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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區別范文1
關鍵詞：商業銀行；市場結構；企業組織結構
文章編號：1003―4625(2007)01－0015-03
中圖分類號：F832．33
文獻標識碼：A
一、商業銀行效率的基本概念
銀行效率是指銀行在業務活動中投入與產出或成本與收益的對比關系?！坝行省笔侵搞y行在投入一定生產資源的條件下是否使產出最大，或是在生產一定產出量時企業是否實現了“成本最小”。從本質上講，銀行效率是銀行對其資源的有效配置，是銀行的市場競爭能力、投入產出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綜合反映。銀行效率與銀行效益既緊密關聯，又有所區別。銀行效益是指銀行的資產和服務所帶來的收益率；而銀行效率是指銀行在追求效益的同時，還要兼顧其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還要追求安全性和流動性，這就要求銀行講究運作效率。而且，有效益的金融交易未必有效率。如借助壟斷所獲得的高收益，并不一定是高效率和可持續的。可見，銀行效益包含在銀行效率的內涵之中，商業銀行經營活動的核心是效率，而基礎是效益。
二、中國商業銀行效率的實證分析
本文實證分析運用了DEA(數據包絡法)評價模型，采用中介法選擇投入、產出變量。其中投入變量為營業費用、利息支出和員工人數；產出變量為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和不良貸款率。由于不良貸款率不能直接用來作為產出指標，本文對不良貸款率指標進行調整后作為產出項之一。
以下選擇2000―2004年4家國有銀行和10家全國性股份制銀行作為研究樣本。選擇營業費用、利息支出、正式員工作為投入指標，而將非利息收入、利息收入、不良的相對績效值作為產出指標。運用DEAP2．1分析軟件，對上述樣本進行效率評價。
從總體情況看，我國商業銀行的綜合效率在逐年改善，效率平均值由0．908上升到0．954(見上圖)。可以說1999年底加入WTO以后，隨著金融對外開放程度的擴大，競爭的日益加劇，商業銀行效率不斷得到提升。
從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的比較看，股份制銀行5年的平均效率值為0．936，高于四家國有銀行的0．901，而且除2002年外，股份制銀行的年平均效率也要高于國有銀行。不過隨著國有銀行改革的不斷深入，這種差異在逐步縮小。2000年國有銀行與股份制銀行的效率值差異為0．11，到2004年縮小為0．076，其中2002年隨著工行、中行、建行改革成效的不斷顯現，國有銀行平均效率值甚至超過了股份制銀行。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我國商業銀行綜合效率情況的總體評價：一是我國商業銀行總體效率情況正不斷改善，二是股份制銀行的綜合效率情況要好于國有銀行。
三、中國商業銀行效率的影響因素
影響銀行效率的因素雖然很多，但歸納起來，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外部影響因素，即銀行業的市場結構。二是內部影響因素，即商業銀行自身的組織結構。
(一)市場結構對商業銀行效率影響的分析
1．“結構―行為―績效”分析框架。產業經濟學對市場結構與效率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其經典理論是“結構―行為―績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即SCP分析框架。產業組織理論的奠基人貝恩1959年在其《產業組織》一書中提出，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三者之間的關系是：市場結構決定市場行為，市場行為決定市場績效，其中市場結構是最重要的因素。同時SCP理論認為，市場的壟斷程度與競爭效率是負相關的。
2．中國銀行業壟斷與效率實證分析。產業組織理論部分實證研究認為，市場的壟斷程度與競爭效率是負相關的。就中國而言，現有研究普遍認為中國銀行業的壟斷結構降低了銀行業的效率和競爭力。對銀行業市場壟斷程度的研究主要測定CR4指數值，即測定中國銀行業前4家最大的國有商業銀行在相應測定項目中所占的市場份額。
從上表可以看出，2000-2004年中國銀行業的總資產、資本(所有者權益)、存款資產、貸款、員工數目等五項指標CR4的平均值都在0．8左右，因此可以初步判定中國銀行業市場是一個高度集中的市場。而從凈利潤集中度與其他五項指標的集中度CR4變動看，2004年總資產等五項指標集中度均比2000年有所下降，而凈利潤集中度則得到極大的提升，并且2004年以前的利潤集中度明顯弱于市場集中度，因此可以認為四大國有銀行存在高度壟斷但績效差的現實；隨著商業銀行改革的推進，國有銀行的市場集中度下降而利潤集中度開始提高。這與本文第二部分關于國有銀行效率的結論是一致的。
3．壟斷市場結構導致低效率的原因。根據SCP理論，居于市場壟斷地位的國有商業銀行，正是其行為特征促成了自身效率的相對低下。Hick(1935)的“安定生活”假說(quiet-life hypothesis)認為：在集中度較高的市場中，由于競爭程度較小，擁有較大市場份額的廠商沒有動力去實現成本最小化，從而造成效率下降及成本上升。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四大國有銀行在市場中處于絕對壟斷地位，市場競爭壓力相對較小；另一方面，在央行對存貸款利率管制情況下，銀行提高服務質量實際上是在價格不變的情況下使顧客享受更好的服務，這部分提高服務質量所花費的成本要從銀行利潤中支出，顯然銀行缺乏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的積極性，結果導致銀行低效率的產生。
(二)企業組織結構對商業銀行效率的影響
在既定的銀行業市場結構下，商業銀行自身的組織體系是否科學合理對銀行效率的改善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1．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認為，企業存在著最優規模邊界?？扑乖?937年的《企業的性質》一文中指出，企業通過內部的一體化經營取代了市場主體之間的交易，節約了交易成本，使生產規模大大提高。同時該理論認為，企業規模不能無限擴張。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管理幅度逐漸加大，員工監督的成本也越來越大，當規模經濟產生的邊際收益(同質化管理節約的管理成本等)等于擴大規模產生的邊際成本(管理幅度加大增加的監督成本等)時，企業規模達到最優。超過這一邊界，企業將是無效率的。
2．商業銀行組織規模與效率的實證分析。下面，以商業銀行綜合效率(EE)作為銀行效率指標，以組織機構數目(ORG)、銀行人員數(PERSON)作為解釋變量，增加總資產的自然對數
(LNASSET)作為控制變量，考察商業銀行效率和組織規模的相關性。
回歸模型如下所示：
EE=a+bORG+cPERSON+dLNASSET+ε
利用2000-2004年15家商業銀行數據，通過SPSS．11得到回歸結果如下表?？梢钥闯觯诳刂屏丝傎Y產規模后，商業銀行效率與銀行人員數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這表明中國商業銀行的人員對銀行績效產生負面影響，過多的人員降低了銀行效率。
另外，相關性實證結果表明，銀行規模效率(SE)與銀行規模存在顯著負相關性(見下表)，這說明中國商業銀行確實存在規模不經濟和低效率現象，隨著銀行規模的擴張，銀行效率并沒有得到提高。
