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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與市場范文1
完美計劃經濟下重復建設的不可能性
馬克思早年設想的計劃經濟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前提下誕生的。經濟在一國之內僅有一個計劃決策中心，并由這個計劃中心負責收集信息，最后制定出全國各地、各個產業之間相互協調、運轉順暢的龐大而細致的計劃體系，并通過逐級下達而得到貫徹執行。此外任何單位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也沒有計劃的決策權。如果這個模式是完美的，投資多少、投資于哪個行業或哪個地區，計劃中心完全可以根據總體經濟而事先作出精確的安排。因此，在完美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不會出現所謂的“重復建設”。
完美計劃經濟的不可能性與現實計劃經濟中的重復建設現象
完美計劃經濟需要建立在一系列極其苛刻的假設條件下才能成立，而事實上，這些條件時至今日尚未出現過，而且也無法估計在未來多長期限內才會形成?，F實的所謂計劃經濟都是放松了完美計劃經濟假設的“不完全計劃經濟”。在我國的計劃經濟時期，盡管計劃在經濟運行中一直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不同的利益主體在決策上也擁有相當的權力。投資決策的分散至少使重復建設具備了可能性，但為什么要重復建設還要取決于中央計劃決策當局的偏好。比如“”時期，在中央的號召下，各地建設了大量的“小高爐”、“土高爐”，并由此引發了投資過度膨脹。由此可見，在我國的計劃經濟體制時期，重復建設主要表現為一種在中央政府默許情況下的地方政府行為，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慮的一種決策選擇。
完美市場經濟體制下重復建設是必要前提
根據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主義的理論，完美的市場經濟就是完全自由的經濟，經濟的計劃和決策權被分散在無數個個體手里。每個市場的參與者只是價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非價格的制定者(price maker)。因此，完美的市場經濟要求有眾多的參與者根據自己的判斷進行各種決策，從而形成充分競爭，并在充分競爭中發現真正價格。投資是市場參與者重要的決策行為，所以，僅就投資而言，只有在市場上形成大量類似的投資（也可稱為重復建設），才能真正形成充分競爭的關系。否則就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壟斷，而壟斷就意味著效率的損失，這是完美市場經濟所不能容納的。
現實的市場經濟總是傾向于阻止重復投資
同完美計劃經濟一樣，完美的市場經濟也從未在人類社會中出現過。就現行的市場經濟體制看，市場競爭的參與者總是不滿足作為價格的接受者，通過壟斷而成為價格的制定者并由此獲取超額利潤是他們的理性選擇。因此，通過各種手段和方法阻止其他參與者的進入就成為其重要的策略。這種行為的結果表現在投資上就是阻止重復投資的發生。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之所以都有強硬的反壟斷法，恰恰說明壟斷行為在它們的市場經濟中是何等突出。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完美的計劃經濟與現實的市場經濟之間，就投資而言都有抑制重復投資（重復建設）的一致傾向。無怪乎經典作家已經看到資本主義是通過壟斷形式而最終進入社會主義。與此同時，我們還看到，現實的計劃經濟（或不完全的計劃經濟）與完美的市場經濟都會形成并要求重復投資，在這一點上兩者至少存在形式上的一致性。盡管在不完全計劃經濟體制下，重復投資主要是由各級地方政府造成的，而完美市場經濟的重復投資則是建立在眾多非政府市場參與者參與的前提之下。
計劃經濟與市場范文2
[關鍵詞]市場經濟；分配方式；貧富分化
一、兩種生產方式的討論
物質產品的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人類要生存就必須進行生產，而要進行生產就必須把各種生產要素結合起來。馬克思指出，“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鄙a要素的結合方式大體可以分為兩種：直接結合和間接結合。實行直接結合的生產方式體現于原始社會經濟、個體經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在現實經濟討論中主要專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生產方式。實行間接結合的生產方式主要是指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產方式。從原始社會開始，隨著經濟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人類在生產中逐漸形成了分工，分工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又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在現代社會化太生產中，分工已相當細化，分工的細化就要求社會生產必須在全社會范圍內共同來進行。生產要素的兩種不同結合方式就是人們在全社會范圍內組織社會生產而采取的兩種不同的方法。
按照我國傳統經濟思想的觀點，直接結合的生產方式消除了通過占有生產資料而無償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現象，使勞動成果全部歸于勞動者，從而極大地激發了生產者的積極性，可以促進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國家還可以在全社會范圍內統一安排生產，從而避免了經濟危機的發生。所以說，直接結合的生產方式要優于間接結合的生產方式。但是，實踐證明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
在現實世界中，相對于人類需求，各種生產要素總是稀缺的。人類從事社會生產就必須把相對稀缺的各種生產要素進行合理配置，以生產出能使人類需求得到最大滿足的產品，這就是生產要素的配置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各種生產要素的配置是通過價格機制來完成的。但是，市場經濟的價格機制并不完美，市場經濟本身的缺陷(如壟斷、信息不完全、外部性等)限制了價格機制對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使價格形成不完全，使價格產生滯后性和自發性，從而使市場對經濟的調節要以周期性的巨大的經濟波動為代價。正是出于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缺點的認識，提出了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來取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思想，以消除周期性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其它一系列矛盾。
在生產要素的配置問題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區別就好比是一個城市的交通問題。對市場經濟體制來說，市場上的各種生產要素就相當于一個城市中不停流動的人，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目的地各自選擇自己的最優路線。在這種情況下，個別街路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人流擁擠的現象，交通可能產生堵塞，嚴重時還可能會使整個城市的交通陷于癱瘓。計劃經濟體制的原理就好比計劃當局為每個在城市中流動的人都設計出各自的通行路線，這樣就可以使整個城市的交通系統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不會出現交通堵塞。但是，很明顯，計劃經濟體制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每個人的個人偏好是不同的，計劃當局設計出的路線對每個人來說并不一定是最合意的路線；其次，要為每個人設計出通行路線，計劃者需要收集和處理大量的信息；最后，為了使計劃得以實施，還需要對每個流動的人進行監督。所以，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下，即使花費巨大的成本，計劃當局的工作也是很難圓滿完成的。
由此可見，雖然市場經濟體制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在現有的條件下，發揮它在配置生產要素上的基礎性作用，同時用經濟計劃來克服其缺陷，把兩種生產方式的優勢有效結合起來應該是發展經濟的最佳方式。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衷就在于此。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產品分配
產品生產的方式決定了產品分配的方式，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產品分配是通過價格來實現的。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的就是要讓價格形成經濟主體的收入，使追求價格收入成為經濟主體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同時讓價格反映市場的供求狀況，從而使各種生產要素在生產中得到合理配置，促進國民經濟高效協調發展。各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通過生產要素的市場價格取得收入是合情合理的。
