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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行為范文1
微觀經濟學作為經管類專業學生的專業基礎課,是后期專業課程學習的基礎和保障。但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由于授課主體、授課方式、授課對象等多方面的原因,微觀經濟學的教學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厘清微觀經濟學實際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探究有效的解決方式,是提升微觀經濟學教學質量的必然選擇。
一、微觀經濟學學習的意義
微觀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的兩大分支之一。西方經濟學主要劃分為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兩個部分。微觀經濟學是單個經濟主體入手研究市場經濟運行的科學,而宏觀經濟學是從經濟總量入手研究市場經濟運行的科學。微觀經濟學是宏觀經濟學的基礎,學習微觀經濟學有諸多益處。首先,它能夠使我們更好地了解和認識世界。在微觀經濟學中涉及到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生產者和不完全競爭市場等等諸多知識。通過學習能夠使我們更加理性的面對商家的價格策略,作為消費者合理進行消費決策;其次,它可以讓學習者具備成為一個智慧商家的基本素質,在學習內容中涉及到生產理論、成本理論以及利潤最大化的實現原則等等,從而有助于商家做出一個最優的生產決策;另外,單純從微觀經濟學理論本身的趣味性,也是值得我們去深入學習的。如,在微觀經濟學的博弈論部分將會探討一些經典案例,如囚徒的困境和以牙還牙等,讓學生在風趣的社會現象中探究背后的理論本質。
二、微觀經濟學教學中遇到的主要問題
1.高等數學為基礎所引致的困境
微觀經濟學的內容中涉及較多的高等數學知識,是導致微觀經濟學教學效果不理想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消費者行為理論和生產者行為理論中涉及到微分知識,而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中需要運用到積分知識進行求解;在成本論中,介紹短期總成本的七種類型曲線關系時,涉及大量的微分計算;在介紹廠商利潤最大化的實現問題時,涉及高等數學中極值問題的求解。多數高校的微觀經濟學課程都是在大一下學期開設,此時高等數學還沒有學完,正在同步進行。由于大學的學生方式和高中已經截然不同。大多數學生本身在高等數學的學習中已經遇到了許多困難,而微觀經濟學是相當于對高等數學知識的實際應用。因此,對于學生而言更是難上加難。
2.教師過于重視理論知識的講解缺乏實際案例結合
微觀經濟學分為初級微觀經濟學、中級微觀經濟學和高級微觀經濟學三個不同的難度層面。初級微觀經濟學主要側重于對理論知識實際應用的闡述,而高級微觀經濟學則側重于對微觀經濟學理論的數理驗證,中級微觀經濟學界于兩者之間。其中,在學術界,初級經濟學和高級經濟學的劃分界限并不十分清晰。由此,也造成了教師在實際的授課過程中,對兩者之間的界限拿捏不清。如果,過于偏重理論知識的講解、忽略了與現實的結合,必然會給學生的學習帶來難度。比如,在微觀經濟學第三章關于收入效應、替代效應的課程講解中,涉及三種不同類型商品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的介紹。如果完全從理論角度運用幾何圖形進行介紹和分析,再加之引入一個補償預算線,學生們肯定一頭霧水。但是如果每一種類型的商品都舉出相對應的商品進行對照講解并且和前期學習過的需求法則等相關理論結合起來進行講解,則會讓理論真正的融入現實生活,從而增進學生的理解。
3.學生缺乏主動性
經濟學的學習,在吸收課堂理論知識的基礎上,更重要的是學會靈活掌握知識及與現實的結合。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經常會發現學生對經濟學基礎知識和基礎概念掌握程度還算可以,但是不懂得如何靈活應用。實際上,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還沒有完全擺脫中小學的被動式學習思維,在學習中缺乏積極性、主動性。然而,在大學期間,課堂教學只是整個大學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課外時間的合理調配尤為重要。而且,知識的學習并不是單純的死記硬背,融匯貫通更為重要。
三、提升微觀經濟學教學有效性的對策
1.增加案例式教學
微觀經濟學中大量的圖、表及數學推導令初學者望而卻步。而案例式教學利用典型、生動的案例素材,拉近了學生與抽象理論之間的距離,而且培養了學生獨立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要綜合運用例導式、例證式、例說式等不同的案例式教學模式。并且,在的案例式教學中應注重多引入與學生實際生活貼近、與專業相關的案例。如在談及機會成本的概念時,可以和學生共同探討上大學的機會成本是什么、是多少的問題。
2.鼓勵教師參加社會生產實踐鍛煉
教師不能在教學中引入恰當、易懂的經濟學案例,并不是因為教師本身的知識水平不足,而主要是因為實踐經驗的相對欠缺。經濟學理論來源于現實的經濟生活,在學習過程中,自然也不能脫離現實生活。在大學的課堂中,往往具有實踐工作經驗的老師更受學生的歡迎。因為,他們能夠將課本的知識與生產、生活實踐實現有效的結合。作為高校,應大力提倡教師參加社會生產實踐活動,培養雙師型教師。在高校校企合作過程中,教師應積極主動的參加到與企業的合作中。例如,教師可以通過為企業提供經濟咨詢或承擔企業的招投標課題等方式與企業進行實質性的合作。從而,即為企業解決了實際問題又提升了自身的實踐素質。如此,在課堂教學中,將自身的企業實踐融入到知識的講解中,從而更有說服力。
3.積極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
課堂教學課時的有限,所以單純依賴于導師的單方面講解是遠遠不足的,需要學生充分發揮自身的學習主動性。教師在課堂中應積極調動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引出一些主題和案例先不講解,由同學們共同討論、各抒己見。如在介紹市場失靈時,可以讓學生自己先根據字面意思闡述一下對這個概念的理解并舉出相應的案例;另外,布置一些課外作業,讓學生自己查閱資料。在課余時間,學生多瀏覽新聞、期刊和報紙,從而增進對現實世界的了解。并且,逐步學會用理論知識解釋經濟現象的能力。為了形成激勵機制,對主動性強的學生,可以通過平時成績給予鼓勵。
4.引入先進的教學方式的教學手段
先進的教學手段的引入是提升教學質量的重要方式。如,課堂中的多媒體教學可以利用聲、像等手段給予經濟學知識更加生動的體現。另外,網絡教學可以實現課堂教學的有效延伸。必須建立適合本校學生特點的微觀經濟學網站。從而,使學生能夠在課外及時復習和補充經濟學知識。MOOC作為新興的教學方式,突破了傳統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依托于互聯網,可以使世界各地的學生共享全球最優秀的教學資源。作為高校教師,必須主動融入進現代的教學方式中,探索 MOOC這種新型的教學模式。由此,即可以提升教師自身的教學質量及與同行的競爭意識,更能讓學生在現代化的教學模式中廣為受益。
微觀經濟行為范文2
【關鍵詞】宏觀調控行為;不可訴性;經濟體制;性質
1宏觀調控行為的涵義
1.1宏觀調控的定義
宏觀調控簡稱宏調,是由國外一位經濟學家以全球經濟情況為依據提出。它是指國家采取一些道德、法律、科技等方法,對我國經濟運營方式及現狀進行微型調整,使得我國微觀經濟活動與國民經濟發展保持同態,從而趨于正常軌道。通過宏觀調控行為對經濟運行中出現偏離的現象予以糾正,使得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它不僅是指國家通過不同的行為手段對國家經濟進行的一種調節,也是對國家實現經濟平穩發展的一種保證。因此,宏觀調控是以整個社會的經濟運作為主體,保持國民經濟的增長率及對我國企業的產業結構進行合理調整,使得勞動力都能充分就業,擁有收入。
1.2宏觀調控的目標
(1)基于我國經濟運營情況,國家能夠合理地調整原有相關的經濟政策且對企業的生產、發展給予指導性建議,使得各項產業布局更加完善;依據居民消費和積攢比例來制定、調整相關貨幣政策,滿足社會的需求量,達到貨幣的消費與需求的相對平衡;貨幣合理發行,防止出現通貨膨脹現象;改善以往的稅收方式,建立符合當今社會需求的經濟發展制度,使得國民收入達到一定高度等。(2)國家能夠合理運用價格、稅收等經濟平衡點,對國民收入進行合理分配,對企業運營提供保障,以經濟方式進行協調、誘導,使得社會生產的各個方面平穩進行。(3)對各項經濟調節計劃進行科學地分析、編制,明確其可行性,使之對經濟運行中的各項資源配置進行合理利用,彌補長期配置中出現的缺陷,發揮在市場資源中的作用??傊?,宏觀調控行為使整個社會的供給及需求量保持平穩發展,對市場經濟中存在的不足進行彌補,提升就業率,從而促進經濟快速發展。而促進經濟增長又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和實現國家長遠發展戰略的基礎。
