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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的會計準則范文1
我國目前所采用的基本準則和具體準則相結合，一起構成的會計準則體系的做法，把會計概念、會計原則和會計規則結合起來，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時代適用性。然而，這種結構模式也存在缺點：概念性的理論知識以準則語言的表述方法表述出來，難以將概念敘述清楚，這一過程削弱了概念的指導作用。再加上概念寫入準則后，會使會計從業人員將概念當作準則來理解，從而使概念框架就失去了應有的效用。
現階段，我國會計準則制定基礎，是將規則導向與原則導向相結合的，在結合的過程中更突出“規則”的方面。美國目標導向會計準則制定基礎的提出，為會計準則制定基礎方面提供了新的參考，我國的會計準則要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趨同或者等效，也必將經歷會計準則制定基礎的改進。我國應該在明確會計目標的前提下努力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克服了“規則導向”與“原則導向”兩者矛盾的會計準則制定基礎。我們應當逐步將會計目標由受托責任觀轉變為決策有用觀，并以新的會計目標為邏輯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會計概念框架。
美國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基本架構包括財務會計基金會（Finan-cialAccountingFoundation，簡稱“FAF”）、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財務會計準則咨詢委員會（FinancialAccountingStandardsAdvisoryCouncil，簡稱“FASAC”）三個組成部分。FAF作為一個民間組織，由美國會計學會、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和財務經理協會等8個機構共同支持，負責為FASB、FASAC提供資金，并且挑選各機構的領導者。FASB的主要目標是建立和完善財務會計和報告準則，為財務信息利益相關者提供有用的財務信息，由于得到了FAF的直接支持，FASB能夠獨立于其它八個機構進行獨立的判斷，從而在準則的制定過程中保持相對的獨立。
2001年，國際財務會計委員會完成重大重組，成立了國際財務會計理事會（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Board，簡稱“IASB”）。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制定機構模式大體上與美國類似，其資金來源于國際上各個組織的捐款。資金由19人組成的受托人團體使用，主要負責安排國際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的工作，包括籌資、任命會計準則理事會、咨詢委員會和常設解釋委員會的成員等，但它不負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制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由國際財務會計準則理事會負責制定。
英國會計團體咨詢委員會于1987年成立了一個稱為德林委員會（TheDearingCommittee）的專門機構，對英國會計準則的制定機構設置以及制定程序等進行了檢討與評價。德林委員會于1988年11月發表了一份題為“會計準則的制定”的報告，該報告對英國會計準則的發展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在該報告中，德林委員會建議成立一個財務報告委員會（FinancialReportingCouncil，簡稱“FRC”），負責制定會計準則政策上的指導；同時建議成立一個新的會計準則制定機構會計準則委員會（Account-ingStandardsboard，簡稱“ASB”），其主席由FRC的成員擔任，并由ASB取代ASC具體負責會計準則的制定工作。
我國會計準則制定機構是財政部會計司，《會計法》明確指出：財政部負責制定全國統一的會計制度。1998年，首屆會計準則委員會成立，與西方會計準則委員會不同的是，我國的會計準則委員會不負責會計準則的制定，而僅僅是一個咨詢機構。目的是為制定和完善中國會計準則提供咨詢。財政部是諸多國有企業的主管部門，而會計司是財政部的職能部門，會計準則制定的主要活動都要經過財政部高層官員的批準和認可?？梢娢覈捎玫氖钦苤颇Ｊ健?/p>
當前，按照國內外會計準則的制定機構性質不同可以將會計準則的管制模式可以分為政府管制模式、民間管制模式、混合模式。我國屬于典型的政府管制模式，政府在準則的制定過重具有權威性和獨立性。
中外會計準則制定模式差異原因分析
1經濟因素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有什么樣的經濟體制，就有什么樣的管理制度。會計準則作為規范各公司經濟行為的準則之一，也必然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經濟因素對會計準則的影響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它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經濟結構特點、國家經濟政策及社會政策、發展國際貿易及參與國際經濟組織情況、通貨膨脹程度等。
2法制因素
會計準則是對會計核算和會計報告進行統一約束的規范性文件，在我國，因為頒布會計準則的部門具有強制性，因此會計準則也具有強制性。如此說來，法律環境成為會計準則制定模式中重要的一環。我國市場經濟建設才進行了不到50年的時間，資本市場發展的時間更加短，因此市場經濟法制建設也存在著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行政命令高于法律的情況時有出現。在各具體準則的頒布和實施上我國的法律環境也對準則的制定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即對準則的制定模式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3政治因素
從國內來講，不同的國家體制代表了不同階級的意志，那么會計準則的制定也自然從不同階級的利益出發。從國際上來看，現行的國際經濟格局會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制定模式產生影響。例如，現行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還是以英美國家會計準則為主導建立的。