有人認為，各種生產要素在產品生產中做出了各自的貢獻，根據它們的貢獻大小進行產品分配應該是既簡單又順理成章的。但是，各種生產要素的貢獻大小具體如何計量呢?邊際主義認為，各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力決定了它們各自的價格，也決定了它們在生產中的貢獻，從而價格就形成了各種生產要素的收入。其實，在商品生產中，各種生產要素共同發揮作用，每種生產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具體到每種要素做出的貢獻大小是根本無法測量的。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要素的價格只是反映了生產要素的供求狀況，并不具有決定基礎。馬克思在分析資本的有機構成時指出，“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表現為勞動的量比它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量相對減少。”一定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生產過程中各種投入的物質比例關系，商品的社會需求最終會決定各種生產要素的需求量，進而影響到要素的價格和供給。
在商品生產中，各種生產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很難區分各個要素具體做出的貢獻大小，更不可能根據其貢獻大小來決定它們的價格。生產要素的價格只是反映了各種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如果某種生產要素供過于求，其價格就下降；供不應求，其價格就上升。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當某種生產要素供求平衡時，它的價格又由什么來決定呢?例如，某種生產要素在供求平衡時價格為3，為什么不會是5呢?這是由于各種生產要素在商品生產中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如果這種生產要素的價格定為5，社會對這種生產要素的需求量就會下降，它的價格就會降低；與此同時，其它要素的社會需求量會上升，價格會提高。由此，各種生產要素的供求狀況都會發生變化，相對價格會做出進一步調整，從理論上講，最后的價格將會恢復到原來的水平。在一定時點上，我們假設社會對每種商品的需求是一定的，并假設社會的物質生產技術是不變的，則社會對每種生產要素的需求也將是一定的，相對于一定生產力水平下不變的生產要素的供給，生產要素就會具有一個不變的價格向量。根據宏觀經濟學的國民經濟統計原理，貨幣需求量乘以貨幣流通速度應該正好等于社會商品的貨幣價值總額。如果貨幣供給量比貨幣需求量大，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就會上升，上例中的生產要素的價格可能就會變成5，而不是3。按照比較靜態理論的觀點，貨幣供給量的大小只會影響各種生產要素價格和商品價格的數值變化，而不會對市場經濟的運行產生影響，各種生產要素和商品的相對價格將不會改變。但是，按照動態經濟學的觀點，各種生產要素對價格的敏感度是不同的，根據價格的變化進行調整所需要的時間千差萬別，貨幣供給量的非正常變化必然會扭曲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從而引起經濟的波動。不過，從長期來看，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還是會趨向于達到一個穩定的向量，這個向量是作為趨勢而存在的，各種生產要素通過這一價格向量進行產品的分配。
三、市場經濟發展與貧富分化
在市場經濟中，產品的分配是通過生產要素的價格來實現的，由于每個人對生產要素的占有數量不同，所分得的產品數量必然就會不相等，從而會出現貧富分化，這是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
其實，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同樣會出現貧富分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分配的對象是個人消費品，分配的方式是按勞分配。按勞分配就是根據每個勞動者提供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分配個人消費品，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參加勞動就不能參與分配。對于每個勞動者，由于個人的自然稟賦不同，后天的努力也相差較遠，他們提供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必然不相同。“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個人分得消費品的數量必然不相等，從而在社會中會出現貧富差距。不過，也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多勞多得的原則，激勵每個勞動者努力從事生產活動。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沒有出現明顯的貧富分化，國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小，一般認為當時的GINI系數低于0.3。其中的原因只不過是因為當時并沒有實行真正的按勞分配。在我國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準確計量每個勞動者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存在著極大的困難，按勞分配中的“勞”無法得到體現，所以當時執行的分配方式是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每個人所分得的消費品基本上是相等的，社會中當然沒有明顯的貧富差距。從另一方面講，即使假設信息技術高度發達，每個勞動者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可以計量，按勞分配所形成的貧富差距也是有限的。在按勞分配的分配制度下，分配的依據是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取決于每個勞動者的自然天賦、個人努力度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可以統一認為是取決于個人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的特點決定其本身是很難迅速積累的，并且也很難進行代際之間的遺贈，所以按人力資本分配所形成的貧富差距不會太大。與此相反，在市場經濟中，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參與分配，特別是資本參與分配，所導致的貧富分化可能要大得多。首先，資本參與收入分配使資本可以進行自我積累；其次，資本可以通過資本集中使自己迅速壯大；再次，資本可以在代際之間進行遺贈。所以，每個經濟個體之間在資本的占有量上形成的差距可能很大，從而在產品分配上所形成的差距也必然很大，出現明顯的貧富分化，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差距還有可能越來越大。
美國經濟學家庫茲尼茨(Kuznets，1955)對市場經濟中的貧富分化現象進行了數理統計分析，認為貧富差距的趨勢隨著經濟的發展呈現倒U型。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的初期，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但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差距就會逐漸變小。庫茲尼茨認為，在經濟發展中存在著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因素。其中一個因素是農村地區分配的平等程度要遠高于城市地區。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會在整體上提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另一個因素是社會的積累和儲蓄主要集中在少數高收入者手中。這些儲蓄又成為高收入者獲得收入的手段，導致下一個時期收入更加不平等。如果沒有抑制因素，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會越來越大。但是，庫茲尼茨認為，社會中的確存在一些因素抑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擴大。首先，是法律和政府的干預。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會帶來社會的不穩定，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政府產生壓力。政府會通過收取累進所得稅和遺產稅，以及采取多種形式的轉移支付來緩解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其次，由于城市中農村移民后代對都市經濟更強的適應能力以及維護自身利益的低收入階層政治力量的壯大，城市地區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漸下降，抑制了整個社會不平等程度的擴大。再次，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因素。由于科學技術迅速發展，新興產業不斷出現并高速增長，新興產業資產的持有者所獲得收入的增長速度要遠遠高于舊產業資產的持有者。由于以上因素的作用，抑制了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進一步擴大，使社會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擴大后緩和呈現出倒U型。