2宏觀經濟調控行為的不可訴性的理論依據
2.1我國經濟法的社會性質
經濟法屬于“市場法”的一種,它對市場運行中的各個主體間的法律關系進行調節、分析。但宏觀調控主體在宏觀調控行為中扮演著一個調整者的身份,并非主要目的。這種協調關系正如法院在民法中的地位相同,協調著法律主體中的利益問題。此外,經濟法僅僅是一個“空殼”的法律內容,沒有匹配的程序法律相維護。當前我國遇到經濟糾紛事件時不能單獨處理,需要依靠民事訴訟的程序及各項行政手段進行解決。同時,經濟法主要側重于對行為模式進行規范、管理和權力的分配與授予,而很少有法律效果的相關規定。因而,經濟法的如此特性就規范著宏觀調控行為在經濟法上的不可訴性。
2.2宏觀調控行為的特性
(1)宏觀性。宏觀調控是從宏觀角度對經濟進行調控,因而調控經濟采取的措施也是宏觀的,從大方面出發對中國經濟全面了解。主要調控措施有:財政調控方式、稅收調控方式、宏觀貨幣調控方式、收入分配等宏觀調控方式等。(2)預見性。在進行宏觀調控經濟行為時需要提前進行考察,對經濟波動進行及時、準確的判斷和預見。而經濟情況往往不穩定,處于波動狀態,使得其涉及范圍廣,因而需要進行極為細致地判斷。此外,宏觀經濟的決策性主體對于經濟波動信息掌握有限,使得判斷失誤率較高。(3)調控對象不特定。宏觀調控行為旨在影響國家的宏觀經濟運營狀況,目標范圍廣闊,并不特定于某一對象。此外,宏觀經濟調控行為在一系列相關宏觀經濟政策的大背景下,通過參照歷年的經濟變化規律對被控制的行為個體進行決斷實現已確立的行為目標。這一特性使得在打官司時,倘若一方對宏觀調控行為進行控告,原告方將難以確定被控范圍。
3對經濟法不可訴的完善
3.1明確宏觀經濟調控行為的責任
3.1.1責任歸屬的含義明確責任歸屬,簡單而言就是明確在行政中的責任歸咎問題。行政責任和其它責任相似,都有第一性義務與第二性義務兩大義務責任。而第一性義務是指法律義務,相應的,第二性義務是指法律責任。這兩性義務在執行過程中相輔相成,結合這兩性義務來講,責任歸屬就是由于行政主體對于第一性義務的對立,使得第二性義務產生的過程,也就是行政主體在執行宏觀調控行為時倘若違背了法律責任,需要承擔的另一種持相反態度的法律法規。3.1.2宏觀調控行為的責任歸咎方式探討宏觀調控行為包括決策行為和執行行為兩大行為。由于處于決策的最初階段,行為領域涉及范圍極小,負責人員數量也較少,因而能夠很好地做到責任到人,避免產生人多而無人負責的現象發生。此外這種管理方式與我國行政單位的地位高低關系相同,這有助于責任人之間進行可行性地探討,對宏觀決策行為進行全面了解及合理評估,努力做到切實實施調控行為。而執行行為又異于決策行為。執行行為的目標極為廣泛,其行為主體并不如決策行為密集度高,尤其表現在在執行過程中執行主體的決策性低,需要決策行為對其進行細解。在宏觀調控行為中,我國一貫實行權力與責任相互維持的政策,在執行調控行為時,要做到首長責任制。倘若有人在執行過程中進行違規操作或者不合法的行為操作,要及時予以責任處罰,明確責任人,讓相關責任單位做好賠償工作。3.1.3對抽象宏觀調控行為進行審查在執行宏觀調控行為時首先要明確其在行政法的隸屬行為,尤其是抽象行政行為,并不具備政法上的可訴性。因此對宏觀調控行為開展違憲審查必不可少。(1)違憲審查的含義。違憲審查是國家依據法律法規以及憲法所進行的法律意義的審查,執行單位是特定的國家機關,有很高的法律效力。簡而言之,對宏觀調控行為進行檢查主要是對決策行為以及宏觀抽象行為進行合憲審查。(2)對決策行為違憲審查的行為構建。在我國《立法法》中明確規定,我們普通公民可以對一般的違憲行為提起違憲審查申請,但這一行為并沒有專門的法律進行保障,導致其可行性并不高。此外,我國法律對有關違憲行為的提出主體沒有明文條例規范,更甚之,在司法實踐中排斥公民的提出違憲行為的資格,使得公民權力難以維護,從而影響違憲審查工作的開展。第一,我國目前沒有出臺專有的法律法規。我國的法律法規以及憲法都是對我國建國以來的行為歷史的明確和權力的確立,主要針對于大方面進行規定,對個人行為及權力并不完善。第二,我國的憲法涉及范圍小,很有局限性,單純地包括行政法規、自治區管理、地方性法規以及經濟特區法規等,較為片面。而宏觀調控行為是有行政法規、規章以及,特定行政機關而制定,的各種消息及做出的有關決定都擁有法律效力,盡管有些行為可在司法機關中進行審查,但此類司法機關的審查對象更為細致、狹隘。因而,我國相關范圍在制定違憲審查制度時需要明確違憲審查的對象,對各類文件及資料都要納入審查范圍,不允許錯過任何違憲行為。只有通過這樣擴大規模及排查范圍才能有效降低宏觀調控行為的違憲可能性。
參考文獻:
微觀經濟行為范文3
一、求利——企業經濟行為的內因驅動
什么是企業?企業因何而存在?這是研究企業一切經濟行為的邏輯前提。根據現代企業理論,對什么是企業主要有兩種不同的概念界定。一是科斯的定義,他認為“企業的顯著標志是對價格機制的替代”,“在企業之外,價格運動調節著生產,對生產的協調是通過一系列市場交易來實現的。在企業內部,這些市場交易不存在了,與這些交易相聯系的復雜的市場結構讓位于調節生產的企業家協調者”①,也就是說,企業是一種可以與市場機制互相替代的協調生產的手段和機制。二是詹森和麥克林的定義,他們認為企業是一種為個人之間的“一組契約關系”充當連接點的組織,是一種法律虛構。就企業而言,這“一組契約關系”就是勞動所有者、物質投入和資本投入的提供者、產出品的消費者相互之間的契約關系②。綜觀兩種界定,我們不妨對企業作如下初步詮釋:所謂企業,是指一種用以協調內部成員及利益相關者的契約關系,可以替代市場機制的個體協作組織。
既然企業是個體協作組織,那么能夠依托市場機制自發調節相互利益關系的個體小生產者為什么要進行合作和組織企業?對此,馬克思在(資本助中曾作過深入分析,并指出協作“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③。在馬克思看來,個體小生產者之所以向協作轉化并組建企業,主要基于以下兩種原因:一是個體小生產者自身的歷史局限。馬克思認為個體小生產者由于“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因而“自然要被消滅”④。二是作為協作組織的企業有諸多優越性。馬克思認為:“單個的勞動者力量的機械總和,與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舉重、轉絞車、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等)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⑤,“和同樣數量的單干的個人工作目的總和比較起來,結合工作日可以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因而可以減少生產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勞動時間”⑤。也就是說,個體小生產者進行協作的根本目的,是因為協作生產比單個生產能節約生產成本,提高勞動效率,獲取更多的規模收益。
與馬克思不同,現代西方經濟學家一方面從生產成本與度量成本相結合的角度分析企業的成因,比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爾欽和德姆塞茨在(生產、信息成本和經濟組織)一文中曾指出:“如果協作群生產的產出足夠大,以至于和不可分離的生產的產出總和相比,超出的部分足以抵銷用于組織和約束協作群成員的成本,則協作群生產就會被采用”③也就是說,協作群生產代替個體生產的原因不僅是生產成本的節約,而且是生產成本與度量成本總和的節約。另一方面西方經濟學家從交易成本的視角論述企業的形成,比如威廉姆森認為,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及少數交易參與者之間的關系是導致市場失靈的環境因素,再加上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人為因素,使人們在擬定、履行和強制執行市場契約時會付出巨大的代價,最終導致交易在企業內部而不是在市場上進行”③,因而由企業組織代替市場交易有利于節約交易成本。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便可以得出以下邏輯推論:無論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古典企業成因的分析,還是現代西方經濟學家對現代企業形成的論述,其中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作為個體協作組織的企業的產生緣由是為了通過“隊生產(teamproduction)”的方式節約生產成本和度量成本,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生產效率,創造規模效益,從而既可以實現個體無法從事的生產經營活動,又可以使參與協作的個體生產者能夠獲得其在單獨生產中無法得到的“合作剩余”利益。一句話,人們發明和創造企業組是為了自身更好地“求利”,更好地實現以最小投入獲得最大產出的愿望。因此,追求自身利益和效用最大化,必然構成企業一切經濟行為的出發點和內在驅動力。
二、求德——企業經濟行為的外在規制
企業既然因“求利”而存在,那么如何才能求得利?如何才能求得多利、長利以維持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也就是說,企業應采取何種方式、通過何種途徑才能實現自身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以及福利的長遠增進?
