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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聯系范文1
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能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約束條件，是社會發展的核心與動力，是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能源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將直接影響到社會的發展。近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的消耗量增加，能源的安全問題日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因素。因此，對于能源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分析受到各界學者的長期關注。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較強的關聯性。特別是經過上個世紀的能源危機之后，能源與經濟的增長更是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于超等采用灰色關聯方法分析經濟與能源之間的關系，得出我國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黃玲以福建省為例采用單根檢驗與格蘭杰驗證，得出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有很重要的雙相關關系；國外學者Paul and Bhattacharya通過對印度研究發現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雙向因果關系；Mustafa Balat通過對土耳其能源消費與經濟的增長研究發現，隨著經濟增長和國內能源資源的利用，土耳其的能源產出只能滿足27％的能源需求。
吉林省是我國重要的老工業基地之一，是一個能源消費大省，經濟發展對能源需求具有很大的依賴性。因此，確定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的雙向定性關系，對于吉林省能源與經濟產業結構的宏觀調控具有一定的意義。本文以吉林省為實證研究對象，對影響吉林省經濟發展的因子進行了篩選，結合吉林省能源與經濟數據，采用定性與定量的方法分析了吉林省能源消費總量與經濟關系。利用C-D生產函數(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分析了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及貢獻率。
二、吉林省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定量分析
以往的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的預測研究中都是以時間序列的預測為主，主要采用線性回歸、模糊數學、灰色理論等方法進行預測，缺少對能源消費源和經濟增長動力因素的研究。因此，當社會發展較快時，單純利用時間序列而不考慮機理的預測就很難滿足實際要求。本研究從能源消費的根源和經濟增長的動力為出發，利用C-D生產函數，得到吉林省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的雙向關系函數。這對于相關領域的研究具有借鑒意義。
(一)吉林省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分析
能源消費是促進吉林省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通過對吉林省1980-2005年能源消費量和GDP進行擬合可以看出，能源總量與經濟總量之間存在著較為密切的對應關系(R2=0.845)。經濟增長對能源有必然的需求，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能源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活力，當經濟發展的其它條件具備時，必須有能源提供動力才能夠運轉。因此，沒有能源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也將寸步難行。
但經濟增長總量與能源消費量之間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這主要是因為能源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不是唯一的因素。經濟總量的增長還受能源外其他因素影響，如勞動力、固定資產投資、技術的進步等，這些都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與經濟增長都有著密切的聯系。但無論其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大小，能源都是經濟增長必不可少的條件。同時，經濟增長也加大了能源需求，尤其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經濟的增長對能源具有較強的依賴性。
從吉林省的實際出發，作為集中考慮能源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研究假定生產的技術水平在短期內不會發生較大變化，且經濟增長主要有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和能源消費利用驅動。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費分別采用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費總量進行衡量；能源消耗定義為單位GDP所需要耗費的標準能源并假定不變；而且，經濟增長、能源消費和資本的關系均滿足C-D生產函數(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
GDP=AKαBeγ
其中，A為生產技術水平，K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E為能源消費總量，A，a，β，γ為未知參數。兩邊取對數，方程變化如下：
In(GDP)=αln(K)+βln(E)+γ(2)
其中，γ=In(A)+λ是個常量。利用1980-2000年的數據訓練方程，得到如下函數關系：
In(GDP)=0.855761n(K)+0.12411n(E)+10.25476
(3)
從圖1可以看出，方程的擬合判決系數是0.986，1980-2000年經濟增長與能源之間的關系擬合程度較好，這說明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總量之間存在較為密切的聯系。通過利用2001-2005年數據進行驗證(圖1，b)，驗證方程的擬合判決系數是0.992，這說明建立的函數關系合理。該方程能夠在一定成度上反映經濟與能源之間的關系。
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翠具有一定的動態性，為J，計算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實時的貢獻率，本研究設計了以下公式：
Pe=(Ker)／GDP
(4)
其中Pe為能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AKe為一定時期能源消費增量，r為一定時期內平均年能源產出率(元／kg)，
GDP為一定時期內經濟增量。
利用1980-2005年資料，得到了吉林省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實時貢獻率。從圖2可以看出，吉林省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呈逐年減小的趨勢，這說明能源消費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逐漸被其它因素所取代。但是能源消費對于經濟增長仍具有重要作用。
(二)經濟增長對能源的消費需求
經濟增長是能源消費的主要推動因素，也是能源需求和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經濟的快速增長是能源消費量增加的唯一因素。經濟增長加大了能源需求，能源使用量的增加，新能源的開發利用不夠，能源逐漸成為經濟增長的約束性因素，因此，確定在一定經濟發展環境下的能源需求十分重要，本研究利用公式(5)分析預測特定經濟增長條件下對能源的需求量。
E=QGW
(5)
其中，E為能源消費總量，G為GDP，Q為其它能源消費來源，如取暖等，就吉林省的取暖能源利用數值來看，多年來變化不大，基本是個定值。兩邊取對數得如下方程：
In(E)=Win(G)+e
(6)
In(E)=0.231n(G)+6.62223
(7)
利用吉林省1980-2000年數據進行計算，得到能源消費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函數方程(7)。從圖3中可以看出，方程(7)的擬合判定系數為0.7862，說明擬合效果較好。通過選取2001-2005年進行驗證(圖3，b)，圖中擬合判定系數為0.907，表明該函數關系方程合理，可以用來預測吉林省未來能源消費量，為吉林省能源宏觀調控政策服務。
三、結果分析與結論