3．商業銀行組織結構導致低效率的原因。我國商業銀行脫胎于傳統的專業銀行體制，四大國有銀行建立伊始即按行政區劃進行分支機構設置，形成“三級管理，一級經營”組織結構，使委托鏈條過長。同時，改革初期的國有銀行主要通過機構和人員的迅速擴張來實現自身發展，但由于缺乏成本約束，機構、員工數都大大超過了規模經濟要求的企業邊界。隨著國有銀行機構精簡的力度的加大，2002年底四大國有銀行的機構總量較歷史最高點的1995年減少了56256個，降幅達36．24％。這從側面說明了國有銀行組織結構存在明顯的低效率，仍有較大的改善空間。
四、中國商業銀行效率提升的戰略路徑
基于上述實證研究結果及理論分析，本文認為，中國商業銀行效率提升主要有三條途徑。
(一)優化產權結構，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產權制度改革
對國有商業銀行進行產權制度改革，積極引進滿足“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的戰略投資者，是提高銀行效率和競爭力的首要策略，也是確保公司治理結構高效運轉的基礎。
1．建立完善法人資產制度。使股份公司的法人所有權不依賴于股東而獨立存在，并由法人獨立占有、支配、處分和收益，法人成為公司自負盈虧的主體。確保法人產權的獨立性，商業銀行才能真正成為市場中的獨立經營主體。
2．推動產權的有效流動。通過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融資，使股東所擁有的股權能夠自由轉讓和流通，可以實現商業銀行產權的多元化。這樣既可以引入實力雄厚的投資者，增強商業銀行自身實力，又可以避免股東干預企業日常經營管理，保障公司法人產權的獨立性。
3．構建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明確董事會、高管層和監事會的職責，董事會負責制定經營發展戰略，統一財務、人事等重要決策權，對高管層實施目標管理。高管層嚴格執行董事會制定的戰略方針，抓好具體管理，提升經營績效，向董事會和股東負責。監事會遵循獨立、客觀、公正的原則行使監督權。董事會、高管層、監事會各行其職，互相制約又相互協調，形成科學高效的決策、執行和監督機制。
(二)優化市場結構，構建多層次、競爭性的銀行體系
金融生態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是有效市場競爭的基礎。中國銀行業目前包括4家國有商業銀行、12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上百家城市商業銀行和上千家城市信用社，發展狀況千差萬別，明確各層次商業銀行的市場定位與發展戰略，發揮各自比較優勢，是優化市場結構的關鍵所在。
1．構建多層次的商業銀行體系，細分市場定位與發展戰略。國有商業銀行應在股份制改造的基礎上，提高機構與人員的分布效率，加大經濟發達地區資源配置力度，提供差異化金融服務。其他全國性股份制銀行應全面提高市場競爭力，繼續發揮效率優勢，在資本剛性約束的新環境下，改變注重規模擴張的傳統發展模式，根據自身不同特點，各有側重地推行經營方式轉型。城市商業銀行應利用信息優勢，主要定位于向本地區中小型客戶提供金融服務，發展中小企業信貸業務，填補大銀行的服務真空；對部分經濟發達地區拓展業務空間，發展為區域性商業銀行，作為全國性銀行與城市銀行之間的有益補充。
2．推進銀行間市場并購，優化市場資源配置。重組并購應按照市場規則自愿、自主進行，摒棄行政色彩濃厚的“拉郎配”式聯姻。同時，可以適當引進外資，促進國際先進商業銀行與我國銀行的合作，提升銀行經營績效和管理水平。政府主要職責是為重組并購提供良好的法律環境和可靠的制度保障。
3．完善商業銀行退出機制。市場退出機制有利于存優汰劣，強化市場競爭意識，提高銀行業競爭水平和效率。退出應盡可能按照市場化原則處理，引入市場手段，確立市場激勵機制與國家按規則干預的原則。目前應盡快制定法律框架，明確退出方式的選擇，完善市場退出后的存款保險制度等保障體系建設。
(三)推進銀行內部組織結構完善
徹底改變傳統的按機構定職能，以職能設流程，以部門為中心分割業務的管理模式，按照以客戶為中心、以風險控制為主線進行流程再造，根據流程調整內部組織結構，完善業務拓展系統，強化風險控制系統，優化支持保障系統，實現由“部門銀行”向“流程銀行”的轉變。
1．以客戶為中心再造業務流程。將分散在各個部門的業務職能按照有利于客戶價值創造的原則進行重組，再造科學制約、運作高效的業務流程，推行“前臺圍繞客戶轉，圍繞前臺轉，后臺圍繞和前臺轉”的運作模式，實現市場調查、產品開發、營銷服務、技術支持諸環節緊密銜接、有機結合和一體化運作。
2．以流程為依據調整組織機構。把前臺定位于綜合化的營銷機構，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服務；要實現風險的集中控制和垂直管理，探索成立獨立于各分行的區域審批中心；對于會計業務處理等要實行集中式管理模式，提高集約化水平，最終實現“前臺大市場、大營銷，嚴管理、控風險，后臺專業化、集中化”的新型組織模式。
3．加大分支機構管理模式和布局的調整。國有商業銀行要推行扁平化管理，改變多級管理、低層次經營的問題。通過分理處、儲蓄所改造升級，由原來“總行－分行－支行－分理處－儲蓄所”五級管理鏈，縮短為“總行－分行－支行－網點”四級管理鏈，提高集約化水平。同時，撤并低效、無效網點，加大重點區域網點投入力度，推進網點經營轉型。股份制商業銀行中，資本金充足、競爭實力稍強的要擴大分支機構規模，資本金相對薄弱、區域性特點明顯的要通過各種渠道充實資本金，沿著大中城市及區域經濟梯度順次擴展。
國有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區別范文2
關鍵詞:商業銀行;效率;市場結構;企業組織結構
一、商業銀行效率的基本概念
銀行效率是指銀行在業務活動中投入與產出或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對比關系。從本質上講,銀行效率是銀行對其資源的有效配置,是銀行的市場競爭能力、投入產出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綜合反映。
銀行效率與銀行效益既緊密關聯,又有所區別。銀行效益是指銀行的資產和服務所帶來的收益率;而銀行效率是指銀行在追求效益的同時,還要兼顧其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還要追求安全性和流動性,這就要求銀行講究運作效率。而且,有效益的金融交易未必有效率?？梢?銀行效益包含在銀行效率的內涵之中,商業銀行經營活動的核心是效率,而基礎是效益。
二、中國商業銀行效率的實證分析
本文實證分析運用了DEA(數據包絡法)評價模型,采用中介法選擇投入、產出變量。其中投入變量為營業費用、利息支出和員工人數;產出變量為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和不良貸款率。由于不良貸款率不能直接用來作為產出指標,本文對不良貸款率指標進行調整后作為產出項之一。
以下選擇2000—2004年4家國有銀行和10家全國性股份制銀行作為研究的樣本雖然建行與中行相繼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已上市融資,但為分析方便,本文仍將工、農、中、建四家銀行稱為國有商業銀行。。選擇營業費用、利息支出、正式員工作為投入指標;非利息收入、利息收入、不良的相對績效值作為產出指標數據來源于2001—2005《金融統計年鑒》。。運用DEAP2.1為分析軟件,對上述樣本進行效率評價。
從總體情況看,我國商業銀行的綜合效率在逐年改善,效率平均值由0.908上升到0.954(見上圖)。隨著金融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擴大,競爭的日益加劇,商業銀行效率處于不斷提升過程中。
