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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范文1
摘要：宏觀經濟學探討的是國民經濟總體的運行規律，主要解決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宏觀經濟影響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學習宏觀經濟學有利于從整體角度把握社會發展狀況，從經濟學的層面分析社會發展趨勢。本文主要簡單的闡述了對宏觀經濟學的認識，內容涉及到宏觀經濟學的定義、研究內容、發展經歷、與微觀經濟學的區別與聯系等，在此基礎上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中國失業現象。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內容；發展；中國失業現象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0-0000-01
一、宏觀經濟學概述
（一）什么是宏觀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是通過研究整個國民經濟各種總量的變化，來說明資源利用是如何得以優化的經濟學理論。由于宏觀經濟學主要研究就業總水平以及國民總收入等經濟總量，因此，宏觀經濟學又被稱之為就業理論、收入理論。
（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宏觀經濟學是以整個國民經濟作為研究對象的，涉及到的內容比較廣泛。縱觀宏觀經濟學，研究內容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宏觀經濟理論、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計量模型[1]。宏觀經濟理論主要包括投資理論、貨幣理論、經濟周期理論、消費函數理論、經濟增長理論、開放經濟理論、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等等。宏觀經濟政策主要包括經濟政策目標、經濟政策工具、經濟政策機制、經濟政策效用等。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主要包括各派理論建立的不同的經濟模型，主要用于經濟理論的驗證等。
二、宏觀經濟學的發展
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總體說來，它的產生發展大約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萌芽階段。凱恩斯之前，經濟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觀領域，但是部分經濟學家也開始涉足宏觀經濟問題，從經濟整體角度來看待國民經濟的發展，這就是宏觀經濟學的萌芽階段，又被稱之為宏觀經濟學的古典學派。第二階段：形成階段。宏觀經濟學的形成與著名的凱恩斯革命是分不開的。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使古典宏觀經濟理論陷入了困境，美國失業率在不斷上升，同時國民經濟總產出在不斷下跌，在這一大背景下，越來越多的西方經濟學家開始意識到失業率和總產出不是常量，而是變量。于是，以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家積極探索宏觀經濟理論，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從理論上分析了失業長期存在的原因，這標志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產生。第三階段：補充拓展階段。凱恩斯革命之后，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關注起了宏觀經濟，對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進行了補充和拓展。著名的IS―LM模型、消費投資與貨幣需求理論、經濟增長理論、菲利普斯曲線等都是這一時期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成果。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M.Friedman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現代貨幣主義。現代貨幣主義認為，市場機制本身具有一定的恢復能力，主張政府應實行平衡預算的財政政策，與此同時，中央銀行應執行貨幣供給原則，保持貨幣存量的穩定增長?，F代貨幣主義是宏觀經濟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這些經濟學理論構成了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基本架構。
三、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區別與聯系
（一）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聯系
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是有一定的聯系的。首先，兩者均采用了實證分析法，都屬于實證經濟學。其次，兩者互為補充。宏觀經濟學是從宏觀角度分析國民經濟，微觀經濟學是從微觀角度分析國民經濟，兩者互為補充，共同促進社會資源的最優化。最后，微觀經濟學是宏觀經濟學的基礎。宏觀經濟學是在微觀經濟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宏觀經濟學并不是微觀經濟學的簡單加總[2]。
（二）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區別
