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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安全的特征范文1
一、循環經濟概述
所謂循環經濟,就是把清潔生產和廢棄物的綜合利用融為一體的經濟,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經濟,它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關于循環經濟確定的定義,盡管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表述。但是他們都在闡述一個共同的觀點,也就是循環經濟是基于可持續發展的一種全新的發展模式,循環經濟中都含有 “資源―產品―可再生資源”的物質反饋過程,它追求社會資源的不斷循環使用,力爭做到“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以及不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
二、我國當前生態安全形勢
我國疆域廣闊,物產豐富,但是人口眾多,各類資源的人均占有量較低。此外,我國仍沒有擺脫“高損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經濟發展模式,耕地大量流失,水資源污染嚴重,廢棄物排放超標等問題在國內仍然較為嚴重,我國正面臨著嚴峻的生態安全形勢。
(一)水資源人均不足,且污染嚴重。我國水資源總量占世界水資源總量的7%,居第6位。但人均占有量僅有2,400立方米,僅為世界人均水量的1/4,居世界第119位,是全球13個貧水國之一。全國有58%的城市缺水,年缺水量58億立方米。黃河、松花江、遼河污染嚴重,全國90%以上城市水環境惡化、水質下降,嚴重地威脅著人民群眾的生存與健康。
(二)水土流失嚴重,耕地面積飛速減少。草地植被開墾、濫挖、濫采,造成水土流失逐漸加重。據1999年的統計,我國水土流失面積已達到180.83萬平方千米。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人口急劇增加,大片耕地被作為城市建設用地或荒廢,導致我國每年大約損失耕地5,000萬畝。
(三)礦產資源質量差,開采混亂。我國礦產資源品種較齊全,但貧礦居多、富礦居少,鐵、鋁、銅、鋅等礦藏短缺。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無節制的濫采更加重了礦藏資源的負擔。
(四)廢棄排放量超標。我國二氧化硫排放居世界之首,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二氧化硫造成嚴重的酸雨污染,二氧化碳造成溫室效應,這兩項污染嚴重威脅著我國的生態安全。
三、生態安全與循環經濟關系
(一)從經濟發展趨勢上分析,循環經濟是確保生態安全的必然選擇。工業化時代,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各國以追求生產發展和工業化為目標,大肆發展經濟。在資源利用方面,并未考慮資源的有限問題,濫采濫伐現象比較普遍;在人口增長方面,并未考慮人口增長給社會帶來的消費問題;在生存環境上,并未考慮廢棄物的排放,環境的保護問題。當時,生態安全問題之所以未得到重視是因為當時生態問題并未反作用于人類。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劇以及科學技術的全面進步,生態問題逐漸暴露,引起人們的重視。人們看到了為求一時經濟繁榮而帶來了嚴重后果,認識到只有合理處理經濟發展與生態安全的關系才能確保世界經濟持續發展,于是開始考慮“效率”問題、資源再生問題、生態安全問題,循環經濟由此產生。循環經濟其本質上就是一種生態經濟,它是以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它所倡導的是生態安全與經濟和諧發展。因此,循環經濟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生態安全的必然選擇。
(二)從經濟內涵上分析,循環經濟符合生態安全發展的要求。首先,循環經濟的系統組成將人類自身和生態安全這兩個要素囊括之內。他要求人類在進行生產經營活動時,將生態安全作為重要因素考慮。生態安全因素和人類的生產經營活動在循環經濟系統中是互相制約的關系,這是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其次,循環經濟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模式有其全新的特征和原則。循環經濟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低消耗、高效率即是對資源的保護,低排放即是對環境的保護。而構成生態安全的因素主要就是新鮮的空氣、清潔豐富的水源、肥沃的土壤、充足的自然資源、穩定的生態系統,等等。從循環經濟的特征、原則看,循環經濟就是對生態安全要素的保護,因而是符合生態發展要求的。
(三)從經濟機理上分析,循環經濟是生態安全的倚仗。人類為了生存就必須進行生產活動,就必然帶來自然資源的消耗、廢物的產生以及環境的破壞。人類的生產活動都是對生態安全的破壞,只是因生產的方式、規模不同破壞的程度大小不同罷了。因此,人類生產活動與環境安全之間存在必然矛盾。社會生產遵循自然界物質循環規律,生產資料進入生產過程,一部分轉化為產品,一部分被消耗轉化為廢物,整個過程生產資料并未減少。循環經濟的機理就是在減少生產資料投入的情況下,盡可能地通過技術手段對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物進行利用,使之生成下一生產環節的原料,再次參與循環。循環經濟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保護現有環境資源的前提下,通過科技手段轉變資源的利用形式和方式來發展生產。循環經濟既解決了環境資源超量使用問題,又解決了環境資源的低效利用問題。因此,循環經濟是實現生態安全的根本保障。
四、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策略