從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的比較看,股份制銀行5年的平均效率值為0.936,高于四家國有銀行的0.901,而且除2002年外,股份制銀行的年平均效率也要高于國有銀行。不過隨著國有銀行改革的不斷深入,這種差異在逐步縮小。2000年國有銀行與股份制銀行的效率值差異為0.11,到2004年縮小為0.076,其中2002年隨著工行、中行、建行改革成效的不斷顯現,國有銀行平均效率值超過了股份制銀行。
三、中國商業銀行效率的影響因素
影響銀行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外部影響因素,即銀行業的市場結構。二是內部影響因素,即商業銀行自身的組織結構。
(一)市場結構對商業銀行效率影響的分析
1.“結構—行為—績效”分析框架。產業組織理論的奠基人貝恩1959年在其《產業組織》一書中提出,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三者之間的關系是:市場結構決定市場行為,市場行為決定市場績效,其中市場結構是最重要的因素。同時SCP理論認為,市場的壟斷程度與競爭效率是負相關的。
2.中國銀行業壟斷與效率實證分析。對銀行業市場壟斷程度的研究主要測定CR4指數值,即測定中國銀行業前4家最大的國有商業銀行在相應測定項目中所占的市場份額。
2000-2004年中國商業銀行集中度CR4指標
從上表可以看出,自2000-2004年中國銀行業的總資產、資本(所有者權益)、存款資產、貸款、員工數目等五項指標CR4的平均值都在0.8左右,因此可以初步判定中國銀行業市場是一個高度集中的市場。而從凈利潤集中度與其他五項指標的集中度CR4變動看,2004年總資產等五項指標集中度均比2000年有所下降,而凈利潤集中度則得到極大的提升,并且2004年以前的利潤集中度明顯弱于市場集中度,因此可以認為四大國有銀行存在高度壟斷但績效差的現實;隨著商業銀行改革的推進,國有銀行的市場集中度下降而利潤集中度開始提高。
3.壟斷市場結構導致低效率的原因。根據SCP理論,居于市場壟斷地位的國有商業銀行,正是其行為特征促成了自身效率的相對低下。Hick(1935)的“安定生活”假說(quiet-lifehypothesis)認為:在集中度較高的市場中,由于競爭程度較小,擁有較大市場份額的廠商沒有動力去實現成本最小化,從而造成效率下降及成本上升。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四大國有銀行在市場中處于絕對壟斷地位,市場競爭壓力相對較小;另一方面,在央行對存貸款利率管制的情況下,銀行提高服務質量實際上是在價格不變的情況下使顧客享受更好的服務,這部分提高服務質量所花費的成本要從銀行利潤中支出,顯然銀行缺乏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的積極性,結果導致銀行低效率的產生。
(二)企業組織結構對商業銀行效率的影響
在既定的銀行業市場結構下,商業銀行自身的組織體系是否科學合理對銀行效率的改善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1.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認為,企業存在著最優規模邊界。同時該理論認為,企業規模不能無限擴張。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管理幅度逐漸加大,員工監督的成本也越來越大,當規模經濟產生的邊際收益等于擴大規模產生的邊際成本時,企業規模達到最優。
2.商業銀行組織規模與效率的實證分析。下面,以商業銀行綜合效率(EE)作為銀行效率指標,以組織機構數目(ORG)、銀行人員數(PERSON)作為解釋變量,增加總資產的自然對數(LNASSET)作為控制變量,考察商業銀行效率和組織規模的相關性。
回歸模型如下所示:
EE=a+bORG+cPERSON+dLNASSET+ε
利用2000—2004年15家商業銀行數據,通過SPSS.11得到回歸結果如下表?？梢钥闯?在控制了總資產規模后,商業銀行效率與銀行人員數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這表明中國商業銀行的人員對銀行績效產生負面影響,過多的人員降低了銀行的效率。
商業銀行綜合效率與組織規?；貧w結果
注:***表示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另外,相關性實證結果表明,銀行規模效率(SE)與銀行規模存在顯著負相關性,這說明中國商業銀行確實存在規模不經濟和低效率現象,隨著銀行規模的擴張,銀行效率并沒有得到提高。
3.商業銀行組織結構導致低效率的原因。四大國有銀行建立伊始即按行政區劃進行分支機構設置,形成“三級管理,一級經營”組織結構,使委托鏈條過長。同時,改革初期的國有銀行主要通過機構和人員的迅速擴張來實現自身發展,但由于缺乏成本約束,機構、員工數都大大超過了規模經濟要求的企業邊界。
四、中國商業銀行效率提升的戰略路徑
(一)優化產權結構,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產權制度改革
國有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區別范文3
關鍵詞：銀行業 SCP有效競爭
中圖分類號：F832.48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6-1770(2005)11-0036-03
上個世紀60年代銀行業開始被納入產業組織學的研究范疇（Berger,1995;Gilbert,1984）。80年代，不完全市場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促進了金融中介微觀理論的發展。到90年代銀行業的分析框架逐漸建立在銀行微觀經濟理論基礎之上。從此，銀行微觀經濟理論開始采用產業組織學的研究方法，即將單一產業的實證分析與產業組織理論緊密地結合起來。而我國銀行業的成立也恰好處在這個時代。
一、 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概念的界定和實證分析
市場結構是指特定的市場中，企業間在數量、份額、規模上的關系，以及由此決定的競爭形式。根據壟斷程度從低到高的次序，市場結構被劃分為四個類型，即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完全壟斷。產業組織理論的奠基人貝恩等人首先提出了一個由市場結構（Market Structure）、市場行為(Market Conduct)、和市場績效(Market Performance)組成的被認為是傳統產業組織理論的研究框架，即SCP分析框架。該框架假定市場結構決定市場行為，市場行為再決定市場績效。某一個產業結構屬于哪種市場結構一般取決于下面三個要素：集中度、市場份額和進入壁壘。前兩個因素主要刻畫金融市場中銀行間的相互關系，或金融市場的規模、數量分布特征；后一個因素主要刻畫銀行與市場外潛在競爭對手的關系。
1、我國銀行業的市場份額
市場份額，是指某個企業銷售額在同一市場（或行業）全部銷售額中所占比重。由于銀行產出界定的特殊性，可以從存款、貸款、資產以及利潤等方面來衡量某一個銀行的市場份額。具體計算公式為：某銀行存款總額/國內同期金融機構存款總額；某銀行貸款總額/國內同期金融機構貸款總額；某銀行資產總額/國內同期全部金融資產。
2、我國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
市場集中度是指金融市場中少數幾個最大銀行所占的市場份額。可見，市場集中度是在市場份額的基礎上計算得出的。一般而言，集中度愈高，市場支配勢力愈大，競爭程度越低，這幾家最大銀行愈容易形成規模壟斷。衡量市場集中度指標有CRn指數、HHI、KKI和EI指數，以及洛倫次曲線和基尼系數等，由于數據獲取和計算手段的困難我們簡單選用CR4來衡量。其中，Si為第i個銀行的份額；n為銀行數目。標準的CRn假定為計算前四位銀行的市場份額之和。(見表）
從上表中數據可以得出，我國銀行業四大國有銀行一直處于絕對壟斷地位，它們在市場中擁有很大的份額和控制力，中國銀行業市場結構具有寡頭壟斷特征。
