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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的概念范文1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案母镩_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疤貏e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五)消費理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費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消費和社會主義的消費。在消費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消費的雙重含義及相互關系、消費及其決定因素、消費結構與模式、消費的變化趨勢、消費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在資本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消費的性質與特點，資本主義的消費結構與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在社會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消費的作用與幸福指數、社會主義消費的結構及方式轉變、社會主義的消費模式及合理化。
政治經濟學的概念范文2
②馬克思在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一些基本經濟范疇的同時,賦予了這些范疇科學內涵,由此實現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核心命題的變革,使政治經濟學發展成為一門嚴格的科學,實現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說根本性的超越。馬克思之所以能夠實現這種根本性的超越,其首要原因是馬克思找到了分析紛繁復雜經濟現象的支點,即理論分析的邏輯起點———商品。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在17世紀將人口、民族或者國家作為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后來他們從這些生動具體的實存中分析出一些抽象范疇,如分工、貨幣和價值,但沒有將商品作為理論分析的邏輯起點。馬克思之所以把“商品”作為其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出發點,這是因為在馬克思看來,科學研究的特點就是按照正確的邏輯思維方法通過概念、范疇的展開進行,而邏輯范疇的推演必須從最簡單、最抽象、最基本的概念談起,因為任何一個復雜事物中最簡單的東西也就是最抽象的東西,它雖然抽象,但卻是復雜事物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而對馬克思來說,“商品”概念就是他用理論的方式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起點?！吧唐贰笔且环N怪誕的存在,用馬克思的話說,它是一個“可感覺而又超感覺”③的物:說它可感覺,是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一種突出表現:“龐大的商品的堆積”;說它超感覺,主要是由于它“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
④馬克思以桌子為例來說明這種怪誕,在他看來,桌子的怪誕不是源于它的使用價值,也不是源于價值,而是源于商品形式本身,即商品所具有的社會關系屬性需要以一定的物質載體反映出來。物質載體在反映商品的社會關系本質時,造成了對商品本質的一種遮蔽,使私有制下的分工交換關系采取了一種物與物之間關系的虛幻形式,從而產生了商品拜物教。正是這種商品拜物教現象,使古典經濟學家就此止步。他們將商品形式視為人類永恒的形式,沒有追問商品的價值為何要采取交換價值的形式,即商品所內涵的社會關系本質為何需要借助于其他商品表現出來。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時就已經深刻地認識到這個問題了。而消除商品拜物教,馬克思致力于解決的問題是:為什么兩種不同質的商品之間能夠互相交換,它們之間質的等同性,也就是說兩者之間能夠互相交換比較的第三者是什么?馬克思通過分析商品的使用價值,交換價值,由交換價值進一步發現了價值,價值和使用價值是商品的兩個屬性,它們分別由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生產出來。正是對勞動二重性的發現,使馬克思避免了大衛?李嘉圖價值理論的缺陷。由此可見,正是由于馬克思從商品這一概念范疇的分析入手,才科學地回答了什么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么形成價值和怎樣形成價值的問題,并進一步由商品的內在矛盾研究了價值形式,考察了從簡單價值形式到擴大價值形式、再到一般價值形式、最后到貨幣形成的發展歷史,為科學的貨幣理論乃至他整個的政治經濟學找到了最基礎的邏輯起點。從外在表現上看,馬克思從“商品”開始建構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鮮明的黑格爾把握問題的邏輯理路:從概念入手,通過概念的邏輯自我展開環節完成對于問題的理解和把握。這好像仍然是一個“頭腳倒立”的體系,但馬克思認為,這是敘述方法與研究方法的不同?！把芯勘仨毘浞值卣加胁牧?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雹?/p>
也就是說作為科學上正確的敘述方法,它不同于充分地占有材料進行分析的研究過程。因此作為已完成對黑格爾“頭腳倒立”體系顛倒過來的馬克思來說,商品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中已不再僅僅是一個概念,而是對資本主義現實世界的最準確概括。這一點和黑格爾是根本不同的。這種不同從根本上說就是“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而在馬克思看來,“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②正是由于這種根本的不同,商品內涵的這一社會“基因”伴隨著馬克思對商品概念的具體邏輯展開過程,在深層次上展現了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
經濟學研究與人的價值立場休戚相關。由于理論旨趣的不同,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在研究目的上具有根本差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就是研究財富如何增長的問題,而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關系。”③雖然古典經濟學家接觸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和人的階級關系,但是他們并沒有將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相反,他們對經濟生活的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物與物之間關系的層面,例如從商品和商品之間的關系去研究經濟范疇。這就使他們抽象掉了物與物之間發生關系的歷史情境,客觀上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普世化和永恒化了。而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學“一開始就以系統地概括經濟科學的全部復雜內容,并且在聯系中闡述資產階級生產和資產階級交換的規律為目的?！?/p>
