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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式范文1
當前對于經濟轉軌過程中的生態環境效應研究比較少，主要有李國柱、馬樹才從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國經濟體制轉軌與生態環境質量的關系[10]；侯偉麗從定性角度分析中國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的效應[11]；季斌、沈等從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效應[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經濟轉軌帶來的生態環境效應，對于區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續發展機制有重要的意義。
經濟體制的基本類型和特征
張春霖認為經濟體制是人類為解決資源配置和動力問題而確定的一組機制，包括決策、信息、激勵、約束的機制，強調所有制和協調機制并不是經濟體制的構成要素，進而又把上述四種機制分為兩組，即決策—信息機制和激勵—約束機制[13]。張仁德認為經濟體制是借助于經濟體制實行資源配置的一整套經濟系統，或者說是對資源配置作出決策和執行這一決策的一整套組織安排[14]；樊綱、光認為經濟體制是一定的經濟制度或者生產關系所采取的具體組織形式和運動方式，包括社會組織和管理經濟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經濟運行機制[15]。上述定義從不同角度揭示了經濟體制的特征，筆者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對經濟體制的含義進行重新界定。經濟體制主要是指資源配置的方式，這種方式也可以認為是在一系列機制運作下的制度安排，不僅僅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和企業所有制結構，還包括整個國民經濟的管理體系和制度，主要分為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兩種。計劃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政府在整體的宏觀調控、總量控制、結構調整、經濟布局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計劃成為配置資源的基本方式、國家通過指標的方式直接管理企業、國家所有制是經濟體制的基礎、強調國家利益等[16]；市場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市場在微觀經濟領域、日常生產經營活動和有關資源配置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場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高效率地配置資源，生產者和消費者是決策的主體，追求個人、企業利益是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力[17]。
計劃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公地悲劇”的產生馬歇爾•戈德曼（MarshallGoldman）曾對這個問題有過簡練的描述，計劃經濟形成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經濟的偏離，由于不存在資源的私有產權，工廠經濟不必為其使用的土地和資源付費，這就導致了對資源的過度使用。從理論上講，計劃經濟體制可以避免外部性問題，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處置資源時，真正的“公地悲劇”才會產生。整個社會或者多個單位共同占有公共資源，公共資源的產權清晰而使用權模糊，經濟主體往往可以以較小的成本就可以獲取公共資源，最終會使公共資源枯竭[18][19]，計劃體制對資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業將追求利潤作為經濟業績，也浪費了大量的資源和污染了生態環境。此外，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生態環境政策、制度、觀念不完善，往往導致資源的過度使用和生態環境污染。另外，國家作為社會成本的承擔者和強制執行者，僅具有純理論的意義，企業使用資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企業運營機制和價格機制也加速了資源的過渡利用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力度；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制定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也對資源生態環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重工業為重心的工業建設、和化運動造成了資源的大量浪費、“大三線”和“小三線”建設使得錯誤的工業布局引發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以鋼為綱”、“以糧為綱”方針忽視生態規律，造成生態生態環境的極大破壞。
（二）重工業優先發展趕超戰略的負作用由于當時的國際背景和國內背景，迫切需要盡快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盡快實現工業化，我國采用蘇聯的工業化發展戰略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道路，然而重工業這種資金、資源密集型產業并不符合我國的優勢，因此重工業的發展必須在扭曲的宏觀政策中得以生存和發展。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業結構是生態環境效應的主要因素，是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主要驅動因子[20]?？v觀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計劃經濟時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國重工業化時期大致分為五個時期，即1949年～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重工業優先、“一五”期間的重工業化、“二五”期間的“”對重工業的強化、1961年～1964年對“”的糾正、1965年～1978年備戰和三線建設對重工業優先的再次強調[21]。長久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形成了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的畸形產業結構，重工業的發展不僅消耗了大量的資源，而且使生態環境破壞嚴重。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研究員認為重工業一般具有兩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傳統的重工業發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發展道路，重工業的過度發展造成本來已經很脆弱生態生態環境加速破壞；二是資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業的加速發展必然使得本來已經非常短缺的水、土、煤、電、油等基本資源高度緊張，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群眾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負效應的影響[22]。
市場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正效應
