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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金融理論范文1
本文依據媒體實踐的外部情境變化和媒體規制的學術研究進展，梳理了數字媒體學論文規制理論的基本發展脈絡：（1）以科斯定理為代表的早期媒體規制理論，將媒體作為一種資源，重點關注資源的分配而非內容的傳播，本質上屬于經濟學研究范式；（2）在數字化環境下，媒體的內容屬性日益受到關注，內容范式逐漸替代資源范式成為了數字媒體規制理論的主流視角；（3）內容范式進一步發展，在網絡環境或賽博空間（Cyberspace）的情境下形成了面向數字媒體規制方式的相互沖突的理論框架；（4）數字媒體規制的基本前提——規制動機被置于爭議與討論之中，數字媒體規制的理論根基受到挑戰。
1早期經濟理論視角下的“離散式”媒體規制：市場機制與科斯定理在傳統的紙質與廣播電視媒介時代，媒體的信息傳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物質媒介本身的傳遞以及隨之形成的影響力，媒介的運作模式與相應的媒介規制都體現出了結點式、離散式的特點；不同的媒體基于其物理特征，各自為不同用戶群提供信息服務，而未聯接成類似于互聯網媒體的、連續的“媒介場域”或形成滲透入個人生活的媒介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運用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中“看不見的手”提升媒體運作和媒體規制的效率，成為了當時西方國家的經濟學界與傳播學界所共同關注的問題。
科斯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他于1959年發表的“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FCC）”為經濟學領域傳統的產權理論研究帶來了根本性的變化，也沖擊了美國FCC規制傳播媒體的傳統模式，即基于委員會聽證并頒布營業許可證，以分配廣播頻譜的頻譜分配方法[4]?？扑拐J為，廣播頻譜的分配應該交予市場中供求關系的運作來完成。依據市場規律拍賣頻譜資源，可以提高運營方優化服務的積極性，從而在現有資源的調配下使大眾獲得更高質量的信息傳播服務[5]。在這一自由市場相互匹配的過程中，政府過多的干預和控制反而會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一方面是公眾的文化消費與信息需求沒有得到充分地滿足；另一方面則是頻譜資源在低效率人為調配下的浪費。
不可否認的是，社會成本與負面外部性問題是完全自由市場經濟的弊端，市場失靈的現象也在經濟活動的部分特殊領域中時常出現，尤其是公共服務領域?？扑固岢?，在政府明確各方權利與義務的前提下，經濟中的非效率可以通過當事人的談判與斡旋得到糾正，從而使社會效益趨于最大化。這也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6]?；诖死碚摽梢哉J為：在媒體規制的過程中，政府、媒體運營商以及受眾等各方因素可以在既有的權利義務關系中進行談判和博弈，進而協調好信息傳播背后的頻譜等資源調配規則，達到政府規制、用戶使用以及機構服務三者之間的納什均衡狀態。
作為傳統紙質與廣播媒介盛行時代所提出的規制理論，科斯定理及其產權理論為廣播媒介中的頻譜資源分配提供了具有獨特創見的寶貴方案。然而，作為經濟學視角下的媒體規制理論，科斯定理著重理順了媒介資源中的供求關系管理思路，但卻并沒有在信息傳播的內容層面投入足夠的關注。由此可見，媒體規制在這一理論的觀照下更多地體現為媒體市場中主體間供求關系的規制，而不是面向內容標準、傳遞渠道、以及各主體間的權力與義務關系等多個方面的整體性規制。在數字媒體大發展的時代，媒體與信息、文化的結合日益緊密，媒體中的信息傳播也在更大程度上擺脫了物質載體和基礎設施的客觀限制，為理論上的“言論自由”提供了諸多的實踐契機。在這種情況下，規制者若僅僅從市場經濟的角度討論媒體的經濟效益，忽略對數字媒體在文化傳播、知識分享等公共效益方面的探討，則已偏離了媒體發展的整體趨勢，不符合數字媒體規制的客觀發展規律。
2數字媒體規制的新理論定位：區別于經濟、社會規制的文化規制數字媒體與傳統媒體不同，它指的是：運用數字化技術手段進行信息采集、加工、處理，并借助計算機數字信息網絡技術傳播和提供信息服務的組織。這類組織一般具有專業媒體性質，但與一些具有特定用戶群及專門信息服務內容有所不同的是，其信息服務面向一般的互聯網用戶，因而更具有廣泛性。根植于數字化網絡技術的數字媒體與傳統媒體比較而言，具有更強的信息生產、組織與傳播能力，其包含的信息內容因而也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規制政策的制定者在關注數字媒體的經濟性與社會性特征的同時，也更應著眼于其信息內容的文化軟特征。在媒體規制中對其文化特征的關注，通常被稱為文化規制的視角。
在規制的分類與內容研究中，文化規制是指：規制者（政府或其他組織）對微觀文化主體實施的文化控制。這種控制往往與普通法的司法干預、以及政府在宏觀調控中借助一系列政策工具所進行的間接干預不同，它通常是在政府的主導下，以直接的行政干預形式出現[7]。科斯在其經濟理論分析中，運用了市場、博弈以及均衡等經濟學理論工具探討了媒體規制的一般規律與基本方向。但基于頻譜資源分配這一問題情境建立起來的科斯定理已不能滿足現代數字化，特別是大數據背景下的媒體規制問題。相比于量上的“無差別”的資源積累與分配理論，數字媒體規制實踐亟需文化視角下偏向質的內容的新規制框架。在多種媒介互聯互通、人群與網絡日益融合的情境下，數字媒體作為信息分享與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依據前文中對規制理論的定義，應歸入文化規制的范疇之中。
面向傳統媒體的規制往往關注于其一般性的經濟與社會影響。因此，就傳統的規制分類而言，規制通常被分為經濟性規制與社會性規制[8]。經濟性規制是指：在資源分配出現壟斷現象、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以及市場競爭不充分的情況下，規制者為了緩解自由市場的負面效應、促進社會公平而采取的一系列經濟性調節與規制。由此可見，政府通過立法形式制約經濟壟斷行為（如《反壟斷法》的頒布），以保障市場中的自由充分競爭，就是典型的經濟性規制。社會性規制是以保護個人健康、公共安全、生活環境以及社會穩定等涉及群體性公共利益的規制類型。在美國，社會性管制通常被限定在健康、安全與環境保護3個方面，因而也被稱為HSE規制（Health，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9]。關于HSE規制的經濟性與均衡問題吸引了很多經濟學領域學者的關注[10]，并被放置到了一系列標準化的經濟模型中進行推導與分析，得出了各有側重的理論框架：例如環境模型（Environmental Model）與物質平衡模型（Material Balance Model）等[11]。與上述兩種規制不同，文化規制作為一種面向文化傳播與文化交流的“軟性”規制，通常被分散在經濟性規制與社會性規制的子領域中進行研究，或是被歸為社會性規制的組成部分進行探討，而不作為具有特殊性與明確邊界的完整研究范疇被單獨地提取出來。
文化本身在跨領域、跨地區、跨時間的條件下是具有多元性與特殊性的。ICT的高速發展與大數據環境的有力支持，則更加速了多元文化的交流與傳播，增進了不同文化領域之間的溝通與了解?；谶@種本質特征與發展背景的考慮可以發現，包含數字媒體規制在內的整個文化規制不應只是經濟性與社會性因素的產物，更是信息與文化交流本身的要求下出現的產物[4]。文化多樣性特征下的文化規制除了面對傳統的經濟性與社會性沖擊（例如文化產業規制、傳統民間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等）之外，還要適應一系列涉及文化交流的特殊問題（例如文化霸權主義與國家認同等），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基于媒體這一關鍵視角協調不同地區和不同領域的文化實踐[12]。