④因此,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的生產關系。也就是說馬克思認為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目的不是像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那樣,要揭示財富增加的源泉,而是通過對這種經濟關系的研究,揭示這種“物”的關系背后“人與人”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研究怎樣改變這種“物”關系背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具體而言,我們需要再一次強調商品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一種普遍存在的特殊性?！吧唐贰钡谋举|不是能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的物,而是它具有價值。而價值的實質是抽象的一般人類勞動,它體現的是在私有制下由于勞動分工的存在,商品所有者在社會分工紐結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因此他的私人勞動同時內在的具有社會性質。但是要把這種社會性質體現出來,需要通過市場的交換來完成。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看來,商品和價值二者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而二者的紐結點就是貨幣,正是貨幣把價值的本質最深刻的體現了出來。
在馬克思看來,商品、貨幣是私有制和分工存在的社會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實現的一種方式。資本的出現,則標志著一種新型社會關系的出現,它的存在以勞動力轉化為商品為前提。正是借助于雇傭勞動者的剩余勞動,資本實現了增殖,由此貨幣搖身一變而成為資本,而資本生產關系在本質上講是一種權力關系,它以資本對勞動的支配和剝削為基礎,由此造成的結果是勞動者雖然創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然而它自身卻一無所有。資本家以這種支配關系和權力關系實現了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馬克思正是通過恢復被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抽象掉時間維度和社會關系維度的經濟范疇,揭示了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存在狀態。由此我們發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邏輯是以商品為起點,依商品-貨幣-資本的演進邏輯分析資本的產生;進而從生產領域轉向流通領域,剖析資本周轉、循環和流通的本質和規律;最后從整個資本主義總生產的高度通過分析利潤的分配提出剩余價值理論,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這樣馬克思透過物的表層分析內在的生產關系,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為主線,由價值、使用價值、剩余價值、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等構成了其基本分析框架,通過對“勞動力”的分析,闡明了剩余價值的來源,從根本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是怎么產生的,并為工人如何擺脫這種悖論式的生存狀態指明了方向。
馬克思在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合理因素的過程中,以科學的唯物辯證法實現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變革和理論立場的轉變。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說:“《資本論》是把辯證法應用于政治經濟學的第一次嘗試?！?/p>
①如果我們從方法論的層面審視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繼承與超越關系,我們認為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具體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二是馬克思理論的整體方法論。從具體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來看,馬克思在宏觀上主要運用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在微觀上主要運用的是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二者緊密結合,共同構成了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首先從宏觀上來看,這主要表現為馬克思運用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建構了一個圓圈式的政治經濟學的整體架構。以《資本論》為例:從總體上看,《資本論》是由三個不同等級的圓圈構成一個大圓圈。《資本論》共分三大卷,第一卷論述“資本的生產過程”,第二卷論述“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卷論述“資本主義生產(經濟)的總過程”。這三卷中的每一卷各是一個獨立的開放式的圓圈,分別論述一個圓圈的內容,同時這三個圓圈之間又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一體。這三個圓圈的關系是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關系。第一個圓圈是第二個圓圈的基因,而第二個圓圈是第一個圓圈發展的必然結果,第三個圓圈是對第一、第二個圓圈的否定之否定,是在更高基礎上向第一個圓圈的回歸。因此可以說這三個圓圈是由三個不同等級的圓圈構成的一個大圓圈。其次,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具體方法來看,馬克思主要運用的是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馬克思指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
政治經濟學的概念范文3
關鍵詞：生活角度；中職；政治經濟；教學
一、生活角度教學對中職政治經濟學教學的價值意義分析
（一）幫助學生深入了解政治經濟課程
從生活角度進行政治經濟學教學，就是讓學生認識到生活實際與政治經濟學存在的聯系，為學生營造一個生動、趣味的學習課堂。政治經濟學在學科性質上分析，內容具有較強的理論性和抽象性，中職學生在對知識的理解上具有一定的難度，無論是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還是學生對知識的應用上，教師都要注重以學生興趣為突破口，為學生構建趣味化的學習環境，整合教學內容，提升學生學習效率。但是從生活角度進行教學，可以讓學生通過熟知的生活元素全面了解政治經濟學的知識，更有助于學生對知識的掌握。
（二）改變傳統教學模式，推進教學改革