(一)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存在較為密切的聯系，能源是促進經濟增長比較重要的因素，但能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年下降。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聯系范文2
關鍵詞：煤炭經濟；經濟增長；關系
對于我國目前而言，煤炭資源生產和消費是世界首位，因此我國對于煤炭資源的開發利用更加值得我們思考。我國的煤炭資源主要分布在山西省，山西省的經濟就是典型的“煤炭經濟”，在山西省，原煤的生產占全省的能源生產比例99.5%以上，占全國的原煤產量24.8%。煤炭產量和消費量極大的拉動了我國的經濟的發展，但是同時也帶來了許多煤炭資源耗竭的問題。因此研究我國的煤炭經濟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制定出科學合理的煤炭資源發展對策是非常有必要的。
1煤炭消費和經濟增長特征
1.1煤炭消費特征
在我國的工業消費當中，其中發電和煉焦行業對煤炭的需求量是最大的，這兩個行業的煤炭消費每年要占據全國開采煤炭量的一半以上。另外，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對煤炭消費有著極大的需求，但是隨著其他新興的能源的發展，我國在生活上面對煤炭的消費逐年在降低，轉由天然氣等資源代替煤炭資源。
1.2經濟增長特征
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得到了極大的提升，1957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有1068億元，到2016年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達到72萬億元，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率超過9.9%。我國的人均生產總值也由1957年的168元增長到現在的49351元，并且在2010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2煤炭經濟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煤炭經濟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煤炭消費的增長能夠促進經濟的增長，我國的經濟增長對煤炭經濟有一定的依賴性。第二，國家經濟的增長是煤炭消費發展的前提，只有經濟增長才能夠促進煤炭消費的進一步增長和煤炭資源科學合理的開采與利用。雖然煤炭消費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的作用，但是經濟的增長不能過于依賴煤炭資源的開采，煤炭資源雖然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一種動力，但是過于依賴于煤炭資源會嚴重阻礙我國的經濟的發展，因為煤炭資源是一種不可再生資源，過度的開采會帶來煤炭資源的耗竭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問題。
2.1煤炭消費影響經濟增長
社會經濟的增長需要煤炭資源的投入使用到產出，煤炭資源為我國的工業生產提供了保證，利用煤炭資源能夠推動工廠的機器生產。因此，煤炭資源的供應直接影響到我國的經濟的發展。在工業生產中，沒有煤炭資源的支持，就不會順利的實現經濟的增長和生產產品的產出。在一定的程度上，煤炭資源的消費能夠推動我國的經濟增長，煤炭資源是國家經濟增長所必需的物質基礎之一。
2.2經濟增長影響煤炭消費
國家的經濟增長離不開的煤炭資源的支持，但是煤炭資源作為一種不可再生資源，國家不能夠對其隨意開采，應該科學合理的進行開發利用。經濟的增長能夠為煤炭的消費帶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推動了煤炭資源的需求量，只有社會經濟得到了發展才會對煤炭資源產生更大的需求。經濟的增長也為煤炭的開采帶來了更加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在開采的過程中更加的科學化，更加的注重到對當地生態環境的影響。結束語煤炭資源是我國的工業生產中的必需品，煤炭經濟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作用，經濟的增長同時也促進著煤炭資源更加科學合理的開采。但是我國的經濟不能過于依賴煤炭資源的消費，應該向現代化、科學化的行業轉型。只有協調好煤炭經濟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才能夠促進我國的經濟進一步發展，提高煤礦開采的質量和對周邊生態環境的保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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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聯系范文3
關鍵詞 包容性增長；教育；經濟、協同發展
中圖分類號 F0：G4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4434（2013）01-0141-04
長期以來為追求經濟快速增長以破壞環境、消耗資源為主要特征的非均衡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使我國陷入了經濟與社會、自然、人的發展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困境。包容性增長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理念和經濟發展方式，追求的是經濟與自然、社會、人的發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當期的核心目標就是引導和促成經濟發展模式由粗放型、單向型、數量型、速度型向集約型、全面型、質量型、科學型轉變，構建一種新的經濟、自然、社會與人包容共進的具有持續競爭優勢的經濟發展方式。肩負技術創新和培養人才資源任務的教育是知識經濟的基礎產業，它與經濟發展相互制約、互為促進。深化教育與經濟的協同發展，既是實現兩者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又是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題中之義和實現包容性增長的目標所向。
一、包容性增長的內涵及實現條件
（一）包容性增長的內涵
包容性增長是對傳統增長理論的反思和批評。對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改良與修正，它最先由亞洲開發銀行在2007年正式提出。從其演進過程來看，先后經歷了由單純追求經濟增長數量，到強調經濟增長的后果和質量等階段。雖然包容性增長已經受到諸多國家的高度關注，但目前學術界對其概念尚未形成統一的界定，盡管如此，學術界對于包容性增長的認識均包含了以下幾個要素：（1）共享性、公平性、公正性是包容性增長的核心理念，強調所有社會成員都有平等的機會參與經濟增長并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2）以人為核心，優先開發人力資源、實現充分就業，是實現包容性增長的重要內容，讓經濟發展成果惠及所有國家、地區和人群。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是包容性增長的根本目的；（3）包容性增長要“經濟包容”與“社會包容”兼顧，即要堅持同步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經濟與社會、自然和人的協調可持續發展。鑒于此，本文認為，包容性增長是一種包容社會各個方面、層次、角度的平衡、協調的經濟增長模式，具有共享性、平等性、全面性、廣泛性可持續性和安全性，它在促進并實現社會和經濟的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體現了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發展的公平和正義原則（陶蕾幅、路日亮，2012）。
（二）包容性增長的實現條件
