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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非遺文化的介紹范文1
【關鍵詞】非遺資源；陶藝社團；活態；固態
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承載著深厚的歷史人文底蘊和豐富的精神內涵，是我國文化的象征。國家大力扶持非遺文化的傳承和保護，如今它的社會認知度和出現率急劇上升，同時為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胺俏镔|文化遺產進校園”已經成為一個符合時代要求的課題。
陶藝本身也是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筆者對陶藝也是由衷地熱愛，通過多次的培訓交流，在兩年多的陶藝社團教學中，結合了其它非物質文化的素材進行了陶藝課程的開發和研究。下面就具體來談談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在《陶藝》校本課程開發中的具體舉措及實際效果。
一、在陶藝社團常態教學中結合多種的非遺資源
筆者在陶藝課程的選材上主要結合了非物質文化的不同形態對此進行了開發和研究。
（一）結合活態的非物質文化素材
1.民間文學故事
學生結合文學故事臨摹了梁祝文化公園的雕塑，它山堰十兄弟的面塑等等，通過臨摹不但掌握了浮雕和圓雕的基本制作方法，同時學生還會大膽創新，比如在創作過程中，有的學生制作了現代版梁山伯與祝英臺，有的學生制作了一對精美的蝴蝶，有的結合梁祝文化公園中的婚育文化園中的抽象雕塑進行各種人物的塑造，這些作品都很好地體現出當代中學生對愛情及幸福生活的理解。
2.各種工藝制作技能
工藝制作的分類很細，如：草席編織技藝、根雕、木雕、面人、糖人、泥人、石雕、剪紙、漆畫、泥金彩漆、造船、篆刻等。課外讓學生通過上網、查閱資料、實地考察、訪問交流等多種方式來了解上述各種非遺文化的發展歷史及制作技法，并將這些技法恰當地結合在陶藝制作中，讓陶藝的裝飾手法呈多樣化趨勢，例如，部分學生通過長輩們了解到家鄉黃古林草席的編織方法后，就將草席的編排方式運用到陶藝的房子等作品中來進行裝飾。有個學生的爺爺是個篆刻家，他就邀請部分同學到他家來聽爺爺講關于篆刻的歷史、技法等，好幾個學生就開始用篆刻的技法來進行陶藝作品中文字的浮雕制作，效果顯著。
3.禮儀、風俗、節日慶典
每年的元旦、春節、元宵、五一、端午節、六一、國慶等節假日是大家所期望的，孩子們講到節日就有做不完的題材，如有制作小孩子放煙花的、一家人在游玩的、元旦、文藝表演的、生肖動物等等。此外孩子們還會結合開漁節、廟會等風俗來制作各種臉譜、唱戲人、海底動物等。這些陶藝作品都能很好地體現出孩子們積極向上、樂觀的生活態度。
（二）結合固態的非物質文化素材
1.名勝古跡
我國的名勝古跡很多，如故宮、長城、鼓樓、天封塔、天一閣等。在進行小小建筑師課程安排的時候，筆者先向學生介紹各地的名勝古跡，尤其是對當地的名勝古跡做了詳細的介紹，讓學生通過印象、圖片、文字介紹等進行了名勝古跡的制作，如有制作天封塔的、鼓樓的、長城的……
2.公園
主要結合學生所熟悉的月湖公園、南宋石刻公園等來進行陶藝制作。在學生的作品中有月湖公園里的各種動物游船，有游玩的人群、有將軍的形象。
二、社會實踐中參觀、感受各種非遺資源
平時我們還可以結合學校的社會實踐活動，讓學生實地考察我國形式各異的非遺資源。如：去年我們初二的學生去了紹興的魯迅故居，在那里有一家買泥塑人物的店，店里的作品都是由非遺文化繼承人宓風光老師所制作的，陶藝社團的學生在那里經過店家的講解、老師的分析，進一步了解了泥塑人物的制作流程、上色技巧等，還有幾個學生在那里座了烏篷船，回來后就制作了烏篷船及有地方特色的船老大。又如：我們每隔兩年就會帶陶藝社團的學生去寧波博物館參觀，讓學生進一步感受到我們寧波河姆渡文化的歷史及社會價值，讓學生更加熱愛我們當地的文化。再如：結合寧波的南塘老街的糖畫藝術、面塑藝術等。通過實地參觀考察讓學生能夠更好地了解、學習形式各異的非遺文化，這些都為更好地進行陶藝制作起到了積極的的效果。
三、非遺資源進中學陶藝社團的時效性
筆者認為在中學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進校園”活動是非常有效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師生是非遺傳承的主體，學校通過持續性、常態化教學活動，把非遺項目植入校園生活。同時開展各種形式的展覽、交流、比賽，這些都將進一步豐富學生的校園生活、提高學校的文化內涵，培育師生的文化素養，大力推動我校的陶藝教學。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進校園是一項保護和弘揚民族文化的開創性舉措，更是培育學生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徑，通過陶藝社團活動的開展能夠增強學生民族自豪感、責任感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和意義。
（三）我們陶藝社團活動中學生通過陶藝造型都能夠享受著進步的快樂，體驗著成功的喜悅，因此陶藝社團成了學生最受歡迎的社團。
四、結語
筆者在日常的陶藝社團活動中挖掘各種活態和固態的非遺資源來開展教學，實踐證明，“非物質文化遺產進校園”活動是非常有效的，它不但能夠豐富學生的校園生活、提高學校的文化內涵，培育師生的文化素養，增強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責任感；同時學生在陶藝社團活動中享受著進步的快樂，體驗著成功的喜悅。相信通過今后的努力我陶藝社團將更加成熟！
【參考文獻】
[1]《美術教育研究》安徽出版集團主管2012.9（上）
關于非遺文化的介紹范文2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介紹；現狀；分析；策略
一、邢臺非物質文化遺產介紹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各族人民世代傳承傳統文化、以人為本的活態文化形式，它是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文化表現方式，包括傳統口頭文學、傳統表演藝術、節慶活動、民俗活動和禮儀、傳統工藝知識和技能等，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民族個性和審美習慣，與物質文化遺產一起承載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史，體現了文化的多樣性和創造力。
邢臺歷史悠久，有著深厚的文化沉淀，被譽為“鴛水之濱、襄國故都”。它是中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策源地，曾涌現出中醫圣祖扁鵲、元代科學家郭守敬、“烏頭宰相”魏裔介等一大批歷史名人，給后人留下了十足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4年10月邢臺市共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14項，其中包括邢臺梅花拳、沙河藤牌陣、隆堯招子鼓、威縣亂彈、威縣冀南梨花大鼓、邢窯陶瓷燒制技藝。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有59項，其中有招子鼓、內丘神碼、彈（譚、潭）腿、沙河九龍祭祀等。列入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有89項，如廣宗打礁、南和抬黃杠、沙河四匹繒布制作技藝等。
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多、種類全，有民間文學（牛郎織女傳說、內丘縣郭巨孝文化）、民間美術（內丘神碼、南宮碑體書法藝術）、民間音樂（內丘扇鼓腔、沙河市道教音樂）、民間舞蹈（寧晉縣八仙七巧燈、隆堯縣澤畔抬閣、廣宗跑竹嗎）、民間曲藝（冀南梨花大鼓），民間雜藝、傳統技藝（邢窯燒制技藝、威縣土布紡織技藝、手工掛面制作技藝）、傳統民俗（內丘扁鵲祭祀、沙河九龍祭祀、清河中華張氏傳統祭祀）、傳統體育（沙河藤牌陣、邢臺梅花拳、通臂拳）。非物質文化遺產被人們稱為“人類的精神家園”。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文化瑰寶，是我市“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邢臺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英譯現狀
外宣是指以本國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為基礎，憑借現代化媒介或其他宣傳手段，真實客觀地向外來人員介紹中國的政策、經濟文化和建設成就，盡可能地獲得世界人民的信任、支持和認可，從而在世界民族之林樹立起良好的國際形象，不斷加大對外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這種獨特文化形式，不僅可以更好地推動邢臺文化走向世界，符合國家大力提倡的“走出去”的文化戰略，也是保護邢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途徑。對外宣傳就離不開英語翻譯，因此有必要對邢臺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英譯現狀進行調查研究。
為弘揚邢臺傳統文化，邢臺市憑借各縣或各地區具有鮮明地域特色和較大影響的非物質文化，市縣政府、社會團體和高校組織舉行多種多樣的旅游文化宣傳活動，如中國?邢臺天河山七夕愛情文化節、清河縣鄉村旅游暨山楂節、秦王湖牡丹節、九龍峽桃花節等。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經濟文化交流宣傳活動吸引了國內外的友人、專家和大量游客前來學習、考察和旅游。
在這一文化交流過程中，語言交流離不開翻譯這座橋梁，有效準確地展現我市特有文化的魅力內涵更離不開高質量的翻譯材料。但由于這些非遺外宣活動處于初級階段，目前我市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作多強調其本身的名錄體系建立、遺產普查、傳承人命名等方面，而忽視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對外宣傳翻譯方面，導致多方面問題。通過走訪和了解，舉辦這些邢臺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動及一些旅游活動時，翻譯工作者幾乎都是由舉辦方聘請，而這些譯員對當地文化沒有深入的了解和認知，因此所譯成品并未達到理想水平。同時該行業缺乏相關部門監管，使非遺外宣英譯處于無雜亂狀態。由此看來，非遺的翻譯還缺乏其專業性、組織性和規模性。
在當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英譯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問題，由于非遺的英譯處于起步階段，邢臺地區外宣翻譯的數量和質量都不容樂觀，高水平的外宣翻譯人才稀缺，正式出版物也很少。通過對搜集到的部分譯文進行研究，總結后發現其中主要問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譯文受漢語思維的影響，只翻譯表面文字信息，忽視了其中的內涵信息；第二，非遺外宣譯文不夠規范、精簡，對原語文化中具有民族性、區域性的詞匯處理不恰當造成錯譯、漏譯；第三，譯文對中西方文化和思維方面的差異考慮較少，缺乏外國友人和游客的認同意識，使譯文翻譯過度或表達不夠精確。這些問題會導致譯文的可讀性差、外宣效果不佳。
三、邢臺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英譯現狀分析
1.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重視程度不夠
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繁榮離不開宣傳和交流，相對來說，邢臺非物質文化外宣翻譯起步較晚，發展緩慢。雖然在2006年，邢臺市政府發表《邢臺市人民政府辦公室關于加強全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表明政府對非物質文化有一定的重視程度，但缺乏相關部門的有效監管和組織，非遺外宣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和重視，政府及其相關部門沒有投入足夠的物力、人力和財力等。
2.專業外宣翻譯人才的缺失以及翻譯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翻譯的不重視
為使具有鮮明特色的區域性文化“走出去”，準確而規范的譯文是必要的。從搜集到的外宣翻譯資料的數量和質量來看，對外宣傳翻譯工作不容樂觀，文化遺產專業翻譯人員稀缺。有些翻譯人員自身漢語及英語素養達不到較高標準，使得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翻譯良莠不齊。此外，目前還沒有一本完整、權威的英漢對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書籍，使得翻譯規范不統一。翻譯界也沒有形成完備理論來推動和支持非遺文化外宣英譯的研究和發展。