第一，研究對象不同。微觀經濟學以家庭、廠商等單個經濟單位為主要研究對象；宏觀經濟學則以整個國民經濟為主要研究對象，從整體角度分析國民經濟的運行規律與特點。第二，研究方法不同。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個量經濟，即研究經濟變量的單項數值；宏觀經濟學研究方法則是總量分析，即運用平均量或個量的總和來分析整體經濟運行情況。第三，基本假設不同。對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是基于完全理性、充分信息等基本假設，假設“看不見的手”能夠自由調節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化；宏觀經濟學假設市場機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通過“看得見的手”調整市場機制的缺陷。第四，基本內容不同。微觀經濟學的中心理論是價格理論，圍繞這一中心理論還涉及到生產理論、分配理論、市場理論、產權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等；宏觀經濟學的中心理論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具體包括開放經濟理論、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經濟周期與經濟增長理論等。
四、宏觀經濟學論中國失業現象
（一）中國失業現象分析
根據宏觀經濟學的失業理論，失業主要分為三種類型：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周期性失業。不同的失業類型是由不同的原因引起的，經濟發展的同時就業反向惡化是中國失業現象的一大特色。下面就中國失業現象作簡要分析：第一，摩擦性失業。摩擦性失業主要是指因季節性或技術性原因而引起的失業。造成中國摩擦性失業現象嚴重的一大原因就是求職者缺乏就業信息，求職者自身條件與工作崗位難以匹配?，F階段中國失業現狀是：社會經驗不足、技術能力不強的高校畢業生難以滿足用人單位的用人需求；不少職員因各種原因而辭職失業；廣大農民工盲目涌入城市而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這些都造成了摩擦性失業。第二，結構性失業。結構性失業主要是指勞動力供需不匹配造成的失業。中國結構性失業現象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求職者數量質量與人才市場需求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征，造成有的地區擁有大量工作職位卻無人求職，而有的地區則多人爭搶同一職位，如東西部地區經濟差異性造成東部地區人滿為患，西部地區無人問津；二是求職者自身素質較低，專業性人才短缺，一方面大量求職者苦于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另一方面企業苦于缺乏技術性人才。第三，周期性失業。周期性失業主要是指由于總需求不足而引起的短期失業，它一般出現在經濟周期的蕭條階段。2008年的經濟危機造成中國失業人數增加就屬于周期性失業。
（二）中國失業現象的應對措施
第一，多方位防止結構性失業。加強勞動力市場中介服務體系建設，充分利用現代網絡打破地域界限，建立空崗報告制度，最大限度的披露空缺崗位，繼續完善市、區、街三級就業體系，促進就業人員的流動，全面提升就業者的專業性素質等等都是防止結構性失業的重要措施。第二，提高就業服務水平，防止摩擦性失業。高校是培養人才的搖籃。現階段中國各大高校頻頻擴招，難免會造成人才質量的下降。為了防止結構性失業，必須完善高校教育體制，注重高校人才培養質量，提高求職者的專業能力；加大社會職業培訓機構的資金投入，大力支持培訓機構的人才培養工作；同時，完善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培訓與職業指導，提高農村勞動力的職業素養。第三，加強政府宏觀調控，應對周期性失業。為了應對周期性失業，可以增加政府開支、降低稅率、增加貨幣供給量等。我國要實行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深化企業改革，確保經濟持續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完成產業結構調整，大力扶持中小民營企業發展，大力加強民生工作，解決消費不足問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推行利率市場化等。同時，政府還可以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使退休工人可以得到養老金，失業者可以得到保險金，子女年幼的母親、殘疾人可以得到補助等[3]。
五、結論
總而言之，宏觀經濟學是將整個經濟活動看做一個整體，通過對經濟系統總體行為的分析，研究一國經濟的總體趨勢的一門經濟學科。宏觀經濟學理論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學理論的完善而不斷發展的，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宏觀經濟學將會真正應用于社會實踐，促進社會經濟的大發展大繁榮
參考文獻：
[1]武建奇.關于宏觀經濟學研究范圍的思考[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08（03）
微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范文2
[關鍵詞] 邊際分析 邊際效用 作用
一、邊際的含義
經濟學中的邊際指的是因變量隨著自變量的變化而變化的程度，即自變量變化一個單位，因變量會因此而改變的量。邊際的概念植根于高等數學的一階導數和偏導數的概念。在經濟學中根據不同的經濟函數, 我們可求不同的邊際。如邊際成本、邊際收入、邊際效用、邊際消費、邊際儲蓄等。
二、邊際分析特點及對經濟學發展的作用
