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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和新經濟政策范文1
[關鍵詞]企業;信息化建設;核心競爭力;提升策略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5-0104-01
1 企業信息化的內涵和主要特征
企業信息化是企業從傳統的生產經營方式向現代生產經營方式轉變的過程,這一轉變涵蓋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提高企業活力,并由此提高企業效益和競爭力的過程;二是企業基于信息化的制度創新、結構調整、基礎設施重建、資源拓展、技術應用等一系列流程再造的過程;三是企業通過信息技術,從業務應用轉變為向業務核心滲透的過程;四是企業從傳統管理轉變為現代管理的過程?；谄髽I信息化的內涵,企業信息化有如下三個主要特征:第一,企業信息化強調的過程帶有根本性的轉變;第二,企業信息化所實現的總的轉變體現于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構成要素的轉變之和;第三,企業信息化的最終目標在于提高企業的活力,并由此提高企業效益和競爭力,集中體現于在知識創新基礎上的企業員工的現代化轉變。
2 企業信息化的關鍵要素
2.1 合理規劃企業的信息化戰略
企業的信息化工作和其他事情一樣,有自身的發展規律。具體而言,其一,從空間層面來看,由于企業信息化工作要通過技術手段來實現,因此,這一工作在開展過程中不僅涉及技術范疇,而且還要涉及管理范疇,業務范圍廣,會涉及很多職能部門;其二,從時間層面來看,企業信息化貫穿于企業的整個生命周期,隨著企業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化,企業自身發展目標也呈現出動態變化趨勢,由此,企業信息化工作也需要緊密圍繞企業在不同階段的不同目標不斷調整,形成可持續的合理的企業信息化戰略規劃。
2.2 使用適合本企業自身需求的信息化軟件
對于一些規模較大的企業來說,即使自身擁有IT部門,并具備一定的軟硬件制作和研發能力,但從專業化生產的角度來看,其制造和研發能力較之于企業外部的專業化軟件公司還存在差距,因此在很多情況下,構造企業信息化平臺的軟硬件產品從外部購買要優于內部生產,尤其是對于硬件環境的搭建、實施和維護等一系列工作,由于企業靠自身力量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因此更加有必要把這些項目外包給企業外部的專業公司。對此,企業可以成立專門的項目小組,以充分分析和描述自身需求為前提,與提供外部產品的供應商進行有效溝通,并通過企業個性化要求答疑、供應商的產品性能演示等一系列流程來選擇適合企業自身狀況的信息處理系統,同時還要考慮企業自身的發展趨勢,為方便信息化平臺的日后升級預留一定的空間。
2.3 倡導企業全員參與
盡管企業的IT部門在企業信息化推進過程中起到了一枝獨秀的推動作用,然而,信息化產品的最終使用者涵蓋了企業的各個部門和全體員工,這就意味著,只有各個部門以及每一名員工都立足于系統觀點,從全局角度出發,積極參與和主動調整、適應自己在新業務環境的工作,才能真正成為信息化的受益者,并推動企業向前發展,這同時意味著企業的信息化實施過程也是企業更新管理理念和業務流程再造的過程。
3 企業信息化視角下的企業競爭力提升策略
3.1 構建標準化的業務平臺
構建標準化的業務平臺至少可以實現兩個功能,一是可以為企業業務系統提供通用的技術支持,從而保障信息資源的合理使用;二是可以為企業的各個應用系統提供統一的信息標準規范框架、統一的開發環境以及統一的信息化服務。
在這一工作中,為了避免定制開發帶來的周期長、系統不穩定、維護工作復雜等麻煩,企業要確保核心平臺軟件盡量與具體的業務無關。具體而言,信息核心平臺軟件主要包括企業門戶平臺、工作流平臺、報表工具平臺以及信息平臺,這些平臺在日后將成為企業信息化平臺建設的基礎,因此要保證其具有安全性、擴展性和穩定性。
進一步來看,各個平臺又可以由工作流引擎、系統權限管理、系統公共組件、消息管理、報警管理、系統配置工具、數據維護管理、編碼規則和系統日志管理等要素構成。在操作過程中,一是要體現出信息系統的整體構架及規劃的統一性和完整性,能夠反映出完善的組織機構和業務分工;二是要有統一的用戶及權限管理機制,具備嚴密精細的數據權限,使系統能夠開展安全、便捷的權限管理;三是要具備強大的業務擴展能力,使企業的各項管理、業務以及流程變革工作能夠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快速調整。
3.2 建設內部信息門戶系統
總體而言,企業內部門戶系統的主要功能在于:一是為企業領導及全體員工提供即時的信息查詢服務和信息共享服務;二是為企業的各個應用系統(包括日常辦公管理、企業項目管理、財務信息公布以及協同設計等各種業務系統)提供規范和統一的“企業窗口”,從而實現信息資源共享;三是為企業提供個性化辦公環境,實現企業的人、財、物、項目存量和變動情況的統計和分析。
3.3 建設經營管理系統
第一,實施有效的合同管理。作為市場經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合同管理能夠為企業市場開發部的合同管理人員提供合同登記、合同收付費用管理以及各種合同的相關信息統計等功能。
第二,實施有效的售后管理?？蛻舴召|量的好壞對維系企業和客戶關系至關重要,有效的售后管理能夠實現對客戶回訪、客戶請求等具體事項的細致管理,例如可具體細分到客戶對服務的要求、意見、建議和投訴等,同時要及時掌握客戶的聯系信息、客戶接觸記錄、客戶提交資料記錄以及客戶接觸費用等重要資料。
3.4 建設決策查詢系統
第一,建立人力資源查詢系統。例如,可以通過餅狀圖、柱狀圖等多種圖標形式對目前企業各部門、各專業工作人員總數、崗位結構等信息進行分析和統計,從而及時掌握企業人員結構狀況的合理性;還可以針對某個員工,對其以往的工作經歷、目前從事的項目及崗位變動情況等信息進行針對性查詢和統計,從而快速判斷人員的變動情況。
第二,實現項目統計查詢功能?？梢酝ㄟ^圖表、明細表以及平衡積分卡等方式向員工系統展示項目的基本信息、項目即時狀況以及統計分析等相關信息。
計劃經濟和新經濟政策范文2
“北京共識”(BeijingConsensus)。2004年，時任高盛公司高級顧問的喬舒亞•庫珀(JoshuaCooper)在向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提交的一份調查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識”的表述。其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幾點:①創新經濟理論。即將創新視為經濟發展的原動力②經濟指標多元化。即國內生產總值(GDP)不再是衡量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和分配公平問題亦更為重要。③經濟安全理論。即國家經濟秩序的維護依賴于獨立的政策決定權和金融自。
