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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產業政策范文1
文章編號：1005-913X（2015）10-0113-02
稀土被譽為“工業維生素”、“新材料之母”等，被廣泛應用于高新技術產業。稀土資源雖然是國民經濟中的小產業，卻是關系到國家安全的大戰略。中國雖然是“稀土大國”，但不是“稀土強國”。在政府的高度重視與推動下，稀土產業正逐步擺脫混亂的局面。2014年是稀土產業發展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我國已經形成以包鋼集團、中國五礦、中鋁公司、廣東稀土、贛州稀土與廈門鎢業這六家企業主導的產業格局，基本完成六大稀土企業集團組建工作;這一年，國務院各部委聯合加強監管執法，將以嚴厲的懲罰打擊稀土違法違規行為;這一年，我國在稀土出口管制案中被世界貿易組織裁定敗訴，這意味著稀土產品出口關稅與出口配額即將取消。稀土，這只曾經廣受資本市場追捧的“概念股”，再一次成為國人議論的焦點。做大做強稀土企業，實現產業可持續發展是關心我國稀土行業人士的共同心愿。
一、包鋼稀土產業整合歷程簡介
包鋼稀土是由國資委直屬包鋼集團控股的上市公司。1997年在上交所上市，2006年完成股權分置改革，并開始使用“白云鄂博”注冊商標，2007年經過稀土產業資產重組后，股票簡稱變更為“包鋼稀土”。在此，之所以選擇包鋼稀土作為案例，是因為它具有三大優勢。其最大優勢在于稀土資源，它所開發利用的白云鄂博稀土礦，約占全世界稀土儲量的50%，這幾乎是無法比擬的優勢;其次，它依托自身主導建立的稀土國際貿易公司，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稀土定價權;最后，它通過兼并重組已經逐漸形成從稀土上游選礦、冶煉、分離到下游科研、深加工與應用的完整稀土產業鏈。這些優勢使得包鋼稀土在產業整合領域牢牢占據主動位置。
包鋼稀土的發展壯大離不開對稀土產業的整合。產業整合初期，它主要專注于初級稀土產品的開發、生產與銷售。隨著政府對稀土產業的日益重視，作為國有稀土企業，它逐漸承擔起政府行政命令。其中，關于稀土企業統一排產、統一收購、統一定價、統一銷售，統一結算的“五統一”政策，大幅提高了包鋼稀土對北方稀土產業的影響力，使得冶煉分離企業從一百多家降低至三十多家，為產業整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包鋼稀土不僅注重橫向整合，也大力延伸稀土產業鏈，如通過組建國際貿易公司，進入銷售領域;發起設立包鋼天彩科技公司，進軍發光材料行業;全資設立包鋼稀土磁性材料公司，開發永磁材料;控股天驕清美稀土公司，生產稀土拋光粉材料等。此外，它還通過控股或參股的形式整合重組包頭飛達稀土、金蒙稀土、紅天宇稀土磁材、五原潤澤稀土、新源稀土高新材料等公司。隨著產業鏈進一步的延伸，公司實力不斷壯大，為順應國家稀土產業整合戰略布局，包鋼稀土于2014年底正式更名為“北方稀土”，完成了又一大歷史跨越。通過兼并重組以及對深加工領域投資，包鋼稀土基本實現了產業鏈一體化的產業布局，迎來更大的發展機遇。
二、包鋼稀土在產業整合中業績分析
（一）經營業績分析
包鋼稀土整合步伐始于2003年，但真正掀起兼并大潮是在2007年。當年，包括包鋼稀土研究院、天驕清美稀土、瑞鑫稀土、昭和稀土在內的包鋼集團內部稀土資產并入包鋼稀土。圖1顯示，包鋼稀土凈資產收益率在2007年時達到第一個波峰?？梢姡撓⊥琳袭斈陿I績頗佳;2008年，包鋼稀土最大動作在于收購和發稀土51%的股權，這被視作北方稀土產業整合的開端，但其凈資產收益率卻在下滑。2010年，包鋼稀土南下收購贛州信豐新利稀土48%股權、全南晶環科技49%股權，并入股持有贛州晨光稀土9.25%股權，試圖在南方稀土市場“分一杯羹”。事實表明，此次整合提高了包鋼稀土盈利能力，凈資產收益率持續上升。2011年，它完成對華美稀土100%股權的收購，同時受國家加強產業監管、稀土價格上漲等因素影響，凈資產收益率甚至逼近90%。這兩年時間，包鋼稀土在產業整合推動下，逐步形成跨地區、跨所有制、產業鏈完整的發展格局，提升了經營業績。
然而，2011年末至2012年，受稀土產品價格暴跌等因素拖累，包鋼稀土凈資產收益率回到15%左右水平，2012年度凈利潤同比下降57%，面臨著巨大的業績萎縮壓力，公司一度陷入停產狀態。然而，包鋼稀土的產業整合計劃仍在繼續。2012年底，包鋼稀土與12 家稀土上游企業簽署《整合重組框架協議》，重組進行的并不順利。更悲觀的是，經營業績依然萎靡，凈資產收益率繼續下滑。事實上，企業非但沒能從產業整合的利好因素中提升業績，反而帶來產能過剩的壓力，包鋼稀土已被工信部列入2014年工業行業淘汰落后和過剩產能企業名單，預計淘汰1.02萬噸。
（二）市場業績分析
市場業績以股票的購買持有收益率來衡量。圖2反映的是包鋼稀土從2006年以來每間隔一年（按250個交易日計算）的購買持有收益率（BHAR）。BHAR從2006年開始一直呈下降趨勢，2009年觸底后反彈，并在2010年達到最大值，此后又迅速回落。這表明包鋼稀土整體市場走勢與大盤基本吻合，市場僅僅在2009年至2010年間表現出積極反應，持續上揚，此時正是稀土概念股受到追捧的開端。盡管包鋼稀土兼并重組進程加速，國家也出臺稀土產業扶持政策，但市場業績仍然無法止住下滑趨勢。事實上，這與當年7月份開始的稀土產品價格下跌密不可分，兼并重組的利好因素無法阻止或延緩產品價格下跌的不利，投資者的市場預期大幅降低，市場業績不斷下挫。由此推測，兼并重組并未有效整合企業資源，進而充分發揮整合效應。包鋼稀土仍然面臨著產業整合的挑戰。
三、稀土產業整合政策評價
對包鋼稀土的分析表明，產業整合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企業業績，增強盈利能力與市場價值。但不容忽視的問題是：一方面，產業整合提升包鋼稀土定價權的程度有限，它仍然面臨著產品價格波動的風險;另一方面，產業整合加劇了包鋼稀土產能過剩的壓力，淘汰落后產能的任務比較艱巨。國家出臺一系列支持稀土產業發展的政策。2011年國務院的《關于促進稀土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可以說是稀土產業的綱領性文件?！兑庖姟分赋觯С执笃髽I以資本為紐帶，通過聯合、兼并重組等方式，大力推進資源整合，大幅度減少稀土開采和冶煉分離企業數量，提高產業集中度，支持企業將技術改造與兼并重組、淘汰落后產能相結合，加快推進技術進步。2013年工信部等部門聯合的《關于加快推進重點行業企業兼并重組的指導意見》進一步把稀土列為重點行業，鼓勵大型骨干企業開展跨地區、跨所有制兼并重組;鼓勵企業通過兼并重組延伸產業鏈，組成戰略聯盟;鼓勵企業參與全球資源整合與經營，增強國際競爭力。為更好促進產業整合，2014年國務院又《關于進一步優化企業兼并重組市場環境的意見》，明確要取消和下放部分涉及兼并重組的審批事項，改善對企業兼并重組的信貸服務，落實和完善財稅政策，加強產業政策引導，健全重組的體制機制。
稀土產業政策已經發揮了一定效果，但仍然存在調整的空間。首先，稀土企業的整合積極性仍有待提高，當前的稀土企業整合主要由政府推動，讓企業背上“要我重組”的包袱。正如包鋼稀土董秘所言，包鋼稀土并購步驟是按政府安排進行的，一年之后，可能會有整合失敗的，但這和市場情況沒有直接的關系，市場是市場，整合是整合。企業在被動的角色下開展整合，企業放不下擔子，甩不開膀子，缺少市場機制約束作用。在整合過程中，政府要當好服務者與監管者角色，解決兼并重組的突出問題，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同時引導和激勵企業自主自愿地參與產業整合。
企業的產業政策范文2
[關鍵詞]汽車產業 自主創新 競爭力
中圖分類號：F407.4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4）40-0172-01