1.市場機制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市場經濟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場機制或稱為價格機制，市場機制在反映資源稀缺性、提高資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微觀層面上，企業對于市場上的價格信號能夠做出靈敏的反應。市場價格的波動，及時地反映出市場對各種產品的需求，以及各種資源的稀缺程度，通過企業的自發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動，經過一定的過程，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23]。宏觀層面上，由于堅持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宏觀調控，價格信息真正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導向作用，市場經濟體制資源配置實現較計劃經濟體制高的效率。以水資源為例，研究表明，市場發育程度越高，水資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無償供水或者低價供水，城市生活和工業用水的價格也是嚴重扭曲，極為嚴重浪費水資源[25]。由于水資源的無價或低價，使用者很難通過技術創新來減小成本，據調查灌溉農田比噴灌、滴灌分別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劇了水資源的浪費，還造成了土地鹽漬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態生態環境問題出現。市場經濟體制下水資源有償使用法律、辦理辦法等明確規定了各類用水全面實行有償使用[26]，不僅使供水單位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而且對節水工作的開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經濟杠桿的作用。另外，市場機制促進了非國有企業的發展，集體、三資、私營等各種產權類型的企業大量出現，這些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開了競爭。市場機制的引入建立了資源市場，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擴大。
2.市場化有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全要素增長率和產出增長的貢獻率遠高于傳統經濟時期，這將有利于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及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由來已久，政府多次強調轉變經濟方式卻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學者樊綱認為歸根結底這不是認識、管理、政策問題，也不是發展戰略問題，而是體制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國外延式發展的問題不可能根治[28]。劉國光學者也認為，相比較而言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對經濟增長方式制約性更大，這種制約性不僅反映在微觀層次的企業經營機制上，而且體現在宏觀層次的經濟調控體系和調控手段上[29]。劉傳江學者認為傳統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因其忽視個人利益和經濟激勵、排斥市場制度與市場機制，因而不僅會因為缺乏技術創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勵和動力機制而內生出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而且還決定了這種增長方式的鎖定狀態[27]。上述觀點表明，經濟體制轉變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應該是同步的，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市場化可以通過三個渠道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第一，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形成靈活、準確反映各類自然資源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逐漸替代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資源價格體系，從而為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和優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價格幾乎全部決定市場上供需變動的產品，受指令性價格影響的工業品占工業總產值的份額較低；第二，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調整產業結構，通過市場調整，形成有別于計劃經濟體制的高度化和協調化的產業結構；第三，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促進企業研發和采用新技術以在競爭中保持優勢，以增進資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態環境污染程度。
3．市場化有利于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生態環境政策是協調發展與資源生態環境之間矛盾的手段，同時也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延伸和實現其發展目標的重要調控手段[30]。生態環境政策包括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生態環境法規制度、生態環境公眾參與等三個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態環境經濟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費、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資源生態環境稅收等方面，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對于降低生態環境保護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減少政府補貼、擴大財政收入以及提高公眾生態環境意識諸多方面起到了較好的效果。在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漸進的改革時期，這些帶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生態環境政策與市場經濟手段相結合，比較有效地緩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兩種手段，一種是政府干預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環境資源稅、環境污染稅或排污收費、環境保護補貼、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種是市場機制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自愿協商制度、污染者與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權交易制度等。近年來國家積極推進環境稅費改革、環境價格和收費改革、綠色資本市場完善、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排污交易市場的試點、綠色貿易和綠色保險的實現、環境污染責任強制保險、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綠色信貸和銀行綠色評級、企業環保債券等體現了我國環境管理的市場手段更加健全，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建設日臻完善，注重市場機制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作用。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負效應