文化所蘊含的固有特征要求文化規制作為一種相對獨立于經濟性與社會性“二分”規制結構的規制類型而存在。數字媒體作為互聯網時代信息與知識傳遞的領頭羊，其在文化傳播中的規制應該符合文化規制的特殊性要求。規制者（如政府的縱向規制或其他組織的橫向規制等）應該更多地關注數字媒體的文化性影響（例如數字媒體的傳播內容如何影響主流價值觀與輿論導向，數字媒體的傳遞形式如何改變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認知等），而非僅僅關注于數字媒體運行的經濟性和社會性側面（如數字媒體中的盈利模式與廣告傳播規制，數字媒體運營商的商業活動規制等），使數字媒體的文化性規制又滑向了傳統的經濟型與社會性規制思路。由此可見，文化傳遞與文化資源流動借助現代化數字媒體的平臺變得更加快捷、高效，各種形式的文化內容也因此逐漸溢滿了個人的生活空間。這不僅對數字媒體的管理與規制水平提出了要求，更是使包含更大研究范圍與應用領域的文化規制面臨了新的挑戰。
3網絡環境下的數字媒體規制：理論分歧與規制融合現代數字媒體技術（例如博客網站、微博、微信等）是依托于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技術所構成的整體情境實現快速發展的。隨著數字媒體內容的豐富與技術的多樣化，媒體本身與互聯網的結合也日益緊密：一方面，數字媒體的內容建構與傳播都需要依靠互聯網中的虛擬平臺才能完成；另一方面，互聯網技術與物聯網趨勢不斷地滲透進大眾生活的各方面細節，人們在日益嵌入“線上生活”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數字媒體的全方位影響。與傳統的報紙、電話、電視等媒體不同，就媒體形式的泛在性、即時性以及內容傳播的不可控性（現代互聯網具有泛在性，接入網絡就意味著接入媒體）而言，數字媒體對公眾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回歸了流行于20世紀40年代的“魔彈論”中對媒介作用的闡釋[13]。在涉及社會問題的負面信息傳播方面，數字媒體的“魔彈效應”往往體現得更加明顯。
美國是新媒體發展最為迅速的國家，而數字媒體則是新媒體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圍繞著網絡環境下如何對數字媒體進行規制的問題，網絡自由主義者、網絡聯邦主義者以及網絡現實主義者各抒己見，并展開了激烈的觀點交鋒[14]。網絡自由主義者認為，網絡所構成的虛擬空間與現實世界是有根本區別的。從網絡無政府主義學派的立場來看，網絡本身比現實世界更具有民主性、自由性與開放性，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感或實際需求生活在這樣的自由空間之內，網絡空間既不需要也不適用于政府的管護[15-16]。網絡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約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認為，網絡中媒體對文化的塑造比其他任何東西對文化的塑造都要顯著，人們可以在網絡空間的基礎上，自由地創造出一種新的文明。網絡聯邦主義者并不認同絕對自由的激進觀點，他們認為：網絡是復雜而有邊界的，面向網絡空間的規制與管護在理論上是可能的；政府無法有效管理網絡中的信息創造與信息傳播，網絡中的數字媒體規制只能依靠主體自身和相關的虛擬社區。因此，針對網絡本身以及數字媒體的規制應該依據其自身的特點與規律，基于虛擬空間中的主體自身進行規制，政府不應通過傳統的行政管理方法干預網絡空間與數字媒體的運作。網絡現實主義者在網絡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關系問題上，與上述兩種立場有根本性的不同。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 Lessig）認為：網絡無論如何虛擬，都是物理空間的映射，網絡空間中的行為和問題都與物理空間中的特定現象存在對應關系。因此，無論是數字媒體還是整個網絡虛擬空間，應該受到網絡法律的規制，隸屬于真實空間中的政府[17-18]。在現實世界中，網絡與數字媒體也正在邁向一個政府管理與巨頭壟斷的時代。
從整個社會對網絡技術與互聯網世界的理解來看，上述3種觀點的交鋒與更迭過程也反映出了人們對互聯網和數字媒體的認識逐漸從早期烏托邦式的激進與開放回歸到了成熟與理性的狀態[14]：互聯網領域或賽博空間為用戶提供了更便捷的交流空間與表達平臺，但這并不意味著對一切合理調控或規制的否定。在相對靈活自由的網絡空間下，數字媒體的發展的確獲得了更多的動力與可能性，但隨之而來的問題也漸漸暴露。這些問題除了來自于網絡環境的自身特征以外，更多的則是現實環境中受管制的行為在缺乏規制的情境下被肆意投射到了網絡空間與數字媒介平臺之中，例如網絡欺凌問題（Cyberbullying）[19-20]。在心理學與信息系統領域的研究中，諸如網絡欺凌等對數字媒體用戶產生負面影響的現象越來越多地受到了關注。遺憾的是，這些研究最終的落腳點多半在于信息系統設計、用戶的人機交互指導等范疇，面向整個數字媒體平臺的全局性視角與宏觀層面的規制卻基本與該問題的研究處于脫節的狀態，個體研究的進展也因此很難為宏觀的規制政策研究提供有價值的啟示或方向指導。
進一步地，脫離互聯網情境的限制，從而在更為宏觀的視域下觀照網絡數字媒體的研究與實踐，可以發現：隨著ICT技術的蓬勃發展，電子網絡、電信網絡以及計算機互聯網的融合為數字媒體規制的研究與政策實踐提出了新的挑戰[4]。由傳統媒介規制的長期實踐延伸而來的“分而治之”的規制思路在多種媒體融合的情境下變得矛盾重重。就媒體發展與政策實踐的具體關系而言，媒體融合的主要挑戰在于網絡運營監管和內容監管的沖突，甚至失效[21]。傳統的廣電監管對地面無線網絡、有線電視網絡和衛星直播網絡的運營進行嚴格的管制，以達到特定的社會政治目標。該監管體制根本不可能照搬到電信部門，而且電信網絡也不屬于廣電監管的范疇。互聯網上的節目可能來自全球任何一個地方，國內的“分離式管制”法規很難有效監管境外機構。此外，政出多門，多頭管理，造成了一些管制沖突、低效率以及內容監管的失效，監管框架無法應對層出不窮的新業務和新特點，如互聯網廣播電視的業務有的國家將其當作電信業務監管，如丹麥、荷蘭、日本等。有的國家將其作為廣播電視節目監管，如挪威、瑞典等。我國則將其分為內容與產業分別監管，并產生一些矛盾和沖突。
技術發展與政策實踐的內在矛盾往往可以為相應領域的學術研究提供新的增長點，媒體融合機制下的傳統規制變革問題也因而成為了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在該研究領域中，諸多學者認為基于媒體融合實際的“規制融合”或者“政策融合”是大勢所趨。面對媒介融合的現實困境與發展規律，英國學者佩特羅斯·羅斯費迪斯（Petros Losifidis）[22]提出了“規制融合”（Regulatory Convergence）的概念，認為“規制融合”，其實意味著通過展開一系列因應媒介技術融合、市場融合和產業融合的媒介規制變革，從而“建立一個能夠適應所有融合領域的共通的規制框架”。在邁阿密大學傳播學院的加里森（Bruce Garrison）和杜帕勒（Michel Dupagne）[23]設計的“媒介融合”模型中，數字媒體的融合既可以是技術融合作為經濟融合（即市場或產業融合）和規制融合的先決前提，也可以是經濟融合和規制融合帶來技術的融合。但無論是哪一種模式，融合效果的最后產生都是技術、經濟以及外生性規制因素三重作用的結果。