本文認為，收入差距隨著經濟發展之所以會呈現倒U型，一方面可歸因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的調整，另一方面，我認為更主要的原因是由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各種生產要素相對重要程度(即稀缺程度)的不同所造成的。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商品生產的技術水平較低，勞動力相對于自然資源和資本比較豐富，勞動所取得的收人相對就較少；自然資源，特別是資本相對來說較為稀缺，分得的收入也就較多，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會逐漸擴大。隨著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逐漸變得相對稀缺，在產品分配中所占的份額也變得越來越大，成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擴大的抑制因素，如上文所分析，貧富差距自然會逐漸縮小。我國正處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社會中出現貧富分化現象應該說有一定的必然性。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各種生產要素開始共同參與收入分配，私營經濟迅速崛起，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貧富差距過大對我國社會的潛在危害是巨大的。調節社會分配、杜絕不平等分配、減小收入差距是我們面臨的、必須認真對待和解決的嚴峻課題。應通過收入的再分配手段調節收入水平，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社會保障體系等政策措施努力縮小貧富差距。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4．
計劃經濟與市場范文3
一、銀行商業化改革與農戶資金需求高度分散之間的矛盾
在堅持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進程中，銀行的商業化體制改革要求銀行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來判斷其經營行為，從金融部門看這當然無可厚非。但從中國農村發展的需求看則應該另外評價。因為，商業化的正規金融機構是不可能適應農戶由于高度分散并且兼業經營而提出的資金信用需求的，商業銀行和小農經濟這兩方面的對接有問題。我認為，農戶經營高度化分散是其根本特點，銀行的商業化改革也確實要求其追逐利潤，規避風險。所以，銀行和農戶任何一方都沒有對錯之分。
目前的問題是，農村資金的短缺使之成為極度稀缺要素，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主要問題不是農戶資金需求不足，也不是政府不想加大農業資金投入，而是市場化取向的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必然結果要求其退出農業。
農戶的資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額化、周期長、風險高、不易監督的特點，銀行如對其貸款，利潤比較低。而任何銀行所追求的利潤只能來源于相對有規模效益的貸款。因此，這就導致了資金的需求和供給兩方面不對稱。不對稱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對稱---銀行沒有辦法了解農戶的貸款需求，農戶也不可能拿出詳盡的貸款報告給銀行，不可能走目前的金融程序向銀行申請貸款。此外，農戶沒有資產抵押條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銀行也難以收回這種隱含農民社會保障的抵押品。實際上如果不使用特殊的或暴力的手段，就連高利貸者也難以收回農戶借款時的抵押品。
從近幾年對農戶的整體調查情況來看，農戶的存款增長幅度大于其貸款增長幅度，因此有大量資金從農村流出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表面形式就是農業銀行以及農村信用社吸納農村的資金有所增加，銀行給農戶的貸款卻是減少的。農民的信用需求能夠從銀行和信用社得到滿足的只占到24%，連1/4都不到，這就證明了我們剛才的假設：市場化導向的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必然結果是其退出農村信用領域，銀行的資金供給與農戶高度分散的、自給自足和半自給自足的、生活性需求與生產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額的、周期長的、風險高的、監督不易的資金需求之間信息不對稱、體制不對稱，其嚴重結果是導致農村資金要素匱乏。
作為龍頭要素和最具組織作用的要素---資金，它如果退出農業，就會導致任何力圖加大農業投入的政策措施都不能落實，增加農民收入的良好愿望只能落空。這就會引出一個問題：在整個國家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的同時，農業經濟無法實現市場經濟。這怎么來解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它調控的是什么？它是在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作用之下調控那些遞減的要素，使那些邊際收益可能遞增的要素替代那些邊際收益遞減的要素。
那么什么要素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呢？很明顯，是勞動力要素，而資金要素是過度稀缺的。因此就必然會產生這樣一種現象：在農村搞高利貸是最賺錢的。資金要素的邊際效益是上漲的，但由于銀行資金供給與農戶資金需求之間的矛盾，資金沒法通過國家金融部門進入農村，因此農村成為資金要素過度稀缺的一個領域。土地要素也不能增加，因為它是人均占有的，而且由于土地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所以土地要素的流轉比例低。因此，盡管勞動力要素的邊際效益降為零，甚至是負值，它也當然不能被替代。
因此，我們說，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自發調控資源，在農業生產領域很難發揮作用，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控農業結構更有可能會出問題。當我們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本思路上的時候，農業、農村經濟所遇到的困難與這種政策取向的善良愿望之間似乎就出現了不相一致。
二、中國的農村經濟問題不能靠外資來解決
九十年代后期城市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資不斷增加來維持的。
那么，農業經濟的發展能不能靠外資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為，外資是不會投向高度分散的、自給自足和半自給自足的、生活性需求與生產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規模的、周期長的、風險高的農業經濟的。因此可以說，既不能按照城市經濟發展的思路來解決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也不能靠外部市場來解決農業和農村經濟問題。
簡單地強調用市場化的路子來調整農業結構可能走不通，因為單純開展“農業”的結構調整已經走到頭了，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兩次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導致農業主產品的成本在“天花板”價格（國際價格）之上，此后小農經濟條件下唯一能夠維持農業簡單再生產的內在機制，是農民在家庭經營內部自己把勞動力的收益降為零，甚至是負值。在這種情況下，對農業的一切政策設計，包括政府對農民直接進行補貼，其效果都不可能明顯。
三、農村政策研究應該體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從以往的經驗看，一方面我們認識到，市場化的制度最早是在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中被借鑒的，那時候的城市仍然在維持計劃經濟；并且由于政府對農村采取休養生息的讓步政策，放開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因此，農村的市場經濟制度并不是被設計好、被推行下去的，實際上是農民作為利益主體的條件下，自發地與農村傳統制度結合，才發揮了市場的作用。
另一方面，后來農村發展面臨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則與城市改革從原來的國家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部門壟斷體制、以及在國家大規模對外開放進程中部門壟斷與國際資本結合有關。這顯然已經導致農村經濟外部環境發生根本改變。以往的教訓表明，再單純地強調農業的市場化改革解決不了農村經濟的復雜矛盾。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農業，必須從國家安定團結的大局出發，放開某些壟斷領域，讓農民合作經濟參與進來。
四、農村經濟發展對策的深入討論
第一，中國農村是典型的小農經濟，必須用適宜小農經濟的思路來解決農業問題。