邊際分析是馬歇爾二百多年前創立的, 它告訴我們人們在作決策的時候, 除了應用絕對量作決策參數外, 更應該運用增量參數進行決策。這種方法有以下幾個特點：1.邊際分析是一種數量分析，尤其是變量分析，運用這一方法是研究數量的變動及其相互關系。這一方法的引入，使經濟學從常量分析發展到變量分析。2.邊際分析是最優分析。邊際分析實質上是研究函數在邊際點上的極值，要研究因變量在某一點遞增、遞減變動的規律，這種邊際點的函數值就是極大值或極小值，邊際點的自變量是作出判斷并加以取舍的最佳點，據此可以作出最優決策，因此是研究最優化規律的方法。3.邊際分析是現狀分析。邊際值是直接根據兩個微增量的比求解的，是計算新增自變量所導致的因變量的變動量，這表明，邊際分析是對新出現的情況進行分析，即屬于現狀分析。這顯然不同于總量分析和平均分析，總量分析和平均分析實際上是過去分析，是過去所有的量或過去所有的量的比。在現實社會中，由于各種因素經常變化，用過去的量或過去的平均值概括現狀和推斷今后的情況是不可靠的，而用邊際分析則更有利于考察現狀中新出現的某一情況所產生的的作用、所帶來的后果。
邊際分析法在1870年代提出后，首先用于對效用的分析，由此建立了理論基礎――邊際效用價值論。這一分析方法的運用可以說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的革命，具體說它的意義表現為：
1.邊際分析的運用使西方經濟學研究重心發生了轉變。由原來帶有一定“社會性、歷史性”意義的政治經濟學轉為純粹研究如何抉擇把有限的稀缺資源分配給無限而又有競爭性的用途上，以有效利用。2.邊際分析開創了經濟學“數量化”的時代。邊際分析本身是一種數量分析，在這個基礎上，使各種數量工具線性代數、集合論、概率論、拓撲學、差分方程等，逐步滲入經濟學，數量化分析已經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要特征。 3.邊際分析導致了微觀經濟學的形成。邊際分析以個體經濟活動為出發點，以需求、供給為重心，強調主觀心理評價，導致了以“個量分析”為特征，以市場和價格機制為研究中心的微觀經濟學的誕生。微觀經濟學正是研究市場和價格機制如何解決三大基本經濟問題，探索消費者如何得到最大滿足，生產者如何得到最大利潤，生產資源如何得到最優分配的規律。4.邊際分析奠定了最優化理論的基礎。在邊際分析的基礎上，西方經濟學從理論上推出了所謂最優資源配置，最優收入分配，最大經濟效率及整個社會達到最優的一系列條件和標準。5.邊際分析使實證經濟學得到重大發展。研究變量變動時，整個經濟發生了什么變動，這為研究事物本來面目、回答經濟現象“是什么”問題的實證經濟學提供了方法論基礎。
從平均分析進入到邊際分析, 是經濟學分析方法的一個重大發展和轉折, 意義十分重大它表明數學對經濟學的滲透邁出了重大一步。希克斯1946年的《價值與資本》與1947年薩繆爾遜的《經濟分析基礎》全面總結和發展了邊際分析階段的研究工作, 使邊際分析達到頂點, 從而成為經濟學史上的兩部名著邊際分析階段, 形成和發展了一大完整的微觀經濟活動行為理論, 提出了一般經濟均衡問題, 建造了一般經濟均衡的理論框架, 創立了當今的消費者理論、生產者理論、壟斷竟爭理論及一般經濟均衡理論的數學基礎，因此 邊際革命的影響是深遠的。
三、邊際分析在經濟分析中的兩個簡單應用
1.應用實例：最佳產量的確定
(1)不計稅收下,最佳產量的確定
結論：利潤在邊際收入等于邊際成本時的產量水平上達到極大值。此時的產量水平稱為最佳產量水平。
例1 某食用油生產廠的收人函數R()=6140-302（元），成本函數C()=102+60+1200（元）,其中為每周產量（單位：噸）, 求最佳產量和每周預期利潤。
解:由已知邊際收入R‘()＝6140-60,邊際成本C’()=20+60, 由上結論有：6140-60=20+60解得=76,即每周最優產量76為噸,預期利潤為L(76)=R(76)-c(76)=219040元。
(2)賦產量稅后, 最佳產量的確定
例2：在例1的已知條件下,若每噸產量繳納t元產量稅,求最佳產量和每周預期利潤。
解:由已知噸應繳納 元的稅。則該廠利潤為：L()=R()-C()-t
由前面結論可得最佳產量為邊際利潤為零時的產量。即由L’()=0, 解得:。
這樣產量稅將影響最佳產量水平, 當然對預期利潤也有影響, 且賦稅越高, 最佳產量水平越低。
2.應用實例――確定白酒儲存期
例3 假定有白酒100噸,現價8元公斤,多陳一年可增值2元/公斤,貯存費每年10000元, 因貯存酒積壓資金引起機會成本每年增加105p.r,（其中105為酒的貯量,p為當年白酒價格,r為利息率,且假定r=10%),那么這些酒須儲存多久效益才最大呢
分析:假設須貯年才最佳,由已知可得如下函數關系；
(1)年增加的總收人函數R()=105×2＝2×105（元）
(2)年增加的貯存總成本C()=10000+×105×10%[(105×8+2×105)/105]=90000+200002（元）
(3)年凈增利潤函數L()=R()-C()=2×105-(90000+200002)=110000-200002
此時邊際收人R’()=2×105,邊際成本C’(×)=90000+40000
因為當R’()=C’(×)時利潤最大,所以有2×105=90000+40000，即＝2.75（年）
由于駐點唯一,故只有當儲存期為2.75年時,企業才能獲得最佳經濟效益,其最大凈增利潤為151250元。
由上進一步表明邊際分析這種以微積分為工具,以經濟現象為內容的數學分析方法已深深融人到了經濟學中,并成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微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范文3
【關鍵詞】產業經濟學 理論地位 應用性質
一、引言
產業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課題，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才作為研究生研究的專業學科而設立起來。產業經濟學是歸屬于應用經濟學中的一個學科。從國外傳入我國時，已經時一個較為成熟的學科，它的理論內容，已經時一個較為全面的系統。在實際經濟交易過程中，是能夠起到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的。產業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重要部分，產業政策與產業經濟理論是一個整體，能夠起到應用經濟性質。
二、產業經濟學概述
（一）產業經濟學概念
產業經濟學結合了產業分析和產業政策，包含了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內容，是相對較新的應用經濟學下的一門學科。從西方的相關經濟學，主要從產業內外關系以及企業組織的結構相關內容進行研究。因此產業經濟學，主要是產業組織理論為主，可以稱為產業組織學這個稱號。在國際期刊上，可以看到國外經濟學上和管理學的相關內容出發，作為核心的主要學科教學中心，高校主要相關的課程有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加入微觀經濟學的討論，同時注入計量經濟學體現其應用性質，還要就是產業經濟學，這些都是學生必考或者參考較多的課程。
