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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的歷史范文1
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對城市規劃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市場使城市的各部分都成為活躍的經濟單元，并使城市本身成為一個完全開放的體系，許多嶄新的力量可以在無數點中的任何一點上改變和增長。這種制度在某種意義上說，消弱了政治權威的個人影響，改變了城市規劃體系中的權利關系，并使這種關系趨于復雜，但卻為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創造了更廣闊的空間。市場體制引起了政府規劃職能、社會利益集團、公眾及個人要求等權利關系的新變化。處于社會轉型期的城市規劃由于權利構型還不穩定，甚至可以說還沒有真正適應從計劃到市場的這種轉變，從而使城市規劃從制訂到實施管理時常陷于自相矛盾之中。其原因有時是政治權威對規劃進行不合理干預，有時是由于城市規劃立法體系不完備，或者有時是受社會利益集團影響造成的。城市政府中的許多行政權威一只腳已踏入市場經濟的門檻，另一只腳還留在計劃經濟之中。這使他們不能從政府市場的嶄新關系的前提下對城市規劃實施控制。這往往是導致我們許多城市規劃失敗的原因之一。事實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既是政治學也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說，它也應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政府對城市規劃實施控制的實質和出發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規劃既是一項社會經濟活動，又是一項政治活動，它更是一項法律活動。
2 城市規劃中的權利構型
城市規劃的制訂和實施及其在政治市場架構中的功能，都隱含著權力的運作關系?！逗喢鞑涣蓄嵃倏迫珪钒褭嗔Χx為：“一個人或許多人的行為使另一個人或其它許多人的行為發生改變的一種關系”。而人們通常將權力看做是一種起控制或強制作用的支配力量。
所謂“權利構型”在這里用以界定城市規劃中的權利結構的總體關系。具體而言，“權利構型”即聯結城市規劃各種權利關系的總體架構，它決定城市規劃從制定、實施、管理這一過程中解決問題的可能途徑與范疇，甚至決定規劃師進行規劃編制的可能方式和思路，決定城市規劃運作的現實形態。
人們在特定時期形成的城市規劃完全由這種權利構型所統攝，形成特定的城市規劃體系網絡，權利構型從內部對所控制的事物進行調整、解釋，賦予它們以特定的秩序。
計劃經濟體制下，城市規劃的權利構型基本上是一種單向的權利決定關系，政府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作為政府行為的城市規劃只不過是國民經濟計劃的具體化，公眾和社會利益集團只能處于被動受控地位(見圖1)。
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城市規劃權利構型是典型的權威制度的表現，這種制度往往以簡單的方式對社會采取嚴格的控制，與此同時，這種體制還造就了大量的行政權威，行政權威的作用有時可以使規劃師處于絕對卑微的角色而只能順從，城市規劃因而才形成“墻上掛掛，紙上畫畫，不如領導一句話”的局面。而公眾和社會利益集團更必須遵從“計劃”的嚴肅性而犧牲一切可能產生的合理與不合理的要求，并洋溢在計劃經濟的一片祥和氣氛之中。
市場經濟打破了這一派祥和之氣，經濟活動的主體由政府變成企業，同樣作為政府行為的城市規劃則是對城市資源和發展要素在城市這一特定空間環境下，按市場經濟的法則進行綜合協調和配置。城市規劃是政府強化政府宏觀管理職能，對各種資源要素從宏觀上進行引導和限制的重要手段。在市場條件下，城市職能趨于多元化，城市規劃將面對公眾、社會利益集團等利益主體，并體現政府的立場，其權利構型呈現較為復雜的作用關系(見圖2)。
市場經濟條件下，盡管企業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但城市規劃的主體仍舊是政府，所不同的是，一方面，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制經濟，因此，政府對城市規劃的控制更應強調法制管理，健全的規劃法律體系是城市規劃有效實施的根本保證。另一方面，城市規劃師的工作在反映政府立場的同時還必須同時考慮公眾和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的要求。打一個比方，規劃師就象一個頂盤子的雜耍演員、從不同方向，不同利益集團拋過來的盤子在規劃師這里都需要進行平衡，規劃師所扮演的基本上是一個咨詢策劃者的角色。規劃師在協調和平衡各種利益的前提下，提出規劃文本，一般情況下，其委托主體是政府，政府審批規劃并將其變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本，并納入管理程序，這個法律文本將對公眾和社會利益集團起控制作用，同時對政府的行政行為亦構成相應的約束。在這種權利架構中，社會利益集團的影響顯著增加了。它們有時甚至可以直接影響政府，有時社會利益集團可以直接成為規劃項目的委托主體，這種委托主體對城市規劃的影響很大，它有時可以直接影響政府的行政權威，從而使行政權威越出政府和法律對他的授權，以個人命令取代法律程序的方式對該利益集團規劃的項目予以確認。這是市場條件下城市規劃權利關系的一個負面情形，即社會利益集團對行政權威的操縱。與此同時，公眾參與無論在規劃操作程序和規劃法律框架內或者在城市規劃實踐中均未得到與其地位相適應的體現。這一切都與計劃及市場兩種體制相并存、相摩擦、相碰撞所激發的矛盾有關。在這種情況下，權利構型是不穩定的，它顯現了我們城市規劃運作機制和法律約束機制的脆弱和不完備。這并將導致我們的城市規劃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會經常處于兩難境地!