四、關于改善邢臺非物質文化遺產外宣英譯現狀的策略
關于非遺文化的介紹范文3
[關鍵詞]古代小說 插圖方式 故事圖 人物圖 圖像敘事
〔中圖分類號〕I207.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10-0141-05
中國書籍之插圖起源甚早。隋唐以前印刷術尚未發明，插圖皆是手繪，隋唐以來，書籍中的版畫插圖才逐漸產生。明代由于印刷術的發展，書籍配圖相當普遍，在深受大眾喜愛的小說一類的作品中，更是幾乎無書無圖。大致說來，中國古代小說插圖根據內容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故事情節圖，一類是人物圖。前者著重表現情節中某一精彩場面，后者重在表現人物。而插圖之方式，又由圖在書中的位置大致分為兩種：一、上圖下文方式，圖文互配，類似后世的連環畫；二、整版方式（單面、雙面、多頁連式），一幅圖即占一頁或更多。整版方式又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把圖插在各回之前或回中，一種是把圖結合起來放在全書卷首。隨著書籍中大量配圖，一些插圖術語也因之產生，如“全相”、“全像”、“出像”、“出相”、“繡像”、“全圖”、“補像”等，這些詞語是出版商們在內封、卷首及版心等地方使用的標示用語，每個詞對應著一類插圖方式，而插圖類型及方式的轉變，則與文本閱讀和審美風尚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 兩種不同的插圖方式：全相（全像）與出相（出像 ）
關于“全相”，《漢語大詞典》解釋說：“舊時通俗話本、演義等繪有人物繡像及每回故事內容者，稱為‘全相’。”[1] （第1冊，P1161） 這種說法不對。較早出現“全相”二字的小說是元代的《全相平話五種》， 該套書為元至治年間建安虞氏所刻，上圖下文，葉必有圖，描繪的是該葉的故事情節。自元以后，單以“全相”來號召的小說比較少，楊春容所刊的《南海觀世音菩薩出身修行傳》，上圖下文，卷前亦題“全相”。“全相”之“全”應指每頁都配有插圖，而“相”字是指故事情節圖，插圖方式一般都是上圖下文式，以每頁上面的圖來表現下面的文字。
和全相對應的是“全像”，這個詞用的比較多。如建陽詹秀閩刊的《京板全像按鑒音釋兩漢開國中興志傳》，故事情節圖，上圖下文。另外閩書林楊閩齋所刻的《鼎鍥京本全像西游記》、建陽書坊清白堂刊的《新刻全像二十二尊得道羅漢傳》等都是如此。余象斗還刊有一種“評林”本小說，也是這種方式，如《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傳評林》，不過在圖上還加了些評語。
《全相平話五種》為何用“相”字，而不用“像”或“圖”字？為何“相”字也有插圖的意思？這就要從元代以前流行的“變相”說起。19世紀末敦煌遺書的發現是世界學術史上的大事，遺書中有一類作品就是變文。盡管對變文涵義的理解至今還有分歧，但“大多數的看法，都認為變文與變相有關。也就是說，變文，作為一種文字，和另一種叫作變相的圖畫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兩者相輔而行?！盵2] （白化文《什么是變文》，P434） 而所謂“變相”，一般認為就是把文字之描述轉變為圖畫，至于變相是否從畫佛經故事引申到畫其他故事，或是相反，學者有不同的看法?！白儭被颉白兿唷庇脕碇阜Q圖畫，較早見于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卷三《記兩京外洲寺院畫壁》，其中提到了“地獄變”、“真經變”、“西方變”等；又提到“變相”，如“佛殿南楊契丹畫涅等變相”、“東精舍鄭法士畫滅度變相”等。[3] （P53－65） 其實，用“變”或者“變相”來指稱繪畫作品要比“像”字或“圖”字晚得多。古代中國畫家畫的人物故事等許多作品只是用“像”、“圖”或“圖畫”等稱之，也許是隨著大量改編文字配以圖畫來敘述，才用了“變”或“變相”來稱呼?！白儭被颉白兿唷倍嗍侵腹适庐?，如周一良《讀〈唐代俗講考〉》云：“‘變’、‘變相’，跟‘像’不同。大抵‘像’的主體是人，而‘變’的主體是事。再看《歷代名畫記》、《酉陽雜俎》等所記寺院壁畫的‘變’或‘變相’，除一二不可考者外，都標明某某經變，知道是根據其中所說的事。也是變以繪事為主的證據?！盵2]（P163） 楊公驥也說：“佛寺中的變相或變大多是具有故事性的圖畫，‘變文’是解說‘變’（圖畫）中故事的說明文，是‘圖畫’的‘傳’、‘贊’，是因‘變’（圖畫）而得名；‘變文’意為‘圖文’?！盵4]（P415） 因為“像”的主體是人，故諸如佛祖像、菩薩像、明王像、羅漢像、天尊像等大多用“像”字。
根據學者們的研究，變文是配合圖畫來進行演出的，大約是一邊指點圖畫，一邊說唱并解釋故事。這種圖文配合的宣講方式，就是后世通俗小說配圖的源頭。元代的《全相平話五種》用的是“全相”二字，“全”是指每頁都配有插圖，這種連環畫方式的配圖形式在敦煌變文中已有之。金維諾《〈o園記圖〉與變文》一文云：“伯希和盜竊到巴黎去的四五二四號卷子，一面是變文，一面是圖畫，這一變相正是表現勞度差與舍利弗斗法的故事，而每節圖畫都以變文相應。圖文的結合，就象明清的插圖本小說一樣?！盵2] （P353） 因而，《全相平話五種》其實應該用“全變平話五種”或“全變相平話五種”稱之才對，因為“變”或“變相”才是指圖畫，“變相”常常簡稱為“變”，沒有簡稱為“相”的，正因為《全相平話五種》這一誤解之變動，“相”也有了圖畫的意思。
再看“出相”的涵義。魯迅《且介亭雜文?連環畫瑣談》云：“宋元小說，有的是每頁上圖下說，卻至今還有存留，就是所謂‘出相’。”[5] （P22）《漢語大詞典》也是這樣解釋：“有的書籍，書頁上面是插圖，下面是文字，謂之‘出相’?！盵1] （第2冊，P488） 這種說法也不對。明清小說題為“出相”的插圖極少，其中較有名的是天啟三年金陵九如堂刊刻的《新鍥批評出相韓湘子》，并不是上圖下文，而是書前插入單面方式的圖32幅，表現每回的精彩片斷。
正如全相和全像的關系一樣，明清小說中“出像”一詞用的極多。有學者認為出像是整幅的插圖，如戴不凡云：“明人刻小說戲曲恒多整頁之‘出像’、‘全圖’?！盵6] （P294） 的確，如《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刻于萬歷元年富春堂，是現存最早的金陵派小說版畫，單面圖；金陵世德堂萬歷二十年的《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記》，其插圖是對頁連式的整版圖；① 崇禎元年刊本《崢霄館評定出像通俗演義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單面整版插圖；崇禎刊本《新鐫出像批評通俗演義鼓掌絕塵》也是如此。以上這些小說插圖，都是以整版方式（單面和對頁連式），常常是每回一、二幅圖，來表現該回的精彩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用“全像”的多是建陽書坊，而用“出像”的多是金陵、杭州等地的書坊。如同是刊刻《南北兩宋志傳》，余象斗的三臺館刊本全名為《全像按鑒演義南北兩宋志傳》，上圖下文方式；而金陵世德堂刊本題為《新刊出像補訂參采史鑒（南）北宋志傳題評》，內容基本相同，但插圖改變成對頁連式的整版插圖?！短茣緜魍ㄋ籽萘x》的情況也是如此。
我們知道，自從嘉靖元年《三國志演義》首次刊刻后，通俗小說的創作和出版重新起步，但得風氣之先的卻是福建建陽書坊主，他們一般采用上圖下文的插圖方式，便以“全相”、“全像”來號召。如建陽書坊主余象斗在所刻《列國志傳》一書的內封有題語曰：“《列國》一書，乃先族叔翁余邵魚按鑒演義纂集。惟板一付，重刊數次，其板蒙舊。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斷，以便海內君子一覽?！庇秩f歷二十年所刻《三國志傳》前的《三國辯》云：“坊間所梓《三國》何止數十家矣。全像者止劉、鄭、熊、黃四姓?！雹?余象斗商業意識很強，他刻的書在內封、牌記中多有宣傳性的廣告識語，這里的“全像”、“批斷”就是書賈吸引讀者的手段。上圖下文的方式多用“全像”、“全相”，偶爾也用“合像”、“偏像”等詞，如萬歷三十一年建陽熊佛貴所刊之《三國志演義》，卷端就題為《新鍥音釋評林演義合像三國史傳》，同樣上圖下文，只是每頁的圖像不是單獨成一幅，而是與對頁圖像合為一幅。這種形式并非獨創，元代的《全相平話五種》就是如此，“全相”是說每葉有圖，而“合像”指兩個一頁合為一幅，強調的重點不同而已。
“偏像”形式比較特殊?，F存明清通俗作品還沒有見到在書中標明“偏像”的插圖本，只有余象斗在萬歷二十二年刊刻之《水滸志傳評林》書首眉端《水滸辯》中提到：“《水滸》一書，坊間梓者紛紛，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止一家?！庇嗍峡虝翢o例外都是上圖下文，并且是每頁有圖之全像本，他把“偏像”和“全像”并稱，顯然兩者有所不同，那么“偏像”指什么呢？馬幼垣介紹過一種分別收藏在德國德累斯登薩克森州圖書館和梵蒂岡圖書館的殘本《水滸傳》，該書插圖形式古怪，它也是上圖下文，但攤開的兩面只有一幅圖，或在前半頁或在后半頁，[7] 即是說并非每頁都有圖，（見圖版一）筆者認為，這就是被余象斗稱為“偏像”的插圖。馬幼垣從內容上判定該殘本的刊刻年代還在余象斗的《水滸志傳評林》之前，從插圖看也復如此，故該殘本是現存《水滸傳》最早的版本之一。
二、故事圖與閱讀
兩種插圖方式對閱讀的作用是不同的，作為版畫的藝術品，其表現力也有不同?！叭唷被颉叭瘛奔热幻宽撚袌D，則上圖下文方式較為理想，這種連環畫式對文化層次不高的讀者相當有用，邊閱讀邊看圖，有助于理解故事情節。② 但是，由于上面印了圖，占去了較大的空間，為節省篇幅，降低成本，下面的文字不免要簡省一些，《水滸傳》的簡本多是建陽刊刻，其插圖方式就是上圖下文式。明代建本書刊刻的質量較差，這和上圖下文插圖方式的選擇目的是一致的，面對的是文化層次和購買力較低的讀者。
金陵等地的整版插圖則不同，由于版面擴大，更能表現人物的動作和表情；畫面處理也不那么局促，講究環境描寫和景物布局。試比較余象斗刊《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傳評林》（見圖版二）和袁無涯刊《忠義水滸傳》中的“洪教師林沖比杖棒”兩圖。（見圖版三）
余刊本的插圖不過僅具人物意態，全無環境和背景描刻；而袁本不僅有林沖和洪教頭的比試，還有柴進和眾莊客的圍觀，地上一錠大銀和一副打開的枷鎖，天上一輪圓月和幾粒疏星，表明已是夜晚。幾千字，甚至上萬字一回的文本只配一、二幅圖，圖像的敘事能力無疑是減弱了，但由于版面擴大，畫家發揮的空間變大，從而使插圖的表現力大為增強。在晚明唯美風氣的影響下，插圖也向著極精極巧的方向發展，逐漸成為文人雅士的案頭清賞。如人瑞堂刻的《隋煬帝艷史》，其插圖十分精美，書坊主也頗為得意，凡例特意聲明：“坊間繡像，不過略似人形，止供兒童把玩。茲編特懇名筆妙手，傳神阿堵，曲盡其妙。展卷而奇情艷態，勃勃如生，不啻顧虎頭、吳道子之對面，豈非詞家韻事，案頭珍賞哉！”天啟乙丑（1625）武林刻《牡丹亭還魂記?凡例》亦云：“戲曲無圖，便滯不行，故不憚仿摹，以資玩賞，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爾爾?！睍慌鋱D就竟然賣不出去，可見士人對插圖是何等的喜愛。于是有的書坊主干脆把全部的插圖集合起來放到書前，以供人玩賞。啟禎間的小說插圖多為如此，如《警世陰陽夢》、《遼海丹忠錄》、《七十二朝人物演義》、《開辟衍繹通俗志傳》、《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孫龐斗智演義》等，至此，插圖之閱讀功能逐漸隱退，而審美功用越加凸顯，于是繡像本小說大行。
現在常把人物圖稱為“繡像”。如魯迅云：“明清以來，有卷頭只畫書中人物的，稱為繡像?！盵5] （P22） 但早期稱為“繡像”的插圖也是故事情節畫，并非人物圖。著名的有《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有圖200幅，為新安刻工黃子立、劉啟先等人的杰作，把貴族豪門的生活場景，一一捉寫到畫面上，雖稱為“繡像”，卻是實實在在的故事情節圖。在書坊主眼里，“繡像”和“出像”等概念也沒有加以區分。如《隋煬帝艷史》凡例云“錦欄之式，其制皆與繡像關合”，把書中的故事情節圖也稱為“繡像”。崇禎六年刻的《隋史遺文》，有圖63幅，置于卷首，也是故事情節圖，但內封仍題為《新鐫繡像批評隋史遺文》，各卷則作《劍嘯閣批評z本出像隋史遺文》。“繡”意為精工鄭重、精雕細琢，“像”在當時還是指故事情節圖，書坊主“繡像”二字不過表明自己的圖比別人精美罷了。“繡像”一詞出現相對較晚，萬歷中后期，江南各地版畫深受新安派風格之影響，轉而為工細婉麗，時人稱為“繡梓”，“繡”的原意是用彩色線在布帛上制成花、鳥等圖案?！袄C像”一詞的來歷當與此有關，而不少插圖的藝術水平確也當得起“繡像”之稱。
無論是哪種插圖方式，只要是情節插圖，都或多或少對故事有所提示。人物插圖則不同，它雖然也能引起讀者的興致，但對情節的理解幾乎沒有什么用處，插圖成了擺設，是插圖案頭清賞之特征發展的極致。因此人物插圖在明代出現較晚，但到了清代，故事圖大為減少，人物圖則顯著增加。
三、人物圖與插圖的衰落
關于非遺文化的介紹范文4
【關鍵詞】云南元素；平面設計；民族文化