歐洲學者庫倫貝格（Cuilenburg）和斯拉（Slaa）認為[24]，立足科技和經濟雙重影響促使廣播電視和電信產業之間的關聯甚至融合這一事實，就規制政策的制定而言，廣播電視和電信政策的管制分離已經不再必要，對媒介政策和電信政策進行融合是實現廣播電視傳播和電信事業共同發展的惟一良方，并提出政策融合（Policy Convergence）的概念。在政策實踐領域，隨著政府和公眾對數字化網絡中虛擬世界的認知不斷深入，數字媒體的規制問題也逐漸脫離了“絕對自由”或嚴格管控的誤區，開始進入規范化與程序化的發展階段。從發達國家的實際做法來看，大多采取了機構整合策略，其中實施最早的是美國的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簡稱FCC），該委員會早在20世紀初廣播媒體出現之后就開始組建，1934年《通信法》的出臺，成立了該委員會，取代聯邦無線電委員會，其后1984年《有線通信政策法》使FCC獲得對有線電視的規制權力，1996年《電信法》讓FCC進入對互聯網傳播領域進行規制。FCC對電信網、互聯網和廣播電視網絡實行三網融合的統一規制體制，由于通過對無線電、有線電視、電報和電話、互聯網傳播服務等業務實施一體化規制，從根本上消除了美國電信行業和廣電行業可能存在的政出多門、條塊分割的規制現象。
2003年7月，英國議會通過《通信法》，設立了通信辦公室（Office of Communication，以下簡稱OFCOM），該辦公室融合代替了過去5個彼此分立部門的職能：電信辦公室（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s，OFTEL），廣播標準委員會（The Broadcasting Standard Commission，BSC），廣播局（The Radio Authority，RA），獨立的電視委員會（The Broadcasting Standards Commission，ITC）以及無線電通信局（The Radio Communication Authority，RCA），該機構的成立使英國在規制層面去除了電信業與廣電業之間的藩籬，使得“媒介融合在技術中立（Technology Neutrality）的旗號下得以順利展開”[25]。規制機構上是日本總務省主管。效仿美英規制機構融合模式，2001年由原郵政省、自治省和總務廳合并成立總務省，下設信息通信政策局和綜合通信基礎局職能部門，電波監理審議會和信息通信議會作為總務省的常設咨詢機構，參與和協調職能部門對日本電信業和廣播電視業行使規制職能[26]。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宏觀層面的數字媒體規制理論需要與基于各項具體現象的個體研究相結合，才能獲得更為扎實可靠的經驗土壤與分析基礎，以最終支持數字媒體規制的政策實踐。
4回歸數字媒體規制的邏輯起點：規制動機的理論分析如上文所述，在數字媒體規制的研究范疇中，無論是基于經濟、文化或是其他視角出發，政府對網絡和媒體進行規制的合理性都是所有相關理論建構的原始邏輯起點，而這一起點通常蘊含在兩個前提假設之中：一方面，政府有能力對網絡和媒體進行規制，維護數字媒體的合理運行。這也是網絡現實主義者所主要倡導的觀點[17-18]；另一方面，由于市場存在失靈現象，政府的規制有利于減弱自由市場中負面的外部性，協助數字媒體情境下的社會收益達到最大化。這是宏觀調控等一系列政府干預合理性的最主要理論根基，也是規制俘獲理論打破傳統規制理論的首要突破口。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倡導的自由放任市場經濟體制與“看不見的手”，對西方各國的經濟體制建設與經濟學研究都產生了重要而又深遠的影響。在英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繼爆發經濟危機之后，經濟學家認識到了市場機制本身的局限性，單純依靠市場調節無法保證經濟的平穩運行。在這種情況下，支持政府干預與宏觀調控的凱恩斯主義在經濟學界誕生。該學派的理論認為：市場本身存在失靈（Failure）與低效的可能，政府調節有利于緩解市場失靈時出現的負面外部性，降低經濟損失，提高社會效益。早期的公共利益理論與凱恩斯主義相似，他們都將政府描述為市場失靈的調節者和解救者。如果沒有政府規制的存在，市場往往會運行得沒有效率，從而限制了社會福利的最終提高。與此同時，政府的規制也有利于促進社會分配的公平，緩和階級之間的矛盾，維護社會穩定[27]。
規制公共利益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受到諸多批評，原因在于：一方面，規制是立法者與執行機構的行為，公共利益理論只是建構了規制者的規制動機，而沒有說明社會利益與規制行為之間的互動博弈關系，因而只是一種無法驗證的假定[28]；另一方面，很多傳統經濟領域的壟斷與惡性競爭現象證明，政府的規制有時并不能扼制市場失靈，反而會加劇社會不公與資源浪費現象[29]。
在這種看似矛盾的經濟現象中，規制俘獲理論就在學術界應運而生。早期的規制俘獲理論學者認為：某些行業或機構會通過尋租、賄賂等利益輸送的方式“俘獲”規制機構[30]，規制機構的規制行為往往從這些行業或機構等利益相關者出發，目的在于獲取自身的政治利益，維護規制者與這些行業之間的利益關系。因此，規制者的規制行為可能會受到特定行業或利益集團的干擾，出現前后規制不一致或直接與公共利益相悖的現象[31]。規制俘獲理論看似只是局限于經濟規制的研究范疇，但卻動搖了政府干預與市場調節間關系的根本性質。在數字媒介規制的研究情境中，規制俘獲理論有助于提示研究者在關注媒體這一被規制對象的特征與運作規律的同時，也應注意到規制者在規制建立與執行中的角色。
傳統金融理論范文2
關鍵詞：行為金融；證券投資策略；證券市場
現代行為金融學理論是集現代金融學、心理學、行為學、實驗經濟學等諸多學科理論為一體的新興綜合理論。長期以來，傳統金融學理論認為證券市場的市場價格不僅是穩定的，同時也包含了金融市場的所有信息，是以投資者利益最大化為前提的一種理論。行為金融學理論則認為，證券市場存在著一些價格變動，比如說短期市場的證券價格波動，長期市場的價格高波動性。有些時候投資者往往會在投資之后出現后悔的心理反應，因為投資者在任何時候都是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這種心理因素往往會造成投資行為偏差，從而導致投資市場的特異性。
一、現代行為金融學的概念和內涵
現代行為金融學理論是現代各大學科理論的集合，尤其是心理學，在現代行為金融學理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F代金融學理論從投資者的行為入手，分析了產生這種行為的心理因素，并將這些心理因素作為分析研究金融市場趨勢的方向。通過分析投資者在金融市場中的行為反應，來分析投資者在不同的投資環境下的決策行為特征。
傳統的金融學理論認為，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礎上的，是建立在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之上的。但大量的心理研究指出，人們在投資決策過程中還沒有進行，例如，人們在投資時表現出的盲目的信心、對自己的判斷過于自信。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偏差不能通過統計平均法消除。傳統金融學有效市場理論認為，理性的投資者往往會利用一個不理性的投資者的決定進行套利，因此，在投資市場上只能存在理性投資者，而沒有不理性投資者的生存空間。但是，在實際的投資市場中，并非是理論中的那么完美，投資市場中大量的非理性的現象是傳統金融理論無法解釋的。因此不能在假設中不考慮人的因素，而是應當將人的心理、行為納入到研究的范疇當中。
二、行為金融理論的主要內容
1.期望理論