既然我國采取漸進式的經濟轉型模式，那么我國的經濟轉型則呈現出階段性發展的特點。一方面，從宏觀上講，我國經濟轉型大致經歷了兩次歷史選擇。第一次是由舊中國脆弱落后的市場經濟向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轉型，從而奠定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工業基礎。
第二次是由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轉型，從而在國際化、現代化的浪潮下，順應了時代的需求，并兼顧著本國的實際。同時，從經濟轉型的績效上看，中國沒有走蘇聯的老路，而是逐漸摸索并探索出了一套特有的經濟轉型模式。事實上，“中國模式”也好，“北京共識”也罷，問題的關鍵便在于中國的經濟轉型沒有受到西方傳統觀念的束縛，而是扎扎實實地建立一套可行的經濟轉型模式。最后，我們可以看到，我國的經濟轉型不僅僅彰顯了本土特色，還為世界經濟提供了學習和借鑒的模板。
計劃經濟和新經濟政策范文3
關鍵詞：財務管理；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規制路徑
一、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的革新
近些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轉變，新經濟常態的出現和供給側改革的日益深入，事業單位會計制度的變革也隨之緊鑼密鼓的推進，其對事業單位經濟活動乃至宏觀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正向促進效果，經過文獻梳理和實證案例經驗總結，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與“舊版本”相比較，其主要的變化概況為以下幾點。首先，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的適用范圍明顯的比其原先的會計制度的范圍大許多，原先的事業單位會計制度對事業單位的各個行業和經濟類型劃分相當明顯，其導致的結果是會計計量的口徑指標比較混亂，而新的事業單位會計制度鑒于當前事業單位各行業的日漸融合而將其各個類型的行業會計計量口徑標準化，范圍擴展化；其次是還添加了相當部分事業單位會計核算的內容，以積極的解決新會計制度下事業單位會計核算的更高要求，使其核算更加有針對性、更加細化，一定程度上也更加真實的反映事業單位的財務資金的運轉情況，也使其單位財務資金的使用和核算更加合理和實際，也響應當前政府簡化審批的號召，進一步提升了事業單位工作效率；再者，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的一個明顯變化點是更加突出會計質量的核心要求之一的實質重于形式的特征，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對傳統財務會計制度的實質重于形式的要求進一步深化，同時將實質重于形式的法條和規則直接納入會計制度的規定范圍內，對事業單位各類型資產的管理和歸屬進行了細化、完善和強化，更有利于資產的管理。在上述重要總結點的指導下，有必要對當前我國部分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難點和制約點進一步梳理和剖析，為提出可行的規制路徑，籌劃出可行的參考建議，以此最終實現事業單位高效運轉打好堅實的基礎。
二、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下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瓶頸
首先，鑒于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核算和適用范圍的拓寬，也更加精細和規范化，短期內事業單位相關財務工作人員很難轉變和更新財務管理意識，理論素養和綜合素養亟待提升，一定程度上導致很多事業單位財務管理體系與當前的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很難交融，與實際經濟環境也存在較大的脫節，財務管理意識邊緣化現象突出。此外不容忽視的一點是，仍難以摒棄長久以來計劃經濟體制約束下事業單位財務觀念的詬病，加之目前反腐廉政力度的加大，有相當部門事業單位財務管理人員對財政資金的管理和使用過于死板而墨守成規，不注重實際和變通，資金使用的合法性成為主標桿，抱有不擴大事態少為事的想法進而導致對財務管理工作框架的改革和變化，如何使本單位的財務管理工作與當前的實際環境相融合而置之不理；其次，會計核算內容的增多和細化，導致一方面財務工作人員理論知識的急需“充電”，另一方面是財務管理制度由于滯后性而出現不完善的情況，這是由我國事業單位長期計劃經濟和傳統集中支付體系的約束導致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制度變革較為緩慢，嚴重束縛了財務管理職能的施展，最終導致財務管理水平提升的遲滯，特別是財務預算這一財務管理的重頭戲容易出現問題，重點體現在不少事業單位對整體財務預算核算和管理整個過程的不夠重視，嚴重制約著資金使用高效合理性這一財務管理的重頭戲；我國新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瓶頸點上需要關注的是資產管理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固定資產和貨幣資金兩大方面，在固定資產方面主要是新舊事業單位會計制度過渡期內銜接的不通暢，比如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要求對事業單位固定資產進行折舊，并且明文規定了相關方法，但是不少事業單位仍用原來的會計科目核算，根本未設置專門的累計折舊科目等，在貨幣資金方面看主要是內部控制上的不規范和缺陷。
三、加強和完善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下我國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規制路徑
(一)提高事業單位相關工作人員和機構部門的財務管理的意識，加強和完善財務管理制度