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特性，更多的人開始認識云南，云南元素開始在設計領域發揮作用。意大利設計師喬治•亞羅說過：“設計的內涵就是文化”。通過平面設計這個載體來表達云南文化內涵，將云南元素中豐富的色彩語言、視覺符號和文化特征抽離出來，融入到設計中，不僅能夠增加設計的厚重感，同時能夠實現民族文化的繼承和發展。目前，各個設計領域都有云南元素的影子，市場上也有不少企業的產品都運用了云南元素。云南元素既有形式語言，又有內容語言。除了直觀的民俗民間文化、傳統手工藝外，云南元素還營造了一種氛圍，比如云南民族建筑風格元素（麗江古城、大理古城等）、云南服飾風格元素、云南自然風格元素、云南動物風格元素、云南宗教神話風格元素等。
一、云南元素概述
云南元素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取。第一，自然資源方面。如風光類的下關風、上關花、蒼山雪、洱海月；動植物類的綠孔雀、滇金絲猴、小熊貓、亞洲象、望天樹和跳舞草等。第二，土特工藝方面。如斑銅工藝、云南現代重彩畫、大理石制品；還有特色美食，如貓哆哩、鮮花餅、云南十八怪、普洱茶、野生菌等。第三，特色民居建筑類。如傣族的竹樓、壯族的吊腳樓、白族的三坊一照壁，以及彝族的垛木屋和土掌房等。第四，人文精神類。如東巴文、南傳上座部佛教、納西古樂等。第五，特色風土人情方面。如傣族潑水節、大理三月街民族節、傈僳族刀桿節、彝族火把節等。云南元素扎根于云南本土文化，存在于云南人現實生活的點滴之中，時刻為人們所看、所觸、所感。將這些來源于視覺、觸覺和感覺的事物整合重塑，抽離成一個個獨立的元素，以符號、線條、圖形和圖像的形式展現在平面設計作品中，即完成了對云南元素的運用。
二、云南元素的特點
在色彩語言方面，云南少數民族色彩語言凝結著民族生活和情感內容。云南作為少數民族眾多的省份，擁有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色彩資源。云南本土少數民族色彩語言主要指以具有代表性的云南少數民族服飾、青銅器、巖畫、寺廟壁畫、版畫、雕刻、刺繡、織錦圖案、剪紙等文化藝術為依據的色彩體系。在視覺符號方面，云南元素造型首先來自對人類自身的描繪，其次是對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客觀事物的反映，最后是裝飾性的圖案。一部分云南元素的造型采用抽象的表現手法，將所要表達的意思用簡單的符號代替，這些符號是被族群所認可或熟知的。另一部分云南少數民族的圖案是以寫實的形式出現，如傣族的孔雀紋、彝族的虎紋和花卉紋、佤族的水牛紋等。在文化特征方面，云南各個少數民族都有其獨特的藝術文化，并伴隨著民族悠久的歷史而不斷積淀。千百年來，云南各族文化之所以能長盛不衰，其重要原因是蘊含著強烈的民族傳統與生活氣息，同時融匯著各族人民的美好向往和深厚感情。
三、云南元素在平面設計中的應用
下面筆者以云南茶葉包裝設計為案例進行分析，可以從它的產品包裝設計中提取多元化、多層次的云南元素。提起云南，孔雀是比較有代表性的物種之一。在茶葉包裝設計中采用孔雀羽毛這一元素，以白色為底，配合彩色的細線條，生動活潑，曲線靈動，散落的橢圓形更增加了整個畫面的趣味感，同時呼應孔雀羽毛尾部線圈的形象。設計主體中“銀”字使用毛筆字書寫，并放大突出，“孔雀”二字采用簡潔的字體設計，字體組合搭配大氣又不失秀氣。整個設計風格給人的感受如同云南人對生活的態度一樣，充滿陽光和熱愛。同時孔雀在一些民族中具有吉祥的寓意，是美麗的化身。這樣的設計能夠拉近產品和本族民眾的距離，使之感受到親切。類似于這種云南民族特色的包裝設計，賦予了產品品牌文化所傳達的精神感受。它的色彩、紋樣或取自于當地民族的生活，或來自于服飾，或來自于生活環境，給人的印象是該產品是土生土長的、地道的。這種親切感增進了民族之間的聯系，將民族文化融入到設計中，吸引人的不僅是它的獨特性，更多的是其文化魅力所在。很多產品之所以稱為特產，必然有其與眾不同之處。產品本身具有特色，產品的包裝也應該具有特色。通過包裝圖案設計來表現產品的獨特之處，是包裝圖案設計應該具有的理念。城市中的人們面臨社會競爭的壓力、生存的壓力，少數民族元素的融入不僅能讓人們在心理上遠離城市的喧囂和工作的煩惱，還會對少數民族祥和安靜的生活產生向往，以此帶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
四、云南元素在平面設計中的運用價值
（一）云南元素的審美價值
云南元素的加入進一步豐富了平面設計的素材和構圖方法。云南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70萬年前的元謀人時期。悠長的歷史造就了云南多樣的社會生活形態，復雜的地形地貌、多變的氣候造就了繁多的物種和優美的自然風光。這些都進一步豐富了適用于平面設計的素材。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各個民族的智慧，提供了更多可參照的審美結構，將這些素材和構圖方法吸收，對平面設計本身是一個突破。平面設計中采用云南民族元素，能夠覆蓋多種類的民族風格。很多現代元素應用在平面設計中的時間較長，已經逐漸失去了對人們的吸引力。由于傳統文化是無可替代的民族時尚，將其與不同的元素相結合，將云南民族文化恰當地融入現代平面設計之中，如民族符號、圖騰、花紋等，能夠給人們帶來新鮮感，并且也更加吸引人，以此達到不一樣的視覺沖擊力。云南元素是根植于云南的本土元素。所謂“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對于整個設計領域和國際舞臺，云南元素是獨一無二的。設計師應在合理吸收和融合后，使其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二）云南元素的文化價值
平面設計中融入云南元素的文化價值在于，一是增進少數民族人民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認識本民族的價值，從而不斷去發展民族文化。二是讓廣大群眾認識到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增加彼此的學習和交流。從云南文化中提取設計元素，能夠使設計作品更加新穎，獨具的視覺語言更加耐人尋味。文化本身是服務于生活的，將云南元素更好地提煉并融入到平面設計中，實現彼此滋養，共同發展。平面設計是傳遞信息的一種方法。如果只是為了傳遞信息而傳遞信息，那么對平面設計的研究并沒有意義。然而，在社會節奏快速發展的今天，需要有效而充分地利用媒介。在中國云南文化周的活動中，設計者使云南蠟染、民族服飾、民族舞蹈、東巴文化等文化符號再一次進入公眾視野，吸引了廣大群眾去探索。這樣的設計在增強民族情感的同時，將云南民族特色推向世界，讓更多國際友人發現云南魅力，認識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平面設計作為一種文化交流的橋梁，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于傳統文化，設計者要將優秀文化不斷傳承和發展，才能在國際舞臺上更好地展現中國魅力。這樣的設計作品，才是有價值的。
（三）云南元素的商業價值
另外，云南元素的運用還能夠提升商業價值。云南元素來源于云南并反哺云南，有利于提升云南的影響力。通過云南元素提升設計水準，通過設計介紹云南，有助于讓世界發現中國的美，云南的美。云南元素作為一種標志性符號，合理應用在食品包裝、旅游廣告等領域，它所具有的審美價值、文化傳承價值將會推動其商業價值，對整個云南的文化和經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結語云南元素給人帶來神秘感和新鮮感。中國民族元素代表著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藝術設計，代表著民族和國家的發展。而當代藝術設計中大量模仿和帶入外國元素，讓人感覺很多設計比較單一。倘若能夠深入挖掘傳統文化元素，不僅可以豐富設計領域，還可以將民族文化很好地繼承和發展，以此提升民族自豪感。云南作為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典型區域，其元素在平面設計中的應用非常具有代表性，展現了中國民族特色，與此同時，對于旅游大省的云南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云南元素的創新發展，能夠讓更多人認識到云南風采，并推動云南食品產業、旅游產業的經濟發展?？梢姡谄矫嬖O計中應用云南民族元素，具有文化價值、審美價值和商業價值三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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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棄疾故居
歷城區遙墻鎮東南方不遠的閘是一個只有百十戶人家的普通村落。在這個村子的西南角，有一塊三畝見方的風水寶地卻八百年來無人耕種，由村里代納錢糧，村民俗稱“舍地”。盡管村民現在只剩下任、韓、孟、王、呂等姓氏，但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卻稱這里為“辛家墳”。 據閘村的老支書任志漢介紹，每年到此來憑吊辛棄疾的陌生人都有很多，建國前，村口曾有“稼軒故里”古石坊。1962年，時任副省長的余修來閘考察時也曾提出修繕辛棄疾故里的設想。歷經幾代人的努力，辛棄疾故居終于在1996年5月破土動工，位置便定在辛家墳以東約200米處，占地28畝。
如今，展現在人們面前的辛棄疾故居是一組頗為壯觀的三進院仿宋建筑，門前的四柱三門石坊坊額“辛棄疾故居”五字為書法家武中奇所書。繞過石坊，前院中軸線上前后為仿宋六角碑亭和辛棄疾石雕像，兩側為東西碑廊；穿過堂屋，是更為富麗堂皇的中院，正屋由并排的三座大殿組成，構成故居主展室，內以繪畫和塑像的形式展示辛棄疾生平事跡，東西廂房則以民俗器物和書畫展示；由大殿旁邊的側門進入后院，這里更是別有天地，園內建筑除仿宋民居、議事廳外，還仿建了辛棄疾客居江西鉛山時所鐘愛的瓢泉景觀，蔚為雅致?！白砝锾魺艨磩Γ瑝艋卮到沁B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今天，能讓人們想起辛棄疾的只剩下了他那一首首或豪放或婉約的經典詞作。而當年，辛棄疾讓朝野為之震動的卻是他一次次英勇無比的殺敵戰績。當濟南的辛稼軒紀念祠、辛棄疾故居隆重對外開放的時候，在江西鉛山，辛稼軒墓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辛棄疾瓢泉故居所在八都鄉命名為稼軒鄉；在湖南長沙，他當年在此創建飛虎軍的飛虎寨遺址業已恢復，辛棄疾廣場、辛棄疾塑像相繼建成。人分南北，道不分南北。正是為他矢志不渝的愛國氣節和沉渾雄壯的不朽詞作所折服，辛棄疾無論是在故鄉還是在異鄉，都受到人們的愛戴和尊崇。
李清照故居
李清照出生在濟南的一個上層仕宦之家，其父李格非官居禮部員外郞，也是著名學者，其文受到大詩人蘇軾的常識，李清照之母也知書能文。良好的家庭教育對李清照的心智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李清照年方18歲就趙明誠結婚，趙明誠是宋代著名金石學家，做過太守。他們婚后志同道合，恩愛美滿，又都愛好詩詞寫作。1127年金兵入侵中原，清照夫婦便渡難移居江南，不久明誠病逝，李清照飽受國破家亡的痛苦，在離亂和貧困中孤苦地度過了晚年。李清照是一位才華橫溢、博學多能，很有抱負的作家，詩、詞、散文樣樣精通，書法、繪畫也很有成就，尤以詞作蜚聲文壇，這在婦女聰明才智受壓抑的封建時代，尤為難得。
李清照的詞，以她南渡為界，分為前后期，前期詞的基調是歡愉輕松的，后期詞由于國危、家破、夫死、感情沉痛，充滿著身世飄零，國家興衰之感。在藝術上以委婉含蓄、風格清新著稱。她善用白描手法，塑造生動鮮明的藝術形象，語言優美洗練，明白清麗流暢，有很高藝術性，世稱“易安體”。她的著述甚豐，據宋人記載有《李易安集》十二卷，可惜這些書都未傳下，現在所看到的《李清照集》、《潄玉集》、《潄玉詞》都后人的輯本。還值得一提的是她在詞學理論上強調嚴守音律、崇尚典雅、情致、主張詞“別是一家”，要求嚴格劃清詩和詞的界限，反對以作詩文的方法作詞，在名家輩出的宋代詞壇上，她獨樹一幟，她的不少作品傳誦千古，在國內外有著深遠影響，有詞家認為她的成就使后人“難乎為繼”，因而尊之這為“詞圣”。 李清照的故居在濟南的柳絮泉邊。柳絮泉是濟南72名泉之一，泉池并不大，我來到這里看到那流動的清泉與柳樹的婀娜多姿相映襯，給人以清新明麗之感，據說每到陽春三月，清泉倒映藍天綠柳，柳絮紛飛，更是顯得春光無限。由于泉邊有李清照故居，引得不少文人賦詩吟頌，如明代詩人王象春在《柳絮泉》中詩誦：“金石遺文憶故歡，老隨兵舫渡江南。香閨錯此明妃里，柳絮泉頭李易安。”如今游人來此目睹柳絮泉畔，楊柳依依，翠竹青青，觸景生情，不免會產生對女詞人的無盡思念。
如今李清照故居系2001年所建，故居分東西跨院，東院庭堂內陳列了四組蠟像，蠟像分別是“書香門第”、“詞壇綻秀”、“志同道合”、“流寓江南”，是李清照一生生活場景片斷的生動寫照；西院由正廳、走廊、文亭、園門；小橋流水組成，廳內陳列著古代家具、文物和知名畫家的書畫，顯得古樸典雅。為了紀念杰出的女作家李清照，國家于1959年專門修建了“李清照紀念堂”。1980年經過改建后與故居通過碑廊相連接，貫通一體，成為全國李清照紀念堂中規模最大，內涵最豐富的紀念堂館。紀念堂是一座具有民族形式的庭院，整體建筑由正廳、亭軒、曲廊、門樓構成。進入門樓，映入眼簾的是花木扶疏，靜雅素樸的景象，還有醒目的“一代詞人”四個大字刻在影壁上，門上匾額“李清照紀念堂”，兩旁楹聯“大明湖畔趵突泉邊故居在垂楊深處，潄玉集中金石錄里文采有后主遺風?！本鶠楣羲鶗?。廳內有李清照塑像和她生平事跡介紹、作品版本，以及后人關于李清照的研究論著、詞章和古今名人的書畫題詠等，觀看了這些珍貴的歷史遺產，她給后人留下揮之不去的千古絕唱，不禁令人對杰出詞人肅然起敬。
老舍故居