3 行政權力的不合理擴展和城市規劃的瓦解
政府是城市規劃的主體并不等于行政權威可以對城市規劃的制定、或已制定的規劃隨意進行主觀上的干涉和更改。然而，十分奇怪的是這種現象幾乎隨時都在發生，這些行政權威有時甚至比規劃專家更有權決定某些本應由規劃專家考慮的事情，如建筑的造型和色彩等。行政權威對諸如某一塊地皮應該給哪個房地產公司開發這樣的問題的關注，有時甚至超過他對更大范圍城市全局戰略問題的關注。這幾乎使規劃專家感到無所適從。更為嚴重的是我們許多行政權威根本不在乎任何科學的依據，武斷地要求規劃人員在城市總體規劃編制過程中硬性提高城市人口規模和用地規模，在立法保護的歷史地段插入開發項目，改變業經規劃的用地的性質和功能等等。這使得城市規劃在制訂和實施過程中已經蘊含著自身瓦解的種子。其根本原因即是行政權力的不合理擴展。
城市規劃一方面由規劃師的工作和政府的審批而使之法律化，另一方面城市規劃又自始至終受到行政權威的行政控制，如果把法制化的城市規劃也當做一種權力，那么這種權力與政府的行政權力，尤其與個別行政權威的行政權力之間時常產生沖突，這便埋下了城市規劃瓦解的種子，這不免使人聯想起“權大還是法大”的陳舊爭論。而無論怎樣爭論，事實總是，行政權力總是以一種不自覺的方式侵入“法律權力”之中，甚至有時還起支配作用。這樣，城市規劃便有經常在各種層次上以多種變異方式被重新構造的可能性，這與隨著客觀條件的改變而對規劃作出的理性修改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行政權力侵入法律權力后對城市規劃的一種粗暴扭曲，這種扭曲最終將有可能導致城市規劃的瓦解。
4 權力的極限與平衡
任何權力都應該是有極限的，對規劃而言這就是要將權力最終納入到規劃的法律框架之中，并與其它權力相平衡。
政府是城市規劃的主體，這是說政府作為一個權威組織在發揮控制作用，這種作用需要有一定約束機制，即需通過一定的法律來約束政府的城市規劃行政行為。形成規劃師、社會利益集團和普通公眾只對有法律效力的規劃履行其承諾的局面。行政權威個人的行政決定不予納入規劃管理程序。如果行政權威的個人意見是合理的，應將其納入法律程序后再納入管理程序，這可以有效防止行政權力的濫用和社會利益集團對行政權威的操縱。
規劃師在規劃中必須體現政府的立場，但其有權對技術問題作出決定。社會利益集團應盡可能與規劃師合作，以便使其利益得到合理的體現。公眾參與應納入規劃編制和實施管理的法律程序中。
計劃經濟的歷史范文2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上市公司治理；國際趨同
中圖分類號：F27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2）04-0083-06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比較公司治理研究的興起，治理模式的趨同和存異逐步成為該領域的一個焦點。部分學者認為，由于全球化進程導致國際資本的跨國流動，以股東利益至上理念為核心的安格魯-薩克斯（Anglo- Saxon）模式極好地契合了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在與其他治理模式的競爭中勝出，從而成為公司治理的標桿。甚至有學者指出，這種趨勢的發展將導致公司法“歷史的終結”［1］。盡管這些觀點引起了許多學者的質疑，如Aguilera 和Jackson與Clarke指出，由于各國商業制度的差異性，公司治理趨同只是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各國公司治理制度仍將保持分化的局面［2-3］。Joer等則認為基本沒有證據表明股東價值最大化已經取代其他治理模式而成為公司治理的核心，全球公司治理并不存在趨同現象［4］。但21世紀以來，為適應經濟發展的全球化和資本市場發展一體化的進展，以及在包括世界銀行、OECD和ECGI（歐洲公司治理機構）等國際機構的推動下，各國政府均著力采取措施改造或修繕本國的法律體系，使其朝向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方向發展，并導致公司治理準則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趨同。本文結合這個背景，在對公司治理的兩大模式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討論公司治理趨同的主要表現，期望能對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的改善提供參考。
一、公司治理的兩大模式
理論界對公司治理模式歸納較多，如Franks和Mayer［5］提出的內部人和外部人治理體系、Coffee［6］提出的分散型和集中型股權結構治理體系以及Roderic等［7］提出的自由市場和共同治理模型等。從不同學者闡述的內容來看，這些區分的內涵和指向大同小異，其中，“外部人”、“股權分散型”或“自由市場”治理模式均對應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的治理模式，秉承股東利益至上的基本理念；而“內部人”模式、“股權集中型”和“共同治理型”則主要對應以日本和德國為代表的治理模式，秉承利益平衡和相關者共同治理。
1.股東利益至上與外部人治理模式
外部人治理模式又稱為市場治理模式，在世界范圍內，遵循外部人治理模式最為典型的是英國和美國。該種模式遵循的基本理念是股東利益至上，依賴競爭性的市場對公司加以治理。通常來說，外部人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1）股權資本居于主導地位。奉行外部人治理模式的國家通常禁止或限制銀行持有公司股份，在金融業領域實行分業經營，從而在法律上排除了銀行參與公司治理的可能性。在持股結構上，股權結構相對分散，管理者實際掌控公司，個人投資者持股比例低且數目眾多，既無能力也無興趣實際參與公司內部治理。（2）公司法確認股東利益至上。公司被認為是一系列“契約的結合體”，在公司的參與者中，包括公司經理、雇員、供應商、顧客、債權人和股東等，除股東之外，其他參與者的利益都能通過正式契約得到保護，并且各利益主體根據合同獲取利益。由于股東是唯一沒有受到正式契約保護的主體，他們只擁有剩余索取權，因而公司法保護股東利益不受侵犯。（3）依賴發達的資本市場和經理人市場約束公司高管的行為，促使其按照股東利益最大化目標行事，控制權市場和經理人市場是外部人治理模式的核心機制。控制權市場主要通過收購兼并等方式取得公司的控制權，從而實現對公司的資產重組和公司股東及管理層的更換；而發達的經理人市場則是對上市公司經理人實施外部監督的另一個重要機制，公司經理人基于被替代的可能性和將來尋找更好職位的激勵，必須為維護或提高自己的聲譽而努力工作，以提高自己任內的業績。（4）證券法傾向于對中小股東利益提供較為完備的保護，依靠完備的信息披露、獨立董事和責任追究制度來保護包括中小股東在內的外部人利益。為維護現有投資者的利益和吸引潛在投資者，美國和英國的證券法要求上市公司必須為投資者提供及時、詳盡和準確的信息，減少因信息不對稱而帶來的決策失誤。同時，獨立的非執行董事在英美國家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他們不僅是董事會的重要構成部分，而且在監督內部董事行為、公司決策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與此同時，外部治理模式作用的發揮還依賴于發達的股東訴訟。以美國為例，一旦發現上市公司存在侵害外部股東利益的情形，股東可以通過直接或派生訴訟來保護自己的權利，并對上市公司和相關行為人追究責任。這種嚴格的執法機制對于上市公司形成了強有力的威懾，也是維護外部股東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利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和最可靠的機制。
2.利益相關者與內部人治理模式
內部人治理模式比較典型的是以日本和德國為代表的關系型或共同治理模式，此外，以韓國和意大利為代表的家族治理模式和以轉型國家為代表的內部人控制模式也引起了理論和實務界的高度重視。
