建立更為專業化的團隊，為林場的發展提供技術支持與人員支持，保證林場建設的專業性。同時安排專業人員對林地進行全面化的管理，提升林地管理質量。林業站承包與經營集體林場，相對于村民自身而言，林業站具有資金與技術上的優勢，且部分地區的林業站設置了農機服務中心，針對林業經濟的發展情況進行深入地分析，能夠運用最高效、實用的種植技術來培育最新的品種，對地區經濟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2.2 劣勢
林業站承包經營集體林場具有諸多的優勢，但同時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如林權糾紛與經濟糾紛問題。在林權糾紛方面，有些村民并不想將林地承包出去，但是為響應國家政策或林業站的相關規定，不得不將林權轉讓，由林業站進行經營，一旦林地種植產量大，經濟效益有所提高時，這些村民就會想將林地要回去，進而產生一系列的林權問題，這種現象主要是村民法律與經營意識薄弱所致，是林業站承包與經營集體林場中一個常見問題。在經濟糾紛方面，當林地產生經濟收益時，會進行利潤的分配，若林業站未按照先前合同中規定的比例進行利潤分配，會讓村民產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很難使村民信服，進而與林業站產生經濟糾紛，或是村民只是關注表面的現象，認為經濟收益好，當利潤發到自己手中時覺得不合算，就會與林業站產生糾紛，影響林業站的正常運營。林權、經濟糾紛的發生，主要是由于經濟效益分配不均，林權過度集中而產生的，是林業站承包與經營集體林地中面臨的現實性問題。
3 林業站承包經營鄉村集體林場的發展策略
3.1 完善集體林場承包法律制度
林業站是對林業管理的重要站點，具備足夠的林地發展與拓展資金，滿足林地發展的基本條件。實現林業站承包與經營集體林場，是林業經濟一種發展模式。但就以往林業站承包集體林場的經驗來看，林權與經濟糾紛問題很是突出，成為制約林業經濟的重要因素，村民與林業站間的關系日益緊張。為應對此項問題，應加強法律建設，針對林業站承包與經營鄉村集體林場的問題，做出相應的司法解釋，對雙方的各項行為進行嚴格的法律約束，并將重要的法律條文擬定到合同中去，合理分配雙方的利潤，并對林權進行明確的劃分，林地權歸村民所有，林業站具備承包權與經營權，但是不具備林地的所有權，禁止出現村民失地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林地糾紛問題的發生，營造和諧的林地發展氛圍，促進當地農業經濟的全面發展。
3.2 建立專業的管理團隊
為了發展林業經濟，林業站應加大在林地建設上的投入，構建專業化的團隊，對集體林地進行綜合性管理，根據現代社會各類產業的發展情況以及市場需求，進行樹木品種的選擇，同時結合當地的氣候特點，選擇合適的樹種進行大面積的種植。林業站可以引進多種樹種，實現多種樹種的穿插與層次種植，既能滿足來自社會不同方面的需求，也能降低病蟲害的傳播速率，能夠保證樹種的生長質量，促進林地經濟的發展。同時林業站設置珍貴樹種培育區，打造林地產業品牌。對管理人員進行及時的培訓，并傳其病蟲害防范知識，及時做好林地的除草工作，保持林地內部環境的清潔，解決林地發展過程中的突出問題，實現對林地的精細化管理。
3.3 引進先進的林地種植技術
技術決定著林地的發展水平，決定樹木的生長質量，技術的規范性與先進性是林地發展水平的關鍵。技術的選擇，可以充分借鑒國外先進的技術形態，選擇合適的種植監督與列陣方式，應將林地建設作為一個綠色企業來進行經營與管理，選擇優良的樹苗品種，制定合理的種植與栽培計劃，并對荒山荒地進行大面積的開發，避免資源的浪費，同時也能積極發展當地經濟產業，封山造林，圈出不同模塊的林地進行經營，大力發展當地林業種植產業，提高林業站承包與經營鄉村集體林地的重要價值，促進林業經濟整體水平的提升[2]。
4 結語
綜上所述，林業站承包經營鄉村集體林場的方式是一把雙刃劍，既有優勢又有劣勢。優勢體現在能夠為林業經濟提供專業化的管理，保證林業品種的多元化，對林場種植基地進行合理的分配，提高在林場上的資金投入與技術投入，進而提高林場的經濟效益，但是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如林權和經濟糾紛日益突出，林業制度不健全是林業站承包經營鄉村集體林場亟待解決的問題，通過完善制度與優化團隊，促進林業經濟的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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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經濟糾紛問題范文6
陳光中：本案主要涉及由道路交通事故所引起的行政程序、行政訴訟與刑事訴訟及其相互關系問題。如何處理這一問題，我認為，原則上應遵循刑事優先原則，但不能絕對。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關于處理交通事故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第四條對此作了較為明確的規定，指出：“當事人僅就公安機關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和傷殘評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或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當事人對作出的行政處罰不服提起行政訴訟或就損害賠償問題提起民事訴訟的，以及人民法院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時，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公安機關所作出的責任認定、傷殘評定確屬不妥，則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審理認定的案件事實作為定案的依據?！