南新街為齊魯大學北側的一條有折彎的南北胡同，原建筑為一處磚頭土坯壘建的茅草房，當時的大門位于東側，主要房間位于二門內的西、北、東三面，其中老舍住在北房，明房共有三間，另包括西山墻后邊連著的一個用于堆放雜物的小暗間。在房間中部設有隔斷，東側的一間半為臥室，西側的一間半用于會客和寫作，書桌設在南窗下。在此老舍創作了長篇小說《離婚》《貓城記》，以及收錄在《趕集》中的大部分短篇小說，也包括一些散文（如《濟南的冬天》、《濟南的春天》）和幽默詩文。當時的院子中滿栽各種花草，并有一眼水井，閑暇時老舍自己打水澆花、施肥、捉蟲。
老舍先生對濟南的感情是深厚兩個字說不能包容的，他對濟南幾乎到了偏愛的程度，他在《濟南的秋天》里說：“上帝把夏天的藝術給了瑞士，把春天的賜給西湖，把秋冬全給了濟南?！崩仙嵯壬约阂舶阉械囊缑乐~好不吝嗇地全給了濟南。要知道，老舍先生除在濟南住過四年外，還在英國、美國呆過四年，甚至在重慶生活了七年之久。然而，老舍先生的散文中幾乎沒寫過英國和美國，重慶的也很少，即使是他的第一故鄉北京寫的也不多。惟獨對濟南情有獨鐘，寫的既多又美，那么溫情，那么精致，充滿著詩情畫意，不了解濟南的人讀了他的文字也會對濟南心向往之。有人說濟南成就了老舍，而老舍又何曾欠了濟南的人情，他用他那生花的妙筆又成就了濟南！
旅游指南：
機場交通:濟南遙墻國際機場位于濟南市東北遙墻鎮，距濟南市中心30公里。現有國內航線42余條，地區航線1條，國際航線3條。每天有航班飛往全國32個城市包括北京、長沙、成都、重慶、大連、廣州、貴陽、海口、杭州、哈爾濱、昆明、南昌、南京、上海、浦東、汕頭、沈陽、深圳、武漢、煙臺、張家界等地，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和韓國濟州島、泰國曼谷、俄羅斯莫斯科。
自駕線路：沿濟青高速公路在小許家立交橋（濟青高速公路和濟南東繞城高速公路路口）向北，有9.7公里機場高速。該道路除8公里的雙車道外，在距機場1公里處變為4車道，道面寬15米。高速公路通行費單程10元。
機場大巴：06:00-18:00 逢整點發車，票價20元，上車購票，行車時間50分鐘。
路線：玉泉森信大酒店（民航售票處）和平路山大路路口二環東路經十東路濟青高速公路機場高速公路國際機場。玉泉森信大酒店：公交“泉城廣場”站、“朝山街北口”站或“銀座商城”站。出租車：費用約60-100元。機場-石門之間可坐出租，在石門可以換乘3路（到火車站）、70路（到泉城廣場）、75路（到洪家樓）、84路（到長途汽車站）、89路、121路公交到目的地。
昆明航空 濟南航線信息
航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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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擇南宋筆記《中吳紀聞》作者龔明之及其家族的活動與交游關系作為考察對象，主要基于以下考慮：龔明之及其家族中的主要成員在本區域內有一定知名度，對其活動有一定的資料記載；其活動基礎及經濟依托主要在鄉里，上層黨派政爭對其沉浮影響不大；其數代成員與當時名士、地方官員的交游往來，使我們有可能將著眼點放寬至對于南宋昆山乃至蘇州的士人家族之交游與沉浮的研究。
一、龔明之事歷
龔明之，字希仲（一作熙仲），蘇州昆山人。他大約生于北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卒于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享年九十二歲。
龔明之出身于蘇州士人家族。北宋時期，龔氏家族中曾經出現過七名進士，在當地很有影響。龔明之自幼成長于“名人魁士”圈內，勤勉好學。他青年時期在郡學，中年以后到太學，三十馀年求學不倦。盡管如此，他卻始終“蹭蹬舉場”，直到宋孝宗乾道年間，已經年逾八旬的龔明之才“以特恩廷試，授高州文學”。
龔明之年高德劭，享譽鄉里。當時人對于他的稱贊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曰“至孝”，二曰“至誠”。
龔明之之“孝行”，主要事例有二：一是“幼逮事祖母，灼頂益齡，精誠且格上天”。他自幼與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據說其祖母李氏
自言少嘗大病，夢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奔捌?，果病且革。明之齋心屏處，夜禱于天，乞減己五齡以益李壽。灼香于頂者七，聞腦中有爆裂聲，不為動。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1]
范成大《吳郡志》卷二七《人物》、洪邁《夷堅志補》卷一《龔明之孝感》條也都記載了這件事。前書稱此事發生在徽宗大觀中，后者則說是崇寧中事。崇觀年間，龔明之不過是十數歲之少年。
事例之二是，“奉慈闈，傾囊歸櫬”。宣和三年（1121），正當而立之年的龔明之
以諸生貢京師，迎父母往。已而母與弟繼亡，去鄉數千里，貧無以歸葬?；蚴挂月脷浬幔駝t火之，以其燼歸。明之不從，取其家所有，自一錢之直皆折賣之，不足，又乞貸于人，竟護二喪以歸。[2]
龔明之之“誠信”，每被時人稱道。他“生平不摘人短，不作貌言，每自謂平日受用，唯一‘誠’字”。龔明之雖然抱負奇偉，八十歲前卻僅領鄉舉，頗不得志。在鄉里，他安于“食貧授徒，不事干進”，[3]一貫坦誠處事?！吨袇羌o聞》所附《龔明之傳》曾舉一例說：
紹興二十年鄉貢，年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為異日計。笑曰：“吾平生未嘗妄語，且不敢自欺。”卒書其實。
龔明之孝義誠信的磊落品格，在南宋士大夫中受到了廣泛的好評。
在《鄭忠肅公遺集》卷上《薦舉龔明之狀》中，曾在兩浙西路任職監司的鄭興裔，力薦龔明之“懷奇握異，砥志是躬。倡明圣道，紹孔、孟之心傳；敦敘彝倫，擬曾、閔之至行?！闭f他“立德立言，多士矜式”，“孝行節誼，著于鄉閭”。
洪邁《夷堅志補》卷一《龔明之孝感》中說，明之
晚以特恩殿試，策名前列。時已八十二歲，法不應任官。吳人在朝者列其行義，合詞薦之，得監南岳廟。
淳熙五年，龔明之乞致仕，“鄉人奉直大夫林振等，舉明之鄉曲儒宗，經明行修，議論操履，眾所師法，而窮居在下”，請求朝廷予以增秩；當時的知平江府單夔也上奏說，“明之鄉里推其年德，宜被褒寵?！饼徝髦責o吏考，于法不得敘遷。僑寓昆山的吳仁杰向參知政事錢良臣介紹了明之純孝至行，君臣為之竦然，于是得旨超授宣教郎致仕，并賜緋衣銀魚。[4]
龔明之長年以教書授徒為業，生活清苦。他平日里省吃儉用，并曾附益黃山谷語，自號“五休居士”。他晚年居于昆山黃姑別墅，作期頤堂，啜飲歌吟于其間。他的詩作，如今筆者見到的只有五首，存于其子龔昱所輯《昆山雜詠》之中。一首題曰《芝華亭》，自注云：“淳熙丙申創于古上方后”，詩曰：
誰道休祥系上穹，民心元自與天通。政平訟理為真瑞，何必金芝產梵宮？
此詩寓意積極，推重人事民心而批評所謂“天降符瑞”，反映出龔明之正直不阿的處世態度。另外還有題為《期頤堂》的四首詩，序稱：“余自顧頹齡，行將滿百，雖曰日薄西山，亦當優游以卒歲。遂課晃輩作期頤堂于別墅，栽花種竹，以為佚老之地?！痹娭幸皇追从吵鏊仡櫞松鷷r的心情：
投老歸來萬事休，比窗一枕足清幽。雖然不得行胸臆，幸喜身無千歲憂。
另一首講述了他自己的“養生之道”，體現出一種坦蕩豁達的精神：
不服丹砂不茹芝，老來四體未全衰。有人問我期頤法，一味胸中愛坦誠。
淳熙九年，龔明之九十二歲，念及“疇昔飫聞而厭見者，往往后輩所未喻”，于是將有價值者整理口授，令其子龔昱記錄，是為《中吳紀聞》。該書著重記載了兩宋時期吳中“名人魁士”之嘉言懿行及當地的人文風俗，龔明之在序文中說，書中內容“不唯可以稽考王跡，資助談柄；其間有裨王化、關士風者頗多，皆新、舊《圖經》及吳地志所不載者?！?/p>
楊子器在為弘治嚴春刊本所寫序言中對此書予以很高的評價：
若《紀聞》之類觀之，于國史之闕遺訛謬，于是乎補正；政治之得失淳漓，于是乎征驗；郡邑之廢置沿革，于是乎考證；古今名跡、士夫出處、賢才經濟、閨房貞秀，又皆于是乎總萃。
如今看來，這一評價并不為過。
明代都穆所編《吳下冢墓遺文》卷一，收錄有鐘離松所作《宋宣教郎龔先生墓志銘》之殘本，其中對于龔明之的行止與操守倍加贊譽，并且說到鄉人們對他的愛戴和尊重：
龔明之字希仲亦或熙仲，說法歷來不同。今按，鐘離松所撰墓志銘中，說“先生諱明之，字希仲?！北本﹫D書館所藏南宋開禧二年（1206）昆山縣齋刻本《昆山雜詠》卷下，于龔氏所作“芝華亭”詩下署“龔明之希仲”；該詩集系明之子龔昱所輯，所署字號應無疑問。
關于龔明之之卒年，主要有兩種說法: 據南宋范成大《吳郡志》卷二七《人物》“龔明之”條，龔氏卒年九十二歲，是應卒于淳熙九年；與此相同，洪邁《夷堅志補》卷一“龔明之孝感”條載，明之于淳熙五年增秩致仕，“又四年乃卒”。另外一說出自龔明之九世孫龔弘為正德本《中吳紀聞》所作后跋，跋語云，是書著成時龔明之“年九十二，后四年祖始終”；如此，則應卒于九十六歲之時，是為淳熙十三年。
今按，《吳郡志》為范成大晚年修成。據趙汝談作于紹定二年之《吳郡志》序，該志記事原止于紹熙三年（1192），是成書時距龔明之卒期尚不甚遠；且成大父范雩本明之太學同舍，參與修撰的周南又是明之子龔昱的朋友，《吳郡志》所記應不致大誤。
二、宋代蘇州的龔氏家族
1、從龔慎儀到龔昱：事歷與交游
龔明之在《中吳紀聞》序言中說：“吾家自先殿院占籍中吳，距今幾二百祀”。先殿院，即明之高祖龔識；自《紀聞》成書之時上推二百年，大約是在宋太宗太平興國后期至雍熙年間。由此可知，宋代蘇州的龔氏家族，是在吳越歸宋之后不久遷來的。
龔識的父親龔慎儀，原籍邵武，曾仕南唐，任禮部郎中。建隆元年（960）七月，他曾受南唐國主李璟的派遣，充任進奉使，至開封貢奉乘輿服御物。[5]
李煜即位后，龔慎儀出知歙州，開寶中，
王師收金陵，諸城皆下，宣州節度使盧絳無所歸，欲據福建以叛。領所部過歙州，儀閉門不納。絳怒曰：“儀乃吾故人，何故見拒？”使馬雄攻之。城陷，朝服以出，為絳所殺。[6]
歙州城破，龔慎儀“舉族遇害”，就連兩個幼女也未能幸免。其后不久，盧絳歸附于宋朝。慎儀兄子龔穎先自南唐歸宋，為侍御史，當盧絳入朝時，他憤而擊之，為叔父一家復仇。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二記載了這件事：
（龔穎）嘗憤叛臣盧絳殺其叔慎儀，又害其家。后絳來陛見，舞蹈次，穎遽前以笏擊而踣之。太祖驚問其故，穎曰：“臣為叔父復仇，非有他也?！币蚋┓D首請罪，極言絳狼子野心不可留。太祖即下令誅絳而赦穎。
羅愿《新安志》卷九中也敘述了這一事件，惟具體過程略有不同。
龔穎當太宗時曾知朗州（今湖南常德），由于他“自負文學，少許可，又談論多所折難”，“士罕造其門”。惟獨丁謂曾經贄文求見，
穎倒屣延迓，酬對終日，以至忘食。曰：“自唐韓、柳后，今得子矣?！?/p>
異日，丁獻詩于穎，穎次韻和酬曰：“膽怯何由戴鐵冠？祗緣昭代獎孤寒。曲肱未遂違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三署每傳朝客說，五溪閑憑郡樓看。祝君早得文場雋，況值天階正舞干。”[7]
當時，丁謂攜其文章、詩賦四出拜謁，在京師亦受到王禹偁等人的賞識與推薦，于淳化三年（992）中進士甲科。
龔識于端拱元年（988）及第，是宋代蘇州的第一名進士。范成大《吳郡志》卷二五載，“本朝吳士登科者始于識，今府學先達題名以識為首?！彼堑跁r之金花榜帖，一直被其家珍藏，直到南宋開禧二年（1206），陸游還曾見過。[8]
真宗大中祥符初年，宋廷“擇學術醇正、操履端方，可綱紀朝廷者，俾入臺言事”，龔識受翰林學士李宗諤舉薦，被選擢為監察御史，真宗東封后遷殿中侍御史兼左巡使，時年四十二歲。他在任時間不久，即因患眼疾逾假，而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去職，被責為平江節度副使；其后即在蘇州“日與賓客酌酒賦詩自娛”。[9]
龔識弟龔緯，淳化三年與丁謂、錢昆、謝濤等同登進士第；其兄龔紀，則于咸平三年（1000）與龔識侄會元同榜登科。據說龔紀后來官至郎中，為了資助仍然居于邵武老家的侄兒龔國隆赴京考試，他曾經贈以驛券，使其“沿路勘請，以抵京師?！盵10]
龔識的兒子龔宗元，為鄉貢首選，天圣五年（1027）王堯臣榜擢第。在《中吳紀聞》卷二《曾大父》條中，龔明之簡要記述了他這位曾祖父的一生：
曾大父諱宗元，字會之。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于虎丘寺，晝夜不絕。舉進士，為鄉里首選。繼登天圣五年第，主杭州仁和縣簿?！咦婕缺Ъ?，因乞便親，移吳縣簿。后以居憂服闋，調建安尉。藹有稱聲，保任者二十有二章。召見，改大理寺丞，知句容縣。發擿奸伏，政如神明?！瓏L通判衢、越二州，終都官員外郎，葬南峰山。有文集十卷，號《武丘居士遺稿》。
龔宗元在其仕宦生涯中，據說曾受到北宋三位名臣的賞識。一是范仲淹：龔宗元得第后，范仲淹曾經對他有一番忠告：“公器業清修，他日必為令器，謹勿因人以進?！饼徸谠斒仄溆枺白缘浅?，未嘗入公卿之門，皆文正公之教也。士論美之?！盵11]二是葉清臣：龔宗元知句容縣，“葉道卿內翰時開府金陵，甚為之前席。”這種長官與僚屬間的密切關系在其后發展為兩家之間的融洽交誼[12]。三是楊纮：慶歷年間，楊纮曾任江東轉運按察使，因為御下嚴急而與王鼎、王綽并稱“江東三虎”。據說他持使節行部，“獨不入（句容）縣，或問其故，曰：‘龔君治民，所至有聲，吾往徒為擾耳。’其見重如此。”[13]
龔宗元善詩能文，“嘗以所業投范文正，文正曰：‘子之文溫厚和平而不乏正氣，似其為人也。’世以為確論云?！盵14]
龔宗元自都官員外郎分司南京，謝事家居，住在蘇州大酒巷。他取白居易“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詩意，建“中隱堂”；“與尚書屯田員外郎程適、太子中允陳之奇相與游從，日為琴酒之樂，至于窮夜而忘其歸。二公皆耆德碩儒，致政于家，吳人謂之‘三老’。”[15]