會計準則制定模式的改進原則
1必須堅持國家財政部的主導地位
要堅持國家財政部牽頭，以合理的方式、最高的效率、推行會計準則，從而可以提高會計準則制定、頒布與實施的效率。
2必須大力推進會計人才戰略
會計人才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了會計準則的制定、頒布、討論與實施整個過程。我國必須逐步完善高級會計人才培養長效機制，不斷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培養高端人才。
3加強會計準則在制定過程中的信息公開力度
會計準則在制定過程中要充分吸收各方面的寶貴意見。因此，筆者建議設立一個兼職的會計準則專家咨詢組。專家咨詢小組人員的構成應該是有代表性的，學術界、企業界、證券交易所、政府、財務分析師等與準則的研究和運用相關的重要部門都應該有所考慮，會計準則的征求意見階段應該首先在這些專家中展開，使他們能夠從自己專業的角度及時發表有價值和負責任的意見，從而保證會計準則的質量。
國外的會計準則范文2
【關鍵詞】 財務會計準則； 制定基礎； 制定主體； 制定程序
一、引言
財務會計作為一個獨立概念的出現是在20世紀30年代（更確切地說是“公認會計原則”出現之后），迄今財務會計的發展已經七十余年。值得注意的是，綜觀當代財務會計的發展，發現財務會計一經產生，就與財務會計及會計信息披露的規范與管制如影隨形（葛家澍、杜興強，2003）。會計準則作為對會計信息披露的規范，是財務會計研究領域的重要內容，財務會計的發展過程同時也是對制定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追求過程。從20世紀30年代起，國外就已經開始研究會計準則制定問題，我國自1951年起，開始推行高度統一的會計制度。會計原則、會計準則等術語，在我國教科書中消失了近30年，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會計界重新開始討論會計原則（葛家澍、劉峰，2003）。劉峰（1996）較早地通過完整的理論框架對會計準則的制定進行了系統全面的研究。對于會計準則的制定模式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按多種標準來界定，諸如會計準則的制定權歸屬、制定機構的選擇、制定內容的詳簡、制定人員的來源構成、制定過程的公開獨立性等。但一般而言，會計準則制定模式的研究涉及會計準則制定基礎、制定主體和制定程序三方面內容。
二、會計準則制定基礎（導向）
會計準則制定的基礎也被稱作會計準則制定導向，涉及了在會計準則范圍內會計政策的選擇空間，所以該問題一直是會計理論界、實務界等各方關注的焦點。在國外，傾向性的觀點是原則基礎的會計準則優于規則基礎的會計準則。mason、gibbins（1991）認為，原則基礎的會計準則從總體上優于規則基礎，更有利于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如果會計準則是規則導向的，那些期望在會計準則上獲取自我利益的組織，就有了可以進行“對策”的目標與方式（lys、vincent，1995）。1997年12月的“aaa/fasb研討會”上，美國會計職業界的代表john smith首次提出了“以概念為基礎的準則”（concept-based-standards）的說法，并且認為概念基礎的準則優于規則基礎的準則（rule-based-standards）。engle（1999）闡述了管理者利用會計準則形式規避經濟交易實質的行為，他的研究發現，管理者通過虛構交易將本應確認負債的項目確認為權益，因此產生了43億美元的成本。
安然事件后，國外對會計準則的原則基礎和規則基礎的研究可謂數不勝數。值得一提的是：nelson等（2002）通過問卷調查研究得出結論，從業者包括公司會計師、注冊會計師更偏愛具體的會計標準。dye（2002）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nelson的觀點，認為規則基礎的會計準則因增加了管理者操控會計報告結果的機會而使其有效性降低。nelson（2003）通過對上市公司管理層及審計師的問卷調查得出結論，會計準則越具體，管理層越可能通過交易進行利潤操縱。webster和thomton（2004）以加拿大資本市場為例，發現原則基礎的會計準則及其所賦予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空間有助于提高財務報告盈利質量。
我國會計學者對會計準則制定基礎的討論主要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葛家澍（2002）對會計準則制定基礎作了一個概括性描述，他認為制定一項高質量會計準則，其指導思想是按美國制定公認會計原則（gaap）所遵循的詳細的“規則基礎”，還是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制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所遵循的簡明的“原則基礎”，是一個有爭議而必須通過反復實踐才能回答的問題。
關于“原則基礎和規則基礎哪個更優”的討論研究文獻有很多。例如，平來祿、劉峰、雷科羅（2003）從自利經濟人假定出發，推斷出：每個自利的經濟人在執行會計準則的過程中總是設法最大限度實現自己的利益，如果準則是規則導向的，這表明那些期望在運用會計準則中牟取私利的人就有了可借鑒的方式；如果采納原則導向不給定具體的政策界限，當存在利益沖突時，最終只能訴求道德操守，這顯然有違經濟學自利經濟人的基本前提，其長期有效性程度也值得關注。由于以原則為基礎制定會計準則尚未在美國付諸實施，預測該方法的有效性程度為時尚早，可吸取原則和規則的優點，以目標為導向制定我國會計準則（路德明、邱昱芳，2003；裘宗舜、李栗，2004；林鐘高、韓立軍，2005；張美霞，2005），他們認為，目標導向的準則需要財務報告編制者、注冊會計師、審計委員會等實施適當的職業判斷，孕育職業判斷氛圍；需要變更與財務報告和審計有關的法律框架體系；需要解決準則制定的工作程序方法等會計準則體系中的問題，sec提出的“目標導向”為最優的制定模式還有待于實踐的檢驗，但是同時吸取原則和規則的優點，以目標為核心制定與我國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準則這種思路是可取的。從會計監管的視角，洪劍峭、婁賀統（2004）提出，會計準則的制定基礎與會計監管的有效程度相關，準則基礎的變遷應該與具體的會計監管環境相適應。在會計監管相對較弱的環境中，選擇規則基礎的會計準則。基于政治學視角，張力、陳許高（2007）分析了美國2002會計改革法案的政治機會主義傾向，并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制定導向的內生性、會計準則的形成機理及財務舞弊行為的責任認定等角度探討了我國當前會計準則制定導向的選擇，認為規則導向的會計準則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都有存在的合理性。