期望理論出現在1979年，期望理論出現的初期對金融市場造成了空前的劇烈影響。期望理論認為，人的理性主要表現為個人效用的最大化，而這一理論在數學界的含義是加權效用的最大化，權值就是指事件發生的概率，這種概率也稱為真實概率。但是由于人的行為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在心理因素的作用下，人的行為會發生變化，這種變化也會導致真實概率的變化，因此，我們將這種發生變化之后的概率稱為心理概率。
傳統的金融學理論中認為人的行為都是理性的，現代行為金融學理論認為金融投資者都是正常人，也就是說，投資者在進行投資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不理性的情況。在理論上，傳統金融理論和行為金融學理論的行為是一樣的。但是由于金融投資具有風險性，而風險的大小都是采用真實的風險系數來衡量的，投資者在進行決策的過程中往往都會摻雜一些主觀因素。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時經常會忽略小概率的事件，而重點關注一些可能性較大的事件，也就是說，投資者往往會對事件的概率進行夸大或縮小。
2.行為資產定價模型
行為資產定價模型是在現代資產定價模型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行為資產定價模型理論認為，投資者關注的只是投資的預期收益和方差，在同一觀點的投資者的互動作用下，投資者能夠得到一個風險系數，并最終達到市場均衡，形成均衡價格。但是，投資定價模型理論的認為，并非是每個投資者都有同樣的理性信念，因此，金融市場可以分為兩類投資者，一種是知情交易者，另一種是噪聲交易者。前者不會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將會嚴格按照現代資產定價模型理論進行，而后者認知偏差不能按照均方差偏好進行投資。
3.行為資產組合理論
現代資產組合理論認為，投資者將資產作為一個整體，并考慮資產之間的協方差，因此，并不需要單獨考慮資產的風險和預期收益。但資產組合理論認為，投資者很少能做到這一點。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構建的投資組合實際上是一種金字塔狀的投資組合，根據投資者了解不同資產的風險，將投資目標和風險分為不同的層次，而各層之間的相關性就被忽略了。
4.羊群效應模型
羊群效應模型理論是在心理學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模型理論，從心理學的角度研究了投資者在不確定環境下的投資行為的特征。在羊群效應的解釋中，有兩種描述是比較成功的，一種是序列羊群效應，另一種是與之相對應的非序列性羊群效應。在序列羊群效應中，投資者通過貝葉斯過程獲得了他們需要的信息，即投資者需要從其他投資者的決策和市場的噪聲中獲得某些信息，從而進行投資決策，這種決策過程形成了金融投資市場的“信息流”。同樣，非序列型羊群效應是建立在貝葉斯法則之上。假定任意投資者跟隨趨勢相對固定，那么，當效仿趨勢較弱時，市場整體表現服從高斯分布，當這種效仿趨勢較為強烈時，市場可能會出現崩潰現象。
三、行為金融理論下的證券投資策略
事實證明，目前的金融投資市場并不像傳統金融理論描述的那樣完全理性，投資者在投資的過程中會經常性地出現認知偏差，導致投資出現非理性的行為。行為金融學理論的現實意義就是將投資者的心理因素考慮到金融投資當中，使行為金融學理論更加符合金融市場的實際情況。吸取西方國家的先進經驗，再結合我國金融市場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一些適合我國證券交易現狀的證券投資策略。
1.反向投資策略
傳統金融理論范文3
關鍵詞：行為金融；信用風險；金融租賃
信用風險又稱違約風險，是指借款人、證券發行人或交易對方由于種種原因，不愿或無力履行合同條款而構成違約，致使銀行、投資者或交易對方遭受損失的可能性?；趥鹘y金融學理論許多金融機構和研究者對信用風險管理作出積極探索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計量模型和支持工具，但也存在明顯缺陷。隨著行為金融學的興起和發展，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視角來研究信用風險管理。
1行為金融學的產生
20世紀50年代，馮·紐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Morgenstem)在公理化假設的基礎上建立了不確定條件下對理性人(rationalactor)選擇進行分析的框架，即期望效用函數理論。阿羅和德布魯(Arrow，Debreu)后來發展并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論，成為經濟學分析的基礎，從而建立了經濟學統一的分析范式。這個范式也成為金融學分析理性人決策的基礎。1952年馬克威茨(Markowi)發表了著名的論文“portfoliosdeefion”，建立了現代資產組合理論，標志著現代金融學的誕生。此后，莫迪戈里安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建立了MM定理，開創了公司金融學，成為現代金融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自上個世紀60年代夏普和林特納等(Sharp－Limner)，建立并擴展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至布萊克、斯科爾斯和莫頓(Black－Scholes－Merton)建立了期權定價模型(OPM)，至此，現代金融學，已經成為一門邏輯嚴密的具有統一分析框架的學科。
隨著金融市場上各種異?，F象的累積，模型和實際的背離使得傳統金融理論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尷尬境地。20世紀80年代，通過對傳統金融學的反思和修正，行為金融理論悄然興起，并開始動搖了CAMP和EMH的權威地位。行為金融理論在博弈論和實驗經濟學被主流經濟學接納之際，對人類個體和群體行為研究的日益重視，促成了傳統的力學研究范式向以生命為中心的非線性復雜范式的轉換，使得我們看到了金融理論與實際的溝壑有了彌合的可能。1999年克拉克獎得主馬修(MatthewRabin)和2002年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農·史密斯(VemonSmith)，都是這個領域的代表人物，為這個領域的基礎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國外將這一領域稱之為behaviorfinance，國內大多數的文獻和專著將其稱為“行為金融學”。
行為金融學發現，人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過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會受到過度自信、代表性、可得性、錨定和調整、損失規避等信念影響，出現系統性認知偏差。而傳統金融學是基于理性人假設，認為理性人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是嚴格依照貝葉斯法則計算的期望效用函數進行決策的。即使有些人非理性，這種非理性也是非系統性的，會彼此抵消，從而在總體上是理性的；如果這種錯誤不能完全相互抵消，套利者的套利也會淘汰這些犯錯誤的決策者，使市場恢復到均衡狀態，達到總體理性。
2行為金融對信用風險管理的影響
2．1風險偏好
根據行為金融學的基本理論，投資者的風險偏好不同于傳統金融學理論下風險偏好是不變的，而是變化的，是會隨著絕對財富等一些其他因素的改變而發生改變的。因此，我們就沒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特殊的群體，他們借款的目的大多都是為了投資，也是眾多投資者中的一部分，他們的風險偏好也會發生改變。風險偏好的改變就會直接影響到他們面臨的風險，最終會影響貸款方面臨的信用風險。
