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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的利與弊評價范文1
【摘要題】研究生教育……
我國的研究生教育就在學研究生的總量而言，已跨進了世界的前列。但是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國的研究生教育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還不能適應我國經濟、社會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需要。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使經濟和教育都處于一個更為開放的競爭環境中，這就意味著，入世對我國的研究生教育既存在著機遇，也存在著挑戰。那么，在研究生教育這一層面上，入世到底對我國有那些影響？
一、我國研究生教育存在的問題
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的在讀研究生數從1952年的2763人發展到1998年的198885人，30年間增加了18.8萬人，增長了18倍多。[1][2]到2001年底，在學研究生已達到39.32萬人，在總量上踏進了世界研究生教育的先進行列，其中，攻讀博士學位與攻讀碩士學位的研究生各自分別占總量的21.89%和78.11%。[3]雖然我國的研究生教育在幾十年里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但仍存在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數量的擴充與質量的保障未能保持統一
從1999年開始的本、專科生及研究生的大規模擴招，使我國大多數院校的教育資源處于十分緊張的狀態。在許多高校，研究生教育的資源與本科教育的資源是共用的，其中的一些院校甚至與專科和成人教育，以及與專業證書班、職業培訓等的教育資源也是共用的。由于連續三年的各層次和不同形式的教育的同時擴招，使原本就十分緊張的教育資源更趨于“枯竭”狀態。大班上課、研究生之間的研究課題雷同、實驗研究課時和次數減少等，在研究生教育中已是很常見的事，這就不可避免地使數量的擴充和質量保障之間未能實現統一，高等教育界及社會對此已引起廣泛注意。
2.研究生教育的投入與教育資源的有效配置不足
我國高等教育的投入是與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相聯系的。由于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由政府投資（約占75%左右），其余主要為學雜費；這幾年各級政府對教育的投入平均約占GDP的2.5%左右，而對高等教育的投入約占整個教育投入的25%。政府投入未能隨著大規模擴招而同步增加，其他非政府渠道的資金又因種種原因進不來，導致高校的辦學經費隨著逐年的不斷擴招而日趨緊張，研究生教育的投入便受到同樣的影響。1998年全國普通高校在校生340.9萬人，在學研究生19.9萬人，到2001年，兩者都翻了一番。但包括政府的投入在內的各種高等教育經費并沒有按比例增長，從而使包括研究生教育資源在內的各種教育資源的生均配置呈急速下降之勢，直接導致辦學的水平和辦學質量出現問題。有學者認為，由于國家對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的經費支持偏少，對研究生教育的投入偏少，直接影響到研究生的培養質量。[4]
另一個原因就是研究與開發(R&D)經費占GDP（或GNP）的比重偏少。這包括了國家和企業兩個層面在研發方面投入的不足。1998～2000年，我國R&D經費占GDP的比重為0.7%、0.8%和1.0%，[5]而發達國家則遠遠高于我國的比重，如美國為2.5%(1995)，法國為2.4%(1994)，德國為2.4%(1993)，英國為2.2%(1993)，日本為2.9%(1994)，加拿大為1.6%(1995)，澳大利亞為1.7%(1994)，新加坡為1.1%(1995)，[6]我國同期的比重卻不足0.6%。這種差距使國家創新體系中三個重要部門——高校、研究機構和企業，都難以獲得足夠的經費從事研發活動。這樣一來，高校從國家和企業兩個方面得到的R&D經費不多，同時許多高校的學位點又缺少重大課題的支撐，研究生培養的質量和水平就得不到保障。研究生培養質量不高，一方面會影響日后國家的研發能力、創新能力、技術水平和科技綜合實力，另一方面也會影響高校的辦學水平和國際競爭力，這對我國入世后的高等教育服務貿易競爭是不利的。
3.缺乏有效的質量評估和監控機制
研究生的培養質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線。除了上述影響研究生培養質量的因素外，還有管理上的問題。我國在研究生培養質量的評估和監控方面仍未能建立有效的機制，除極少數院校曾試行過淘汰制外，絕大多數院校的研究生都是嚴進寬出，基本上是考進多少人，畢業多少人。另外，對研究生的課程內容、研究課題質量、學位論文的綜合水平、研究與實踐能力等方面缺乏系統的及綜合性的統一質量評價標準，使研究生培養質量參差不齊。從開放的國際視野角度、從競爭的角度、從市場經濟的角度去審視我國的研究生教育，如果我們缺乏有效的質量評估和監控機制，最終會影響我國研究生教育的學術聲譽和競爭力，不利于我國的研究生教育在WTO規則框架下的競爭，也會影響我國日后研究生教育的發展。
二、入世對我國研究生教育發展的有利與不利因素
（一）主要的有利影響
在WTO的基本原則中，非歧視、公平、透明和自由競爭是其規則的核心所在。我國對教育服務貿易所做的程度不同的承諾，是要借助WTO的規則，促進和加快我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發展。研究生教育在我國的整個高等教育體系中，是一個比較薄弱的部分，與國外發達國家的研究生教育比較，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入世把我國的研究生教育放在一個開放的、國際化的大平臺上去競爭、發展，無疑是十分有意義的，其有利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有利于加快辦學思想和觀念的轉變
我國的高等教育及其辦學體系，是在一個計劃經濟和較為封閉的環境中建立起來的。時至今日，我國的高等教育基本上還是沿著原有的模式、體系和總體架構運行，從而使人們的辦學思想、辦學理念被固化在這一氛圍中。多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之所以困難重重、阻力不斷，主要原因是辦學的觀念問題。長期在計劃的原則下辦高等教育，使人們的思想觀念也不可避免地適應和認同了這些計劃原則，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和觀念就必然在人們的腦海留下深深的烙櫻