傳統的教學方式基本上都是局限在灌輸式、填鴨式的教學模式上，學生的學習思維也是完全被固定在機械化、任務化的學習狀態上，對于知識的講解僅僅被限制在理論的學習上，這樣的教學方式不利于學生多元化思維的培養。而基于生活角度對政治經濟學進行教學，借助于生活中的實例可以將知識變得通俗化，化難為易，降低了學生學習的難度，提升了學生對知識的理解?；谏罱嵌鹊慕虒W對現階段中職教學模式的轉變具有很好的實際價值。
（三）提升學生核心素養，培養綜合型人才
從中職院校的教育上分析，以培養專業化、綜合型人才為基本教育宗旨?；谏罱嵌日谓洕鷮W的開展，可以通過法律、社會習俗、產品生產、管理等方面對學生進行能力培養，為學生今后的工作、步入社會奠定良好的知識基礎，讓學生更早地認識到社會的需求，提升學生對知識的遷移與應用，培養學生綜合性的技能，為實現自身的價值提供重要保障。
二、生活角度中職政治經濟學教學的策略分析
給予生活角度的政治經濟學教學，既要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更要符合社會對人才需求要求。教學上要以提升學生興趣、培養學生綜合能力為核心，以下將從因材施教和校企合作教學模式構建進行全面化分析，實現中職政治經濟學教學效率的全面提升。
（一）因材施教，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中職政治經濟學課程本身比較枯燥和乏味，很多的知識需要在生活實例的支撐下才能體現出本身固有的價值，傳統的教學僅僅是說教式教學，與生活的關聯性不大，學生學習中會產生很多的問題。所以說，中職政治經濟學教師在課前準備期間應該根據生活實際情況制作好講課大綱，根據課本教學的基本要求，科學合理的創造教學情境，引導學生參與學習，一方面，情境的創設既可以幫助學生樹立起新知識的概念，另一方面，借助于情境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對知識的追求形成好奇心和探究欲望，學生在探究過程中就能發揮出自身的能動性，而且還可以借助于情境更深入的理解知識，久而久之，學生就會產生興趣。
例如：在“關于競爭與習俗”這一課教學時，習俗是地域性生活產生的文化因素，它在社會發展中具有很強大的力量，一方面，既可以阻礙地區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動地域發展，帶動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提升。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實際教學過程中，教師一定要注重讓學生認識到競爭與習俗的關系，無論是國家與國家之間、還是地域之間，更或者是文化等領域，都要以尊重地域習俗，這樣雙方的競爭與合作才能維持在一個公平的狀態。通過這樣的因素滲透，學生就會認識到發展與生活的關系。
（二）推進校企合作，培養學生對知識的遷移與應用
學習的目的主要就是學會生存，借助于知識解決實際問題，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理論化的教學再豐富多彩也僅僅只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但是缺乏實際的訓練，學生學習的知識也僅僅是一紙空文，毫無價值。所以說，給予生活角度對政治經濟學進行教學，是新時展的要求，旨在為學生創造多元化的實踐平臺，促進學生對知識的遷移與應用。
政治經濟學的概念范文4
關鍵詞：蘇格蘭啟蒙運動；古典政治經濟學；財富；自由；美德
中圖分類號：F091.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7-0046-05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正全面、加速推進，形成了有關轉型的諸多共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不斷推進的同時，建立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與社會、私利與公益、自由與秩序、財富與道德等成為經濟學界熱議的問題。事實上，對于這些問題的討論及其在經濟學理論體系建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在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期歐洲一些國家的經濟與社會轉型中便有體現，其取得的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衛·休謨、亞當·斯密、詹姆斯·斯圖亞特、亞當·弗格森等蘇格蘭啟蒙學者的思想啟蒙，尤其是他們對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塑，被《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的編撰者們視為“最重要的貢獻”與“最不朽的遺產”。因此，重溫蘇格蘭啟蒙時期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建及特質，不僅有助于深化對現代經濟學形成與發展的認識，而且能夠為在深刻領悟當前我國轉型時期經濟、政治、社會、倫理問題的復雜性的基礎上，建立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提供參考。
一、蘇格蘭啟蒙運動推動政治經濟學擺脫了“政治計算”
盧梭在對“政治經濟學”一詞進行詞源學考察時指出，“經濟學（Economy）這個名詞起源于希臘文oikos（家）和nomos（法），本來的意思是賢明合法地管理家政，為全家謀幸福。后來這個詞義擴大到大家庭——國家——的治理上。為了區分這一名詞的兩種意義，就把前者叫做特殊的經濟學或家庭經濟學，把后者一般稱為一般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歷史地看，從家庭經濟學向政治經濟學的轉型過程，也是倫理學、政治學與經濟學不斷融合與分離的過程。正如皮埃爾-羅桑瓦隆所言，“經濟的誕生體現為一種分化與混合的雙重運動?！?/p>
經濟學的源頭可追溯至古希臘時代，歷史學家色諾芬就曾提出重視農業和分工的思想。柏拉圖進一步指出，分工、生產和交換的發展必須依托于貨幣，但貨幣只是交換的媒介和價值尺度，而不應作為貯藏的手段。柏拉圖對商業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柏拉圖認為商業具有一定的作用，應當允許其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商業是不道德的，應當加以限制，尤其應當禁止雅典公民從事商業。亞里士多德對一些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財富二分的思想，即以有限性或無限性為標準，把財富區分為兩種：一種是作為有用物（即使用價值）的總體財富，它是有限的；另一種是作為貨幣積累的財富，它是無限的。與此相對應，亞里士多德認為存在兩種科學，即經濟學和貨殖術。經濟學研究如何取得對于生活必需、對于家庭或國家有用的東西；貨殖術研究如何取得貨幣形態的財富，即用貨幣來賺取更多的貨幣。然而，與柏拉圖一樣，亞里士多德也貶低貨殖術，認為追求貨幣財富是違反自然的，是可恨的。可見，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學只是家庭經濟學或家政管理。