包容性增長是相對于非包容性增長而言的，其能否實現及達到的效果如何需要必定的條件和基礎。（1）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是實現包容性增長的基本前提。不管是從包容性增長的內涵還是從現實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經濟增長始終是包容性增長的基礎。這是因為，包容性增長旨在追求的所有社會成員對經濟發展成果的共享、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實現及經濟與社會、政治、文化、自然等的協同發展都是建立在經濟實現持續發展或者由經濟發展所提供的物質技術條件的基礎之上的。與傳統經濟發展模式所不同的是。它更加強調經濟發展速度與發展方式的相互兼顧，通過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途徑來增強經濟與社會、自然、人的發展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最終實現經濟與社會等多方面的包容共進。（2）社會成員素質能力的提高是實現包容性增長的關鍵。每個社會成員都擁有平等發展、參與經濟增長和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機會是包容性增長的核心要義。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更多地把知識、人力資本等內生技術變化因素引入到包容性增長中來，這是由知識和人力資本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所具有的屬性決定的。第一，從社會成員平等機會的獲取來看，在排除不可控的外在因素的情況下，能力的高低是決定人能否獲得和把握發展機會的關鍵條件。因為機會是相對于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群體而言的，在不同歷史階段和不同群體中，每個人所想要的機會必定各不相同：機會的獲得也并非完全沒有條件，個人獲得機會后能否承擔起該機會所賦予的責任、實現相應的目的是機會供給和分配要考量的重要依據之一。換言之，即是要保證每個人都能平等地獲得發展機會首先要提高個人的素質能力，使其有條件去爭取和把握相應的發展機會。第二，從經濟發展所依托的力量來看，人始終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關鍵因素，沒有人提供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科學技術，包容性增長的目標是無法實現的。第三，每個人都能夠參與經濟發展和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是包容性增長的重要內容，這就必須保證每個人都能夠實現充分就業，這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科學發展觀的重要任務，而其基礎同樣是要提高人的素質能力，增強其就業能力。以上所述。其重點就是要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推進人力資源開發、培養，普遍提高人口素質，促使“人口資源”轉變為“人力資源”進而形成豐富的“人才資源”，為包容性增長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撐。
二、教育與經濟的協同發展是實現包容性增長的重要途徑
（一）有利于增強經濟與社會、自然、人的發展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
包容性增長與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建設是一脈相承的，都是為了實現人類、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生態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很顯然，包容性增長所倡導和所要實現的就是要構筑出經濟、政治、文化相互協作、相互推動，人口與資源環境相互配合、相互影響，經濟產業結構合理、經濟發展速度和效益兼顧的良性的社會發展形態。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經濟資源的合理開發、經濟產業結構的優化和經濟效益的提高是經濟實現可持續增長的重要保證，而這在知識經濟時代，其越來越取決于社會智力的開發和社會人才的培養即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發展。也就是說，實現包容性增長首先必須解決好教育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事實上，教育與經濟本來就是相互依存和互為促進的：教育的發展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持，可以提供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高素質勞動力、科學技術，促進經濟產業結構優化并直接拉動區域的經濟發展，使其產生巨大的潛在經濟效益：經濟發展提供了教育發展所需要的物質條件，并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對社會勞動力與人才結構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要求相應提高人才培養層次與擴大高等教育規模，而且經濟的發展還可以激發社會成員產生新的教育需求。進而增強教育發展的外部引力。由此可見，推進教育與經濟的協同發展是包容性增長的必然選擇。兩者的協同發展水平越高，包容性增長的動力和保障力就越強。
（二）有利于豐富社會成員參與經濟增長和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機會并提高把握機會的能力
以人為本，把人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地位是包容性增長區別于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這也是科學發展觀最核心的內容，而且包容性增長還強調了每個社會成員都應擁有平等的機會權利，要惠及更多的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惠及更多的普通勞動者，惠及社會的大多數人，讓每個人都能夠參與經濟增長和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最終實現經濟發展的共享性、公平性和公正性。有學者認為，社會貧富差距的產生很大程度在于人與人之間機會的不公平性，根源在于既有制度公平性的缺失。不可否認，這一觀點自有其合理性。包容性增長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解決社會成員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機會平等問題，但對于要求每個社會成員能夠參與經濟增長并為之作出貢獻的目標而言，僅僅解決由于制度的缺陷導致的機會不平等問題是遠遠不夠的，至少還需要考慮兩點：經濟發展能夠提供足夠多的機會和每個社會成員都具備把握機會及參與競爭的能力。從這個角度而言，就必須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基礎上，通過人力資源開發和培養，提高勞動者素質和能力，解決好社會成員的就業問題，為所有人提供參與競爭的機會和條件。而實際上，充分就業應優先于GDP、出口等增長目標的實現早就被眾多學者所認同和社會經濟發展所證明，馬克思的《資本論》、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以及近代的宏觀經濟學論著均對這一觀點進行了闡述。當前，我們面臨的問題是：雖然我國保持了長時間的經濟增長，并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基礎教育、高等教育也得到了較大范圍的普及，但人才供給與就業需求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仍然比較突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的脫節。因此，只有推進教育與經濟的協同發展，才能夠提供更多的適合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各層次人才，形成全社會的均衡人才結構，促進人才與崗位的無縫匹配，最終為包容性增長提供堅強保障。
三、包容性增長視角下教育與經濟協同發展的路徑選擇
教育與經濟是一個協調統一的共同體，相互制約，互為促進。不管是從教育和經濟協同發展的內在要求來看，還是從包容性增長所期望建立的產業之間，經濟與社會、政治、文化、生態之間相互協調的可持續發展模式來審視，教育與經濟都應該實現雙方的協調互動和高度融合。
（一）構建與經濟協同發展相適應的教育發展機制
當前人才結構與就業崗位不匹配、經濟穩步增長與社會成員就業矛盾突出是教育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和脫節的具體表現之一，要使教育更好地服務經濟發展并實現兩者的互動協同，亟需建立一套完善、科學、有序的教育發展體系。第一，要建立全覆蓋、多層次、多結構且與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相適應的教育體系。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高效益的新興技術產業是包容性增長中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方向，但從經濟發展的規律和現實經濟發展狀況來看。高新技術產業絕對不可能完全脫離于第一、第二產業來發展，甚至很多高新技術產業都是經過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發展而來，由此折射出來的就是經濟發展對人才層次的需求不可能是完全的高端化，關鍵是要與產業發展、區域經濟發展的需求相適應、同匹配。為此，包容性增長背景下的教育體系應該是包括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和基礎教育等互為一體的，而并非某個層次教育獨自發展的教育結構。為此，政府有關部門要理順政府與學校之間的關系，強化政府宏觀調控，結合各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產業結構調整趨勢，推進區域學校特別是高等學校的結構布局，整合資源，形成布局合理、比例適合、發展均衡與區域經濟協調、適應區域產業布局的高等教育結構。教育主體特別是高等教育學校要增強教育服務經濟的意識。摒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的純粹的教育觀念，避免為“教育”而“教育”，而應認識到提高人的素質服務經濟需要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要緊緊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和要求，優化教育結構、教育規模、學科專業設置，提高教育質量，盡可能提供更多符合經濟發展需要的人才。