我國加入WTO，意味著我國在享受WTO權利的同時，又必須履行和遵守作為成員國的義務。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內的整個高等教育的對外開放，建立起一個在WTO規則下的大平臺勢在必行。這樣一個平臺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若不轉變原有的被固化的計劃經濟的辦學思想和辦學觀念，也就不可能構筑起適應WTO原則的教育服務貿易的大平臺。我們既然對教育服務貿易做出了承諾，就要遵守并履行義務，這樣，入世對加快與WTO法則不相應的辦法學思想和觀念的轉變無疑是十分有利的。
2.有利于加快與WTO規則不協調的高等教育政策法規的調整
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內的整個高等教育體系，是與我國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WTO的基本原則是以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為基石的，按照WTO法則高于國內法則的原則，凡是與WTO法則不相適應的有關貿易服務政策和法規，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內的高等教育政策法規，必須進行調整。在現有的研究生教育政策法規中，有許多是與國際上的通行做法相悖的，如研究生教育合作辦學及其學位的審批與認定、學位點的設置、管理機制、學校辦學自、投資政策等。WTO的規則雖然是為規范經濟貿易服務的，但其中涉及到教育服務問題，所以檢討、調整和清理現行政策法規，使其與WTO規則對接，這對高校和研究生教育的發展當然是件很好的事情。
3.有利于國際交流與合作，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辦學水平
居然，隨著我國履行WTO關于教育服務貿易的承諾，發達國家及地區的高等教育機構和資本必然會大量進入我國。隨著高校和其他研究生培養單位與國外合作辦學，這些合作機構將會把各自的辦學理念、教育思想、辦學經驗、培養計劃與目標、課程及內容、教育技術、管理模式與方法、研究計劃和方法、教學與研究人員、資金設備及其他教育資源引入我國，并與我國原有的研究生教育優勢相融合，必定能促進和加快我國研究生教育的發展，提高辦學水平與辦學質量。
（二）主要的不利因素
1.影響和沖擊國內研究生培養單位的生源數量與質量
國外研究生教育機構進入我國開展教育服務，必然會引起研究生生源的爭奪戰。由于國外發達國家在研究生教育經驗、質量和品牌方面的優勢，以及在辦學機制、辦學方式和就業等方面的優勢，必然會吸引眾多青年去求學。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我國入世后在中國投資的跨國公司會日益增多，特別是全球500強跨國公司和集團的來華投資增多，為了降低運營成本、提高市場競爭力，對所需人才必然會采取本土化的戰略。由于國外發達國家在研究生教育領域與跨國公司和集團合作及相互適應方面累積了豐富的經驗，因而具有較大的優勢。一方面，進入我國開設研究生教育的機構，必然會引起這些跨國公司和集團的關注，其培養的研究生更容易在這些部門任職并獲得高薪，從而吸引更多的優秀學生前往這些教育機構學習。另一方面，國外的研究生教育機構招收我國優秀的本科畢業生到其本土學習，畢業后留在國外就業或回到國內為有關國家的跨國公司服務，或部分畢業生回國為國內的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和不同性質的經濟部門服務；由于許多單位對海外回國服務的人員更重視和重用，一般來說這部分人員也會獲得理想的職位和較高的報酬。這樣一種綜合結果會導致更多的優秀本科畢業生到在我國開辦研究生教育的機構或海外的研究生教育機構攻讀學位，最終影響和沖擊國內研究生培養單位的生源質量和數量。這種影響和沖擊可能造成尷尬的局面：國家重點建設的院校能招到學生，但不是最好的生源；可能有為數不少的一般院校會出現招不滿學生的狀況。
2.使研究生教育的專業結構失衡
研究生教育的市場開放以后，隨著眾多的研究生教育機構介入我國的研究生教育，有可能造成研究生教育的專業結構失衡。國外機構進入我國的研究生教育領域，在專業的設置上都會有自己的理念和策略，他們會針對中國入世后人才市場上一些急需的專業如英語、計算機、國際貿易、管理（包括MBA）、法律、金融、會計等專業與我國的研究生教育單位展開競爭。由于這類專業存在某一階段需求量大、投入少、回報快等的特點，符合市場經濟中資本投資的要求，開辦此類專業的機構增多，必然會造成此類專業人才的大量增加，最終使除個別專業（如計算機等）外，其他專業人才會迅速過剩。由于國外研究生辦學機構在經驗、資源、適應性、質量、品牌、機制和國際化方面的優勢，他們所培養的同類畢業生會在就業市場上占盡風采，我國研究生辦學機構培養的畢業生會出現就業困難、專業人才過剩的局面。這種專業結構失衡會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教育資源浪費。
3.對我國研究生教育的師資隊伍產生沖擊
師資是辦好研究生教育的必備條件，特別是大師級和高質量的師資更是決定研究生教育競爭力的首要條件。國外的教育機構或資本要到我國進行研究生教育貿易服務，其任課教師不可能全部由本土校部派遣，因為這樣辦學成本太高，也會削弱其本土校部的教學與科研工作和實力，得不償失。因此，這類機構必然會實施本土化戰略，即大部分教師在我國國內招聘，并許以各種優厚的待遇，如高薪、定期到其本土校部從事教學科研及培訓，提供科研資金，或為科研活動、參加國際學術會議進行資助等等。若是國外的教育機構與國內教育機構合作辦學，此種狀況也許對我國整體研究生教育的師資影響不會太大；但如果其利用WTO的規則進一步發展到獨資辦學，實際影響就會較大，我國的高校將會流失許多優秀的教師，特別是年輕的高學歷教師。人才流動與國際化本來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個趨勢，但在我國，高校教師的這種流動對我國高等教育，特別是研究生教育發展的負面影響是非常大的，對此，我們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4.對研究生教育的質量產生影響
對研究生教育質量產生的影響，會有兩種情形。一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外教育機構介入我國的研究生教育服務貿易，魚目混珠、泥砂俱下的情況不可避免，從而產生隱性或顯性的教育質量問題；二是隨著我國一些教育機構研究生師資的流失，必定削弱這些教育機構的師資隊伍實力，從而影響這些教育機構的研究生培養質量。
三、應對策略