首先,企業求利的實現條件取決于是否有物可利他人。我們知道,在市場經濟經濟條件下,企業從事商品生產和提供勞務的目的,并不是為了滿足自身需求,自己進行消費,而是為了用于交換,通過滿足與其交換者的某種需要來實現自己的獲利追求,而要達到這樣的目的,企業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企業必然能夠生產出一定數量的產品或提供一定數量的勞力,二是企業所生產的產品或提供的勞務必須對他人有用,能夠足他人的某種需要。倘若企業既不能生產出一定數量的產品,又不能提供一定數量的勞務,卻只想從別的經濟主體那里獲取什么的話,那么,在自由交換的市場中別的經濟主體便有正當的理由不與其發生聯系——一因為每個企業都會追求和保護自己應有的利益。企業要想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要擁有可以交換之物,必須要考慮愿意與其交換產品的另一方的愿望與需求及其強烈程度,把自我的利益追求與另一方面的需要滿足結合起來,這樣才能實現其生產產品的“驚險的跳躍”。
其次,企業求利的數額多少取決于生產成本與交易成本的節約。企業求利要有產品和勞務與他人交換,而求利的份額多少則決定于自己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勞務所包含的勞動量耗費。在市場交換中,決定產品和勞務的勞動量并不是單個企業生產這種產品和提供這種勞務時所耗費的勞動量,而是生產這種產品和提供這種勞務時的平均必要的勞動量,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馬克思曾指出:“每個商品的價值都是由物化在它的使用價值中的勞動量決定的,是由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⑤。也就是說,在一定時期和任何一個生產部門內,雖然因生產條件游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的差異而導致的不同生產者生產同一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各不相同,但決定商品價值量卻是社會上大多數商品生產者在大致相同的生產條件、技術水平和勞動強度下,生產這種商品所需的社會平均耗費的勞動時間。假如單個企業生產某種產品和提供某種勞務所耗費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或相當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那么企業的成本支出與勞動耗費不僅將得到補償,而且能得到應得利潤,甚至還能獲得超額利潤。因此,企業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必然不斷改進生產技術,改善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支出和勞動耗費,以獲取應有的甚至超額的利潤回報。長期以來,由于受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影響,人們對企業的成本支出的認識往往只局限于生產成本,其實在企業的成本核算中不僅要考慮生產成本支出,而且還要考慮交易成本支付。按照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派的觀點,企業的存在就是為了用“費用較低的企業內交易替代費用較高的市場交易”,也就是說,無論是企業內的人與人的交往,還是企業與企業、企業與他相關人的交往都是有費用的、有成本的。因此,根據現代企業理論,要想增加企業求利份額的總量,不僅要注重對企業生產成本的節約,而且要更加注重對企業交易成本的節約。
最后,企業求利的時間久暫取決于其他利益相關者以及整個社會的認可程度。從表面上看,企業利益的獲得似乎只和與其交換者有關,似乎只要得到與其交換者的認可就可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其實不然。第一,由于企業存在于社會之中,因而其求利活動的正常規進行有賴于社會的認可和保障。根據現代產權經濟學理論,“市場交換的實質是一組權利的交換”。要使價格機制運轉起來,參與交易者必須對所要交換的物品擁有明晰和專一的可以自由轉讓的產權。如果沒有獨立的產權,獲準進入交換市場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獨立的地位,也就不可能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經濟實體和競爭主體。而企業要想獲得對其用于交換產品的獨立產權,不僅取決于企業是否對這些產品的生產付出過勞動,而且取決于社會對企業產品所有權的認可和保障。倘若社會不存在承認和保障企業擁有合法追求自身利益并對這種利益擁有所有權的制度,那么,即使企業為生產某種產品付出過再大的勞動耗費,也無法保證其對這種產品擁有絕對產權并持續獲利。第二,由于企業求利活動會產生外部效應,因而其求利活動的順利進行需依托社會力量的強力調控。所謂外部效應,按照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諾思的解釋是“當某個人的行動所引起的個人成本不等于社會成本,個人收益不等于社會收益時,就存在外部性”,也就是說,某種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影響并不一定在其自身的成本或收益上表現出來,但卻會給其他經濟主體乃至整個社會帶來好處或壞處。當其結果能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好處時,被稱為外部經濟(正的外部效應),反之,則被為外部不經濟(負的外部效應)。長期以來,人們對企業交換結果的研究往往儀困于交換雙方的利益實現,而對其可能對非交換方所產生的外部效應卻熟視無睹。其實,任何交挽行為都會對非交換方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影響,呈現出或正或負的外部效應。比如:甲生產面包,乙生產皮衣,兩者相互交換,從內部效應來說,滿足各自對食物和衣服的要求;從外部效應來說,則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再如:丙進行販毒,丁進行吸毒,兩者相交換,從內部效應來說,滿足了各自對和賺錢的需求,從外部效應來說,則敗壞了社會風氣。因此,要保障企業獲利的長久性,實現社會資源優化配置,增加社會福利,維護其他利益相關人不受侵害,必須動用社會、尤其是政府力量制定制度規范,使企業外部效應內部化。
由此可見,作為因“求利”而存在的企業,要想獲利、獲多利、獲長利,一方面必須以利他為手段,通過不斷改進技術,改善管理,節約生產成本與交易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努力生產或提供可以滿足他人需要的產品或勞務,從而使自己的私人勞動能順利地轉化為社會勞動,實現自己的價值創造和謀利最大化。另一方面,企業必須立足于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自覺承擔起對其他利益相關者以及整個社會的應有責任,努力使企業可能產生的負外部效應內部化,防止自身成本“外嫁”,潛心營造企業能夠長期獲利的社會氛圍。反之,如果企業在經濟活動中僅從滿足一己私利出發,那么企業的求利行為就難以實現,或即使實現,也難以持久。因此,企業在求利過程中不僅不可以排斥“利他”,而且必須依賴“利他”,這是不以任何企業的個體意志為轉移的。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認為,“求德利他”是企業一切經濟行為的約束力和外在規制。
三、均衡——企業經濟行為的理性抉擇
即然作為個體協作組織的企業因求利而存在,而求利又必須以利他為手段,那么,當求利利己的目的與求德利他的手段發生矛盾和沖突時,企業是否會為了利己而不擇手段,或為了利他而不惜損己?還是努力尋找求利與求德的均衡點呢?在這里就牽涉到一個問題,即以求利為目的的企業經濟行為是否存在一個倫理限度?