國外的會計準則范文3
【關鍵詞】 財務會計準則； 制定基礎； 制定主體； 制定程序
一、引言
財務會計作為一個獨立概念的出現是在20世紀30年代（更確切地說是“公認會計原則”出現之后），迄今財務會計的發展已經七十余年。值得注意的是，綜觀當代財務會計的發展，發現財務會計一經產生，就與財務會計及會計信息披露的規范與管制如影隨形（葛家澍、杜興強，2003）。會計準則作為對會計信息披露的規范，是財務會計研究領域的重要內容，財務會計的發展過程同時也是對制定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追求過程。從20世紀30年代起，國外就已經開始研究會計準則制定問題，我國自1951年起，開始推行高度統一的會計制度。會計原則、會計準則等術語，在我國教科書中消失了近30年，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會計界重新開始討論會計原則（葛家澍、劉峰，2003）。劉峰（1996）較早地通過完整的理論框架對會計準則的制定進行了系統全面的研究。對于會計準則的制定模式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按多種標準來界定，諸如會計準則的制定權歸屬、制定機構的選擇、制定內容的詳簡、制定人員的來源構成、制定過程的公開獨立性等。但一般而言，會計準則制定模式的研究涉及會計準則制定基礎、制定主體和制定程序三方面內容。
二、會計準則制定基礎（導向）
會計準則制定的基礎也被稱作會計準則制定導向，涉及了在會計準則范圍內會計政策的選擇空間，所以該問題一直是會計理論界、實務界等各方關注的焦點。在國外，傾向性的觀點是原則基礎的會計準則優于規則基礎的會計準則。Mason、Gibbins（1991）認為，原則基礎的會計準則從總體上優于規則基礎，更有利于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如果會計準則是規則導向的，那些期望在會計準則上獲取自我利益的組織，就有了可以進行“對策”的目標與方式（Lys、Vincent，1995）。1997年12月的“AAA/FASB研討會”上，美國會計職業界的代表John Smith首次提出了“以概念為基礎的準則”（Concept-based-Standards）的說法，并且認為概念基礎的準則優于規則基礎的準則（Rule-based-Standards）。Engle（1999）闡述了管理者利用會計準則形式規避經濟交易實質的行為，他的研究發現，管理者通過虛構交易將本應確認負債的項目確認為權益，因此產生了43億美元的成本。
安然事件后，國外對會計準則的原則基礎和規則基礎的研究可謂數不勝數。值得一提的是：Nelson等（2002）通過問卷調查研究得出結論，從業者包括公司會計師、注冊會計師更偏愛具體的會計標準。Dye（2002）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Nelson的觀點，認為規則基礎的會計準則因增加了管理者操控會計報告結果的機會而使其有效性降低。Nelson（2003）通過對上市公司管理層及審計師的問卷調查得出結論，會計準則越具體，管理層越可能通過交易進行利潤操縱。Webster和Thomton（2004）以加拿大資本市場為例，發現原則基礎的會計準則及其所賦予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空間有助于提高財務報告盈利質量。
我國會計學者對會計準則制定基礎的討論主要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葛家澍（2002）對會計準則制定基礎作了一個概括性描述，他認為制定一項高質量會計準則，其指導思想是按美國制定公認會計原則（GAAP）所遵循的詳細的“規則基礎”，還是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制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所遵循的簡明的“原則基礎”，是一個有爭議而必須通過反復實踐才能回答的問題。
關于“原則基礎和規則基礎哪個更優”的討論研究文獻有很多。例如，平來祿、劉峰、雷科羅（2003）從自利經濟人假定出發，推斷出：每個自利的經濟人在執行會計準則的過程中總是設法最大限度實現自己的利益，如果準則是規則導向的，這表明那些期望在運用會計準則中牟取私利的人就有了可借鑒的方式；如果采納原則導向不給定具體的政策界限，當存在利益沖突時，最終只能訴求道德操守，這顯然有違經濟學自利經濟人的基本前提，其長期有效性程度也值得關注。由于以原則為基礎制定會計準則尚未在美國付諸實施，預測該方法的有效性程度為時尚早，可吸取原則和規則的優點，以目標為導向制定我國會計準則（路德明、邱昱芳，2003；裘宗舜、李栗，2004；林鐘高、韓立軍，2005；張美霞，2005），他們認為，目標導向的準則需要財務報告編制者、注冊會計師、審計委員會等實施適當的職業判斷，孕育職業判斷氛圍；需要變更與財務報告和審計有關的法律框架體系；需要解決準則制定的工作程序方法等會計準則體系中的問題，SEC提出的“目標導向”為最優的制定模式還有待于實踐的檢驗，但是同時吸取原則和規則的優點，以目標為核心制定與我國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準則這種思路是可取的。從會計監管的視角，洪劍峭、婁賀統（2004）提出，會計準則的制定基礎與會計監管的有效程度相關，準則基礎的變遷應該與具體的會計監管環境相適應。在會計監管相對較弱的環境中，選擇規則基礎的會計準則?；谡螌W視角，張力、陳許高（2007）分析了美國2002會計改革法案的政治機會主義傾向，并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制定導向的內生性、會計準則的形成機理及財務舞弊行為的責任認定等角度探討了我國當前會計準則制定導向的選擇，認為規則導向的會計準則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都有存在的合理性。
三、會計準則制定主體
會計準則的制定主體是指會計準則的制定者，結構合理的制定者有利于制定出高質量的會計準則。國外的研究傾向于支持由會計職業界來制定會計準則。Carey（1969）認為，美國早期對鐵路和公用事業會計的政府管制并未導致更可靠的財務報表，而未受管制企業的會計實務卻有較大程度的改進，因此，其反對將上市公司會計規則的制定權賦予聯邦貿易委員會這個政府管制機構。以GeorgeMay為首的，與紐約證券交易所合作的專門委員會（Aspecial Committee on Co-operation With Stock Exchanges）1932年向股票上市委員會提交了一封信，該信建議紐約證券交易所應要求上市公司遵循基本原則，這些原則應當由包括公司管理人員、律師、會計師等的專家委員會經過研究后確定（Zeff，1972）。Nolan（1972）認為，眾多的規則必須由像FASB這樣的機構來制定。Most（1986）提出，會計準則應該由一個研究型組織制定，一個合適的研究型組織應該包括學術界的優秀人才，并得到職業界和產業界的資助。當然，這一研究型組織制定出的會計準則應該接受注冊會計師協會的支持或否決。