第二，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在促進更多人享受教育資源中促進社會成員參與經濟增長并為之作出貢獻。教育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對人接受教育和享受教育資源帶來的效益的平等性具有巨大影響。這不難理解，對于社會成員來說，雖然都接受教育，但是由于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如重點學校的資金投入、教育設施、師資力量都強于普通學校，而在現行的招生考試制度下，重點學校在招生過程中帶有很強的區域性和戶籍等因素，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不同區域、不同身份的社會成員所能獲得的更具優勢資源的教育機會差距甚遠，在教育機會和享受教育資源不平等因素的影響下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社會成員素質能力的差異。而用人單位出于成本最小化、用人效益最大化的考慮，必定會優先錄用重點學校培養出來的“優質”生源。那么社會成員就業機會和就業崗位的差異也就由此產生。為此，必須對現有的教育資源進行公平合理配置，并對現有的學校招生體制進行改革，在保證社會成員享有平等接受教育機會的基礎上盡可能享受公平的教育資源，增強每個社會成員參與就業競爭、經濟增長和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能力。
（二）建立健全教育與經濟協同發展的評價體系和考核機制
在當前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中，人們對教育與經濟發展適應性即協同性的關注主要是集中高等教育發展的規模和速度、教育資金投入與經濟增長規模、人才結構供給和企業人才結構需求的匹配性等方面。很顯然，上述指標用于衡量教育與經濟協同發展的效果是不全面的，而且這也主要是體現在學術界的理論探討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呼吁的層面上。缺乏一種督促相關部門去糾正這種不協調的機制。可以說，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的不適應性與其評價體系和考核機制的欠缺或者缺失有著內在的關聯性。鑒于此，筆者認為，應該盡快對教育與經濟協同發展的評價指標加以完善，并建立與之相關的考核機制，納入高?；蛘呦嚓P部門的責任考核內容，促使教育與經濟發展不協同的制約因素得到盡快解決進而促進教育與經濟的協同發展。教育與經濟協同發展的評價指標的制定應組織政府、企事業單位、高校及有關專家進行充分調研論證后來確定，但至少應該包括教育的規模和發展速度與經濟發展的規模和發展要求相適應；教育的層次、學科專業結構與區域發展的產業、行業對高級專門人才的結構需求相適應；高等教育的質量、成果能基本滿足經濟發展對高等教育的訴求；人才素質與經濟發展的訴求相匹配等方面。在考核機制方面，對于高校而言，應該把高校的專業設置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人才結構需求的適應性、人才培養數量和質量與經濟發展對人才能力訴求的匹配性等納入教育主管部門對高校評價的重要內容；對于地方政府部門而言，上級有關部門應該對所屬區域的教育資金投入進行監管，使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保持相應比例。為了建立更加科學、合理的評價體系，并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得以修正，和督促相關部門切實執行相關政策，建議將此部分職能交由相關部門負責；同時成立相關社會團體，收集、整理、分析教育與經濟協同發展的動態信息，為政府部門的宏觀決策提供依據，并監督有關部門切實履行職能，以為促進教育與經濟的協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聯系范文4
關鍵詞:思想觀念;意識形態;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11-0013-03
人的經濟行為與其他行為一樣,受其思想觀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驅使｡人類生產勞動或經營實踐總是在一定思想觀念支配下進行,決定著勞動者其他方面素質和能力的發揮程度;勞動者總是具有一定思想的勞動者,一個沒有任何思想的勞動者形成不了現實的生產力,也是不可思議的;一個思想不健康的勞動者也形成不了現實的生產力｡人的思想觀念素質是一種既非物質亦非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思想､心理､精神､意識形態､價值觀､宗教､倫理道德等相互滲透的方面｡發展經濟學家揭示了思想觀念支配人的經濟行為,人的經濟行為影響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總路徑｡
一､人的思想影響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機制或路徑――基于發展經濟學家的論述
(一)與新教倫理內在契合的資本主義精神經營者素質提升理性化經濟行為經濟發展｡韋伯指出,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并非一定是物質和經濟的反映,它同樣可以成為推動社會經濟變遷的動力因素｡在每一項成功的事業背后,往往存在著一種精神氣質,它引導人們努力爭取經濟果實的行為,鼓勵人們孜孜不倦地去開拓､經營,獲取利潤,積累財富｡與資本主義理性經濟行為相配合的獨具特色的價值觀念和精神氣質,即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理性地有計劃地持續地追求預期利潤的思想或態度,就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本質｡為什么現代資本主義恰恰產生在西歐,而不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在資本主義精神與西歐新教倫理之間,是不是存在某種內在聯系?韋伯通過歷史考察,發現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動力之間的生成關系,即新教倫理包含的合理成分本身具有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長性因素｡例如,新教禁欲主義和在生活消費上的節儉有利于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增長,也使資本用于生產性投資成為可能;勤勉是價值創造的源泉;從事某種固定職業是為了增加上帝的榮耀的心態,有利于社會專業化分工和資本主義生產;講究信用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倫理;贏利是現代企業的目的;反對特權和壟斷,有利于市場的自由交易等｡因此,“強烈的資本主義商業意識與狂熱的宗教虔誠天衣無縫地結合在同一批人身上”｡新教倫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資本主義精神,提升了經營者的個人素質,引導了經營者的理性經濟行為,進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韋伯認定,與新教倫理內在契合的資本主義精神正是西歐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始發機制”,是“養育現代經濟人的搖籃的護衛者”｡韋伯一再強調:“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額的來源問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并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的資本和貨幣供給來作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況則是違背事實的｡”
厲以寧也指出,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起過不可忽視的作用,這在荷蘭､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上得到證實｡在新教倫理觀念的影響下,十六七世紀的荷蘭和英國的新教徒們工作勤奮,生活節儉,積累財富,創造事業,以盡‘天職’,這就是行為目標的理性化｡在新教倫理及其以外的其他宗教倫理觀念的影響下,甚至在非宗教倫理觀念的某種信念､某種思想､某種理想的推動下,世界上除荷蘭､英國這樣新教國家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樣存在著人們要為一定的目標而努力工作､創造事業的精神動力｡一旦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精神動力產生了,行為目標理性化了,經濟發展的奇跡就會被創造出來｡