德國著名的經濟倫理學家科斯洛夫斯基曾對企業如何對待求利與求德的關系作過考察,并將其分為三類:一是“行為人能夠無條件地按照道德進行交易。他把道德行為和個人行動都視為經濟利益,把公共利益機為他個人利益,即他按照道德進行交易不受其他人的影響?!边@類企業往往把求德與求利絕對等同起來,甚至可以為了求德不惜損害自身的利益。這類企業所作出的行為選擇雖然在道義上值得稱頌,但由于偏離了企業經濟活動本身的直接價值指向,因而在經濟活動中缺乏現實性和普遍性。二是“個人能夠無條件地按照道德進行交易。如果其他人或大多數人也這樣做,他準備遵守道德規則,如果他感覺只有他一個成了‘傻瓜’,他就自己破壞規則”。這類企業并不是康德式的義務踐履者,它往往把求利置于求德之上,認為求德必須得利,也就是說,企業是否按照社會公認的道德要求從事經濟活動,是有條件的,而這個條件從根本上講就是不得損害企業求利的最低限度。三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得到了較好的待遇,個人還可以理解,如果所有的人都遵守規則,最佳情況是所有其他人都遵守規則,只有他自己不遵守規則?!边@類企業在行為選擇上極具投機性,是典型的“逃票者”,既希望享受因社會整體道德秩序良好而使自己的交易成本有所降低所帶來的好處卻不愿支付任何代價,又企圖獲取由于自己對社會道德規范的違背而使別人的交易成本有所提高所帶來的額外收益卻想逃避懲罰。
微觀經濟行為范文4
關鍵詞:事業單位;經濟管理;財務風險
在我國,很多事業單位的領導和財務工作者心中一直沒有重視事業單位經濟管理的重要作用,沒有對財務風險有足夠的認識,在事業單位自身發展的過程中,如果沒有重視財務管理工作和經濟管理工作就會影響事業單位的發展,甚至會造成一些事業單位被撤銷的后果,因此為了發展并壯大事業單位,應當加強對事業單位的經濟管理工作的認識,規范事業單位的經濟管理行為,因此本文對于事業單位經濟管理行為進行了分析。
1.事業單位經濟管理行為的重要作用
為了實現預定的管理目標,經濟管理的主體在對組織機構開展的一些諸如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監督等一系列工作的一種管理活動稱為經濟管理,作為非營利性的單位,國家組建事業單位的主要目的是為社會和人民提供公益性的服務,事業單位是由國家直接進行管理的,主要依靠國家的財政撥款進行正常的運轉,是一個非營利性的組織,因此,如果一個事業單位的經濟管理工作出現了混亂的現象就會對事業單位自身的發展產生影響,為了保證事業單位的順利發展應當對事業單位的經濟管理行為進行規范。
1.1節約成本,實現資本效益最大化
從普遍的意義上來講,經濟管理和利潤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進行管理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但是在事業單位中進行經濟管理就不一樣,由于事業單位為非營利單位,在事業單位進行經濟管理的主要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而是為了實現事業單位社會效益和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事業單位是在政府財政的支持下為社會服務,為了保證事業單位資金的合理應用應當進行財務管理工作,解決事業單位中所出現的鋪張浪費、資本管理混亂的現象,節約事業單位的運行成本,使企業的每一份資金都應用到關鍵的地方。由以上可以看出,為了實現事業單位資本效益的最大化,應當進行經濟管理工作。
1.2經濟管理行為的雙重屬性
在市場經濟不斷發展以及事業單位體制改革不斷深入的過程中,事業單位的經濟體制逐漸的以市場機制為主體,這就說明了事業單位具有較強的雙重屬性。首先事業單位所提供的產品是為社會服務的,而這也是事業單位的根本所在。然后也要將這些產品是否能夠產生相應的效果考慮在內,要考慮這些產品所產生的效益是否能夠滿足市場經濟下的收益規律。因此,考慮到事業單位經濟管理行為所具有的雙重屬性,應當在事業單位中進行經濟管理。
1.3減少國家的財政壓力
由于事業單位所特有的特點,決定了事業單位非常依賴國家財政的支持,因此事業單位的運行為國家財政帶來了很大的壓力。通過規范事業單位經濟管理能夠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實現經濟來源的多元化,在能夠履行好事業單位自身職責的基礎上減輕國家的財政壓力,響應國家勤儉節約的號召,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
2.當前事業經濟管理工作中所存在的問題
2.1缺乏高素質的經濟管理人才
在計劃經濟體制的長期的影響下,很多事業單位都沒有對經濟管理有足夠的重視,并沒有在事業單位發展的過程中引進經濟管理的人才,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很多事業單位并沒有專門的部門負責經濟管理工作,在事業單位中沒有進行經濟管理工作的專業人才,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由財務部門的人員進行經濟管理工作,所謂經濟管理也僅僅實現了財務上的管理,沒有對預算管理、成本費用控制、無形資產管理、固定資產管理等方面重視起來,這就導致了事業單位的經濟管理工作跟不上事業單位發展的步伐。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行政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占據事業單位的領導位置,對于經濟管理工作他們并沒有足夠的經驗和理論作為指導,不能有效地在事業單位中進行經濟管理工作。
2.2沒有完善的經濟管理制度
在事業單位經濟管理工作的過程中一定要具有完善的經濟管理制度,近年來很多事業單位在各項制度的改革方面取得了有效的成果,但是對于經濟管理制度的建設還處于起步階段,這對于事業單位的經濟管理工作的進行是非常不利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在很多事業單位中沒有完善的經濟管理制度,缺少相關的法規和政策對經濟管理體系的建立進行指導,在進行經濟管理制度完善的過程中沒有相應的依據,因此,很多事業單位都是參照以前傳統的方法開展經濟管理工作,無法根據形勢的變化做出有效的改變。然后,雖然有些事業單位制定了相對比較完善的經濟管理體系,但是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卻由于各個方面的原因無法得到落實,并不能發揮經濟管理制度的實際作用。
2.3事業單位的資金使用不合理
對于國家撥給事業單位的資金,很多事業單位沒有合理的利用,沒有將政府財政撥款用到真正有利于事業單位發展的重要地方,只是盲目地對一些項目進行建設,很多建設的工作沒有實用性,例如,在事業單位內部,當一個新的領導上任以后,為了提升自己的業績,都要進行項目的建設,并不考慮這個項目的實用性,很多項目的建設都是為了領導的面子,這就造成了國家的財政撥款大量浪費的情況。將國家為了提升事業單位服務質量所撥的資金用在了面子工程的建設上,嚴重阻礙了事業單位的發展。
2.4事業單位的財務風險意識不足
由于事業單位的經濟來源主要來自國家的支持,因此,事業單位并不存在一些經濟上的財務風險,這就導致了事業單位中的很多人沒有足夠的財務風險意識。在市場經濟體制的作用下,事業單位經費來源的多樣化導致了在事業單位中可能會存在一些財務風險,但是很多事業單位的領導者對于財務風險的認識還停留在計劃經濟的階段,沒有對財務風險有足夠的重視,這就導致了在事業單位資金使用的過程中太隨意,并不考慮風險因素,這就進一步增加了事業單位發生財務風險的可能性。
3.加強事業單位經濟管理行為的建議
3.1更新事業單位經濟管理理念,培養高素質人才
第一,在經濟活動的開展過程中,事業單位應當以成本效益理念為基礎,既要保證事業單位達到規定的社會效益,還要使事業單位所投入的資金最少以保證實現事業單位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在優化資源配置和為社會提供更加優良服務的基礎上提升事業單位的經濟效益。第二,事業單位要不斷提高經濟管理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能夠為經濟管理工作提供高素質的人才,既要吸納優秀的人才到經濟管理隊伍中來,還要對現有的工作人員進行培訓,同時事業單位要成立專門的部門負責經濟管理工作,并將專業的人才吸引到這些部門中,在提升員工經濟管理意識的基礎上提升員工經濟管理工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3.2深化事業單位的內部管理制度
應當加大事業單位內部的管理制度改革,對于現有的經濟管理制度進行完善,在制定企業管理制度的過程中要以相應的法規作為指導,使所制定的內部管理制度有據可依,有據可循。同時在進行制度具體落實的過程中要嚴格地執行,避免出現將管理制度作為形式制度的現象發生。
3.3嚴格管理事業單位的財務預算