市場經濟相對于傳統經濟體制在經濟發展、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市場經濟體制的調節有以下缺點：①只能解決微觀經濟平衡問題，不能解決宏觀經濟平衡問題；②市場機制只能反映現有的生產結構和需求結構，而不能反映國民經濟發展的長遠的目標和結構；③市場機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競爭為前提的，而現實條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壟斷等因素下難以實現充分競爭；④許多社會消費的公共產品難以通過正常的市場價格機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態環境資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屬性使得市場經濟并不能解決所有的生態環境問題，相反有些資源生態環境問題反而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變得更加惡化。一方面生態環境和資源往往屬于公共財產，破壞生態環境、浪費資源將會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但卻可以降低生產者的邊際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費者的邊際私人效應。換句話說，對于外部性的生態環境和資源問題來說，市場機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場機制往往只能反映眼前和局部利益，難以解決長遠和整體利益，因此市場經濟難以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32]。另一方面，我們的經濟體制轉變僅僅30年的時間，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轉變卻用了上百年的時間，我們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在制度方面還有很多不足之處，由于生態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往往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卻能給企業和消費者帶來眼前與局部利益，然而企業和消費者行為的不規范就表現為生態環境和資源的惡化。以海洋漁業資源為例，隨著水產品價格不斷升高，以及資源保護、維持水產品資源再生能力的意識極為淡薄，缺乏資源持續利用的觀念，20世紀70年代后期隨著漁業市場的迅速發展，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近海捕撈過度，水產資源嚴重衰退，傳統的底層魚類資源衰退最嚴重，形成了“見有就補，越捕越少、越少越捕”的惡性循環[33]。又如農村資源生態環境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的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中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這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由于生態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斷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者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缺乏資金吸引力。同時由于農村生態環境保護資金利用率較低，有限的農村環保資金沒有產生出最大的生態環境效益。目前在實施農業和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建設項目上，還存在著資金分散、重復建設和“自上而下”的決策現象，資金分散到多個部門，難以達到協調統一效果[34]。綜上所述，市場機制并不能解決所有的生態環境問題，由于資源生態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市場體制也有不能企及之處，因此必須充分發揮政府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市場建設方面的作用。
計劃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式范文2
關鍵詞：教育管理 經濟優化 教育資源配置
“對教育事業投入的各種資源在各種不同使用方向上的最佳分配，它本質上是調整教育資源的利益主體的相互關系以及分享所得份額”，這是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的定義。對教育資源進行優化配置，有利于優化教育的發展條件，提高辦學的效率。如果進行教育體制、教育運行機制和教育政策等方面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進而實現教育管理中的經濟優化目標。
一、教育資源供給不足的發展性特征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體制轉軌，我國大部分地區解決了長期存在的“短缺經濟”問題，但在教育領域，供求關系仍然十分緊張：一方面，教育供給并不能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而另一方面，教育財政資源的供給不足，使教育事業迅速發展的需求受到抑制。教育供給不足的現象在我國會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是由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水平所制約的財力供給以及教育必須發展的客觀需求之間的實際矛盾所決定的。
教育資源不足有一定的階段性特征，首先表現為滿足基本的教育機會的資源供給不足，其次就是增加教育機會的資源供給不足，再后是接受高水平、高質量的教育機會的資源供給不足?，F在我國這三種情況同時存在，只是在不同發展水平地區的側重點而有所不同。現階段我們國家教育資源供給的不足，還具有過渡性的特征，換句話說，它既反映經濟發展成熟的特點，又反映由計劃經濟轉軌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的特點，突出地表現為既有總量性不足，又有財政性、體制性和結構性不足。
二、改革教育體制，促進教育資源優化配置
一定經濟社會的教育體制決定了教育資源配置的方式。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各級政府的財政支出成為了教育投資的唯一源泉，因為教育資源來源于政府財政撥款，并且國家是唯一的教育資源的配置者。教育資源配置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表現出以下一些特征：
1.資源配置決策有集權性。資源配置計劃、方案的制定和資源配置的實現，這些權力都由中央集中掌握。
2.資源配置行為有政府性。由政府的組織目標來決定任何配置方案，資源配置的順利實現，必須要有各級政府執行計劃的動力和可靠的信息。
3.資源配置動力有多樣性。資源配置動力的特點表現為：中央決策者的高度權威性、下級對上級的忠誠及強調整個社會的無私或奉獻精神，強調利他主義、艱苦奮斗精神、完成任務的責任感和嚴格的等級制度。在目前市場經濟體制下，教育資源配置實行的是計劃調控和市場導向有機結合的模式。
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匹配的教育體制，這是教育資源合理配置的條件。資源配置的三個最基本的要素包括：決策機制、信息機制、動力機制，而教育體制規定著各個要素的基本內容。教育體制規定的教育資源分配要素，必須使我國有限教育資源獲得盡可能大的效益，必須適合現有的教育發展水平，必須與現有的資源狀況相適應。
三、改革教育運行機制，促進教育資源優化配置
一般來說，教育投資者應該具有教育資源的最大配置權。但是，教育的公益性是大于個人功利性的?！坝檬裁礄C制來約束教育資源的配置，龐大的教育資源由誰來配置”，這是教育資源配置的兩個核心問題。教育效用的多功能性、教育經濟效益的間接性和遲效性等決定了辦學不能像企業那樣以營利為目的，在教育資源配置中必須強調國家宏觀調控的作用。
教育資源配置的信息機制、動力機制、決策機制，這是制約著教育資源配置的三種基本方式。教育資源配置的信息機制：收集、傳導、處理、儲存、取出和分析與教育資源配置有關的信息和教育資源配置渠道的狀況。其關鍵是流向，借助信息機制，通過信息交換以實現資源的流動，以完成教育資源合理配置的目的。第二，任何單位或當事人行為的動力都來源于精神或者物質需要的滿足。理性人都有一種在限制范圍內追求最大精神或者物質利益的傾向，這種傾向導致其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具體決策，從而形成一定資源配置格局。第三，決策機制對教育資源配置方式起決定性作用。由誰來對教育資源投入、由誰進行分配決策，集中決策還是分散決策，這些都反映了教育資源配置決策機制的性質。
四、改革教育政策，促進教育資源優化配置
（一） 政府對教育資源配置進行干預，是教育政策的實質
解決教育領域中的諸多問題，必須通過政府干預教育資源配置。政府應加強政策的理性判斷，要扶植先導學校，使長期改革與短期調控協調，幫助滯后學校，將資源優勢轉化為教育優勢，通過資源的優化合理配置，實現辦學效益的最大化。
我國教育資源配置正發生一些變化，強調教育投資的生產性，以及教育投資在GDP和財政支出中的比重得到提高，改變了教育單位單純受制于政府的計劃調撥、指令性控制指標約束的狀態。
（二）教育資源要得到優化配置，制度是關鍵
制度的主要目標就是通過秩序性與規則性，增大流量、降低交易成本，有效地利用資源。制度有兩層含義：其一，制度是行為規則，決定了經濟發展中人的行為規范；其二，制度是人結成的各種經濟、社會、政治體制，它決定了一切經濟發展活動和各種關系發展的框架。
（三）對教育財政撥款方式進行改革，提高教育資源配置效率
教育財政撥款包括各級政府對各級教育部門的撥款和各級教育部門對各級各類學校的撥款。目前，教育投資多元化的格局已開始形成，但教育投資的主要部分仍是政府對教育的撥款。
參考文獻：
[1]張健.試論高等職業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路徑選擇勻[J].教育與職業，2006（35）.