2．2過度自信
過度自信或許是人類最為穩固的心理特征，人們在作決策時，對不確定性事件發生的概率的估計過于自信。投資者可能對自己駕馭市場的能力過于自信，在投資決策中過高估計自己的技能和預測成功的趨勢，或者過分依賴自己的信息而忽視公司基本面狀況從而造成決策失誤的可能性。這種過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導致大量盲目投資的產生，盲目的多元化和貪大求全。
2．3羊群行為
企業決策由于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并涉及較多的技術環節，其決策往往由決策團體共同協商作出，主要屬于群體決策，而群體決策有可能導致羊群行為(HerdBehaviors)的發生。羊群行為主要是指投資者在掌握信息不充分情況下，行為受到其他投資者的影響而模仿他人決策的行為。在企業決策中，羊群行為的表現可能是決策團體中多數人對團體中領導者的遵從，也可能是領導者對決策團體中多數人的遵從，而且是一種盲目的遵從。決策中的羊群行為可能造成決策失誤。
2．4資本結構與公司價值
1958年，美國經濟學家費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eoModigliani)和默頓·米勒(MertonMiller)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題為《資本成本、公司財務和投資理論》的論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主要內容是：在市場完全的前提下，企業的資本結構與企業的市場價值無關。即企業價值與企業是否負債無關，不存在最佳資本結構問題。如果證券價格準確地反映了公司未來現金收入流量的值，那么不管發行的是什么類型的證券，只要把公司發行的所有證券的市場價值加在一起，一定等于這個公司未來利潤的現值。無風險套利活動也使得資本結構無關緊要，如果兩個本質完全相同的公司因資本結構不同在市場上賣出的價格不一樣的話，套利者就可以將更便宜的公司的證券全部買下，然后在價格相對較高的市場上賣出。因此，公司的資本結構就不再是不相干的問題。不同的現金收入流量對不同的投資者的吸引力也會各不相同，這些投資者對于他們感興趣的現金收入流量愿意付出高價。特別是由于噪聲交易者的存在，套利仍充滿風險。所以，不同的資本結構，其公司價值顯然是不同的，其信用風險必然不同。
3行為金融對金融租賃公司信用風險管理的啟示
傳統金融理論范文4
關鍵詞行為金融理論投資策略投資心理
1行為金融學概述傳統金融理論是建立在市場參與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礎上。在此基礎上，傳統金融學的核心內容是著名的有效市場假說（EMH）。該假說認為，相關的信息如果不受扭曲且在證券價格中得到充分反映，市場就是有效的。根據這一假說發展起來的各種金融理論，包括現代資產組合理論（MPT）、資本資產定價理論（CAPM）、套利定價理論（APT）、期權定價理論（OPT）等一起構成了現代金融理論的基礎，也構成了現代證券投資策略的理論基礎。然而，隨著金融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傳統金融理論和金融證券市場的現實不斷發生著沖突，大量的實證研究發現，人的行為、心理感受等主觀因素在金融投資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人們并不總以理性的態度做出決策。在現實中存在諸多的認知偏差和不完全理性的現象，證券投資行為中會表現出各種偏激和情緒化特征；在證券市場上則表現出股票價格的各種“異象”，如：一月效應、周末（周一）效應等，用傳統金融理論很難對這些“異象”給出合理的解釋。在這種情況下，源于20世紀50年代的行為金融學受到了重視，它從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分析金融市場，克服了傳統金融學的一些弊端。
2行為金融投資決策的心理、行為特征2.1過度自信（Over-confidence）
DeBondet和Thaler（1995）認為過度自信或許是人類最為穩固的心理特征，他們列舉了大量證據顯示人們在做決策時，對可不確定性事件發生的概率的估計過于自信。資金管理人、投資顧問和投資者都對可能自己駕馭市場的能力過于自信，在投資決策中過高估計自己的技能和預測成功的趨勢，或者過分依賴自己的信息而忽視公司基本面狀況從而造成決策失誤的可能性。這種過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導致大量過度交易（overtrad？鄄ed）的產生。
2.2反應過度（Over-reaction）
反應過度描敘的是投資者對信息理解和反應上會出現非理性偏差，從而產生對信息權衡過重，行為過激的現象。主要表現在投機性資產的市場價格與其基本價值總會有所偏離。過度反應的另一種表現是，當沒有出現需要采取某種行動的事實時，投資者由于主觀判斷失誤，以為事實已經發生并采取行動而導致投資損失。
2.3反應不足（Under-reaction）
當市場上有重大消息時，股價通常未見波動，但在沒有任何消息的時候，股票市場卻有時會出現異常的波動且幅度較大，這表明股價對信息反應的滯后。與個人投資者對新信息往往反應過度相反的是，職業的投資人以及證券分析師們更多的表現為繁衍不足。他們通常會因為過分依賴過去的歷史經驗作為判斷的參照依據，而對市場中出現的新趨勢和新變化反應遲鈍，從而錯失贏利的良機。
2.4非貝葉斯預期行為金融理論認為，人們在具體決策過程中，并非按照傳統金融理論中的貝葉斯規律來不斷修正投資的預期概率，而是對最近發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經驗給予更多的權重，在決策和做出選擇時更注重近期事件的影響。
2.5后悔厭惡（MyopicLossAversion）
投資者在發現自己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之后，通常會感到傷心和痛苦，而為了避免這種痛苦，投資者會非理性地改變自己的行為?！皳p失厭惡（LossAversion）”是后悔厭惡的直接原因，正是因為損失所帶來的痛苦才使得人們會感到后悔。如果某種決策方式可以減少投資者的后悔心理，對投資者來說，這種決策方式將優于其他決策方式。比如很多投資者具有從眾心理，積極購買市場中受追捧的股票，而一旦股價下跌，投資者考慮到還有大量其他投資者也同樣遭受了損失時，自責和不快會相應得到減輕。
2.6固錨效應（AnchoringEffect）
心理學家研究發現，當人們被要求作相關數值的定量評估時，容易受事先給出的參考值影響，這種現象被稱為“固錨”效應。“固錨”是指人的大腦在解決復雜問題時往往選擇一個初始參考點，然后根據獲得的附加信息逐步修正正確答案的特性。在缺乏更多信息的情況下，歷史信息就更容易成為人們對當前事物判斷的主導影響因子。例如在美國，投資者20世紀80年代末受美國股票市盈率（較低）這個普遍認可的“錨”的影響，認為日本股票市盈率過高，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即使東京股市的市盈率仍比美國高得多，許多美國投資者卻覺得東京市場不再被高估了，因為他們將20世紀80年代末東京股市的高市盈率當成了新的“錨”來考慮。