(一)加強宣傳引導,樹牢可持續發展理念。發展循環經濟不僅僅是國家的事,也不僅僅是某個企業的事,它與每個國民息息相關。在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低、公民整體素質不高、循環經濟宣傳力度不大等原因直接制約著循環經濟的發展。通過研究發達國家循環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發現,全民參與是個顯著特征,并且在循環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顯著作用。因此,我國要特別加大對循環經濟的宣傳力度,要把它作為一項任務來對待。要講清當前發展循環經濟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講清國民在發展循環經濟中所處的地位,全面提高國民素質,樹立節約意識和環保意識,堅決抵制破壞環境、浪費資源行為。發展循環經濟還要注意引導企業走可持續發展道路。企業作為循環經濟最終的運作者,在循環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要引導企業樹立可持續發展理念,徹底擺脫傳統的經濟模式影響,主動投身循環經濟發展大潮中來。
(二)完善相關法規制度,建立科學的管理機制。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第二大障礙就是法規制度不健全、政策不配套。盡管我國也頒布了一些循環經濟方面的法律法規,但是缺乏系統性、統一性以及協調性,可操作性不強。我國的循環經濟法規應是一個完整的法律體系,既有作為中心法律的《循環經濟法》,也有作為“輔助法律”的相關規定,如《廢棄物處理法》、《公共清潔法》、《促進資源有效利用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及《綠色采購法》,等等。完善的法規制度是發展循環經濟的堅實基礎,是循環經濟健康發展的保障。
發展循環經濟需要科學的管理體制,需要行政、經濟、科技、環境、資源、金融等部門通力合作,在政府經濟政策的指引下,在不同角度發揮主導作用,科學管理循環經濟發展。
(三)加大技術研究,嚴把生態安全關。從循環經濟的機理可以看出,循環經濟需要強有力的技術支持。它是對原有生產技術的徹底變革,是采用新技術對生產廢物再利用,使之再循環的經濟發展方式,因此加大技術研究尤為重要。我國在很多領域生產技術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而技術的發展、趕超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情況下,一方面我們要積極利用國際間的合作機會、借鑒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促進我國循環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國家要出臺相應政策,鼓勵科研機構加大技術研究力度,尤其是新興領域的科研力度,以此作為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堅實后盾。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生態安全觀也會隨之變化。生態安全觀的變化主要表現就是對生態安全要求的提高。生態安全要求提高,必然要求生產技術的提高。為此,我國發展循環經濟,必須加大科技研究,嚴把生態安全關。
綜上所述,發展循環經濟最重要的就是嚴把生態安全關,這是發展循環經濟的主旨,偏離了它,循環經濟就偏離了方向,就會導致嚴重的環境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更會危及人類的生存和社會的健康發展。
(作者單位:河南經貿職業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劉少康.環境與環境保護導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生態安全的特征范文2
城市生態安全系統是一個由社會、經濟、自然環境組成的復合人工生態系統。城市生態安全是指有效運用具有生態特征的技術手段和文化模式，建立合理的城市生態系統結構，提高城市生態系統功能，促進系統的物質循環和能量合理流動，協調人與自然和諧的關系，使人類在城市利用方式、程度等方面與生態系統的發展過程相適應，最終實現建設結構合理、功能高效、生態安全的城市運行系統。
因此，為提升世界各國城市生態安全意識，促進城市生態安全保障體系的建設，聯合國人居署與國際生態安全合作組織擬在2013年4月15日舉辦的聯合國人居署第24屆理事大會上共同啟動“全球城市生態安全排行榜”項目。屆時由國際生態安全合作組織大連國際生態安全研究所開發和設計城市的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將一并啟動。
城市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是以國際城市為評價對象，指標的設計既要體現綜合性、整合化的城市特色，充分覆蓋城市經濟―社會―自然生態三個維度；又要充分體現生態安全健康性、脆弱性的本質特點，同時充分借鑒和吸收國際生態安全研究中的關鍵要素因子，力爭指標體系的城市特色凸顯、安全味道十足，國際城市通用。運用城市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既能為國際城市間生態安全的橫向比較提供標準，又能為目標城市辨識其生態安全狀況及其生態系統演變趨勢提供科學客觀的評價工具。
Problems emerging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such as housing shortage， traffic jam，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esource shortage， urban floods and food security，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which not only influence the people’s survival and living but also restra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society and economy. This makes people reflect deeply on the mode，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our production and living modes， centering on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useful experience of urban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the world and pursue the wa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urban ecological safety has emerged.