[2]談松華.“短缺教育”條件下的教育資源供給與配置：公平與效率[J].教育研究，2001（8）.
計劃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式范文3
【關鍵詞】計劃經濟 市場經濟 改革 經濟制度
自80年代初，蘇聯在冷戰中由攻勢轉為守勢，其國內經濟開始衰落，直至停滯。但使各國吹響經濟體制改革的號角卻是“劇變”。在本文筆者不想探討東歐劇變的原因或是社會制度孰優孰劣的問題。只將劇變作為前提和背景。
社會經濟體制的改革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涉及方面廣泛，很難一下給出完美的說法。只能略談幾點，管中窺豹而已。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
各國在改革時面對的都是計劃經濟體制，但計劃經濟的程度和特點不同。要談論改革，就要弄明白舊經濟體制在制度變遷中對改革的不同影響。雖說改革前，蘇聯、東歐國家與中國都是“計劃經濟”，但兩者實際情況有很大不同。人們現在經常強調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更深層次是的是經濟類型不同。一種是古來既有，?？怂狗Q為“命令經濟”的類型。這是農業時代的產物。他不需要“工業文明”，不需要“理性主義”、“科學主義”，不考慮“投入產出系數”，沒有嚴格的、數學基礎上的“計劃均衡概念”，沒有最優化原則，僅以人們的主觀意識，長官的個人需求或社會的某種道德激情來支配經濟。我國古代封建王朝時期這種體制非常發達。
另一種是建立在工業文明、理性、科學主義的基礎上的現代計劃經濟。上述“命令經濟”是一種無法“及時糾錯”的體制，除非舊的命令著退出，新一代命令者有可能改變。而現代計劃經濟認為市場經濟是無政府的，造成糾錯過程滯后并造成效率損失，這種狀態下生產是盲目的，必須經過市場的調整才能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因此相信數理邏輯的人們認為完全事先將一切計劃好，避免接觸市場后才發現的種種錯誤，通過計算來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解。
這兩種經濟在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有很大不同。命令經濟不僅不人道，缺乏效用生產效率，其“無法糾錯”的特性比計劃經濟更糟糕。計劃經濟在這方面有長處，起碼是“次優的選擇”。但反過來說，從命令經濟這種無序狀態走出來卻相對容易，而對計劃經濟的改革卻容易產生無序變得一團糟。一般來說，命令經濟的改革較簡單，可以使用兩種方式：一是放棄命令，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就能實現過渡，二是使用更精確的數理模型制定更精確的計劃。這兩種方式，無論使用哪種付出的代價都較小。因為命令經濟本就是不科學非理性的，要撥亂反正，回復計劃或市場都很容易。
可是，對于有計劃經濟成分略多的國家來說，問題就有點復雜了。通過改善計劃，可以使計劃更精確周密，越來越吻合完善的數理模型。但是，在“完美計劃”上走得越遠，要回歸市場就越困難。使用數理模型計劃的越精確，整個經濟鏈條上就越環環相扣、緊密聯系，計劃一改變，整個經濟系統會受極大影響。
二、改革中的公平
這算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通常改革說的是兩方面的改革：一是公平，一是效率。現在看來，命令經濟與計劃經濟的主要區別在效率方面，從人道的角度看沒有什么大的區別。而是否公平是人主觀的感覺。這里說的公平是指一種權力與義務的對等。一種體制把人束縛起來，同時又給人某種保護。如果體制所給與的束縛與保護是對應的，是平衡的，處于和諧狀態，那么這種體制就是“公平”的。要擺脫體制，就面臨擺脫束縛和失去保護。得到機會的同時也面臨著風險，這就是所謂“代價”。如果失去的保護多于擺脫的束縛，人們就會覺得權利義務失衡，會感覺“不公平”。
一些體制權利義務并不對等?；蚴`多一些，或保護多一些。就“前計劃經濟國家”來說，對農民來說，中國、東南亞等國家對農民的束縛多一些。因此，在改革時，農民階級會成為急先鋒。蘇聯農民，在斯大林時期也受體制束縛很厲害。但蘇聯完成工業化后，開始反哺農民，1966年之后，全蘇農民開始享有工資、醫療和養老保險，他們受體制保護更多一些。這種時候改革就會遇到阻力，增加了轉軌的社會成本，降低了效率。對于那些失去保護多于擺脫束縛的人，就會感覺不公平。
總之，改革前中國的體制比蘇聯等國家更無效率，而中國對于農民束縛多于保護的體質更少公平。因此在改革前期受到的阻力較小。但這種效應是逐步減少的。
三、經濟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和穩定
邁向市場經濟，不僅僅是體制的改革。需要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走市場經濟就要建立市場競爭的制度。東歐國家建立這制度的過程和資本主義國家在本質上并無不同。只要政府放棄一些權力，做市場的守門人就行了。價格自由化――開放物價，用市場規則取代計劃，是改革的第一步。
第二，產權私有化。公有制的國家，專向市場經濟，要解決產權的初始配置問題。為此，東歐搞了私有化，中國搞了產權明晰化。
第三，穩定經濟。改革前計劃經濟積累下的很多問題，在轉軌時都可能爆發出來。改革一開始就要糾正失衡的經濟，而治療的過程是個對癥下藥的過程。對于經濟嚴重失衡的國家，首要就是穩定經濟。
而東歐各國、俄羅斯在這三個問題上情況不太相同。
比如捷克，穩定化任務不大，在劇變之前，捷克經濟并無嚴重失衡，外債很少。但比起劇變前就搞過“市場社會主義”的波蘭、匈牙利來說，它體制僵化，自由化任務很艱巨。
波、匈兩國正相反。他們都經歷過市場化改革，計劃的束縛已大為減輕。但經濟狀況較差，急需穩定。
而俄羅斯這三方面都急需解決。俄羅斯通貨膨脹極其嚴重，這是前蘇聯的遺留問題，急需解決。另外，俄羅斯缺乏市場經濟的基礎，國有制比重也很大。改革的阻力不小。
四、總結：沒有理論的運動