3行為金融投資策略任何理論都是為應用服務的，行為金融學也不例外。行為金融學不僅是對傳統金融學理論的革命，也是對傳統投資實踐的挑戰。如行為金融學的大師RichardThaler，他既是理論家，又是成功的實踐者，他和RussellFuller一起發起成立的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Fuller&Thaler資產管理公司管理著15億美元資產。他認為他們的基金投資策略的理論基礎是：利用由于行為偏差引起的系統性心理錯誤。投資者所犯的心理錯誤導致市場未來獲利能力和公司收益的偏差期望的改變，并引起這些公司股價的錯誤定價。發現投資者心理上的系統性偏差，是基金獲利的基點。其基金業績似乎也在證明著這一點，從1992~2001年，其基金的報酬率高達31.5%，而同時期的大盤指數收益僅為16.1%.總體而言，行為金融的理論和實踐之間還存在著很大差距，還沒有成為投資專家們廣泛而普遍的制導理論。有兩個原因，一是行為金融理論本身并不完全成熟；二是利用這些理論測定各種各樣影響價格的心理變量時，會遇到很多操作難題。當然，任何理論都是有缺陷的，在金融市場中沒有人也沒有任何投資策略可以一直獲得超額回報。行為金融投資策略讓投資者具備了戰勝市場的可能，但永遠也無法具備打敗市場的保證。
3.1反向投資策略（contrarianInvest？鄄mentStrategy）
反向投資策略就是買進過去表現差的股票而賣出過去表現好的股票來進行套利的投資方法。由于股票市場經常是反應過度和反應不足的，對反應過度的修正會導致過去的輸家的將來表現高于市場平均水平，從而產生長期超?；貓蟋F象。邦特（Debondt）和塞勒（Thaler）（1985）的研究表明這種投資策略每年可獲得大約8%的超常收益。對此，行為金融理論認為，這是由于投資者在實際投資決策中，往往過分注重上市公司近期表現的結果，通過一種質樸策略（NaveStrategy）———也就是簡單外推的方法，根據公司的近期表現對其未來進行預測。從而導致對公司近期業績情況做出持續過度反應，形成對績差公司股價的過分低估和對績優公司股價的過分高估現象，為投資者利用反向投資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機會。
3.2慣易策略（MomentumTrad？鄄ingStrategy）
慣易策略是指在分析股票過去相對短的時間內（通常是一個月到一年）的表現的基礎上，預先對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設定過濾規則（filterrules），當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與交易量同時滿足過濾規則就買下或賣出股票的投資策略。Rou？鄄venhorst（1998）對其他12個國家的研究證實了動量效應的存在，從而證明了這種效應并不是由于數據采樣的偏差所造成的誤解。我國市場存在明顯的慣性效應，利用股票在一定時期的波動采用此策略可以買人賣出而獲得價差收益。
3.3成本平均策略和時間分散化策略（DollarCostAveragingStrategyAndTimeDiversificationStrategy）
投資者將現金投資于股票時，通?？偸前凑疹A定的計劃根據不同的價格分批進行，以備不測時分攤成本，從而達到規避一次性投入可能造成較大風險的策略，即成本平均策略。它與投資者的有限理性、損失厭惡及思維分割有關。時間分散化策略是指承擔股票的投資風險的能力將隨著投資期限的延長而降低，投資者在年輕時應將其資產組合中的較大比例用于投資股票，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則逐漸減少股票投資比例增加債券投資比例的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時間分散化策略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在個人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中普遍采用并廣受歡迎的投資策略，同時卻又被指責為收益較差的投資策略，而與現代金融理論的預期效用最大化原則明顯相悖。
3.4捕捉并集中投資策略（Concentrat？鄄edInvestmentStrategy）
行為金融理論指導下的投資者追求的是努力超越市場，采取有別于傳統型投資者的投資策略從而獲取超額收益。要達到這一目的，投資者可以通過三種途徑來實現：①盡力獲取相對于市場來說要超前的優勢信息，尤其是未公開的信息。投資者可以通過對行業、產業以及政策、法規、相關事件等多種因素的分析、權衡與判斷，綜合各種信息來形成自己的獨特信息優勢；②選擇利用較其他投資者更加有效的模型來處理信息。而這些模型也并非是越復雜就越好，關鍵是實用和有效；③利用其他投資者的認識偏差或錨定效應等心理特點來實施成本集中策略。一般的投資者受傳統均值方差投資理念的影響，注重投資選擇的多樣化和時間的間隔化來分散風險，從而不會在機會到來時集中資金進行投資，導致收益隨著風險的分散也同時分散。而行為金融投資者則在捕捉到市場價格被錯誤定價的股票后，率先集中資金進行集中投資，贏取更大的收益。
4結語自20世紀80年代起至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的行為經濟學獲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行為金融理論迅速崛起，對現代金融理論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可以說行為金融理論已經成為金融理論領域最為引人注目的研究主題之一。當然，行為金融理論遠非一個完全成熟的理論，其對投資實踐的指導能力也因時因地而異。
參考文獻1李心丹。行為金融學———理論及在中國的證據[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2楊奇志。證券投資者行為偏差研究及在我國證券市場中的應用[J].現代管理科學，2004（3）
傳統金融理論范文5
1．網絡貸款。
我國的網絡貸款主要包括電商小貸、P2P貸款以及眾籌融資。電商小貸是指電子商務平臺以平臺客戶的交易數據作為放貸依據，為客戶提供的融資服務。目前主要的電商小貸包括阿里小貸，京東小貸，蘇寧小貸等。P2P貸款是指資金需求方通過在專門的互聯網借貸平臺上借貸需求，需求雙方通過平臺自行匹配達成借貸交易的一種網絡貸款形式。目前主要的P2P網貸平臺包括拍拍貸，陸金所，人人貸等。眾籌融資是指項目的發起方通過在網絡平臺上展示自己的項目，爭取大家的關注和支持，從而獲得所需項目資金的一種融資方式，其特點是融合了社交網絡和社會集資，主要的眾籌平臺包括追夢網、眾籌網等。
2．互聯網支付。
互聯網支付是指非金融機構作為中介機構，為資金交易雙方提供在線的貨幣支付、資金清算、查詢統計等支付結算業務。其特點是互聯網支付只是起到資金中轉的作用，平臺并不擁有資金所有權，它主要解決不同開戶行銀行賬戶的網上對接問題。主要的互聯網支付平臺包括財付通，支付寶等。
3．金融網銷。
是指金融、保險或者理財產品的網上銷售平臺。金融網銷是金融產品銷售渠道的創新，通過互聯網技術有效整合了碎片化的交易、支付和理財等金融需求，突破了時間和地域的限制，為客戶提供一體化、多樣化的金融解決方案。典型的金融網銷平臺或產品包括余額寶、天天基金、網上車險等。
4．互聯網貨幣。
又稱網絡虛擬貨幣或電子貨幣，是指可以在網絡上傳輸的可以脫離銀行實體而進行的數字化交易媒介物。主要用于網絡虛擬商品的購買，如Q幣。目前的一些新式互聯網貨幣也可以用于互聯網金融投資，在部分地區甚至直接可以用于日常生活，如比特幣。
二、互聯網金融的發展給金融理論及實踐帶來的沖擊
(一)傳統《金融學》課程的內容框架
《金融學》課程是金融學相關專業的一門基礎課程，教學目的是讓學生了解金融學的基本概念和范疇、基礎知識以及基礎理論。國內外目前有很多《金融學》課程的教材，但包括的內容體系大致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
1．貨幣與信用。
這一部分主要介紹金融業產生與發展的基礎:貨幣與信用。關于貨幣的內容主要包括貨幣的本質及貨幣職能，貨幣形式的演變，貨幣在經濟中的作用等問題。關于信用的內容主要包括信用的形式以及在經濟中的作用等。
2．金融工具。