（二）產業經濟學理論國際發展
產業經濟學理論，從機器大工業時代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就提到注意市場分工以及機制等問題，這樣的理論與英國經濟學家在十九世紀提出的經濟規模效應，從壟斷引起的競爭，提出一定的矛盾。這樣的產業組織結構，就是產業經濟學的重點。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提出經驗主義，這是產業經濟學的初步組織理論化過程。到了六十年代，提出的市場的機構和行為、績效等，這些確立了產業經濟學的相關內容。一直到了九十年代，有了現代產業組織理論的相關探討，更多的西方學者，從產業組織的相關內容，結合了博弈論等相關內容，指出了產業經濟學的戰略性分析。
（三）產業經濟學理論國內發展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國的產業經濟學研究參與者愈來愈多。到了九十年代，產業經濟學理論到了這時，才進入高校，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同時有了許多眾多的研究成果。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國的學科發展的多樣化，人才需求的精細化，這就促進了科目的發展。在應用經濟學的二級學科設置中，產業經濟學從各個行業出發，按照經濟的發展需求，在各研究機構和高校，都設定有相關的科目，產業經濟學，也作為應用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學科，逐漸受到重視。
三、產業經濟學理論地位
（一）從現代經濟學科上分析產業經濟學理論的地位
在現代經濟學上看，產業經濟學作為眾多內容中的一個體系，內容較為完整。從經濟內容體系中去看產業經濟學，它隨著經濟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提升，也越來越規范化和廣泛化。作為二級學科，每個學科都有其特殊性。產業經濟學展示的是組織產業結構的特殊性，有助于人們認識經濟規律的潛在規律，更能夠成為人們進行經濟行為的工具。產業經濟學理論，不僅從概念上，展示其專業的細化特質，更從其研究內容上，可以看出經濟的產業分析的深入化。產業經濟理論的完善和發展，更能夠促進整體現代經濟的發展。
（二）從微觀經濟學上分析產業經濟學理論地位
從微觀經濟學角度出發，產業經濟學理論，也是對其深入和細化的過程。微觀經濟學理論，作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于企業和個人在經濟活動中的細化分析，這些都是為了找到經濟運行規律服務的。只有對各個研究，才能看到企業經濟學的個體作用，更能夠從社會發展中，找到其相應的經濟位置，從根本規律出發，找到產業經濟學的相關組織結構地位，促進微觀經濟學的深入化和完善化，這也是和產業經濟學的相關企業分工特點，相符合的一個特性。
（三）從宏觀經濟學上分析產業經濟學理論地位
從宏觀經濟學角度，可以看到在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整個社會政局，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性。這樣的關系，不僅僅是促進作用，還有阻礙和停滯不前的時期。但是每個時期，都應該根據各自的特點，結合相關的理論框架，從而發展經濟。產業經濟學從這樣的整體出發，結合當前國民經濟的特點，從而對經濟結構能夠起到廣域上的整體量上的促進，能夠促進國民經濟的多樣化和深入化。產業經濟學理論，是能夠和宏觀經濟學的個量上的促進，更能夠多方面的促進。
四、產業經濟學應用性質
（一）產業經濟學理論經濟性質
產業經濟學理論，可以從其理論經濟學角度出發，以經濟學基礎為導向，結合基本的研究規律能夠促進整個經濟制度的公平化發展，更能夠提高經濟理論發展的效率。從經濟體制的合理性出發，從經濟體制的相關功能，能夠促進經濟體制的發展和完善，更能夠使得經濟發展的模式多樣化。經濟模式和經濟活動的相關規律，可以包含眾多學科，包括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微觀和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出發，結合應用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基礎，讓其更實用。產業經濟學的理論經濟性質，就是結合實際情況，使其更加具體化和實用性增強。
（二）產業經濟學應用經濟學性質
產業經濟學在其相關的理論研究過程中，應該注意到其應用經濟性質，從其研究的相關課題上看，產業經濟學的性質，不僅僅包括規模經濟的相關討論，也不只是相關的競爭問題和壟斷問題，其中相關合并和產業結構發展問題，應該注意到產業經濟學理論的應用性結合。產業結構的合理化，應該注意到經濟發展的方向性問題，產業經濟學的應用性質，從國家的不同特點，地區的不同情況出發，應該是符合當地特殊的情況的。這樣的發展過程才能夠促進產業經濟學的應用經濟學性質，更能夠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研究，促進產業經濟學應用經濟學性質的凸顯。
（三）經濟學理論對應用性質的影響
在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對于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是不斷發展的，從市場的經濟出發，結合經濟發展秩序，從社會的實用性出發，從而得到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凸顯出來的各種經濟哲學中的相關理論的有效性。對于產業經濟學的有用性質的凸顯，是結合經濟學理論而得出的。從凱恩斯的相關歷史局限性，就可以看到經濟理論哲學的發展，不僅從經濟角度，更對社會角度，能夠起到促進作用。產業經濟結構也是根據經濟學理論的有用性出發，這樣才能夠得到更好的產業經濟理論和政策。
參考文獻
[1]李孟剛，蔣志敏.產業經濟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5.