龔宗元與范仲淹摯友章岷同年中進士第，二人“情好極密”。宗元父龔識去世后，章岷曾為他撰寫墓志銘。[16]
龔宗元的一位姐妹，嫁給了太宗淳化參政蘇易簡的兒子、大理評事蘇宿。[17]
龔宗元至少有二子三女。二子中居長者為龔明之祖父龔浩，次即明之稱為“叔祖朝議”的龔程。
龔明之祖父的名字，并不見于《中吳紀聞》，但該書今本卷六《四幡之助》條，曾經說到“曾王妣之越上，留其婿顧沂大夫家，大父往省之”一事；而條后附載吳仁杰《吳氏感應錄》中的一段話，他在記述同一事時，謂“龔浩，字子正，往蕭山訪顧沂”云云，據知明之“大父”名曰龔浩。龔明之自幼由其祖父母撫育成人，但其祖父未得功名，值得稱說的業績不多，因此在《中吳紀聞》中，對于他的記載很少。
龔程幼年喪父，發奮讀書于南峰山其父墓廬，攻苦食淡，而手不釋卷。他“博極群書”，“記問精確，經傳子史，無不通貫”，鄉人譽之曰“有腳書櫥”。[18]他登熙寧六年（1073）進士第，后來歷任西安丞、桐廬令等職。
龔宗元的三個女兒，分別嫁給了秘書監富嚴子富臨、朝請大夫顧沂、知泉州德化縣李處道。富臨“飽學能文，終池陽守”，其子（侄）富鈞、富洵、富元衡皆擢進士第；顧沂“終龔州太守”，其子顧彥成曾經“將漕兩浙”，女兒嫁給了蘇州名儒朱長文的長子朱耜，孫子顧禧號“漫莊”，為一時名士，有《志道集》，并曾與施宿同注蘇詩；李處道一家與北宋著名文士張耒父子有世交，處道子李援在其母龔氏親自教諭下登進士第。[19]
龔浩的子女之中，我們只略知一子一女大概。其子即龔明之的父親，他雖然未能得進士第，不過看來頗能詩文。據龔明之在《中吳紀聞》卷六《潘悅之》條中說：
潘兌，字悅之，操履甚正，鄉人皆尊敬之?；兆诔癁橹袝崛?，遷禮部侍郎。與先君子甚厚，常往來于滄浪之上，飲酒賦詩，延款竟日。
龔明之的姑母嫁給了與其叔父龔程同鄉兼有“同年”之好的孫沖。孫沖少負才名，深受王安石賞識。他登第后曾出宰含山縣，有“循吏”之聲。他們夫妻沒有兒子，因以族侄為嗣。[20]
龔程的兒子龔況[21]，被龔明之稱作“季父禮部”或“祠部叔父”。《中吳紀聞》卷五《起隱子》條云：
季父諱況，字浚之。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再遷入館。在館八年，學術、文章俱不在人下，時同列知名者，惟季父與蘇元老在庭爾，當時號為“龔蘇”。葉石林俊聲籍甚，嘗為文字交。其他所與酬唱者，如洪玉父、朱新仲、王豐父、張敏叔，亦皆一時名士。用先都官“中隱”故事，自號“起隱子”。有文集三十卷，曰《起隱集》。終祠部員外郎、朝議大夫。
據《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九之一四記載，宣和六年（1124）間，龔況因上殿奏對不稱旨而遭受處分。兩宋之交時，他在蘇州鄉里。
龔況善詩，格調清古；他本人喜歡交際，經常與他人唱和。與他交往比較密切者，除葉夢得、洪炎、朱翌、王仲嶷、張景修諸人外，還有同居蘇州的章縡、魏憲、葉善卷、潘民贍等。
章縡是徽宗初年曾任執政的章楶之子，他的侄女即龔況夫人。章縡詩律“清淳雅健，得唐人之風”[22]，他送龔況入朝任校書郎詩，在當時流傳甚廣。孫覿《鴻慶居士集》卷三三《左朝奉大夫提點杭州洞霄宮章公（縡）墓志銘》中有這樣一段話：
某頃嘗讀公餞校書郎龔況詩，有“船尾淮山青未了，馬頭隋柳綠相迎”之句，欽誦三嘆，以未識公為恨。
魏憲與其兄魏志、其弟魏賁皆為進士，他本人在徽宗朝“以學行見推，遍歷中外師儒之選”，并曾任中書舍人、給事中、吏部侍郎等職。建炎初，魏憲應召赴行在，龔況賦詩勉之曰：
炎祚無疆越萬齡，如何夷虜尚憑陵！中興事業須王導，撥亂韜鈐要孔明。劇盜已分齊鉞定，端星行指泰階平。呼韓朝渭非難事，好繼當時丙魏聲。[23]
葉善卷是葉清臣孫，曾經任寺丞，“長于詩”，與龔況唱酬頗多；龔況之妹即其侄媳。潘民贍是徽宗朝曾任禮部侍郎、后為明之父親密友的潘兌之侄，他“工于詩”，曾與龔況唱和成集。[24]
蘇州龔氏家族中與龔明之同輩者，我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至少有一個弟弟，年紀輕輕便去世于汴京。[25]
龔明之本人事歷已見前述，他雖然在徽宗宣和年間曾經就學于京師，但時間不久，交游亦不甚廣。他主要的活動范圍，基本上集中在蘇州地區；與他交往比較多的，也大多是蘇州籍人士。從《中吳紀聞》及《吳郡志》、《淳祐玉峰志》中的有關材料來看，龔明之的交際對象大致限于兩類人物：一類是他先后于郡庠及太學讀書時結識的同舍學友，例如政和二年登進士第、后守嚴陵“頗有郅都之風”的顏為，政和五年及第、高宗時曾任禮部侍郎的唐輝；宣和六年中舉的余仔，同年登科、官至秘書郎的范雩（范成大父）和高宗時累遷吏部侍郎、號稱“凌佛子”的凌哲；以及鄭聘、羊充實等等。另一類是生活在蘇州特別是昆山的文士名人，例如丁謂裔孫、“工于四六”的丁德隅，昆山士人交游圈中的核心人物王葆，僑居昆山的乾道“四賢”之一、“樂庵先生”李衡，“以詩文名一時”、號稱“蠹隱”的吳仁杰；以及與他有親戚關系的“漫莊居士”顧禧等人。
龔明之至少有兩個兒子，長曰晃，次曰昱[26]。龔昱（字立道）是李衡的學生，他“篤意于學，從先生游者六年”[27]；且“有文學，安貧樂道，鄉人稱為‘龔山長’；然名不達才，識者惜之?！盵28]事實上，龔昱雖然既未得中進士，又未出仕做官，其學問卻為人稱道，交游亦頗為廣泛。他不僅為父親筆錄了《中吳紀聞》一書，而且為李衡記錄并整理了《樂庵語錄》。他于“講學之暇刻意于詩”，努力搜集與昆山有關的名人詩作，輯為《昆山雜詠》，開禧三年（1207）昆山知縣徐挺之“刊置郡齋”，嘉定元年（1208），范仲淹五世孫、監察御史范之柔曾為之作序。[29]
龔昱居處的棲閑堂，曾經接待過不少南宋的學者名士，時人稱之為“棲閑主人”。陸游在開禧三年（1207）春所作《寄龔立道》一詩中，充分表達了自己對于龔昱的賞識，表達了兩人之間的交誼：
龔子吳中第一流，老農何幸接英游！難逢正似玉杵臼，易散便成風馬牛。
清夜話端思滾滾，暮年心事恐悠悠。何由喚得閶門棹，一醉千巖萬壑秋？
同年秋，陸游又作《寄題龔立道昆山棲閑堂》詩，
稱棲閑主人計不疏，萬卷讀盡家藏書。平時不喜入城府，況肯自屈承明廬！
聽雞束帶誰不爾？明時可仕君獨止。[30]
韓元吉之子韓淲《澗泉集》卷二、蘇頌裔孫蘇泂《泠然齋詩集》卷二都有題為《棲閑堂》的詩作。蘇州名士周南《山房后稿》有《柬龔立道》詩一首，稱贊龔昱甘于寂寞的精神，詩曰：
不課木奴千樹入，卻夸蠹簡百年馀。先生不要金花帖，只借耕田覓飯書。
看來龔昱本人無意于科舉，只在鄉里以耕讀、講學為生。龔昱的后人，似乎未能繼承家學，也不再有知名者了。直至明朝正德年間，才有龔明之的九世孫龔弘將昆山嚴氏弘治刻本《中吳紀聞》重行付梓，“用彰不泯”。[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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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慎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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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識
龔緯
龔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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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宗元
女=蘇宿
龔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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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浩=李氏
龔程
女=富臨
女=顧沂
女=李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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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子" 女=孫沖
龔況=章氏
女=葉某
├─*───
龔明之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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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晃
龔昱
（按：本表主要依據龔明之《中吳紀聞》中有關記載制成。表中 *表示曾舉進士，# 表示曾經出仕，= 表示婚姻關系。情況不詳者暫付闕如。）
2、 蘇州龔氏家族的一些特點
生活在蘇州的龔氏家族可以說是源遠流長。從北宋初期“占籍中吳”的龔識到南宋中葉的龔昱，二百馀年祖孫六代，代代有聞人。自端拱元年龔識首登進士第以來，其兄弟行龔緯、龔紀，子侄輩龔會元、龔宗元，孫輩龔程、曾孫龔況相繼登科，四代之中七名進士。這一家族，沒有太多的達官顯宦，但整體文化素養卻相當高。
龔氏諸女受到家族氛圍熏陶，亦多有識有文者。父輩為她們所選擇的聯姻對象，多是家居蘇州或者曾經活動于當地的士人。嫁給李處道的龔宗元女兒，本人“甚有文，讀書通大義，賦詩書字皆過人”，其子李援登進士第，乃其親教。[32]
龔氏家族雖多讀書業儒，同時亦有禱佛敬神之傳統。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二中說，龔慎儀在為江南出使嶺表時，“劉主囚之，逾年不遣。慎儀憂悸不知所出，乃燃頂禱佛，愿舍宅建寺，庶遂生還?！?/p>
龔明之在《中吳紀聞》卷三中贊揚他的叔祖龔程“剛正自守，不惑于禍福；嘗憤圣道不明，欲排異端之學，家不置釋老像，祭祀未嘗焚紙錢，儒家甚宗之?！毕乱痪碇袆t稱譽龔程同胞姐妹（李處道妻）“晚而事佛，誦蓮經皆千過。嘗問法于圓照禪師，師名之曰守安。年幾七十而卒。既得疾，即屏藥餌，書《佛頂咒》焚之，灰為丸，并以‘燃燈法’授（其子李）援，曰：‘我死置灰丸懷中，燃燈如法也?！蚱鹱b大士名號，久之而化。既小殮，視其手指屈結，皆成印相。佛徒嘆服，以為不可及?！饼徝髦救藶榫茸婺付办南阌陧斦咂呷眨\上帝”之事[33]，更是盡人皆知。同一家族之中，既有專宗儒學、力排“異端”者，亦有虔誠禮佛拜神者，也有重儒崇釋、同時信奉神靈的情形，這在當時并不奇怪。
從我們今天接觸到的材料來看，自北宋中后期以來，佛教在東南地區士人家族中流傳甚廣，特別對于婦女影響更深。據鄒浩說，“元豐元祐間，釋氏禪家盛東南，士女紛造席下，往往空閨門”。[34]
王葆夫人莊氏的甥女仲靈湛，嫁給了寓居蘇州的元祐皇后孟氏侄孫孟嵩。他們夫婦的兒子孟猷、孟導皆從學于葉適，孟猷“以道自命”，孟導則告誡他的后人“仕必由平進，學必依癯儒”；家族中的第三代“從進士，貢有司，入孝出悌，朝經暮史，閭巷之間循循焉”[35]，孟猷的兒子繼顯登嘉定元年進士科，樓鑰稱他“藹然為儒家矣”[36]。而在同一家族之中，孟嵩的母親王氏“自少喜誦佛書，晨香夜燈，不避寒暑”[37]；孟嵩妻仲靈湛“未三十，即齋居蔬食，除割世欲，晝課經梵，夜習禪觀”[38]。
家在蘇州常熟的錢觀復，少小即知務學業儒，后以上舍及第，曾任溫州府學教授、國子監丞及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等職，并作《論語解》二十卷藏于家；他晚年仍然“老學不衰，無頃刻廢書；或探內典，究死生性命之說，自號‘正靜居士’。”[39]觀復妻徐溫，是徽宗時曾任吏部尚書的徐鐸之女，她“喜釋氏，學治鐘飯僧，崇飾佛像，費不可計；閱貝葉書數千卷，晚有得焉?！盵40]
孟家三代和錢氏夫婦的事例，皆與龔明之家族中的情形有類似之處。
盡管龔明之的祖父、父親皆無功名，他本人受到家族傳統的影響，仍然執著于舉業。中年以后，屢遭世事家故，進取之路更為坎坷。對于這一經過，他曾在《中吳紀聞》的序言中說：
明之幼嘗逮事王父，每聞講論鄉之先進所以誨化當世者，未嘗不注意高仰云。少長從父黨游，皆名人魁士。及又獲識典刑于親炙之人，乃從事于進取，虞庠魯泮，馀三十年，同舍亦多文人行士，揭德振華，咸有可紀。厥后世異，利門名路，絕不復往?！?/p>
文中所謂“世異”，主要應指兩個方面：一是龔氏家業中衰，二是由于建炎四年春金軍侵掠所帶來的打擊。
蘇州龔氏家族，在北宋時期家境本殷實富足。仁宗時，龔宗元居于長洲縣境內東北側之大酒巷，作中隱堂；其子孫輩又購得滄浪亭之半，直至徽宗年間，龔明之父輩仍然生活在此。《中吳紀聞》卷二有《滄浪亭》條，說道：
滄浪亭，在郡學之東，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之池館。其后蘇子美得之，為錢不過四萬。歐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是也。予家舊與章莊敏俱有其半，今盡為韓王所得矣。
《吳郡志》卷一四《園亭》中有關滄浪亭的記載與此不同：
滄浪亭，……子美死屢易主，后為章申公家所有。廣其故地為大閣，又為堂山上；亭北跨水有名洞山者，章氏并得之。……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為一時雄觀。建炎狄難，歸韓蘄王家。
前者所謂“章莊敏”是指章楶，而后者所說“章申公”則是章惇。宋明時期的蘇州、長洲方志中多取后說。
北宋末年，繼龔明之堂叔龔況之后，龔氏無人出仕做官，家道明顯衰落。宣和年間，龔明之在太學就讀，迎父母前往；而當其母親、兄弟相繼去世后，竟然“貧無以歸葬”，以至于傾家蕩產，且乞貸于人，才得以“護二喪以歸”。[41]