產業政策是政府對經濟干預的重要宏觀調控機制，是政府為實現社會和經濟某種目標對產業進行科學宏觀調控，發揮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使產業結構、組織、布局等有效地適應需求結構要求的政策措施。日本是較早研究產業政策的，有日本學者認為“產業政策是政府為改變產業間的資源分配和各種產業中私營企業的某種經營活動而采取的政策”。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與產業政策的運用是密不可分的，其成功經驗值得學習和借鑒。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等社會關系方面取得了實質性突破。由此產業政策更應激發市場活力、形成創新動力、釋放增長潛力，堅定走向公平公正可持續發展的新格局。
1、我國汽車產業的現狀
我國從1953年長春一氣動工興建到2009年1389萬量的汽車銷量，毋庸置疑的成為汽車生產和消費大國，發展速度舉世矚目。目前，奔馳、通用、豐田等跨國公司仍占據著品牌營運、整車與零部件設計與研發、關鍵與核心零部件制造等主要環節。
一般情況下，汽車產業是各個地方的支柱產業，牽動著地方利益，但我國汽車產業現處在全球價值鏈的末端，制約汽車產業由低端化向高端化發展的因素有很多，如自主品牌面臨嚴峻挑戰，據宇博智業市場研究中心汽車行業市場調查分析報告指出，中國自主品牌市場占有率下降。2011年，自主品牌乘用車共銷售611.2萬輛，較上年下降2.6%，占乘用車銷售總量的42.2%，占有率較上年下降3.4個百分點；自主品牌轎車共銷售294.6萬輛，較上年增長0.5%，占轎車銷售總量的29.1%，較上年下降1.8個百分點。我國汽車產業還存在嚴重缺乏核心技術、發揮產業集群優勢不充分、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等諸多問題。因此，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進一步發揮政策對汽車產業的引導和促進作用，進一步探索和完善汽車產業政策成為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和產業發展趨勢的新課題。
2、研究汽車產業政策的意義
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經濟年均增速9.8%，創造出獨一無二的“中國速度”?？偫碓谂c民營企業家的座談時曾提出：“探討如果中國將來的發展穩定在7%左右，但和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仍然是比較高的速度，從這個角度叫中高速。
當前中國正處在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要在必要和可能之間、在轉型升級和保持合理增長速度之間，找到一個黃金平衡點，
使經濟發展處在合理區間，才能不斷增強經濟發展協調性和可持續性”。近些年來，由于汽車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特殊地位，我國政府已經密切關注其發展。截止目前中國最具影響力、權威性、影響廣泛的汽車產業政策是1994 年《汽車工業產業政策》和2004 年《汽車產業發展政策》，這些從總體上看，對汽車產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并未解決汽車產業發展的制度、過度壟斷、創新激勵機制欠缺等問題，“分布散、投資亂、質量低”三大問題一直困擾著汽車產業，結構不合理、自主研發能力弱、核心技術依賴高的問題尚未明顯解決。同時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內外出現了對汽車產業政策不同見解和反思的學術氛圍，包括2009年3月國務院《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計劃》在內的產業政策不斷增加。為兌現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取消了國產化比例、外匯平衡等與世貿組織規定不一致的方面，為汽車產業發展提供了政策導向。
當前世界經濟不確定不穩定的因素不斷增多，發達國家信用評級頻頻遭到考驗，歐洲危機的不斷演變，實體經濟受挫，失業率高居不下，世界經濟復蘇步伐緩慢。
2013年12月3日，被稱為“汽車城”的美國底特律市正式申請破產保護，成為美國史上規模最大的城市破產，破產的根本原因就是底特律的汽車產業。由于歷史、政策、制度等差異，我國可能不會出現底特律破產的情況，但當前汽車產能過剩、產業單一的局面給城市發展帶來的隱患不容忽視。2013年12月，國務院印發了《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要求到2020年，資源枯竭城市歷史遺留問題基本解決，可持續發展能力顯著增強，轉型任務基本完成，資源富集地區資源開發與經濟社會發展、生態環境保護相協調的格局基本形成。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建立健全促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在此背景下，研究汽車產業政策問題有著較強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3、促進中國汽車產業政策的建議
積極培育國內競爭的汽車市場環境，制定開發市場政策。放寬市場準入限制，由市場來淘汰沒有競爭力的企業?，F行的合資合作政策應調整，取消“超國民待遇”的政策，為民族企業營造良好的競爭環境，大力扶持自主品牌汽車，激勵自主創新。
積極培育技術創新動力機制，明確自主創新的主體地位。企業產權清晰，現代企業制度不斷完善，如河北長城、安徽奇瑞、浙江吉利等企業能很快做成老國企很長時間才能完成的事業，究其原因在于產權結構的健全、權責的明確、政企的分開。
積極培育產業共性技術平臺，研究開發投入的加大。國務院正式新“國九條”中，建立健全私募發行制度，完善圍繞創新鏈需要的科技金融服務體系，創新科技金融產品和服務，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對于汽車產業投入提供了新的契機，促進企業增加技術創新投入。當我們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在高端技術層面上競爭，高端和核心技術必須依靠自主創新來促進產業技術升級，因此，加強研究開發，形成自主知識產權才是關鍵。
積極培育創新網絡組織，重視產學研合作的加強。首先，省政府應組織相關部門構建產、學、研共享的公共技術交流平臺。通過這一平臺，使產、學、研等研究主體實現優勢互補，共享技術創新資源，分擔創新難題，分散創新風險，進而實現創新過程的合理銜接和有序循環。其次，構建有效的技術轉移機制，縮短科研成果的投入轉化時間，加速其商業化的運轉效率。據統計，目前全國科研單位的科技成果轉化率不足20%，真正實現產業化的科技成果不足5%。產生這種現象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科研單位與企業分離，自成一體，導致科研成果只是單一的實驗室成果，缺乏市場需求，不具備市場化的條件；另一個原因則是由于沒有合適的渠道和機制，科研單位與企業之間沒有架起橋梁，導致創新性成果不能及時轉化為具有競爭力的產品。為此，應在產、學、研部門之間建立科技中介組織，把其打造成加速創新成果市場化和產業化的重要推手，以更好地實現技術成果的商業化運用。培育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產學研聯合體，重點加強汽車專業人才創新能力的培養，打造更多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切實提高汽車產業的核心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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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產業政策范文3
[關鍵詞]產業政策；發展階段；外部性；不確定性；有限政府