首先要看到，我國的小農經濟中，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其投入產出比下降為負值其實是個必然的過程。要想有針對性地進行理論創新和體制創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東亞小農經濟社會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日韓臺模式---是更值得我們借鑒的。日韓臺模式的主要特點就是對農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開農業外部規模經營。因為純粹的農業生產沒有規模效益，政府對農民進行補貼又由于交易費用太高而不可能補到每個單一的農民頭上，因此，只能靠農業外部規模來補充農業內部收益下降的損失，政府只能是放開與農業相關的領域，讓農民合作經濟進入。與農業相關的這些領域包括：農村信用、保險、生產資料購銷、農產品的加工，以及農副產品的批發等。所有這些農業生產外部經營領域都能形成規模、產生利潤，而唯獨種植業產生不了利潤。外部合作經營所產生的收益必須通過合作社內部收益分配補貼到種植業上去，否則東亞小農經濟從事的農業就很難持續下去。
其次是政府對農業的投入要針對那些有組織的合作社，而不是直接投給農戶。這還是由于政府與單個農戶的交易成本過高。近年來提出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稅費改革等政策都是以為政府可以與9億農民進行直接交易，其實50年的經驗教訓證明這是做不到的。政府能做的是，對農村的投入和補貼不是用于部門或者部門下設的企業，而是直接用于農村基層合作經濟組織。比如，政府對合作社的農產品加工項目投入，政府投入可以計股（政府股權甚至可以占到50%以上，保證政府投入的資金不被私人占有），但不能拿回收益。政府股權收益只能通過合作社內部分配用于農業生產補貼和農村公益事業開支。
不過，即使我們采納了日韓臺的合作經濟模式，也僅僅意味著我們其實將小農經濟條件下必然不斷推高的農業生產成本消化在其他涉農行業領域返還的利潤之中，而這并沒有解決農業規模不足的根本問題（美國勞均土地面積為800多畝，中國僅為4畝多，相差200倍），中國的農業依然無法與國際上的規模農業去抗爭。版權所有
第二，現在必須盡快啟動城市化，否則就很難解決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問題，也難以帶動國民經濟整個一盤棋的發展。
這已經是被政策理論界自從八十年代中期以來談了15年的老話題。按說已經沒有再討論的必要，當務之急似乎只是如何操作的問題。但是，如果站在新世紀的門檻上“放眼全球”，如果考慮到21世紀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我所做過的關于加快農村城市化一切分析，就變得幾乎沒有意義。因為進一步的分析是，如果按照1998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定義的將來在21世紀的國際垂直分工體系中，中國所能夠扮演的，只能是以廉價原材料和勞動力生產最低價格的一般制成品的角色的話，其結果可能要求我們只能象當年搞工業化的資本積累那樣維持城鄉二元結構，才能保證勞動力的低成本，否則追求高增長的中國經濟就走不下去了。
計劃經濟與市場范文4
摘要：導致環境惡化的“三亂”之風的根源在于政府職能部門的“創收”活動。它使各部門自身的利益與職責處于對立的狀態。要解決這一，必須使現有的對的行政保護為制度保護。市場經濟的真正建立必然以政府職能部門“創收”活動的減少乃至消亡為前提。
關鍵詞：創收 經濟環境 政府部門 三亂
大約從1990年代開始，由于國有企業效益整體滑坡，國家財政收入大幅縮水，對行政事業單位的財政支出難以為繼。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財政大大減少了給行政事業單位撥款的數額，不足部分由各單位自行解決。從此，“創收”活動便在全國范圍內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從這些年的實效看，雖然它有效地減輕了財政負擔、增加了行政事業部門員工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穩定的作用。但由此而引起的負作用卻遠遠超過了其正效應。一、政府職能部門的“創收”活動導致經濟環境惡化可以說，個人的貪污、腐敗，政府職能部門的“創收”，是侵蝕社會肌體的兩顆毒瘤。打著執行公務的幌子利用職權為本部門謀取利益，叫“創收”；利用手中的職權為自已聚斂錢財就是貪污、腐敗。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與貪污、腐敗相比，“創收”活動對市場經濟環境危害更大。因為它的“尋租”行為披著合法的外衣，使政府職能部門的不正當行為有了一個正當的理由，明目張膽地進行“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許多人利用為部門“創收”的機會，大肆為自己斂取錢財。使個人的貪污、腐敗行為與單位的“創收”活動混淆在一起，難以辨別。對此，我們現在還沒有什么有效的措施加以制約?，F在有一個流行詼諧語叫“集體腐敗”，“創收”實際上就是集體腐敗。它的出現破壞了社會活動的秩序，瓦解了道德標準，腐蝕了人們的心靈，威脅著長遠的社會穩定，阻礙了市場經濟的完善和……。，各種形式的“創收”活動早已深入到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上至國家各部委，下到中國社會的最基層組織鄉政府、村委會，從工商、稅務到學校、，各種“創收”活動名目繁多，層出不窮。使我國的"市場經濟"活動的范圍比發達國家還要寬廣，幾乎覆蓋了整個社會，其中既有職能部門的“三亂”，也有部門的高價生、培訓班，還有新聞單位的“有償新聞”，以及醫院給患者開出的昂貴的藥品……其危害是有目共睹的。如果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則以政府職能部門的“創收”活動危害最大。因為它直接破壞了市場經濟環境，大大增加了經營活動中的交易成本，抑制了民間投資，從而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政府職能部門的“創收”形式大致有兩類：其一就是各部門利用本身所擁有的權利，巧立名目，收取費用。還有一種就是在自己的管轄范圍內創辦經營實體，然后利用本部門的職權提供各種方便。兩相比較，第一種情形產生的危害更大，屢禁不止的“三亂”就是其主要的表現形式。據新華社報道：湖北省赤壁市的亂收費現象十分嚴重，涉及企業的行政收費標準達2528項，很多企業都不堪重負。赤壁市境內的省屬國有企業蒲紡集團公司集團下屬的三陸公司由原紡織廠改制成立，企業營業執照年審中，土地部門要求辦理土地過戶，光過戶費就要幾十萬元。因企業無錢交納，至今營業執照仍被工商部門扣留。蒲紡公司原是三線軍工企業，職工集資建房，人防部門硬要收取幾十萬元的人防費。另外，環保部門也瞄上職工集資蓋房的機會，先要求使用他們的無動力生化處理裝置，后得知企業已有污水處理設施，又要求收取超標排污費，開口就是好幾萬元。據不完全統計，僅2001年，赤壁市有關部門向企業亂收費、亂罰款達26項，金額200多萬元。許多企業都因承受不起這些高昂的“額外成本”，經營萎縮，難以為繼。國有企業如此，個體私營經濟境況更為糟糕。因為這些小企業一則難以明了國家的相關政策，更不敢得罪的有關部門，遇到這種情況，只有忍氣吞聲。否則，一個“小鞋”就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據邢臺市物價局對向個體私營單位亂收費情況的調查表明，目前共有38個部門參與收費。據對兩個市場、5條商業街道的門店調查，收費部門達18個，共涉及收費51項。其中，符合政策規定的24項，不符合政策的25項。在合理收費的24項中擅自擴大收費范圍、提高收費標準的問題也普遍存在。一個門店月均稅費負擔在600元至2500元之間，各種收費占稅費總額的55％—65％。至于的狀況就更為嚴重。在安徽省當涂縣湖陽鄉，針對農民的各種亂收費可謂五花八門，從1995年以來，湖陽鄉就嚴重違反國家土地承包政策，強行將4個村農民手中僅有的人均2畝田收回其中1畝，用每畝三四百元的高價向農民發包，農民想種田，必須花錢買才行。稅改之后，湖陽鄉村干部們在繼續大肆收取“發包費”的前提下，還趁機繼續按每畝37至60元不等向農民收取農業稅，并美其名曰“按國家規定”。在強勁的“三亂”歪風中，外資企業也難以幸免?？h不少地方對外商投資企業的亂收費問題有進一步蔓延的趨勢，引起越來越多的外商投資企業的不滿，開始成為投資環境惡化的突出問題。2003年四月，國家經貿委、國務院糾風辦還聯合發出了《關于制止向外商投資企業亂收費的通知》。以上例舉的事例并不是個別現象，已經遍及社會的方方面面，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扼制，經濟環境的惡化就會嚴重阻礙經濟發展。二、政府職能部門“創收”活動的根源在于體制實際上，對于“三亂”的治理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但總是治理期間有所收斂，風頭一過，又是“外甥打燈籠”――照舊。根子就在于政府職能部門的“創收”需要。由于行政事業機構若僅靠財政度日一定會陷入"半饑半飽"狀態，這些機構普遍展開了有組織地或個人單獨的“創收”活動，這既是不得已之舉，也是利益驅使之必然。如果某個部門、單位不搞“創收”，僅憑財政下撥的那點死工資生活，職工就會怨聲載道，領導的日子恐怕很難過。像長工資，上面只給政策，不給錢，行政部門只有通過這種方式來獲得資金。有些單位的獎金、補貼、福利甚至一部分人的工資都得從這上頭來。“創收”的多少直接關系到該單位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是衡量一個領導的“水平”高低，群眾是否擁戴的重要標準。而且，對于部門領導來說，在給本部門員工“謀福利”的同時，他本人得到的要多得多。許多領導的超標準住房及座駕都是從這里來的。以前政府部門進人首先要有指標，這樣新來人員的工資才有著落，由于這一限制，機構膨脹有限。自從政府各部門自己搞創收后，新增人員的所有開銷都由各部門自己負擔。導致機關人員急遽增多，機構日益臃腫。而這又進一步加劇了“三亂”之風。許多部門內部每年都下達有罰沒指標和創收指標。這些指標到每個人的頭上，完不成任務就要受到經濟處罰。這樣，就形成一種悖論：如設立政法部門的目的是減少和杜絕違法亂紀的行為。但如果真得做到人人遵紀守法，這些部門的“創收”便沒有了著落，唯一的出路只有搞“三亂”，危害社會經濟秩序。也就是說各部門的自身利益與職責處于對立狀態。