提高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整體水平，尤其是在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框架下，首先必須重視新鮮血液的注入，緊隨國家政策的變化，從思想根源上樹立和變革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意識，事業單位要加大單位文化的改革力度，鼓勵和促使相關財務工作人員消除傳統的財務管理理念，而是要時刻關注經當前經濟政策的不斷變革和調整，與時俱進的調整自身的財務管理工作，使財務管理工作與制度鑲嵌，與現實經濟環境相融合，關注財務管理策略的使用和調整，進一步革新和完善財務管理制度。此外，參照相關標桿企事業單位，牢牢把握和進行財務管理框架的重塑，首先要對本單位實際情況進行細致的調研梳理，然后要依據本單位的實際情況在本單位宏觀整體層面上進行合理的規劃，主導方向必須明確。最后，不間斷的對本單位相關財務工作人員進行培訓，使其財務管理知識的輸入和更新成為常態化機制，提升財務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水平。事業單位要加緊構建和完善財務管理制度和強有力的執行體系，務必以本單位的長期發展為出發點，延遲財務管理制度與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脫節的情況，在新的財務管理制度的構建過程中要以各利益相關方最大平衡點為著力點。與此同時，對先前本單位的財務管理制度進行識別、挑選、測評，以此去舊換新，最大限度的保證財務管理制度的先進性和實用性。
(二)著力構建和塑造全面預算體系，優化財務預算的各個環節，強化資金的規范運轉
資金的運轉是否規范，使用是否高效是事業單位財務管理乃至任何單位財務管理的重要關注點，財務預算的合理與否是資金高效使用的重要保證，因此必須構建新形勢下全面預算體系，充分優化和融合財務預算的各個環節。在全面預算編制上，事業單位必須根據各個部門據實考量和規劃，以單位資金合理高效使用為著眼點，對各個單位的具體預算規劃進行詳細的編寫和測試，也要注意相關預算制度的規制和引導。在預算審批上必須引入內控措施，尤其是在重大預算項目上審批的權限等方面，最好采取聯審聯批的方法，嚴禁任何個人擅自更改。以此保證極其重大和重要的事項的可行性和公正性。在預算執行過程中，緊抓成本控制，預算的執行嚴格按照預算方案進行，不可隨意根據個人意愿變更，有限度的在實踐中根據實際情況在爭取相關監督部門允許的條件下可以進行調整，但是必須做好備案，較好的掌握財務預算執行中靈活性的尺寸。在預算績效的考核方面，塑造合適的考核和獎懲體系?；谧畲笙薅仍鲞M員工福利和利益以及事業單位自身經濟利益等雙向利益線為中心點去重塑績效考評體系，做大考核結果公正，考核過程透明，考核獎懲公正。
(三)建立和完善事業資產管理和監督的力度
首先事業單位對本單位的資產著實建立一套適合自身情況的財產保護體系，對于本單位資產的流進、使用、報廢等各種情況實行統一口徑的管控，同時加大從內控和外審兩大角度構建和完善事業單位的財產監督的力度，確保財產的安全性和減少非法流失，最終建立起常態化而全輻射的監督機制，通過管理和監督兩大主要手段加強和完善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下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力度。
四、總結
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各個事業單位的指引和支持，在我國經濟發展轉型以及新經濟常態下，事業單位急需以新經濟環境為導向進行財務管理體系的重塑，使之能夠滿足當前事業單位自身乃至社會宏觀經濟發展的需要。在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下，事業單位急需依據現行的會計制度對本單位的財務管理模式進行以資金和資產管理為核心的整頓，同時反過來也就是在實踐中完善和深化與之相適應的財務管理管理制度，以此促進事業單位長久的發展。
參考文獻：
計劃經濟和新經濟政策范文4
關鍵詞經濟增長質量全要素生產率演進
〔中圖分類號〕F06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4）03-0038-07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了長期持續的高速發展。但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我國經濟中存在的區域發展差距不斷擴大以及區域經濟內部資源配置效率低、產業結構不合理等諸多問題，引起學界對我國經濟協調性和持續性的關注和憂慮，并引發了大范圍的討論，蔡、都陽、王美艷，①王小魯、樊綱、劉鵬，②鈔小靜、任保平③等學者分別從不同視角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測度、原因剖析以及路徑選擇等問題進行分析。從新經濟增長理論中能夠看到，區域經濟增長來源于兩部分――要素投入和技術進步。其中，技術進步不僅是發達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源泉，而且是落后地區利用后發技術優勢推動經濟跨越式發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必由之路。因此，科技進步對推動我國經濟的協調性和持續性具有積極作用。而全要素生產率作為衡量區域科技進步的指標，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之一。
全要素生產率成為解釋我國地區發展差異、收入差異、可持續發展能力差異等諸多問題的重要因素。劉國光、李京文指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方式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王志剛等認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④在具體測算分析中，舒元利用生產函數法估算了我國1952～1990年間的全要素生產率，得到結論認為在研究時段內，全要素增長率的增長率約為0.02%。⑤王小魯用同樣的方法計算了我國自1953～1999年間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認為1953～1978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為-0.17%，而1979年至1999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為1.46%。