[DOI]10.13939/ki.zgsc.2017.06.032
1 引 言
近來有關中國產業政策的爭論在經濟學界乃至全社會都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雙方圍繞自己的觀點都給出了精彩的論述，有人認為產業政策必將以失敗告終，而有人認為只有執行產業政策才能成功。對于這兩種觀點，筆者認為根據中國目前的情況，從政策建言的角度，堅定市場化改革方向，更加利于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2 歷史回聲：日本通產省的產業政策成敗史
要談論產業政策，不妨看看過去實行產業政策的國家，比如中國的鄰居日本，就曾經因通產省的產業政策創造了神話般的經濟增長，也成為了希望實行產業政策的世界各國政府的學習目標。通產省在戰后提出了“貿易立國論”，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輕紡工業，獲得了成功；之后，又提出了“重工業”的發展戰略，將大量投資集中于電力、鋼鐵、化工、機械等行業，迅速建立了一個完整的重工業體系，成功推動日本產業結構重心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資本密集型產業；日本還注重引進歐美的先進技術，吸收消化后進行二次開發和集成創新，使得其工業制造水平快速追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面對油價攀升、對外貿易的摩擦增多、環境污染壓力增大、發達國家嚴格控制高新技術的出口轉讓等問題，通產省提出了技術立國的發展戰略，通過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調整產業結構，推動日本成為世界一流的工業國家與一個新興的世界技術創新中心。
至此為止，通產省似乎締造了一個神話，然而不久，這一神話也迎來了它的終結。通產省過去的成功大大增強了通產省的自信，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通產省為應對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變化，制定了重點支持知識密集型的新興產業的產業政策，大力發展超大規模集成電路（VLSI）、第五代電子計算機、高清電視（HDTV）、智能機器人等尖端產業及生物產業等下一代基礎產業部門。這一次，通產省并沒有認準信息技術革命浪潮的方向，它所選擇扶持的產業――許多在當時是原創的新技術――與國際市場主流應用和技術走向，尤其與作為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浪潮發源地美國硅谷的發展走向漸行漸遠，日本電子企業、IT企業迷失了方向，錯過了信息技術革命浪潮大發展的絕佳時機。再加上廣場協議與日本錯誤的貨幣政策給日本經濟帶來的打擊，日本陷入了嚴重的經濟衰退與漫長的復蘇之中。
3 觀照現實：企業試錯與政府試錯的成本比較
為什么過去日本的產業政策如此成功，而后來遭遇了巨大的失敗呢？這其實是符合邏輯的。戰后到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面臨的問題是復蘇和追趕，因此，日本有足夠的經驗去學習。它要走的道路，要么是其他l達國家在某一時期走過的，要么是從其他國家走過的道路中總結經驗教訓得出的更好的道路。政府可以從大量的歷史經驗、現存制度中，根據日本情況選擇合適的制度與需要扶持的產業，規劃出一條快速追趕世界先進國家的道路。然而到了20世紀末，日本的經濟總量已經居于世界前列，在很多領域的技術水平已經追趕上了發達國家，自身已經邁入最先進的國家的行列，它的任務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從追趕其他國家變為探索一條繼續發展的道路。世界各國的發展就如同在一個無限的迷宮中探索，之前日本走的都是其他國家探索過的領域，現在則要邁入未知的迷霧之中，再用之前的政策就有著致命的缺陷。在迷霧面前，沒有人能夠預測正確的方向在何方，所以需要大量的試錯。沒有產業政策、各產業平等競爭的自由市場就會有許多私人企業家作為先鋒探索發展的道路，如果他們獲得了成功，自然會吸引新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新興行業，從而推動經濟繼續發展。而產業政策則更像是一種賭博，集中大量資源去進行試錯，一旦失敗必然對經濟造成巨大打擊，而成功的經驗不僅不能夠對今后的探索有多少幫助，反而會使得整個國家更加依賴產業政策，企業家、投資者都不再需要預測市場未來，只需要聽從政府的政策，政府官員決定了經濟走向，那與計劃經濟也就沒有什么分別呢。
有人的論點之一是市場外部性之上，即試錯企業家的成本和收益不平衡之上，這個問題確實是存在的，但卻并非想象中那么嚴重。企業家試錯存在風險，但是即使他選擇一般行業，風險依然是存在的，只要選擇開辦企業，風險始終是存在的。在一般行業，首先它要面對的就是行業內已經存在的企業的競爭，這些企業有自己的客戶群、有更多的經營經驗甚至還會聯合設置進入壁壘，即使進入了行業，越是成熟的行業市場份額越是固定，從中獲得的利潤也就越低；而進入新行業探索，固然風險巨大，但一旦成功其回報也是巨大的，絕不會因為可以自由進入而沒有多少利潤。以馬云和馬化騰二位成功企業家的代表為例，他們并沒有因為沒有國家有利政策的扶持就不選擇經營淘寶和騰訊，他們所獲得的利潤也超過了絕大多數企業，這充分說明創新并非成本與收益不均衡，而是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雖然大多數人是風險厭惡者，但是企業家們往往都是對風險承受能力更強的，也喜歡冒險的人，他們擁有比常人更加敏銳的眼光，因此擔心企業家畏懼失敗而不進行創新是沒有必要的。事實上，盡管比例較低，但是由于企業家的基數足夠大，以及創新所具有的正外部性，因此創新的速度并不會很慢。事實上，真正對世界有著重要影響的創新只是由很少的一部分人創造的。
4 四維分析：產業政策的扭曲效應
產業政策的最大危險在于它對市場的扭曲，目前對于市場干預的理論基礎在于市場本身存在扭曲，而政府可以修正這種扭曲，然而真正的情況卻往往是政府過高甚至錯誤地估計了市場外部性，使得調節政策與市場變得更糟。
在進行分析之前，我們應當先厘清市場是什么樣的。人們經常有的錯覺是，市場的信息是公開的、市場的反應是不需要時間的，前者是因為在經濟學學習中進行了簡化假設，假設市場的一切信息是給定且已知的，后者與經濟學教育中強調均衡而省略達到均衡的過程的傾向有關，在均衡的狀態下，一切似乎就應當是如此。但實際上，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直接采用計劃經濟比市場有效率得多。一方面，市場的作用之一就是將不公開化的信息用某種方式反映出來，從而調節資源配置，在現實中，需求曲線、供給曲線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價格――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因此沒有任何個人或機構有能力去準確地知道到底某種產品現在的需求曲線是什么樣的，更不用說將來的了，而只能從它的價格與其他產品的價格比較中得出生產它是否有利可圖。另一方面，市場對資源的配置本身是一個漫長的、反復的過程，常態的市場是從非均衡過渡到均衡，均衡往往轉瞬即逝，因為均衡建立在基于消費者偏好的需求曲線不變之上，而人的偏好改變甚至只需要一個瞬間，而且這并不罕見。市場機制本身是一種消費者和生產者在試錯的過程中相互達成一致的過程，當達到長期不變時，市場往往步入成熟期，它所能帶來的經濟增長就是極為有限的了，未來的發展空間也不大。所以非均衡的、充滿變化的市場，才是真正有活力、有潛力的市場，在這種市場中，表面上的定價往往不能反映商品的實際價值，或者說不能反映實際上的供求關系，但這是正常的現象，是市場由非均衡向均衡過渡的一個時期。