日德模式在基本理念上摒棄股東利益至上原則，強調利益相關者治理。其主要特征在于：（1）間接融資居于主導地位，銀行或產業資本在公司融資和治理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至關重要，銀企交叉持股，產業交叉持股。以德國的全能銀行制度為例，首先，德國的法律對銀行持股完全沒有限制，銀行可以從事商業銀行到投資銀行在內的廣泛金融服務，而且可以無限量地持有任何一家非金融企業的股份。其次，全能銀行既是公司各類貸款的唯一提供者，也是公司的大股東，它可以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獲取公司信息，通過直接指派或撤換高層管理人員、行使表決權以及中小股東投票等方式直接或間接影響公司治理。（2）股權相對集中，內部人與上市公司維持著長期而穩定的關系，資本市場和外部投資者對公司治理影響不大，證券法對信息披露要求并不嚴格，缺乏對中小股東利益的有效保護。（3）勞動者利益明確受到法律保護，不僅體現在公司治理組織結構的設置上，而且在公司各類活動包括日常運作、兼并和破產等環節對職工利益也提供了強有力保護。例如，日本和德國的公司法均有職工和股東以相同的比例進入董事會的規定。盡管日本商法規定股東是公司的所有者，但在現實中，職工是相比于股東更重要的成員，雇主不會輕易解雇員工，員工也不會輕易離開公司，必要時寧愿減少對股東的分紅，也會優先保證雇傭勞動者。（4）在治理模式上采用董事會和監事會并存的雙層制，盡管不同國家董事會和監事會的產生程序和職責權限存在差異，但總體上，監事會主要代表職工利益，行使監督權；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構成，行使經營管理權，二者相互獨立。
家族治理模式是一種特殊的內部人治理模式，以韓國、意大利和中國香港為代表，并廣泛存在于許多東南亞國家、美國和歐洲國家。我國近年來家族企業發展迅猛，上市公司中該類企業也呈逐步增加之勢。其主要特征包括：（1）所有權和經營權統一，家族成員擁有絕對占優股份，因而在公司治理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同樣，在實際經營中家族成員占據著關鍵崗位。（2）經營多元化，資產負債率高。以韓國為例，1995年最大的5家財閥平均擁有40家子公司，涉及30多個產業領域；1998年韓國財閥平均資產負債率達到331%，遠高于同期美國159%和日本173%的水平。（3）通過股權金字塔或橫向持股等方式，達到以少量資金事實上控制上市公司或集團公司的目的。金字塔股權結構由于實際控制人的隱蔽性和無需大量直接投入資金就可以控制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與中小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顯得更加激烈，實際控制人控制上市公司經理層進行利益輸送，進而侵害中小股東的利益。（4）忽視對包括中小股東和債權人在內外部投資者利益的保護，職業經理人市場發展滯后，他們缺乏良好的職業前途，不過是家族實現利益的工具。由于不存在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問題，家族型企業可以避免外部治理模式中成本高、監督困難等問題，同時，由于奉行家庭式管理，家族企業在凝聚力、穩定性培養等方面具有天然優勢，而且具備決策迅速等優點。需要指出的是，盡管這類企業在全世界廣泛存在，但其固有的任人唯親、透明度低和外部監督缺乏等弱點，導致這類公司在治理結構本身存在無法克服的缺陷，產生大量對外部股東和債權人利益的侵害。
內部人控制模式由日本學者青木昌彥［8］首先提出，主要是針對前蘇聯各國、東歐、中國等由計劃經濟步入市場經濟的轉型經濟國家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問題。所謂內部人控制是指從前的國有企業的經歷或工人在企業公司化的過程中獲得相當大一部分控制權的現象。盡管內部人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公司法律上的所有者，然而卻擁有該企業事實上的控制權，這種現實與制度的缺陷造成法人治理結構的失衡，并導致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所有者缺位，而在這種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嚴重不匹配的情況下，內部人往往利用所擁有的控制權侵占國有資產［9］。針對內部人控制現象，青木昌彥認為應該采取博采眾長的方法來發展公司治理，同時發展資本市場和銀行業，其中的關鍵是應建立一種對企業監控的特殊外部機制，構造一個基于銀行的相機治理機制來解決內部人控制問題；并通過引入股權等激勵機制，來擴大內部人與所有人利益的一致性。
總而言之，上述兩類模式對于公司治理的出發點、外部環境等均存在重大差異，表1對上述兩種模式依靠主要治理機制的區別進行了簡單歸納。
二、經濟全球化對公司治理的影響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的進程、美國經濟的一枝獨秀和日本、德國經濟的日趨衰落，以自由市場為核心的外部治理模式逐漸占據上風，成為公司治理的典范，并導致公司治理模式的全球趨同。不過，正如Nestor（2003）指出的，盡管在英美模式和采取的制度被各國政府和公司視為進行公司治理改革的標準范式，但由于英美國家的治理模式本身也存在缺陷，公司治理趨同并不是簡單單向地遵從英美模式，相反，在很多方面，歐洲大陸和其他地區一些治理制度也被融入到了英美公司治理的改革之中，進而導致在公司治理的制度設計上出現相互融合、相互靠攏的局面。
1.國際直接投資與跨國并購
資本的跨國流動和國際資本市場一體化的進程（包含發展中國家尋求經濟發展的努力）。主要的經濟因素國際直接投資（FDI）資金國際流動的日益頻繁。在資金供給方面，美國和英國金融機構在全世界范圍內尋找投資機會，在供給方面，日趨緊張的國際競爭和不斷更新的信息技術導致對資金的需求增加。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和前蘇聯的解體帶來經濟領域的巨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和印度對外國資本的逐步開放，都導致了對投資的大量需求。這種格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是，資金提供者需要這些國家遵循股東價值理念，為其提供高額的回報來彌補投資風險。治理模式的趨同降低了投資者的監督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其對資本市場的信心。
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體現是國際產品市場的一體化和競爭的進一步加劇。為了占領更大的市場份額，跨國公司紛紛采用并購的方式進行重新組合和戰略調整。在并購目的上，也逐步由消滅競爭對手轉向謀求雙贏。這種轉變促使許多國家對跨國并購持積極態度，放松對外資并購的管制?？鐕①徎顒又饾u弱化了各國公司治理的差別，推動了全球公司治理模式的趨同化，而這種發展趨勢反過來也便利了跨國并購活動的開展。一方面，跨國公司通過并購形成的海外子公司的籌資和投資活動必須適應東道國的金融操作流程和公司治理規范才能獲得成功。尤其是具有不同治理模式的公司之間進行的跨國并購和交叉持股，更需要做好雙方公司治理結構和治理制度的整合工作。另一方面，隨著跨國并購的發展，許多國家引進外資的方式已由新建投資為主演變為吸收并購投資為主。
2.股權投資與外國投資者的興起
資本國際流動的另外一條途徑是股權投資的全球化和外國投資者的逐步興起。其中主要的推動力量包括，首先，以美國和英國為主的金融機構特別是組合投資基金規模日漸擴大，單一市場已經無法滿足其投資需要，因而需要在全世界范圍內尋找投資機會；其次，不同國家證券市場表現出現較大差異，包括中國、印度、巴西乃至越南等在內的國家證券市場發展迅猛，表現普遍超出傳統發達國家，能為投資者提供更高的回報率，因而引起了機構投資者的廣泛關注；最后，資本市場逐漸放松管制。即便在貨幣無法實現自由兌換、資本市場未完全開放的國家或地區，也通過允許設立QFII或QDII等方式允許外資進入本國市場或本國資金投資于外國市場。
在資金流向上，股權投資并非單一地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也大量發生在發達國家之間以及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因而導致發達國家證券市場上大量股份為外國投資者所持有。根據FESE（Federation of European Securities Exchanges）的統計資料，在2007年，歐洲證券市場上，外國投資者持股比例達到了37%，超過了其他所有單個投資者類型持有股份的比例。其中，以英國為例，1963年海外投資者持有其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僅為7%，在1993年上升到了16.3%，而到2006年，該比例則進一步攀升到了40%。