我國關于會計準則制定主體的大部分研究結果并不支持完全由政府及相關機構制定會計準則。按照“無知之幕”的要求：準則制定者應該是毫無自身利益要求的無利益關系人（薛云奎，1999）。陳冬華、陳信元（2003）以世紀星源案例，研究了利益相關者在我國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的作用，發現會計準則的制定不僅僅是技術問題，而且是關乎利益協調的政治問題，利益相關者應參與會計準則制定?；诓┺姆治?，林鐘高、韓立軍（2005），高筠燕、盧銳（2005）指出，政府在準則制定權的博弈中處于強勢地位，會計準則制定權合約配置應以政府為主導、民間機構為輔助的結合方式。綦好東、楊志強（2003），吳聯生（2004）的實證調查數據結果顯示被調查者大都贊成利益相關者參與會計準則的制定，社會各方廣泛參與會計準則的制定，是在更大程度上提高會計準則公正性的基礎。王建新（2001；2005），張嘉興、張俊民（2006），宋英慧、高銘（2007），李寧（2007），李桂榮（2007），林鐘高、徐虹（2007）分別從會計準則制定權的博弈視角、游說視角、創造性會計視角、熵理論視角對會計準則制定主體進行了研究，其研究結果也表明利益相關者應該更廣泛地參與會計準則制定。
但是梁爽（2005）運用產權經濟學等理論，分析了有效會計準則制定機構應具備權威性、效益性和公正性的特征，得出了我國會計準則制定機構（財政部會計司）是一種有效的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的結論。劉浩，孫錚（2005）從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所有權理論出發，對會計準則制定權的歸屬提出經濟解釋，為了遏制經理的“特定控制權收益”，政府擁有了會計準則的制定權，而經理僅擁有了在會計準則框架內作出會計判斷的權利。
四、會計準則制定程序
會計準則制定程序指會計準則的應循程序，會計準則在制定過程中如果能夠遵守一套完整、充分、嚴密、穩定的程序，準則制定的獨立性、公平性和公開性就能夠得到保證。我國學者對會計準則制定程序進行討論，目的是保證會計信息的利益相關者能夠有效地參與到會計準則的制定中，以制定出高質量的會計準則。
在借鑒FASB和IASB的會計準則應循程序的基礎上，2003年7月10日，財政部頒發了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程序，從此，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程序分為立項階段、起草階段、公開征求意見階段和階段。但是，有學者還建議對此進一步完善。遵守公開的應循程序，對擬立項的準則公開討論意見稿或舉行聽證會，并將有關的問題、原則和方法、相關理論等全部加以公開，在制定過程中最大限度地讓各利益集團參與并發表意見（裘宗舜、韓洪靈，2003）。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中有著保密性的特點（陳萍，2006），我國會計準則起草擬訂的整個過程對普通公眾而言都是保密的，缺乏多次征求意見的環節，對于準則制定過程中背景材料和討論情況也很少向外界披露，這使有動力參與準則制定的利益相關者被拒之門外。因此，準則制定機構應當適當公開準則制定程序，方便大眾加入制定討論?；谘莼洕鷮W理論，林鐘高、徐虹（2007）提出，建立會計準則征求意見稿反饋系統，讓會計準則制定能夠更多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這些文獻研究結果表明向利益相關者公開會計準則制定程序的程度仍然不足。
五、結論及研究思路
高質量的財務報告是財務會計的目標，而高質量的財務報告要求高質量的會計準則，因此，會計準則制定是財務會計研究永恒的主題。雖然國內外對會計準則的制定模式已經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形成諸多研究成果，但至今沒有一個國家或國際組織的會計準則能夠提供完美的財務會計報告，這就說明對會計準則制定模式的研究還要繼續。
經濟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的涌現勢必要求會計準則隨之演化，會計準則的制定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然而新古典經濟學以原子論和機械力學為隱喻的靜態均衡分析方法并不能真實地表現會計準則制定基礎、主體、程序等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也不能反映外界環境變化對會計準則制定的影響。因此，使用傳統制度經濟學方法很難對會計準則制定進行動態分析。演化經濟學理論是針對動態過程的演化分析方法，以此為基礎對會計準則制定模式進行研究將是一種新的研究思路。
【參考文獻】
［1］ 葛家澍，劉峰.從會計準則的性質看會計準則的制訂［J］.會計研究，1996（2）.
［2］ 路德明，邱星芳.會計準則制定：以原則為基礎還是以規則為基礎［J］.財經論叢，2003（1）.
［3］ 洪劍峭，婁賀統.會計準則導向和會計監管的一個經濟博弈分析［J］.會計研究，2004（1）.
國外的會計準則范文4
［關鍵詞］會計制度；國際慣例
［中圖分類號］F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2095-3283（2012）03-000-02
作者簡介：趙聚輝，遼寧師范大學會計系講師，博士，高級會計師，中國注冊會計師，研究方向：會計理論研究；臧金玲，女，遼寧師范大學會計系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財務會計理論與實踐研究。
一、引言
目前，我國的會計制度與國際慣例之間仍存在較明顯的差異。為進一步對我國的會計制度與國際慣例進行比較分析，需要對目前世界上的會計模式進行介紹。按照國際會計影響范圍不同將會計模式分為五大類，具體模式如下：
1.以保護債券和股票持有者的利益為目標，強調財務報表揭示必須遵循“真實與公允”原則的英國會計模式，代表國家為英國和新加坡等。
2.以保護投資者利益為主要目標，強調財務報表的披露必須符合“公認的會計原則”的美國會計模式，代表國家為美國、日本和加拿大等。
3.以保護國家稅收和公司利益為目標，強調財務報表的揭示必須符合稅法要求的會計模式，代表國家為法國等。
4.以保護公司利益為主要目標，在會計信息披露方面允許隱匿資產，不公開企業盈利，允許采用穩健性原則，對某些會計項目可以做到不充分披露等的聯邦會計模式，代表國家為德國、荷蘭和瑞典等。
5.以貫徹國家經濟計劃為主要目標，財務會計信息主要是為政府計劃管理控制服務的社會主義國家會計模式，代表國家為中國等。
上述會計模式的劃分是國際上占有主導地位的五類會計模式。本文將通過會計規范制度框架、會計準則結構、會計準則制定模式和會計目標定位這四個方面將我國會計制度與具有代表性的國家的會計制度進行比較，并進行差異分析以更好地促進我國會計制度與國際慣例的協同。