建炎四年（1130）二月二十四日，南侵金軍在退兵途中入平江城，“擄掠金帛子女既盡，乃縱火燔城，煙焰見百馀里，火五日乃滅。”[42]戰火使平江民庶十室九空，龔明之一家有可能是在此前避亂移居昆山圓明村的。
項公澤修，凌萬頃、邊實纂《淳祐玉峰志》卷中《進士題名》、《人物氏族》把龔識祖孫一并收入其中；卻又在“郟亶”條中稱：“昆山自國朝以來登科者自亶始”。其實，龔氏家族是自龔明之輩才向蘇州邊緣地區發展，定居于昆山縣境的。
移居昆山之后，龔明之父子生活仍然并不富裕。明之晚年有期頤堂，其子龔昱后來有棲閑堂，但據陸游《劍南詩稿》卷七二《寄題龔立道昆山棲閑堂》詩注：“園廬皆借第營之”。蘇泂《泠然齋詩集》卷二《棲閑堂》云：“……豈如老龔縛屋看青山，賃地于鄰甘種稻。有男墾獲女習紡，布褐藜羹事翁媼。天憐老龔忙為貧，報以一閑非草草”。韓淲《澗泉集》卷二《棲閑堂》詩中也說龔昱“手植花柳間，田園粗充饑”。看來他們一家生活雖然尚屬安定，但是并非逸豫。
龔氏家族自其先輩起，凝聚力即很強。長恤幼，少敬老，孝悌之道傳承。龔慎儀一家被害，其侄龔穎甘冒觸怒皇帝之危險，奮起為叔父復仇；居于邵武老家的龔國隆無錢赴考，已離開原籍的伯父龔紀以驛券助之；龔程幼年喪父，于墓廬苦讀詩書；龔明之自幼由祖父母撫育，為解祖母之疾而灼香于頂，祈禱上天……從《中吳紀聞》一書中，人們不難得出這種印象：北宋時期，蘇州龔氏不僅父母子女之間，即使是堂兄弟叔侄之間關系亦很密切。
北宋末年以后，隨著龔氏政治經濟地位的下降，社會影響力乃至家族內部凝聚力都明顯衰落。族人析家分產，倫理道德沉淪；家族組織頹喪不振，更無復“敬宗收族”可言。龔氏先塋在蘇州西山，據《龔明之傳》云，
先墓在西山，大木數萬，族人利其值，悉斬而分之。明之不能制，獨泣且罵。每伐一木仆，明之輒號慟，響震林谷。
看來，龔明之一生偃蹇坎坷，因而在家族內之影響力十分有限。他本人雖然以孝悌著稱，卻無力阻止族人的悖逆行為。
從總體上看，蘇州龔氏家族的主要特點，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重視讀書業儒，家族整體文化素質較高，而且傳承有方；重視相互之間的照應，家族內部凝聚力較強；重視發展與士大夫間的往來關系，家族交游范圍較廣。在北宋時期，龔氏家族的興盛，顯然有賴于其家族成員在科舉仕宦途中的成功；兩宋之交，家族勢力明顯受挫，龔明之一支自蘇州城居轉向昆山鄉村，以耕讀為業，另求發展。
三、南宋活動于蘇州昆山的士人群體
1、南宋時昆山相對發展程度的提高
《淳祐玉峰志》卷上《風俗》條稱：“昆山自昔號壯盛，吳諸邑之最繁劇者”。不過，錢氏太平興國三年（978）歸宋時，“郡邑地曠人殺”；北宋一百五十年間，在蘇州境內，特別是較之位于城區的長洲、吳縣，昆山顯然屬于經濟文化不甚發達的地區。張方平景祐年間曾知昆山，據他說，當時“邑民三萬家，四邊湖海繞；家家勤穡事，市井商游少”。[43]
試比較一下《吳郡圖經續記》卷上《戶口》與《淳祐玉峰志》卷上《戶口》中的相關數字，可以看到，在北宋前期的大中祥符（1008—1016）年間，蘇州有戶六萬六千馀，昆山主客戶共一萬六千馀，是昆山戶約為蘇州戶數的四分之一弱；其后人戶的絕對數量雖不斷增加，占全郡戶口之比卻有可能下降。而昆山士人文化之發育程度，與全郡相比則更形低落。在《吳郡志》所著錄的北宋蘇州 213名進士之中，真正出身于昆山的只有郟亶、孫載和王葆三人，還不到本郡進士總數的七十分之一。
《淳祐玉峰志》卷中《進士題名》雖然列入北宋進士12人姓名，但其中龔識家族四代四人并非生活于昆山；范雩（范成大父）為“（吳）郡之吳縣人”[44]；衛闐（衛涇祖父）祖輩多居華亭，他本人亦生長于華亭，后來才移居昆山[45]；唐煇“吳郡人，寓居昆山”，煇弟唐燁、煇子唐子壽南宋前期活躍于昆山，“其后（人）多居城中”[46]。政和年間登科的黃偉、張德本二人雖然事跡無考，但是，根據《中吳紀聞》卷六《王彥光》條，王葆于宣和六年（1124）及第時，知縣吳方曾致語云：“振六十載之頹風，賈三千人之馀勇”；又據《玉峰志》卷中“王葆”條（該條脫胎自《吳郡志》卷二七中之相關內容）記載：“昆山自孫載登第，甲子一周，而葆繼登宣和第，邑人美之”云云，不難推知黃、張二人亦非生長于昆山者。而即便將此12名進士全部算作昆山人士，在北宋蘇州進士中所占比例仍然不足6%。
南宋時期，昆山的相對發展程度有了很大變化。淳熙十一年（1184）蘇州戶十七萬三千馀，慶元間（1195—1200）昆山主客戶共三萬九千馀；是南宋中期昆山戶數仍然約占全郡的四分之一弱。而《吳郡志》著錄了南宋建炎二年（1128）至紹定二年（1229）間蘇州進士 240人，《淳祐玉峰志》著錄同期昆山進士75人（特科35人不在內）；則昆山進士占全郡進士之比上升至31%強。
昆山的變化尚不止此。南宋前期，這里成為蘇州士人頻繁交往的中心地區之一。造成這一變化的外部機遇，主要是南宋初年的戰亂，使得不少士大夫避地至此。
建炎四年（1130）的兵火之中，據說“平江士民死者近五十萬人，得脫者十之一二而已?！盵47]損失最為慘重者當屬蘇州府城之內的吳縣、長洲以及金軍曾經駐泊的府南吳江縣境；位于府城東北七十里的昆山則相對平靜。宋廷“渡江之后，北地衣冠，接袂而南”；隨著臨安被定為行在，平江成為輔郡，聚集于這一帶的士人日漸增多。
美國學者郝若貝（Robert M.Hartwell）所作《750~1550年中國人口統計、政治與社會變化》一文統計了兩宋不同時間段內蘇州諸屬縣士人家族及人口增長數目，其中昆山1110年士人家族數為11，至1140年驟然增至28；與此同時，吳縣、常熟等縣則呈下降趨勢。而昆山士人家族數在其它時間段中僅呈平緩增長（甚至偶有負增長）狀態[48]。1110—1140這三十年正值兩宋之交，其間昆山士人家族的倍增，顯然與金軍南侵激起的社會變遷有關。
《吳郡志》卷三八載淳熙年間昆山知縣葉子強所作《題名記》，其中說到南宋前期昆山的情況：
……二百年間風流蘊藉，續續可記。又建炎間虜獨不侵，薦紳北來，樂其土風而居之，宦游間多勝事，益號佳邑。
2、以王葆等人為中心的昆山士人交游圈
南宋前期昆山得以迅速發展的內在原因，應該說與王葆等士人當時在家鄉的活動有關。
王葆字彥光，世居昆山。其曾祖王制、祖父王申皆隱居不仕。父親王億“樂道好善，一鄉推長者”；伯父王僖，時稱老儒，是昆山逸野堂主人。王僖累試不利，以讀書自娛，教授王葆成就為名儒[49]?！秴强ぶ尽肪矶摺度宋铩分姓f：
葆學行俱高，潛心古道，著《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二卷。誘掖后進，推誠樂育如親子弟，門下士多成立者，號稱“鄉先生”。
周必大《省齋別稿》卷十有他代張震所作《左朝請大夫王公葆墓志銘》，其中亦稱：
公起布衣，篤學力行，鄉里所敬。后生奇士多造門問道，公指授有方，人人成其材。好賢樂善，出于天性。貧者周之，未遇者為揄揚致聲譽，后多至執政大僚。……教子弟侄甥甚至，登第薦名無虛榜。吳中論儒，素稱王氏。
王葆自紹興至隆興間“歷司封郎官、監察御史、崇政殿說書，終浙東提刑”。[50]他在朝廷任職時，因勸秦檜去位以保全功名而深受秦檜器重。紹興年間，王葆先后丁父母憂而居于家鄉數年；他于隆興末退閑后，卜居于宜興。王葆弟王萬、侄嘉彥皆中進士，另有一侄嘉謀是淳熙二年特科。
王葆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他對人物鑒裁之精。李衡、周必大及范成大都曾受過他的扶掖。龔明之對于王葆十分敬仰，他在《中吳紀聞》卷六《王彥光》條中說：
彥光鑒裁甚精，李樂庵為布衣時，流落兵火之馀，一見以為佳士，妻以女弟。今參政周公初第時，愛其博洽，即納之為婿。二公尋即榮遇，而又學術氣節聳動當世，人于是服其知人。至于從其學者，亦能第其甲科之先后，無不一所期。至今言其事者莫不稱嘆，以為不可及。
李衡字彥平，本江都人，紹興間避地至昆山，他“志氣卓犖不群，學問通性理”，王葆奇之，以為妹婿。紹興十五年（1145），李衡進士及第后，知縣事、典大藩、歷郎官，累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居官有善政。乾道中引年歸昆山，在鄉歲馀落致仕，除侍御史，同知乾道八年貢舉，龔明之恰于是年得特科。李衡擔任侍御史期間，上疏論后戚張說不當居于樞府，且以去就相爭；當時，右正言王希呂亦力諫，給事中莫濟拒不書黃，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制。四人皆因此事去位。李衡等人的剛正品格，深受世人尊崇，布衣莊治作《四賢》詩以贊譽之。[51]
與修《淳祐玉峰志》的凌萬頃在該書中說，李衡“道學精明，且樂于教人。初自淮南來吳，萬頃先祖實相從游。同居昆山縣，授以《莊子》一卷；寓樂庵時，朝夕講說，和寒山拾得詩一冊，行書整整，皆達理悟性之語?！崩詈馑篮?，龔昱為其整理的《樂庵語錄》行于世；“和寒山拾得詩”則由凌萬頃藏于家。李衡子應祥、起宗淳熙、紹熙間相繼登第；女兒則嫁給了古靈先生陳襄的后人陳遵。
范成大十六七歲時即以文采出眾而得名，但他走上仕宦之途卻與王葆有直接關系。王葆與范成大父范雩為“同年”友，紹興十三年（1143）范雩去世后，成大“煢然哀慕，十年不出”[52]，他曾讀書于昆山薦嚴資福禪寺，并且加入了邑中士人所結詩社，與李衡、樂備、馬先覺等人往還唱和，卻無志于舉業。后來在王葆的督勵下，才于紹興二十四年中進士，出官后聲名益遠，終達參知政事。在《吳郡志》卷二七“王葆”條中，范成大敘述當年過程說：“成大以蚤孤廢業，（王葆）一日呼前，喻勉切至，加以詰責，留之席下，程課甚嚴，未幾，亦忝科第?！?/p>
王葆女婿周必大，紹興二十年進士，孝宗時曾任參知政事、樞密使乃至右丞相。他因岳家在昆山，故多次往來于蘇州。周必大與范成大齊年，二人志同道和，關系厚善；在官“或同朝，或相遇于外”，去職則時或邀訪。
王葆的另一個女兒嫁給了家在昆山的士大夫唐子壽。唐家為當地士族，子壽父唐輝寓居昆山，他曾與龔明之同舍，政和五年中進士，高宗時任職禮部侍郎；子壽叔唐燁為建炎二年進士，官至朝請大夫。唐子壽本人隆興元年（1163）登科，官至朝議大夫。他與周必大為僚婿，乾道三年（1167年），二人皆赴王葆喪事，同出共入，情好甚篤。范成大在昆山時與唐子壽唱和很多，彼此相知頗深。
南宋前期，在王葆、李衡、范成大等核心人物周圍，團聚著一批批不同年輩的蘇州士人。以家居昆山者為例，其中既包括科舉及第、并曾出官者如唐燁、唐子壽叔侄，樂備、馬先覺、吳仁杰等；也包括舉場不利，以耕讀、講學為業者如龔明之、龔昱父子等人。這里不僅包括王、李、唐、仲（并）等諸家結為戚屬關系者，更有純粹屬于“同道”，因意氣相投而往來密切者。
樂備是昆山詩社的組織者之一，他與范成大同年中進士，成大卻始終尊重他，稱之為“樂先生”。今存《永樂大典》卷14054引《范石湖大全集》中《祭樂先生文》內，身為“敷文閣直學士、朝請郎、四川安撫制置使”的范成大，自稱為“門生”，感激樂備對他的“教誨成就”之恩。
《吳郡志》卷二六《人物》中有“馬友直”條，其中說馬氏“聚族居于邑（按，指昆山）之全吳鄉六直里，以孝義著”；友直“以儒業自奮”，躬行道義，“侍郎唐公輝、御史王公葆及我先君少師皆敬愛之”。馬先覺即友直孫。他是紹興三十年進士，卻并不熱衷于仕進，自號“得閑居士”。
這些士人社會責任感比較強，凝聚意識也較為自覺。其中的核心人物，在南宋前期政局中都曾起過一定作用，他們胸中抱負雖然難以施展，但在當時士大夫間卻已有了名聲；無論他們在朝或是在野，都與當政者們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聯系。他們自朝廷返歸鄉里，或因丁憂、或由“引年”、或領宮觀，往往不得意于朝廷，而希望能夠移情于山水竹木之間；他們抑制自己對于國家政事的深切關心，轉而致力于教掖后學、講談性理、讀書吟詠，以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之境界。
李衡退居昆山后，于縣東南六里之圓明村“架屋數間，種竹二畝，號樂庵，時往來其間”，“以經史圖畫自娛”。在其《樂庵初成》詩中表示，對于“終朝閉戶只讀書，四面開窗都見竹”的生活，他本人十分滿意。在《短項翁》一詩的小序中，他說到與樂備同訪友人于山中，“酒闌，劇談放懷，深探名理，不覺至醉”的情形。[53]
李衡、龔昱的至交吳仁杰，字斗南，另有一字曰漢英。他自洛陽移居昆山，曾經講學于朱熹之門；淳熙五年（1178）登進士第，其后曾任國子學錄，歸鄉后自號“蠹隱”，著有《古周易》、《洪范辯圖》等書，周必大稱贊他“博物洽聞”。[54]陸游《劍南詩稿》卷三四有《寄題吳斗南玩芳亭》詩，詩中稱“北斗以南有吳侯，人物知非第二流”；并且說他盡管“閑題玩芳句”，卻仍然“愛國憂君有奇作”?！豆嵓肪硭囊嘤小都念}吳漢英玩芳亭》一首，樓鑰講到他與吳仁杰的交誼，說是“與君齊年況同袍”；詩中稱道“吳侯奕奕天分高，歷記萬卷五差毫。青云垂上忽歸去，年來益收湖海豪。”
這一群體對于自己身份的共識主要建立在道德文化修養的基礎之上。他們評價人物注重氣節學問，而不在乎仕途的浮沉。乾道三年王葆去世，范成大為作《提刑察院王丈挽詞》二首，其中有云：“百世《春秋》傳，一丘陽羨田。浮生如此了，何必更凌煙。”[55]李衡因論張說而去職還鄉，士人們對他更為敬重?！独ド诫s詠》卷下收錄了馬先覺所作二詩，題曰“樂庵李先生居南床，論張同知不行，掛冠而歸，賦二詩為壽”，詩中稱贊李衡“百年全始終，一節照今古”，“寒花晚更香，霜節老益壯；相對無俗情，端的羲皇上?！倍鴵吨袇羌o聞》附《龔明之傳》說，“李衡以忠諫去國，年幾八十，德望絕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高之，目為二老?！?/p>
活躍在地方上的士人們，對朝政保持距離，卻對地方“教化”予以關注，通常與地方官員維持著良好而密切的關系；地方官員亦以獲交于這一群體為榮?！独ド诫s詠》卷下有昆山知縣葉自強所作《奉賦水仙花詩以謝提宮龔丈之貺》，可見彼此關系相當親切。
這些士人無疑十分重視科舉之途，但并不疏遠非經科舉出身之人士。王葆先輩多隱居不仕者，他本人既督勵范成大赴舉以繼其父之志，納金榜高中的周必大為女婿；也曾親擇學問不凡而尚未科舉的李衡為妹婿。李衡退居昆山，“不要金花帖”的龔昱始終游從其旁。范成大舉進士之前，在昆山一帶即已相當知名。當時活躍在昆山的詩社諸杰如馬先覺、唐子壽等人，大多尚未及第。