與其他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重性一樣，入世對我國帶來的利與弊是不可避免的。但問題在于我們如何趨利避害，如何應對、化弊為利，這就要求我們對入世要有一個較好的應對策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8年10月在法國巴黎召開的世界高等教育會議形成的《21世紀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動世界宣言》文件指出“國際合作與交流是促進全世界高等教育的主要途徑”，并提出了“針對性、質量和國際化”的三原則。[7]因此從全球經濟社會的發展趨勢看，全球化和國際化是一個基本的趨勢，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內的高等教育的國際合作與交流，是培養出具有國際視野和廣博知識人才的重要途徑、方法和手段，也是適應全球經濟發展，特別是適應信息社會及新經濟發展的需要。從這一角度看，對入世的影響我們只能積極應對而不可以回避。
1.深入研究WTO的規則，趨利避害
我們要借助WTO的原則加快我國高等教育及研究生教育的發展，必須深入研究WTO的規則，才可以趨利避害。由于我國對WTO的規則還缺乏具體的實踐，也缺乏系統的分析研究，因而對我國關于教育服務貿易的承諾和承諾的內涵及其影響還不完全了解和清楚。教育事關國家、社會道德、民族文化的承傳、人才的培養和國家的綜合國力形成等重大問題，特別是研究生教育更關系到我國的科技走向、高新技術與經濟競爭力的提高及國家的經濟與技術安全等問題，深入地研究WTO的規則及其對我國教育發展的影響刻不容緩。在目前144個WTO成員國中，只有4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開放教育市場協議上簽了字；在開放程度上，除墨西哥、瑞典、新西蘭、萊索托及東南亞國家的教育市場開放程度較高外，西歐、加拿大、日本、美國等西方國家僅開放了有限的教育市場，主要局限于成人教育和技術培訓等領域。[8]特別是美國，盡管其在高等教育及其他教育服務方面占據絕對優勢，但在考慮向外國開放教育市場時，仍然擔心危及其教育利益，尤其擔心是否會沖擊國內的教育市常[9]由此看來，WTO的規則是一把雙刃劍，研究和利用得好則趨利，反之則為害。
2.調整、修改和完善我國現行的教育政策與法規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我國的經濟貿易活動要受WTO規則的規范和制約。按照基本原則，WTO的規則要高于我國的國內法。我國政府對WTO的承諾，是以WTO的法規為基礎的，這就要求我們在深入研究WTO規則的基礎上要著手我國有關現行教育政策與法規的調整、修改和完善，以便使國內法與WTO的法規實現對接。我國的教育政策和法規調整、修改和完善迫在眉睫，特別是研究生教育服務的法規。我國已制定了新的《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其它與教育，特別是與研究生教育有關的政策與法規也應盡快制定出臺。
3.提高我國研究生教育的適應性、質量和國際競爭力
“適應性、質量和國際化”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三原則，反映了當今高等教育發展的趨勢。研究生作為我國創新體系中重要的群體和生力軍，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國未來的研究隊伍狀況、科技實力和競爭力。為提高研究生教育的適應性、質量和國際競爭力，研究生教育必須有重大科研課題和較為充裕的經費作支持，在放眼全球的情況下，面向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開展研究。為此，我國既要在研究生教育的制度、方法、手段上進行改革創新，也要在研究課題、資金投入和具體的政策上給予支持，并在研究生教育的交流與合作上進行廣泛的國際合作，才能提高我國研究生教育的辦學水平和國際競爭力。
4.提高教師的待遇，留住人才
我國的教師待遇近些年有了較大的提高，但仍然偏低，高校吸引不了最優秀的人才從事高等教育的工作是目前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沒有教師的大學不能成為大學；沒有大師的大學不可能成為名牌大學，也就不可能吸引到優秀的青年就讀；沒有優質的生源，也就不可能培養出優秀的研究生和未來的大師，學校也就缺乏競爭力，這是一個邏輯的和辯證的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最優厚的待遇吸引最優秀的人才為己服務幾乎是所有部門的第一要務，沒有最優秀的人才也就沒有競爭力，這是一個普遍的共識。提高教師的待遇，留住人才，是當今要解決的緊迫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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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國研究生基本情況.教育科研參考，2002(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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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劉洪.國際統計年鑒－199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536
7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1世紀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動世界宣言.國外高等教育快訊，1999(1):6～9
計劃經濟的利與弊評價范文2
《當代財經》將部分學者的發言稿作為特稿刊發，與廣大讀者共享這次盛會的成果。
關于中國城鎮化的一些問題 厲以寧
關于城鎮化問題，大家的共識是，中國城鎮化率太低了，因為剛解放的時候我們是20％的城鎮化，意味著80％的人口是農村人口；經過了60年，2009年達到了46％，60年才增加了26個百分點，這是很慢的。何況46％當中還包括了一部分半年以上住在城市，但是身份還是農民的農民工，他們沒有融入城市生活。今后怎么辦，經濟學家都在呼吁，城鎮化率要提高。假定以后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到2019年，也就是十年以后，我們的城鎮化率可以達到56％；20年之后，到2029年，城鎮化率可以達到60％；30年之后，到2039年，城鎮化率可以達到76％。
中國這樣的社會是不是最后一定像美國那樣，把農業人口降到5％以下，要根據將來的情況定。如果將來的人口是16億，我們的城鎮化率可以達到76％，意味著12億住城里，4億住在農村，大體是這樣的情況。