3、進入壁壘
進入壁壘是指進入某一特定市場所遇到的各種障礙的總和，主要包括了規模經濟性、必要資本量、產品差別化、絕對費用和政策法律制度五個方面（夏大慰，1995）。在我國銀行業的進入壁壘主要是政策法律制度方面，即政府對市場準入的管制。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轉軌，國家對銀行業的管制逐步放開。1979年以前，中央人民銀行是我國唯一的銀行，絕對壟斷了所有金融業務；此后的5年中，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相繼成立，打破了一統天下的局面，但相互之間有嚴格分工，互不競爭，市場結構仍然是高度壟斷的。1983年9月國務院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這時候我國銀行業才作為一個獨立的產業部門出現。1986年以后，隨著央行地位的確立，國有銀行的改革，眾多商業銀行和外資銀行也相繼成立。80年代后新興商業銀行雖然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市場壟斷程度仍然很高，但是無論如何，本質上更新的市場組織體系正在形成。
于忠,王繼翔（2000）研究表明,我國銀行業進入的政策性壁壘對集中度并無顯著影響。即準入管制對銀行業壟斷格局的保護作用并不像人們所講的那么大。這表明政府放松銀行業管制的步伐較快,銀行業從業家數逐步增多,不同規模、不同產權性質的銀行出現,改變了銀行業原有高度壟斷的市場結構,競爭已給銀行業產生了較大的壓力,壟斷競爭的市場格局已經形成，市場結構的性質在緩慢的起著變化。
二、我國銀行企業行為的轉變
隨著銀行業市場結構的轉變，國有銀行伴隨著自身內部經營機制的商業化改革，其行為特征也向市場化逐漸轉變，競爭意識逐漸增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銀行業有過兩次大規模的競爭。第一次競爭發生在1984-1997年間，以機構擴張為主要競爭手段；第二次競爭發生在1997年之后，以金融工具創新為主2。歸根結底，國有銀行都希望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確立自己的地位，求生存和發展。新興商業銀行在四大國有銀行壟斷下的“夾縫中”求生存，但這些銀行一開始就注重按照標準的現代化商業銀行管理運營模式確立內部管理機制、規范企業行為，產權清晰，較少受政府干預，因此其企業行為相對比較規范。如招商銀行重視內部管理，于1996年8月25日率先推行儲蓄服務ISO9001質量保證體系，并于1997年3月26日成為國內第1家通過ISO9001認證的第一家商業銀行。在人員聘用上也比較靈活，工資待遇與效益相結合，此外，銀行業并購也首先出現在新興商業銀行中。
三、中國銀行業績效的分析
按照傳統SCP分析框架，高度壟斷的市場結構必定會產生壟斷利潤。但是我國銀行業占絕對壟斷地位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長期運行效率低下，效益虧損的現象已經成了一個不爭的事實。四大國有銀行長期處于壟斷地位非但沒有取得超額利潤，反而由于種種原因，運行效率低下，市場結構并沒有對銀行績效產生直接的影響。
趙旭，蔣振聲，周軍民（2001）對我國銀行業的市場結構和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發現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與績效之間的作用不明顯，而效率的提高有助于銀行績效的改善。秦宛順，歐陽?。?001）也發現我國商業銀行績效水平主要取決于銀行效率，市場結構與銀行績效之間并無顯著的統計關系。此外，有學者對我國各類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指標進行了比較研究。趙旭，周軍民（2001）對我國四大國有銀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銀行1996-1998年間的經營效率指標（資本收益率、資產收益率、收入利潤率和人均利潤）進行比較，發現國有銀行各個指標值與國內股份制銀行差距顯著。丁?。?001）對我國城市商業銀行經營績效和國有銀行做了比較，研究發現城市商業銀行資本利潤率、資產利潤率、收入利潤率等指標普遍優于國有銀行。在市場份額上占絕對壟斷地位的國有銀行并沒有憑借其市場力量取得壟斷利潤。
馬歇爾兩難把一個產業規模如何調整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即追求規模經濟效益和保持自由競爭活力的沖突。而在我國這個難題似乎并不存在，國有銀行占據了絕大部分市場卻沒有取得規模經濟效益。歸根結底，是由于我國國有銀行的高度壟斷是行政的結果，在后來的經濟學家改進的SCP范式中，
結構、行為和績效并不是單向聯系的，而是以市場結構為核心相互交錯影響的3。任何行政參與的行為必定破壞這些要素的關聯性。我國政府對銀行的過度干預不僅表現在行業準入壁壘，而且干預銀行的企業行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府行政性指令國有銀行向國有企業貸款，最終導致了大規模的壞帳和銀行的虧損，而國有銀行自身也由于預算軟約束導致很多違規操作。此外，政府使用準入法規限制了競爭者的進入而且制度性的對銀行經營的區域和業務范圍進行限制，嚴重破壞了市場競爭的有效性。整個銀行產業被納入到一個相對不健康的制度環境中，政府過度干預到銀行業和企業的各個方面，強行割斷了市場結構、行為和績效的有機聯系，從而使得整個產業發展受到了嚴重的扭曲。面臨加入WTO后外資進入帶來的沖擊，我國銀行業市場體系必定將進行重組，改善行業中企業生存和競爭環境，規范企業市場行為，從而提升整個銀行業的競爭力。
四、我國銀行業市場有效結構的建立
為了應對即將面臨的外資銀行帶來的競爭壓力，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有效合理的銀行業市場結構。有效競爭的概念第一次由約翰?克拉克（John Clark）提出，他認為不完全競爭存在的事實表明市場競爭與實現規模經濟之間的均衡狀態，之后，史蒂芬?索思尼克從結構、行為和績效三個方面規定了可行性競爭的市場。他們的研究為后來的學者提供了啟示。我們可以借助可競爭市場理論來分析有效性。
可競爭性市場理論的中心假設是：競爭受進出行業條件的支配，而并非如結構-行為-績效模式所說的由企業數量決定。一個市場是可競爭的條件是：市場的進出是自由的，即沒有進出成本；每個潛在競爭者能夠以現存企業同樣的技術進入行業，沒有沉淀成本。該理論由鮑莫爾、潘扎和韋利格提出。沒有進入壁壘管制和沉淀成本，使得潛在競爭者可以自由進出，企業不能利用其市場能力。潛在競爭者進入的壓力使得現有企業按照邊際成本定價，相對于傳統的有效競爭市場結構理論而言，可競爭性市場更加具有合理性。4此外，一個可競爭市場可以是自然壟斷，只要壟斷者執行的價格是合理的。在產品多樣化行業，鮑莫爾、潘扎和韋利格指出只要滿足條件就是合理的結構：1）行業使其成本最小化；2）現有企業處于均衡狀態；3）在一個產品子集上實現的收益至少不低于不生產這些產品時的收益；4）產品價格等于邊際成本；5）在有進入壁壘的情況下，合理的價格和產量是所謂的拉姆齊價格（價格等于需求彈性為權數的邊際成本的加權平均數）和拉姆齊產量。5
可競爭性市場結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想的產業結構模式，市場結構有效性的尋求并不在于市場份額和集中度，而在于其是否具有使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產量和價格，而衡量這一準則的指標就是該行業或者其中的某一單一業務是否具有可競爭性。在產業之中，政府是否應該參與管制或者如何進行管制取決于該產業或者行業的特征滿足可競爭性的程度。