這種改變對上市公司治理模式的趨同有直接影響。首先，股權投資的首要條件是投資目的地開放資本市場或開辟特定的投資渠道，需要當地法律明確允許和保護資金進出的暢通和安全；其次，股權投資的增加客觀上需要對股東權利的重視和保護，由于以組合投資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其投資金額大、選股嚴格，其出具的研究報告或評級報告客觀上對上市公司有一定的約束作用，可以作為市場研究和評判上市公司的標準，進而間接促使上市公司注重對投資者利益的保護。最后，當外國機構投資者持有上市公司股份達到一定程度時，必定有派出代言人直接的需要。這三個方面綜合作用的結果造成了對股東權利的普遍重視和公司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的趨同。
3.資本市場發展與境外上市
經濟全球化的另一個重要影響是世界各國或地區資本市場的聯系更加緊密，其他國家公司到主要證券交易所（特別是紐約和倫敦）上市逐步成為影響治理模式形成和改變的一個主要因素。從20世紀末期以來，追求境外上市的公司日漸增多。根據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統計，從1990年以來，在NYSE注冊上市的國際公司迅速增長。在1992―1998年間，外國上市公司增長了3倍，達到了361家；截止2005年年底，453家外國公司在NYSE 上市，其中包括195家歐洲公司（英國62家，荷蘭29家，德國17家）。同樣，自1993年以來，境外上市引起了我國企業的高度關注，成功實行境外上市公司的數量也不斷增加。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統計數據，截止2008年底我國共計有232家企業實現境外上市，融資總金額達到了1 122.46億美元。其中，2005和2006年實現了井噴，境外上市公司數為24和34家，融資金額則分別達到了206和393.48億美元。我國境外上市的數據來源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csrc.省略/pub/newsite/gjb/jwss/）。在上市目的地上，除香港外，美國、英國和新加坡等國的證券交易所也成為我國企業選擇上市的主要場所。
這種發展趨勢對于公司治理的國際趨同有深刻影響。首先，境外上市的一個基本條件是必須遵守上市地公司治理和證券交易的基本規則，追求境外上市意味著公司需要按照上市地證券交易所的上市條件改造自身治理結構，主動與上市地的法律規則捆綁在一起，受這些規則的約束；其次，通常來說，境外上市的企業通常會選擇比本國流動性更強、公司治理水平更高和投資者利益保護更為周全的國家或地區的證券市場上市，公司欲獲得上市地投資者的信任從而達到順利籌資的目的，必須進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和保護投資者權益；最后，為維持公司的市場形象、提高公司質量，境外上市的公司必須更加重視對外國投資者利益的保護。這些客觀上推動了以股東價值為核心公司治理制度的擴散和公司治理模式的國際趨同。
4.國際機構的推動作用
國際機構的迅猛發展是對公司治理趨同產生重要影響的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其中最典型的屬于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證監會組織（ISOCO）等為代表的世界性國際機構和以經合組織（OECD）、歐洲公司治理機構（ECGI）和亞洲公司治理協會（ACGA）為代表的區域性國際機構。這些機構的存在和發展為各國展開公司治理研究和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臺，它們的成果往往會成為各國展開公司治理改革的標桿和主要依據。以OECD為例，從1999年以來，其推出的各個版本《OECD公司治理準則》均為廣大經合組織成員國和其他非成員國政府所廣泛接受，成為它們評估和改進本國治理公司的法律制度和管理機制的重要依據。而以ECGI和ACGA為代表的國際機構除了推進地區性公司治理合作之外，推出了公司治理指標，對區域內國家或地區以及上市公司治理情況進行衡量和比較分析，為各國或地方政府了解和改進本國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提供了直接依據。
三、治理趨同的主要表現
結合前述對兩類治理模式特點的分析和經濟全球化對公司治理的影響，21世紀以來公司治理的趨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股東權利的重視
歷史上，遵循不同治理模式的國家對公司的理解和界定存在較大差異，例如，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中，將公司理解為股東和公司管理層之間的一種合約或信任關系，而在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大陸國家則將公司視為有獨立意志的法人團體。不過，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這種差異的重要性越來越小。各國在修改相關法律的過程中，都明顯注意到如何吸引更多的投資是改善公司治理的一個重要導向，發展一個有活力的資本市場是吸引投資和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股東利益得到了格外的重視，如何處理股東與其他參與主體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處理控股股東和中小股東的利益因而成為公司治理關注的第一要點。根據OECD的表述以及Hannsman和Kraakman（2004）［1］的歸納，在這兩個問題上公司治理趨同的主要特征歸結為：（1）股東對公司擁有最終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2）公司經理對股東利益負責，負有管理公司的職責。（3）公司其他參與者，包括債權人、雇員、供應商和消費者不直接參與公司治理，其權利由其他合約或管制措施保護。（4）保護非控股股東的利益免受控股股東剝奪。（5）公開交易公司股東的利益由其持有股份的市場價值來衡量。
2.董事會結構與獨立董事的作用
改善董事會結構、增加董事會中股東代表是公司治理改革中的另外一個重要內容，其中，以獨立董事的建立和完善為代表。該制度從1976年美國證監會以法令形式做出要求以來，得到了很多國家的認可。除去美國對獨立董事的強制性規定外（紐約證券交易所要求獨立董事至少占據董事會1/2的席位），其他國家也對獨立董事的性質、作用和在董事會中的比重進行了立法規定。例如，韓國證券法規定，一般上市公司發行股票時需要至少有1/4的獨立董事（金融機構則需要1/2），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要求1/3的獨立董事；我國在2001年證監會《關于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的指導意見》中明確要求在2003年起所有上市公司中獨立董事的比例不得低于1/3。在實踐中，盡管包括德國在內的許多歐洲大陸國家對獨立董事沒有數量上的強制規定，但資料顯示，這些國家董事會中，超過25%的席位為股東代表。經合組織（OECO）1999年對世界主要企業統計指標的國際比較報告顯示，各國獨立董事占董事會成員的比例為：英國34%，法國29%，美國62%，德國為19%。2009年Heidrick做出的一項調查則表明這種趨勢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在13個歐洲國家中該項調查涵蓋的國家包括德國、法國、西班牙、奧地利、意大利、比利時、葡萄牙、瑞士、瑞典、芬蘭、荷蘭、丹麥和英國。各國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比例分別為：葡萄牙，22%；奧地利，28%；德國，30%；西班牙，30%丹麥，32%；比利時，40%；法國，42%；意大利，45%；瑞典，45%；瑞士，63%；芬蘭，68%；荷蘭，79%；英國，86%。資料來源：省略.，董事會平均規模為11.8，超過45%的席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其中，英國所占比重最高，獨立非執行董事所占比重為86%；葡萄牙最低，也占到了22%。