產業政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觀念層次上的問題，即常常將上述的非均衡的低價（考慮到創新給社會帶來的正外部性，這種價格是偏低的）誤認為常態性的均衡價格，從而對其進行干預。如果產業政策是正確的，這恰恰損害了先進入的企業的利潤。原本因為低價，缺乏眼光的企業并不進入這一行業，而實行優惠政策后，必然吸引新的企業進入這一行業，增加政府支出的同時增加供o，同時進一步壓低價格，有了政府補貼，企業更愿意接受這種低價格，從而真的將這種非均衡的低價常態化為均衡價格，而成本由政府、最終由所有納稅人分攤。而如果產業政策時錯誤的，吸引了大量企業進入行業，而得到失敗的結局，浪費民間資本的同時也浪費政府資源，最終也要轉嫁到納稅人身上――政府本身不能憑空創造價值。這顯然是比讓企業家自己承擔風險更為不合理的分配。
產業政策的第二個問題是制定層次的問題，即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導致的大而空、脫離實際與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決導致的尋租、腐敗的兩難問題。有人在與有人的辯論及他的書中曾經提出過一種制定產業政策的思路――學習與中國資源稟賦相似、人均GDP為現在水平的兩倍的國家保持了一定時間的產業結構。暫且不論其合理與否，在執行上就有巨大的困難。中國地域幅員遼闊，不同地區的氣候、資源、經濟水平差異甚至比歐洲各國之間的差異都要巨大。舉例而言，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自治區2014年的地區生產總值是920.3億元，常駐人口總數是318萬人，人均生產總值約2.89萬元（折合約4705美元），而北京2014年的地區生產總值是21330.83億元，常駐人口總數是2152萬人，人均生產總值約9.91萬元（折合約1.61萬美元），在認為人均生產總值和人均總收入差異不大的情況下，還處于中等收入國家的收入水平，北京已經超過了高等收入國家中排名較靠后的國家。一個籠統的人均GDP如何反映這種巨大的地區差異呢？這種差異不止來源于氣候、自然資源等自然決定的條件，還取決于地區的歷史、文化、政策等人為因素。由于存在這種復雜的地區差異，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即使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進行仔細調查也很難準確把握地區情況，制定出的產業政策要么大而空泛、要么偏離實際情況，對經濟發展并沒有什么好處。而如果讓熟悉各地區情況的地方政府自行制定產業政策，則很容易導致尋租與腐敗。相對于強勢的中央，地方政府更容易被強大的利益集團俘獲，或者相互勾結，其原因可以用機會成本、偏好等方式進行解釋，本文不再贅述。綜合來看，選擇一個合適的主體制定合適的產業政策是及其困難的，即使最好的情況也是在政策與實際的契合與腐敗之間做一個權衡，制定一種折中的產業政策，這種次優的產業政策指導的產業結構與由市場決定的產業結構相比并不一定具有優勢，并且更為僵化――如果經常進行調整將面對政策不連續性帶來的不穩定預期、民眾信任度下降等問題。
產業政策的第三個問題是執行層次的問題，即政府能否在執行過程中保持審慎。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曾說過，“The chance of gain is by every man more or less over-valued，and the chance of loss is by most men under-valued，and by scarce any man，who is in tolerable health and spirits，valued more than it is worth.”在制定產業政策時，政府往往會高估其成功的可能，在執行過程的初期，由于大量資源的投入，在短期內往往會取得顯著的效果，這又會增加政府信心，為了更快實現目標而加快步伐，釋放更加強烈的信號，很容易造成企業家們的錯誤預期，造成投資過剩。目前政府官員政績的評價機制更多地依賴于便于量化的、短期的數據，也就是經濟指標是很重要的政績衡量標準，再加上計算GDP時往往采用三駕馬車式的計算，不能反映投資的有效性，因此官員總傾向于響應上級政策，加大投資。而新興產業的泡沫往往需要一定的時間才會破裂，當泡沫破裂時，當執行政策、增加投資的官員可能已經不在原來的崗位，責任由接替他的官員承擔，這才是真正的成本與收益的不對稱。人類容易迷信自己運氣的本性，加上在當前政治體制下投資帶來的成本與收益的不對稱性，使得產業政策很容易如脫韁野馬，一發不可收拾，這正是有人所強調的“不搞砸絕不罷手，搞砸了也不一定罷手”。
產業政策的第四個問題是后果的問題，政府對自己行為的后果難以預料，有人說適度的產業政策有利于國家發展，這在理論上是成立的，但是如何把握這個度？尤其是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中國比起西方國家在文化上有著崇尚集權的傳統，雖然、等對封建專制產生了巨大沖擊，但是中央集權始終是大部分中國人的共同習慣。在中國，由于習慣以及政府深入各個領域的現實，政府政策的影響力往往比想象中的要強大。企業家對于政策往往過于敏感，對于一些政府釋放的信號甚至會進行過度解讀，有的企業家選擇投資甚至只是為了迎合官員，而這些過度的投資不僅無效，甚至有害，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并與真正想要在這個領域創辦企業的人爭奪客戶、惡性競爭。企業迎合官員的例子從反腐之前的地方企業的不相關多元化就可以看出，有的企業經營娛樂業，為官員提供“一條龍”服務，從而從官員手中獲得大量資源。現在這條路被堵死，產業政策很有可能被利用成為下一個尋租場，企業加大投資，迎合了官員的喜好，又為官員增加政績，表明對上級命令的堅決貫徹，新興產業被人為地吹起泡沫，在泡沫破裂之前企業和官員皆大歡喜，泡沫破裂之時整個產業乃至整個社會都要承受繁華后的蕭條，這恐怕是出于善意的中央政府不愿看到的。哈耶克曾說，通往地獄的道路往往是善意鋪就的，其原因就是人們的行為往往帶來無法預料到的后果。
企業的產業政策范文4
關鍵詞：美日；貿易政策；產業政策；協調體制；制度變遷
中圖分類號：F74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8）05-0098-05
一、問題的提出
政策作為政府對經濟及其他問題調整作用的規劃、命令、指令、決策、目標、指南等一系列調控手段，從宏觀上甚至可以將法律等囊括其中，所以政策從根本上講仍屬于制度的范疇。體制是維護制度運行的總政策。在這一總政策的約束下，需要相應的政策去貫徹體制的要求。任何一項政策，都是在制度框架下，按照體制的目標要求，規定其內容、形式，然后加以執行、評估等。政策在影響相關資源的分配和流向時，遵循目的和實際情況的變化不斷使體制更新，進而促進制度變遷。貿易政策則指關稅和非關稅政策措施體系，直接涉及國家對外貿活動經營管理體制、法律制度和行政干預三個方面的內容。[1]下河邊淳和菅家茂主編的《現代日本經濟事典》中認為，“產業政策是國家或政府為了實現某種經濟和社會目的，以全產業為直接對象，通過對全產業的保護、扶植、調整和完善，積極或消極參與某個產業或企業的生產、營業、交易活動、以及直接或間接干預商品、服務、金融等的市場形成的市場機制政策的總稱?！盵2]可見，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從根本上也是屬于制度的范疇，從而也離不開中國長期以來在體制上的改革、創新以及問題。Rodrik（2000年）指出，貿易政策改革至今為止對經濟發展的的最大貢獻，就在于它幫助了國內高質量的制度建設[3]。從WTO對中國貿易管理體制的變遷的影響方面看，中國貿易管理體制經歷的是一個以強制性制度變遷的自上而下的變遷為變遷強度類型、以從WTO法律體制進行制度移植為主要制度變遷方式、以漸進式（例如逐漸開放的政策）為制度變遷進度類型為特征的制度變遷過程。在WTO影響下的貿易政策對產業政策的作用并不能單純強調制度質量的好壞，因為制度質量的判斷力量仍然在于對經濟和社會的作用，所以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協調的根本決定力量仍然在于這種協調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其對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地位的積極意義等方面的作用。因此，對于中國在WTO框架下所進行的制度變遷過程除了看到其對經濟的推動作用，還要看到其在實踐中的負面作用，分析這一體制改革過程中存在的不足，在不斷變遷的過程中解決這些問題，如此才能體現制度變遷的價值。