在開展經濟管理工作的過程中最主要的就是進行財務預算,在進行資金分配的過程中應當以往年的資金使用情況作為參考進行資金的合理分配,使國家所撥的資金用在關鍵的地方,確保事業單位收支的平衡。具體的操作如下:在年初制定事業單位的財務預算報表,對于事業單位整年的財政支出進行預算,同時事業單位應當響應國家的號召增加事業單位資金來源的渠道,在年終對整個事業單位的資金使用情況進行總結,找出資金使用不充分的地方,為下年的財政預算提供參考。
3.4提高財務風險意識,提升應對風險的能力
前面已經介紹過,不同于以前的計劃經濟下的事業單位,新形勢下事業單位很容易出現財務風險,因此,事業單位要加強工作人員和領導者的財務風險意識,同時強化財務部門的風險應對能力,可以通過建立相應的財務風險預警體系來對財務風險進行預防和識別,做好財務風險的預防工作。
總結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改革,事業單位在改革的過程中發生了很大的改變,資金來源的多樣性以及經濟體制的影響都決定了要在事業單位內部進行財務管理工作。因此事業單位要跟上當前新形勢的發展,對于經濟管理工作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及時的預防和解決,優化事業單位的資金配置,深化事業單位內部的管理體制,做好事業單位的財務預算工作以保證事業單位在充分發揮其服務社會作用的基礎上降低資金的使用成本,減輕國家的財政壓力。還應當對事業單位的經濟管理工作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宋艷玲.規范事業單位經濟管理行為的建議探討[J].時代經貿,2014.10(4):127-128
微觀經濟行為范文5
旅游業是一個對環境十分敏感的產業,這種敏感性表現在易受到各種突發事件的沖擊和影響,從而導致其出現嚴重的衰退和滑坡而產生旅游危機。我國是個多山的國家,山岳型景區是我國重要的景區類型之一。在經歷了數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山岳型景區的危機事件后,如何預防和應對這些危機,成為當前旅游行業的熱點問題。本文對具有很強代表性的山岳型景區旅游危機進行研究,希望通過理論的梳理來初步構建一個山岳型景區危機管理的模型。
一、危機管理模型研究現狀
目前,旅游危機管理的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危機管理模型。危機管理模型的構建主要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基于危機事件的發展階段,一種是基于危機管理的框架結構。目前關于危機管理階段的劃分有以下幾種:六階段、五階段、四階段、三階段和兩階段。美國專家奧古斯丁根據危機的生命周期以及對應的管理工作,將企業的危機管理過程分為六個階段:避免、準備、確認、控制、解決和從危機中獲得利益;美國學者米特羅夫將危機管理劃分為五個階段:危機征兆的發覺階段、準備和防范階段、損失的控制階段、恢復階段以及學習階段;還有一些學者將危機管理分為三個階段:危機事前管理、事中管理、事后管理。另外Glenn H Snyder與Paul Diesing將危機管理分為兩大部分,“前危機階段”和“危機階段”。但目前大多數學者還是比較支持危機管理的四階段
理論。
除了按照危機的發生階段構建危機管理的模型外,國際上還有一種基于危機管理的框架結構構件的CMSS的危機管理框架模型。它將危機處理的具體任何任務放在具體的部門。CMSS的模型中有四個系統:決策系統、資訊系統、運營系統和信息系統。CMSS模型組織構建靈活,適用性較強,因而本文構建的山岳型景區的危機管理模型是基于CMSS模型之上,再融入山岳型景區的特點。
二、山岳型景區的危機管理模型
由于山岳型景區的危機種類多,并且景區的管理模式也與其經營管理體制密切相關,存在很大的差別,因而要想使山岳型景區的危機管理模型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就需要采用基于組織框架結構的危機管理模型。它可以根據特定的危機重新架構,靈活設計適宜的管理層次。根據山岳型景區危機管理模型構建條件的分析,結合山岳型景區的特點,在CMSS危機管理框架結構之上構建了新的山岳型景區的危機管理
模型。
該模型可分為六個部分,即山岳型景區的危機管理團隊、咨詢系統、決策系統、保障系統、信息系統和執行系統。在這六個部門中,景區的危機管理團隊具有交通樞紐的作用,而信息系統則是景區內部危機有效管理的核心部分。山岳型景區的危機管理模型是基于組織結構建立的,因而其靈活性和適用性還是比較強的。
三、山岳型景區的危機管理模型的特點
山岳型景區的危機管理模型繼承了CMSS模型的優點,但同時也具有自身的特點:
清晰的結構層次。該模型具有清晰的結構特點,它涉及五個系統,并且由景區的管理團隊統一領導。清晰的結構層次便于景區實踐運用中直接劃分操作。
組織應變靈活。該模型是將組織結構轉化為危機反應的形式,將具體的任務分給各個部門。此模型可以根據危機的需要重新架構,也可以靈活的設置下層管理部門,因而此模型更具有靈活性應變的特點。
扁平管理模式。該模型采用了扁平的管理模式,由景區危機管理團隊直接領導各大系統的主要部門,責任到人。采用扁平的管理模式可以減少信息傳達過程中的扭曲和時差,使危機管理組織能最快、最迅速的執行決定,提高危機處理的效率。
集中決策。該模型是由決策部門集中決策的,集中的決策可以使危機管理的各個部門能在統一的決策目標下相互配合,快速執行,高校完成危機管理工作。
重視合作。該模型中的五大系統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存在著相互關聯和緊密合作。這種相互聯系可以使內部的危機處理人員相互溝通和合作,能最大程度提高危機處理效率。
景區工作人員的雙重性。對于山岳型景區而言,景區內的工作人員既是景區內危機發生的信息偵測員,又是具體的危機管理任務的執行者,因而景區的工作人員具有信息搜集和具體執行的雙重工作性質。
與外部團體的有效溝通。山岳型景區的潛在危機種類繁多,在處理危機事件時,不可避免的要與外界交流接觸,本模型內包含有很多對外交流溝通的機構,這些方便了景區內部管理人員與外部團體的有效溝通。
有力的后備保障系統。山岳型景區涉及范圍大,然而管理范圍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造成管理空白點多,容易發生危機隱患。山岳型景區的危機管理模型中的保障系統能夠給予景區管理最有力的保障,擴大景區管理范圍并提供有力支持,盡可能減少危機隱患。
其中,前五個優點是繼承了CMSS模型的優點,后三個優點是山岳型景區危機管理模型自身的獨特之處。
四、結語
隨著近年來屢屢出現的山岳型景區的旅游危機事件,對于此類景區的危機管理方面的研究成為旅游行業研究的熱點。本文通過對危機管理模型的綜述梳理,在CMSS危機管理框架模型基礎上,結合山岳型景區的自身特點,初步構建了山岳型景區危機管理模型。
微觀經濟行為范文6
一、引言
新新貿易理論(New New Trade Theory)自2003年誕生以來,已經在我國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各種理論拓展和實證檢驗的文章紛紛涌現。其中,部分學者發現中國企業的出口行為符合新新貿易理論的經典結論;[1][2]而另一部分學者則發現中國出口企業的生產效率反而低于非出口企業,存在“生產率悖論”,并把悖論出現的原因歸結為中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貿易特征。[3]
與新新貿易理論引起的廣泛關注相比,另外一種緊隨其后產生的重大理論突破在我國卻幾乎無人關注,這就是在異質企業理論擴展到區域經濟問題時發展起來的新新經濟地理(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NEG)。新新經濟地理將企業或居民的差異性特征引入新經濟地理的分析框架,以壟斷競爭和規模經濟為假設條件,發現產業集聚時“中心-”的企業是不一樣的,生產率較高的企業“自 本文獲得遼寧省社科基金項目(L11BJY007),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11YJC790101)的資助。我選擇”地分布在經濟中心,生產效率較低的企業為了避免激烈競爭而居于經濟,這一基于經濟個體差異的分析模式為空間經濟學的研究奠定了微觀基礎,必將對中國區域經濟問題的研究、城鄉收入差異問題的測度、地區間人才分布等問題的考察產生深遠的影響,并進而系統地影響中國未來區域經濟規劃、城鄉發展、國民收入分配等政策的制定。即使從學術自身發展的邏輯來看,新新經濟地理在微觀領域研究的突破,也絕不亞于新經濟地理的學術貢獻。因而將新新經濟地理的當前研究成果及時介紹到國內,使國內學者能夠在理論發軔之初迎頭趕上,已經成為一項迫切的工作。
為了系統地總結和梳理新新經濟地理的發展成果,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1)從縱向和橫向兩個角度來呈現新新經濟地理與其他理論之間的關系。橫向來看,本文遵循理論發展的邏輯順序,介紹了新新貿易理論與新新經濟地理的理論關聯;從縱向上來看,本文對比了這兩個“新新”理論與上一代“新”理論(新貿易理論與新經濟地理)的差異,從而直觀地呈現了新新經濟地理的理論價值。(2)對新新經濟地理的現有文獻進行梳理,總結了理論構建常用的三種模型及其模型背后的理念。本文總結現有文獻發現,較之于新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和新新貿易理論所主要采用的DS模型,新新經濟地理的基準模型更加多元化,但總體來看,主要有DS模型、BEJK模型和擬線性二次函數OTT模型三種,其中OTT模型可能是未來主流的分析框架。(3)理論研究的突破往往能夠帶來實證研究方面一系列的進展,因而,本文對當前國外新新經濟地理方面的實證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除此之外本文還展望了新新經濟地理與企業理論、人力資本理論及中國轉型經濟的特殊國情相結合這三大富有潛力的研究方向。