銀行資產可將其分為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從有形資產來說，大部分屬于固定資產，這部分資產由于存在有效的流通市場在退出的時候可以將其轉化為其他用途，其對應的成本是可以收回的，因此其沉淀成本很小，此外，租賃設備也增加了這類資產的市場可競爭性。只有超額投資的固定成本才會產生沉淀成本，因為很難在一個飽和的二級市場上再出賣這些物品。從無形資產來說，一些技術形態的資本如特殊設備以及戰略形態如廣告費用方面的投資等都屬于沉淀成本。其次，銀行業的沉淀成本可以延伸到金融資產領域中來。導致銀行金融資產具有沉淀成本的主要因素是其時間性，也是決定其風險程度的要素。鑒于我國銀行業還沒有實行混業經營，銀行業務主要集中在存貸款和中間業務，我們主要分析銀行的貸款。貸款一般認為是一種沉淀成本相對高的資產，銀行為了保證貸款回收不得不長期跟蹤借款人，而且即使銀行在貸款回收之前準備將貸款資產出售，其他銀行也會在扣除一個足以保障接受這個債券時所估計的附加風險的高貼現值才會接受，這樣轉讓貸款也會產生沉淀成本。產業中沉淀成本的產生會對潛在競爭者產生一種阻擋作用，讓競爭者認為自己進入遇到了新的困難，從而樹立起行業的進入壁壘。根據可競爭性市場理論，進入壁壘的存在會破壞競爭的有效性，即它會導致破壞性的競爭和生產能力的過剩擴張，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因此有必要對其進行管制。
對于銀行業而言，它具有規模經濟性，因此在成立之初政府對進入的管制進行一定的扶持是有必要的，但隨著整個產業的發展，過多的干預會帶來很多非效率的因素。此外，針對銀行業不同的子市場，應該按照它所具有的沉淀成本來區別進行管理。有些方面的銀行服務具有很弱的進出條件，管制應該放松，而有些方面的服務具有較大的沉淀成本，會導致破壞性的競爭或者資源浪費，破壞了競爭的有效性，影響整個產業的運行效率，對其進行管制是必要的。
目前針對我國政府對商業銀行幾乎全盤管制的做法，從準入制度到企業行為，嚴重的束縛了銀行業市場的有效競爭，根據以上的分析，為了構建一個新的銀行業有效競爭結構，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逐步放開對銀行業市場準入的限制；2）針對不同市場和服務所具有的不同特性區別對待進行管制，有效保障市場競爭的有效性，從而起到“守夜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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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區別范文4
區別于傳統的存貸款業務，收費服務類項目被看成商業銀行的中間業務。而隨著國內銀行對中間業務重視程度的提高，包括跨行取款手續費在內的各種收費近年來也是水漲船高。但與此同時，消費者卻鮮見與收費對應的銀行中間服務質量同步跟進，并且由于銀行體制內的壟斷因素而難逃被動接受漲價的弱勢地位。公眾的怨言讓每次銀行收費漲價都備受爭議，也讓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發展陷入兩難之中。在市場經濟中，只有交易雙方充分博弈才可能產生合理價格，銀行需要壯大業務而公眾需要信服的理由。
事實上，近年來國內銀行在單方面提高中間業務收費時，往往都會將緣由推到“成本”身上，本次銀行提高同城跨行手續費標準也不例外。按照銀行的說法，歸結起來圍繞跨行手續費的成本有二：其一，銀行認為，隨著網點擴張增加取款機數量需要成本，維修、更換ATM機也需要資金投入。簡言之，就是提高取款服務水平的成本應由消費者來埋單。其二，銀行業內的行規是，發卡行每一筆跨行取款業務須對外支付3.6元，其中0.6元支付給銀聯，3元支付給受理銀行，銀行認為這筆“重負”應由消費者承擔。
表面看來，“成本收費論”的邏輯似乎言之成理，但實際上卻經不起認真推敲。前者違背了基本經濟規律，一般而言企業設備規模越多越大，按道理應該是邊際成本越低，平均成本也將被攤薄。然而事實卻正好相反，網點最多的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卻成為跨行手續費漲價的“急先鋒”。更何況，網點擴張意味著有更多其他銀行客戶會來跨行取款，反倒是其他銀行因此增加了對外跨行手續費成本，網點多的銀行則是獲益者。就后者的所謂“行規”而言，消費者難免會質疑向銀聯和受理銀行支付的跨行費用標準的合理性。其實，在跨行收費過程中分別牽涉到中國銀聯，發卡行、收單行和消費者四方利益。而中國銀聯的股東就是多家國內金融機構，四大國有銀行自然名列其中。由此，商業銀行既是銀聯的客戶也是銀聯的股東，而銀聯通過收費而獲取的盈利可以通過分紅方式返還給各商業銀行。以此看來，前三者的利益實際上是趨同的，他們之間設定的資金劃轉標準只不過是向消費者追加收費的“共謀”而已。
從國內商業銀行調整收費的方式看，均為國有銀行集體高調宣布調價、隨后股份制銀行漸次跟進。這樣的過程表明，銀行業內的競爭其實是缺位的，該局面最終導致了國內銀行同步集體收費的現象。其間，消費者的話語權則明顯旁落，被動接受銀行服務和收費成為他們無奈的選擇。此前，消費者在使用ATM取款服務時，遭遇假鈔、實際金額與提交要求不符等事件經常被媒體曝光，但卻因取證困難等理由大都不了了之。而且，銀行并不會因這些服務瑕疵而慘遭客戶“用腳投票”，因為商業銀行之間競爭有限，在國有銀行內在利益聯盟背景之下，消費者可選擇的空間并不大。
可見，當下只有盡早放開銀行業準入門檻，市場競爭所激活的服務意識才會讓銀行的服務到位。美國的金融業發展狀況就是一個明證，美國銀行業激烈的競爭催生了大量社區銀行，它們在市場定位上與大型商業銀行有所錯位，主要滿足當地家庭、中小企業和農戶的金融服務需求，充分發揮了市場競爭作用。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打破當前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的固有的體制與市場優勢，并非朝夕間便可實現，但這并不意味著建立金融機構市場準入與退出機制可以拖延下去，恰恰相反，包括存款保險制度等改革當盡早推出。長期以來，我國一直以國家信用承擔了存款保險責任，由此導致了市場主體過度依賴國家信用、道德風險大量出現的弊端。推出存款保險制度能減少因銀行倒閉而引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同時讓中小銀行自身的信用獲得保障，大幅降低中小型金融機構的市場進入門檻。在競爭充分之后，商業銀行的任何收費行為都會因市場壓力而變得謹慎。
國有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區別范文5
【關鍵詞】 商業銀行 DEA 成本效率 規模效率 技術效率
一、引言
金融行業的高效運行是一個國家實體經濟快速發展的必要條件。作為金融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銀行體系高效經營會促進整體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形成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如何提高銀行業的效益日益成為政策制定者和經濟金融學者所關注和研究的熱點。