王小魯、樊綱、劉鵬：《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和增長可持續性》，《經濟研究》2009年第1期。王志剛等通過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和分解發現，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差異呈現由東部到西部遞減的趨勢，這與我國區域經濟的發展差距相同。而彭國華、李靜、郭慶旺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指出，全要素生產率差異是我國地區差異的重要因素。郭慶旺、賈俊雪：《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1979-2004》，《經濟研究》2005年第6期。此外，在學術研究中，全要素生產率也常用來評價區域經濟的發展質量，有代表性的研究如郭慶旺和賈俊雪、林毅夫和任若恩、江春和吳磊等。
縱觀現階段關于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其在以下幾個層面表現出明顯的特征：
第一，在研究對象方面：現階段研究呈現出由整體向微觀發展的趨勢。首先，在初始階段，關于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時序下我國整體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估算。其次，隨著研究的發展和深入，關于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開始逐步選擇以板塊、省份作為研究對象。趙偉、馬瑞永對我國自1980～2003年的省域面板數據進行了分析；趙偉、馬瑞永、何元慶：《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分解――基于Malmquist生產力指數的實證分析》，《統計研究》2005年第7期。金相郁對1996～2003年間我國東、中、西部地區以及各省區市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測算。金相郁：《中國區域全要素生產率與決定因素：1996-2003》，《經濟評論》2007年第9期再次，近年來關于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開始轉向對特定微觀主體的研究，例如特定行業、城市以及城市群等。李丹、胡小娟、陳豐龍和徐康寧對我國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算，王兵、朱寧選擇我國銀行業為研究對象測算全要素生產率。王兵、朱寧：《不良貸款約束下的中國銀行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研究》，《經濟研究》2011年第5期。
第二，在研究時段方面：現階段研究呈現出階段性、選擇性的特點。鑒于數據可得性、研究時段一致性等因素的考慮，當前關于國域或省域的全要素生產率研究多選擇改革開放后作為研究時段起點，如支道隆、李京文、郭慶旺和賈俊雪、鄭京海和胡鞍鋼、李斌和趙新華等，只有少量的研究以建國以后的整體時域為研究對象，將研究時段的起點選擇至1952年，如舒元、王小魯、張軍和施少華等。但是縱觀這些研究，其所處的年份均較早，而缺乏近年來的研究成果，這可能與第一點中所論述的關于研究對象及熱點的變化相關，從而導致上述研究的時效性受到影響。
第三，在研究結論方面：現階段研究呈現出一致性與分散性并存的特點。其中，研究結論的一致性表現為現有研究普遍認為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后，存在以要素投入驅動為主、技術驅動不足的問題，可見張軍、張軍：《資本形成、工業化與經濟增長：中國的轉軌特征》，《經濟研究》2002年第6期。鄧翔和李建平、鄧翔、李建平：《中國地區經濟增長的動力分析》，《管理世界》2004年第11期。傅曉霞和吳利學傅曉霞、吳利學：《全要素生產率在中國地區差異中的貢獻：兼與彭國華和李靜等商榷》，《管理世界》2006年第9期。等的研究；而研究結論的分散性表現為在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測度方面。而這些研究結論之間存在較大差異的原因可能來自于研究數據處理、研究方法選擇等方面。因此，選擇較低干擾性和較高仿真性的數據處理方法以及盡可能優化的測算方法對于科學、真實的研究結論的獲得具有重要的意義。
通過上述對于現階段全要素生產率研究文獻的回顧和梳理可知，在現階段的研究中，對于建國以來整體時間段下我國省域及板塊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數值估算及演進分解的研究較少，且在現有研究中，由于在數據處理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導致研究結論存在較大的分散性。在此背景下，本文選擇1952～2012年為研究時段，分別以我國整體、四大板塊以及各省域為研究對象，估算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增長率，并通過時間及空間雙重視角對其收斂情況進行評判，進而結合宏觀政策演進的視角對存在特征及變動趨勢進行分析，以期為縮小我國區域發展差異，提高經濟增長質量，促進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健康發展提供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及分解
在現階段對于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測度的研究中，常用測度方法有基于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索羅殘差法以及基于時間序列的生產函數法。而上述兩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例如索羅殘差法應建立在完備制度的假設基礎上，生產函數法則難以在分析中包含完備的分析變量。此外，格羅斯科普夫指出上述兩種方法均建立在研究單元完全有效的前提假設之上，其會導致估算結果有偏。Grosskopf， S.， “Some Remarks on Productivity and its Decompositions，”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no.20， 1993， pp.459-474.