1．貿易主體開放后的管理缺失影響產業政策的實施效果
入世前后中國進行了對貿易主體的開放性體制改革，這一改革使中國企業如“雨后春筍”般迅速投入到國際貿易活動中。以浙江省為例，2004 年1 月1 日到6 月30 日，浙江省取得進出口資格的企業增加了2 594 家，而從2004年7 月1 日到年底，又猛增了4 285 家。[4]據調查，目前國內600種主要消費品和300種生產資料中，供過于求的分別占71．7%和23%。其中鞋、自行車、電風扇、燈具、打火機、彩電等產品出口全球第一。中國產業政策的出臺在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或合理化的過程中，遇到中國在貿易主體體制放開后的這種特殊現象，往往會導致企業瘋狂帶動資源涌入某一領域，造成這一產業在短時間內迅速膨脹，出現企業規模普遍偏小、數量眾多、質量不高、缺乏自主品牌并以價格競爭為主要競爭手段，結果更是造成中國出口企業擁堵、出口市場集中、供過于求的產能過?，F象。西方國家認為這破壞了相對平衡的國際市場秩序，從而引發貿易摩擦。2003年中國對原產于韓國、日本等國的銅版紙產品展開反傾銷調查，并征收反傾銷稅。中國在這一案件中并沒有在產業規模、產能以及有關產業競爭力等產業政策方面進行考察，及時調整貿易政策。結果，2006年底中國出口到美國的銅版紙產品占美國該產品進口總量由2002年的48．3%上升到2005年的55．8%，結果被美國商務部采取反傾銷措施，并被征收了從23．19%到99．65%不等的反傾銷稅。所以，貿易主體的開放雖然是中國貿易體制進一步自由化和市場化的表現，對企業參與貿易行為不做行政性的資格限制，并不是一味地放任企業自由發展，這樣不僅會造成貿易秩序混亂招致貿易摩擦并采取貿易限制措施，而且會減損中國各項產業政策的實施效果，使原本良好的初衷在實踐中出現事與愿違的后果。
2．貿易管理機構與產業管理機構難以協調
中國貿易管理機構主要集中在商務部、進出口銀行、海關等機關，其中以商務部為主體。中國產業管理機構在政府機構改革之后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的產業管理機構主要是國家計劃委員會（后來改組為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前身為國家經濟委員會）、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還有具體管理一些產業的機構，如高技術產業政策主要由科技部制定，環保產業政策主要由國家環保總局制定，農業產業政策主要由農業部制定，其他還有技術標準局、商品檢驗與檢疫局、專利與商標局、知識產權局等等。目前商務部在參與貿易政策制定過程中，介入產業領域主要是通過產業損害調查和貿易救濟政策兩個方面進行。真正執行產業政策協調的仍然是上述產業管理機構。這就使中國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協調必然要面對政府機構協調的體制性問題。實踐中，中國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也主要是通過商務部和其他有關政府機構聯合政策的方式予以進行。但是各個部門之間同屬國務院領導和管轄，彼此沒有任何轄制或協調機制，除非以國務院名義。所以，各部門如果以各自權力和某一部門利益出發，某一政策的出臺需要多個部門之間達成妥協和一致，有時可能會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有時政策的合規性值得推敲，更不屑說政策出臺的時間和效率問題了。所以，這種情況使中國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舉步維艱。
二、美國貿易管理體制下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
1．專門的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機構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是美國專門的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機構。貿易談判代表是USTR的負責人。貿易政策評估團（TPRG）和貿易政策工作委員會（TPRC）是USTR的具體執行機構，由19個聯邦政府機構和辦公室組成，屬于次內閣層次的一種協調機制，負責制定和協調美國國際貿易政策及與貿易相關的投資政策。通過TPRG和TPRC實現跨部門之間貿易政策協調。TPRG與TPRC將其他主要貿易與產業管理機構當中部分領導囊括其中，前者主要包括其他機構中的副職官員，后者包括下一級別官員。被囊括進來的其他貿易與產業機構主要包括經濟咨詢委員會、環境質量委員會、農業部、商務部、國防部、能源部、衛生與人類服務部、內務部、司法部、勞工部、國務院、交通部、財政部、環保署、國際發展署、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安全委員會、管理與預算辦公室和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所以，貿易機構與產業機構在專門機構中使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性得到強化。USTR對貿易機構與產業機構之間的矛盾起到了調解作用，
2．利益集團在協調機制中作用強大
在美國，利益集團的建立主要以產業為基礎。實踐中，因為企業或公司往往是產業的載體，其運作也與產業的發展密切相關，所以，美國的利益集團主要表現為代表產業利益的企業組織、協會、聯盟等形式。利益集團在實踐中通過經濟、政治和法律的雙重途徑影響政府政策協調問題。經濟途徑表現為利益集團為政府提供有關產業發展和威脅等方面的經濟調查、數據分析等方面的評估報告，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和意見。政治途徑表現為通過產業游說、政治捐獻和選舉等方式以影響政治家或官員的政治生命方式影響其決策。法律方面的途徑主要是通過向美國有關政府提出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等方面的貿易救濟尋求政府采取相關法律調查并采取制裁措施的方式維護產業利益。在強大的企業和產業支持、專業人員的管理和咨詢能力、自我管理和保護的凝聚力、對政策協調的參與性等眾多傳統因素影響下，美國的各種利益集團不僅規模巨大，而且對政府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影響也是深遠的。
三、日本貿易管理體制下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
1．通產省將貿易政策制定權與產業政策制定權“集于一身”