二、新經濟地理的突破與局限
(一)前克魯格曼時代:空間不可能性定理
空間經濟學在經濟學主流理論中一直處于休眠狀態,直到Krugman后才得以改觀。因而諾貝爾經濟學評審委員會將經濟地理學劃分為“前克魯格曼時代”(Before Krugman, BK)和“后克魯格曼時代”(After Krugman, AK)。在BK時代,僅有的兩個經濟地理學模型是Von Thunen的空間利用模型和Hotelling的區位選擇模型,但這些模型并不能刻畫當代經濟的集聚特征。馬歇爾雖然精彩地描述了產業集聚產生的三個原因:專業化供應商、勞動儲備和信息傳播,但沒有找到合適的數學工具予以刻畫。
從理論上講,空間因素在經濟學中被忽視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通常假定規模報酬不變、完全競爭,并且假定所有生產與消費都可以抽象為一個點,因而得到的是一個無城市的世界,這與現實中到處是產業集聚和城市快速發展的事實相矛盾。范劍勇認為城市化和產業集聚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特征是非常顯而易見的:規模經濟、區域化和城市化。[4]但可惜的是,經濟學一直在沿數學阻力最小的方向前進,并沒有將上述顯而易見的經濟現象模型化。數理模型的約束常常導致經濟學家將主要精力集中于易于求解的常數規模報酬和完全競爭模型,甚至可以說,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優美與簡約,導致經濟學家產生了鎖定效應(lock-in effect)。然而,只要堅持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就不可能產生空間經濟學。這是由于在完全競爭分析框架下,經濟個體在做出生產和消費決策時,唯一有用的信息是市場給出的價格,而個體無法影響價格,也無需考慮廠商或消費者的地點問題。Starrett為此提出了空間不可能性定理:如果空間是同質的、運輸成本為正,消費者的偏好滿足局部非饜足性,那么地區之間就不會存在運輸商品的競爭性均衡;也就是說一旦考慮到區域問題,完全競爭模型的分析框架將難以成立。[5]
(二)后克魯格曼時代:規模報酬遞增視角下的產業集聚
要解決空間不可能性定理問題,要么需要放松完全競爭假定,要么需要放松地區同質性假定。相關研究主要圍繞三條途徑解決這一問題:(1)強調地區差異,相關理論主要有比較優勢學說和Heckscher-Ohlin理論,這些理論認為地區貿易和專業化產生的原因是各地區之間不平衡的技術水平或資源稟賦。(2)城市經濟學則強調產出與消費的外部性問題。(3)產業組織理論上的區位選擇模型,則強調市場力量和不完全競爭。這三種分析框架都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奠定了思想基礎,然而直到Dixit-Stiglitz的壟斷競爭模型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后,[6]以上因素才得以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融合起來。Krugman(1991)在建立新貿易理論之后,將Krugman(1979)所蘊含的地區規模經濟思想重新挖掘出來,標志著經濟學家所稱的“新經濟地理”(new economic geography)或地理學者所稱的地理經濟學(geographical economics)的誕生。[7]
在BK時代,國際貿易和經濟地理是完全不同的兩個領域:遵循不同的規則、討論不同的話題、運用不同的建模方法;在AK時代,經濟地理與貿易理論開始融合:規模經濟作為一種凝聚力量同時決定著國家之間的專業化(貿易理論)和地區之間的專業化(經濟地理)。雖然不完全競爭和外部性是解釋復雜經濟地理現象的關鍵性因素,但由于當前還沒有非常成熟的模型刻畫外部性,因而當前新經濟地理建模的主要假設前提是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
(三)新經濟地理面臨的挑戰:忽視微觀個體差異并缺乏微觀基礎
過去20年是經濟地理學發展的黃金時期,被譽為是經濟學研究中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革命的第四次浪潮。但新經濟地理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1)缺乏微觀基礎。雖然在壟斷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的視角下,企業聚集會產生規模收益,但這種收益的具體發生機制還是一個黑箱。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相關探索文獻分為兩條線路展開:一是企業主動尋找共享機制,該機制又可具體地分為基礎和公共設施的共享和專業化分工效益的共享機制;二是城市集聚使搜尋和匹配成本降低的匹配機制。但是,這些對微觀機理探索的相關研究仍然處于狹隘和分散狀態,所謂的狹隘是就視角而言的,所謂的分散指的是目前沒有文獻將不同的視角有機地整合起來,因而縱觀新經濟地理的發展脈絡,亟須一種具有微觀基礎的整體性理論。(2)忽視企業和勞動者個體差異。新經濟地理主張產業集聚會給企業帶來收益,問題是,如果這個結論成立,為什么還有許多企業分布于呢?在現實中我們經常能夠觀察到的現象是大城市的企業擁有更多的人才、更多的人均資本、更高的生產效率,農村中的企業往往很難跟城市中的企業匹敵,但新經濟地理卻無法分析這些差異。
三、新新經濟地理的產生與主要模型框架
(一) 新新經濟地理的產生
與新經濟地理產生的過程類似,新新經濟地理的產生也是在貿易理論取得突破性進展之后。所不同的是,從新貿易理論(Krugman,1979)到新經濟地理(Krugman,1991)產生,期間大致間隔了12年;而從新新貿易理論(Melitz, 2003)到新新經濟地理的產生不超過5年時間。①2008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將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Krugman,以表彰他在分析“國際貿易模式和經濟活動空間區位”方面做出的杰出貢獻,這兩個方面就是我們通常所稱的“新貿易理論”和“新經濟地理”。但新貿易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末遇到了難以解決的問題:Bernard and Jensen(1995)運用1976-1987年的企業出口數據發現,即使在擁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參與出口的美國企業也僅占企業總數的很小一部分,而且與非出口企業相比,出口企業的規模大、生產率高、資本密集程度強;Bernard and Wagner(1996)針對德國,Clerides, Lach and Tybout(1998)針對哥倫比亞、墨西哥和摩洛哥, Aw et al (2000)針對中國臺灣的研究等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而先前的貿易理論往往用宏觀層面上的優勢來說明貿易發生的原因,無法解釋為什么微觀層面上只有小部分企業參與貿易的問題。
2003年以Melitz為首的經濟學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企業異質性解決了這一問題,[8]成為繼新貿易理論之后的另一理論高峰,被稱之為“新新貿易理論”,或異質企業貿易理論。新新貿易理論的核心假定是每個企業的生產率水平不盡相同,由于出口面臨可觀的沉沒成本,因而只有生產率較高的企業才能彌補這一成本獲取正利潤,生產率較低的企業固守國內市場,生產率最低的企業退出市場。由于這一理論能夠解釋各國出口的實際狀況,并與相關實證檢驗相互呼應,迅速成為國際貿易領域的主流理論。
由于規模報酬遞增、壟斷競爭和異質性的分析框架不僅可以用于分析國際間的商品貿易問題,也可以用于分析國內區域間的商品生產問題,因而新新貿易理論的產生迅速催生了新新經濟地理。新新經濟地理假定,每個企業的生產率水平不盡相同,高生產率的企業由于能夠經受激烈的競爭,因而能夠在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生存并獲得規模經濟效應,而生產率較低的企業為了避免競爭只能分布于。這種分析可以解釋新經濟地理“中心―”結構中存在“質”的不同,處于經濟中心的企業與企業相比具有更高的生產效率,而不僅僅是新經濟地理所看到的企業產出規模、企業雇傭人數等外在的“量”的差異。很顯然,這一理論不僅可以深層分析地區間經濟差距,而且可以分析城鄉差異、城市層級體系演化、國際經濟格局變化等問題,因而引發了經濟地理領域的重大革新,激發了一系列研究成果。[9][10][11]Behrens et al.綜合了這些研究成果,將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歸結為三大效應:(1)產業集聚效應,指企業集中在某一區域產生的知識溢出和規模經濟有利于企業提高生產率;(2)人才歸類效應,指優秀人才主動選擇到大城市工作;(3)市場選擇效應,指由于競爭激烈,只有高生產率的企業才能在大城市中生存的現象。[12]