東歐劇變之后，改變的不能僅僅是政局，隨著社會的劇烈震蕩，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局面。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極復雜牽扯極廣的事件。劇變之后，無論是政府首腦，還是普通百姓，無不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經濟制度的轉變，既源于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的改變，又反過來影響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百多年前，人們懷著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帶著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進行社會制度改革的偉大嘗試，建立了一個又一個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的國家。百多年后，雖然社會主義運動遭遇挫折，但在我國卻是落地生花，相信這是事物發展的螺旋上升，而我們只需站在前人的足跡上，砥礪前行。
參考文獻
[1]金雁，秦暉.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
計劃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式范文4
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經驗清晰地表明，中國經濟所取得的幾乎每一成就都是市場化改革的結果；而幾乎每一至今依然困擾我們的重大棘手問題，皆可追溯為計劃經濟時代殘存的體制。
中國正面臨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政府職能如何做根本性調整，政府角色怎樣重新定位。顯然，對于政府以行政指令性手段配置經濟資源的職能與權力應嚴格限制，直至最終取消。市場經濟中，企業與家庭的私營部門應是投資、生產、銷售、儲蓄和消費等經濟活動的主體，獨立自主地做出與自身相關的經濟決策，政府不能任意干涉，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只能扮演被動消極的角色。
恰恰相反，政府必須承擔許多重要職能。關鍵在于如何明確界定，從而使得政府和市場各司其職，各履其責。經濟理論和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提供了一個“大拇指法則”：凡是私營部門和市場能做好的事情，政府原則上不應插手；只有市場自身做不好的，政府才應考慮適當介入。但在中國的現實中，政府不該管的事它偏管，政府本來該管的事它卻完全忽視或沒有管好。
簡單而論，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比如，當存在不完全競爭、公共品、外部效應、道德風險、信息不對稱等“市場失效”時，政府的干預才是必需的、也可能有效地改善資源配置效率。按照這一原則，政府應關注法治、保障財產權利、維護公平競爭、基本教育、環保、國防與外交等公共品與服務。如果政府攬責過多甚至越俎代庖，即使本著良好愿望，也往往產生“政府失效”，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阻礙經濟發展和國民福利提高，社會公平也往往成為政府難以兌現的廉價承諾。
由于生產技術和消費品味的變化，以及包括信息不完備等上述因素，自由市場經濟在總量上（如產出、就業、物價水平等）會呈現固有的周期性波動。如果波幅過大，對市場資源配置效率和社會福利將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在市場經濟中，政府有一核心職能，即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本質上，穩定物價可視為“公共品”，政府是提供這一公共品的理想之選。沒有人可以懷疑中國政府擔負宏觀調控職責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計劃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式范文5
〔釋義〕 本條規定的是《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立法目的。
本法的直接目的是反對不正當競爭,與此相對應的是鼓勵與支持正當的競爭,因此,本法的立法目的具體說來是:
(一)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
我國實行幾十年計劃經濟的實踐和世界現代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計劃經濟體制是不適應社會主義各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的,必須對原來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改革的最終選擇。
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并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行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映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以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是有重大區別的,兩種經濟體制的不同主要是:
第一,市場和計劃所起的調節作用不同。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發揮的是對經濟的基礎性調節作用,主要是通過市場作用來自行平衡供求,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但市場也不是萬能的,它有種種局限性,因此政府計劃的調節是必要的,政府是起著高層次的調節作用。也就是說凡是市場能解決的由市場來解決,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由政府來解決。計劃經濟體制則是政府通過計劃支配一切,對資源進行直接配置。但由于政府力量還不夠,計劃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無漏。所以還需要市場起著拾遺補缺的作用。