近代經濟學的產生是從否認亞里士多德的經濟學與貨殖術的區分開始的。1615年，法國重商主義者孟奇里梯安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首次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的概念，經濟與政治從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關系。經濟學家們逐漸認識到，以獲取物品為目的的經濟學對于家庭和國家來說都是有益的，經濟的政治性、公共性開始為人們所認同。然而，正如皮埃爾·羅桑瓦隆所洞察的，政治與經濟的過度結合使諸如威廉·配第等后繼者們“都是從權力的觀點來思考經濟”，“實際上從未真正關心過經濟理論本身。他們未曾尋求對整個經濟過程做一個總體的解釋?！麄兊拇蟛糠种髦皇侨丝诮y計和農業統計匯編”，只是“政治計算”，而非“財富的科學”。因此，在皮埃爾·羅桑瓦隆看來，“直到18世紀至少在亞當·斯密之前幾乎不存在經濟學。人們只知道一方面是貿易，另一方面是政治”；然而“政治計算的主體是君主，貿易的主體是商人，那么，沒有真正的市民社會，經濟就沒有主體”。因此，“英國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比法國政治經濟學‘先進’，也僅僅在于英國的市民社會領先于法國的市民社會?！?/p>
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解更為寬容。他并沒有像羅桑瓦隆那樣將威廉·配第的經濟學也列入政治計算的行列，而是認為他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馬克思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古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惫诺湔谓洕鷮W的研究已經開始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而“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毖芯哭D向生產領域意味著經濟學的一場革命，使經濟日益掙脫了重商主義而成為新的自主活動。
但是，不論把現代意義的經濟學定格在哪個具體時段，18世紀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對于政治經濟學體系建立的意義都是無可爭議的。相對于重商主義甚至重農主義，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經濟學的最卓越貢獻在于，他們推動了經濟的“非政治化”，從而與政治非倫理化、倫理非宗教化結成一體，形塑了現代性的基本特征。《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對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貢獻描述為：“蘇格蘭人建立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觀點在于，經濟生活是自我調節的，經濟成長是一個能動的、自我持續的過程。正是休謨以其刺激性的，但卻是零碎的經濟學論文發動了這場辯論。詹姆斯-斯圖亞特在其《政治經濟原理》（1767年）一書中，試圖既回答休謨的論點，又對這個問題作出了總體的論述。不幸的是，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出版明顯使斯圖亞特的著作黯然失色?！姑苷J為，政治經濟學可能仍然只是‘一位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學的一個分支’；然而《國富論》可以單獨地理解。它比斯圖亞特《政治經濟原理》——或歐洲的其他著作：魁奈的《經濟表》（1758—1759年）和杰諾韋西的《商業演說》（1765年）結構更嚴密，更通俗易讀，更令人信服，而且坦率地說，也更加智慧——它以自己的立論創立了政治經濟學?！?/p>
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確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市場的地位
盡管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仍然將政治經濟學視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甚至在學科門類上還歸屬于政治學，但是正如很多學者所分析的，這一提法的主要用意是對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政治權力與政治行為進行劃界，使他們從其熱衷的政治計算中走出來，從而將政治經濟學帶進其所認為的科學發展的軌道。在古典經濟學家看來，政治經濟學之所以長期無法擺脫干涉主義，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其無法科學解答這樣一個理論難題：如果沒有政府這只強有力的手，社會經濟秩序如何保證？社會公益是否可以實現？對于這個問題，無論是霍布斯及其之后的重商主義者還是法國的重農主義者都沒能給出科學的解答。前者認為，只有在君主掌控的國家下，私利才能形成公益。重農主義者雖然心儀自然秩序與自由放任主義，然而他們又依托政府來維護和實現這種自然秩序，因而不僅贊成政府干涉市場，而且試圖在制度化的設計中將君主的利益與經濟體制捆綁在一起，甚至提出將國民財產的一個固定份額給予君主。
與干涉主義不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指出了市場本身的獨立性與自組織性，以及私利與公益之間的通融性。對于市場不依賴于國家的獨立性，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主要是在國家與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相區分的思路框架下，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對于市場自身的協調機制與自組織性，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從多個層次予以解答。如，在人性倫理層次，休謨認為，每一個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有限慷慨的一面；斯密認為，人既有利己之心，也有同情之心；弗格森認為，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也有聯盟的天性；因而人與人的關系不會陷入自相殘殺的境地。在社會觀上，蘇格蘭啟蒙思想家認為，社會的生成與有序化是自發的，不是契約論者所主張的需要人為的理性建構，經濟運行能夠實現自我調節，這是由分工、交換、自由競爭等作用的結果。其中，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論述對于市場自身的協調機制與自組織性的論述最具形象和說服力。
在18世紀的蘇格蘭啟蒙時代，私利與公益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倫理問題，也是當時重要的經濟社會問題，而且關系到財富分配的社會后果以及對社會秩序的認識與評價。對于私利與公益問題，曼德維爾率先通過蜜蜂的寓言，詮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私惡即公益的思想，但其寓言式分析和悖論式邏輯使其理論說服力大打折扣。后繼者休謨、斯密、弗格森在對曼德維爾“低調的人性”改造的基礎上，從情感主義的維度對私利與公益的相通性進行了深入闡述。按照他們的看法，人是情感的動物，任何人都有同情心，能夠通過情感的相互認同而協調各自的行動與利益，從而形成公序良俗。
三、蘇格蘭啟蒙思想家非常重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問題