Ottaviano(2010)借鑒了Baldwin and Robert- Nicoud(2005)等學者將新貿易理論引入企業異質性后的新發展稱之為新新貿易理論的做法,將引入企業異質性問題的經濟地理方面的新進展稱之為“‘新’新經濟地理”。[13]下表1總結了新新經濟地理發展過程中相關的兩論和四種模型間的關聯。
(二)新新經濟地理的三大分析框架
新新經濟地理雖然脫胎于新新貿易理論,但模型的構建更加多元化,從當前的文獻來看,主要有三種模型框架:Dixit-Stiglitz壟斷競爭模型、BEJK伯川德競爭模型和擬線性二次函數OTT模型,從現有發展趨勢來看OTT模型可能是未來主流的分析框架。
1 Dixit-Stiglitz壟斷競爭分析框架。Dixit-Stiglitz(1977)所創立的常替代彈性模型一直是經濟地理方面最常用的分析模型,以至于Fujita和Krugman稱整個新經濟地理都是建立在“Dixit-Stiglitz壟斷競爭模型、冰山交易成本、演化以及計算機模擬技術”的基礎上。由于新新貿易理論的分析框架也是建立在DS壟斷競爭模型基礎上的,所以,新新經濟地理的部分文獻也沿襲了這一傳統。其中Baldwin and Okubo運用DS框架證明了在集聚效應和選擇效應下,生產率更高的企業會主動選擇市場更大的區域、而低生產率企業分布到,這樣就解釋了“中心-”結構中企業本質性的效率差異。[9]Behrens, Duranton, and Robert -Nicoud也運用DS壟斷競爭模型證明了大城市具有的高效率特征;[12]Okubo et al, Combes et al等運用DS分析框架對市場規模和企業效率的研究也得出兩者正相關關系的結論。[14][11]
但DS模型框架存在如下缺陷:(1)DS模型下的方程求解極為困難,以至于在多數情況下得不到解析解,因而不得不運用數值模擬的方法來研究參數變化的影響。這種求解過程顯得不全面、繁瑣,而且有時得到的結論難以令人信服。(2)DS模型框架下商品之間的替代彈性不變,由此決定了壟斷競爭條件下企業進行定價時的加成比例也是不變的。如表2所示,DS模型下商品間替代彈性為σ=1/(1-ρ),這決定了企業的最優定價策略為邊際成本ω/φi乘以加成比例σ/(σ-1)。這意味市場規模無法反映在企業定價公式中,因而嚴重削減了DS模型在新新經濟地理方面的解釋力。表2 DS模型與OTT模型比較
基本函數定價公式經典文獻DS模型UQ=[∫i∈Ωq(ω)ρdi]1/ρpi=σw(σ-1)φiBaldwin and Okubo(2005)
Behrens et al.(2010)OTT模型U=α∫i∈Ωqcidi-12β∫i∈Ω
(qci)2di-12γ(∫i∈Ωqvidi)2pi=α-βqci-γ∫i∈Ωqcidi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
Foster et al (2008)[HJ0〗
2 Ottaviano,Tabuchi and Thisse競爭分析框架。由于DS分析框架通常假定消費者對某種工業品的需求彈性為常數,結果導致企業定價與市場規模無關。因而新經濟地理的進一步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學界能否建立一個囊括空間因素的更有解釋能力的一般均衡模型。為了解決這一問題,Ottaviano,Tabuchi and Thisse建立了一個基于準線性二次函數的分析框架。[15]OTT壟斷競爭分析框架除了能夠分析產品之間的近似替代特征,以及隨著產品種類增加消費者效應得以提高的多樣性偏好之外,還具有如下優點:(1)企業最優定價策略隨著市場規模的變化而變化,也就是說,影響消費者需求的除了產品本身的價格效應,還有同類產品的交叉價格效應,這就克服了DS模型中企業實行固定成本加成法的缺陷。從表2第3行第3列的定價公式可以看出,企業定價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而降低。(2)OTT模型用準線性函數替代了柯布-道格拉斯和不變替代彈性的雙重效用函數,所有的內生變量都可以用外生變量的線性表達式表示,因而具有完全的解析分析能力。
Melitz and Ottaviano(2008)運用OTT分析框架證明了市場規模和貿易可以影響競爭的激烈程度,而競爭激烈程度又反作用于企業進入該市場的選擇,結果只有生產率較高的企業才能在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生存。[10]Okubo et al運用OTT框架的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14]隨著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運用OTT分析框架,可以料想OTT模型可能是未來新新經濟地理的主要分析框架。
3 BEJK框架。新新貿易理論除了Melitz(2003)的壟斷競爭分析框架外,還存在另外一個替代性的BEJK模型。[16]Holmes, Hsu and Lee在BEJK模型的基礎上,引入企業家和企業異質性生產率分布,得到了BEJK模型下的新新經濟地理模型。[17]該文假定企業之間的競爭是同質產品間針鋒相對的競爭,而不是DS模型下的差異化商品的競爭;此外,企業生產率服從“厚尾分布”。他們發現在企業家和勞動力可流動條件下,產業集聚地區的企業會有較高的平均生產率。與DS模型經典結論不同的是,BEJK模型下市場規模較大的區域,企業的生產效率方差較大,而在DS模型下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企業的生產率均值較大??傮w來看,運用BEJK模型研究新新經濟地理的文獻相對較少。
(三)新新經濟地理的其他研究方向
由于新新經濟地理脫胎于新新貿易理論,因而,當前部分研究將兩個“新新”理論(新新經濟地理與新新貿易理論)結合起來考慮。Okubo, picard and Thisse(2008)將貿易自由化與企業區位相互作用的結果,發現全球經濟一體化條件下高效率企業和低效率企業會產生分離,貿易成本的減少將會導致低成本企業實行產業集聚,而高成本企業則遷移到小國家中去后,其結果是國家間經濟發展的差距進一步擴大;但隨著經濟一體化的深入,選擇效應發生逆轉,這是由于市場中的消費者足夠多時,高成本的企業寧可選擇激烈的大市場而不選擇競爭緩和的小市場,因而市場規模與生產效率呈現先增加后減小的倒U型關系,[18]而在Baldwin and Okubo(2006)和Melitz and Ottiviano(2008)的文獻中這種關系是單向的。[9][10]
市場競爭較為激勵的區域,企業的進入和退出也較為頻繁,Asplund and Nocke研究了市場規模引發的競爭程度與企業更替率之間的關系,[18]他們假設企業的生產率服從一個馬爾科夫過程,在壟斷競爭的條件下,市場競爭的均衡條件是:高效率的企業生存,低效率的企業退出市場并被新進入者取代;在這個動態變化的過程中,市場進入成本與企業更替概率負相關,固定生產成本與更替率正相關;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企業更替概率與市場規模正相關,市場規模較大的區域,企業的平均壽命更短。而Foste, Haltiwanger and Syverson則發現新進入企業的定價要比在位者更低,這意味著以往的研究過低估計了新進入者的價格優勢和對總體生產率的改進作用,同時說明了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生產率優勢不僅來源于已有的企業淘汰機制,也源于新企業的產生。[19]
(四)新新經濟地理的實證研究
由于新新經濟地理是最近幾年產生、2010年才有正式名稱的前沿理論,因而國內外實證研究都比較匱乏。先前雖然也有學者對企業規模與生產效率的關系進行了考察,但這些考察主要依據的是新經濟地理,由于新經濟地理將區域間生產效率差異的原因僅僅歸結為產業集聚效應,而忽視了各地區之間還可能存在的人才結構差異和企業生產率效益,因而以往研究往往過高估計了產業集聚的作用。[9][12]