第二,經濟運行方式不同。市場經濟的運行是遵循價值規律,在競爭的環境中進行的,市場機制的核心是競爭。計劃經濟的運行是靠行政命令,通過國家下達的計劃或配額進行的,因此基本不存在競爭。
第三,微觀經濟基礎不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微觀經濟基礎是政企分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企業,企業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微觀經濟基礎是政企不分,沒有經營自主權,不能自負盈虧的企業,企業是政府行政部門的附屬物。
第四,經濟活動的界限不同。市場經濟中的各種經濟活動是以法律作為界限的。只要在法律的允許范圍內企業、個人、政府行政機構按照各自的權利、義務發揮作用。因此,市場經濟從這個意義上講也是法制經濟。計劃經濟體制下則是以計劃作為經濟活動的界限,任何違反計劃的行為都是不允許的。
隨著改革開放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我國經濟體制正在從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實行市場經濟就要遵循商品活動的價值規律,從而實現對社會資源有效、合理的配置。而價值規律的實現是離不開競爭機制的。價值規律這種調節資源和經濟活動的作用是通過競爭來實現的。因此,競爭是市場活動的核心,是市場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最重要的調節器,其作用主要是:
1.資源配置作用。市場經濟對資源的合理配置是通過競爭機制來實現的。在競爭作用下,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社會資源的配置就會向最有效的領域傾斜。因此,競爭是勞動力和資本的引導者。通過競爭作用不斷地調整著生產要素在總的經濟領域里的流動方向和數額比例,以便提供更多的為消費者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
2.利益分配作用。經營者通過市場競爭,以自己的產品和服務占有市場,才能將產品轉化為商品,實現經營者的利益和對社會的貢獻。只有市場競爭中兌現的效益,才是收入分配及企業盈利狀態的根本尺度,也是企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3.發展動力作用。市場競爭給企業以強烈的刺激和壓力,使企業處于不進則退的環境中。競爭雖然給企業以壓力,但這也是一種生存和發展的動力。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沒有競爭的壓力,因此也就失去了應有的活力和前進的動力。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為了生存和發展,必須不斷地面對市場的需求,改進技術,降低成本,提高質量,改善服務,贏得競爭優勢,從而促進和帶動全社會的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整個社會的經濟充滿活力。
因此,競爭是市場經濟最活躍、最核心的因素。競爭機制是市場經濟最基本的運行機制。如果社會經濟生活中競爭遭到排斥或者削弱,那么市場機制就要出現結構性的、全局性的障礙,市場經濟秩序就將發生混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不能順利發展。因此,通過制定《反不正當競爭法》,維護和促進競爭,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二)鼓勵和保護公平競爭,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
競爭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樣具有兩重性。在競爭作用下,可以產生積極的企業行為和社會效果,推動市場經濟健康的發展;同時由于利益動機的影響,同樣也可以產生消極的企業行為和社會效果,使得一些經營者企圖不通過自己的正當努力和商業活動來獲取市場中的競爭優勢。例如,采取假冒他人商品的注冊商標、包裝、裝潢或標記,企業名稱和姓名等行為,采取不正當的有獎銷售行為推銷產品,造成與產品質量、價格、服務毫無關系的競爭優勢。在我國現實生活中,不正當競爭行為不但存在,而且有些已經發展得相當嚴重,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不正當競爭行為相當普遍。全國各地,各行各業,各類市場活動的主體都有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發生。
第二,在各類不正當競爭行為中,制售假冒商品,制作虛假廣告,不正當的有獎銷售,商業賄賂等行為表現特別突出,已經成為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幾大“公害”,嚴重地影響了社會經濟秩序,給其他經營者和廣大消費者造成了巨大的損害。
第三,在各種不正當競爭行為中,搭售或附加其他不合理條件從事市場交易的行為,串通投標行為,地方經濟封鎖和部門壟斷等行為,是我國市場活動中所產生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這些行為排擠競爭對手,限制市場競爭,抑制市場應有的活力,對市場機制的破壞性更為嚴重。
因此,《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制定和實施,對市場競爭行為進行了法律規范,對一切公平競爭進行鼓勵和保護,對各種不正當競爭行為要制止和懲罰。法律保障經營者在市場活動中公開、公平地進行競爭,鼓勵誠實的經營者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市場優勢,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使市場活動始終保持競爭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使競爭始終成為企業發展的動力,帶動整個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