3.機構投資者作用逐步加強
20世紀末期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的證券市場上，一個顯著的變化是機構投資者的不斷發展壯大并逐步在公司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以英國為例，在1963年，上市公司54%的股份為個人投資者所持有，但在1993年，該比例迅速下降到17.7%，在2004年底，個人投資者持股比重進一步下降到了14.1%。與此同時，1993年英國以養老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持有上市公司61.4%的股份，2004年盡管由于海外投資者大量增加的緣故，英國國內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大幅降低至38.1%，但仍遠大于個人投資者的持股比例［4］。同樣，在美國，以養老基金、投資基金和保險公司為主體的機構投資者持有證券的比重從1980年的37.2%增加到了2006年的66.3%。
在機構投資者功能發揮上，機構投資者也逐步從消極股東向積極干預者轉變。傳統上，與個人投資者類似，在以股權分散為基本特征的英美治理模式中，機構投資者并沒有激勵在其持有股票公司中扮演積極的治理角色，在公司經營管理不善或投資者利益受到損害的情況下，它們傾向于在市場上出售持有股票的方式來保護自身利益。不過，隨著以養老基金、保險基金和投資基金為代表機構投資者的資金規模逐步增大，其持有公司股份數量也日漸增多。在這個背景下，它們不再僅局限于用腳投票，而越來越多地采用主動溝通、加強與公司的接觸、干預公司治理等方式直接參與公司治理。同時，公司也越來越重視與機構投資者之間的聯系與溝通，傾向于建立良好的投資者關系，增強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維持公司良好的市場形象。
4.會計準則、信息披露和外部審計監管趨同
公司治理趨同的另一個方面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全球化趨同，其中最為顯著的是以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為核心而推進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s）的國際趨同。該項準則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于1973―2000年間1973年，來自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墨西哥、荷蘭、英國、愛爾蘭以及美國的國家會計師團體，組建了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從2001年以來，全世界已經有100多個經濟體要求直接采用或同意按照IFRSs的標準修改本國的會計制度。2002年，IASB和美國財務會計標準理事會（FASB）簽訂合作備忘錄，致力于逐步消除美國公認會計準則（GAAP）與IFRSs之間的差異。自2005年以來，中國建成了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實質性趨同的企業會計準則體系，實現了新舊轉換和有效實施，處于亞洲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前列。經過修改后的企業會計準則體系在2007年內全面應用于所有上市公司。2008年，日本會計準則理事會與IASB也達成合作備忘錄，確定在2011年實現日本公認會計準則與IFRSs的實質性趨同。2007年底發端于美國次貸危機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建立統一的、高質量會計準則的努力得到了20國集團峰會、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的極力推動，從而將會計準則的趨同問題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8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發表路線圖，要求絕大部分大型上市公司的會計政策在2014年前由GAAP過渡到IFRSs。同時，各行業前20強在內的上市公司將在2010年起按IFRS編制財務報表。
四、結論與對我國上市公司治理改革的借鑒意義
本文結合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背景，通過對外部人和內部人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較分析及其經濟全球化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得出的主要結論包括：（1）歷史上，由于不同國家經濟發展模式不同，其公司治理模式在基本發展理念、股東結構、市場資金來源主要渠道、對投資者利益保護等方面均存在重大差異。（2）隨著全球經濟交流的深入，不同模式也存在相互借鑒、相互靠攏而呈現出一定范圍內的趨同現象。在對股東權利保護、外部董事作用發揮、機構投資者的作用以及會計準則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趨同性。
這些結論對于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的進一步改革而言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20世紀90年代初期建立證券市場以來，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在基本指導思想上，總體借鑒以英美外部人治理理念，在立法上，先后引入了英美國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金融分業經營、獨立董事和保薦人等與市場模式相適應的基礎性制度，試圖通過建立發達的證券市場為公司融資提供便利并達到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現代企業制度的目的。這種市場化改革得到了市場的逐步認可，我國兩個證券交易所市場整體規模不斷擴大，流動性不斷增強，上市公司和投資者數量不斷增多。不過來自國際比較的結論表明，我國證券市場上投機性強，上市公司治理整體質量仍有待進一步提高。為建立一個發達、健康的證券市場和規范的公司治理，需要借鑒上市公司治理的國際經驗，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為證券市場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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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的歷史范文3
一、系統管理
1、我方在提供飯菜時如有雜物，員工有權要求退換，我方無條件執行，并向當事人解釋、道歉。
2、若我方提供不潔食物造成貴方人員食物中毒的，或造成其他不良后果的,責任經有關部門認定,由責任方負責。
3.我方員工必須遵守貴單位的相關規定，若有違反受貴方處理。
4.承包期間我方應服從管理及檢查，如遇問題應接受處罰并賠償。
二、操作流程：
食堂員工施行崗位責任制，各負其責、相互配合，共同監督。有著科學的采購、驗收、加工制作、服務和衛生制度。
三、原材料采購和質檢
食堂廚師先提供一周的菜單，并提前交貴單位審定，通過后才允許采用。原材料必須符合國家食品衛生標準，所有食品都必須來采購于正規生產廠家。
每天由食堂專人負責采購驗收，在保證食品外相好、新鮮的前提下，確保不出現短斤少兩；葷菜不能發生各種變質，含水量在安全范圍內；調料和輔料必須在保質期內且符合要求。
四、食品置放加工與清洗