中國銀行業共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改革開放前是第一階段，中國的銀行體系為統一的銀行制度，銀行的設置完全是為計劃經濟體制服務的，中國人民銀行同時扮演著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角色，其作用更多的體現在政府職能方面，因此人們對銀行效率的問題關注很少。1978年至1984年是第二階段，也是我國二元銀行體系建立的階段。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四大專業銀行逐步從中央銀行中分離出來，1983年起中國人民銀行只專門執行中央銀行的職能。1985年至2002年是第三階段，即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階段。新分離出來的四大專業銀行既執行政策性業務又執行商業性業務，處于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不分的狀態，這種模式存在著很多制度性和經營性的問題，極大地降低了四大銀行的經營效率。在此期間，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三家政策性銀行分別于1994年成立，用于獨立承擔相關的國家政策性業務，并于1999年成立四家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專門來處理四大行剝離的不良資產。這些改革方案的實施使得四大專業銀行的資產質量得到了大幅改善，國有銀行業基本上完成了商業化改革，至此，銀行業的效率問題開始逐漸被人們所關注。2003年至2011年是第四階段，即國有商業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革的階段。自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以來，國有銀行一直沿用著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隨著金融市場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深入，面對自身發展的瓶頸和外資銀行的激烈競爭，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也被逐步提上日程。2003年，國資委成立中央匯金公司對國有商業銀行進行注資，大大提高了這些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從2005年起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相繼完成上市，基本實現了股份制改革。這也意味著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將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效益最大化將是其管理層追求的最終目標，從而銀行經營績效的問題就越來越受到關注，對銀行效率的研究也越來越具有現實意義。
我國目前的銀行體系大致包括三家政策性銀行、五家國有商業銀行（中國交通銀行于2006年成為了第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十二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各個城市商業銀行。本文選取五家國有商業銀行和十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數據信息來自財經網站和《金融年鑒》，由于數據的可得性只選取了十二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中的十一家，不包含渤海銀行）作為樣本來分析我國商業銀行的效率問題，并且對兩種不同所有制的商業銀行進行差異性分析。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主要是考慮到以下兩點原因：第一，從樣本選擇的角度看，政策性銀行主要關注的是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盈利與經濟效率并不是其主要目標，另外，城市商業銀行目前的總體規模較小，且制度方面有待完善，總體樣本中剔除了這兩類銀行的數據；第二，大型商業銀行占了整個銀行體系的很大比重，并且以追求效益最大化為最終目標，對于商業銀行效率問題的研究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公布的2012年年報數據顯示，當年五大行的凈利潤合計為7813億元。與此同時，中國銀監會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商業銀行實現凈利1.24萬億元，其中五大行占了全行業63%的份額。這意味著盡管在2012年面臨降息政策、利率市場化和經濟下滑等諸多挑戰，但國有商業銀行仍保持著較高的盈利能力。因此，我們的問題是：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究竟呈現什么樣的變化趨勢？存在著什么樣的差異？我們可以采取什么樣的積極措施來提高商業銀行體系的總績效？對這些問題的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致力于對這些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
二、理論模型和分析方法
銀行效率的測度指標最早是由Farrell（1957）提出的。他將銀行的綜合效率（又稱成本效率）分解為兩部分：技術效率反映給定投入時銀行獲取最大產出的能力；配置效率反映給定投入要素價格時銀行以適當比例使用各項投入的能力。
銀行效率研究的基本理論模型是數據包絡分析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方法研究的是相對效率，在n個決策單元DMU（decision making unit）中，運用最優線性規劃技術確定效率前沿面，然后測算每個DMU對效率前沿的偏離，偏離越大意味著效率越低。DEA有兩個基本模型：Charnes、Cooper、Rhodes（1978）提出固定規模報酬假定下的CCR模型，測算銀行的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Banker、Charnes、Cooper（1984）在放松了固定規模報酬的假定下提出了更為嚴謹的BCC模型，進一步將CCR模型中的技術效率分解為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各個效率指標之間的關系為：
成本效率=技術效率×配置效率=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配置效率
假定有n個DMU，每個DMU有m種投入、p種產出。 （x1j，x2j，……xmj）是第j個DMU的投入向量，（y1j，y2j，……ypj）是第j個DMU的產出向量，由投入導向的DEA求解第j個DMU的效率值（DEA模型可以采用投入導向和產出導向。投入導向指產出一定時實現投入最小化；產出導向指投入一定時實現產出最大化，本質上兩種導向方式相同，但考慮到投入是基本決策變量更易控制，因而一般的銀行效率研究均采用投入導向方法）。
Max？茲j=■uryrj-Uj subject to■vixij=1 ■uryrj-■vixij-Uj？燮0
ur>0；vi>0；i=1，2，3……m；r=1，2，3……p；j=1，2，3……n
其中ur，Vi分別表示第r項產出和第i項投入的加權系數，所有投入產出項均獲得正的權重；Uj是規模報酬指標，用于判斷DMU是處于規模報酬遞增還是遞減狀態；hj是第j個DMU技術效率值，介于0和1之間，越接近1表示效率越高，等于1時說明該DMU在樣本中處于效率前沿面上。
Fukuyama、Matousek（2011）運用兩階段DEA方法分析了1991年至2007年土耳其銀行業的效率，將銀行經營分為初始投入、中間產出和最終產出，并采用Bootstrap回歸分析了銀行效率的影響因素。國內的銀行績效研究中，張健華（2003）利用DEA第一次對我國三類商業銀行1997年至2001年的效率狀況進行了全面分析，論證了我國銀行體系中最具活力、效率最高的是股份制商業銀行，效率最低的是服務范圍限制在單一地區的城市商業銀行。周逢民（2010）基于兩階段關聯DEA模型評價商業銀行效率，研究表明：國有商業銀行的技術效率普遍低于股份制商業銀行，這種無效主要是由資金運營階段的經營無效引起的。