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也是政府職能部門“創收”活動的危害所在。這也說明政府職能部門本身是無法解決這一問題的。三、體制性變革是杜絕這類現象的根本行政部門的“創收”活動雖然使國家財政拋掉了一個大包袱，但這包袱并未消失，它化成了無數個小包袱散落在千千萬萬個實體身上。且由于各行政事業部門在內在利益的驅動下，千方百計搞“創收”，使一個個小包袱越變越大，壓得喘不過氣來。其實，將“創收”一詞加在政府職能部門身上并不準確。因為利用職權進行“創收”活動，本身并不創造財富。僅僅是財富的“轉移”。 政府職能部門在市場經濟活動中設置重重關卡來為本部門謀利，實際上是利用手中的權利將別人的財富轉移到自己手中。而且“創收”成果的大小與該單位所擁有權力的含金量是成正比的。那些沒有什么職權的“清水衙門”一般只有靠像出租臨街房屋賺取一點租金這樣的方式來“創收”。與此相比，擁有行政審批大權部門的“創收”活動就非常輕松愉快，公章一起一落，對方就陪著笑臉奉上大把的鈔票。例如，按照國家規定，頒發進口汽車許可證是不收取任何費用的，同時禁止買賣。而現在，許可證儼然形成一個數十億元的產業。因為許可證是稀缺的資源，擁有很高的含金量，它所具有的這種“價值”是政府運用權利賦予給它的。沒有了權力的“支撐”，它就是廢紙一張。我國的經濟體制是一種既不同于西歐的古典市場經濟，也與東亞地區新興化國家的市場體制相異的“雙軌制”，即發育中的市場機制與行政性干預并存。這種“雙軌制”在相當長時期內都可能存在，因為一方面它具有市場機制的一部分功能，產生了激勵機制，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計劃經濟消失后經濟活動的活躍；另一方面，它不但承認和保留原有的權力結構，而且為原有的權力結構注入了新的經濟利益――“創收”，從而鞏固了這個權力結構的基礎，并且使它對市場經濟產生一種天然的“敵對情緒”，成為勢不兩立的“仇人”。因為，市場經濟的真正建立必然以政府職能部門“創收”活動的減少乃至消亡為前提。眼下，“創收”活動真可以用泛濫成災一詞來形容，企業經營的外部環境之差，遠遠超出一般善良人士所能夠想象的程度，且還沒有什么真正切實有效的措施來加以制約。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對重點企業采取掛牌的方式予以保護，確屬無奈之舉，而且這種作法本身就是一種歧視行為。市場經濟的第一要義就是公平。保護了少數重點企業，那么大多數非重點企業怎么辦？難道任人宰割？更重要的是，這實際上是對由政府職能部門的創收活動而導致的“三亂”等違法活動的妥協。它無情地擊碎了廣大的經營者對政府抱有的唯一一點幻想，其消極遠遠大于其現實作用。要解決這一，僅靠有關部門的三令五申及不定期的檢查是做不到的。要真正杜絕這類現象，必須變行政保護為制度保護。政府部門經費的來源方式必須重新調整，如由中央或各地財政統一撥款。在保證各行政單位經費的情況下，嚴禁政府部門從事“創收”活動。當然，這也僅僅是治表之法，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只有徹底轉變政府職能，使各部門放棄阻礙市場經濟的各種權力，才能夠使“創收”這類活動真正得以消聲匿跡。
計劃經濟與市場范文5
摘 要：振興東北是從傳統到現代、從計劃到市場的經濟制度變遷過程。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使銀行業在東北這一特定區域市場化進程中有了采取區域性策略的可能。在分析東北的區域性經濟特點的基礎上，針對銀行業自身改制和振興東北的企業問題，本文提出了在東北經濟市場化進程中的區域性銀行業策略。
關鍵詞：區域經濟市場化；貨幣政策區域效應；金融服務
中圖分類號：F830.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7）03-0062-06
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是一個區域經濟市場化的過程；是一個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是一個區域經濟體更加廣泛地參與國內國際分工與合作的過程。其中最根本的是經濟市場化的過程。經濟市場化最明顯的特征是企業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企業市場化的必要條件是擁有一個市場化的銀行業提供現代金融服務，以便為企業生存和發展提供幫助。
然而銀行業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未必是均勻的。很多經濟學家在其理論研究中隱含了這樣一個假設：一個國家的經濟體是同質的。他們對區域差異性的忽略，導致了單一宏觀經濟政策在不同地區間產生差異這一重要經濟現象長期得不到深入研究，甚至對一些地區造成較大的不利影響，從而損害了整個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Carlino and Defina對美國48個州的數據分析顯示，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會產生區域效應，利率是產生該效應的主要原因。雖然國內很少有學者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區域效應做定量研究，但是我們很容易判斷美國經濟的同質性顯然要高于中國經濟的同質性。同質性指標可以分為四種：（1）生產要素流動程度。（2）產業結構平衡程度。（3）經濟開放程度。（4）物價水平或通貨膨脹率。中國根據經濟同質性的標準，可以劃分為：（1）長江三角洲滬寧杭經濟區。（2）珠江三角洲經濟區。（3）環渤海經濟區。（4）中部經濟區。（5）西部經濟區。其中（1）、（2）、（3）可以合稱為“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區”，同質性較高；東北地區是比較特殊的區域經濟體，其經濟特點帶有雙重性：一方面該地區在國民經濟體系結構上與國家的結構類似，資源豐富，農、林、漁業發達，產業門類齊全，符合區域與整體的“同象原理”；另一方面，在中國市場化進程中，作為曾經是“共和國裝備部”的老工業基地的產業升級與調整嚴重滯后，亟待振興。
越來越多的研究說明金融與經濟的發展存在著非常緊密的聯系。例如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指出，1960年代初金融體系較發達的國家其人均經濟增長率（1960―1995年）是金融體系不發達國家的2倍多。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使銀行業在東北這一特定區域市場化進程中有了采取區域性策略的可能。通過銀行業提供金融服務，加強東北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建設，培育和發展優勢產業，不僅能改善東北地區投資環境，而且可通過資金的流入帶動人才、技術、信息等相關資源的流入，并使東北地區經濟發展所需的各類資源得到充分、合理配置，從而為東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本文試圖在分析東北振興的主要影響因素的基礎上，探討區域經濟市場化過程中銀行業的作用。
一、對東北振興的總體判斷
中國的轉軌經濟實踐具有典型的理論意義，轉軌經濟理論將在學者總結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得到豐富和完善。[1]振興東北要完成兩個轉變：一個是社會結構的轉變，也就是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半封閉的傳統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社會轉變；另一個是經濟體制的轉軌，就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社會結構轉型和經濟體制轉軌同時并進，相互推動。東北地區“轉軌”的特殊之處在于：東北老工業基地是原有計劃體制統治時間最長、貫徹最為徹底的地區，這種狀況構成了老工業基地體制轉軌的重要障礙。從而使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改造、振興和“轉型”充滿著更為嚴峻的考驗。
改革開放20多年來，國家對老工業基地先后采取了財政、信貸、投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其調整改造，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實行了債轉股、核銷呆壞賬、國債拉動內需等政策，且每年都對一些大中型骨干企業撥付技改專項資金（后為技改貼息支持）。從1998―2001年四年間，東北地區制造業的基本建設投資為468.27億元，占全國的8.75%；而國家投入的技改資金則為1 090.9億元，占全國的份額達到13.05%。但這些政策和投入并沒有使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問題得到根本解決。除了舊體制的慣性作用外，對老工業基地衰落的“結構效應”缺乏整體認識，單純地把它等同為老企業的技術改造，這一認識上的偏差也是形成這種現象的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2]
根據一國區域經濟發展的規律和老牌工業國家的經驗，較早發展起來的地區走向相對衰退一般分為區位性衰退、資源型衰退、結構性衰退和消聚性衰退等幾種類型，但主要可歸結為“結構效應”一種。即與新興繁榮地區相比，一些地區的相對衰退是因為它們擁有較為不利的經濟結構。德國的魯爾區在20世紀60年代曾經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其根源就在于以煤炭、鋼鐵為主的單一性經濟結構。1958―1966年魯爾區工業生產指數（以基年為100）為160。其中煤炭工業為90、鋼鐵加工業為105、化學工業為235、石油工業為350。煤炭、鋼鐵等增長緩慢的傳統工業部門占62.5%，而發展迅速的新興工業部門只占21%。結果1957―1968年原西德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47.8%，而魯爾區只增長了80%。通過適時的結構調整，特別是發展以知識技術密集型工業為重點的新部門，并改造傳統部門，魯爾老工業區重新保持了較強的生命力。英格蘭北部、法國洛林地區、美國東北部等老工業區都出現過類似情形。將我國東北老工業基地與歐美老牌工業國家類似地區進行比較、分析，發現兩者的衰落區既有其獨特性，也有其共性。盡管經過“六五”時期以來的技術改造，特別是“九五”以來的大規模改造，東北大中型骨干企業技術設備水平明顯提高，但工業技術裝備老化問題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目前吉林省工業企業工藝裝備屬于20世紀90年代初水平的只有15%左右，60%以上的還處于70―80年代水平，另外還有15%的工藝裝備仍停留在50―60年代。