蔽艺J為，這一規定大體上是合理的。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從事交通運輸人員或者非交通運輸人員，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發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責任的基礎上，對于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睂τ谧肪啃淌仑熑蔚陌讣?，可以由公安機關的交通管理部門將案件移交給刑事偵查部門，由后者進行刑事追訴。本案即屬于此種情形。在公安機關認定構成犯罪的情況下，之所以不必經過民事訴訟是為了避免同一法院對同一案件事實在民事訴訟、刑事訴訟中作出互相矛盾的認定，同時也為了節省訴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
與此相關聯的是，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處理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時，應當如何對待公安機關對事故責任的認定呢？《通知》第九條也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審理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應當對案件事實、證據進行認真審查、核實……”可見，人民法院（也適用于人民檢察院）對全案負有審查、核實責任，其中包括公安機關對事故事實和責任的認定。如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與公安機關意見一致，即予以認可，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如果認為公安機關的責任認定有誤，則不予認可，不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這是由刑事訴訟的性質和特點所決定的。刑事訴訟不僅涉及到公民個人的生命、自由，同時還與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密切相關，因此，刑事訴訟較之其他性質的程序，包括行政程序，要求更加嚴格，刑事證明標準也要高于其他程序。因此，在行政程序中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在刑事訴訟中不具有當然的拘束力，而應當由人民檢察院、法院在審查起訴和法庭審理中獨立判斷。
應松年：對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訴訟，認識還不統一，實踐中各地做法也不一樣，但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中曾刊登過作為行政案件受理的案例。本案中，法院對陳某提起的行政訴訟立案受理后，刑事訴訟程序已經啟動，所以有必要協調不同系列的兩個訴訟之間的關系，即解決哪一個優先的問題，否則容易造成法院不同審判庭之間的裁判相互矛盾。判斷的標準是，如果某一訴訟的裁判結果是另一訴訟進行的前提或先決條件，那么作為前提問題的訴訟程序應優先進行，而另一訴訟程序應中止，等待前提問題的裁判結果。
“刑事優先”雖然沒有法律的明文規定，但在理論和實踐中已經作為一般原則適用，這是有其法理基礎的。一般而言，刑事訴訟較民事、行政訴訟，其訴訟客體、訴訟結果對公共利益的影響范圍更廣、程度更深，相應的其訴訟程序、訴訟制度也更加嚴格。具體到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一般在已提起行政訴訟后，檢察機關對相關問題又提起刑事訴訟的，應先中止行政訴訟，等待刑事訴訟的裁判結果?？赡艹霈F兩種情況，一種是刑事判決無罪，則行政訴訟繼續審查是否有行政違法問題；如裁判有罪，則不再繼續進行行政訴訟程序。但正如陳光中教授談到的，“優先”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實踐中，可能會因案件的具體情況不同而實行行政訴訟優先，本案正是如此。行政訴訟中，原告對事故責任認定不服，焦點在于原告是否應負事故主要責任。刑事訴訟中對是否構成交通肇事罪的認定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行政訴訟的裁判，行政訴訟審理結果是刑事訴訟程序進行的前提，直接影響刑事訴訟，因此應當先進行行政訴訟程序。
具體處理意見是：如果行政判決原告敗訴，維持交警大隊的責任認定，檢察機關認為符合條件的應提起公訴，但刑事訴訟中還要全面審查，負事故主要責任不一定構成交通肇事罪，還有必要再考慮其他因素；如果經行政訴訟審查認定交警大隊的責任認定不合法、原告不應負主要責任，我主張不必再進行刑事訴訟，因為再提起刑事訴訟已失去基礎，且法院的刑事判決不能否定先已存在的行政判決。如果刑事審判庭對行政判決有意見，可以提交審判委員會重新研究，通過內部程序糾正，也就是說在本案原告勝訴的情況下，只有行政判決被依法撤銷后，才能再開始刑事訴訟程序。