城鎮化率對中國將來經濟的影響是很大的，一是擴大內需，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推動力；二是城鎮化率不斷提高，可增加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但有一個問題，錢從哪里來?我們首先要問一個問題，地方要擴大城市規模，我們靠土地財政這條路是行不通的?？抠u土地不能解決問題，得靠地方債務問題解決；靠地方債務問題解決，地方欠債就越來越多，誰來還呢?地方債務越來越多，將來會出問題。
城鎮化過程當中，需要的公共資金、建設資金數量是巨大的，而且是持續多年的，這樣的巨額資金如何籌集呢?有一部分是依靠政府籌集，依靠政府的財政支出，比如說義務教育的實施，某些醫療衛生設施、自然和消防的設施、環境治理的設施、行政關系的設施，政府財政無疑要承擔這些建設的費用。居民住宅中的廉價房、經濟適用房的建設，政府也有責任要承擔。還有一些資金，主要要依靠市場，比如說商業性的設施、高檔住宅的建設、某些文化娛樂設施的建設、民辦高等學校和職業技術學校等教育設施的建設，還有某些民辦醫院的建設，可以通過市場籌集?，F在問題在于，公用事業建設的錢從哪里來?公用事業的建設資金來自何處，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城市的供水、供氣、供熱、供電、公共交通等，還有其他公共服務業資金，既不能完全靠財政，也不能完全靠市場。之所以不能夠完全靠財政，是因為財政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之所以不能完全靠市場，是因為公用事業一般投資周期長、回收期長，企業都是以盈利為目的，不愿意投入大量的資金在公用事業方面。所以，必須走出一條新路，想出一種新辦法。
我們可以考慮用中國公用事業投資基金來解決城鎮化過程中公用事業資金籌措和運用問題。中國公用事業投資基金怎樣建立呢?主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三方力量組合起來，然后再動員廣大的民間資金，把這些資金用在城鎮化過程中的公共事業建設。這在國外是有經驗的，如澳大利亞城市建設主要是依靠公用事業投資基金。據不完全統計，到2008年10月全世界有63支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基金，資金的規模加在一起有好幾百億美元，年平均回報率在10％～14％之間，這個經驗是可供我們借鑒的。假定我們在中國要組建中國公用事業投資基金的話，建議由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作為發起人，投入適當的財政資金，也就是種子基金。先投一部分進去，然后吸引機構投資者參加。機構投資者主要是金融機構、社?；鸷推渌臋C構投資者，這樣基金就初步建立了。由中國公共事業投資基金發行中國公用事業發展債券，以基金債券的形式向社會、民間募集資金。用這樣一種方式。就能夠吸引民間資金從事公用事業的建設。資金管理是主要問題，把資金運用得好，一開始雖然不能像澳大利亞那樣把回報率做到10％以上，但是8％以上是沒問題的。8％的回報率，這個吸引力也是很大的。在中國當前的條件下，仍然可以吸引大量民間資金進來。那么中國城鎮化建設過程當中，如果資金問胚解決了，實際上是三駕馬車一起拉，財政負擔一部分，主要是義務教育、醫院等；民營企業解決商業設施、民辦的教育等；公用事業將主要靠投資基金解決，這樣也許我們就能夠走出一條新路。
責任編校：一諾
對整體改革理論的幾點解釋 周小川
我對吳敬璉老師所率領團隊所進行的整體改革理論研究簡單做幾點解釋。
首先第一個方面，這個理論強調改革從舊的集中型計劃經濟體系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轉變，這個體系是整體的系統，不可能拼湊起來，但是最終體制之間有很多相互關聯的內容，所以是系統的構建，表明改革開放具有整體性。
一開始大家希望把我們見到的不同的經濟體制中的優點或元素簡單拼湊起來，比如有一些像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法，慢慢大家接受這個改革是系統性的，不僅包括不同的經濟領域，還進一步發展到法律體系，發展到社會體系。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框架50條，基本上反映了改革整體性的概念。
第二點我想說的是，既然是整體性的轉變，就會涉及到哪件事應該先做，哪件事后做，怎樣做使得改革能夠盡量平穩，同時取得成效，并在改革進程中給大家帶來福利。因此，這個問題就變成最優順序的問題，也就是改革應該怎樣安排各項議程的順序。每一項改革的利與弊以及收益都有不同，所受到的約束條件不是十分清晰，具有一定模糊性，同時有些問題存在爭論，實際上最優順序是非常難以論證和進行設計的。對這項問題的討論是有益的，正因為有了最優順序的討論，使得最后可能達到一個次優的順序，而不是很差的順序，這也是整體性改革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
第三是帕累托改進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市場經濟理論中生產要素最優配置的問題導致帕累托最優，最優境界在理論上來講是比較好認識的，從改革和開放的角度來講，是追求在改革進程過程中，在動態狀態下能夠不斷實現帕累托改進。帕累托改進使得改革能夠在步驟上保持盡可能給全體人民帶來更大的福利，也就是改一部分獲得一部分收益，收益讓老百姓能夠體會到，從而獲得改革的動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各級干部對改革的支持。當然，這個做法在研究和論證方面有多種多樣的內容。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也確實是在這方面取得了成效。不像前蘇聯和東歐的一些改革，由于不能夠及時帶來改革的福利，甚至帶來GDP的下降，從而很早就出現所謂“改革疲勞癥”，出現很多反彈的情緒。
第四是中國堅持了漸進主義。漸進主義反映了改革是一個大的系統，也是一個大的系統轉變，同時需要有一個順序的安排。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有帕累托改進。因此，漸進的改革有它內在的理論基礎。
(1)人的思維轉變。包括人民和經濟學家，也包括政策的決策者，思維轉變都有一個過程，有一個不斷認識和轉變的過程。不論是對舊體制的認識，還是對新體制的研究和理解，都有這樣的過
程。
(2)漸進主義。中國雖然堅持漸進主義，但是我們和許多其他國家的改革開放相比，速度還是相當快的。因此，今天我們才獲得了這么多的進展。所以，中國在近20年中一直強調發展、改革、穩定之間的相互關系。