由于理順了政治學領域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以及倫理學中私利與公益的關系問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使經濟學日益擺脫了干涉主義和僧侶式德性的束縛，并成為“財富的科學”。然而，這并不是說作為“財富的科學”的經濟學從此遠離乃至排斥政治學與倫理學；恰恰相反，正如阿馬蒂亞·森所指出的，在任何時候，“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因為，經濟學中一些根本問題的解答依賴于倫理學：一是人類行為的動機問題，即“倫理相關的動機觀”。二是社會成就的判斷問題，即“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也是基于這一認識，阿馬蒂亞·森嚴肅批評了現代經濟學的“無倫理”特征。限于篇幅，這里簡單闡釋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經濟學中兩個根本問題的分析。
（一）經濟行為的“倫理動機”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提供了一種經濟人的解釋模式，甚至認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首先提出了這一人性假設。誠然，無論是休謨還是斯密，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們都承認自私是人性中最為基本的方面。即使有著社群主義傾向的弗格森，也認為人最傾向于“只關心自己的”，并極力強調人的社會性也是為了消解這種自利的取向。然而，同樣毋庸置疑的是，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們都反對對人性自私的過分渲染，而且在人性論上秉承著一種辯證的態度。因此，在經濟生活中，盡管我們不能否認人具有經濟人的特征，但是不能據此對其進行極端化與庸俗化理解，將人的自利與利己的一面推向唯利與利己主義。對此，萊昂內爾·羅賓斯曾對斯密的人性論做了非常精辟的辯護：“在《國富論》的全書中，自利并不意味著自私。它的意思只是說個人的利益是一個人最密切關心的事。它們當然可能只是他個人的幸福；但也同樣可能包含了家庭情愛、社會義務、朋友情誼，甚至還包含在他看來具有中心意義的更為廣泛的活動。將自利解釋為一定是‘物質的’，也同樣是一種曲解。隨著購買力的提高，‘僅僅出于物質性’的關心——不管物質性一詞作何解釋——的吸引力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p>
（二）對于“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
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卓越性在于，他們既充分肯定了財富的積極效應，也客觀評價了財富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即對財富及其增長采取了科學和辯證的態度。對于商業文明的積極影響，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充分肯定了商業文明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在經濟上，財富的增長能帶來日益精致和舒適的物質生活。在政治上，工商業與技藝的進步改變了傳統社會的階層結構，催生與壯大了中產階級，從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業社會的政治形態。在精神生活領域，商業文明能夠敦風化俗，有助于重諾言、守時間、愛秩序、節約、謹慎等商業精神的成長與發育。對于商業文明的消極影響，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在現代市民社會發生之初就敏銳地意識到其潛在的問題與危機：一是社會分工容易導致人的片面化與單向度發展，使得每個人“就像是一臺發動機上的零件”。二是追求財富的欲望具有腐蝕道德的傾向，會使人們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私利而非道德上，而沒有德性支撐的財富崇拜容易將人引向感官享樂主義、物欲主義的深淵。三是在過分商業化的社會中，私人化特征極其明顯，人們容易蜷縮在狹小的自我圈子中患得患失。四是公共精神的缺失、政治冷漠的蔓延會增加極權主義、政治奴役的風險。
四、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特質的詮釋及啟示
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所開創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既不同于古希臘的家庭經濟學和15～16世紀的重商主義，也又有別于19世紀末之后在西方流行的一般經濟學。古典政治經濟學研究具有三個重要特質或維度：一是人本維度。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謂的自私自利的經濟人與理性人假設的信奉者；相反，他們從情感主義的立場出發，充分肯定了人的情感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客觀公允地評判人的自利情感與社會性情感，以及兩者互動共融的心理基礎與協調機制，并在此基礎上有力地論辯了私利與公益的問題，從而為經濟活動提供了一種人本主義的心理學基礎。二是政府維度。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謂的自由放任主義、“最小國家”理念的篤信者。盡管在他們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架構中，一方面著力強調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分，極力排斥政府對市場行為的行政干預；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并沒有走向極端，而是有著濃郁的制度主義特色。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強調政府作為“競賽規則”制定者與裁判者的對于“看不見的手”的制度保障作用，而且敏銳地意識到市場機制的缺陷，提出“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因為“這種事業與設施，在由大社會經營時，其利潤常能補償所費而有余，但若由個人或少數人經營，就決不能補償所費”，甚至提出政府應當承擔社會建設與社會保障的職能。如，弗格森認為，政府應當“保證家庭的維生之計和住所；保護勤勞的人從事自己的職業；調和公共秩序的限制條件、人類的社會公德心和他們各自為個人打算的追求間的矛盾。”三是倫理維度。與阿馬蒂亞·森所批判的現代經濟學的“無倫理”特征不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既重視分析“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又注意探究“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把財富與德性共同置于研究的重心。