因此在本文中，將采用承認無效率存在的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模型中的曼奎斯特指數法（Malmquist指數）來測算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該方法通過將全要素生產率進行分解，能夠區分增長來源于技術的進步還是效率的提高，而這樣的分解對于相關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義。此外，以面板數據進行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模型的測算能夠提高估算結果的自由度。岳書敬、劉朝明：《人力資本與區域全要素生產率分析》，《經濟研究》2006年第4期。
本文以1952～2012年為研究周期，利用Malmquist指數對我國28個省在研究范圍方面，綜合考慮數據可獲得性、一致性等因素，本文剔除了、海南的數據，并將1997年成立的重慶市數據劃入四川省進行計算，最終選擇我國28個省、直轄市及自治區為研究對象。（市、自治區）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估算。計算的數據均來自于各省份統計年鑒，計算過程借助DEAP2.1軟件，計算出1952～2012年各年份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及分解測算結果。可知，自1952～2012年，我國總體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平均增長率為1.1%，就其分解結果來看，技術變化上升了02%，而效率變化上升了1%，其中，純技術效率上升了08%，規模效率上升了0.2%（見圖1），說明我國近年來的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處在一個上升的趨勢中。
而從時序層面的變化演進來看，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演進變動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時段：第一是1952～1962年，在這一階段中，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呈明顯下降趨勢。其中，規模效率保持持續增長，主要由于建國初期，國家加大投資力度，大力發展重工業，從而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而在此期間技術水平的低位拉動是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二階段是1962～1976年，在這一階段中，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呈波動變化的趨勢，而波動主要來自于規模效率與技術效率的交替變動，其可能的解釋是在等特殊的歷史時期中，政策導向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較大，運動式的發展模式阻礙了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提升。第三個階段是1976～2012年，在這一階段中，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呈平穩上升趨勢。其中，純技術效率變化和技術變化均保持了持續的上升趨勢，而規模效率變化在1990年之前為負增長，這是由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以計劃調撥的資源配置形式阻礙了規模效率的提升，而在1990年之后，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場機制逐步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形式，從而促進了規模效率的提升。此外，這一階段中我國全要素生產率還存在以1998～1999年的變動界線，即在1998年之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保持持續較高位增長，最高的年增長率達到15%，而在1999年之后，則進入了平穩增長期，這與鄭京海、胡鞍鋼、鄭京海、胡鞍鋼：《中國改革時期省際生產率增長變化的實證分析（1979-2001年）》，《經濟學》（季刊）2005年第1期。金相郁金相郁：《中國區域全要素生產率與決定因素：1996-2003》，《經濟評論》2007年第9期。的研究結論相近。
同時計算出我國部分省市區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及其變化情況的結果表明，1952～2012年我國絕大多數省份的全要素生產率都保持了上升的趨勢。其中，上海的年均增長率最高，為6.8%，其次是浙江、北京、天津，增長率分別為5.7%、4.8%、4%。而上述省市區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主要來源于技術變化。這說明在我國現階段發展中，已經逐步開始利用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通過各種渠道發揮后發優勢，以促進區域經濟增長。而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省份為甘肅、貴州、陜西、云南、山西、寧夏、內蒙古。縱觀上述省份，除山西省外都位于西部地區。這主要是源泉于歷史發展條件、區位優勢以及國家戰略等因素，使我國東部地區經濟發展速度較快，成為率先發展地區。而發展落后的西部地區長期以來向東部地區進行了包括勞動力、資本以及科技資源等多層次的要素輸出，影響了本區域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此外，上述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區域中所包括的山西、陜西以及內蒙古等省份，都是我國的資源大省、近年來經濟發展速度很高。而結合本文的測算結果能夠看到，這些省份在依托資源取得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能夠代表經濟增長質量及發展潛力的全要素生產率并未表現出上升的趨勢，可能陷入了“資源的詛咒”的困境。
為了更明顯的表現出我國四大板塊之間的差距，下文分別將東部、中部、西部以及東部地區作為四個決策單元（DUM），用DEA方法測算1952～2012年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情況，結果如表1所示。
第二階段是1979～1999年：在這一階段，我國省域全要素生產率呈發散的趨勢。發散的速度約為00457。這一階段的宏觀政策背景是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戰略，并在經濟體制方面開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以具有傾斜性的扶持政策鼓勵生產要素集聚。而中西部地區大量的軍工企業及科研單位，由于機制限制，無法對當地科技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產生貢獻。致使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出現較大差異，這一階段中我國省域全要素生產率便呈現出發散的趨勢。
第三階段是2000～2012年：在這一階段中，我國省域全要素生產率也呈現出發散的趨勢，但相對于上一階段而言，發散速度有所提高，達到0.0871。在這一階段中，宏觀政策的變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我國已經全面建設完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在此，中西部大量非支柱性行業的國有企業退出市場，而東部地區通過要素集聚和規模效應實現了非公有制經濟的蓬勃發展，導致了我國省域全要素生產率發散速度的提高。第二，我國開始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自1999年我國出臺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我國陸續出臺了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戰略等一系列板塊化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以及以兩江新區、關中――天水經濟區為代表的增長極式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而通過本文的估算能夠得到，我國省域全要素生產率仍處于發散的趨勢，且發散趨勢有所提高。這說明現階段我國落后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力來自于政策扶持下類似于基礎設施建設式的要素投入，屬于外延式、追趕式的發展方式。而要形成促進落后地區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就必須充分發揮落后地區的比較優勢，以促進科技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突破口，促進實現內涵式和跨越式發展。