葷菜加保鮮膜后放進冰箱，已加工食品和未加工食品分開定點整齊分室放置。蔬菜葷菜全部直接上架。食品制作時蔬菜先挑出黃葉爛葉，葷菜按規定要求加工。蔬菜先用清水浸泡，再清洗干凈，葷菜在固定的池里清洗，按類擺整齊、挑清、洗凈全部上架，葷素菜必須分開清洗。
五、配餐和用餐規劃
嚴格遵守食品搭配、制作及保存時間和溫度的規定。食品烹調過程防止污染，半成品二次烹飪時注意煮熟煮透。
開餐時洗手消毒并戴好整潔的帽、手套和口罩，熟食應加蓋放置。開餐中把微笑帶給員工，并派專人負責衛生。
六、餐廳的環境衛生
先把餐具、炊具分類刷洗消毒，保潔后再定點擺放。餐廳環境衛生清潔，保證桌面、地面干凈并做好桌面消毒。餐后小清掃，周X次進行一次大掃除。廚房衛生要定時清洗爐灶、工作臺、盛器、水池；廚房設施必須保持干凈光亮、無雜物、整潔；桌面、門窗、貨架清潔無塵，地面干凈干凈，五污垢和積水；抹布等工具用后及時洗凈，定位放置并保持整潔。
七、員工安全教育
所有員工都應持有效的食品從業健康證，上崗前必須嚴格崗前培訓。對員工加強衛生、食品安全等教育，保證員工可以正確操作切肉機、爐灶、液化氣閥門、蒸飯箱等食品制作工具，并正確使用消防設備。
八、餐后管理
員工用餐以后，當日值班人員必須檢查并關閉液化氣、水電，門窗必須所好，并做好善后處理工作記錄。
九、服務計劃
定期開展問卷調查，收集員工的意見，設專門的投訴箱，員工可無記名投訴，我們會第一時間處理員工意見，并提出改進措施。
十、餐廳5S管理
1、整理。把要與不要的人、事、物分開，再將不需要的人、事、物加以處理，這是開始改善生產現場的第一步。
2、整頓。把需要的人、事、物加以定量、定位。通過前一步整理后，對生產需要用的物品進行科學合理的布置和擺放。
3、清掃。生產過程中會產生灰塵、油污、鐵屑、垃圾等，必須打掃干凈，設備異常時馬上修理，使之恢復正常。
4、整潔。整理、整頓、清掃之后要認真維護，使現場保持最佳狀態。這是對前三項活動的深入，能消除事故的根源。
5、素養。素養即教養，努力提高人員的素養，養成嚴格遵守規章制度的習慣和作風，這是“5S”活動的核心。
十一、人力資源規劃與教育
我們通常采用編制定員發，包括崗位定員、設備定員、比例定員、效率定員，用人的原則是用人所長、公平競爭、結構優化。并加入激勵措施，定期開展員工培訓，使員工與企業共成長。
十二、責任保證
1、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的規定，所有的廚房人員一律憑有效的“健康證”上崗，每年統一體檢身體。
2、開展靈活多樣的服務方式，制定不同的伙食方案，讓員工用得安心、吃得放心。
3、每周菜譜由營養師專業調配，使營養結構更合理。
計劃經濟的歷史范文4
（黑龍江省慶安縣動物疫病預防與控制中心 152400）
雞白痢是由雞白痢沙門氏菌引起的傳染性疾病，是危害養雞業最嚴重的疾病之一。目前雞白痢的發生日益嚴重，其致死率達10%～60%，特別在育雛階段危害更嚴重。
1 雞白痢的危害
本病是一種極其常見的傳染病，由雞白痢沙門氏桿菌引起，其排泄物是重要的傳播媒介，同時也可通過雞蛋垂直傳播。①雛雞：病死雞脫水，眼睛下陷，腳趾干枯，肝腫大、充血，較大雛雞的肝臟可見許多黃白色小壞死點。卵黃吸收不良，呈黃綠色液化，或未吸收的卵黃干枯呈棕黃色奶酪樣。有灰褐色肝樣變肺炎，肺內有黃白色大小不等到的壞死灶（白痢結節）。盲腸膨大，腸內有奶酪樣凝結物。病程較長時，在心肌、肌胃、腸管等到部位可見隆起的白色白痢結節。②育成雞：肝臟顯著腫大，質脆易碎，被膜下散在或密布出血點或灰白色壞死灶。心臟可見腫瘤樣黃白色白痢結節，嚴重時可見心臟變形。白痢結節也可見于肌胃和腸管。脾臟腫大，質脆易碎。③成年雞：無癥狀感染雞剖檢時肉眼可見病變：病雞一般表現卵巢炎，可見卵泡萎縮、變形、變色，呈三角形、梨形、不規則形，呈黃綠色、灰色、黃灰色、灰黑色等異常色彩，有的卵泡內容物呈水樣、油狀或干酪樣。由于卵巢的變化與輸卵管炎的影響，常形成卵黃性腹膜炎，輸卵管阻塞，輸卵管膨大。內有凝卵樣物。病公雞發炎、萎縮變硬、變小。
2 雞白痢的檢疫
根據動物檢疫學的研究及對白痢桿菌陽性雞血清抗體消長規律的檢測，蛋用種雞和肉用種雞的首次最適檢疫時間分別是135～150日齡和140—150日齡，即在轉群前。種雞的首次檢疫時間在135～150日齡是比較合適的。然而，僅靠一次檢疫不能完全把處于非活動狀態的帶菌雞徹底檢出，還必須進行第二次檢疫。根據對雞白痢桿菌陽性雞的血清抗體監測，得知361～395日齡的陽性雞血清抗體趨于平衡狀態，抗體波動不大，同時正是產蛋高峰過后，機體抵抗力下降，此時進行第二次檢疫，可把部分血清抗體陰轉陽的雞及時淘汰，進一步提高種雞的凈化質量。
目前常用的血清學檢疫方法有全血平板凝集試驗、血清平板凝集試驗、瓊脂擴散反應( AGP)和酶聯免疫吸附試驗( ElISA)。血樣的采集方法有雞冠采血法、翅內側靜脈采血法。常用的為雞冠采血法：采血時要求一只雞換一個針頭，將用過的針頭沖洗干凈后消毒，防止采病雞血后再刺種健康雞造成新的感染。要設標準陰、陽性血清對照。雞群檢疫完后，應再分全血平板凝集試驗分別抽檢陰性、陽性雞各50～100只，以驗證檢疫結果。擁擠、溫差過大、通風不良、飼料營養不全等可導致。血清平板凝集試驗雞群抵抗力下降誘發本病，本法具有特異性強、敏感性高、檢出陽性率高的特點，適用于135日齡以上籠養蛋種雞和肉種雞的已凈化的陰性群不同程度地出現血清抗體陰轉陽。大群凈化檢疫判定準確性高，因此，種雞場的布局應合理，雞群做到全進全出，加強多種疫病的血清學調查及疫病監測。
陽性雞判定應注意的問題?？乖浩綍r要保存在4～10℃的環境中，使用前先取出置于室溫下，待其溫度與室內溫度相同時，充分振蕩1～2 min以使菌體抗原充分混勻，以避免在試驗中因抗原混懸不勻而出現凝集顆粒，導致假陽性反應。溫度：雞白痢桿菌病血清平板凝集試驗要在20℃的室溫中進行，冬季檢疫室內溫度達不到20℃時，應先將載玻片在酒精燈加熱達30℃左右，凡在2～3 min內出現明顯的藍色凝集顆?；蚰善瑺?，而且被檢樣品液體清晰透明者即可判為陽性反應，每次檢疫要設標準陽性血清對照。雞群檢疫完，分別抽檢陰性、陽性雞各50～100只，以驗證檢疫結果是否準確。
3 凈化種雞的管理
種雞檢疫后，將陰性雞轉入消毒后的雞舍內，同時選用百毒殺、消毒王、過氧乙酸等進行帶雞消毒，每周噴灑消毒1-2次。
計劃經濟的歷史范文5
關鍵詞 現代職業教育；會計技能；立體化；分層分類；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 G71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7）02-0019-05
在高等教育進入改革深化階段，中國情境下的會計教育改革顯得尤為迫切。這主要表現為：會計畢業生供求失衡，就業的區域性和結構性矛盾突顯；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國際教育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生源流出遠大于流入；傳統單一的會計教育將被商業、管理科學及其他融合的多學科復合教育所取代。探索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技能教育歸位是教育結構調整的必然要求，也是解決就業結構性矛盾的必由之路。
一、綜述與分析：現代職業教育體系背景下的會計職業教育研究
隨著企業治理結構、市場機制的日趨完善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參與國際經濟交流的加深，在會計理論依據、技術方法和結構層次上逐漸與國際趨同。如在教育理念方面，倡導美英等國的終身教育理念[1]，澳大利亞高校“國際化”的共同辦學理念[2]。在目標定位方面，強調通過細分職業市場，對高職高專會計培養目標進行準確定位[3]；培養最基層單位符合小企業需求的實戰型會計人才[4]。在專業課程體系方面，加大實踐課程比重，增加實驗和案例教學課時，課程內容與會計實務領域的相關性進一步增強[5]。在教學改革方面，強調多種教育方法并用，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6]；提出教學設計上體現“三個課堂”聯動[7]。在教學方式與方法方面，強調采用英國的“學生自學為主”教學模式，側重培養學生利用資源的能力，采用“課堂圓桌會議”、“課程論文”和“小組作業”等靈活教學方式[8]。在教學評價方面，建議通過學生分組、師生共同制定考核目標、作業自評與互評、組間權衡評定成績、教師全面綜合評定成績的程序和方式對課程進行考核[9]。