(二)思想意識形態個人機會主義行為受到約束交易費用節省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諾思等認為,包括人的思想觀念､倫理道德等在內的意識形態是一種調節機制,其本質是每個人的行為受意識形態的調節和約束,它影響個人行為和交易費用,從而影響經濟增長｡諾思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家缺乏遠見,看不到不受約束的經濟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于是提出了意識形態理論,用以約束這種行為,并把它作為一個變量引入交易費用分析中,用來解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在諾思看來,一套完整的正規化制度固然對經濟發展有利,但若沒有作為非正規化制度的意識形態的補充,經濟發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頗成問題了｡因為,任何正規化制度都不是絕對完善的,尤其在一個博弈的社會里,盡管有整套不變的規則､檢查程序和懲罰措施,但在限制個人行為上仍存在相當的可變性,經濟主體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會的機會主義行為就是在制度不斷完善的今天依舊廣泛存在｡諾思認為,在一般情況下,人們都有一種欲獲得某種好處而又不付費的“搭便車”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若社會成員都想成為或都等待成為“搭便車者”,那么,這個社會就失去了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創新活動的激勵｡因此,一個社會需要通過先進思想意識形態的力量來有效克服“搭便車”行為｡因為,意識形態使人們認識了他們所處的環境,它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引導,而使其行為決策簡單明了,減少了社會的交易費用｡
諾思還認為,對制度公正與否的評價是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一種制度能否在低成本狀態下運行,與人們對該制度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關｡如果一種意識形態對現行制度較容易理解和接受,從而就有利于現行制度更有效地運行,就會減少現行制度運行的成本｡如果制度變遷參與者對制度變遷發動者權威的合法性和現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較強的確信并能從中獲得預期收益,那么,制度變遷參與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制度變遷參與者對舊制度的惰性依賴､制度變遷的阻力和經濟資源在制度變遷中的投入減少,制度變遷的交易費用降低｡正如諾思說:“在社會成員相信這個制度是公平的時候,由于個人不違反規則和不侵犯產權――甚至當私人的成本―收益計算不會使這樣的行為合算時――這一簡單的事實,規則和產權的執行費用就會大量減少｡”否則,制度的執行費用將上升,制度力將在各抒己見的經濟主體的行為沖突中耗散殆盡｡因此,意識形態是個人與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機制｡
意識形態正是通過影響機會主義行為及交易費用､制度執行費用及制度力等途徑來影響資源配置及經濟增長的｡“社會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是使經濟體制可行的社會穩定要素｡如果沒有一種明確的意識形態理論,那么,我們在說明無論是資源的現代配置,還是歷史變遷的動力上就存在著無數的困境”｡
(三)人的冒險､創新等新思想人的冒險､創新等行為經濟機會獲得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源于經濟機會｡劉易斯反復強調經濟機會對于經濟增長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一旦人們抓住經濟機會是可能的,經濟增長就會發生”;或者“新經濟機會引起了新的富?！?“對于經濟增長來說,基本問題就是抓住機會｡因此,增長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機會的出現,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變化允許抓住業已存在的機會,或者也可能是由于兩者兼有”｡
經濟機會又源于人的冒險､創新等新思想及其指導的人的冒險､創新等行為｡劉易斯認為,“思想能影響社會經濟的變化,并且是社會經濟變化的首要力量”;“新思想”即先進思想,就是人們對創新､冒險､新技術､新物種等新事物的認可､接受的態度,具有某種“新思想”的人即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經濟機會,在影響經濟增長變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他指出:“經濟增長要求人們有冒險思想,要求有適量的創新者｡”冒險､創新等新思想一旦轉變為人的行動,是人們抓住經濟機會的根本前提,“因為經濟機會和新思想的這種積累性作用是相互的”｡企業家具有風險､創新等新思想對于企業經濟和社會經濟增長十分重要;同樣,經濟增長的滑坡､“繁榮的毀滅可能僅僅由于人們接受了與經濟擴張不一致的舊習慣或舊思想”｡企業家承擔風險等新思想的情況決定了其收入差別,“在發展的早期階段,人們顯然不愿意承擔開發新生產線的風險｡貨幣很容易流向土地､貿易､放債和城市住房,而且,本國的資本家除非看到有獲得特殊利潤的可能,否則他們就不愿意投資于礦業､公用事業､商業性農業,或者制造業｡因此,這些領域的贏利機會留給了外國人,外國人帶來了生產和組織的新技術,而外國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為他們敢冒風險的新思想,相信能比把貨幣投資于國內得到更多利潤的新思想｡在發展的早期階段,利潤與國民收入同比例增長,從而就有了儲蓄｡隨著本國企業家風險思想的增長,外國企業家被廣泛模仿,直至本國企業家最后如此之多,以致本國經濟不再依靠外國企業經營｡而且,本國企業家成長壯大到經濟上獨立,甚至在一定的時候開始輸出資本與企業家本身｡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擔引進新思想風險的企業家,否則在以家庭規模為基礎的農業范圍之外,經濟增長必然是緩慢的｡因此,如果沒有足夠的實業家,或者如果實業家不愿意承擔風險――無論造成這種情況的是由于他們無法增加資本,由于他們受本性膽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擔風險的報酬差別不夠大――私營企業經濟都將受到限制”｡格林菲爾德在論及低地國家荷蘭經濟崛起時,也指出,雖然初始條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數商人往往能抓住新機會而致富,“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覺新的機會,善于利用舊的體制,他們不怕風險,其視線不會被約束性的集體想象力的虛幻所遮蔽,他們靠腌制鯡魚,將貨物從一個大陸運送到另一個大陸,開辟金融通道而致富”｡
劉易斯還指出,具有新思想的總是少數人,因而,只有少數人能抓住經濟機會而致富｡統治階級很少能成為抓住新經濟機會的人,他們由于傳統思想偏見,一般都滿足于現狀,不必去尋找經濟機會;傳統思想以各種方式限制經濟機會,現在有害于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就是傳統的偏見思想｡也不是下層人士,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可能受到奴隸制､農奴制或等級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經濟機會;或者,他們非常貧窮,沒有受過教育,缺乏勇氣和創新傳統,“任何一個受傳統小農思想偏見束縛的處于貧窮社會類型的小農,絕不會去尋求市場上的有利性信息”｡因此,“新人”來自于各中間社會階級,城市人就處于中間地位｡“在經濟增長的加速中總是城市人起了決定性作用,認為城市人對經濟增長的變化所作出的貢獻比住在農村的人多的看法可能是正確的,但這并不是因為城市人在生物上優異,而是由于環境或機會｡由于環境不同,城市的氣氛更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的態度與思想觀念的形成,城市人比農村人思想更開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從而能更好地從事引起技術改進的科學研究｡城市人奮進的態度與先進的思想觀念使得其比農村人更富有創造性,更能抓住經濟機會和促進經濟增長｡”