2.空間視角下的全要素收斂性分析
為了盡量降低初始發展水平差異對于收斂估算結果的影響，更加清晰的描述不同類型區域全要素生產率的演進和變動狀況，本文采用俱樂部收斂的研究思路，對我國東、中、西部以及東北地區研究時段中的全要素生產率變動情況進行分析。
在此，分別對整體研究時段和分階段研究時段兩個層面對上述的估計結果進行分析：
第一，從整體研究時段來看，東、中、西部以及東北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均未表現出收斂，即呈現為發散狀態。這表明，在四大板塊內部各省份之間，全要素生產率的差異在不斷提高。而就發散的速度而言，東部地區發散速度最高，其次分別為東北地區、西部地區、中部地區，這說明東部地區作為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其內部省域之間的全要素生產率差異增幅最大，說明東部地區各省域經濟發展方式具有一定的差異性。
第二，從分時段來看，在1952～1978年中，東北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的發散速率最大，而西部地區則呈現收斂狀態，但顯著性水平為12.87%，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在1979～1999年中，西部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的發散速率最大，而中部地區最??；在2000～2012年中，中部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的發散速率最大，而東北地區則呈現為10%顯著性水平下的收斂趨勢。在上述分時段的估算結果中，雖然中國各板塊的全要素生產率在絕大多數時段中呈現出絕對β收斂，但是在分時段發散速度的演進中仍然存在一些變動規律，即東部和東北地區都呈現出發散速度波動遞減的趨勢，而中西部地區則呈現出發散速度波動提升的趨勢，特別是自2000～2012年間，中西部地區省域全要素生產率的發散速度最高。由于在新經濟增長理論中，全要素生產率所代表是區域的科技進步，以及更深層次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水平。陶長琪、齊亞偉：《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差異及其成因分析》，《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0年第1期。因此，對于這一估計結果表示的規律，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東部地區與東北地區作為建國初期在輕工業和重工業方面具有一定基礎的區域，經濟發展起步較早，經過建國六十余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以來的發展，現階段已經逐步進入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期；而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起步較晚，在2000年國家陸續出臺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及中部崛起戰略的背景下，逐步形成了一批經濟增長極。但是由于不同區域對于經濟發展方式的選擇存在較大差異，從而導致區域全要素生產率差異性的擴大。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在對現階段關于全要素生產率的相關研究進行回顧和梳理的基礎上，首先利用曼奎斯特指數法（Malaquist指數）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變動情況進行了測算，并從技術變化和效率變化兩個層面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分解，進而描繪其變動趨勢及特征；其次，分別從時間和空間雙重視角對我國省域及四大板塊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收斂情況進行了測度，并結合宏觀政策背景對可能的產生原因進行了分析。通過上述分析，本文得到了以下幾方面的結論及政策建議：
第一，就我國整體而言，從整體研究時段進行分析得出：自1952～2012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呈現出波動上升的趨勢。分階段進行分析得到：在1952～1962年、1962～1976年以及1976～2012年間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自1952～1962年為規模效率提升期，1962～1976年為規模效率與技術效率交替下的波動期，1976～2012年為技術效率拉動的平穩提升期，但其中存在1990年左右與1998年左右兩個突變節點，這些變動趨勢反映出：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與經濟體制的變動及宏觀政策的調控相切合，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對市場調控范圍和力度的減弱，對于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有重要的作用。
計劃經濟和新經濟政策范文5
[論文摘要]根據循環經濟的理論內涵，通過對煤炭企業發展現狀的論述，分析出煤炭企業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針對煤炭企業發展過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難題，通過博弈論的分析，找出政府在此背景下所應采取的具體措施。
一、循環經濟的內涵
循環經濟（recycle economy）是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提出走可持續發展道路之后，在少數發達國家中首先出現的新經濟發展模式。它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 （簡稱3R原則）為原則，建立在物質不斷循環利用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循環經濟把“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作為基本的行為準則。其中減量化（Reduce）是指在不減少產出的前提下，通過在輸入端消耗較少的資源來達到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目的；再利用原則（Reuse）是指在生產的過程中對于各種中間產品和廢棄物應當盡量延長它們的使用壽命，對于各種包裝用的容器應當盡量反復使用，使其發揮最大效用；再循環原則（Recycle）以污染物排放最小化為目標，把廢棄的資源重新投入循環，使其變成可以重新利用的資源。循環經濟是對傳統“資源產品廢棄物”單向流動經濟模式轉變的結果，通過建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模式，使人們將逐漸改變過去只注重高消費，而忽視自然環境承載能力的理念，使資源效用得到最大發揮。
二、我國煤炭企業發展循環經濟中遇到的主要問題
（一）煤礦企業安全成本長期投入不足，礦難頻發。
（二）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三）煤炭資源儲備嚴重不足，眾多企業將面臨無煤可采的局面。
（四）開采水平低，浪費嚴重，對我國煤炭資源的利用效率提出重大挑戰。
（五）煤炭企業科研投入水平低，競爭力不足，制約大企業集團戰略的實施。
三、循環經濟發展中企業、政府行為的博弈分析
博弈論的基本理論前提假設有兩個：一是參加博弈的雙方都必須是理性人，在參加經濟活動中能夠對自己的行為作出合理判斷，并作出理性選擇；二是參加博弈的雙方都選擇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在這里我們首先假設政府和企業對對方都擁有完全信息，同時決策的制定有先后順序，而政府一般處在優先的位置，這主要是由政府掌握的政治權力決定的。政府在經濟活動中選擇先行動，制定還是不制定要求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政策，煤炭企業然后進行選擇。
假設政府在不對煤炭企業進行規制的情況下社會收益為m，煤炭企業的收益為n；但當政府選擇規制時社會收益則變為a，煤炭企業此時選擇接受規制則收益變為b，選擇不接受規制則變為d，則相應政府規制的社會收益變為c。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該博弈有兩個純戰略納什均衡，分別為（制定，｛不遵守，遵守｝），（不制定，｛遵守，遵守｝）。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以及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政府會首先選擇制定發展循環經濟的規制，此時企業便只存在遵守還是不遵守兩個選項，它此時需要比較b與d的大小。如果b>d，那么企業便會選擇發展循環經濟；但如果b行政處罰甚至法律制裁，另一方政府制定的優惠措施也很難得到，反之便可以享有相應的優惠措施，那么不遵守的機會成本便變得極大。最終，企業便只有遵守這一個選項，此時政府的社會收益與企業的私人收益均實現最優化。