微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范文4
關鍵詞：過程性考核雙語教學以學生為中心
一、考核方案設計的背景和意義
微觀經濟學是經管類專業的專業基礎課，也是國家教育部規定的財經類專業核心課之一。作為專業基礎課，學生在本課程中學到的經濟學基本概念、基本理論、基本分析規范、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構建的經濟學知識體系框架，養成的嚴謹的經濟學思維模式，以及接受的經濟學研究訓練，對其后續專業課程學習，乃至整個學科專業的學習都將產生重要的基礎性影響。
北京師范大學珠海分校國際商學部自2002年開始，對微觀經濟學設置為雙語教學。本課程同步選用國際一流原版教材，采用雙語授課模式，旨在使學生在學習專業知識的同時不斷提高外語水平，為今后升學或就業打下良好的理論和外語基礎。
課程考核是檢測學生學習效果和促進學生學習的重要手段。為此，設計一整套既符合經濟學學科特點，有適用于當前教學班學生學習特點的科學、合理的課程考核方案，對于實現課程教學目標顯得尤為重要。
二、學情分析
教學活動涉及教師和學生兩個主體。全面、客觀、充分的學情分析，對學生特點及其預期做全方位地了解，有助于從學生角度出發有針對性地設計考核方案、選擇恰當的考核形式，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與評價體系，以實現預期的教學效果。
（一）學生的先修知識基礎
本課程是雙語課，面向國際商學部有雙語教學要求的教學班開設。根據教學班的人才培養方案和教學計劃，本課程在新生入學后的第一學期開設。學生在進入本課程學習之前，沒有先修課基礎。
微觀經濟學屬于理論性和系統性都較強的課程，學生對先修知識點的掌握程度直接影響其對后續章節的理解和學習效果。加之部分教學內容相對抽象，且使用全英文原版教材、雙語授課模式，這對于剛剛進入大學的新生是一個較大的挑戰。為此，有必要設計一種機制，在教學的全過程上給學生提供持續性的鼓勵、促進和學習效果檢測，以鞏固學生對知識的掌握。
（二）00后學生的學習特點
從2018年開始，00后學生開始進入大學。00后大學生更加個性鮮明、思維活躍、興趣多元，他們既尊重個體差異、又重視自我價值，愿意與他人合作，也愿意接受挑戰，希望得到周圍人的認同，同時渴望得到他人公正的評價。
這些特點使得學生非常重視“學習體驗”。當他們在學習過程的多個環節上做出不同嘗試和各種努力后，非常期望從教師這里獲得多維度的客觀、公正評價。單一的考核形式很難實現對學生的個體差異和多元化努力做出全面、公平和客觀地反映。
（三）雙語教學班學生的學習特點
本課程是雙語課，面向中加合作辦學模式教學班和2+2中外聯合培養模式教學班開設。入學時已經歷過專業遴選，學生的英文基礎相對較好，且對自己在本科階段的學習及將來的升學或就業有更為明確的規劃，因而對在校期間的課堂教學效果、自己的學業進展、專業素養的提升、以及個人綜合能力的養成都懷有較高的期待和要求。這部分學生對多樣化的考核方式有明顯的偏好，以期借助多樣化的考核形式對自己多方面能力的養成進行檢驗和督促。
三、過程性考核方案的設計與實施
（一）考核方案的設計思路
基于學情分析，同時結合經濟學課程本身的特點，本課程在設計考核方案時考慮了以下三方面因素：
1.持續性鼓勵和檢測。如果學生能在學習的全過程上接收到持續性的鼓勵和學校效果檢測，始終感受到有力量在推動和鼓勵自己，則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就會有所提高。此外，持續性的學習效果檢測提供的成績反饋，也會督促學生及時查遺補缺，在教學全過程的每個環節上夯實所學，為后續章節的學習打下扎實的基礎。
2.多維度考核。與單一的考核形式不同，多樣化的考核形式帶來的多維度的考核指標，不僅可以兼顧學生之間的個體差異，體現教學活動“以學生為中心”的特點，而且可以借助多角度的評價體系實現對學生學習效果更為全面、綜合和客觀的反映。
3.綜合能力培養。以多維度的考核指標為引導，學生的學習過程不再僅僅是對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的掌握，更重要的是對學生潛力的挖掘和綜合能力的培養。包括：將課堂所學理論應用于對現實經濟現象分析的動手能力，創新思維能力，與人溝通能力，及團隊合作能力等。
（二）考核方案的實施
鑒于上述，同時為確保在教學全過程上逐一實現各個教學單元的預定教學目標，實現“教考相長”，本課程設計了“多樣化的過程性考核方案”用于教學實踐。在遵循學校有關課程考核相關要求的前提下，綜合使用多種考核方式，在教學活動的全過程上向學生提供持續性的鼓勵和學習效果的及時反饋。
具體包括三種形式：
1.在線測試。每章理論課程結束后，借助學校網絡教學平臺，利用在線測試對學生的學習效果進行檢查。為了向學生提供持續且及時的學習效果反饋，在線測試的總次數一般設計為每個教學周期（一整個學期）測試6-10次，即每1-2周測試一次，以突出“過程性”考核的優勢。測試題目的選擇以教學大綱為準，確保各章節測試覆蓋大綱要求學生掌握的全部知識點。
為盡可能地降低測試在各學期之間的重復率，保證測試質量，同時向學生提供更豐富的網絡測試資源，本課程在學校網絡教學平臺系統中建設了試題庫，并在每個教學周期中進行更新、完善和補充。目前平臺試題庫已收錄測試題769條，全面覆蓋教學大綱要求的全部教學內容和知識點。
2.小組presentation。為鼓勵學生理論聯系實際，嘗試將課堂所學經濟學理論知識和分析方法用于解釋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各種現象和問題，同時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和溝通能力，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意識，本課程設計了“小組presentation”形式的考核方式。鼓勵學生通過查閱相關文獻、數據資料，或實地走訪、調研，同時結合課堂理論講解，以小組為單位，就所學某一微觀經濟學專題或現象展開研究和討論，在小組合作的基礎上完成一次經濟學學術研究過程，并將研究結果向全班做課堂presentation。
考慮到學生是新生，設計“小組presentation”的考核形式，在關注結果的同時，更加重視學生在參與團隊合作、共同解決經濟學問題過程中的努力和嘗試。旨在借助團隊研究這種方式，尊重并鼓勵學生的個性發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挖掘每個學生的學習潛力，引導學生綜合運用所學知識、理論和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解決現實經濟問題，進而培養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本課程制定了詳細的小組presentation作業說明、文獻利用指導、數據庫信息綜合和詳細的評價標準，向學生提供全面的解釋和指導。
3.課堂考試。根據本課程知識體系的特點，在完成“基礎概念及原理”的教學內容后，安排1次課堂綜合考試。旨在進一步鞏固學生對基礎知識和基礎理論的掌握，幫助學生及時查遺補缺，為接下來學習“廠商行為理論和最優決策”奠定扎實的知識基礎。
上述三種具體的考核方式涵蓋了“筆試與口試、理論與實踐、開卷與閉卷、獨立與合作”等多種評價方式。不僅可以實現對學生學習效果客觀、全面地反映，更是激勵學生主動學習、挖掘學生潛力、鼓勵創新思維和培養終生學習能力的重要手段。
為保證整個考核過程及評價標準的公平性、一致性和透明度，本課程為每種考核方式均制定了細致、明確的考核依據、評分標準和評分細則，并通過網絡教學平臺向全體選課學生公布，供學生隨時查閱。
四、對過程性考核方案的評價
本課程設計了多樣化的“過程性考核方案”并用于教學實踐，主要是源于這種考核方案所具備的兩個突出優勢：
（一）獲得實時反饋
過程性考核貫穿教學全過程的始終，旨在獲得教師教學效果和學生學習效果的實時反饋。對教師而言，可以根據反饋信息，對學生掌握較為薄弱的環節進行鞏固，確保每個教學單元的預定教學目標得以實現。對學生而言，則可以根據反饋信息查遺補缺，及時彌補學習過程中的短板。