(四)企業家創新精神企業家創新行為經濟機遇到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佩雷菲特認為經濟奇跡的產生,除了資本和勞動兩個要素外,還有一個非物質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種精神氣質因素,“這是一種質量型的看不見的標志,它將激發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殺前兩種要素,即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看得見的數量型的物質因素)｡能夠改變一切的,或各種派別的經濟學家們長期忽略的――無論是亞當?斯密,還是馬克思或凱恩斯,正是這個非物質的第三要素,因為這個因素看不見,抓不著｡以往論述經濟增長問題的各種模型都是建立在僅僅把資本與勞動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的基礎上,顯示出其弱點,精神是創造經濟奇跡的關鍵”｡劉易斯的“新思想”在熊彼特看來就是“創新精神”,熊彼特用企業家創新精神很好地解釋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他指出,企業家創新精神就是一種非物質的精神力量,它總會給企業家帶來一種“戰斗的沖動”,激發企業家為社會不斷地創造財富,推動社會向前發展｡企業家創新精神指導的企業家創新實踐是企業家精神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機制｡熊彼特認為,“經濟機遇”(即劉易斯的“經濟機會”)永遠只屬于那些具有創新精神的人｡可能性是現實性的前提,企業家之所以崇尚創新,就是因為他看到了創新可能為自己帶來潛在的贏利機會,進而將潛在的贏利機會變成為現實的利潤;“企業家創新精神的實質就是對外部經濟機遇的一種能動的創造性的反映”,企業家“為了他的成功(即獲取利潤),更主要地與其說是敏銳和精力充沛,不如說是某種精細,他能抓住眼前的機會,再沒有別的”｡因此,創新是企業家職能的實現,是企業家精神的發揮,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關鍵,企業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企業家創新精神｡熊彼特進而認為,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從未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實現生產方法的新組合,從而充分利用生產要素的作用,提高生產效率;尤其是創新先發生于個別企業,可以產生壟斷利潤或超額利潤｡因此,創新就是贏利經濟機會的獲得,就是經濟發展｡創新行為包括以下情況:采用了一種新的產品及其生產方法,開辟了一個從未進入過的新的市場,掠取或控制了新的生產原料和半成品的供應來源,實現了一種新的工業組織形式｡熊彼特認為,“每一個人只有當他實際上實現‘新組合’時才是一個企業家”;“一旦他建立了企業,同常人一樣地經營,他就會失去企業家的資格｡因此,一個人在其一生中很少能總是一個企業家｡因為,在靜態經濟社會里,業主們因循守舊､不思進取,過著無所事事的生活｡企業的運營總是局限于陳舊觀念的軌道之內,不會遇到嶄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業家的經營能力｡因此,企業家要將創新推向成功,僅有淵博的知識是不夠的,還必須擁有堅強的精神意志,有先見之明,能在社會傳統思想習慣普遍持懷疑､反對態度的情況下,頂住傳統思想習慣等方面的壓力,并反過來說服大眾,解放大眾思想,使其支持創新｡
二､結論與啟示
一切導致家庭貧困和社會經濟不發展的勞動力素質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勞動力思想觀念素質低下那里找到終極原因,在現代人的諸多素質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區別于傳統人的思想觀念素質｡我們可以找出太多的貧困原因,但人落后的思想觀念素質是貧困之總根源｡“減少或消除貧困的方法很多,且各種方法的成本､效果也不一樣”｡但思想扶貧或思想反貧困是成本最低､成效最顯著的一種扶貧方法｡“扶貧先扶志”,“治窮先治愚”,“志､愚”即人的思想或精神｡因此,新時期的反貧困實踐,應注重各種反貧困手段的綜合運用｡不僅要注重物資､資金､技術､教育､文化等反貧困,更要通過農民自身思想觀念素質的現代化,重視思想反貧困或思想扶貧,這也是建設“鄉風文明”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題中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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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厲以寧.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3]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聯系范文5
關鍵詞：股票市場；經濟增長；實證分析：負相關性
作者簡介：陳 怡(1976－)，女，河南鄭州人，鄭州大學升達經貿管理學院講師，華中科技大學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投融資創新與貿易經濟研究。
中圖分類號：F120.2；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9)04-0028-03 收稿日期：2009-02-11
一、文獻綜述
西方學者對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關系的討論由來已久。Mayer(1988)對上市公司數量占整個公司的比重作了比較研究。他認為從公司融資角度看，由于企業外源融資的比率和上市公司的比率都很低，企業成長對股票市場的依賴程度相對較小，股票市場對企業增長并沒有起到促進作用，因而證券市場對整個經濟來說是不重要的。Harris(1997)將股票市場分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證分析它們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發現在發達國家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關系，而在發展中國家它們之間關系并不緊密。Leine和Zervos(1998)利用47個國家17年的跨國數據，通過股票市場流動性、規模以及和國際資本市場的整合程度等6個指標論證了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率、資本積累、生產力改善和儲蓄率的關系，發現股票市場流動性積極地影響經濟增長率、資本積累以及生產力增長，同時并沒有證據證明股票市場流動性和國際資本市場整合減少了儲蓄率和阻礙經濟的發展。Dia－mond(1984)研究認為，證券市場對信息不對稱的緩解有力地加強了所有者對管理者的監督與控制，同時有效的股票市場通過將經理報酬與股票業績聯系，緩解了委托問題。有利于強化企業約束，保障經濟健康發展。Gavin(1989)研究了股票市場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傳導作用，認為股市通過財富效應和托賓的投資q理論兩種渠道影響總需求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國內關于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文獻很豐富，主要研究思路是在借鑒國外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我國股票市場發展的數據，對國外的理論或者實證方法進行驗證。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證券市場與國有企業改革的關系上。鄭江淮、袁國良、胡志乾(2000)認為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不僅與經濟增長存在相關關系，而且與經濟體制的持續轉型有關。他們認為隨著資本市場規模的逐步擴大，資本市場吸引的儲蓄越來越多，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會逐步提高；調整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發揮法人股與流通股對上市公司的檢查監督功能，可提高資本市場效率。談儒勇(2004)利用中國近年來的季度數據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王軍(2002)首先從理論上分析了資本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內在規律，揭示了資本市場影響經濟增長的三大機制，進而實證研究了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資本市場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和貢獻，結果表明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和貢獻是很微弱的，甚至產生了負面影響。楊奇志(2005)對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二者之間的關系實證研究后得出了二者之間相關性不強的結論。本文試圖采用協整分析技術和格蘭杰因果檢驗等計量經濟學方法，借鑒上述學者的研究方法，利用我國1993年～2007年期間的數據，對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重新檢驗，以期對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經濟增長等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參考。
二、理論方法：協整理論分析框架
協整關系研究是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來計量經濟學方法論的重大突破。它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時間序列變量是非平穩的，但它們的某種線性組合卻表現出平穩性，則這些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即協整關系。在經濟學意義上，這種協整關系的存在便可以通過其他變量的變化來影響另一變量水平值的變化。若變量間沒有協整關系，則不存在通過其他變量來影響另一變量的基礎。其基本步驟如下。
(一)單位根檢驗(Unite Root7est)。若變量r。的一階差