主要介紹貨幣市場以及資本市場的各種金融工具及其特點，也涵蓋了金融工具的定價，如股票，債券的定價。還有金融市場上各種價格的決定，如利率的決定，匯率的決定等。
3．金融中介與金融市場。
主要介紹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兩大資金融通渠道。金融市場主要涉及到金融市場的分類、功能等，具體來說又包括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金融中介所涵蓋的內容包括商業銀行以及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及其業務等。
4．金融理論。
主要還包括兩個層面的理論:微觀層面主要關注市場微觀主體的投融資決策，包括資產選擇理論與融資結構理論等;宏觀層面主要闡述貨幣、金融與經濟的相關關系，包括宏觀調控理論、金融發展與創新理論、金融危機理論等。
(二)互聯網金融給傳統金融理論與實踐帶來的沖擊
1．金融理論方面。
互聯網金融的產生對貨幣理論及宏觀調控理論帶來了沖擊。首先，比特幣為代表的互聯網貨幣的發展會影響中央銀行的貨幣供給機制，因為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由網絡服務商、網絡組織等微觀經濟個體所發行。其發行權具有明顯的非權威性和分散性，發行量要么如比特幣一般由系統設定算法自動調節，要么如Q幣一樣完全根據網絡服務商經營狀況與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原則來決定。無法充分考慮貨幣政策的執行對現實金融體系的影響，也無法考慮宏觀經濟環境下的各種復雜因素。其次，互聯網金融使諸多新型金融機構突破原來不能吸收攬存的限制，如部分P2P平臺通過構建資金池具備了吸儲的能力。如果長此以往，互聯網金融機構將產生存款派生能力，使貨幣供應源主體發生改變，會影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調控能力與調控效果。
2．金融工具方面。
互聯網金融中的金融工具具有“單筆金額小微化，交易筆數海量化，邊際成本超低化”的特征?；ヂ摼W的開放、共享等特征使得小額閑散資金可以大量聚集，有利于整合碎片化的需求并形成規模優勢，再加上互聯網金融借助于于網絡化的操作方式，操作流程標準化、能同時向多個客戶處理業務，業務處理速度快，邊際成本低。例如最早的余額寶業務，利用第三方支付平臺支付寶短時期內就吸引了大量的閑散資金，為用戶提供了幾乎沒有任何成本的余額增值服務。理財產品的起購點由傳統理財產品的動輒一千，甚至數萬變成了1元甚至1分錢起購;阿里小貸的人均貸款額度不足3萬。由此可見，互聯網金融領域的各種金融工具創新使得金融的貴族屬性大大降低。
3．金融中介方面。
互聯網技術手段與金融服務的結合，使得金融中介的作用不斷弱化，金融脫媒日益成為普遍現象。如P2P平臺資金需求雙方利用網絡平臺自行完成了資金的匹配、定價和交易，降低了信息的溝通成本，提高了資金融通便利。這種“自金融”模式使得資金可以不通過中介直接游走于各個主體，無需實體分支機構撮合成交。在互聯網金融時代，金融機構可以是一種金融信息的中介，而非局限于資金的中介。
三、互聯網金融背景下的《金融學》課程改革
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已經深刻地影響著傳統金融并豐富了金融學的理論與實踐，因此，《金融學》課程的改革中必須關注互聯網金融的最新發展，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改革。
(一)課程內容上納入互聯網金融領域的創新
互聯網金融是金融創新的產物，我國金融業現實存在的金融抑制和金融需求的不匹配性是互聯網金融創新的現實基礎，互聯網金融的長足發展必定要立足于這一基礎。金融抑制主要體現在針對低收入群體和中小微企業，互聯網金融企業的創新針對這部分群體的需求，提供與傳統金融形成差異化和互補性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渠道。就金融產品而言，為避開與傳統大型金融機構的直接競爭，互聯網金融走產品驅動型發展道路，根據特定對象的需求特征，設計有針對性的創新產品，為客戶提供便捷化、小額、成本合理的金融服務。就金融渠道的方面?；ヂ摼W金融的特征之一是電子渠道對物理渠道的替代，同時建立電子化的溝通機制，以提高客戶粘性。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相關領域的金融創新仍將不斷加速，在《金融學》的課程中，需要納入這些金融創新的前沿知識。
(二)教學方式上利用互聯網金融的低門檻性加強體驗式教學
在教學方法上，應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在傳統金融體系下，參與金融交易的門檻高，因為參與資金、參與成本的限制，無法讓學生實際體驗?；ヂ摼W金融的一個特點就是準入門檻低，例如理財產品的起購點由傳統理財產品的動輒一千，甚至數萬變成了1元甚至1分錢起購;這樣可以讓學生參與其中，進行體驗式的學習，從中了解互聯網金融的產品，特征及風險等。
(三)課程設計上注重互聯網金融本身的多學科融合性
傳統金融理論范文6
傳統金融理論是建立在市場參與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礎上。在此基礎上,傳統金融學的核心內容是著名的有效市場假說(EMH)。該假說認為,相關的信息如果不受扭曲且在證券價格中得到充分反映,市場就是有效的。根據這一假說發展起來的各種金融理論,包括現代資產組合理論(MPT)、資本資產定價理論(CAPM)、套利定價理論(APT)、期權定價理論(OPT)等一起構成了現代金融理論的基礎,也構成了現代證券投資策略的理論基礎。然而,隨著金融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傳統金融理論和金融證券市場的現實不斷發生著沖突,大量的實證研究發現,人的行為、心理感受等主觀因素在金融投資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人們并不總以理性的態度做出決策。在現實中存在諸多的認知偏差和不完全理性的現象,證券投資行為中會表現出各種偏激和情緒化特征;在證券市場上則表現出股票價格的各種“異象”,如:一月效應、周末(周一)效應等,用傳統金融理論很難對這些“異象”給出合理的解釋。在這種情況下,源于20世紀50年代的行為金融學受到了重視,它從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分析金融市場,克服了傳統金融學的一些弊端。
2行為金融投資決策的心理、行為特征
2.1過度自信(Over-confidence)
DeBondet和Thaler(1995)認為過度自信或許是人類最為穩固的心理特征,他們列舉了大量證據顯示人們在做決策時,對可不確定性事件發生的概率的估計過于自信。資金管理人、投資顧問和投資者都對可能自己駕馭市場的能力過于自信,在投資決策中過高估計自己的技能和預測成功的趨勢,或者過分依賴自己的信息而忽視公司基本面狀況從而造成決策失誤的可能性。這種過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導致大量過度交易(overtrad?鄄ed)的產生。
2.2反應過度(Over-reaction)
反應過度描敘的是投資者對信息理解和反應上會出現非理性偏差,從而產生對信息權衡過重,行為過激的現象。主要表現在投機性資產的市場價格與其基本價值總會有所偏離。過度反應的另一種表現是,當沒有出現需要采取某種行動的事實時,投資者由于主觀判斷失誤,以為事實已經發生并采取行動而導致投資損失。
2.3反應不足(Under-reaction)
當市場上有重大消息時,股價通常未見波動,但在沒有任何消息的時候,股票市場卻有時會出現異常的波動且幅度較大,這表明股價對信息反應的滯后。與個人投資者對新信息往往反應過度相反的是,職業的投資人以及證券分析師們更多的表現為繁衍不足。他們通常會因為過分依賴過去的歷史經驗作為判斷的參照依據,而對市場中出現的新趨勢和新變化反應遲鈍,從而錯失贏利的良機。