微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范文5
關鍵詞：國際貿易理論； 本科教學； 哲學線索； 歷史線索。
對于經濟論文" target="_blank">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師生們來說，面對《國際經濟學》、尤其是其中的國際貿易理論部分的教學，都頗有畏懼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國際貿易理論較之國際金融理論和其他經濟學科，具有更多的幾何圖形和數理實證分析，理論發展又具有較強的邏輯連貫性，要求學生既具備扎實的微觀宏觀經濟學基礎和基本的高等數學知識，又要有一定的邏輯分析能力，甚至還需要一點對經濟問題研究的熱情和興趣［1］。在教學中，教師往往難以在知識的深度性和課堂的生動性之間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說教中去； 在學習中，學生往往忽視邏輯思維整體把握，割裂各個數學模型間的聯系，陷入死記硬背的痛苦境地———從而，在教與學方面，都達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國際貿易理論的教學中忽視哲學和歷史思維的導入； 缺乏哲學和歷史的視野，必然將國際貿易理論說教成干巴巴的數學模型和幾何線條，使得課程的教學缺乏生氣和現實感。哲學方法和歷史方法是一切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綜觀幾百年來的國際貿易理論演化史，我們發現，國際貿易理論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其發展也存在著清晰的哲學線索和歷史線索。把握好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與歷史線索，才能使我們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理解和學習提升到一個更高層次上。以下，筆者結合自己本科教學的心得體驗，對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和歷史線索進行提煉和總結，希望對同行的教學有所幫助，并有助于學生更深刻地把握國際貿易演化中存在的潛在規律。
一、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哲學線索。
國際貿易純理論在長久的歷史演化中潛藏著一條哲學線索，我們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首句來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保?］這句話是老子從哲學的層面上來探索宇宙萬物演化的規律，也可以從系統的層面上來揭示國際貿易理論整體邏輯演繹的哲學規律。
（ 一） 道生一。
所謂的“道生一”，即，經濟學為說明資源配置之道，逐漸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論分析框架。
國際貿易理論其本質是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是研究既定市場經濟制度下的資源配置問題，所以國際貿易理論所要討論的是世界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問題。微觀經濟學為了說明理性人進行資源配置之道，數百年來，從亞當·斯密提出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以來，西方經濟學家們進行著一場構建一般均衡理論大廈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紀末，馬歇爾將古典的勞動和成本價值理論和新興的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綜合起來，從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構建一個以供求分析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3］，一般均衡理論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來，后經阿羅、德布魯等現代經濟學家的嚴格證明，使一般均衡理論實現了完全公理化。當我們通過微觀經濟學的學習后，掌握了這個資源配置之道，接下來的《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學習中，我們就要將這個為說明資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國際經濟格局下進行應用，來討論世界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問題，即國際貿易問題。
（ 二） 一生二。
所謂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在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應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貿易理論和現代自由貿易理論。
在微觀經濟學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幾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產可能性界曲線，二是相對價格線； 三是社會無差異曲線。生產可能性邊界在古典與現代貿易理論的不同理論假設的基礎上，呈現出不同的形狀：古典貿易理論，堅持勞動價值論，在勞動的同質性和唯一性的假設下，生產可能性邊界是一條直線段； 而現代要素稟賦理論，貫徹要素價值論的原則，引入另一種生產要素資本，在兩部門不同要素比例的條件下，生產可能性邊界呈外凸狀。在封閉條件下，國與國之間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和社會無差異曲線的不同形狀和位置導致了國與國之間相對價格的差異。相對價格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基礎，于是古典貿易理論與現代貿易理論又進一步統一到比較優勢理論中去。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國際貿易完全競爭理論”中的完美應用。
（ 三） 二生三。
所謂“二生三”，系指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新階段，誕生了“新貿易理論”。
1970 年代后，國際貿易理論在引入規模經濟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競爭模型，將資源配置之道貫穿到“國際貿易不完全競爭理論”的分析中去，從而實現貿易理論的新變革。規模經濟因素的引入，導致遞減的機會成本，從而形成內凹狀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新貿易理論有三大貿易理論模型，它們是外部規模經濟模型、壟斷競爭模型和寡頭壟斷模型。外部規模經濟模型仍然應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說明外部規模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性； 而壟斷競爭模型和寡頭壟斷模型則將微觀經濟學中的產業組織理論分析方法應用新貿易理論的研究中去，從而證明了產品的差異性、規模經濟，以及廠商的非合作行為在國際貿易中的決定作用。