上述教學改革，有力地促進了我國高職會計教育的發展，但在高等教育從量的擴張到質的提升過程中，以目標為導向的會計教育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強調綜合性設計。在現實的會計教學中還存在許多問題，主要表現為：專業課程間的銜接、教學層次不清和教學內容重疊，體現不出特色和差異性；馬列和英語等公共課時比重過高，在總課時受限的情況下，難以增加實踐課時比例；重教有余、重學不足，灌輸有余、啟發不足，理論有余、實踐不足，復制有余、創新不足等。在中國現行的教育體制下，雖然各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環境可能有所不同，但對會計人員所必需的知識和技能及其重要性的看法是相通的，借鑒國外CBE、TAFE等職業教育理念，厘清高職教育的現狀，呼喚會計技能教育的歸位，是當前現代職業教育的必然要求。
二、厘清與呼喚：高職會計職業技能教育現狀與技能歸位
近年來，我國的會計人才培養的確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眼高手低，實踐操作能力弱，社會適應能力缺乏，會計教育與社會需求脫節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目標定位偏差，教學導向偏離，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通才教育”培養與“因材施教”差異化培養矛盾突顯。高職會計教育歷經20多年的發展，不管是綜合性院校、工科學?；蜇斀浀葘I性院校，還是示范校、骨干校，由于區位、經濟發展水平、產業重點等各不相同，仍實施基于單一的培養目標的“通才教育”，體現不出“因材施教”人才培養的特色與差異[10]。二是“文化素質”與“職業技能”摩擦突出?！拔幕刭|+職業技能”的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模式已為高職院校所接受。文化素質是大學教育的基礎，培養學生成為有責任擔當和教養并具備邏輯思維能力、良好職業態度的技術技能型人才，沒有良好的文化素質，解決不了職業崗位所面臨的社會問題，難以適應社會的專業化分工。然而，目前國內各高校開設的文化素質課普遍基于學生的社能力培養而開設，對各專業的大學生具有普遍適用性，而并非只針對會計專業學生，不利于學生專業能力和方法能力的形成。三是“門檻類技能”培養與“區辨類技能”培養問題顯現。學校的職業教育應是基于學生的可持續成長教育。一個學生從學校畢業踏入社會成長為會計人才并非易事，離不開天時、地利和人和等客觀條件，受自身的智力水平、品性、悟性、修養和職業價值觀等主觀因素的影響。高校的會計教育只是基于職業知識、職業技能和職業價值觀的門檻類職業技能教育，圍繞專業素養這一主線，為學生可持續成長打下職業基礎和發展條件，但對于培養學生的“主動性”、“影響力”和“結果導向”等區辨類技能顯得束手無策。
目前，高職會計專業學生專業能力和方法能力不強。主要是由于高職會計教育的微觀層面原因造成的：一是高職會計專業實踐環節缺乏系統性，尚未形成基于工作流程導向的實踐教學體系，實踐教學環節間缺乏有機聯系；二是實踐教學項目實施存在時間、空間的多維不足，實踐教學項目業務類別單一和模式化，尚未形成集專業知識和實踐技能于一體動態的、電子的、立體化的實驗教程，同時受場地、時間和師資等條件制約，實訓室難以全天候開放，與學生自主學習時間不匹配，學生仿真實訓難以模擬企業產供銷的業務環境和利益相關者間的社會環境；三是校企合作不深入，學生職業核心能力缺位，諸如校企聯合培養、全過程育人、企業化課堂和工作過程導向教學等難以開展，出現了會計專業學生核心能力缺位，處于理論水平不如本科生，專業技能不如中職生的尷尬境地。
會計畢業生的技能目標是會計人才最終的質量標準，是教育產品被社會認可的標志。在現代職業教育體系與勞動就業體系互動發展的大背景下，業界在呼喚回歸技能教育的本位，重塑“工學結合、知行合一”教育的本質，切實做好學生技能培養工作。
三、演進與發展：新經濟變革下的高職會計職業崗位內容與技能
長期以來，受傳統思維的影響，與阿拉伯數字打交道已成為社會各界對會計這一職業的最初印象，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已成為這一職業的基本內容，賬簿和算盤成為這一職業的標志。無論是現實還是預期，伴隨著信息革命的管理工具創新、處理能力提升及大數據下信息資源的集中、統一和共享，傳統的會計數據的收集、處理和加工已被計算機所取代，從大數據邁向知識管理，提升企業內部數據的無縫對接，實現了財務業務一體化，導致會計人員從核算管理型向戰略決策支持型轉變。而且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革，知識經濟的到來，資產觀念發生重大改變，會計計量單位多元化和非貨幣化，實業界與虛擬業務融合，促使管理核心工具不斷出現；業務復雜化、交易關聯化、市場一體化，經濟運行機制擴展到全球，利率、股價、匯率等金融環境瞬息萬變，致使企業風險不斷增大，要求會計人員從專業型向復合型轉變，以應對飛速變化的商業挑戰，提升企業的智慧資本。
在新經濟變革條件下，基于會計已成為一個超越數字的信息管理系統，會計職業崗位內容及技能變革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職業界對會計畢業生應掌握的知識和技能有了更高的要求，具體見表1。會計畢業生要樹立超越數字的會計理念，改變自己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提升應用信息處理能力，成為復合型會計人才。
四、重構與實踐：高職會計人才職業技能培養的立體化路徑
基于勝任能力的會計技能教學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在“任務引領、產教融合、能力為本、知行合一”理念指引下，著力在課程體系、人才培養模式、項目化課程訓練和技術技能型特色等方面做好工作，實現高職會計人才職業技能培養的立體化。
（一）以啟發智慧為基礎，完善“四位一體”的職業能力課程體系
會計教育是基于職業綜合能力與素養訓練的勝任能力教育，更是基于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能力教育。學校根據教學資源條件和人才培養特色，結合當地的歷史文化、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發展趨勢等形成獨特的通識教育體系，強調課程的廣博性和基礎性，摒棄統一規范的教材和標準答案，鼓勵學生廣泛閱讀；通過大課堂講座和小課堂討論提升學生判斷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和溝通交流能力，設計第二課堂啟發學生智慧，嵌入職業價值觀教育，參與教師的教科研活動，對學生進行可遷移技能和自我管理技能訓練，讓學生學會學習、學會思考，在學習和思考過程中創新，實現知識向能力的轉化。
根據會計專業人才目標定位及應具備的職業能力，按照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完整性的思路來設計課程體系，基于崗位職業能力培養需要，構建“通用基礎課程+技能課程+證書課程+素質拓展課程”的“四位一體”職業能力課程體系，即“1（寬口徑的“通用基礎課程）”+2（兩部分技能課程，“專業基礎課程（含實踐環節）+主專業課程（含實踐環節）”）+1（會計證書課程）+X（X門一般專業選修課程）+Y（Y門其他選修課程）”的專業課程體系，使學生選修課學分占總學分的比率不低于30%。
（二）以工學結合為主線，優化“學做互動，課證對接，技能遞進”的人才培養模式
以工學結合作為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切入點，帶動專業建設，引導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改革，強化教學過程的實踐性、開放性和職業性，抓好實訓、實習等關鍵環節。構建完善的基礎課與核心課程的理論及實踐教學體系，注重職業崗位能力培養，開設課程與職業崗位工作內容相對接，仿真實訓項目與職業崗位工作技能相結合，教學做一體化，做到學有所用[11]。在日常教學工作中，將會計從業資格考試及專業技術資格考試融入教學計劃，并在時間上與考證時間相銜接，實現了課證的有效對接。通過專業基礎課實訓及社會實踐活動培養學生的基礎技能，通過專業核心課程單項實訓培養學生專項技能，通過畢業頂崗實習、記賬和校內的綜合實訓培養學生的綜合技能，實現學生的崗位職業能力由基礎技能、專項技能向綜合技能“三層”遞進。
（三）以勝任能力培養為核心，構建融“4T+1A+1G”的項目化課程訓練體系