(3)配套關系。改革需要很多相互配合的關系，相互配合如果做得不好的話，改革可能代價比較高，收益比較小，同時也不容易獲得更多的支持。所以從這幾個角度來看，堅持并掌握漸進主義改革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第五，改革問題涉及到的學問，有人歸納為改革經濟學，也有人歸納為轉軌經濟學。我個人在八十年代末期曾經介紹過國際上特別是匈牙利一位經濟學家對于改革經濟學學術質量評價的報告。既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舊系統的低效，要朝向一個新的系統進行轉變，它的很多內容都是過渡性的，研究很多系統相互關聯和配套性的關系都是動態轉變的過程?，F在再回頭看，當時的研究似乎沒有太高的學術質量，當時在轉軌經濟學界普遍有這樣的討論。但是，動態變化中如何實現最優或者較優實際上也是很有學問的。改革要處理小樣本問題，不可能有大量的數據支持論證改革及其配合關系的優化程度。因為樣本非常小，我們七十年代末的體制，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已經不大好用了。計量經濟學的方法所能收集到的數據，首先要求有一個制度的穩定性。如果制度不穩定，樣本回歸會出現很大的問題。與此相關，改革經濟學必然特別重視橫向比較。從時間序列不容易得出非常明確的結論，可以從橫向比較中獲得。在改革經濟學當中要重視思維轉變，因為思維轉變的內容確實非常豐富。
第六，整體改革結合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推動兩種方式。改革有些內容，比如早期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50條基本框架、外匯改革和稅收改革、加入WrO以及銀行體系的改革，這些都有自上而下整體設計的特點。我們也有大量的發動群眾、發動基層政府自下而上的改革，這兩者應該更有機地結合起來。有些改革也是有意鼓勵和支持來自企業、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由他們推動這些改革。比如說我們的農村改革、多種所有制的發展，都有上下的結合。另外，競爭也推動了改革開放，有些地方會率先敢于冒一定風險實行改革開放的措施，在這個過程當中表現出優勢帶動整體的改革推動。因此，在整體改革內容中也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結合。
責任編校：一諾
中國經濟的世紀增長與金融模式的選擇 吳曉求
中國是全球性經濟增長的大國，中國全球性的經濟增長若要維持一個世紀，我們需要什么?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維持20年沒問題，也就是說從2001年我們加入WTO之后到2020年，中國經濟平均維持9％的增長速度應該說不成問題，因為靠資源、人口、制度的優勢，靠制度所釋放出來的能量，人口紅利、制度紅利等足可以維持中國20年的經濟增長。但是中國是一個大國，不可能像韓國那樣維持20年的增長，更不能像日本那樣，雖然日本也是一個經濟大國，但是從地域遼闊和人口來說，不能和中國相比較。我們維持20年的增長，達到人均GDP 1萬美元，我想不是我們最后的目標。我們非常遠大的目標，我想要像美國那樣，在二十世紀100年中，除了6年有經濟的衰退，94年都維持了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一直到2008年，也就是說維持了100年的增長。中國經濟增長顯而易見是要設計一套制度，讓它能維持一個世紀-的增長，這樣才能成就中國人的夢想，20年的夢想只解決了小康，想引領這個世界還不可能。
美國一個世紀的增長，我們可以總結出很多的原因，其中兩條至關重要，我們應該學習。一是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在產業中廣泛的應用，科學技術的應用，包括19世紀末期鋼鐵工業的興起，冶煉技術的興起，推動鋼鐵工業的發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汽車工業的發展和普及，使美國走進了工業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時候計算機的發明以及信息技術的發展，進一步推動美國經濟蓬勃發展，給美國經濟強大的動力和生命力，這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廣納人才，造就美國科學技術發展。
第二個是大家所忽視的，美國金融體系對美國經濟跨世紀的增長所做出的杰出貢獻。美國金融體系最大的特點和以往相比較，不僅可以通過它的開放在全球配置金融資源為它所用，也有很好的基礎，就美元的國際化，美元的國際化加上開放的金融市場，可以吸納全球的資源，通過這種開放的金融市場，也可以把風險分散到全球，也就是說美國金融體系除了有強大的資源配置功能以外，還有非常結構化的、強大的風險分散的功能、風險配置的功能，如果高度概括的話，我想這兩條是成就美國
百年夢想的原因。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如果要維持一百年的增長，應該學習美國，我始終認為應該學習美國，雖然這場金融危機來了，但是不要否定美國金融的價值，千萬不要否定，千萬不要回到一個古典的時代，千萬不要回到傳統商業銀行主導的時代，這個時代慢慢一去不復返。所以要維持中國經濟的增長，我們必須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必須要解決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第二個必須要解決中國經濟增長所遺留下來的壓力釋放的問題，也就是風險釋放，制度的設計，只解決動力，不解決壓力的釋放，那會有問題的。
動力的來源主要是兩個，一是美國已經給我們提供了經驗，就是科技創新，及其在產業當中廣泛應用，從而推動產業的升級，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源源不竭的動力。這一點毫無疑問，應該擺在首要的位置。第二個非常重要的動力來源，要有財富的迅速增長，特別是金融資本的迅速增長，沒有金融財富金融資本迅速增長，這個國家難以維持持續性的增長。金融資產迅速增長不是空洞的，也建立在實體經濟基礎上，只有實體經濟的增長不見得有大規模金融的出現，必須設計與此相匹配，創造大量金融資源的金融體系，這就是現代金融體系。要提供這兩種戰略資源，科技創新和金融資產大規模的增長機制，金融資產大規模增長的機制，不是一種資產泡沫化，要把兩者之間要分開。我們在1990年金融資產主要是銀行的存款只有區區3.8萬億人民幣，到了今天金融資產經過20年的發展，金融資產已經超過了100萬億，其增長速度大大超過同期GDP的增長速度，我們不能懷疑這其中有任何的泡沫，中國經濟這20年高速增長與金融資產大規模增長提供源源不斷雄厚的資本有關系，首先解決動力來源。
其次要解決壓力的釋放，通過金融體系的設計，讓不斷存量化的風險流量化，這是我創造的名詞，金融功能從早期簡單配置增量資源到今天主要配置存量資源，同時也要使存量化的風險流量化，這是金融體系的升級和換代，也是進步。這其中最重要的是資本上的作用，所以構建一個以資本市場為基礎的現代金融體系，對中國經濟的跨世紀的增長是一個戰略目標和戰略任務，我相信如果我們正確處理好這樣幾個方面的關系，中國經濟也能像美國那樣完成一百年的增長。