三、實證分析
1、數據和指標選取
我國商業銀行從2003年開始進行股份制改革，效率問題正式提上議程。本文選取了十六家商業銀行2004—2012年的數據進行績效分析，其中包括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和十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這十六家銀行均為全國性的銀行，相似的外部經營環境更能滿足DEA方法要求的同質性。樣本數據取自歷年《中國金融年鑒》。
DEA方法的關鍵在于投入、產出指標的選取。商業銀行效率研究中，投入產出的定義方法一般有三種：生產法、中介法和資產法。生產法將銀行視為金融產品的生產者，將存款賬戶數和貸款筆數視為產出，將勞動力、資本視為投入；中介法和資產法都將銀行視為中介，兩者的區別在于資產法只將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項目作為產出，存款作為負債記為投入?，F有文獻中，銀行效率的投入、產出指標并無一致標準。Fukuyama、Matousek（2011）采用了生產法和中介法，張健華（2003）與王錦慧、藍發欽（2008）采用了資產法和中介法。
我國商業銀行的業務主要分為兩大板塊：傳統的存貸款業務和中間業務。為了綜合表現兩大業務對銀行績效的影響，本文結合資產法和中介法，選取存款量和員工人數作為投入指標（結合我國銀行實際，固定資產占銀行存款的比例相當小，故沒將固定資產納入投入指標），貸款和凈利潤作為產出指標。存貸款指標主要用于體現傳統業務，考慮到銀行還利用人力資源進行大量服務性的中間業務，員工人數和凈利潤則部分用于刻畫銀行的中間業務，這種設定使得銀行績效的評價更具有綜合性。運用DEA計算成本效率需要各項投入指標的價格，本文用利息支出/存款總額作為存款的價格，營業費用/員工人數作為員工的價格。實際意義上的員工費用是員工工資以及各項員工福利支出之和，但由于數據可得性的限制，本文用營業費用代替員工支出。
為節約篇幅，僅列出2012年商業銀行整體投入產出指標的描述性統計量。從表1中可看出：各項投入、產出指標的標準差相對于均值來說相當大，這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現有銀行體系中國有商業銀行與股份制商業銀行之間規模的差距很大，各個指標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的差別也表明了這一點。
2、銀行效率估計結果
運用DEAP2.0軟件求解DEA模型，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只列出2012年各銀行的效率值（見表2）。
（1）我國商業銀行2004—2012年總效率平均值的變動情況分析。由表3可知，從2003年國有商業銀行開始股份制改革后，我國銀行業的總體效率基本呈上升趨勢。銀行股份制改革使得產權更加分明，銀行的經營更加符合市場經濟的需求，從而經濟效率得到了極大的提升。2008—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成本效率有輕微的下降，但銀行總體效率下降幅度不明顯，說明面對金融危機的沖擊，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應對措施（四萬億救市政策等等）是十分有效的，銀行經營未受到大幅度的影響。隨著2009—2012年整體經濟的復蘇，商業銀行的績效也逐漸平穩上升。
由圖1可知，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同時決定了總成本效率的高低。2006—2008年銀行體系的配置效率高于技術效率，而樣本期間其他年份的技術效率均高于配置效率，要提高我國銀行業的總體效率，在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兩方面都存在改進的空間，銀行不僅要提高生產效率，同時也要優化投入要素的合理配置。
（2）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效率的比較分析。如圖2、圖3和圖4所示，樣本期間內，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配置效率和技術效率高于國有商業銀行，說明在投入產出的技術層面以及投入要素的合理搭配上，股份制銀行的表現均優于國有商業銀行。國有商業銀行雖然從2003年起實施了股份制改革，但國家仍然通過持有大部分的股份，對銀行保有絕對控制權，比較而言，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經營更具有自主性，符合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
政府部門對國有商業銀行的影響和支持力度更大，從圖2中可以看出，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股份制銀行的成本效率下降，而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則無下降趨勢，這與政府對五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政策支持是分不開的。在我國金融體系中，國有商業銀行一直發揮著絕對主導性作用，市場份額高達70%，國有銀行信貸是政府在金融危機中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時也是彌補政府財政資金短缺的主要渠道，輔證了政府在金融危機中為保證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給予的大力政策支持。
由圖5和圖6可知，國有商業銀行的純技術效率高于股份制商業銀行，在2008年中期有相交部分，而規模效率則低于股份制銀行，說明造成國有銀行技術效率劣勢的原因在于規模效率劣勢。雖然擴增規模是銀行占據市場份額、提升競爭力的有效方式，若銀行的管理技術沒跟進，過大的規模則會造成管理上的無效。由圖7可知，以存款衡量銀行的整體規模，2012年十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僅占樣本總額的22%，五大國有銀行占據了78%，其中工商銀行的規模最大，占23%。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規模效率在樣本區間內趨近于1，處于相對有效的位置，表明國有商業銀行應針對其超大的規模采取更加合理完善的經營管理方式，從而促進其效率的改進。
3、銀行的規模報酬狀態對經營效率的影響分析
商業銀行的規模報酬狀態會影響銀行的經營效率，在計算銀行效率的同時，本文也對2004—2012年各銀行所處的規模報酬狀態進行了分析。如表4所示，樣本期間內，國有商業銀行基本處于規模報酬遞減的狀態，多數股份制商業銀行處于規模報酬遞增的狀態，理論上來說適當減少銀行的整體規模會改善國有銀行的經營效率。我國銀行體系資源分配不均，國有商業銀行占了大比例的金融資源造成了規模報酬遞減，而股份制商業銀行由于起步晚、規模小，長期處于規模報酬遞增狀態。因此，在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銀行間合理分配金融資源是提升銀行總體效率的有效方法之一。
四、結論