Behrens et al運用新新經濟地理三大效應檢驗地區間收入差距。[12] 發現2000年美國276個大型城市人均收入對城市人口的彈性為0082,這意味著城市人口每增加1倍,人均收入增加82%;但在控制了人才因素和市場競爭程度等因素后,這一系數下降到46%,這說明新經濟地理的確容易高估產業集聚的作用。類似的研究還有Venables,他認為城市中企業的生產率較高是因為城市本身可以視為是一種自我選擇機制,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具有較高能力的勞動者將主動選擇生活在費用高昂的大城市,并把這種生活狀態當作一種高能力的信號顯示機制,所以,這種自我選擇提高了城市中勞動的匹配程度,并最終提高了全市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20]Combes et al的實證檢驗結果表明,雖然引起工資差異的原因很多,但運用法國工人的面板數據檢驗結果發現,在控制工人特征、勞動者固定效應、產業固定效應的情況下,地區間工資差異的主要影響因素是個體勞動技能;如果采用新經濟地理的分析框架而不控制勞動者異質性,將會導致集聚經濟的估計偏誤,偏誤程度高達100%。[11]
四、新新經濟地理的研究展望
自從1991年Krugman的奠基性論文《規模經濟與經濟地理》誕生20年以來,新經濟地理一直致力于解釋“宏觀異質性”(macro-heterogeneity),而忽視了各地區間的企業與人力資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差異。新新經濟地理充分考慮企業和勞動者的“微觀異質性”(micro -heterogeneity),使我們對地區間經濟差異的研究從“量”的層面深入到“質”(微觀效率)的層面,為我們觀察空間經濟提供了嶄新的視角。
1 將企業理論與新新經濟地理相結合,研究地區間企業組織形式的差異。新新貿易理論和新新經濟地理都建立在微觀企業基礎上,這意味著企業理論或契約理論中的交易費用學說、產權理論學說等理論框架可以擴展于新新貿易理論和新新經濟地理當中。Antras and Helpman將產權理論中的GHM模型運用到新新貿易理論獲得的成功,使我們不難預見企業理論結合到新新經濟地理方面的巨大潛力。[21]企業理論從Coase(1937)發展至今已經相對成熟,所以與新新經濟地理交叉領域的研究必將是激動人心的。
2 將企業異質性的研究深入到人力資本異質性。新新貿易理論將企業異質性作為研究基礎,但沒有回答異質性的來源問題,因而在理論邏輯上并不是自洽的。較之于新新貿易理論,新新經濟地理似乎有更多的回答異質性來源的條件,由于勞動要素在國內是自由流動的,因而勞動者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選擇行為可能客觀上產生了企業異質性和地區差異。Okubo, picard and Thisse(2009)、Behrens et al(2010)等學者已經發現了這一潛力巨大的研究方向并進行了一定研究,但相對于人力資本地區分布這個重要話題來說是遠遠不夠的。
3 對中國而言,新新經濟地理為研究中國的區域經濟、城市體系和開放條件下的地理格局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武器。(1)從研究中國區域經濟差異的視角來看,當前中國存在著城鄉發展差異、地區差異和工農差異三大社會問題,運用新新經濟地理的視角,我們很可能會發現中國城鄉之間、東西部地區間的經濟差異是勞動者素質差異、企業效率差異等全方位深層次的差異。(2)從城市層級規劃來看,當前中國正在興起的波瀾壯闊的城市化運動,亟須理論層面的指導,新新經濟地理可以為城市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論依據。(3)從開放經濟的視角來看,對外貿易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量,也是引發長三角、珠三角經濟地理格局變化的重要力量,運用新新經濟地理的視角來考察對外貿易引起的中國內部經濟地理格局的變化,很可能也將得出與以往不同的結論。
注釋:
① Baldwin and Okubo(2006)的論文首開新經濟地理研究之先河,但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的論文更具理論價值,因而,到底哪篇文章標志著新新經濟地理的產生,尚有待時間檢驗,這也是本文用“不超過5年”來描述這一時間段的原因所在。
② Krugman(1979)的論文之所以同時出現在兩欄中,是因為該文對新貿易理論和新經濟地理都有所貢獻。
主要參考文獻:
[1]張杰,李勇,劉志彪.出口促進中國企業生產率提高嗎[J].管理世界, 2009 (12).
[2]錢學鋒,王菊蓉,黃云湖,王勝.出口與中國工業企業的生產率[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1(2).
[3] 李春頂.中國企業是否存在生產率悖論[J].世界經濟, 2010(7).
[4] 范劍勇.產業集聚與地區間勞動生產率差異[J].經濟研究, 2006(11).
[5]Starrett, D. Market allocations of location choice in a model with free mobility [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8, 17(1).
[6]Dixit, A. and Stiglitz, J.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67 (2).
[7]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3).
[8]Melitz, Marc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2003, 71(6).
[9]Baldwin, R. and T. Okubo. Heterogeneous firms,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6(3).
[10]Melitz, Marc J. and G. Ottaviano. Market size, trade, and productivity[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8, 75(1).
[11]Combes, P., Duraton, G., Gobillon, L., Puga, D., Roux, S. The productivity advantages of large cities: distinguishing agglomeration from firm selection [J].CEPR discussion paper, 2009, No. 7191.
[12]Behrens, K., G. Duranton, and F. Robert-Nicoud. Productive cities: Sorting, selection, and agglomeration, working paper, 2010.
[13]Ottaviano G. 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firm heterogeneity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11(1).
[14]Okubo, T., Picard, P., Thisse, J.-F. The spatial selection of heterogeneous firms [J]. CEPR Discussion Paper, 2008, No.6978.
[15]Ottaviano, G., T. Tabuchi and J.-F. Thisse. Agglomeration and Trade Revisited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2, 43(2).
[16]Bernard, A. B., J. Eaton, J. B. Jensen and S. Kortum. Plants and produ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4).
[17]Holmes Thomas, Wentai Hsu and Sanghoon Lee. A model of cities, Entrepreneurship and exit [J]. Working paper, 2010.
[18]Asplund and Nocke. Firm turnover i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s [J]. Review of Economics Study, 2006, 73 (2).
[19]Foster, Haltiwanger and Syverson. Reallocation, firm turnover and efficienc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1).
[20]Venables, A. Productivity in cit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11(2).
[21]Antràs, Pol, Elhanan Helpman. Global Sourcing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