（ 四） 三生萬物。
所謂的“三生萬物”，是指在古典貿易理論、現代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國際貿易理不斷演化，從多個研究的角度產生諸多理論流派和觀點，所有這些理論都可以統一在供求價值論的理論框架下。
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價格理論（ 供求價值論） ，即商品的價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給兩個因素共同決定的。國際貿易從其實務本質來說，就是一筆以國家為主體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給方和需求方；一筆交易的達成，或是由于供給方的交易意愿較強，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較強，我們都可以從供給方和需求方去尋找其交易背后發生的動因。同樣，任何國際貿易理論，或是從供給層面，或是從需求層面來尋求不同形態貿易發生的基礎，或二者兼有之。綜觀各種貿易理論，其貿易基礎的決定因素可用下圖加以概括。
圖 1 國際貿易基礎的決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從思維的高度展現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哲學脈絡。綜觀諸多國際貿易數理模型，大多可以從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幾何曲線的變化中得以生動說明。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的變化： 或呈直線狀（ 古典貿易理論） ; 或呈外凸狀（ 現代要素稟賦理論） ; 或呈內凹狀（ 新貿易理論） ; 或內外移動或偏向不同的坐標軸（ 反映要素積累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社會無差異曲線的變化： 或內移或外移（ 反映一國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軸或偏向 y 軸（ 反映一國對 x、y 兩種產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彎曲或平緩（ 反映一國對兩種產品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對價格線的變化： 或相對平緩（ 反映一國在 x 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 ; 或相對陡峭（ 反映一國在 x 產品上具有比較劣勢，而在 y 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 ; 相對價格線上生產均衡點和消費均衡點的位置又呈相應的變化（ 兩點合一反映一國處于自給自足的狀態； 兩點分離則反映一國參與國際貿易分工的狀態； 消費均衡點在生產均衡點左上方，反映一國出口 x 進口 y; 消費均衡點在生產均衡點右下方，則相反） 。三條曲線不同的變化組合生動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貿易基礎和貿易形態的變化。此外，作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則成功應用于貿易政策的經濟效應的分析中。所有這些分析又統一于以供求價值論為基礎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設下的全球化資源配置之道。這就是資源配置之道在國際經濟格局下簡潔而有力的演繹。
二、國際貿易理論演化中的歷史線索。
國貿理論的講授，如果過多地滲透進數理的語言，不免顯得枯燥乏味。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對其學習和講授，歷史視野的引進也必不可少。縱觀數百年來的國際貿易理論演化史，筆者認為，存在著三大歷史動因推動著國際貿易理論的不斷發展。
（ 一） 與貿易保護主義斗爭的需要。
歷史上，西方國際貿易理論主要存在著兩大流派：
一是自由貿易理論流派； 二是保護貿易理論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國家為主角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國際貿易所引起的國際產業結構調整，必然會影響一國國內不同部門的利益和不同國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學者或是站在本部門利益或是站在本國利益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貿易理論和政策主張。因此，國際貿易理論自身存在著強烈階級性和對抗性。整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演進史就是自由貿易主義和保護貿易主義的斗爭史。亞當·斯密絕對成本理論的提出，是站在當時新興工業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反對重商主義； 李嘉圖比較成本理論的提出是為反對當時的《谷物法》，從而為英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進掃除了障礙； 李斯特為了保護德國的民族工業，提出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以對抗英法兩國經濟學家極力主張的古典學派自由貿易理論。各學派的理論觀點也是在相互尋找對方理論邏輯漏洞的過程中而提出的，他們背后是所代表的階級集團的對抗，在思想層面上同時也是他們各自貿易理論觀點的精彩疊呈的博弈。亞當·斯密批判了重商主義金銀是財富唯一形態的財富觀，將絕對成本理論建立在更為科學的財富觀的基礎上； 李嘉圖為回應《谷物法》支持者對斯密絕對成本理論存在的邏輯漏洞的攻擊，創立了比較成本理論，夯實了國際分工的理論基礎，使自由貿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廣的范圍； 李斯特則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提出生產力理論以抗辯斯密的財富觀理論，創立符合德國國情的保護幼稚工業論，在理論上指導著德國走上了工業化道路。這些經濟學家的貿易理論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階級烙印和人文情懷，其背景的充分展開，將展現出一幅生動而鮮活的歷史畫面。