然而，在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實質基本被抽空了，只剩下對于某些局部經濟行為或經濟領域“精細”的技巧性分析，丟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多重的分析維度。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無視經濟分析的道德倫理維度，僅僅圍繞經濟人的自利假設展開研究，反而為現實社會中的不道德經濟行為提供了依據。我國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認知經歷了一個由“馬克思”到“斯密”的轉變過程。但是毋庸諱言，我們對斯密以及其他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市場原則與市場精神也存在很多誤解與偏差，也存在將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政治經濟思想簡單化、庸俗化為以經濟人、自由放任、“守夜人”國家、價值中立等為特質的“斯密主義”的問題。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同時，過度市場化、誠信缺失、道德滑坡、收入差距擴大、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等深層次問題和矛盾也日益凸顯。面臨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社會經濟轉型的重要時期，中國經濟學界需要根據我國實際，以經濟學為指導，創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而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不僅要總結幾十年來的成功經驗和規律，還要反思問題和教訓，突破對市場運行機制的偏狹化理解，研究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效結合的理論基礎。因此，在這一背景下，重溫和思考蘇格蘭啟蒙運動中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立過程，有助于我們突破形形的“斯密主義”，理順個人與社會、私利與公益、自由與秩序、財富與德性等相互關系，真正理解與踐行市場經濟既是一種法制經濟也是一種道德經濟的理念，從而推進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與完善，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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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的概念范文5
【關鍵詞】 方法論;實證主義;規范主義;證偽主
一、方法論的定義與作用
在對經濟學方法論的爭論與發展進行具體而詳細的描述之前,必須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定義和作用有一個清晰的說明。方法論的定義也不不是一成不變,隨著經濟學理論的進展而改變,甚至有人說是經濟學理論的變化與發展而導致的經濟學方法論的的發展與變化。其實,這種說法不無道理,在后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這二者的關系其實是相互促進的。按照馬克?布勞格在其《經濟學方法論》中的定義:“方法論這個術語有時是用來指一門學科的技術步驟,這就完全成為方法的同義詞。然而,這個術語更經常地是用來指對論證一門學科的概念、理論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經濟學方法論是指在經濟學領域中用來指導經濟學這門學科的概念、理論和基本原理的研究。
關于這個概念可以追索到拿騷?威廉?思諾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經濟學家就一直在關心上述問題。關于方法論的作用問題,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及其方法》一文中寫到:“在政治經濟學和其他一切道德科學的分支中,先驗方法是唯一確定或科學的研究方法,后驗方法或具體經驗法,作為一種達到真理的手段,對這些科學來說是不適用。但仍能證明,后者在道德科學種仍具有重要價值,它不是發現真理的方法,而是檢驗真理的方法,將因干擾項帶來的不確定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到了近代,按照丹尼爾?豪斯曼的提法,經濟學方法論的作用如下:“經濟學的方法論”理解為經濟學所運用的科學哲學,而科學是人類認知活動的一部分,科學哲學因而是認識論。
二、歸納與演繹方法之爭
歸納與演繹是任何學科都要用到的兩大方法,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中也不例外,對于這兩種方法的結合應用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得到了很好的說明。在該書中,斯密即引用了很多實實在在的事例來說明他的觀點,也采用了演繹的方法來分析得出他的一些重要的結論。在那個時代,數學本身的發現所處的階段以及它在經濟學的應用并不普遍,斯密所采用的演繹方法都是比較簡單。斯密以后的經濟學家并沒有遵循他的這一“二重法”路線,尤其是經過詹姆斯?穆勒與大衛?李嘉圖之后,經濟學方法基本拋棄了斯密的綜合法,轉到所謂的演繹-規則路線上去了。李嘉圖無疑是這一方法的杰出代表。這后來則導致了經濟學方法論史上關于歸納與演繹的激烈爭論最突出的兩次爭論:一次是發生在18 世紀馬爾薩斯的歸納主義與李嘉圖的演繹主義之爭;另一次是19 世紀德國歷史學派的歸納主義與英國的奧地利學派的演繹主義之爭。此后,爭論并未結束。
古典歸納主義認為:“科學始于觀察,觀察是建立理論陳述的基礎”。歸納法是建立科學理論的方法。如果滿足歸納原理的條件,從有限單位觀察的陳述中歸納出普遍性定律是合理,科學理論發展是真實知識的積累和遞增。經驗事實是真實,歸納法也是合理,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科學知識是不會錯。運用歸納主義分析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亞當?斯密,對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的歷史資料進行詳盡的研究,得出他的勞動分工一般原理,用的就是歸納的方法,又運用抽象演繹法分析經濟問題,提倡歸納和演繹二重法。馬爾薩斯強調歸納法,他根據其掌握的某些史實,運用絕對稀缺等概念,歸納出了“人口論”。
傳統的演繹主義者李嘉圖在他的著作中所運用的演繹方法帶來了結果的確定性,使得李嘉圖的繼承者們看到了將經濟學發展成為一門像牛頓物理學那樣精確的科學的希望;另一方面李嘉圖把高度抽象的經濟模式直接運用于現實世界的復雜情況,這種偏好被熊彼特稱之為“李嘉圖惡習”。在李嘉圖之后“邊際革命”更是帶來了數學工具在經濟學中大量運用的先兆。亞當?斯密主張二重法,是看到了歸納和演繹的各自作用,注重歸納法的傾向性在馬爾薩斯那里得到了強化,在李嘉圖的著作里,歷史、制度和事實這些在亞當?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描述的東西都淡化為一種背景,提倡用抽象的演繹方法來建立理論體系。穆勒也認為在社會科學中歸納法失靈,強調演繹法是惟一適用的方法,但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又繼承了亞當?斯密的二重法?？梢?從斯密到穆勒,中間盡管經歷了歸納法與演繹法的論戰,但斯密的二重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回歸。
三、實證主義與規范主義之爭
經濟學方法論第二個重大的爭論是實證主義與規范主義之爭,這二者的區別在J.N.凱恩斯的《政治經濟學的范圍和方法》一書中得到了首次正式的區分以來,就一直是經濟學界討論的熱點。其實歷史上經濟學人很早就開始了經濟學是“科學”還是“藝術”的反思。歸根結底,這體現的是方法論上的質疑,即經濟學是實證的還是規范的。經濟學方法論史上關于實證經濟分析和規范經濟分析的論戰,由來已久。這場爭論以哲學上實證主義和規范主義之爭為基礎,是科學哲學在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延伸,其實質是科學哲學將命題分析方法滲透到經濟學研究領域的結果。