通產省是制定產業政策的最主要的部門，通產省也是制定貿易政策的最主要的部門，同時負責協調國內產業政策與對外貿易政策之間的關系，把對外貿易管理作為政府干預經濟活動、實現產業目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通產省中負責制定和實施產業政策的部門主要是通產省內部主管具體產業的“縱向職能”機構，稱為“局”，有基礎產業局、機械情報局、生活產業局、重工業局、化學工業局、纖維雜貨局、煤炭礦山局等，主要負責特定產業和物質的管理。在通產省所屬的“縱向職能”機構中，因為局所管轄的產業范圍太廣，這些局又被細分為“課”，具體掌管某一行業。通產省中負責制定和實施貿易政策的部門主要是通產省內部具有綜合業務性質的“橫向職能”機構，具體有通商政策局和通商振興局。通商政策局負責貿易政策的制定，通商振興局則負責政策的實施，根據已制定的對外貿易政策制定出具體的對策、方案與措施，同時負責進出口商品配額、許可證管理、貿易項下的外匯、出口檢疫檢查等。這些綜合協調部門在通產省內部的主管產業的部門之間進行協調，按行業對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進行全面規劃和設計。通產省中，產業政策的縱向管理解決了產業的總體分類與具體分類的矛盾，將資源利用與分配問題解決于具體部門內部，降低了產業之間政策的矛盾與沖突。貿易政策的橫向特征考慮到貿易手段管理的兼容性和與貿易政策的協調性。正是貿易管理的橫向特征與產業管理的縱向特征將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交叉特征體現于通產省一身，既考慮到產業需要，又考慮到貿易現實，是一種較為徹底的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協調模式。
2．政府主導型“官民協調”體制
官民協調體制是指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通過委員會制度和懇談會等機構就產業發展狀況及應對策略直接進行協商和溝通。日本的官民協調體制仍是政府主導為特征、以通產省為中心的協調體制。日本的官民協調體制當中離不開政府的行政性影響，但是這一體制卻是產業、企業組織和學術科學性考證并存的綜合性體制。表現為通產省經常利用委員會制度，將政府部門、商人、學者和退休政府官員組成的私人部門委員會，向政府機構就不同的具體主題進行報告。最著名的私人部門委員會要算產業結構委員會，該委員會通過感興趣的人士和協調人員提供信息交流平臺的方式，協助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就政策與現實情況的相互作用等問題達成一致意見?？梢?，“日本的產業政策使日本這個國家同時具有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優勢……其成功的關鍵就在于企業領導和政府官員在大多數問題上能達成一致意見。”[5]
政府主導型的“官民協調”體制中行業協會的作用功不可沒，其幫助日本政府建立起自下而上的政策產生過程，這是政府與私人企業之間協商與制衡并存的合作關系。行業協會擬定本行業的政策后交由專業公務人員審查，再由通產省通過委員會制度或懇談會等形式與私人企業協商后由通產省以法規或法律的形式公布，在這一過程中雖然行業協會與通產省是相互獨立的組織和機構，但是實際的運作中往往通產省出臺的政策卻是二者協商后的政策。
四、美日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協調的體制比較及其啟示
1．美日貿易管理體制下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體制比較
日本和美國的貿易管理體制都強調將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協調起來，注重在實施過程中將貿易手段與產業手段共同作為宏觀經濟政策配合使用，以發揮整體性作用。在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體制中，美國和日本利益集團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力巨大，而且行業協會作為利益集團主要類型和代表參與政策制定的程度都比較深，這是保持這兩個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產業國際競爭力、并以此作為國家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努力方向的重要推動力量。
但是二者在體制上的差異也是比較明顯的。首先，美國設立專門的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協調機構，位于其他貿易管理機構和產業管理機構之上，但是其成員卻囊括貿易機構和產業機構管理人員，通過在專門協調機構中進行組成人員意見協調的方式進行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所以，美國在處理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矛盾與沖突時更強調機構分歧的協調性。日本沒有專門的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協調機構，而是從根本上將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的制定機構“合二為一”，集中于通產省內部。因為兩種政策產生機構本身隸屬于同一個行政機關，彼此的協調性產生于政策出臺的前期，從起源上減少了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的矛盾與沖突。其次，美國協調體制中利益集團的力量強大，而日本政府在協調體制中的主導地位明顯。美國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過程中政府受利益集團影響程度較深，在政策協調實踐中各利益集團的經濟及政治博弈結果往往就是政府政策的決策結果。日本的政策協調體制中政府居于主導地位，協調中政府機構的“親民”色彩與美國的“民主”色彩形成政府干預方向上的差別。日本的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的協調體制更強調產業整體利益和國家及公共利益的影響。所以，日本在政府主導型的“官民協調”體制中，不僅政府對貿易的干預力度較大，而且不排除政府的行政指導介入，增加了主動性。相比之下，信奉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在實行政策協調時特別注意通過市場來對經濟活動進行調節，其表現出更多的被動性特征。
2．啟示
（1）建立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機構
中國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分屬同級別不同國家機關享有，彼此并沒有法律上固定且有效的政策協調體制。因此，要考慮建立彼此協調的機構體制，可考慮兩種途徑：第一，在國務院內部建立政策協調辦公室，其職位適當高于各部級單位，但為防止其權利過分夸大影響各部門作用，可只賦予其政策協調權利和責任，并享有對其他部門在政策協調過程中是否配合和成績考核的投票權，至于經濟利益和各部門利益、產業利益則不能享有。第二，提升商務部的政策協調功能。理由是商務部在貿易政策的作用強大而中國實際上沒有賦予和發揮商務部的應有職能，而且從美國商務部、貿易代表辦公室等機構的作用、日本通產省的作用看，貿易管理機構的作用不僅體現國內經濟貿易管理中的主要地位，而且在當今經濟全球化下處于突出地位，并成為推動本國產業發展、減少國際產業摩擦和提升國際經濟地位的重要機構。所以，中國有必要強化商務部的職能，改革商務部內部機構設置，減少行政性機構設置特征，增強經濟性機構設置特征，例如將以國際區域管理的司局進行合并并精簡，增加貿易職能和產業職能的機構設置等等。
以上兩個途徑既可以作為共同努力的長遠目標，也可以分階段選擇阻力較小、成本較低的方法先施行?？偠灾?，中國必須強化貿易政策的重要地位，同時增強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性，從貿易機構的國家層面建立起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體制。正如蕭紅所言，“商務部成立后，與其他部門如何相處，將有一個較長的磨合過程。機構改革不會一勞永逸，尤其是在經濟轉型期，待其運行一段時間后發現問題，或許其職能與權限還要調整，應該說這都屬于正?，F象”[6]。
（2）培育以行業協會為主體的多元化政策協調體制