通過對我國商業銀行體系經營效率的實證研究，本文得到以下幾點結論：自2003年實行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以來，我國銀行業總體效率保持上升趨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銀行效率一定程度的下降，但由于政府對國有銀行的大力支持，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的績效并無顯著下降，反而小幅上升，相比而言，股份制商業銀行受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影響更大；要提高銀行總成本效率，不僅要提升以低成本獲得高產出的技術，而且需進一步優化投入要素的合理配置；除了PTE之外，股份制銀行的CE、AE、TE、SE均高于國有商業銀行，表明產權制度對我國銀行的效率有著顯著的影響；另外，通過對SE的實證分析發現，國有商業銀行大多處于規模報酬遞減狀態，因此不斷提升銀行的TE和AE，改善國有商業銀行的管理制度，合理分配金融資源，適當增大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規模是提高我國銀行體系總效率的有效途徑。
（注：項目：“開發性金融創新模式、效率評價與風險管控研究”國家開發銀行與華中科技大學合作項目（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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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區別范文6
關鍵詞：銀行 民營化 問題
民間資本到民營銀行的外在障礙
近來我國金融發展論壇上的中心議題之一就是民間資本、民營銀行與銀行民營化，民間的資本能否有條件地進入壟斷的金融行業，某些銀行的產權能否以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為主等等。一般認為，民營銀行是相對國有銀行而言的一種經營組織形式，由非公有制企業入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從投資經營角度看，股權投資大多數來自非國有企業，其重要特征有二：一是指經營權不受政府部門控制或與政府部門沒有聯系，完全由企業自主決定，包括主要管理層的任命；二是所有制結構中，其產權結構主要以非公經濟成分為主，也可包括部分國有企業以企業法人的身份投入的國有資本，但不包括政府財政和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直接投入的資本。顯然，按民營銀行的概念，目前我國的大部分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與之是有區別的。
西安長城金融研究所徐滇慶教授，被稱為“民營銀行試點總設計師”，極力倡導我國推行民營銀行試點。在我國與WTO的協議中，我國承諾在兩年之內允許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境內經營外幣業務，五年之內允許經營人民幣業務，而且沒有區域和業務的限制。他認為，外國銀行一旦可以經營人民幣業務，居民的存款就有可能流向外資銀行。我國要適應未來的金融競爭，就要在國有四大銀行之外，推動產生民營銀行。他的主要觀點，讓一些好的民營企業的產業資本，通過資產運作，漸漸地成為金融資本，進而改變一些地區性的商業銀行或信用社的資本結構，形成與國有銀行、外資銀行所有制結構不同的銀行。這些民營銀行與民營企業一樣，首先是與國有銀行競爭，補充國有銀行經營與資本的不足，適應加入WTO后與外資金融機構的競爭。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一項基本經驗，是在國有企業尚未徹底改革之前，放手在體制外發展了多種所有制的非國有經濟。依次類推，當我國金融體制的改革面臨著一些難題時，民營銀行的發展也應當遵循這樣一條道路。事實上，在金融改革過程中，也存在引導民間資本投資商業銀行的可能性。據統計，截至2002年6月底，中小商業銀行的資產總額、存款總額和貸款總額已分別占全國商業銀行的兩成以上，盡管在中小商業銀行的股權結構中，各級財政、國有獨資或國家控股企業等公有股的比例還比較高。另據中國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的研究測算，在非公有經濟活躍的浙江省，“十五”期間民間資本總額為8300億左右。這部分資金是浙江省可調動的民間資本，即使僅有一半進入金融市場，對那些“嗷嗷待哺”的民營企業來說是最好的侯選的資源配置。
然而，在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方面，我國仍存在許多體制上、觀念上的障礙。這些障礙如果不清除，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銀行就不可能建立。這些障礙來自這幾方面：
風險因素——開放民營銀行會有風險。因為，中央銀行嚴格限制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怕的就是出現金融風險，而那些最能引起金融風險的因素自然也就是阻礙民營銀行發展的因素。對這個問題的最好回答當然是實踐。從世界各國來看，開放民營銀行的風險確實很高。比如，智利、墨西哥等拉美國家、捷克、俄羅斯以及一些前蘇聯國家，在政治、經濟制度發生巨變之后，急急忙忙開放民間金融，實現銀行民營化。由于民營銀行的建立需要具備相應的政治、經濟和法律配套體系，而這些國家法律體系和市場又不完善，因此，銀行民營化的嘗試無一例外地造成了嚴重的金融混亂。以印尼為例。據研究統計，上世紀80年代初印尼就開始鼓勵民營銀行的發展，到1997年，民營銀行的市場占有率達到了50％。其中有些民營銀行的資產質量和管理水平大大高于國有銀行，但是，由于印尼在開放民營銀行的過程中沒有建立健全嚴格的準入法規，有些具有官方背景的民營銀行混水摸魚，問題比較復雜。當亞洲金融風暴席卷而來的時候，儲戶無法鑒別民營銀行的好壞，覺得還是國有銀行享有國家信用保證，比較保險。他們立即從民營銀行提取存款，存入資產質量惡劣的國有銀行。這樣，在金融危機中最先倒閉的反而是資產質量較好的民營銀行。而民營銀行的災難在一定程度上又導致市場信心和整個金融體系的崩潰。
監管因素——從單一監管到多元監管的轉變。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為了適應集體經濟的需要，一批地方性金融機構，例如城市信用社、農村信用社以及一些投資信托公司應運而生。在這段時期內，中央銀行也正在從計劃經濟的模式逐步向新的監管模式過渡，原有單一的金融監管模式不能適應對多元金融體制的監管。這種監管滯后不僅存在于國有專業銀行，在對信用社的監管中尤為嚴重。由于沒有設計好這些金融機構的運行機制和監管規則，這些地方性的金融機構和鄉鎮企業一樣，很快就耗竭了發展動力，有些信用社出現了嚴重問題。一些信用社的金融問題損害了民間金融的商業信譽。正因為開放民營銀行存在著上述因素，民間資本要進入到金融業就面臨著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和較高的行業壁壘。
體制因素——我國傳統投資理論認為，金融領域關系國家經濟安全，允許民營投資進入將會擾亂金融市場秩序，所以應當由國家壟斷投資，嚴格限制民營資本進入。早在1988年6月國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中就提出，“私營經濟不得從事軍工、金融業的生產經營”。在目前體制條件下，國家對某些特殊的公共服務貿易行業往往給予了嚴格的準入限制，尤其是金融業，基本上局限在國有投資、包括控股或事業單位范圍之內，各類民間投資是難以進入的，即使進入也要受到一系列前置審批的嚴格把關，從而形成了國家行政壟斷金融的體制格局。這種體制格局不是偶然的，由于投資準入政策的排他性，雖然在金融業領域，國家已經對外有限度地開放了，但還沒有明確對民間投資開放，民營金融機構還處于研究試點階段，一般民營資本要想通過國家批準進入金融業難上加難；此外，投資壟斷體制的獨占性，使面向民營中小企業的低層次金融機構發展嚴重不足，而金融業市場需求又十分龐大，使得民間金融幾乎沒有生存空間，形成一種經濟運行中的惡性循環。
推進銀行民營化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