計劃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式范文6
關鍵詞：漸進改革 增量改革 摩擦成本 實施成本
一、我國漸進改革的顯著特點
(一)“漸進改革”概括了我國市場主體的培育過程
在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市場主體的逐漸培育過程，包括新的市場主體――個體經濟、三資企業、私營經濟、股份制經濟、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等的逐漸改造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二)“漸進改革”概括了我國市場機制的培育過程
在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換的過程中，市場機制的逐漸培育過程，如先后引入了動力機制、競爭機制、供求機制、價格機制等，直至建立起市場定價機制，都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三)“漸進改革”概括了我國的雙軌制做法
“漸進改革”概括了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一系列雙軌制做法，如所有制雙軌制、價格雙軌制、決策雙軌制、用工雙軌制等。雙軌制表明了我國改革的漸進性質，準確刻畫了我國改革的重要特點和優點。
(四)“漸進改革”概括了我國社會制度完善的量變態勢
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呈現出漸進的量變態勢。漸進式改革，在社會主義憲法制度約束下完成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
(五)“漸進改革”概括了我國改革的局部推動特征
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改革通過局部逐漸推進，如先農村后城市，先特區后沿海、再內地，先微觀后宏觀，先經濟后政治等。
二、我國漸進改革的動因
(一)市場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在社會主義這一基本前提下確定的
斯坦利?費舍爾認為，一個典型的進行改革的經濟必須在六大領域做出重大變革：即宏觀經濟穩定化、價格自由化與市場改革、企業改革、貿易自由化與貨幣自由兌換、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創立于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與制度框架。同時大部分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這六大變革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因此實行私有化成為一些國家改革的重要方面?；诖?，原蘇聯東歐各國的改革都走向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路線，而我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在目標上與這些國家顯然不同。
我國的經濟改革始終是以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作為市場經濟改革的政治基礎和依托。盡管我國是在改革進行10余年后，即1992年才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改革目標，但在此之前各階段的實際改革都是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運用市場機制，發揮市場對經濟的基礎性調節作用。從本質來講，這一主線沒有改變過。從黨的提出改革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體調節為輔”，再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以及“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和“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直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最終確立，只不過反映了對改革目標不同程度的認知過程。因此我國的改革是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前提下，不斷嵌入和加強市場機制的作用范圍，是市場逐步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到位”的過程。這種制約決定了我國的經濟制度改革只能選擇漸進道路。
(二)經濟制度的制約決定了漸進改革的道路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特征，即發展生產力和達到共同富裕，需要以按勞分配和公有制為條件。改革實踐證明，實現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并在市場配置資源、調節經濟運行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各階層之間、地區之間的共同富裕目標，恰恰是目前我國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所在。從改革的具體措施看，由于我國的改革是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自我調整和完善的基礎上進行的，因而在具體改革中，必須面對和消化過去經濟體制的遺留問題，以保持基本制度的完整性和過渡的平穩性。
(三)漸進改革還與我國經濟改革的內容有關