二、會計規范制度框架方面的國別差異
眾所周知，在會計規范制度框架方面，我國的會計法律、法規體系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為主法形成的一套比較完整的體系。該體系主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企業財務報告條例》以及并行存在的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而目前我國仍然實行的這種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并行的做法與大多數國家的做法是不同的。當前各國采用的會計規范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微觀經濟為基礎，側重考慮為個別企業經營管理服務的英、美等英語國家普遍采用的會計準則的形式；另一種是以宏觀經濟為基礎，主要為貫徹政府經濟政策而服務的德國和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大陸法系國家所采用的有關會計立法和會計制度的形式。加拿大、新加坡和澳大利亞采用的是會計準則的形式，而荷蘭、瑞典和丹麥所采用的是有關會計立法和會計制度的形式。此外，日本實行的是會計原則、商法、證券交易法、稅法和會計職業這五方面的具體會計制度并存、共同構成的一個完整的會計制度體系。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形勢的發展，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的會計規范形式存在向英美海洋法系國家會計規范形式轉化的趨勢。而我國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并行的做法，從長遠來看，不利于我國會計準則的發展以及與國際準則的趨同。
三、會計準則結構方面的國別差異
我國現行會計準則的結構由基本準則與具體準則構成，并將類似于概念框架的內容歸入基本會計準則，這種做法與國際慣例有較大出入。首先，在國際會計準則與各國會計準則之中都不存在基本準則與具體準則之分；其次，我國將基本準則類比為外國的概念框架是混淆了概念框架的性質和作用。正如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提出：“概念框架是一項章程，它是由相互聯系的目標與基礎概念所形成的內在一致的理論體系。它可以引導相互一致的準則，并對財務會計和財務報表的性質、作用和局限性作出規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的“編報財務報表的框架”、美國FASB的財務會計概念公告中也都明確提出，概念框架不屬于會計準則的內容，不具有會計準則的效力。同比其他國家不難發現，英國會計準則在廣義分類之下將準則的概念框架與具體會計準則分別單獨列示，并同會計準則的解釋性公告等文件共同構成其主要內容；而在狹義分類之下的英國會計準則僅指具體會計準則，英國會計準則委員會（ASB）的“財務報告原則公告”中也明確了概念框架與具體會計準則的差異。另外，英國會計準則中沒有基本準則這一概念。加拿大的會計法規概念框架借鑒了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的概念框架，而荷蘭與新加坡已經采納了國際會計準則的概念框架。我國在認識方面的這種差異不僅削弱了對指導會計準則制定的基本概念和會計原則的研究，而且推遲了概念框架的出臺。
四、準則制定模式方面的國別差異
所謂會計準則制定模式是指為制定會計準則而對準則制定機構、制定人員、制定程序、制定方法以及制定基礎（或導向）等方面作出的一種固定安排。將國外會計準則的制定機構、制定人員和制定程序等與我國的情況相比較，發現其之間存在以下差異：
（一）準則制定機構不同
會計準則通常由兩類機構組織制定：一類是由政府機構或公共部門組織制定；另一類則是由民間機構或私立部門組織制定。國外多數國家的會計準則由民間機構制定，即使是民間機構也有兩種：一種是獨立的基金所屬，如美國的FASB，為“Foundation-based”，國際會計準則制定機構（IASB）也是獨立基金會所屬的民間機構；另一種仍然屬于會計職業機構，如加拿大特許會計師協會（CICA）所屬的ACSB以及澳大利亞會計研究基金會（AARF）下屬的澳大利亞特許會計師協會（ICAA）。此外，日本模仿美國成立了由民間團體制定會計準則的最高權力組織——財團法人財務會計基金會（FASF），該機構下設的一個相對獨立的準則制定機構——日本會計準則委員會（ASBJ）也相繼成立，該民間機構負責日本會計準則的制定。而荷蘭專門制定會計準則的機構為“三方會計準則委員會”，該委員會于1981年改名為“年度報告委員會”，仍然由三方構成，即編報者、使用者和審計師。但在我國，《會計法》第八條明確規定，國家統一會計制度由國務院財政部門制定，因此我國的會計準則也一直由財政部會計司制定。盡管我國也成立了“會計準則委員會”（CASC），并于2003年對其進行了重大改組，但我國的會計準則委員會在性質上卻屬于咨詢委員會的性質，本身并無權制定會計準則。我國由政府機構制定會計準則雖然可以使我國會計準則具有權威性和強制性，但是過多地考慮國家政府或所謂的“公眾利益”而忽視各利益集團的利益使得我國企業等利益集團參與會計準則制定的積極性不高，甚至對會計準則的制定持有一份“理智的冷漠”的態度，那么會計準則的出臺將缺乏充分的博弈過程，這不僅影響會計準則的質量，也影響日后對會計準則的執行。
（二）準則制定人員不同
國外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的成員早期主要是會計執業人員或注冊會計師，以后隨著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從會計職業機構中分離以后，準則制定人員的代表性大大增強。目前，多數國家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的成員主要包括財務報表的編制者、使用者、政府管制機構和學術界的代表等。我國會計準則委員會雖然包括了會計理論界、企業界等各方面的代表，但是真正負責我國會計準則制定的機構并非會計準則委員會而是財政部會計司，因此我國會計準則制定人員主要是財政部的官員，雖然他們是專職人員并有足夠的學識，但他們并不直接代表受沖突的利益群體，因此可能不能完全綜合地反映各方面的意見。
（三）準則制定程序不同