龔明之在地方上有聲望而科場跌宕，以特恩策名后，又因年邁而不應出官。地方官員鄭興裔、單夔與“吳士在朝者”吳仁杰、林振、趙再思等紛紛起而保薦之。他們用以說服朝廷的主要理由即明之乃“多士矜式”，“鄉里推其年德”[56]。龔明之本人，遭遇世更之后，聲跡日益晦陋，“瓜疇芋區，不過老農相爾汝，所與談笑者，無復有鴻儒矣。”[57]從他父子的實踐活動來看，顯然力圖改變這種狀況，因而有意識地接近“名人魁士”、結交地方官員，努力維持其家族在士人交游圈中的地位。
宋代的蘇州，文教興行，地方士人在普及學術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實際工作。居于鄉里的“前資”官員、科舉落第的士子、無意仕宦而以教學為業者紛紛講學授徒；這些“鄉先生”吸引了無數社會各階層的青年[58]。王葆、李衡及龔明之、龔昱父子等人都曾經講學于昆山，他們較高的文化修養、他們的見識與經歷，即通過這種方式傳承下來。
今人在討論傳統文化時，有所謂“大傳統”“小傳統”、“精英文化”“世俗文化”、“主流文化”“亞文化”之說。所謂精英與世俗大眾，或許能夠以類聚、以群分；而其傳統、其文化，卻是很難以人群為界截然分開的。南宋前期，在蘇州昆山的士人群體中，儒家理念文化與下層民眾文化異彩紛呈，既有分離并行，又有匯合交融；即使是儒家理念文化中，也清晰地顯現出釋、道諸家的影響。在李衡、龔明之等人身上，比較明顯地體現著這種融匯的特點。
在其《遺訓》中，李衡自己說，他畢生潛心于“性命道德之學”。他在北宋宣和時入太學，同舍趙孝孫“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群書，而以《論語》為根本。”南宋初，李衡在朝，曾與宋高宗談論禪宗性空之理，稱“昔周公亦坐禪”。吳仁杰說“樂庵先生享年七十有九，閱天下之義理居多。自其中年，清修寡欲，不啻如道人衲子，靜極而通，凡吾儒與佛老二氏所談性命之奧，心融神會，超然獨得?！崩詈獾闹螌W心得，稱作《樂庵語錄》。他去世前，叮嚀其子“不得隨俗作佛事”，正像周必大所說，“衡非逃儒入釋者”，從根本上來說，他既不排佛亦不事佛，而是援釋入儒[59]。
龔明之屬于另外一種類型：他本人以“老儒”自居，鄭興裔《薦狀》中亦稱他“倡明圣道，紹孔、孟之心傳；敦敘彝倫，擬曾、閔之至行”。而他“精誠”“純孝”的方式，則是隨俗事佛，灼頂禱告。龔明之在《中吳紀聞》自序中說，他這部書所記系“鴻儒”“教化”之事，而又“鬼神夢卜，雜置其間”。這實際上反映出宋代士人所受民間文化的浸染以及對于民間文化的殷切關注。
3、南宋后期昆山士人家族的起伏變易
吳中素為“衣冠淵藪”，兼具園林之盛，士人家族往往筑堂修亭，或以為游賞棲息之所，或用來標榜文化品位。僅以昆山為例，南宋前中期比較著名者，有王僖、王葆叔侄所居逸野堂，李衡所作樂庵、其孫李溍為紀念祖父所置四賢堂，龔明之晚年住所期頤堂、龔昱棲閑堂，吳仁杰玩芳亭，以及衛闐、衛涇家族讀書生活之友順堂、后樂堂等等。這些堂館園亭，常屬一代聞人所有，且是文人墨客聚晤吟詠之場所，因而特別受到士人們的注意。在時人所作方志、筆記、詩文集中，常能見到相關的記述。
宋元時期的昆山地方志，傳今者共有三部，即《淳祐玉峰志》、《咸淳玉峰續志》和《至正昆山郡志》。三部書皆辟專目記載昆山之園亭勝概，比較一下其中的相關部分，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當時士人家族地位流動不居的境況。
據《淳祐志》，理宗時期，逸野堂已廢，“其地即十六觀堂基云”；據說該堂寶慶間曾經歸于郁允恭、允文兄弟，建寶慶院，又名十六觀堂，后被廢棄[60]；其它如楊萬里、陸游稱賞過的吳仁杰玩芳亭[61]，馬先覺曾經吟詠過的孫氏園，以花木聞名的翁氏園，由吳仁杰命名的趙氏峿山亭等，淳祐時皆已廢棄。
與此同時，衛涇“未貴時與兄弟日夕讀書”之友順堂，成為“招師教子侄”的處所；衛氏家族除衛涇在石浦原居園宅外，“今子侄又各有園，不止于一?！逼渲校l涇弟衛湜嘉定中起“櫟齋”，藏書大量，“與弟兄群子習業于中”。盡管此處以書齋為名，而據他的朋友葉適說，“其地有江湖曠逸之思，圃有花石奇詭之觀，居有臺館溫涼之適”[62]，看來布局完整，規模不小。
昆山衛氏家族，是北宋末年自華亭遷來的。首先著籍昆山的衛闐，為政和八年（1118）之進士；其子衛時敏、衛季敏相繼恩蔭入仕；季敏子衛涇于淳熙十一年（1184）狀元及第，寧宗時官至參知政事；衛涇兄弟衛沂、衛洽、衛洙慶元、嘉定間相繼登科，衛湜亦中鎖廳試，就在這一階段中，昆山衛氏家族迅速發展起來。
衛氏家族之聯姻很有特點。衛涇祖母（衛闐妻）、伯母（衛時敏妻）皆出自沈氏，二沈氏自姑侄而為婆媳。衛涇母（衛季敏妻）為華亭章氏之女；衛涇夫人蓋氏，是“初家平江，后徙華亭”的淳熙戶部侍郎蓋經與衛涇姨母章氏的女兒。衛涇的四位姊妹全都嫁給了讀書業儒的士人，其中衛琮嫁給了范成大與衛涇共同的朋友、紹熙進士周南。衛涇的仲女嫁給周南的兒子，而周南的長女周艮又嫁給了衛涇的兒子衛樸。衛涇夫人蓋氏的侄女，則嫁給衛涇幼子衛柳為妻。衛氏家族四代之中多重姑舅表親通婚，而與之聯姻的沈氏、章氏、蓋氏、周氏俱為當地有影響的士人家族。[63]此外，衛琮丈夫周南與衛瑧丈夫朱晞顏，同居郡城之中，既互為僚婿，又舉進士“同年”。
這種婚姻模式，因親及親，盤根錯節，呈現著較為收縮的態勢，體現出衛氏家族在聯姻方面的慎重考慮，也反映出家族內部官僚士大夫對于自身之地方利益根基的強烈關心。衛氏家族在昆山繁衍發展逾百年，或許與這種聯姻方式不無關系。
昆山衛氏家族關系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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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闐=沈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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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時敏=沈氏
衛尚賢
衛季敏=章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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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鄭、衛 女=陳 衛=蓋 衛 衛 衛 衛 衛=曾 衛=周 衛=朱 衛=顧
沂 趙 渙
仲 涇 氏 濟 洽 溉 湜 琰耆 琮 南 瑧 晞 璣 復
│氏
速
│
年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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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 衛 衛 女=符 衛
衛=周
衛
衛=蓋
女=周
橅 楷 槐
衍 樵
樸 艮
樗
柳 氏
某
（按：本表時間斷限上起北宋末年、下至南宋中葉。昆山衛氏家族中名字不詳者、早逝者皆未列入本表；表中*表示曾經參加科舉，#表示曾經出仕；=表示婚姻關系。）
南宋前期在昆山顯赫數十年的王葆家族，聯姻取向與衛氏有同有異：都重視聯姻對方（或對方父兄）的士人身份，是為同；衛氏希冀“親上加親”，王葆卻偏愛士人才能，不看重地域及原有家族關系，是為異。王葆女兒盡管有嫁與同籍士人如唐子壽者，但唐某亦氣度不凡；李衡、周必大則更屬一時士人中之佼佼者。李衡得以在昆山立足、發展，應該說與其聯姻有關。而李衡的女兒，又嫁給了外來士人陳遵，在昆山發展起興旺數代的陳振一族。王葆沒有子嗣，但其影響，不僅靠其個人學問及品格、靠其友人與學生流傳下來，而且也通過李衡、陳振家族的綿延而間接得以保留。
《咸淳志》中提到了李衡家族的衰微，其徵象在于“四賢堂”之下場：“君子之澤，不能五世；堂隨宅售，像不復設?！彼馁t堂主人李溍為淳祐特奏名，其后人無能繼承家業者；堂宅售出后，“幸其孫桂高能文好學，取四賢繪像藏于其家?！倍谶@一時期內，李衡外孫陳振（李溍之表兄弟）一家三代卻陸續有人通過進士、鎖廳等考試，出仕于地方，從而奠定了家業基礎。
陳振與其舅父李起宗，以及周南、朱晞顏等于紹熙元年（1190）同中進士，以詩文名于時。衛涇被任命為中書舍人時，曾經舉陳振“自代”，稱他“問學演該，文詞溫雅”。[64]陳振仕至太府寺丞、知瑞州，自奉淡薄，因稱“澹軒”，致仕后自號“止安居士”。其弟陳拱為端平二年（1235）進士；其子昌世三中鎖廳，曾知信州，理宗曾褒之曰“一廉可喜”；其孫師尹魁鄉薦，明復中鎖廳、知象山。昆山縣東原有洪氏小園，后歸于陳振，稱陳氏園，師尹增創寬潔，設堂曰“光風霽月”；陳昌世回鄉后，名所居為“喜廉堂”；陳明復則有“傳清堂”以紀念祖、父。
附：李衡家族關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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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葆────────女弟=李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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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周必大 女=唐子壽 李應祥 李起宗
女=陳 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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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溍
陳振
陳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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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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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高 陳師尹
陳明復
（按：表中*表示曾經參加科舉，#表示曾經出仕；=表示婚姻關系。）
入元后，南宋諸園亭堂館多廢?！吨琳尽分蟹Q逸野堂、玩芳亭等為“舊廢”；而稱衛氏園、陳氏園為“今廢”，喜廉堂、傳清堂亦“歸附后廢”?？磥硇l涇家族、陳振家族在昆山一直維持至南宋末年。
北宋昆山的第一位進士郟亶的孫兒、紹興五年進士郟升卿，曾知常州、徽州，去世后歸葬昆山；入元后，其墓神道路上石柱具存，墓地卻已夷為民居。
從南宋昆山士人家族地位的演變情形來看，其中起作用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家業田產的管理經營、族屬凝聚力的強弱、家族成員科舉的成敗以及與之相關的官宦身份之高低有無、聯姻模式乃至縉紳名望，都可能影響甚至決定其地位的變易。
4、兼談南宋時期蘇州城內諸園歸屬之變易
宋代蘇州的城市形態，其功能結構、其社會面貌、其居民階層，皆與前代有著明顯的不同。這一點，早有學者指出[65]。
士人家族盛衰狀況變易無恒的情形，在南宋時期的蘇州十分普遍。其中，官宦人家若產業基礎不牢固，子孫在仕途中又無所作為，則更容易破?。黄浼易逶卩l里煊赫一時的地位，很快就會被后起家族所取代。這正像元代陸友仁在其《吳中舊事》一書小序中所說的：“吳中山水清嘉，衣冠所聚，今其子孫往往淪落而無聞；其遺風馀俗，邈不可考……”
寓居蘇州的士大夫，以營治池館亭林為好尚，因此，與發生在昆山的情形相似，家室殷富破落之動向，在諸家族堂第園宅的更易過程中，體現得十分明顯。
今人王謇作《宋平江城坊考》，特于《敘目》“第宅·園林”條下引述了盧熊《蘇州府志》中的一段話：
郡內外有邸第園池者，所以載昔人居止游衍之地也。士大夫之家于樂土，或窮奇覽勝，以紓豫其懷，亦人之常情哉。故因其舊跡遺址，皆宜附錄焉。使后人覽之，則知此為某官之邸第，彼為某氏之園池，非獨可究其當時之出處，而歲代久近、子孫興廢者，從可征焉。
今天讀到這些方志，其中載錄的“舊跡遺址”固然勾起我們的思古之幽情；而更加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這些邸第園池的變化過程中反映出來的“子孫興廢”、家族沉浮。
蘇州城內之滄浪亭，或曰吳越錢氏時，為廣陵王元璙池館，或曰錢氏近戚、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所作。宋仁宗慶歷間，蘇舜欽以四萬錢得之。舜欽去世后，滄浪亭屢易其主，后為章惇所有；章氏曾經大興土木，建為一時雄觀。北宋晚期，龔浩、龔況家族購得滄浪亭之半。南宋初年，滄浪亭全部歸中興名將韓世忠所有。今存南宋《平江圖》碑刻，滄浪亭即作“韓園”。
盧熊所修洪武《蘇州府志》轉引前人文字，比較詳細地記述了章家離析及滄浪亭易主的經過：
《續志》云：申公之子增筑山亭，買黃土錢三萬貫，園亭之勝，甲于東南。張魏公《勤王記》云：子厚為相日，營葺園地，所費不貲。罷相即遷責，未嘗安享。洎放還，寓嚴州烏龍山寺，子弟輩悉遣歸鄉干置生事。死之日，無人在側，群妾分爭金帛，停尸數日，為鼠食其一指。衢僧法空親見之。
其下又引云衢《談雋》中的記載說，
章氏園，紹興初韓蘄王提兵過吳，意甚欲之；章殊不悟。即以隨軍轉運檄之。章窘迫，亟以為獻，其家百口一日散居。