東北是建國初期國內裝備制造業尚存的幾個重要地區之一，也是從資源到制造業基礎的整個體系相對比較完整的地區。早期的東北裝備制造業具有明顯的“外生型”特征，以典型企業在區域內壟斷經營為產業組織形式，因此不具有“產業區域性聚集”的可能性，也不具有形成網絡型組織和以縱向協作為特征的集群所必備的穩定的社會關系網絡。東北現在的國有制造企業以集團組織形式為主，對集團內的企業多以全資、控股為聯結紐帶，資本的利用效率較低。例如，在2000年對沈陽市18家集團145個樣本公司的調查中，采取全資子公司和控股公司形式的占整個樣本公司的71.7%。國家政策性銀行在東北三省都設立了相應的分支機構，它們在彌補市場失靈以及對東北老工業基地改造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但是作為全國性質的政策性銀行，一方面其業務范圍受到很大限制，比如，國家開發銀行主要投資于國家重點建設項目，農業發展銀行主要承擔國家糧、棉、油收購資金運作等政策性金融業務；另一方面，國家政策性銀行在支援地方經濟建設中，已顯示出商業化傾向，大量政策性資金有轉化為商業性資金的可能。因此，面對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巨額的資金需求，不能僅僅依靠國家政策性銀行，有必要成立專門服務于東北地區經濟的區域性政策性銀行。
二、銀行業本身的市場化問題
根據已有的研究來看，銀行業提供的現代金融服務對經濟的影響至少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資源配置。二是經營監督。三是分化風險。市場化的銀行體系應該可以起到分化與減少經濟運行風險的作用。近年來發達國家中廣泛應用的金融衍生產品提供了企業與投資者進行風險管理的有效工具。極端的典型是中國國有銀行依照政策指令向缺乏自生能力的國有企業提供貸款，實際上是等于完全承擔了企業的經營風險。
中國在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銀行體系更多的是扮演著一個財政出納的角色，股市與其它證券市場基本不存在?，F在盡管股市與其它證券市場存在了，可是銀行仍然是中國金融體系中的絕對力量。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金融進行了一系列影響深刻的巨大的變革。首先是人民銀行的央行職能得到強化，央行不再行使商業銀行的職能；四大國有專業銀行脫離人民銀行，銀行體系逐漸向商業化與市場化轉變；一大批城鄉信用合作銀行走向了市場化的道路，特別是一批股份制新興商業銀行的崛起，極大地滿足了國民經濟對資金的需求。但是銀行業的市場化進程仍然是任重道遠。如果東北的銀行業能夠憑借國家從戰略上調整經濟結構、振興老工業基地的機遇，進行體制創新，加快市場化進程，完善金融服務功能，那么可能會創造一個歷史性的跨越發展。銀行業必須在政策性金融支持和商業性金融支持兩個方面進行策略選擇。商業性銀行是以市場經濟體制為基礎，根據市場原則自由選擇，保證一定流動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來配置資源。政策性銀行可以補充商業性銀行的不足，一方面充當經濟管理的工具和經濟調節的手段，實現政府社會經濟目標；另一方面健全金融整體功能。政策性金融被賦予區域調控職能，根據生產力的梯度分布，把地區信貸政策和產業傾斜政策結合起來，配合政府進行梯度整合，從而有效調動經濟資源，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政策性融資活動對這些領域的正常發展，特別是對產業結構調整、地區均衡發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銀行改革要與本國經濟、社會、文化傳統配合，自由化、市場化、股份化、商業化程度逐步提高，使金融創新機制達到普遍的報酬遞增運行狀態，使金融制度變遷朝著績效方向發展。逐步增強銀行的自身組織能力，爭取融入國際金融市場，提高金融中介治理水平，逐步建立市場化的存款保險機制。
三、區域經濟市場化中的企業問題
提高區域經濟競爭力的核心是提高企業競爭力。振興東北的區域經濟必須解決計劃經濟體制中積累下來的企業問題。企業問題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思想問題，企業從業人員觀念陳舊，缺乏創新和競爭意識。二是舊體制束縛嚴重，經濟發展既受害于舊體制，又受惠于舊體制。許多企業并不是經濟學意義上的企業，而是政府的附屬職能部門，無法面對市場競爭。三是工業技術落后、裝備陳舊、產品老化、社會包袱沉重。
隨著改革開放的廣度與深度的發展，在目前的國內競爭性產品市場上，許多產品被國際著名品牌壟斷，如家化產品、碳酸飲料等。在國際市場上，外資企業產品或合資企業貼牌產品已經成為中國出口產品的絕對力量。根據我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2005年7 620億美元的出口額中，僅外資企業產品的比重就達到了58.4%。根據曹和平的研究，跨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的初次成長階段是“用技術和品牌拓展市場”，在“二次成長階段”是“用市場綜合網來支持品牌認知以獲取實現高端價值的能力”。由于絕大多數跨國企業具有資金、技術、管理和市場營銷四位一體的優勢，它們在初次成長階段通常不是從東道國融資和尋找項目開始，而是以技術和品牌優勢直接開拓市場，快速發展的關鍵在于企業生產總成品的比例不高。英特爾芯片在中國的生產說明，一個能夠規模生產并且構成總成品價值重要部分的核心零件，就能使其達到預算限制所允許的利潤最大化。
振興裝備制造業、發展產業集群被認為是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有效途徑。產業地區聚集的外部性，如技術外溢等可促進裝備制造業的振興和地區經濟的發展，提升東北地區的整體競爭力。一般認為，產業區域聚集的因素有兩個：一是區域間自然稟賦的差異性。二是產業區域聚集的外部效應。根據Ellison和 Glaeser的研究，一半以上的產業區域聚集可以用自然稟賦的優勢來說明。例如東北地區的石油加工、金屬冶煉、火力發電、木材加工、船舶制造等。外部效應包括技術外溢、專業勞動力聚集、接近供求市場等。但目前東北三省鮮有競爭力的企業集群，“大企業不大，小企業不多，成片的更少”成為東北裝備制造產業的寫照。東三省政府相繼地出臺政策，傾力打造產業集群[3]。隨著遼寧省裝備制造企業數量和規模的擴張，企業間的交易頻度和范圍逐漸擴大，在原有協作網絡的基礎上出現了一些自發性的企業群落。這些企業群落已初具集聚規模，也讓人們看到了裝備制造企業集群發展的希望。
四、銀行業在區域經濟市場化中的策略
1.政策性銀行和商業性銀行要分工明確、優勢互補
（1）提高政策性銀行融資能力，向開發性金融的轉型。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戰略中，政策性銀行的貸款投向仍以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宏觀調控目標的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為主。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力度與水平，取決于政策性金融機構可獲得的信貸資金規模和信貸結構。提高政策性銀行的融資能力，首先要參照國家有關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規定和國際慣例，定期補充政策性銀行資本金，并提供低息長期財政借款，對高風險項目提供財政補貼。其次，由國家提供財政擔保，統一發行政策性銀行債券。推行上網競標發行，允許金融債券上市掛牌交易，吸引金融機構積極認購政策性金融債券。還可以將郵政儲蓄、社會保障基金和養老基金劃入融資范圍，不僅可以在利率上適應政策性金融機構“低進低出”的特點，在結構和數量上也可以滿足長期性和穩定性的需要。
目前，政策性銀行實現職能調整和機構轉型的條件漸趨成熟。因此，應該加快政策性銀行的改革，實現政策性銀行的市場化運作，使其受到市場制度約束。政策性銀行向開發性銀行轉型就是一個有效的途徑。轉型的主要內容包括：一要充實資本金。要達到國外發展中國家開發性銀行的資本金水平。截至2005年，巴西開發銀行資本充足率為16.7%，韓國產業銀行為18.4%，都在15%以上。二要實行分賬管理，即對不同性質的項目分別、分類管理。政策性銀行業務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政府交辦的業務，另外一類是市場化的業務，或者是銀行自營的業務。政策性銀行根據這兩類業務在機構內部設立兩大賬戶，一個是國家賬戶，一個是銀行賬戶，來分別核算和考核。國家只對國家業務或者是國家賬戶內的虧損進行補償，對銀行自營業務的經營狀況不負責任。三要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建立現代銀行制度。
（2）建立商業性銀行與政策性銀行的業務協調機制。振興東北的金融服務實質上是經濟發展所需資金的支持，適當的融資渠道是東北經濟體發展的必要前提。目前中國政策性銀行資金來源主要是向商業性金融機構硬性出售金融債券，但是單一的籌資機制對商業金融運行不利，因為商業性銀行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對社會公眾的負債，如果從中抽調的資金比率過高，可能會使商業銀行因此發生運轉困難。所以，要明確劃分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的業務領域，商業性銀行應該重點支持提供私人產品和服務的競爭性領域，利用市場原則將金融資源配置在不同的行業和企業；凡是商業性銀行不愿承擔但又必須保障的業務，都應由政策性銀行來承擔。