美國FASB在制定會計準則時采用了所謂的“充分程序”（Due Process），而IASB在制定IFRS時也采用了“國際充分程序”。充分程序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即充分性、公開性和公允性。充分性是指一項準則的出臺從討論稿到征求意見稿到最后的終稿經過了上下反復多次各方面充分的討論；公開性是指準則的討論完全是公開透明的，例如FASB和IASB的會議不僅對外公開、有關議程和各種文告均在網絡上公布并公開討論，而且還適時舉行公開聽證會等；公允性是指一項準則的出臺經過了各利益集團的充分博弈，其程序是公允的，準則的最終通過也由投票產生，還會在準則的后面附帶結論基礎以及不同的意見，因此準則的結果相對而言也是公正的。而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程序分為立項階段、起草階段、公開征求意見階段和階段，與國際流行的“充分程序”相比，我國沒有采取公開的聽證會、開展有關實地測試等環節，準則的批準也沒有采用由委員投票表決的方式，而是由財政部領導最終審定。此外，FASB或IASB準則的出臺一般需要經歷一至兩年的時間，個別準則經歷的時間或許更長，但我國幾十項新會計準則從征求意見稿到正式的準則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完成，雖然形成了較大的社會效應并產生了國際影響，但討論可能還是不夠充分。
（四）準則制定基礎不同
一般認為，具有代表性的準則制定基礎有兩種：一種是以美國FASB為代表的“以規則為基礎”（Rules-based）；另一種則是IASB所主張的“以原則為基礎”（Principles-based）。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在對兩種準則制定基礎進行研究后，又在其2003年的研究報告中提出了“以目標為導向”（Objectives-oriented）的模式。實際上，無論是FASB還是IASB的準則都不能簡單地歸類為“以原則為基礎”或“以規則為基礎”的會計準則，在它們的準則中往往都是既體現會計原則的要求又有一些具體的規定，只是對原則或規則各有偏重而已。從我國整個會計準則體系看，尤其是從2006年新的會計準則來看，我國會計準則體系由基本準則、具體準則和應用指南組成，由于具體準則只是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要求，因此具體準則是“以原則為基礎”，而具體的規則需要體現在應用指南中，這樣看來，應用指南倒是“以規則為基礎”。我國會計準則制度體系既有原則，又有規則，只是與IASB和FASB的準則相比，存在較大的不同。
五、會計目標定位方面的國別差異
概念框架是以會計目標為核心的會計概念或會計原則體系，用以指導前后一貫、內在一致的會計準則制定。國外的概念框架通常將會計目標確定為“決策有用論”和“受托責任論”兩種，有些概念框架將“決策有用論”列為主要目標，而將“受托責任論”列為從屬或次要目標，如FASB和IASC；有些概念框架則將“決策有用論”和“受托責任論”列為平行目標，如ASB；此外，屬于日耳曼會計體系的德國會計總體而言是相當穩健的，因為其兩個首要的目標確定穩健的可分配收入和傳遞給使用者關于財務報表的信息可能會同時達成，但是如果出現矛盾，則前者處于優先地位；法國的會計模式是其重商主義的產物，由于其證券市場相對于美、英兩國而言很不發達，所以法國會計是典型的以稅務為導向的會計，因此，它對來自公眾投資者的財務信息需求很不強烈，“納稅”則成為企業編報的主要目標；日本的會計目標代表著國外影響與本土態度和行為方式的結合，例如，日本商法的主要目標是維護債權人的權益，而依據證券交易法所制定的會計原則的目標則更側重維護股東的權益，而就其發展趨勢而言，其目標由強調保護債權人的權益逐漸轉為強調維護投資者的權益。而我國在1992年的準則中并沒有涉及“會計目標”，在2006年2月的經修訂的基本準則中指出了我國財務會計的目標，即側重于“受托責任論”而非“決策有用論”。我國與其他國家對會計目標的不同定位，會影響其概念框架和指導思想的差異，進而影響其會計準則之間的差異。
總體來說，由于會計環境的不同以及主觀指導思想的國別差異，盡管會計的發展具有國際性，也很難找出有兩個國家的會計制度模式是完全相同的。我國會計制度與國際慣例之間存在差異，國別會計之間的會計模式也不盡相同。在國際資本流動更加頻繁的大環境下，當前國際會計的發展已經呈現以下三大態勢：各國會計模式向英美會計模式歸一、會計制度逐漸向會計準則轉化以及各國會計準則向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趨同。只有認識到與國際慣例之間存在的差異及與其他各國會計制度的不同，不斷地更新與完善，并積極與國際會計準則相協調，我國才可以在進入國際化大舞臺時更具有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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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的會計準則范文5
關鍵詞：新準則 上市公司 影響
2006年2月15日，財政部正式頒布了新的《企業會計準則》，2007年在上市公司中正式執行，然后再推廣到其他企業。綜觀新準則，很多理念和做法與中國目前的會計規定和實務有相當大的差距 ,因此把握其特點,明晰其影響,順利渡過適應期是極為重要的。
一、新會計準則對上市公司的影響分析
1.新會計準則帶來的機遇
(1)有利于股東財富最大化財務目標的實現。現代企業的目標是股東財富最大化。在原制度下，公司對外披露的信息不夠合理和透明，造成了投資者和公司管理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公司治理角度看，不利于企業目標的實現。新會計準則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新會計準則重新定義了資產、負債、收入、費用等會計要素的內涵和確認條件，突出強調了資產負債表項目的真實性與可靠性；同時，在堅持歷史成本的基礎上引入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不僅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資產質量，更有利于充分揭示上市公司財務風險及正確衡量經營業績，而且，信息披露的透明又會進一步促進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和股東財富最大化財務目標的達成。
（2)有利于國外籌資上市。新企業會計準則給企業的國外籌資活動帶來了機會。過去,不少國內企業在海外融資時遇到很大障礙——其財務報表不被認可,因而要成功融資就必須根據國外會計準則花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去編制不同的報表,而新會計準則實現了與國際會計準則的趨同，企業不用擔心報表的“翻譯”問題了,這也是新會計準則帶來的最大好處,各企業應抓住時機,積極準備在國外上市,通過在國際資本市場的資金運作,進一步增強企業整體實力,使企業走向世界。
(3)有利于推動企業自主創新，優化資產結構，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原會計準則要求企業自行開發新項目的支出全額計入當期費用，這樣必然造成企業開發當期利潤大幅減少，經營者迫于利潤指標的壓力，只能顧及眼前利益放棄企業的長遠規劃。新準則允許開發費用資本化，然后根據經濟利益的預期實現方式在以后的使用年限內攤銷，將大大降低創新投入對當期利潤的沖擊，減輕管理者在開發階段的利潤指標壓力，促使企業增強技術創新能力，提高價值水平，增強競爭能力。