責任編校：齊民
回歸亞當?斯密，告別凱恩斯 張維迎
進步需要創新，但并不是所有的創新都代表著進步。在科學研究當中，有一個詞叫科學使得回歸主義。回歸主義意思是什么呢?科學總是在進步，今天的比昨天的好，晚來的比早
來的好。但是我們看一下歷史并不都是這樣。在自然科學當中這個也不成立。我們大家知道，哥白尼最早提出日心說，實際上這是不對的，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古希臘著名的天文學家阿利斯塔克就提出來日心說，大家都認為它錯了。地心說統治世界1600年的歷史，最后又回到日心說。這個道理在經濟學上也是一樣的，凱恩斯經濟學理論大體類似這樣的狀況。
討論中國經濟的轉軌，特別是最近提出增長模式的轉軌，我想從亞當?斯密和凱恩斯的角度給大家比較一下，看看有哪些不同。亞當?斯密的理論比較簡單，經濟學家應該關心什么?關心財富的增長和經濟的增長，財富的增加和發展從何而來，來自于技術進步和創新，技術進步和創新又依賴于分工，由于有分工，才有專業化，才有專心致志的研究和開發，最終才有發明創造。分工深度由什么決定呢?由市場的交易、包括市場的規模決定，市場規模的擴展本身導致分工提升，導致技術進步，進而導致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再進一步提升市場的規模，這樣就形成正的循環。從這個模型理解中國這30年的變革以及現在面臨的問題，其實很有意義。這30年間，重要的就是利用市場，包括市場的規模。當我們走向國際，利用全球市場之后，全球分工上的優勢導致了發展和進步。未來我們的發展潛力在什么地方呢?仍然是在利用市場及其規模上。中國過去利用國際市場應該是比較有效的，但是國內市場的開發可能還不充分，未來如何開發國內市場就顯得非常重要。
凱恩斯的理論也很簡單，即GDP等于消費加投資加凈出口，如果愿意的話也可以加政府支出。GDP怎樣增長呢?用現在流行的說法就是“三駕馬車”，這駕馬車跑不動讓那駕馬車跑。出口不行靠投資，投資不行靠消費，這就是理解經濟增長的基本模式。
從這兩個角度理解未來轉型是很不一樣的。如果用亞當?斯密理論理解的話，中國需要做的是開發國內市場，但是用凱恩斯理論理解的話，就變成增加內需。這是兩個非常不一樣的概念。下面我從政策含義的角度分析二者的不同。從亞當?斯密的理論來講，它是微觀經濟學的概念，但是從凱恩斯理論角度來講則是宏觀經濟學的概念。進一步，亞當?斯密主張企業家創造新的產品，進而創造新的需求；凱恩斯則主張開發國內市場，增加需求成為政府的功能，特別是政府通過貨幣政策或者財政刺激政策增加總需求。打個比方，凱恩斯主義需求是，大家都買電腦，政府補貼，原來一個人一臺電腦，現在讓你買兩臺，或者讓電腦提前退休；從亞當?斯密的角度來講，什么叫增加需求呢?蘋果公司生產的IPAD就是真正的增加需求，真正開發國內市場。進一步延伸，開發國內市場必須要靠創新。從凱恩斯角度來講，開發國內市場并不需要創新，更多需要的是貨幣政策的刺激。貨幣政策的刺激抑制創新，但是一個企業家發現產品靠貨幣的擴展可以很容易賣的時候，沒有企業家會真正愿意認真搞創新，因為創新是一個長期非常冒風險的行動。從亞當?斯密的角度來看，要開發市場，要靠企業家，而企業家靠什么呢?靠激勵機制，產權就必須要有安全的保證，創新應該得到有效的回報。
我們再看投資。在亞當?斯密看來，投資是為了增加未來生產率，我今天放棄100元的消費，投資后能不能帶來110元甚至更多，所以投資本身是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投資就沒有意義。但是，從凱恩斯主義的角度來看，投資就是為了增加需求，無論有沒有效率，只要投資，就可以增加總需求，GDP就會增加。按照凱恩斯理論增加的總需求可能是浪費性的，不僅效率不高，而且好多完全是浪費。
我們進一步看貿易。用亞當?斯密的觀點來看，充分利用市場，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分工，進一步創新，市場靠自由貿易，自由貿易是沒有制度性的限制，盡量把交易成本降低，如此，我們的經濟就可以發展。但是從凱恩斯的角度來看，只有凈出口在增加需求，帶動經濟的增長。因此，貿易保護有利于GDP增長，因為只有少進口，多出口才能增加GDP。從亞當?斯密角度看這完全是錯誤的。
比如轉型、發展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如果用凱恩斯理論的話，不管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只要有需求就好，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增加總需求最好的辦法就是利用國有企業，去年中國經濟刺激當中大量的貸款都留給了國有企業；從亞當?斯密角度看這些國有企業本身是沒有創新的動力，其對經濟持續增長有損害。
從增加消費的角度看，如果說國有企業占經濟的比重那么大，現在仍然占35％以上，國內市場是沒辦法開發的，為什么?GDP不能真正變成老百姓的購買力，在這種情況下，過去十幾年發生的現象，特別是過去幾年發生的現象，居民的收入份額不斷萎縮，“彈劾”了經濟的轉型。此外，經濟學家都知道，凱恩斯主義關心短期問題，不關心長期問題。我們要考慮到，如果一個短期的政策沒有給這個國家長期發展帶來好處的時候，為什么仍然要堅持這樣的政策呢?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慮，因為政治家一般只考慮短期的事情，不考慮長期的事情。
去年這個時候我們都在關心怎么樣提高總需求，我們采取各種政策，如增加貨幣、貸款，降低利率，提高補貼等以促進需求。政府目前最擔心的是物價問題，有必要的時候，甚至要用行政手段干預物價。2009年為了把經濟增長率保持在8％，我們付出的不僅僅是通貨膨脹的代價，還有國有企業規模不斷擴大、體制上的改革可能出現倒退的代價。是以，我們有必要重新回到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上，重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不要盲信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
責任編校：沐梓
關于中國經濟增長與經濟轉軌問題的幾點思考 錢穎一
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尤其是結合數據方面的比較分析。