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復雜原因，東北商業性金融體系中呈現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占主導地位的結構，其他如招商銀行、民生銀行等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在東北地區設立的分支機構的數量與其在全國的業務發展勢頭很不相稱。東北本地的15家城市商業銀行和336家城市信用社規模都很小，而且存在問題眾多。外資金融機構在東北地區的數量與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地區相比存在巨大差距，外資銀行在東北設分行的僅有8家，占全國的5%。而且東北地區的外資金融機構又幾乎全部集中于遼寧省的大連市，東北其他城市則基本上一片空白。[4]這種狀況一方面造成了市場競爭的不充分，不利于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優化；另一方面使經濟體中的金融需求高度依賴國有商業銀行，由此帶來金融風險大量集中于國有商業銀行。
積極引進區域外金融機構是東北經濟金融開放性原則的內在要求，也是推動東北商業性金融發展的重要方面。首先，要積極創造條件，引進國內10多家全國性或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如浦東發展、招商、民生、光大、中信、深發展、興業、華夏等），到東北地區設立分支機構，開展金融業務，打破國有商業銀行一統銀行業的壟斷局面，推動東北地區銀行業的市場化進程，增強東北地區自身的“造血”功能。其次，要積極借鑒匯豐銀行（HSBC）參股上海商業銀行、國際金融公司（IFC）參股南京商業銀行、金橋投資參股深圳發展銀行的成功做法，鼓勵外資金融機構合資、參股東北地區的城市商業銀行和新組建的區域性商業銀行，與外資金融機構在風險控制、產品創新和人才培訓等方面展開多層次的合作。
2.加速自身行業的市場化導向改制，完善現代銀行業體系
從金融發展戰略的角度來看，通過深化銀行體制市場化改革，變革原有的金融架構,以逐步形成一個高效的現代金融體系至關重要。金融體系影響深遠，假如個別行業的改革不徹底，受影響的只是這個行業；但假如金融體系的改革不徹底，受影響的就是所有的行業。中國金融業的現實要求必須從銀行體制市場化改革開始。如果沒有健全、合理、高效的銀行體制，想要東北的老企業轉變為市場經濟的主體是不可想象的。通常來講，金融體系包括金融調控體系、金融企業體系（組織體系）、金融監管體系、金融市場體系、金融環境體系五個方面[5]。其中金融企業體系，既包括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信托投資公司等現代金融企業，也包括國有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中小金融機構、各種所有制金融企業、農村信用社等。中國的金融體系改革不僅要改變機構設置，而且要在功能上有實質性的改變：應當更多地從金融功能的觀點出發，尊重市場選擇的結果。
金融體系是經濟體中儲蓄向投資轉化的媒介，因而金融體系的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經濟運行的機制。我國金融結構有兩個特征：銀行主導和政府主導。銀行主導是指居民的儲蓄主要是通過銀行轉化為企業的投資。從金融發展史上看，銀行主導和市場主導并無絕對的優劣區別，主要看經濟發展水平。在羅斯托所命名的起飛準備階段，儲蓄資源極度短缺，解決儲蓄缺口是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此時，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能夠充分發揮其動員儲蓄、促進經濟增長的功能。特別是在適當的政府干預下，這樣的體系更是能將少量資源集中于某些關鍵項目中，從而優于那種強調競爭和風險分散的市場主導體系。所以，實行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戰略適合東北老企業的目前發展階段，有利于東北的振興。但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至于儲蓄缺口不再是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時，金融體系的首要任務就發生了轉移，即如何在確保風險分散和金融體系安全的前提下，使儲蓄資源能夠被充分、有效地運用到那些前景不甚明確的投資項目中。在這種情況下，風險高度集中、識別新投資項目能力有限的銀行主導體系就應該讓位于市場主導。
我國金融體系的另一個特征就是政府主導。在關乎經濟發展的銀行業中，國有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被各級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在數量上和規模上也占據著主導地位，真正能夠獨立自主、自負盈虧的股份制銀行處于劣勢。 在政府主導和銀行主導的雙重格局下，所有經濟當事人的激勵就因潛在的風險轉移機制發生了變異。在儲蓄者、金融機構和企業家等三類主要經濟當事人都只關注收益的情況下，風險必然轉嫁給政府。東南亞金融危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為此做出了證明。 由于地方政府沒有承擔與之收益相匹配的金融風險，從而助長了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所以，針對當前我國金融體系和銀行業現狀，需要制定一個銀行業市場化的改革方案，在這個方案中，政府的角色應該是在微觀上促進各種金融中介的競爭，在宏觀保持金融穩定。
所以，建立穩健的金融體系,改進金融效率,提高防御風險的能力,是所有經濟體面臨的共同問題。振興東北應將金融體系的改革視為改革的重中之重，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和銀行、保險、證券等監管體系建設方面的進展。我國開始對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實行股份制改革，其他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改革也必需走這一路徑。
3.銀行業要促進區域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市場化，提高企業競爭力
政策性銀行在服務東北產業結構調整方面，首先要大力支持農業發展，鞏固東北作為全國商品糧基地的戰略地位；其次要以市場為導向，加大對裝備制造業等重點行業、重點企業更新改造的投入，推動鋼鐵、汽車、石化等行業的戰略重組；還要積極推進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政策性支持，加快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振興老工業基地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其中解決債權債務等歷史包袱問題極為關鍵，這需要金融業在處理不良貸款、債務重組、資產置換等方面給予支持。根據遼寧省政府和國家開發銀行的協議，遼寧省政府和國家開發銀行將開展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開發性金融合作。雙方將在制造業升級、替代進口工業、就業和中小企業發展、開發式扶貧、可持續發展的規劃、企業外引內聯和重大科研項目產業化等十二大領域開展合作。國家開發銀行計劃在遼寧省投放貸款100億元，主要用于支持遼寧省交通、電力、能源、水利、采煤沉陷區治理、“三農”、中小企業試點等重點領域。國家開發銀行成立以來，已累計向遼寧省投放中長期貸款近700億元。如果開發銀行不以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為中心，將重蹈國有商業銀行成為企業負擔轉移的覆轍。
4.在東北市場化進程中，銀行業要控制金融開放的速度
在理論上金融開放有很多益處，但是經濟學家的研究（例如，Prasad、Rogoff、Wei和Kose,IMF,2003；Kose、Prasad、Rogoff和Wei, 2005 ）表明，沒有明顯的證據能夠證明金融開放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系。原因通常有兩個：一個是閾值效應（Threshold Effect）的存在，另一個是組合效應（Composition Effect）的存在[6]。閾值效應即門檻效應，是說在滿足特定條件的情況下，金融開放在理論上的益處才能在實踐中顯現出來。例如，如果具備政府良治的條件，金融開放才可能會增加投資。組合效應也就是結構效應，不同形式的資本流動方式構成國際資本流動的結構，如國際直接投資（FDI）、國際銀行貸款、證券投資等。由于風險分擔的不同，不同資本流動方式的效率也存在很大差異。例如，國際直接投資（FDI）比國際銀行貸款更有利于增長，波動性也比較低。所以銀行業要在加速自身市場化改革的同時，控制金融開放的速度。
如果金融系統發育程度很低，但開放程度卻很高，國際資本在區域金融市場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銀行信貸體系較強的自主性和盲目的逐利性使之不能有效服務于實體經濟；使得資金很少投向實體經濟，嚴重弱化了對實體經濟的金融支持。這種制度安排，不能為區域經濟市場化提供穩定的金融制度環境，客觀上破壞了金融秩序的穩定運行，很容易導致區域經濟的衰退和金融市場的波動。
參考文獻：
［1］ 呂煒.中國經濟轉軌實踐的理論命題［J］.中國社會科學，2003，（4）.
［2］ 陳耀.生態工業――新型工業化的重要方向［N］.經濟參考報，2003-02-26.
［3］ 盧昌崇.產業集群：地區競爭力的源泉［N］.大連日報，2005-01-24.
［4］ 艾洪德，等.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金融支持戰略［J］.發展研究參考，2006，（20）.