這場爭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尼爾和約翰?穆勒,首次有意識地以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和“藝術”的區分形式表達了令人們所熟知的經濟學的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的視野。在此之前,薩伊曾將政治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相比擬,認為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化學和天文學一樣,是實驗科學的一部分,并試圖通過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的區分將意識形態與價值判斷等逐出經濟學領域,他并未有意識地做出實際意義上的實證與規范的區分。在西尼爾和約翰?穆勒那里,主張將實證和規范經濟學區別為“科學”和“藝術”形式?！翱茖W”是一系列現實經濟的真理命題,指實證經濟學;“藝術”則是一組規范性的經濟準則,指規范經濟學。
西尼爾則直接指出經濟學家根本就不應該提出任何政策性的建議。這種超科學的倫理價值導向會不可避免地援引價值判斷,帶上利益主體的主觀偏好,影響理論的科學性。討論實證與規范的區分,不能不提到大衛?休謨。在《人性論》中,休謨提出了著名的哲學命題:人們不能從“是”中推論出“應該是”。此命題在事實領域與價值領域之間做了一刀切的邏輯區分,被稱為“休謨的鍘刀”。其意在表明事實領域和評價領域之間存在著一種合乎邏輯的嚴格區分。其后經濟學一直圍繞“二分法”進行爭論。
約翰?內維爾?凱恩斯對實證和規范分析做了更深入的區分,提出經濟學“三分法”,即實證經濟學、規范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藝術。他認為,實證科學可以被定義為關于事物“是什么”的系統化知識體系;規范科學可定義為關于事物“應該是什么”一類問題的標準的系統知識體系;而“藝術”,目標是產生出準則,是實現給定目標的規則系統,是為達到目的而遵循的規則體系。值得注意的是,凱恩斯論述中的“規范科學”溝通了政治經濟學的“實證科學”與“藝術”之間的橋梁這一提法,為由來已久的實證與規范之爭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思路。此后,主流經濟學家大多接受了源于西尼爾和約翰?穆勒的“實證―規范”二分法,凱恩斯的三分法并未得到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認同和接受。
四、證實主義與證偽主義之爭
經濟學的發展到了20世紀,特別是隨著卡爾?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的興起,引起了經濟學方法上的證實主義與證偽主義之爭。真正將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導入經濟學的是哈奇森的《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基本原理》一書。認為科學經濟學所研究的應當是經驗上可驗證的命題,對于應當加以驗證的是經濟學命題的假定前提還是其預言,沒有明確的態度,到了本世紀薩繆爾森和弗里德曼有關方法論之間的曠日持久的爭論正是圍繞這一問題展開。
在薩繆爾森看來,經濟學方法論中的中心問題就是要得出操作上有意義的原理,所謂的“有意義”是指在理想條件下做出的關于經驗資料的假說,并可以想象這個假說能夠遭到反駁。薩氏所關注的是經濟學的解釋功能,后來他由操作主義轉向描述主義就更加表明了他的這種偏好,不過經濟學家應力求擴大經濟學的客觀解釋性的描述力。弗里德曼則代表了一種被稱之為工具主義的方法論傾向。認為經濟學的最終目的就是要發展出一種理論和假說,使之能夠對尚未觀察到的現象做出合理的、有意義的預測,對于理論的預測已經放寬到不僅可以對尚未發生的現象,甚至可以對業已發生的現象做出預測。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弗里德曼的方法論要比薩繆爾森的更加靈活、更具有實用性。弗氏甚至提出,對理論的假設前提的檢驗是不必要的。假設前提的虛假甚至不是它的缺點,是實證經濟學的必要與優點,這類假設在某一特定領域是虛假的,在另一更廣泛的場合則是可以加以驗證。
他的這一看法也不乏批評者,認為弗里德曼關于假定的概念過于籠統,并區分假定的不同類型,甚至沒有區分初始條件、輔助假說和邊界條件這三種假定。薩繆爾森認為,精確的預言并不是理論之有效與否的唯一貼切檢驗,檢驗假定并不比檢驗預言來得困難,檢驗前者所需的證據并不一定難得,其檢驗結果也并不一定更為模糊。檢驗假定的意圖有可能產生重要的領悟,有助于說明檢驗預言所產生的結果。薩繆爾森將弗里德曼的方法論稱之為“弗氏扭曲”,這種方法論實際上認為一種理論的缺點越多,理論就越好。他認為這是科學的墮落,任何一種精確的科學決不會采用這種方法論。但是經過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其實無論是薩繆爾森的操作主義或描述主義,還是弗里德曼的工具主義,二者之間并無實質上的差異,二人實際上分享著共同的問題背景,都是以不同的方式
來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即對所謂的防御方法論加以改造,使之免受假定不真實的指責。
五、結論
中國的經濟學發展,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目前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對于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和借鑒才剛剛起步,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鑒于我國的經濟體制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區別,需要針對我國的具體情況來發展真正適合自己的理論,這其中是離不開經濟學方法論的創新與研究。
一方面要認真扎實地研究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方法論爭論,了解其演變的歷史,弄清其何以產生的根由、轉向和結果,這無疑有助于提高我們理論思維能力和準確理解西方主流經濟學;另一方面也只有深入了解了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演變,借他山之石,促進我國經濟學方法論的創新,才有可能推動我國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從經濟學方法論上尋找突破口也許是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的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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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政治經濟學的概念范文6
經濟現象間總是充滿矛盾的，矛盾一詞在生活中很常見。矛盾，它反映了事物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一種特殊的狀態，矛盾不是事物、也不是實體，它在本質上屬于事物的屬性關系。這種屬性關系是事物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關系，這種特殊的關系就是“對立”，正是由于事物之間存在著這種“對立”的關系，所以它們才能夠構成矛盾。由矛盾自身的定義我們可以對應的得出關于經濟矛盾的定義，經濟矛盾應該是反映了經濟現象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狀態，是經濟現象的本質屬性，不同的經濟實體間相互對立相互作用的關系就構成了經濟矛盾。
關于經濟矛盾概念的理解