首先是經濟增長。這是我們幾乎每天要談到的問題。從歷史上看，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增長特性。低收入階段和中等收入階段不具可比性，與高收入階段也不具可比性；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階段也不具可比性。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具有可比性，因為這三個國家起點都比較低，而且人口分別排在世界第一、第二和第四位。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人均收入落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經過30年，中國不僅超過了印度，而且于1998年也超過了印度尼西亞。所以，在一個起點都較低的可比情況下，較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中國經濟增長成就的確非常令人矚目，遙遙領先。這是第一個比較的概念。
第二個比較的概念是中國和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相比。一是日本，從1950年開始起飛，屬第一個非西方的國家取得了工業化；第二個是中國臺灣，從1958年開始起飛；第三個是韓國，從1962年開始起飛；中國是從1978年開始起飛；印度從1991年開始起飛。從各國經濟發展態勢的比較中可以發現，中國經歷高速的發展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同周邊國家和地區高速發展態勢一脈相承。這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在一個亞洲整體較快增長環境中發生的。仔細研究會發現，中國臺灣和韓國經濟相對于日本而言有一個十幾年的滯后，中國經濟相對于中國臺灣和韓國而言又有一個滯后。如果把時間因素和滯后因素都去掉，并取起飛年作為100，將其對齊，發現各國人均收入變化趨勢實
際上相當吻合，說明在增長性質上講，有共同的規律需要我們一起探索。再往前看的話，是不是增長就到了極限呢?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一樣，要與別的國家和地區做比較的話，其實還有很多的潛力。日本較早就進入低速增長階段，這里做了一點思考，認為有一點人為的因素，即人為把1950年作為日本起飛年，因為日本是在戰后1950年開始經濟起飛的。但是和中國臺灣、韓國、中國相比，日本又有很大不同。在二戰之前，日本工業化程度高于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果把這一點考慮進去的話，我們應該把1950年日本當時發展水平往后推移，其實相當于中國臺灣和韓國十年之后的水平。從經濟發展階段來講，這可能更有道理。從這個角度，中國2007年人均收入大致相當于日本20世紀60年代、中國臺灣80年代末或者是韓國90年代初的水平。
從這個情況來看，中國和這些國家(地區)經濟增長態勢就更為吻合。最終經濟學家要用數據說話，第一要靠數據，第二是對數據的解釋。解釋數據的方法很重要，第一種看法是從某一個固定年開始看，第二種看法是從改革那一年開始看，第三種是從相同的類似發展階段來看，如按照人均收入起點看。三種不同的看法會帶來不同的解讀。如果我們仔細看數據、仔細分析的話，還是會為我們帶來一些新的認識。首先，我們會覺得過去30年的增長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極其偉大的；其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發展也許和其他國家或地區有相同的規律；最后，中國今后的增長潛力仍然相當大。
轉型是另外一個非常大的題目，既有經濟轉型，也有社會轉型等，比較窄一點的題目是轉軌。轉軌的問題實際上是兩大類問題。一類問題是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不是簡單的多和少、簡單的份額關系，這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即市場經濟應該建立在法制基礎之上。另一類問題是由計劃向市場轉軌的度量。在過去一二十年中，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面有相當大的進展，也存在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是數據。國外的經濟學家講到政府和市場首先拿出的數字是政府財政占GDP的比重，這是宏觀的指標，而且統計年鑒就有，也比較簡單。中國這一比重最低點是1995年的11％，此后不斷上升，在過去的十年間增長了5倍。怎么樣理解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是比較復雜的。因為發達國家中這一比重超過30％，但是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是社會保障、養老金等，因此不太具有可比性。另一個特別是研究創新、創業較常用的指標，即注冊企業所需的天數，一個國家要有活力，必須要有新企業，政府在和企業的關系上第一個關系就是企業進入市場的可行性。這里明顯可以看到，北京和
上海需要30多天才能注冊一家企業，而新加坡、紐約，即使是韓國首爾，其所需時間都少很多。
另外一個是網上的信息，我最近也很關心，牽扯到大學生就業的偏好，這是人民網今年大致估計的數據。大學生最想去的工作單位是什么，政府機關遙遙領先，占63％，國企占11％，剩下的都不超過10％。選擇職業表達出來的意愿，同一個優先考慮因素中仍然是經濟因素，薪酬待遇、福利保障、職業穩定、空間發展等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投票。作為一個數據的反映，讓我們在更深層面重思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最后是關于法制建設的指標，這方面我找到一個指標，即關于合同的履行、法律的有效性。排在前面的是三個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后面的三個就是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我們也看到一些信息，印尼在最近幾年確實呈現上升和改善的趨勢，印度的情況因為歷史不同和我們也很不一樣。中國在過去十年大致是持平的。在過去十年中國特別提倡建立法制社會，把市場經濟建立在法制基礎上，但是整體來講有升有降，十年間的變化并不大，盡管我們的經濟增加了很多倍。
責任編校：沐梓關于改善收入分配可以采取的若干措施 郭樹清
關于收入分配的問題，大家議論很多年了，收入分配確實是不合理，大家都覺得基尼系數太高，0.4、0.5、0.6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總之收入分配不公平這個問題是比較突出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主要的問題還是在于分配領域，同時也在再分配領域，也應該說存在著欠缺。在客觀條件已經具備，但是實際上我們還沒有處理好的問題上，造成了政策調節不到位，收入分配會有一些問題，以下我想講六點：