計劃經濟與市場范文6
[關鍵詞]體育；產業市場；經濟環境
[中圖分類號]F2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08)52-0014-02
1 體育產業市場
1.1 體育產業的形成
體育產業的形成與發展，具體到從產生包括居民或學校、社區等組織對體育產業及其產品的需求，和以此供應為生的人群等形成的簡單的供需關系，發展為需求者的逐漸壯大成群體性和所需產品的類別的豐富，從而形成規?；?，也就是體育產業的規?；?、集約化，形成市場，以體育活動為主或密切圍繞體育而開展經濟活動并不斷地形成相應的企業、公司、俱樂部等經營實體，這些生產體育產品或提供體育服務以滿足社會需求的各類行業就是體育產業。體育產業是指為社會提供體育產品的同一類經濟活動的集合以及同類經濟部門的總和。由這些體育產業所形成的以體育商品、勞務供給和需求及其相互作用實現的商品流通總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體育產業市場。
1.2 體育產業發展的現狀
體育產業的發展與其自身的規模、結構和體制是否完善，體育企業市場化程度的高低有關。如果缺乏競爭力的體育企業或企業集團，體育行業由體育用品產業化到體育產業規?；霓D變將在市場的激烈競爭中被壓制或者是被淘汰掉；體育產業區域發展是否平衡，產業結構是否合理，直接帶動了周邊體育產業的發展，作為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分支，加快體育社會化、產業化的進程,大力推進體育管理體制改革；整合體育資源,實現體育企業的資產重組；加強體育產業與資本市場的互動,拓寬體育產業的融資渠道，把體育產業培養成經濟增長中的新亮點；體育本體產業在整個體育產業中所占應是主體地位，高于其他尤其是體育用品產業，這涉及市場體系是否健全；體育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很大程度上左右著行業的運行與發展。
2 體育產業市場規?；l展的必要性
2.1 提高體育消費質量的需要
隨著人們收入的不斷增長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體育健身、休閑、娛樂等方面的需求也在大幅提高，所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體育消費的需要，同時也為體育產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體育產業包括所有與體育相關的經濟活動，與其他產業類似，體育產業也有其產品，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體育商品，例如服裝、器材、食品等，體育商品具有鮮明的文化商品的特點，它不僅是滿足人們基本生存需要，也是提高生活質量，滿足更高層次生活的需求，這使得體育產品和服務有著巨大的潛在市場。體育產業從最開始的分散沒有形成一定規模和規范的市場，到逐步以市場為核心，消費為主體的產業化發展，是隨著市場的壯大而壯大的，市場存在著供需關系，競爭關系等經濟領域的關系法則，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勢必對所需商品質量的好壞產生影響。因此，體育產業在這種需求和競爭的環境中，必須整合資源，調整自身管理和運營機制，降低成本，更大地、更高質量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體育消費需求，這就使得體育產業市場規?；l展成為必然。
2.2 體育產業市場自身發展的需要
從經濟學角度看，產業是同一屬性的企業集合，其目的就是在某種市場中，有效地利用各種資源，實現價值的最大化。市場則是指一切商品交換活動的總和，或者說，是商品供給和商品需求及其相互作用所實現的商品流通的總和。市場是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的產物，社會分工越細，商品經濟越發達，市場規模與范圍就越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體育產業市場是實現體育商品和體育勞務價值、實現體育產業積累從而最終實現體育再生產的關鍵。由于體育產業市場的不斷變化，它又不斷從外部造成一定壓力，促使體育商品、體育勞務生產者和提供者不斷改進生產、經營和管理，推動體育商品生產和勞務不斷創新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體育產業自身為了生存、發展需要進行整合、擴充，在合理調配資源的前提下，完善體制機制，形成規?；⒓s化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
2.3 體育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
體育產業化已發展到一定的規模,顯示出其經濟方面的優勢，而體育產業又帶動許多相關產業，促進了整個產業結構的調整，并在引導社會消費、調整產業結構、推動國民經濟發展方面顯示出巨大的潛力，體育消費正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同時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加入體育產業。將體育資源與相關行業整合，以產品為依托，以市場為導向，建設體育產業市場,繁榮體育經濟。因此,要努力開發體育市場,提高服務質量和水平,增強體育市場發展的動力和后勁，促進高效率的體育產業與地區經濟綜合體的良性互動,使體育產業市場朝著多元化、市場化方向發展。體育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必須充分發揮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規模化的整合,從整體上提升體育產業的競爭力，推進體育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3 經濟環境與體育產業市場規?；l展
經濟環境是指影響和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外部條件，包括資源對經濟發展的約束程度,還指可治理的環境,如經濟體制、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狀態及社會通貨水平和經濟發展的秩序等。經濟環境的優劣主要取決于總供給與總需求能否保持大體的平衡,通貨膨脹是否得到治理,經濟秩序是否建立并完善,以及能否建立和健全有效配置資源,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這些是指經濟環境的特點。經濟環境作為一種抽象的名詞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它與體育產業市場規模化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3.1 經濟環境的特點決定了體育產業市場發展的規模
經濟環境對體育運動改革與發展提出了一個現實問題，體育運動的改革與發展,必須根據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來確立體育發展的規模與速度。也就是體育產業的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這些發展是受經濟環境所制約和影響的。經濟環境受地區發展狀況的影響，不同地區經濟環境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體育產業市場發展狀況就不同。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速度慢，經濟發展水平低。因此，西部地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低，可支配收入比例小，其用于體育消費的支出較少，決定了西部地區體育產業市場發展的規模相對較小。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迅速，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高，用于體育消費的支出相對較多，對體育產品質量要求高，因此推動了體育產業市場的發展規模。
3.2 體育產業市場規?；l展對經濟環境的需求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多種所有制和多種經營方式的出現，人們的收入差距逐漸拉開，體育消費的層次性逐漸顯現，根據人們對體育消費的不同要求，體育產業市場規?；l展勢在必行。體育市場的需求是拉動體育消費的動力，體育市場規模化發展是溝通體育服務生產和
體育消費之間的橋梁。體育市場規模化，可以通過國家投入、體育部門自籌和社會集資等多渠道的形式建設一批能舉辦比賽，又能向社會開放供群眾活動的不同功能、不同類型的體育場館，并加以市場化運作。又可以通過外商獨資，中外合資或個人投資興辦的以體育服務為內容的盈利性體育企業，從而發展和擴大體育市場規模。
3.3 體育產業市場規?；l展對經濟環境的適應性
體育產業市場規模化發展應與經濟環境相適應。體育運動項目的開發須符合地域文化特征；體育產業市場規?；l展應與區域經濟相協調；經濟發達地區體育的發展應以信息、高技術為主發展體育產品，建立社區俱樂部；經濟欠發達地區應以競技體育帶動群眾體育的發展；經濟不發達地區競技體育方面應以民族傳統體育為主，推動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大眾化，體育用品業的生產則應以生產少數民族體育用品業為主，在社區體育方面，應采取百花齊放的方針。根據消費者對體育產品需求的不同，體育產業市場在發展過程中應因地因時制宜，確定其發展規模和方向。
4 體育產業市場規?；l展應注意的問題
體育投資和體育消費主要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居民人均水平等經濟因素的制約。體育產業市場規模化發展的同時須與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為體育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通過調整行業布局，優化資源配置，使體育產業的增長轉移到依靠本體產業軌道上來，才能提高體育產業市場規?；l展的程度，不會產生市場的無序、盲目發展以致資源浪費，加大成本，導致體育產業市場規?；陌l展走彎路。體育產業持續健康發展，促進體育消費的增長，從而優化人們的生活消費結構。從發展的角度看，對體育產業市場規?；l展的經濟環境分析和研究，為體育產業經營者和相關管理決策者提供有意義的借鑒和參考，減少和規避體育產業經營與投資的風險，使體育產業保持健康、快速、持續的發展。從而為體育產業市場規模化發展找到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
參考文獻：
[1]駱秉全.簡編體育市場營銷學[M].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