實踐證明，建立計劃經濟體制可以很迅速，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很困難，需要充分的時間來調整和完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社會主義這一歷史條件下，市場經濟的形成并發揮綜合調整作用，是一個長期漫長的艱辛過程。具體表現為：1 市場機制的作用要以市場體系的完善和市場的充分發育為前提，而市場體系的完善和市場的充分發育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一個社會歷史的自然過程，特別是在我國長期排斥市場經濟的前提下就顯得尤其困難。2 在市場經濟的改革中，國家的宏觀調控方式要適應市場機制的特點進行改革，從過去的直接調控轉化為間接調控，需要改革原有的直接調控體系，調整調控對象，積極探索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宏觀調控方式。這顯然也是一個比較困難的過程，需要不斷的摸索和經驗總結。3 在市場經濟改革中，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對市場信號做出積極反應，要以本身經營管理體制的轉變和組織結構的變革為前提。這種機制的轉變和結構變革是在原有企業機制和結構的基礎上進行的，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
三、探索漸進改革的理論依據
體制改革的前提條件不僅在于新體制的運作效率明顯高于舊體制，而且在于實行制度改革的預期收益減去為改革付出的代價仍高于舊體制的凈收益。因此，改革成本成為衡量改革方式的一個重要標準。
(一)改革的實施成本
實施成本是體制轉換前、轉換過程中及新體制完善階段對時間和物質的消耗，可以看作是克服客觀障礙而產生的費用。實施成本一般包括以下幾項內容：1 創造體制轉換的必要條件的成本，“必要條件”包括穩定的社會環境及必要的經濟秩序、消除經濟發展的深層阻隔等；2 體制方案的設計、比較、選擇、試錯、、調整修改過程中發生的費用；3 因違反經濟規律出現重大失誤而遭致的經濟損失；4 傳遞有關舊體制非均衡和和體制創新(轉化)潛在收益信息促使舊觀念舊意識變更、新意識新觀念形成所耗費的時間和資源；5 社會全體成員為學習和適應新體制所花費的時間和資源以及因社會成員不再采用舊體制但新規則還不完善，或者人們一時還不能適應新規則，新規則還不能發揮效用而導致的經濟生活的混亂和經濟效率的損失；6 制訂、實施確保市場經濟發揮效用的法律、法規，如維護經濟主體的財產權利、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所需要的費用；7 新體制完善的成本，包括確立保障新體制合法性的法律制度的成本以及規范新體制組織與運行方式的成本。
我國改革是增量改革，即在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內，讓市場機制在資產增量的配置上發揮作用，從而使增量部分不斷擴大，計劃經濟的存量比重逐步縮小，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實施成本。我國的增量改革創造了體制轉換的必要條件：1 改革前做了一系列重要工作來恢復經濟秩序，經濟秩序的恢復是體制改革的前提條件。2 家庭承包聯產責任制的推行，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促使了生
產力水平迅速提高。生產剩余的產生，為引導農民走向市場創造了必要條件。農民收入水平提高又導致城市工業產品的需求增加，從而為國有企業改革創立了條件。3 鄉鎮企業、私營企業等非國有企業的崛起一方面促進了競爭機制的發揮，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從而避免了強行糾正經濟結構的成本。4 社會環境因增量改革方式大大緩沖社會阻力而得以保持相對穩定，從而避免因社會動蕩而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和損失。此外，增量改革還起到示范、傳播新體制經濟潛在信息的作用，有利于人們頭腦中舊意識、舊觀念的改變及新意識、新觀念的確立，從而可節省在變更舊觀念、確立新觀念方面所需要的實施成本。
(二)改革的摩擦成本
實施成本是克服客觀障礙而產生的費用，而摩擦成本可視為因人為(主觀)設障而引致的成本。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就是改變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在此過程中總會有人受到一定的損失。1 體制改革使一些人失去舊體制下的種種既得利益，既包括權力、地位、特權等少數人才有的利益，也包括“鐵飯碗”、“大鍋飯”等多數人享有的利益。若這些既得利益者不能從體制轉換中得到相應的補償，他們就會反對改革。2 改革雖說能使絕大數人獲益，但也存在相對獲益水平高低的問題。從相對收入的角度看，只要有人在社會收入的結構中與他人相比，收入相對水平下降或社會地位相對下降，他們也會反對改革。3 即使考慮“補償”的因素，人們可以把改革的收益拿來對受損者進行補償，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首先，補償應該超過受損者原先的相對收入水平，否則沒任何意義；其次，改革是一個總過程，“投入”與“產出”間存在一定時滯，可能使受損者不能及時得到補償。正因為以上如此，改革是一個“非帕累托改進”，必然存在巨大阻力。這種改革阻力會造成多種形式損失，因這些阻力而造成的經濟損失(時間和物質的損失)即為改革的摩擦成本。
如上所述，我國的改革屬于增量改革，增量改革不僅減少了我國改革的實施成本，同時有效控制了摩擦成本。原有的體制條件擁有數量眾多的受益主體，如果改革一開始就針對舊體制的核心部分(存量部分)，無疑會觸及這些既得利益主體，遭受很大阻力，從而產生巨大的損失。摩擦成本的上升可能會阻滯改革的深入，甚至使改革中途夭折。而我國的改革始于體制的部分(以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和鄉鎮、私營企業的崛起為表征)，避免了對舊體制核心的直接沖擊，從而極大減小了摩擦成本，使改革得以順利推進。此外，增量改革還能有效緩沖由“投入”和“產出”間的時滯所引致的阻力，因為在增量改革方式下，新體制經濟迅速成長會使社會內部產生越來越強的經濟實力，能為受損者提供及時的補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