吳越廣陵王舊圃南園，老木合抱、亭閣聳立，流水奇石參錯其間，北宋初，王禹偁知長洲，經常攜客醉飲于此，并曾有“他年我若功成后，乞與南園作醉鄉”的詩句。這里每逢春季，皆縱士女游觀。大觀末年，蔡京罷相，徽宗詔以南園賜之；蔡京曾得意地賦詩一首，曰：“八年帷幄竟何為？更賜南園寵退歸?？靶Ξ斈晖鯇W士，功名未有便吟詩?！蹦纤纬跄瓯鹬螅瑘@內建筑破壞殆盡。紹興年間，南園被另一“中興名將”循王張俊之子張子顏得到[66]，《吳郡志》因稱“今園屬張循王家”。
北宋神宗時曾任執政的元絳，致仕后居住蘇州，當時的知州章岵表其居為“袞繡坊”。元宅至遲在南宋初期已經衰落，淳熙初被浙西提刑徐本中得到，重加修葺，命名為“歲寒堂”。北宋中期的名臣程師孟，致仕返鄉后，以城內開元、瑞光寺旁的一塊隙地為宅基，經營園宅；元豐年間，太守晏知止命名此處為“晝錦坊”。南宋前期，程師孟故居被胡元質一家得到，胡氏表其堂曰“招隱”。原來屬于蕭氏的“雙節堂”，南宋中期為周虎（慶元二年武狀元，嘉泰中曾守御和州）所得，周氏將其改名為“閑貴堂”。堂后植桂，筑臺曰“凌霜”；東坡立亭，命名為“已高”。[67]
園宅易主，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的屬于主人出自移居等緣故而主動放棄，別圖更大發展；更多的則是原有主人家勢衰敗的結果。南宋孝宗時曾經知建康、知成都，后歸老于蘇州的“吳門老圃”史正志，一門兩代間一落千丈，自興盛至衰敗的驟變頗具代表性?！秴侵信f事》說：
史發運宅在帶城橋。淳熙初宅成，計其費一百五十萬緡。僅一傳不能保，僦值十萬緡，久不售。后為丁季卿以一萬五千緡得之。紹定末，丁又不能保。趙汝（左木右熏）來為浙西提刑官，占為百萬倉和糴場。故老說：發運初歸時，舳艫相銜，凡舟自葑門直接至其宅前，用發運司按紙粘窗，煮粘面六七石。自后僅易目前耳。（按：此句語意不明，似有脫誤。）萬卷堂環列書四十二櫥，寫本居多；始則論斤買（賣？）為故紙，其后勢家每櫥止得一十千，席卷而去。
明代王鏊所作《姑蘇志》卷三一也記載了萬卷堂興廢之經過：
萬卷堂，侍郎史正志所居，在帶城橋南，舊有石記，為僧磨毀?！妒┦蠀渤罚赫荆瑩P州人，造帶城橋宅及花圃，費百五十萬緡。僅一傳，圃先廢，宅售與揚州丁卿昆季，僅得一萬五千緡。紹定末，丁析為四，其后提舉趙汝櫄占為百萬倉糴場。
地方士人家族的盛衰，無疑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南宋中后期，蔓延于蘇州的侈靡之風，也成為加速士人家族地位流轉的因素之一。《吳都文粹續集·補遺》卷上，引述了淳祐時平江節度推官吳樵的一段話：
樵居官既久，深知吳風。吳人尚奢而爭勝，所事不切：寧棄百萬錢嫁女，不能拼十萬錢教子弟；寧舍十萬錢遣婢妾，不能以一萬錢延好師友，故使子弟不知書識字。但廣置田宅，計較微利，殊不思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
南宋后期曾經編纂《吳都文粹》的鄭虎臣，家中窮極奢侈的生活狀況，為以上話語提供了一件實例：
鄭虎臣宅在鶴舞橋東，居第甚盛，號“鄭半州”。四時飲饌各有品目，著《集珍日用》一卷，并《元夕閏燈實錄》一卷，皆言其奢侈于厭飫也。[68]
對于宋代蘇州的講求奢華之風，梁庚堯先生在其大作《宋元時代的蘇州》中早有論述[69]，本文不贅。
四、馀論
我們今日對于歷史上家族問題的研究，目標并不局限于重建個別家族在當年的興衰面貌，而是希望就此加深對于當時社會面貌的整體認識。無疑，社會并非無數家族平列的總和，任何家族也并非其內部成員簡單相加的集體。家族內部、家族與社會之間，都是由性質不同的種種關系聯結起來的。我們既需要研究有關家族問題的“有形”內容，例如其生存繁衍、延續久暫，其婚配、子嗣、功名、族產等等，又需要注意“無形”卻同等重要的內容，例如家族成員之間、家族之間、家族與區域社會之間、家族與政治生活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等等。
這種無形的社會關系，實際上滲透于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直接、間接地影響著許多事物（包括家族盛衰、社會演變）的運行過程?；蛟S可以說，是不同形態的關系網絡，決定著具體社會面貌的差異。
從南宋時期蘇州昆山士人群體及所在社會的狀況來看，其關系網絡可以說相當發達。這種網絡相互交織、縱橫延展，人們由種種復雜的社會背景、家世交誼、戚屬因緣乃至利益關系、情趣好尚等因素聯系起來，又發展出不同層面、不同密切程度的多線、多向關系。
有許多材料可以表明昆山士人家族的沉浮狀況，從而證實了發生在當時的“社會流動”；也有一些跡象啟發我們考慮造成這些“沉浮”、“流動”的基本原因。兩宋時期經濟文化繁榮、社會相對開放，“流動”無疑是永恒的。當時的士人家族所感受到的，既有發展的機會，又有競爭的壓力。即便在類似的外部條件之下，不同家族與個人的發展基礎與調適應變方式也存在著明顯的差別，因而有綿延數代者，亦有驟興旋逝者。從另一角度來看，家族的維持與生存，取決于多種內部與外部條件；發展方式的差異，并非唯一的決定因素。就昆山的情形而言，南宋前期的王葆家族、中期的衛涇家族，為保證家族發展而采取的聯姻模式并不相同，而其家族勢力的發展，在當時都屬于較為成功的典型。
[1]鄭興裔《鄭忠肅奏議遺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上《薦舉龔明之狀》；龔明之《中吳紀聞》（上海古籍出版社孫菊園校點本）附《龔明之傳》。
[2]同前引文。
[3]《龔明之傳》；《夷堅志補》（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卷一《龔明之孝感》；《薦舉龔明之狀》；《鄭忠肅奏議遺集》上《薦舉龔明之狀》。
[4]同前引文；《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職官一一之八四。
[5]《宋會要輯稿》蕃夷七之一，禮四五之一。
[6]《新安志》（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本）卷九《敘牧守》。
[7]吳處厚《青箱雜記》（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卷二，《中吳紀聞》卷一《丁晉公》
[8]《渭南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三〇《跋龔氏金花帖子》。
[9]《吳郡志》（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本）卷二五，《宋會要輯稿》職官之二二，《中吳紀聞》卷一《先高祖》、卷二《盧通議》。
[10]《青箱雜記》卷三。
[11]《中吳紀聞》卷二《曾大父》條：“……登天圣五年第，主杭州仁和縣簿。時范文正公為帥，改容禮之曰，云云”。今按，此處龔明之記載有誤。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因丁母憂居應天府，他出任知杭州乃皇祐二年（1050）事，二事相隔23年之久。[12]《中吳紀聞》卷二《曾大父》、《葉少卿》。
[13]《中吳紀聞》卷二《曾大父》。
[14]同前引文。
[15]《中吳紀聞》卷二《中隱堂三老》。
[16]《中吳紀聞》卷二《章岷》。
[17]《中吳紀聞》卷一《蘇子美》。
[18]《中吳紀聞》卷六《四幡之助》、卷三《有腳書櫥》，《吳郡志》卷二五。
[19]《中吳紀聞》卷一《富秘監》、卷四《祖姑教子登科》、卷五《草腰帶聽聲》、卷六《顧景繁》；《張右史集》卷六〇《李參軍墓志》。
[20]《中吳紀聞》卷三《孫子和》。
[21]龔明之祖父名曰龔浩，叔父名曰龔況，僅據其名來看，似乎應是同輩；今且存疑。
[22]《中吳紀聞》卷五《章戶部》。
[23]《吳郡志》卷二七，《中吳紀聞》卷五《魏令則侍郎》。
[24]《中吳紀聞》卷一《葉少卿》，卷六《潘悅之》。
[25]《龔明之傳》。
[26]《昆山雜詠》（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卷下《期頤堂詩》序；《中吳紀聞》附汲古閣毛晉后記。
[27]《樂庵語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附吳仁杰《樂庵先生語錄后序》。
[28]《弘治昆山縣志》（上海古籍書店影印《天一閣藏明代方志叢刊》本）。
[29]《昆山雜詠》序、跋。
[30]陸游《劍南詩稿》（上海古籍出版社校注本）卷七〇、七二。
[31]《中吳紀聞》正德本龔弘后跋。
[32]《中吳紀聞》卷四《祖姑教子登科》，《嘉靖昆山縣志》（上海古籍書店影印《天一閣藏明代方志叢刊》）卷一二《列女》。
[33]《夷堅志補》卷一《龔明之孝感》。
[34]鄒浩《道鄉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七《壽昌縣太君嚴氏墓志銘》。
[35]葉適《水心文集》卷二五《孟達甫墓志銘》。
[36]《攻媿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一〇八《直秘閣孟君墓志銘》。
[37]孫覿《鴻慶居士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〇《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志銘》。
[38]《水心文集》卷一三。
[39]劉一止《苕溪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一《錢君墓志銘》。
[40]《苕溪集》卷五一《徐氏安人墓志銘》
[41]《龔明之傳》。
[42]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卷三一。
[43]張方平《樂全集》（四庫珍本初編）附錄《張方平行狀》，卷四《昆山初秋觀稼回縣署》。
[44]周必大《平園續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二《資政殿大學士范公成大神道碑》；《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三八，紹興十年十月條。
[45]衛涇《后樂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七《先祖考太師魏國公行狀》、卷一八《先伯知縣先伯母孺人墓銘》。
[46]《淳祐玉峰志》（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本）卷中《人物》，《至正昆山郡志》卷四《人物》。
[47]《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三二，建炎四年三月丁未條。
[48]參見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750—1550， Table 5;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 V.42，No.2 。
[49]《省齋別稿》卷一〇《左朝請大夫王公葆墓志銘》，《吳郡志》卷一四《園亭》。
[50]《吳郡志》卷二七《人物》。
[51]《宋史》卷三九〇《李衡傳》，《中吳紀聞》卷六《樂庵》。
[52]《平園續稿》卷二二《范成大神道碑》，參見于北山《范成大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3]《樂庵語錄》附《先生遺事》，《吳郡志》卷一四《園亭》，《昆山雜詠》卷中。
[54]《宋元學案》卷六九《滄洲諸儒學案上》。
[55]《范石湖集》卷一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6]《龔明之傳》，《夷堅志補》（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卷一《龔明之孝感》；《薦龔明之狀》。
[57]《中吳紀聞》自序。
[58]參見包偉民：《中國九到十三世紀社會識字率提高的幾個問題》，《杭州大學學報》22卷4期，1992年12月。
[59]《樂庵語錄》附《先生遺事》、《后序》，《宋史》卷三九〇《李衡傳》。
[60]又據《嘉靖昆山縣志》卷四《第宅亭館》，“逸野堂，寶慶間歸于郁允恭、允文兄弟，建寶慶院，又名十六觀堂，后廢?！?/p>
[61] 周南亦曾于“山居廢址”作“玩芳亭”，見《山房集》卷四《玩芳亭記》。
[62]《水心文集》卷一一《櫟齋藏書記》。
[63]《后樂集》卷一七、一八《行狀》、《墓志》；《山房集》卷五《長女壙銘》
[64]《后樂集》卷十《除中書舍人舉陳振充自代狀》。
[65]梁庚堯“宋元時代的蘇州”，《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31期，1982年，《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1997）：334-480?！八卧獣r代蘇州的農業發展”，《宋史研究集》第17輯，1988年，491-523頁。 伊原弘《江南都市における形態の変遷》，《宋代の社會と文化》，汲古書院，1982年；礪波護《唐宋時代における蘇州》，梅原郁主編《中國近世の都市と文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4年。
[66]《洪武蘇州府志》。
[67]《吳郡志》卷一四《園亭》、卷二七《人物》；王鏊《姑蘇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一；《隆慶長洲縣志》（天一閣明代方志叢刊本）卷一三《園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