在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形成的過程中，中國有關政策協調的通常做法是在某個部門或機構起草一個法律、規章或具體政策時，該部門或機構只是向相關的部門或機構、專家學者以及受影響的一些公司企業咨詢或發送草案征詢意見。這種做法中，使被征詢對象的選擇受制于政府選擇，而且他們的征詢意見在何種程度上影響政策的出臺都沒有法定、嚴格的程序保證。這種情況下政府的主導地位遠甚于日本，甚至是一種不透明情況下的政府運作。結果只是造成政府與產業界以及其他機構之間的隔閡日甚，損害政策之間的協調性、政策與實踐的協調性，并最終影響國家宏觀調控職能的履行。因此，中國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協調的體制性問題突出表現在中國以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為主，誘致性制度變遷缺乏，而政府在信息、利益反饋和協調能力上的不足導致即便是強制性制度變遷也存在與實踐的脫節。所以，中國需要大力培育誘致性制度變遷能力，培育代表個人、企業和產業等多元化利益主體，增強其對政策協調的“自下而上”的參與性。鑒于這些主體存在分散和“搭便車”的現象，可以培育各種非政府組織，如消費者協會、環保協會等代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行業協會等代表企業和產業利益。培育以行業協會為主體的多元化政策協調機制，可以彌補政府在政策協調機制中制度供給與需求主體不均衡的問題，改善政府因行政權力分割而以非市場手段控制制度變遷力量造成制度不協調性的發生。
（3）處理好制度移植和制度創新的關系
中國入世后的貿易管理體制是以制度移植為主要特征的，具體包括貿易主體開放、貿易管理機構開始與國際接軌、貿易自由度增強等方面的移植為主要內容。但是，中國的制度移植仍以形式上和框架上的移植為表現，以向WTO進行法律移植和向西方主要國家進行制度移植為主要途徑，因此，中國并沒有深入分析研究并處理好制度移植與制度創新的關系。[7]例如，西方國家對WTO貿易自由化的推動是以國內建立了強大的企業、產業乃至國家的安全保障體系、企業具有強有力的應付競爭挑戰并遵循一定競爭規則、國家和行業協會建立起有效的維護競爭秩序的規則和體系等等后續和保障機制為前提條件和基礎條件的，所有這些恰恰是中國所缺乏的。雖然中國以入世為標志建立起外因引致的制度變遷和國內改革開放的內因引致的制度變遷為一體的制度變遷體制，但是從目前中國有關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協調的體制性問題觀察，中國的制度移植仍然存在生硬、矛盾和諸多不協調之處。例如培育行業協會等參與政策制定的時候如何處理好其可能對國家或公共利益損害的問題等等。因此，中國在處理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協調的體制性問題時，在考慮制度移植的同時，更要考慮制度創新的問題，作好體制性改革與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法律的契合性，建立起國內貿易和產業的實質監督和激勵、權利和義務并存、自律與監管并存、開放與競爭并存、進取與救濟并存等均衡、協調的體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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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產業政策范文5
論文摘要:本文在對浙江旅游產業整合中存在的問題及其成因進行分析的基拙上，提出了一些比較切實可行的對策和建議。
一、浙江省旅游產業整合中存在的問題
(一)旅游產業外部環境整合方面
1.旅游產業運行環境缺乏系統支持。
(1)以交通為主體的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浙江省許多地區交通建設落后于旅游景點的建設，尤其是景區內部、景點之間交通還存在較多問題:交通不暢、景區道路狀況差、景區不通班車或班次少、車況差。
(2)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從三次產業的產值結構來看，2000年浙江省三次產業占GDP的水平，低于國內部分經濟發達省市，導致旅游業的綜合經濟效益與國內其他旅游發達省市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據2000年國內旅游抽樣調查報告顯示，2000年浙江省國內旅游者的人均消費為732.5元，同期廣東省為1253.1元，上海市為987.5元，江蘇省為816.2元)。
(3)缺乏對“旅游者是上帝”的認同。游客是旅游業的“衣食父母”，但我們還沒有確立這樣的理念，在不少方面往往只考慮自己管理上的方便，而不是以游客為中心，在旅游形象、人境手續、語言環境、標識指南、執法管理、好客度等方面還沒有讓游客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2.體制環境方面的問題。旅游業管理體制不順:旅游資源開發體制不順，風景與旅游條塊分割，相互牽制，決策分散;旅游行業管理體制不順，旅游主管部門難以協調旅游生產要素的均衡發展，行業管理與協調力度弱化。
3.法制環境方面的問題。旅游市場競爭秩序混亂的現象尚未得到根本治理，旅游市場主體惡性削價競爭勢頭尚未得到控制;旅游景區內外無證設攤、無證經營、無證導游現象屢禁不止;死纏硬磨、圍追兜售、制假售假、以次充好、坑害游客事件屢有發生，嚴重敗壞了浙江省的旅游形象。
4.政策環境方面的問題。各級政府對旅游業的重視尚未轉化成切實可行的扶持政策和措施，使得旅游企業的經營成本明顯高于工業企業。
(二)旅游產業內部整合方面
1.旅游產業結構方面的問題。產業結構不合理，產業整合度較低。旅游六要素之間的整合缺乏有效的產業政策指導，其中，購物、娛樂的收人份額長期偏低，導致總體消費水平難以提高。
2.旅游產品結構方面的問題。產品結構不夠合理，旅游產品開發長期停留在觀光旅游產品，休閑度假產品等滿足新的市場需求的特種旅游產品偏少。同時旅游投資側重于設施投資，旅游資源開發投人偏少，全省缺乏重大的、有吸引力的精品旅游項目。
3.旅游發展區域布局的問題。浙江省區域旅游發展不平衡，旅游網絡不健全。區域旅游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全省旅游長期倚重杭州，寧波、溫州的旅游集散功能一直得不到發揮，三城市間的間距較大，擴散效應小于極化效應。此外，浙江省的旅游輻射網絡化程度低，整體形象不突出，資源共享和客源共享度差，區域旅游的分工協作體系不健全。
4.旅游資源開發方面的問題。旅游開發總體水平不高，主要表現在:規劃意識不強，實施規劃力度不夠;旅游規劃和項目策劃總體水平不高，旅游產品市場化程度低，產品雷同，有的甚至是低水平重復，不少產品創意缺乏深度、對目標市場的把握、技術含量的追求和文化主題的塑造均不到位，旅游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不高。
5.旅游產業組織方面的問題。浙江省旅游產業組織普遍存在企業規模小、經濟實力弱、品牌意識差、市場競爭力低的現象。
6，旅游信息資源整合方面的問題。浙江省旅游行業管理和旅游企業經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信息資源的封閉性、信息傳遞的不對稱性。旅游者對旅游供應商的產品、服務、價格、區位不了解，導致旅游產品購買的機會缺失;旅游企業市場定位不準，不清楚自己的客人在哪里，導致產品無法適銷對路;投資者不知道同一區域內在建的同類項目有多少個，導致近距離的重復建設;研究機構拿不到翔實的基礎統計資料，導致科學研究缺乏定量分析。
7.旅游宜傳整合度較低。從全省范圍看，目前還缺乏總體策劃，許多地方在具體旅游促銷行為操作上缺少聯合促銷的意識，旅游宣傳和促銷形不成整體合力，不利于全省旅游整體形象的建立。
二、浙江省旅游產業整合中存在問題的原因