萬事萬物都具有矛盾，但是矛盾卻不是事物自有的。經濟矛盾是無法脫離主體意識單獨存在的，它反映出了不同研究主體的階級屬性。政治經濟學是矛盾演化的產物，經濟矛盾并非是先驗存在的，它是由代表特定主體利益的研究者在對經濟現象的研究中規定的，正是因為主體性的差異，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才會從對經濟現象的研究中得出不同的矛盾方面。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的主題是如何實現利潤最大化，實際上就是以資本所有者為主體，探討如何最有效的實行資本所有者的利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題則要從勞動者的角度出發，規定現實中國經濟矛盾，并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實現中國勞動者的主體地位。要明確矛盾指的是作為研究主體的人，在對現實經濟現象的分析中，規定出現象之間的矛盾。
不只是經濟現象，作為矛盾的研究者――經濟學家的思維也是矛盾的，由于立場和時代的變化，他們處在不斷變化的矛盾中。在資本主義研究的代表中，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始終貫穿著一種自由的思想，運用大量的實證大量的比較進行研究，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還處于早期的發展階段，社會上還有很多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資本主義需要自由，封建和集權專制嚴重壓迫著資產階級，遏制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這個時期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致力于批判研究，主張資本的自由競爭，深入分析經濟矛盾。在資本統治全面確立以后，資產階級擺脫了受壓迫的地位，他們需要更進一步地發展，需要研究如何讓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他們在對國家政策研究的同時引入了很多的衡量指標，效用就是最顯著的例子。在這一時期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興起對他們產生了巨大的威脅，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將批判的對象轉為社會主義，但是由于自身處于統治地位，所以這個時候的批判只是一種形式，在本質上這更多的是一種辯護。從矛盾的分析也本質轉到了表層，力求解決一些表層上的經濟問題而不是經濟矛盾。
矛盾分析的原則和方法
明確主義?，F實生活中處理事情時，我們經常會提到要使用正確的方法、使用好的方法，在矛盾分析中，我們同樣需要掌握正確的方法。“好”與“正確”是兩個極其抽象的概念，到底何為“好”，何為“正確”，這就需要考量你的目的，根據最后想要達成的目的選擇合適的方法，這就是正確的、好的方法，有一個成語叫“南轅北轍”，就是在批判方法與目的的不一致。經濟學學術研究也是有目的的，研究特定問題時有具體的目的，但是這些目的都離不開一個總目的，這個總目的始終圍繞著你的“主義”?！爸髁x”也就是立場，它具體包含了兩層含義，首先是“階級”，其次是“利益”，你想要維護哪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當前迫切需要實現的利益是什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站在勞動者的視角上，而勞動者目前需要的就是改善自身的生活，成為這個社會真真正正的主人翁，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絕不只是為了國家，不只是為了經濟發展，因此單純地去研究社會如何發展這是不全面的，這或許就是“GDP主義”的弊端。勞動者在這個社會上還屬于薄弱的一方，要始終謹記研究目的，探索當前勞動公有制的矛盾對立面，用批判的方法去除那些阻礙勞動發展的因素，實現勞動者的主體地位。
以正確的哲學觀作為指導。哲學是一個時代精神的體現，社會變革通常是以哲學觀念的變革作為指引的，各學科方法論的變革也開始于哲學的變革。哲學的方法論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特殊與一般的關系，它是哲學方法論的具體化和表現形式之一。資本主義哲學有不同的發展階段，早期有上帝論、之后是天命論，發展到最后形成了當今社會普遍認可的唯物論。后期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正是在唯物觀念的影響下，站在資本所有者的視角上，探討如何提高資本所有者的權利，分析社會經濟矛盾，對于當時的封建統治造成了較大的沖擊，使得社會變革前進。馬克思明確提出自己所代表的是無產階級，集成并發展了當時社會主流的唯物觀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深刻反思，發展出了自己獨特的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哲學體系，在此基礎上，用自己獨到的視野分析經濟矛盾，鑄就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先河。馬克思在從事矛盾分析時，既運用了經濟學分析方法也沒有脫離哲學方法論的指導。我們在之后的分析中，應該沿襲這一先進的思路，不要將二者完全對立，應該繼續把他們統一在自己的研究中，形成具有深度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用于指導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
在實踐辯證法的指導下研究經濟矛盾。矛盾分析所用的根本的方法就是實踐辯證法，實踐辯證法是以“唯人主義”為中心，要點就是處理矛盾。在主流意義上的唯物辯證法的研究內容主要為客觀規律，總結人類社會、自然界，研究其發展，總結其發展的普遍特性。在唯物辯證法中，人的中心地位被嚴重淡化了，人成為了客體不再是主體，這主要體現在兩點上，首先，對辯證法的來源存在誤區，認為自然界是遵循客觀原則發展的，人類在認識其發展的過程中從中總結出辯證法，這是不受人的意志的影響的；其次，對辯證法的主體認識錯誤，認為其主體是自然界，人只不過是從屬于其的客體，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是來源于自然界的，人類的思維活動也不能脫離此。馬克思的辯證法與此不同，是具有實踐特點的，是對于傳統的唯物辯證法的發展，其出發點由自然界轉向到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中來，從現實的實踐出發意味著從人類和人類社會出發，物質和自然界只是從屬于人的，要在研究人的實踐之后才對人類生存的物質條件進行研究。
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具有變幻莫測的特點，其內容豐富繁雜，不可能對其每一個內容進行細致的研究，為此，總結了以往時代對矛盾的研究，有建設性地提出了“抓住主要矛盾”的說法。這也就是說在對矛盾的研究中，要學會辨析居于主要地位的矛盾，同時要認清主要的方面。雖然矛盾的內容非常復雜，但是各個矛盾對于社會發展的影響力是不同的，有些矛盾對于整個社會發展起引領作用，可以支配其他的矛盾變化發展，這就是主要矛盾。而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地位也不是相同的，會有其中一個方面從屬于另一方面，受另一方面的變化影響，這就是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當然，矛盾也是不斷變化著的，在一個時期居于主導地位的主要矛盾也可能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演變為次要矛盾。
矛盾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