四、政府在促使煤炭企業走循環經濟發展道路中的路徑選擇
（一）改革官員政績評價體制，推行綠色GDP核算
制度經濟學認為，理性化的制度通過社會行為規則和社會心理機制，改變人們的行為預期，而主體只有在從變遷中獲益的情況下，才去嘗試變革制度。這意味著只有改變過去的官員考核方式，使地方官員在預期的時間范圍內依靠自己較優的政績來得到最大收益，也就是說行政機關在對官員進行考核時，應該把綠色GDP作為主要的考核標準，使他們真正樹立起環境保護的觀念。
（二）完善循環經濟技術支持體系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煤炭企業在發展循環經濟的過程中不但要依靠自身的科研力量，還要積極吸收社會科研部門的研究成果，把它們消化吸收來為本部門服務。在此過程中，政府應建立相應的扶持政策，牽線搭橋，將掌握技術的科研部門與需要技術的企業聯系起來，可以采取企業提供科研經費、實驗場地，研究所提供技術的模式，這樣便可以使社會的技術潛力真正滿足企業的真實需要。
（三）探索建立煤炭期貨市場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是由市場供求狀況決定的。煤炭期貨市場通過來自四面八方的信息以及流動性的標準化合約轉讓，能夠反映煤炭市場的供求，并起到價格發現的作用。企業利用期貨市場的信息可以合理的調整生產，政府通過價格信息的反饋作用也可以制定相應的政策，從而使煤炭市場的供求達到平衡。
（四）提高公眾對循環經濟的認識
企業在宣傳循環經濟中無疑處于主體地位，通過積極開展綠色營銷，使全社會對于循環經濟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自覺地參與到使用綠色產品的活動中去。政府的作用同樣不可忽視，通過建立一系列的促進措施，搞一系列的宣講活動，使公眾的綠色消費傾向真正建立起來。只有公眾普遍建立起綠色消費傾向，積極參與到循環經濟發展中來，企業才能獲得一個有利的外部發展環境，才能更積極投入循環經濟的建設中去。
（五）創建有利于煤炭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產權制度
產權是經濟所有制關系的法律表現形式?？茖W合理的產權制度有利于鞏固和規范商品經濟中財產關系，保證商品經濟順利運行。在煤炭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過程中，由于受到傳統計劃經濟的影響，產權不清嚴重制約我國煤炭企業自身的發展。因此應當在保護國家礦產資源所有權的前提下，依法建立礦業權的招標、轉讓制度，使資源效用得到最大發揮。中央與地方政府也應當明確國有煤礦的所有權，科學監管，使循環經濟制度在煤炭企業中真正建立起來。
參考文獻
[1]唐榮智等，論循環經濟及其法律調整[ J ]，北京市政法干部管理學院學報．2001(1)
[2]羅筠，綠色GDP 績效評估體系遭遇困境的原因及解決對策[ J ]，經濟政策，2008(1)
計劃經濟和新經濟政策范文6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
一、新自由主義的產生及發展
新自由主義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形成的。一方面是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對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挑戰;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實踐壓抑和刺激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經濟理論。而20世紀30年代爆發的經濟危機，使凱恩斯主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義受到了冷落的同時變得更加系統化。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資本主義陷入了“滯漲”的局面，新自由主義將其歸結為國家干預過度。此時，在否定凱恩斯主義的聲浪中，新自由主義開始占據美英等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地位。到了70－80年代，隨著科技革命的興起，資本主義國家由西方壟斷向國際壟斷發展。至此，新自由主義已成為美英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推行全球一體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標志性事件即為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召開的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及拉美國家部分學術機構代表參加的會議，最終達成的“華盛頓共識”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
二、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
從新自由主義的主流學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張。自由主義經濟學有三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即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點:1.認為市場萬能，拋棄“公共產品”的理論。要讓市場機制充分地發揮作用，將一切的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商品化，利用價格機制配置資源主張，解放私企，開放國際間自由流動。推行生產資料所有制領域的全面“私有化運動”。
2.完全否定國家計劃經濟，反對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認為充分的經濟自由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前提，反對任何形式的計劃，反對政府國家干預，倡導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張私有化，放松管制。認為應該把公有資產給私人，給私人經濟活動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義認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內在穩定性和最大優越性。放松國家對經濟的管制。主張減少一切形式的、可能會危及企業利潤率的政府行為。
4.主張削減政府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國家”功能。
在削減政府作用的名義下，放棄對鐵路、橋梁、供水系統的維護。
三、新自由主義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實踐
新自由主義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經濟危機。從實踐上看，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在西方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強制推行，產生了經濟增長遲緩，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矛盾激化等消極后果。
(一)美國的新自由主義
以美國為例，在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里根政府的上臺，美國將新自由主義作為國家經濟綱領，進行新經濟改革，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重要踐行者。反映在經濟政策上，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市場化，認為市場是萬能的，全部經濟運行依靠市場機制自發調節;自由化，反對一切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讓市場放任自由發展，認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張全面的私有制。