第一，我認為初次分配最嚴重的問題主要還是表現在要素上。大家講到有一些產品的問題，也有稅收的問題，但是要素市場是最主要的。首先是勞動市場，其次是土地和不動產的市場。第三個是資本和金融市場。扭曲表現很大，但是核心的問題，無非是公開、公正、公平的問題，我們前面講了，錢穎一教授所講市場經濟很重要的一條，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以外，就是法制。市場沒有法制的話，就沒有規則。這個問題就質疑到張維迎所講的，回到亞當?斯密，亞當?斯密那個時代也有政府和法律的問題，要建立這個市場，管理這個市場。我想說的問題是，勞動力市場扭曲是相當嚴重的，在土地市場上也是比較嚴重的，在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也存在這樣的問題，表現是不一樣的。比方說在勞動力市場上，我們經常把勞動力市場的農民工工資低歸結為勞動力無限供給，人越多，所以工資越低，其實沒有多少理論可以支持的，也沒有多少事實可以支持的。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勞動力相對來說更多，現代工人更少，在工業和交通業就業的機會更少，那個時候為什么沒有現在的問題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很突出的問題。
土地市場，最大問題可能是灰色區太多。資本市場，包括銀行金融的市場、信貸市場，欺詐、內外勾結，投機，這些問題還是比較突出的。首先看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形成機制，首要解決的問題是同工同酬?，F在同一個崗位可能有三四個用工制度，包括國有企業、國有銀行，也有三四種工資制度做同樣工作的，這是歷史原因形成的。這個問題寫到法律上來，首先把這個問題解決，而且要加快步伐，同工同酬。比方在銀行，都是做窗口的柜員，拿一樣的工資和一樣的考核辦法。過去不是這樣的，有銀行的長期合同工、短期合同工，還有臨時工和勞務派遣工，顯然不合適，不是說做不到，完全可以做得到。
第二，必須把農民工平等待遇問題解決。農民工根據我們的了解(也不一定準確)，工資和福利加在一起保險、公積金都算在一起的，做同樣工作的人，與有城市戶口的人相比平均是三分之一，這個是不是也應該落實。第三，更積極推動集體談判，無論是雇員還是雇主，都應該形成組織，使這種談判協商制度化，而不是采取沒有談判的余地，為什么我說市場不正常，在自由市場買菜的時候，蘿卜和白菜有一個要價還價機制，在勞動力市場看不到，特別是在加工企業比較集中的地區看不到，因為沒有組織。經常采取的方式是說，農民工表示不滿的話，就是辭職，再一個爬到電線桿子上，或者跑到高層建筑上、電視塔上，威脅要跳樓，以這種方式談工資和待遇。要鼓勵實施和完善最低工資制度。最低工資制度是很有爭議的事情，特別是對小企業有很大的例外，法律可以有一些豁免和制度安排?？傮w上來看，無論美國還是歐洲，在歷史上看來，最低工資制度應該說還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另外，要加大培訓的工作，降低人民找工作的摩擦問題，解決結構不匹配的問題。第六，有針對性解
決好行業部門之間工資收入過大差距的問題。
第三，我想特別強調的是土地和不動產市場。流轉和增值收益如何分配是一個核心的問題，目前的情況是差異極大，兩種極端都有，有的給得補償很高，很多，也有的給得補償很低很少，六七年前靠近城市的郊區有的農民補償給到幾百萬，村干部給到上千萬，也有不給補償或者補償很少，強拆的，差別是非常大的。地域上、位置上，級差地租等原因，可能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應該是有限的公正，不能絕對化，絕對化就沒有解決方案，特別是在中國這樣非常巨大的國家，地區差別非常大的國家。首先一條是否能夠明確城鄉統一規劃，嚴格土地用途管制，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到現在為止土地管制問題，名義說不允許建別墅，這個禁令沒有取消，各個城市始終在建別墅，始終沒有停下來，名義上說很多土地不能建高爾夫球場，很多商品房開發了，在灰色地帶都建起來了。規劃一定要變成法律，保證農民用地。另一方面規劃也應該開口子，在山區和其他的地方應該允許建別墅，建第二居所，這方面又沒有允許，城里的人又不能到農村，這是很大的問題。應該承認農民對承包地、宅基地有長久的使用權，并且允許進入市場進行交易，我們市場規定30年甚至更多，長久使用權允許交易，同時要整理農村集體用地，在集體建設用地搞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可以是服務業，也可以是工業，也可以建房子出租。
第四，允許和鼓勵城市居民依法合規進入農村，城市居民如果愿意的話，應該允許去，這也是世界各國的做法。農業用途是嚴格管制的，土地的用途嚴格管制，但是土地使用權完全可以放開交易。假定說未來20年城市化達到了70％，30％的人或者20％的人還是住在農村，農村應該是什么呢?絕大部分^不是農民，可能是大學工作的，也可能是退休的，也可能是第二居所，只有少部分入是農民，不是說住在農村就是農民，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建設新農村，否則靠現在的農民，現在的什么方式去建，新農村建起來就是一片排字房，大家又派不上用場，這個問題就很大了。另外一點區分情況，解決進城農民的社保。
第五，建立覆蓋城鄉社保體系，這是“十二五”規劃已經很明確的。廣覆蓋，?；?，多層次、可持續。大家覺得把城鄉居民納入養老保險是很困難的。我覺得其實完全不困難，你說的是?；?，低水平的。農民的養老保險60歲以上每個月領55塊錢，一年是660塊錢，1億人才是660億，假如水平提高了，占GDP 0.2％，和我們實施刺激計劃經濟相比，我們還要繼續實施下去，要調結構，貸款10萬億，財政有1萬多億，財政性基金也有1萬億，完全可以拿出更大的比例用于社會保障的改革，用10億就解決了。進一步健全城鄉醫療體系，實現社保全國統籌，無限制轉移接續，勞動力真正流動，城鄉勞動力市場真正打通。劃撥國有資產，轉移到社?；鹄?，也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非常重要的就是壓縮各種政府機關、公共服務機構、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各種項目，包括大學，研究項目名目很多，我們聘請教授的時候，開工資和獎金的時候，數額很有限的，很多學校是這樣的情況，差距拉大，允許更多的資金用于工資和獎金。過去政府機關也是這樣，大量經費支出用于會議、交通，和國外央行對比，我們和人家完全相反，倒過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