三、對我國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檢驗
(一)指標選取
本文在股票市場發展指標的度量上，參考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選取股票市場收益波動性、籌資率、資本化率、換手率、交易率等指標來分析。具體指標說明如下。由于滬深兩市股指的高度相關性，二者股指走勢呈現相關性，本文僅以滬市A股指數的季度標準差來代替股票市場的市場收益波動；同時，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僅計算資本利得的標準差，并用MR表示。就資本化率而言，它等于每一季度A股流通市值與名義季度GDP的比率，它是股票市場發展規模和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股票市場資本化率的比率越大，股票市場的發展水乎越高；反之，亦然。這里用CR表示資本化率。對表現資本市場流動性的換手率、交易率來說，前者等于上交所和深交所每季A股總成交金額與季度名義GDP的比值，后者等于A股季度成交金額除以A股季度流通市值，分別用TR、JR表示。至于籌資率，季度上市公司股權籌資占總籌資的比重，可以用ZR表示。本文數據來源于《上海證券交易所統計月報》(1993～2007)、《中國統計》(2002～2007)、《中國證券市場年報》(1995～2007)。
除了股票市場發展指標，還要建立經濟增長指標。本文用實際GDP季度增長率來表示經濟增長，用消費者價格指數代表通貨膨脹率，將名義季度GDP換成實際值，再計算其同比增長率，用RGDP表示。上述數據來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瑞思數據及《中國統計》(1993～2007)。
(二)實證檢驗
為避免非平穩時間序列出現“虛假回歸”而造成結論無效和協整檢驗的無效性，應首先對上述序列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采用ADF檢驗法對各變量水平值和一階差分序列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所有序列均為非平穩序列，而一階差分序列均為平穩序列，所以MR、CR、TR、JR、ZR均為一階單整序列I(1)。故此可以進一步進行協整分析。我們運用Johansen最大似然法進行協整分析，利用Eviews5.1軟件計算得出檢驗結果見表1。
由表1協整檢驗結果可知，ZR和RGDP、JR和RGDP、CR和RGDP這三組變量都存在著一定的協整關系，但是它們是否能構成因果關系，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檢驗。這里我們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來分別驗證，通過Eviews5.1軟件
具體計算。該檢驗的判定準則是：依據平穩性檢驗的滯后期來選擇本檢驗的滯后期，根據輸出結果的P－值判定存在因果關系的概率。
由上表的檢驗結果可知，經濟增長和股票市場二者之間不存在明顯的因果關系，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明顯，而經濟增長對股票市場的發展有較明顯的作用。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根據經濟增長和股票市場發展的相關理論提出相關假設，并通過協整、格蘭杰因果檢驗等計量經濟學方法。結合最新的數據，對我國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到如下結論。
(一)經濟增長對股票市場發展有顯著影響
根據研究結果，經濟增長是影響股票市場發展的重要原因。經濟增長能提高股票市場的資本化率、提升股票市場收益率，同時能提升股票市場的交易率，這些研究結論也符合相關的經濟理論。經濟發展有利于企業在股票市場上進行融資，這正是股票市場籌資功能的體現。同時，由于經濟發展，增加了居民資本增值的渠道，這為投資者進行資本市場的交易奠定了一定的基礎。經濟的發展為股票市場的運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使得股票市場的發展有一個較好的宏觀經濟基本面，這對投資者來說是一個比較好的預期。
(二)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弱
在本文的實證檢驗中，交易率、籌資率對經濟增長有明顯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為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對經濟增長會有明顯的作用，加大股票市場的容量，增加了市場流動性。另一方面，股票市場籌資率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它關系著個人、企業等市場主體在資本市場的融資規模以及能為經濟發展提供的資金。此外，股票市場發展的其他選取指標對經濟增長會產生干擾作用，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梢酝ㄟ^適當的方法來發展股票市場，培育股票市場的競爭力，以促進經濟的增長(萬正曉等，2008)。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主要是由于我國多數投資主體投資理念缺乏且股票市場不完善。這樣，股票市場資源配置功能弱化，不能提供合適的機制引導社會資金的合理流動。同時，股票市場不能降低投資者的流動性風險及為投資者提供風險分散，也不能通過股價表現市場信息和配置資源，更不要談對企業的監控職能。因此，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較弱。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聯系范文6
關鍵詞 金融發展 貿易結構 高級生產要素 金融效率
近幾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呈現出強勁趨勢，既使國際貿易環境出現各種不利的事件，我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及貿易上所獲取的利益都出乎經濟預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國對外貿易在現時代的“無約束”發展超脫了現存貿易理論的普遍解釋范圍，抑或是否中國所表現出來的貿易現象成為貿易理論界中一個值得探討的新課題。其實則不然，中國的對外貿易在改革的進程中，一直堅持自我為中心的貿易方針，即以自我所擁有的貿易上的比較優勢——廉價的勞動力成本為主導，大力開展出口導向型貿易，以此來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興起。同時以這些新興產業為依托，更深層次地改良優勢產業，增強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其次，多年來的貿易成果積累了充盈的資本，為產業進行結構升級和優化提供了資金上的支持。無論是從產品規模和質量上，都隨著貿易成果擴大而增強，延續了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本優勢，而且也在產品的國際信譽市場上異軍突起，為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市場擴充提供了保證。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國開放貿易在以勞動力成本為依托的貿易商品延續了幾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經濟效益，從長遠看整體國家貿易商品結構也出現了嚴重傾斜，沒有形成一個立體層次的貿易結構，即在高、中、低貿易層次中沒有形成一個均衡的結構。而高、中層次的貿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為當今經濟發展動力的局面中，往往成為一個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支柱產業。因此，穩妥而快速地推動我國貿易結構優化是關乎經濟發展的重要議題。長期以來，國家金融體系一直在開放的貿易環境下遵循著計劃經濟時的經營體制，在對國有的金融界進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國的金融業將迎來一個全新的經營市場。本文就是從當前我國金融體系改革中，以金融發展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討論如何借助于金融層面的經濟發展力量來優化我國對外貿易結構。
1 貿易結構優化概述
從貿易理論來分，大致可分為靜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和動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