（ 二） 理論在邏輯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論的發展既有質變，也有量變。當理論的質變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來的時候，理論就開始自我完善式的量變。這種量變是尋找固有理論在闡述或論證過程中所遺留的邏輯方面的漏洞和空白，進行自我填補、自我完善。這既是學術研究的路徑，也是推動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現實動因。這種動因，在推動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起著很大的作用。歷史上，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雖然成功論證了各國參加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的貿易基礎，但是李嘉圖的理論并沒有解決貿易雙方利益的具體分配問題，特別是沒有解決進出口商品交換比例如何確定的問題。李嘉圖留下的這一國際貿易利益劃分問題的學術空白，被其后繼者約翰·穆勒所填補。于是，穆勒創立了相互需求說，從而補充和發展了比較成本理論； 此后，馬歇爾又運用數學工具闡釋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說，以幾何圖形使這一學說“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和羅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對 h-o 理論所遺留下的貿易利益在一國內部分配和要素積累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等問題的理論空白進行填補。
國際貿易理論在邏輯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現為，隨著價值理論的發展，國際貿易理論日益將自己建立在更為科學的價值論的基礎上，使貿易理論的發展達到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越。價值理論是經濟學研究的基礎，西方主流經濟學經歷了勞動價值論、要素價值論、效用價值論到供求價值論的不斷更替，國際貿易理論也經歷了古典貿易理論到要素稟賦理論的演進，最終將技術、要素稟賦和偏好集于一體，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礎上的國際貿易理論標準模型，從而使其理論基礎更為堅實完善。
（ 三） 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
任何經濟理論都是對經濟現象的反映和解釋，當實踐的發展，經濟理論不能夠解釋說明新的經濟現象時，就必然會得到不斷的修正，甚至被否定，這就為新理論的誕生提供了歷史契機。國際貿易理論幾百年來的演化史，其實就是不斷地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歷史，實踐給予貿易理論以新的生機，賦予其新的時代內容，甚至實現了其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越。要素稟賦理論認為，根據比較優勢原則，參加國際貿易的各國將出口密集使用其擁有量豐富的要素的產品，進口密集使用其擁有量稀缺的要素的產品。當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統計資料來實證檢驗美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時，卻得出了與這一結論相反的結果。如何解釋這個被普遍認為正確的理論卻又與國際貿易的現實相矛盾的現象，引發了戰后一系列新的貿易理論的產生，從而推動著國際貿易理論向縱深發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來國際貿易發展歷程，從勞動分工形態演變的大尺度看，過去一百年國際分工的基本層面從產業間、產業內深入到產品內部的不同工序、區段、環節和流程； 為應對國際貿易現實的挑戰，國際貿易理論也順次經歷了產業間分工理論（ 以比較優勢原理為核心的傳統貿易理論） 、產業內分工理論（ 新貿易理論） 、產品內分工理論階段［6］。二戰后，國際貿易所表現的特征與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所預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來，約2/3 甚至更多世界貿易是發生在技術、資源和偏好相似的發達國家之間，其主要以制成品貿易為主。這對以產業間貿易為研究對象的傳統貿易理論形成強大的挑戰，導致 1970 年代“新貿易理論”的誕生［4］94 －95。當前國際產品內分工深入發展的現實，對以產品為基本分工對象的國際分工貿易理論帶來了新的挑戰； 而正在發展成熟的產品內分工理論彌補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長期忽視工序層面分工現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動因，或單獨或共同地推動貿易理論大樹不斷地發展、繁榮壯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論的誕生，既有填補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空白的需要，又與當時英國資產階級爭取自由貿易運動相聯系； 重疊需求理論的產生，既有應對發達國家間產業內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又彌補了傳統貿易理論長期忽視需求層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論”的提出，則既有維護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利益的動因，又有理論應對國際貿易現實挑戰的需要———傳統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對參與國普遍有利，而二戰后的國際分工情形正好與之相反。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的講授與學習貫穿哲學的線索，能充分展示理論數理推導的邏輯美，增強教學的條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學生從整體上更好地把握國際貿易理論的內涵； 貫穿歷史的線索，則會增強理論課講授的生動性，使其更貼進社會科學的本源，這不僅有助于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而且有助于學生理論專業素養的養成，加深其對理論發展的來龍去脈的了解。聯系歷史背景，緊扣理論觀點，再配以條理性和系統性的模型解說，必然使課堂的講授張馳有度，更富有立體性。當然，這也對教師綜合知識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戰。哲學方法與歷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會科學的根本方法； 同樣，高校在國際貿易理論的教學中，也必須將哲學和歷史線索充分展現，并且在必要時進行適當歸納，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講授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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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范文6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二次調節所有制改革轉型發展道德調節
引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梢哉f，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紤]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耙淮擞幸淮说臍v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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