案例二 2001年10月15日，甲省A市某化工公司報案，稱乙省某農藥廠在B市的經營部負責人吳某，利用合同詐騙該廠貨款11萬余元。A市公安局于2002年4月6日對吳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取保候審，同年9月12日，A市檢察院批準逮捕（未能執行）。吳在取保候審期間，以A市公安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侵犯財產權為由向乙省B市C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A市公安局分別向C區和B市兩級法院提出管轄異議，均被駁回。同年9月29日，C區法院判決撤銷A市公安局對吳的刑事拘留和取保候審決定，退還保證金，并支付賠償金及經濟損失，在A市和B市兩地報紙上向吳發表道歉聲明。A市公安局不服，提起上訴。同年12月20日，B市中級法院作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陳光中：本案主要涉及對刑事訴訟中的強制措施如何加以制約和救濟的問題。對此，首先應當明確的是，刑事訴訟中的強制措施包括逮捕、拘留等活動以及其他強制性措施，如搜查、扣押等均屬于刑事訴訟行為，具有司法性質。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不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不得提起行政訴訟。因此，我認為，本案中，B市、C區兩級法院受理吳某起訴的做法是缺乏法律依據的，也有悖于法理。
然而，現行法將刑事強制措施排除在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之外，必然引發以下問題，即如何對公安機關適用強制措施的權力進行制約，以及對因強制措施違法而受到侵害的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如何進行救濟?？紤]到目前司法實踐中借刑事訴訟之名，非法干預經濟活動的現象還比較多，而且往往是出于地方、部門保護主義的驅動，解決這一問題更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對此，我的看法，一是強化檢察監督，即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八條的規定，人民檢察院應當對公安機關提出糾正建議，或者完善立法，賦予檢察院以強制糾正權；二是建立司法審查制度，即偵查機關在對犯罪嫌疑人采取有關強制措施以前，須向法官或其他享有司法權限的官員說明理由，獲得后者的授權，并根據后者簽發的令狀執行強制措施；偵查機關在對犯罪嫌疑人采取有關強制措施以后，須及時將其帶至法官或其他享有司法權限的官員面前，由后者審查確定強制措施的采取是否存在合理理由，以決定將犯罪嫌疑人予以羈押或釋放。司法審查制度，不僅為西方兩大法系國家所普遍采用，同時也規定在有關國際人權公約中，如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等。
與此相比，擴展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通過行政訴訟來對違法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行為進行救濟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解決問題，但在可行性與有效性方面存在著不足。一方面，兩類訴訟同時進行，以行政訴訟制約刑事訴訟，既不順理成章，也難以奏效，不利于訴訟順利進行。另一方面，通過行政訴訟進行救濟具有滯后性，不利于對公民權利的保護。此外，另行提起行政訴訟無論是對國家，還是對公民個人都不啻于一個沉重的負擔，不符合訴訟經濟的原則。
應松年：本案涉及以下三個問題。首先，對于公安機關以刑事司法行為的名義干預經濟糾紛，造成當事人人身、財產權益損害的情況如何處理。目前，在這一問題上存在救濟真空。行政訴訟以行政行為作為訴訟客體，公安機關履行行政職能的行為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而公安機關的刑事司法行為則不能通過行政訴訟渠道審查。實踐中，某些公安機關以刑事司法行為名義規避行政訴訟的審查，利用職權非法干預經濟糾紛的情況經常發生，給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了侵害。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檢察院對公安機關的刑事司法行為都要進行審查，但是必須要進行到相應的程序才有可能糾正并停止損害，此前則沒有相應的救濟手段，這種事后救濟對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是不及時、不充分的。
我同意陳光中教授的看法，通過完善刑事訴訟程序解決上述問題。在目前情況下，參考對類似案件的處理辦法，建議如下：對公安機關的行為，根據公安部1995年2月15日的《關于嚴禁越權干預經濟糾紛的通知》，可以提起行政訴訟，由法院審查該行為是否合法；如果檢察機關在同案中已批準逮捕，建議受案法院可以向同級檢察院的上級機關請示，如經審查認定公安機關確系利用職權非法干預經濟糾紛，則作出行政撤銷判決后，由上級檢察機關撤銷逮捕令，通過內部程序解決?？傊?，方案的設計要立足于如何更好地解決問題，如何更及時有效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