2.新會計準則帶來的挑戰
(1)會計計量方面存在的難題—公允價值計量。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引入是新會計準則的一大亮點，受投資者和CFO們的關注,但其目前在上市公司的應用并沒有在啟用新《企業會計準則》前所想像的那樣廣泛和深入。從客觀環境上看，是因為我國無論是證券市場、產品或要素市場還是人力資本市場都很難達到完善的程度，因此，我國企業如何確認公允價值確實是一個難題；而從主觀上看，從早已習慣的、事事確定的成本模式走向充滿市場風險、事事不確定的公允價值模式,除了一些績差公司外,國內大多數上市公司并不十分愿意這么做。
(2)企業經營業績的波動性明顯加劇。首先, 交易性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對匯率、利率和交易價格變動比較敏感, 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并將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導致擁有大量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企業在不同會計期間的經營業績出現大幅波動。因此, 實施新準則后, 由于經營業績的波動, 就造成風險的提高，如何通過風險管理來減少企業經營業績的波動, 將成為擁有大量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企業不得不正視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企業應對新準則的措施
1.加強現有會計人員培訓，提高其執業水平
各單位要對會計人員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業務培訓。會計人員不僅要豐富和更新專業方面的理論和知識結構，同時還要掌握與會計工作相關的經濟、貿易、金融、法律、外語、計算機網絡等方面的知識，以增強分析判斷能力；要加強對會計人員的道德教育，促使從業人員正確規范自己的行為，做到誠實守信，客觀公正，不做假賬。
2.積極推進企業財務管理信息化的建設
由于新準則對信息披露的要求更高, 如對金融工具,要求披露詳盡的信用風險、利率風險、市場風險、數量信息等, 要求企業風險管理模式必須相應改變, 獲取市場數據的能力要更迅速。企業應結合實際, 積極引進統一的財務與業務一體化的管理軟件, 逐步實現生產經營全過程的信息流、物流、資金流的集成和數據共享, 保證企業預算、結算、監控與財務管理工作規范化、高效化。
3.調整財務分析思路
新會計準則的實施，必將導致財務報表的變化，那么，以財務報表為基礎的財務分析也會受到重大影響。由于報表的項目及其內涵均發生了一些變化, 原來的一些財務比率可能失去了作用或應重新解釋, 相關的數據需要結合附注才能計算, 如銷售毛利率、銷售凈利率、各項資產周轉率、現金比率等。也應設計一些新的財務比率, 如資產減值損益/營業利潤 (或凈利潤)、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營業利潤(或凈利潤)、直接計入資本公積的利得或損失/凈資產等。
總之，對于上市公司而言，應盡快切實理解新會計準則的內涵，發揮新會計準則對會計工作的規范作用，引進人才并抓好現有會計人員的培訓工作，把握住新會計準則帶來的機遇，迎接挑戰，順利實施新會計準則。
參考文獻：
[1]財政部:企業會計準則(2006年) 經濟科學出版社
[2]李衛衛:新準則變革帶來的深遠影響及對策分析[J].財會研究 2008；5:31~32
國外的會計準則范文6
―、我國會計準則趨同發展過程及現狀
在對待國際會計準則的態度上，少數國家是采取直接照搬的“采用”模式，直接完整地接受國際會計準則。除此之外，大部分國家采取的是“趨同”的模式，只是在程度、速度、完整度方面，各個國家依據自己的國情存在著差異，并在具體的一些細節上存在著各國獨特的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差別。為了走出去，在國外上市、融資，除開自然語言的差異，同樣還需要面對的就是作為“經濟語言”的會計信息的差異。與此同時，國際化的浪潮也為我國企業帶來了新經濟環境下更多更為復雜的經濟活動難題，為此需要向國際會計準則進行借鑒。
我國對于IFRS所采取的態度，是在堅定趨同的大方向下，拒絕強行移植，冷靜地。我國會計準則趨同的需求雖然日益高漲，但必須清醒的面對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尚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市場尚不完善、民眾經濟基礎與西方國家不同等等既定事實。在趨同的腳步上要堅定不移地向前走，盡快跟上國際準則的步伐，同時特別警惕需要根據我國實際情況的部分，拒絕強制同化。而且在趨同的同時，提出趨同的“主動性”，讓我國更多地參與到國際準則的制定中，形成良性的“互動”，努力參與到國際性的組織中，讓我國的特殊國情被國際準則制定工作所了解，互相促進發展，也盡量爭取國際準則制定的話語權。
我國的會計準則巳經于本世紀初初步完成了與IFRS的趨同，在隨后的幾年間也跟隨IFRS的腳步進行了及時的準則修訂、修繕工作。尤其是2007年新會計準則的實行，標志著我國的會計準則基本與國際準則完成對接。對此，從國內的視角來看，不論是會計信息編制者還是會計信息使用者，都充分感受到了我國的會計準則已經越來越完善，模棱兩可的灰色地帶較以前大為減少，上世紀的許多游走在準則邊緣甚至故意鉆準則空子的情況巳經大大減少。從國外的視角來看，我國的會計準則趨同工作也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越來越多的國際間會計組織交流、會計專業人員流動以及國際社會對我國資本市場的進一步認可，都與我國的會計準則趨同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有著緊密的聯系。
在會計準則趨同的同時，國內的機構、學者也加強了對于國際會計準則的研究。近年來，研究方向開始傾向于國際會計的發展、趨同所起到的作用，大多數觀點認為趨同的過程為我國的會計準則完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幫助。相應的，趨同的傾向性和這類研究的傾向性也從側面加強了我國會計人員的從業素質，國際會計與國際準則開始被會計人員所熟知，相應的許多專家學者也借此獲得了更多的在國際舞臺展示自己的機會。
二、我國的會計準則存異點及趨同存異的意義
(一）我國的會計準則存異點