Urban ecological system is a naturally， socially and economically compounded artificial system. Urban ecological safety refers to establishing a rational structure of urban ecological safety system by means of technologies and cultural patterns featuring ecology factors so as to improve the functions of the urban ecological safety system， promote the cycle of materials and reasonable flow of energy，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coordinate the way and degree of utilization of citi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safety and ultimately build an urban operating system with rational structure， high effectiveness and ecological safety.
生態安全的特征范文3
關鍵詞耕地資源；生態安全；空間特征；長江上游
中圖分類號F3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3）12-0065-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2.010
耕地資源是最寶貴的自然資源，具有生產、空間承載以及環境保護等多種功能，經過人類長期干預，耕地生態系統逐漸演變成為具有高度耦合性的社會―經濟―生態復合系統[1]。但是隨著人口增長、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一方面城鎮建設占用使得耕地資源的稀缺性日益增強，另一方面化肥和農藥的不合理施用、各類污染導致耕地利用生態問題逐漸凸顯，這些都對我國耕地資源保護、糧食安全保障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在此背景下，耕地資源生態安全研究逐漸成為亟待深入開展的前沿課題[2]。國內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縣域[3]、市域[4-5]和省域尺度[6]，對長江上游農業主產區這一特定功能區域進行耕地生態安全研究并不多見。
長江上游農業主產區作為我國“七區二十三帶”農業戰略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其對于充分發揮地區的比較優勢，加快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促進農業生產經營的標準化、規?；图s化，推動現代農業示范區建設，確保國家糧食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而長江上游因其復雜多樣的生態系統、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和特殊的自然環境，是整個長江流域生態安全的重要屏障，在長江流域以及全國有著不可忽視的生態戰略地位[7]。因此，本文以長江上游農業主產區為研究區域，通過構建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運用GIS空間分析技術，對長江上游農業主產區耕地生態安全水平和空間分布特征進行定量研究，以期為長江上游耕地生態安全態勢的預測與預警，促進耕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提供科學依據和決策參考。
1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1.1研究區概況
長江上游區域是指長江源頭至干流宜昌段，長4 511 km，約占長江總長度的70%，主要支流有雅礱江、岷江、嘉陵江、烏江等；流域面積105.4×104 km2，占長江全流域面積的58.9%，涉及青、藏、云、貴、川、渝、陜、甘、鄂共9省、市、自治區；人口1.63億，占全流域人口的35%[8]。由于青藏高原的高海拔特征和長江上游遼闊的地域及其過渡性，使長江上游地區成為規模宏大、具有全球意義的生態脆弱帶和全球環境變化的敏感區[9]，也是我國構建“七區二十三帶”為主體的農業戰略格局中長江流域農產品主產區之一[10]。長江上游的耕地資源主要集中分布于四川省和重慶市，農作物以糧食作物為主，經濟作物為輔，該區域既是長江上游農業最為發達的區域，也是農業生產力最有潛力的地區[11]，對我國糧食安全和農業生產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1.2數據來源
本研究涉及的基礎數據主要包括：土地利用類型數據（矢量數據），四川省和重慶市的行政區劃圖（矢量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土壤厚度、土壤侵蝕強度指標數據（柵格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生物多樣性指標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科學院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以上數據主要獲取于地球系統科學數據共享平臺（http：///Portal/index.jsp）。另外，還涉及人口密度、城鎮化率、化肥施用量等有關社會經濟數據主要來源于《四川統計年鑒》、《四川省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資料匯編》、《重慶統計年鑒》和《重慶市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資料匯編》等，獲取來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2011）（http：///kns55/Navi/ NaviDefault.aspx）。