2.4非貝葉斯預期
行為金融理論認為,人們在具體決策過程中,并非按照傳統金融理論中的貝葉斯規律來不斷修正投資的預期概率,而是對最近發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經驗給予更多的權重,在決策和做出選擇時更注重近期事件的影響。
2.5后悔厭惡(MyopicLossAversion)
投資者在發現自己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之后,通常會感到傷心和痛苦,而為了避免這種痛苦,投資者會非理性地改變自己的行為?！皳p失厭惡(LossAversion)”是后悔厭惡的直接原因,正是因為損失所帶來的痛苦才使得人們會感到后悔。如果某種決策方式可以減少投資者的后悔心理,對投資者來說,這種決策方式將優于其他決策方式。比如很多投資者具有從眾心理,積極購買市場中受追捧的股票,而一旦股價下跌,投資者考慮到還有大量其他投資者也同樣遭受了損失時,自責和不快會相應得到減輕。
2.6固錨效應(AnchoringEffect)
心理學家研究發現,當人們被要求作相關數值的定量評估時,容易受事先給出的參考值影響,這種現象被稱為“固錨”效應。“固錨”是指人的大腦在解決復雜問題時往往選擇一個初始參考點,然后根據獲得的附加信息逐步修正正確答案的特性。在缺乏更多信息的情況下,歷史信息就更容易成為人們對當前事物判斷的主導影響因子。例如在美國,投資者20世紀80年代末受美國股票市盈率(較低)這個普遍認可的“錨”的影響,認為日本股票市盈率過高,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即使東京股市的市盈率仍比美國高得多,許多美國投資者卻覺得東京市場不再被高估了,因為他們將20世紀80年代末東京股市的高市盈率當成了新的“錨”來考慮.3行為金融投資策略
任何理論都是為應用服務的,行為金融學也不例外。行為金融學不僅是對傳統金融學理論的革命,也是對傳統投資實踐的挑戰。如行為金融學的大師RichardThaler,他既是理論家,又是成功的實踐者,他和RussellFuller一起發起成立的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Fuller&Thaler資產管理公司管理著15億美元資產。他認為他們的基金投資策略的理論基礎是:利用由于行為偏差引起的系統性心理錯誤。投資者所犯的心理錯誤導致市場未來獲利能力和公司收益的偏差期望的改變,并引起這些公司股價的錯誤定價。發現投資者心理上的系統性偏差,是基金獲利的基點。其基金業績似乎也在證明著這一點,從1992~2001年,其基金的報酬率高達31.5%,而同時期的大盤指數收益僅為16.1%?？傮w而言,行為金融的理論和實踐之間還存在著很大差距,還沒有成為投資專家們廣泛而普遍的制導理論。有兩個原因,一是行為金融理論本身并不完全成熟;二是利用這些理論測定各種各樣影響價格的心理變量時,會遇到很多操作難題。當然,任何理論都是有缺陷的,在金融市場中沒有人也沒有任何投資策略可以一直獲得超額回報。行為金融投資策略讓投資者具備了戰勝市場的可能,但永遠也無法具備打敗市場的保證。
3.1反向投資策略(contrarianInvest?鄄mentStrategy)
反向投資策略就是買進過去表現差的股票而賣出過去表現好的股票來進行套利的投資方法。由于股票市場經常是反應過度和反應不足的,對反應過度的修正會導致過去的輸家的將來表現高于市場平均水平,從而產生長期超常回報現象。邦特(Debondt)和塞勒(Thaler)(1985)的研究表明這種投資策略每年可獲得大約8%的超常收益。對此,行為金融理論認為,這是由于投資者在實際投資決策中,往往過分注重上市公司近期表現的結果,通過一種質樸策略(NaveStrategy)———也就是簡單外推的方法,根據公司的近期表現對其未來進行預測。從而導致對公司近期業績情況做出持續過度反應,形成對績差公司股價的過分低估和對績優公司股價的過分高估現象,為投資者利用反向投資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機會。
3.2慣易策略(MomentumTrad?鄄ingStrategy)
慣易策略是指在分析股票過去相對短的時間內(通常是一個月到一年)的表現的基礎上,預先對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設定過濾規則(filterrules),當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與交易量同時滿足過濾規則就買下或賣出股票的投資策略。Rou?鄄venhorst(1998)對其他12個國家的研究證實了動量效應的存在,從而證明了這種效應并不是由于數據采樣的偏差所造成的誤解。我國市場存在明顯的慣性效應,利用股票在一定時期的波動采用此策略可以買人賣出而獲得價差收益。
3.3成本平均策略和時間分散化策略(DollarCostAveragingStrategyAndTimeDiversificationStrategy)
投資者將現金投資于股票時,通?？偸前凑疹A定的計劃根據不同的價格分批進行,以備不測時分攤成本,從而達到規避一次性投入可能造成較大風險的策略,即成本平均策略。它與投資者的有限理性、損失厭惡及思維分割有關。時間分散化策略是指承擔股票的投資風險的能力將隨著投資期限的延長而降低,投資者在年輕時應將其資產組合中的較大比例用于投資股票,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則逐漸減少股票投資比例增加債券投資比例的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時間分散化策略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在個人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中普遍采用并廣受歡迎的投資策略,同時卻又被指責為收益較差的投資策略,而與現代金融理論的預期效用最大化原則明顯相悖。
3.4捕捉并集中投資策略(Concentrat?鄄edInvestmentStrategy)
行為金融理論指導下的投資者追求的是努力超越市場,采取有別于傳統型投資者的投資策略從而獲取超額收益。要達到這一目的,投資者可以通過三種途徑來實現:①盡力獲取相對于市場來說要超前的優勢信息,尤其是未公開的信息。投資者可以通過對行業、產業以及政策、法規、相關事件等多種因素的分析、權衡與判斷,綜合各種信息來形成自己的獨特信息優勢;②選擇利用較其他投資者更加有效的模型來處理信息。而這些模型也并非是越復雜就越好,關鍵是實用和有效;③利用其他投資者的認識偏差或錨定效應等心理特點來實施成本集中策略。一般的投資者受傳統均值方差投資理念的影響,注重投資選擇的多樣化和時間的間隔化來分散風險,從而不會在機會到來時集中資金進行投資,導致收益隨著風險的分散也同時分散。而行為金融投資者則在捕捉到市場價格被錯誤定價的股票后,率先集中資金進行集中投資,贏取更大的收益。 新晨
4結語
自20世紀80年代起至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的行為經濟學獲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行為金融理論迅速崛起,對現代金融理論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可以說行為金融理論已經成為金融理論領域最為引人注目的研究主題之一。當然,行為金融理論遠非一個完全成熟的理論,其對投資實踐的指導能力也因時因地而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