這段時間新自由主義雖然給美國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繁榮，但也產生了許多消極后果。比如減少公共開支使得社會購買力降低，導致總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的危機—27—貨膨脹的危機，美國經濟學家大衛．m．科茨也從gdp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兩方面證明，新自由主義政策阻礙了經濟增長;其導致的泡沫經濟使資本主義經濟面臨了新的危機;加劇了西方社會結構的兩極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美國當前這次危機是整個近30年來世界經濟危機的一個延續。近30年來，無論是拉美各國的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危機，還是當前美國的金融危機都不過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所產生的結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義
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很多拉美國家在“華盛頓共識”精神的指導下，已經開始進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結果是拉美國家發生一連串的經濟和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義模式雖然為拉美地區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但也給拉美地區帶來了不少經濟問題，新自由主義模式通過把拉美地區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經濟，使拉美各國更加依賴于全球經濟的發展變化，經濟地位變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國經濟相對國際金融繁多的變化也顯得更為脆弱。拉美各國推行新自由主義雖然獲得了經濟增長，但收入不平等現象加劇。民眾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會保障也在不斷削減，社會貧困現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義并不能解決拉美國家面臨的經濟問題，雖然緩和了危機，但不能消除危機，甚至積累了矛盾，釀成了更大的危機?？傮w看來，社會福利機會的不平等性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無疑是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
四、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流入中國并傳播開來，在學術界對新自由主義的爭論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揚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學者認為應當客觀地學習外來的理論與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鑒新自由主義。
在全球新自由主義一度嚴重泛濫的大形勢下，世界各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我國也不例外。新自由主義在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對我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僅從經濟角度加以論述。
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不可忽視。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機制減少政府干預，對我國加速對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建設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同時轉變了政府職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總的來說，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傳播給我國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張使得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短時間內近90%的中小國有企業實現了事實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經濟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見的手”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最基礎的理論依據，新自由主義主張市場自由化，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反對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造成了我國嚴重的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市場可以推動消費和創造財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財富。
再次，新自由主義排斥政府干預和計劃，主張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國學者認為我國的宏觀調控干預過多，認為應該僅實行財政和金融手段，放棄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這對于我國現在的發展狀況是不利的。雖然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大，但政府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賴外資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國為了適應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浪潮，實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勵外商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業與外資企業的競爭。
五、其他國家實踐對我國的啟示
從2006年春開始，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逐漸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毫無疑問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思潮和理論已經逐漸在我國傳播開來，我國應從其他國家的實踐來吸收經驗教訓，防止新自由主義的悲劇在我國上演。
第一，要正確認識新自由主義的本質，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泛濫。新自由主義是西方發達國家用以推動全球自由化進程的工具，它是為西方發達國家服務的。它強調市場化和自由化，主張私有化，既不適應我國的社會經濟體制，也不適合我國當前的國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貧富分配不均勻。從實踐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及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發展情況來看，它加劇了兩極分化的現象。我國要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制度，要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這樣才能達到縮小貧富差距，消除兩極分化的經濟目標。
第三，應發揮市場機制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建立宏觀調控體系。但要注意的是市場機制不是萬能的，而且市場還存在著自發性、盲目性等弊端，因此應當謀求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新戰略。同時要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方針，防止對外資的過度依賴。
第四，應當根據國情，逐漸適應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信息數字化的潮流。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同時，實行獨立自主的發展經濟政策。
［參考文獻］
［1］何秉孟．新自由主義評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2］黎映桃．論新自由主義對當代中國的影響［j］.財經理論與實踐，200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