首先，我國的會計準則是由財務部制定的，具有其強制性，雖然在近年來趨同的大勢不可更改，但不代表財務部就失去了其作用。相反，越是在趨同的大勢下，財務部越能依據微調來發揮其作用。如何趨同，趨同的步伐速度，哪些領域重點考慮，這都是在趨同的大勢下財務部要考慮的事情。而國際會計準則是由國際性的民間組織建立的，雖然在這么多年的發展下，這個民間組織已經足夠權威足夠專業，但其畢竟與政府不同，不是站在強制角度上，觀察問題的視角會不一樣，容易把一些簡單的事情復雜化。這個差異點是未來也將長久存在的，而且比較無法被彌補的一個差異。所以，在未來，我國制定準則時，最好也能正視這個差異。
其次，在具體的準則上，我國會計準則目前還有一些尚未來得及與國際會計準則接軌的地方。這些大部分是由于我國趨同工作所存在的時滯性所帶來的，相信在不久之后，這些地方也會很快跟進，完成趨同工作。
再次，有些具體的準則，在完成趨同工作之后，我國的準則也與國際準則存在細微的差異。不過這些差異一部分是極為細小的，另一部分基本是考慮到我國的具體國情和行業上的差別，不能直接生搬硬套進行趨同。
(二）我國的會計準則趨同存異的意義
趨同的意義：趨同的意義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首先，最基本的，與國際準則的趨同幫助了一些想要走出國門的企業，讓這些企業節省了重新編制財務報表的大量成本,讓這些企業自身的財務報表只需些微改動便能被其他國家所接受，也提高了本身財務報表中許多基本數據的可信度。更深層次的來說，這些企業得以在日常的會計處理中，與國際接軌，了解最新的國際化的會計處理模式，更方便這些企業理解國際經濟事務’也是從側面提升國際競爭力。其次，對于整個資本市場的會計信息可比性有所提高，更為完善的會計準則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約束了腐敗、舞弊的情況，提高了透明度，解決了過去存在的一些灰色地帶問題，讓一些別有用心的企業不再有空子可以鉆，對于整個資本市場都能起到正面的積極的作用。再次，我國畢竟不是使用英語或與英語類似的西方語系，中文和英文的表達上存在著很大的區別，趨同的過程對于緩慢地適應消化這種區別是很重要的。
存異的意義：凡事都有兩面性，我國準則在向國際趨同時，同樣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比起將這些稱為趨同的負面效果，可能稱為趨同過程中存異的意義要更為準確。所謂“量體裁衣”，照搬過來的衣服，還需要根據穿的人來具體地改動細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真正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往往不是沒改的那部分，而是改動了的那部分。對于我國會計準則向國際會計準趨同的過程，也許太多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趨同的意義上，而也許不能、無法、尚未趨同的部分，其存在的理由，將來能否趨同，還是是否要持續存異，相反才算對我國會計準則來說更為重要的議題。存異的意義，首先在于，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資本市場情況，還不能完全地和國外的市場情況劃等號。在許多行業中，我國所面臨的問題是許多西方國家已經解決過克服過的問題。在政府介人為市場提供幫助的前提下，適當的一些會計政策的調整是必要的，有些可能還不能向國際準則靠攏去放寬，應當適當地有所保留。其次，我國的社會性質必須考慮在內。盡管現在全球經濟浪潮下，市場經濟體制也被越來越接受、放開，但畢竟我國的社會性質差異是客觀存在的，社會性質的差異帶來的是政治上的不合甚至沖突，以及一些執政模式的差別。這些同樣帶來了一些行業的模式會與國外有差距，有些經濟活動也不能直接跟國外的情況進行等價。
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市場層面上，勢必要更加強調“國家”這個主體，會計信息也要更多地為國家進行服務，幫助國家對市場進行調控。這些意義上，我國和西方國家還是有很大的差別。再次,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盡管這幾年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被國際社會廣泛認可，但我們自己應該保持頭腦清醒：在許多基礎的層面，包括基礎設施、市場基礎、參與市場的上市公司基礎、人民群眾的經濟基礎、受教育基礎等，我國的情況還和發達國家有著非常大的差距。這些差距要求我們在處理一些會計問題時要更為謹慎，一些國際的準則要經過仔細的判斷辨別苒決定是否采用，有些尤其在考慮我國國情之后，應該謹慎選擇甚至謹慎放棄。最后，我國作為東方的文明古國，幾千年的文化傳承下來，已經形成了獨特的東方文化風格，國家的文化、人們的思維方式、行事處事的風格，這些都與西方國家有著很大的區別。我國自古以來的仁義、道德、誠信、禮儀等因素，決定了許多文化上的積累因素與西方國家不同。除此之外，幾千年來，我國本身就有著接近到史前文明時開始的計數會計文化，也有著古時的簿記甚至審計文化。盡管這些都和現代企業有差別，但其文化積累的影響是不能忽視的。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視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思想對企業家和企業以及市場的影響，相應的，我們的會計準則也應該考慮這方面的內容。向國際準則趨同的時候，不能忘了在很多時候，同樣的情況在我國和在國外發生所帶來的影響和發展過程都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我們理應在會計準則上也盡量將這些差異考慮進去。
三、對我國會計準則向國際準則的趨同的思考
近年來，隨著我國會計準則向國際準則的趨同，越來越多的學者與越來越多的文章，都在討論趨同的意義，以及其積極的影響。在這種大環境下，越來越少的聲音還在質疑一些局部的趨同問題，越來越少的聲音還在反思和提出警醒，更多的所謂“對趨同的反思”只是許多文章中象征性的一個小部分，表明文章有從正反兩面去進行思考，但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實際的意義。當然了，許多研究都表明，趨同的過程完善了我國的會計準則體系，解決了以前準則中留下的許多灰色地帶的問題，提高了會計信息的可比性，減少了腐敗、舞弊和對信息的操縱空間，不能否認趨同過程所取得的長足進步和帶來的良好效果。但越是在這個時候，越要冷靜地去注意趨同時的存異情況。近年來，隨著國學熱的興起,許多新興的研究開始向這個方向發展，將很多西方的純理論的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引人國學的思考，其實就是重視西方的先進方法與東方的傳統理念相結合的一個過程。也許在會計界,在準則制定，在準則趨同的評判過程中，我們也應該引人東方的傳統理念，注重我國獨特的國情，保持頭腦冷靜。屆時，也許我們能發現更多的東西，能夠讓未來的我國會計準則發展方向更適用于我國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