靜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中主要有兩種代表性理論：一是以大衛·李嘉圖和赫克歇爾-俄林為代表的古典貿易理論。其代表觀點是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差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而導致價格差的原因則歸結于勞動生產率或技術差異；而赫克歇爾-俄林則是從生產要素的價格差異來討論國際貿易起因，進而指出生產要素的豐裕和稀缺程度決定生產要素價格差，從而致使商品的國際價格差異。二是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該理論的構建框架為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和不完全競爭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追求產品規模的經濟效應和產品差異上的消費效應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又一動因。新貿易理論是在突破古典貿易理論假設前提下對國際貿易理論的補充。但這兩種理論的出發點都只強調了現存的資源，是在資源總量恒定不變的前提下對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論探討，是一個靜態過程。
從動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分析：一是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通過專業化學習、投資創新等后天因素人為地創造出來，強調的是規模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技術創新。該理論的兩大支撐是技術和資本，以技術創新為主要手段，加快產品中生產要素的轉換比率，同時把技術作為比較優勢的內生變量，強調“干中學”的經濟效應。通過“干中學”以及技術創新鞏固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差異，資本的作用在于技術創新和產品生命周期成長和成熟兩個階段，是產品生產在生產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這兩個階段由于技術外溢資本的作用尤為重要。二是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波特認為比較優勢可以人為地有意識地選擇策略來配置稀缺資源，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在波特的競爭理論中，有四個基本的要素：生產要素、需求結構、相關與支撐產業、企業的戰略和競爭程度。波特將生產要素細分為基本要素和高級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費太大代價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級要素則需要通過長期投資或培育才能夠創造出來的要素。他認為高級要素最為重要，它們是取得高級國際分工層次的關鍵，一國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過高級要素獲得補償，但是在高級要素上處于劣勢則無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彌補。競爭優勢注重企業的非價格競爭和創新競爭，關注要素的質量和產品的需求情況，主動地創造比較優勢，在改善貿易結構中，高級要素的決定作用越來越明顯。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把貿易結構優化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貿易動力主要由自然稟賦的比較優勢來決定，在這個階段貿易結構主要是表現為具有比較優勢行業的貿易發展。第二階段中推動貿易發展的動力主要是比較優勢的動態階段，即以規模經濟效應實現貿易結構優化，通過技術外溢和“干中學”效應帶來貿易部門的制度創新，使得比較優勢建立在高級要素稟賦的基礎上，從而上升到后天稟賦層次。第三階段，競爭優勢成為推動貿易結構優化的主要動力，主要體現在三個層次上：技術優勢、規模優勢和創新優勢。此階段以吸收貿易發展帶來的先進技術，逐漸發展成為規模和技術優勢為特征。而在這三個階段的進化過程中，生產技術的改進和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是發展中國家在優化貿易結構上的兩個關鍵。在當今經濟發展的秉性中，這兩個因素無不與高投入的資本量相關。我國的對外貿易要保持持續的發展，就需要結合當前金融發展的大前提，繼續保持在自我特有貿易低層次上的優勢，同時也要借助于金融促進的力量來構建我國中高層次的貿易體系。
2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中的貿易結構優化
在世界經濟越來越趨于一體化的時候，一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幾乎可以代表該國參與全球經濟程度的高低。因此經濟增長中貿易結構的取向和相關調整都對經濟增長率和其發展的持續性至關重要。2006年，中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外匯儲備第一大國。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在多年中的貿易策略無疑是成功的，同時在貿易成果展現的主要方面外匯規模的龐大也證明了這一點，即中國金融體系是長期滯后于快速增長的貿易發展勢頭。特別是加入WTO后金融將面臨整體開放的形勢和國內對金融促進貿易發展不利的雙重壓力下，中國金融的發展應更有效地對抗外來金融的競爭以及促進國家貿易在結構上的優化，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和貿易進程的良性延續提供恒久的動力推動環境。
首先，從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理論聯系來看貿易優化的問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分成兩類，主張金融發展能促進經濟增長的叫做供給主導，主張金融發展只是經濟增長對金融服務需求的被動反映稱為需求遵從。無論是供給主導還是需求遵從的觀點，都明確地指出金融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隨著交易成本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和內生增長理論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技術進步是保持經濟增長的唯一影響因素的觀點，而把金融發展和技術進步聯系起來；同時也對金融系統的基本功能在對經濟發展的路徑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獨特的觀點即通過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Levine，1997），金融市場通過增加專業化和技術創新促進經濟增長（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顯著正相關，即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也較快。筆者在貿易結構優化概述中已經得出技術進步和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是改善一國對外貿易結構的關鍵，而這兩者在現代經濟中無不與資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聯系。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我們已經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長期的資金投入才可以獲得的，而技術與資本的關系在貿易結構優化中的關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術進步理論中與資本的聯系獲得。?？怂箤⒓夹g進步分為中性、勞動節約型和資本節約型三種。中性技術進步指的是勞動和資本的生產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產原有產量只需要較少的勞動和資本；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指的是生產中的資本要素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大于勞動的生產效率的增加，結果是達到原有的產量可使用較少單位的勞動和資本，但資本/勞動比例上升；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指的是勞動要素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大于資本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導致生產原有產量現在只需要較少的勞動和資本，但此時勞動/資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產要素投入比例來衡量貿易結構時，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貿易結構優化過程中，資本投入量在生產中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尤以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所發揮的效率對改變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貿易結構的高級進程是資本是否起作用的標準。因此，在金融發展中提高資本在貿易商品生產中的生產效率是替代貿易結構優化中有關金融各方面相關問題的一個核要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