以勝任能力培養為核心，構建融“4T+1A+1G”的項目化課程訓練體系。即4個學期項目+1個學期記賬項目（或頂點訓練項目）+1學期的畢業項目，形成融臨崗認識實習、單項實踐、綜合實踐（含記賬）和校外頂崗實習的“內外結合、四段梯級漸進”實踐教學體系。
計劃經濟的歷史范文6
【關鍵詞】信息化建設；醫療體系；經濟管理；醫療物資
一、引言
隨著經濟發展速度不斷加快，傳統的經濟管理措施已經越來越不適合各領域發展的需要，在計算機技術的強大支持下，經濟管理領域出現了顛覆式的變革，以信息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為基礎的現代信息化建設在各行業領域都得到廣泛應用，在醫院經濟管理中亦不例外，其不僅使經濟管理工作更科學化，同時提高了管理工作的效率與準確度，下文將圍繞這一課題展開探討。
二、醫院經濟管理信息化建設的內涵意義
在實際工作中，已有較多醫院管理者意識到傳統經濟管理手段和模式嚴重滯后于現代醫療事業的發展，原來經濟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概念不清、信息不全、數據不精、速度不快”等頑疾，必須得到“根治”。基于現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下，信息化建設引起了越來越多醫療行業管理者關注。相較于傳統醫院經濟管理工作模式，信息化管理具有高效、準確、清晰、快捷和全面等優勢，能有效避免人為管理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失誤等問題。在實踐中的具體作用如下：
1.符合信息時代需求，有益醫院管理創新。在醫院發展新時期，隨著信息技術在醫療行業的應用越來越廣，其將對醫院經濟管理模式的改革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學習新技術、應用新科技、推廣新經驗已經逐漸成為醫院市場競爭力的根本影響因素。而基于醫院經濟管理新模式能夠有效克服傳統管理模式中效率低、失誤多、周期長等缺點，使得醫生能夠騰出更多的時間為病人服務，更好的體現出“以病人為中心、為病人服務”的醫院服務理念。但是需要指出，現代醫院的建設和改革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單純地引進先進的信息技術并不意味即是管理模式的變革，也不一定等同于是先進的管理模式。因醫院的現代化改革涵蓋面很廣，包括經濟管理、物資管理、技術管理和信息管理等，在這其中經濟管理又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所以推動醫院現代化建設和改革的重點在于經濟管理模式的整體創新。
2.就醫系統網絡化管理，提升醫院社會形象。在信息技術尚未如此發達之前，醫院的宣傳能力十分有限，通常情況下人們對醫院的各項服務職能并不熟知，而醫院也受制于宣傳手段的匱乏，無法將自身的服務職能和特色信息傳達給外界群眾。同時，就醫過程從預約、掛號、就診、化驗、檢驗、拍片、診斷到取藥，十分繁瑣且耗時，而對于住院的患者來說，家屬可能需要每天都上下樓取藥、繳費和照顧家屬進行各項檢查等，任務更加繁重。再加上醫院規模的越來越大、就診病人越來越多，醫院在每天的醫療活動和管理工作中都會產生海量的信息，而沿用傳統的管理模式勢必會引起信息的混亂，不僅嚴重影響工作效率，還容易引發各類事故。在信息技術誕生之后，醫院便可以依托信息技術建立網絡信息平臺，如，引入電子商務形式讓患者可以通過網絡平臺進行掛號和繳費等活動。由于信息技術對于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非常小，能為就醫者提供極大的便利，不僅將醫生的時間還給了患者，簡化了看病就醫的程序，有助于提高醫院病床的使用率，還省卻了大量候診時間，為就醫者提供極大的便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醫院的社會聲譽。此外，規范信息化管理，優化就醫程序，還能夠幫助醫院信息化平臺日趨完善，將諸如掛號、病床周轉等工作都通過電子平臺來進行，讓計算機代替病人、醫生和護士進行周轉和工作的交接，進一步推動醫院自動化和現代化管理目標的實現。
三、信息化在醫院經濟管理中的應用路徑
1.在就醫信息管理中的應用。醫院的信息管理工作貫穿病人就醫、臨床管理、物資管理、財務管理等各個環節，做好信息管理工作能夠有效提高醫院的管理效率和工作質量。正如前文所述，通過先進技術與科學理念的結合，能夠實現最理想的管理效果。通過引入信息平臺，讓患者通過網上交易平成掛號、買藥等工作，可以有效減少掛號、候診、取藥排長隊的現象發生；醫院的管理層也可以依托信息平臺逐步建立健全醫院的信息系統，包括臨床信息系統、管理信息系統、決策信息系統和輔助信息系統等，對醫院的各項日?；顒颖热缢巸r的劃定與執行、收費和支出的清單等，進行更為全面的、有力的監督，從而進一步推進醫療體系現代化改革。
2.在醫療物資管理中的應用。物資管理涵蓋范圍甚廣，包括藥品管理、庫房管理、醫療器械管理、醫療衛生耗材管理等。但應用最多、影響最大的就是對藥品和醫療器械的管理。藥品是醫院醫療活動中應用最多、必不可少的物資，對藥品的供給、運輸、銷售和管理歷來是所有醫院物資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時也是醫院成本支出中占比非常高的部分，因此，如何對藥品進行合理的管理是經濟管理環節應長期重視的問題。而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成熟，其在醫院的物資管理中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首先，近幾年來，政府不斷出臺各項政策加強對藥品價格的管控，以期解決百姓“看病貴、看病難”的客觀問題，為此，醫院必須及時了解政府對各類藥品的限價措施并作出相對應的調整，而通過信息技術搭建的信息平臺，能夠及時、有效的對發改委等上級主管部門作出的藥品限價規定作出響應，確保公平、合理定價；其次，可以通過信息平臺加強藥品庫存管理，對規模較大的醫院來說，倉庫里通常存有大量的藥品以滿足日常醫療活動的進行，在此前提下，采用傳統的人工管理無法避免藥品的入出庫和統計等各項工作出現偏差，影響工作效率，而信息化管理則可以利用計算機對藥品進行實時的動態管理，在藥品掃碼入庫的前提下，利用信息系統進行管理，其準確度可以精確到每一盒藥品。同時還可以實現藥品的時點時發，也可以周期性地統計每一種藥品在周期內的使用量，為醫院日后的藥品采購等工作提供數據支持。此外，醫療器械作為醫院醫療活動的必要工具，也是物資管理的主要對象，醫療器械的采購、報廢、折舊等是醫院經濟管理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通過信息化的管理方法，亦能夠提高對醫療器械的管理效率，減少資金的無謂浪費，有助于醫院實現效益的最大化。
3.在醫院財務管理中的應用。毫無疑問，財務管理是醫院經濟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財務管理并非簡單的收費管理，而是結合醫院運行過程中各項業務的需要，逐步理順財務管理工作流程。利用信息技術這一效率更高、準確性更好的系統平臺實現對醫院的賬務、臨床業務、病床的周轉和使用、收繳費以及醫院管理層的經濟決策等工作進行優化，能夠有效杜絕財務管理工作中漏賬、跑賬等現象的出現；同時有利于提高醫院內部各科室成本核算效率，幫助醫院管理層作出更加科學合理的經濟決策。此外，有條件的醫院還可以設置更加方便快捷的支付和消費環境，即網絡消費；或依據“B to C”經營理論搭建電子商務信息平臺，進一步完善門急診和住院收費等各項財務管理，實現全面信息化管控。
四、總結
綜上，雖然信息化系統平臺的建設與推廣具有高效優勢，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安全風險。其中最突出的問題即醫療信息遭致泄露、篡改、破壞等，這些都將給醫院及相關當事人造成威脅。而解決這一問題，醫院在推進信息化建設的同時，還應當同步采用加密技術和認證技術，對信息資料雙方的交易信息進行加密設置，以保證交易可以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正常進行，同時以數字簽名和數字證書等手段來核實交易雙方的身份，防止用戶的信息受到盜取盜用，以切實發揮信息建設作用，有效推進新醫改的實施，提高醫院的服務水平和服務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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