1.社會各界對旅游業的認知存在偏差。社會各界對旅游及旅游業的認知存在偏差，對旅游業目前激烈競爭態勢下表現出“投資不小、見效不快、風險較大”的問題估計不足，對旅游業的良性運作需要上游產業的密切支持和完備的社會化服務體系支撐的運行環境估計不足。還有一些人對旅游業的產業地位和經濟作用認識不足，對旅游業的經濟拉動性、產業結構調整的主導性、社會就業的帶動性、文化與環境的促進性的認識不足。
2.旅游人才資源的缺乏。各級政府風景與旅游有關管理部門缺懂行的管理者，因此，無法對低層次的開發項目嚴格把關，應對風景資源與旅游管理問題的制度創新能力較弱;旅游企業缺在行的經營者，因此，粗制濫造的旅游項目盛行，企業效益普遍低下;旅游項目開發缺內行的規劃者，因此，市場定位不準、資源定性不明，導致項目實施失誤;旅游教育部門旅游人才培養的質量有待提高、針對性有待加強。
3.旅游法規建設滯后。目前，全國旅游法尚未出臺，浙江雖在2000年12月頒布了《浙江省旅游管理條例》，但實施細則尚未配套制訂，與旅游產業發展相關的其他管理條例、辦法還沒有出臺，導致旅游市場競爭秩序的維護在某些情況下缺乏法律依據
4.旅游企業改制進程滯后。旅游企業的體制轉換改革已經開展多年，但旅游企業轉制的速度滯后于旅游市場競爭趨勢的進程，某些地方二部分領域甚至還保留了事業單位的性質，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不相適應。旅游企業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的不到位，使得旅游市場競爭主體占據不同的體制性資源優勢，在不同的預算約束起點下參與相同的市場競爭，這是導致旅游市場競爭秩序混亂的重要因素。
三、浙江省旅游產業實施有效整合的對策
(一)整合外部因素，優化旅游業發展的外部環境
1.開展旅游業認知教育。提高全社會對旅游業的認知水平，形成社會各界對加快發展浙江省旅游業的共識，提高支持力度。
2.加快國民經濟產業結構調整。提高第三產業比重，為旅游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在措施上，可以通過政府倡導與優惠措施相結合的方法。了
3.加快旅游地方法規建設，為旅游業發展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近期，要加快制定并公布實施《浙江省旅游管理條例》的實施細則，以及相關配套的政策法規，并以此整頓旅游市場，營造公平、公正、合法、有序的旅游市場競爭秩序。
4.建立健全浙江省旅游管理新體制。(1)省級旅游管理體制模式可參照政府引導型方式，主要發揮市縣級政府的積極性。(2)市縣級政府旅游行業管理模式在近期可按照政府主導型、中長期向政府引導型模式轉變。(3)加快政企分開的改革步伐，根據精簡、統一、高效的原則，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旅游行業管理體系。(4)充分發揮旅游行業協會的同業自律作用。(5)建立開放式的產業政策機制。
5.構筑便捷的旅游交通網絡，提高游客的可進入性。要按照大旅游的思路，重點完善與旅游業發展相適應的旅游交通網絡，解除交通對旅游業發展的瓶頸制約。
在旅游交通服務方面，要加快各類交通方式的資源整合，完善各類交通方式之間的配套接口;改進票務服務方式，提高票務服務質量，尤其要完善面向國際國內散客需求的區內交通服務體系。
6.整合投資環境。浙江省應從單純的提供優惠政策及時轉向適度的優惠政策與良好的投資服務環境相整合的階段，為旅游投資商投資立項、項目建設營造一個便利、高效、廉潔、親和的服務環境，做到投資引得進、項目留的住。同時大力改革旅游投融資體系，鼓勵各種經濟主體多渠道、多形式參與旅游產業的開發、建設和經營。
7.整合經營環境，為旅游企業營造公平的經營環境。要做好旅游企業的清費減負工作，堅決取消各項不合理收費，取締不合理攤派，對旅游企業實行與一般工商企業同等的用水、用電、用氣價格標準。 轉貼于
8.整合浙江省旅游形象與綜合環境，提高浙江省旅游產業的綜合競爭力。形象是品牌的象征，綜合環境是競爭力的重要因素，要提高浙江省旅游產業的綜合競爭力，應在全社會營造合力興旅的環境氛圍，加快旅游城市與旅游景區的綜合環境治理，提高凈化、綠化、美化度;提高居民素質，優化窗口行業的語言環境與服務質量，提高浙江省國際游客(尤其是散客)的可進人性;各有關部門要從一切為了方便旅游者的角度出發，最大限度地為旅游者提供便利。
(三)整合內部環境
1.加強旅游開發規劃管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要根據不同的資源類型，實行不同的開發方針:對于稀缺脆弱的資源，應由政府壟斷開發，嚴格保護;對于較寶貴的資源，可采取竟標與議標相結合的方式;對于一般性可再生資源，應將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完全實行市場化競標，政府宏觀調控的方式。
2.建立以核心地區為吸引極的全省旅游區劃組團，提高旅游資源的整合水平。在加強資源與環境保護的前提下，加大資源開發與整合力度，創建若干規模大、品位高、特色突出、配套完善的世界級、國家級旅游景區(點)，以此作為浙江省旅游的核心吸引極，帶動相應旅游區劃內的其他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形成竟合組團。
3.整合區域布局，實施區域聯合發展戰略。在跨省區旅游資源的整合上，要實施串珠成鏈戰略，整合浙江與周邊省市旅游資源，在區域內旅游資源的整合中，要實施以點帶面戰略，杭、甫、溫、婆的旅游網絡建設應突破現有行政區劃的格局，全省旅游資源整合要以杭州為核心，加快推進杭州建設現代化國際風景旅游城市的步伐，發揮杭州在全省旅游發展的發動機作用。
4.整合旅游產業與產品結構。(l)在旅游娛樂項目開發上，走差異化開發的思路。一方面，要根據國際、國內游客不同的文化背景，開發和營造在文化上具有差異度的娛樂項目;另一方面，要針對旅游者不同的興趣愛好，分層次開發面向和滿足精英文化需求與面向和滿足大眾文化需求的娛樂項目。(2)以旅游商品為突破口，提升旅游經濟綜合效益。加大特色旅游購物品的開發力度，對經評審確定具有創新意義的特色旅游品開發項目，給予一定比例的配套支持;要協調政府各有關部門與社會各項資源，突破旅游商品開發的現有機制。(3)加快旅游產品結構調整，提升旅游的核心吸引力。以國際國內旅游市場發展趨勢為導向，充分挖掘、整合旅游資源的優勢，實現旅游產品從傳統的自然觀光型向觀光與休閑度假、觀光與民俗風情、觀光與文化、健康療養等緊密結合的現代綜合性旅游的轉變。
5.整合營銷資源，創新營銷方式，擴大市場份額。應精心設計浙江省的整體旅游形象，確立旅游營銷的目標，制定具體的聯合營銷行動計劃，整合各類營銷資源，加大整體聯合促銷的力度。
6.建立并完善旅游公共信息傳遞機制。建立一個完善的公共信息傳遞機制，實現信息的隨時，旅游公共信息主要包括:旅游資源信息;旅游服務接待設施信息;旅游交通信息;旅游服務機構信息;旅游管理機構信息;娛樂休閑信息;自然社會信息;圖形信息，上述各類信息的專題標示圖、景觀示意圖等，如旅游地圖、交通地圖、政區圖、商業網點圖、導游圖、飯店餐館游娛場所分布圖等。
7.加快旅游企業改制步伐。加快旅游企業股份制改造，爭取若干家旅游企業獨立、聯合或借殼上市，形成若干個在全國具有較強競爭力、在世界有一定影響力的大型旅游企業集團。
8.整合產業組織結構，實施集團化戰略，構造企業群落，提升浙江省旅游產業整體競爭力。在放開搞活中小企業的同時，要重視培育一批強而優的大企業和企業集團，發揮大企業集團在地區、行業的帶動和輻射作用，促進區域經濟競爭力的提高。在企業組織結構再造上，應引人構建企業群落的思路，提高規模經濟效益和專業化分工協作效益。
參考文獻:
[1]魏小安等.中國旅游業新世紀發展大趨勢。廣東旅游出版社，1999.
[2]陳仙波等.浙江省旅游業“十五”計劃與至2020年旅游發展規劃綱要專題研究報告
企業的產業政策范文6
根據《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第八條關于國家產業政策的規定，今年各地上報我會復審的公開發行股票的企業應按照以下產業政策原則掌握：
一、鼓勵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產業企業；
二、暫不受理金融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