2研究方法
2.1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與權重確定
耕地生態安全是指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耕地資源所處的生態環境，處于一種不受或少受威脅與破壞的健康、平衡狀態[12]。耕地生態系統是一種典型的自然―人工綜合系統，其生態安全主要是對自然環境變化和人類迫脅影響的響應程度。自然環境的演變具有緩慢性和長效性特征，對耕地生態安全的影響在短時期內較小，因此人類活動干擾成為耕地生態安全的重要影響因素。本研究以人類活動干擾對耕地生態系統的影響作為切入點，圍繞“干擾”對耕地生態系統所帶來的影響，對其“壓力”、“響應”進行評價。耕地受干擾后面臨的“壓力”主要來自于人類活動和社會經濟發展，其中人口集聚導致了城市建設的擴張和城鎮化的加快，建設占用耕地導致的耕地減少和破壞，涉及指標主要有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積、城鎮化率、化肥施用量等?！绊憫眲t反映耕地生態系統受干擾后的具體指標變化，如生物多樣性、土壤厚度、土壤侵蝕度、糧食產量等。
在以上“壓力―響應”理論框架指導下，本文在參考借鑒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13-14]，按照科學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則，同時結合研究區的實際情況，從壓力和響應兩方面選取了人口密度、城鎮化率、土壤侵蝕強度、生物多樣性指數和單位耕地面積糧食產量等8個評價指標，構建長江上游農業主產區耕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指標的權重主要采用層次分析法確定，所有權重值均通過一致性檢驗。如表1所示。
化肥施用量土壤厚度土壤侵蝕強度生物多樣性指數單位耕地面積
糧食產量3人口承載的壓力城市擴張的壓力人為污染的壓力耕地質量狀態耕地生態
環境狀態耕地產出
效益狀態3負向30.093正向30.437負向30.161負向30.309正向30.066負向30.523正向30.254正向30.1572.2評價指標標準化
為了使數據之間具有可比性，消除不同量綱對結果的影響，本文采用最大離差法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標準化處理。根據指標在耕地生態安全中的表現是正向（越大越好）還是負向（越小越好）來確定其標準化的計算方法。
Xi=xi-min（xi）3max（xi）-min（xi）（xi為正向指標）
max（xi）-xi3max（xi）-min（xi）（xi為負向指標）（1）
其中，Xi―第i指標標準化后的值；xi―第i指標的實際值；max（xi）―第i指標的最大值；min（xi）―第i指標的最小值。
2.3評價技術路線與模型
首先在四川省和重慶市的行政區劃矢量圖中建立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積、城鎮化率、單位耕地面積化肥施用量和單位耕地面積糧食產量的相應字段，將標準化后的各指標值錄入屬性表并將其分別轉為100 m×100 m的柵格；土壤厚度、土壤侵蝕強度和生物多樣性指數的標準化過程則在ArcGis9.3中通過柵格計算器實現，這樣便得到了各單個指標的柵格圖；然后從土地利用現狀圖中提取耕地的柵格圖層，并且與壓力和響應準則層下的各指標按照權重分別進行疊加得到耕地生態安全壓力和響應評價圖。評價模型如下：
F=∑n3i=1wi×Xi（2）
其中，F為準則層數據值；wi為準則層包含的第i指標的權重；Xi為準則層包含的第i指標標準化后的值；n為準則層包含的指標個數。
3評價結果與分析
3.1耕地生態壓力指標評價
在ArcGIS9.3軟件系統中，利用柵格計算器將耕地生態壓力的各指標柵格圖和對應的權重進行疊加，采用ArcGIS（Natural Breaks）自然重分類法將其劃分為5個生態壓力區（見表2），其中生態壓力一級區表示耕地生態壓力最小區域，以此順推，生態壓力五級區為耕地生態壓力最大區域。耕地生態壓力分類結果如表2所示。
從評價數據分析可知，長江上游農業主產區耕地生態壓力三級區及其以上面積占到了整個長江上游農業主產區耕地面積的69.76%，其中，耕地生態壓力五級區占1105%，四級區占2354%，三級區占3517%，二級區占2596%，一級區為427%。
從空間分布特征來看，長江上游農業主產區耕地生態壓力總體上處于較大的狀態，其中五級區主要分布在四川省的成都市、綿陽市、攀枝花市和重慶市的渝中區、大渡口區、江北區沙坪壩區、雙橋區以及永川市等；四級區主要位于四川省的巴中市、南充市、遂寧市、眉山市、內江市等；三級區主要位于四川省的瀘州市、宜賓市、樂山市等以及重慶市的開縣、萬州區和長壽區等。
3.2耕地生態響應指標評價
同理，在ArcGIS9.3軟件系統中，利用柵格計算器將耕地生態響應的各指標柵格圖和對應的權重進行疊加，采用ArcGIS（Natural Breaks）自然重分類法將其劃分為5個生態響應區（見表3），其中生態響應一級區表示該區域耕地生態狀態最優區域，以此順推，生態響應五級區為耕地生態狀態最差區域。耕地生態響應分類結果如表3所示。
從評價數據分析可知，長江上游農業主產區耕地生態響應三級區及其以上面積占到了整個長江上游農業主產區耕地面積的91.37%，其中，耕地生態響應五級區占4889%，四級區占1846%，三級區占2402%；另外，耕地生態響應一級區所占面積最小為107%，耕地生態響應二級區占756%。
生態安全的特征范文4
對此，我們必須持有清醒的認識，提出科學有效的處理方案．近年來，國內外相關學者從多角度探討生態環境安全問題，研究對象多是針對森林、草原和湖泊等生態敏感區域，早先學者研究的主題是關注環境變化和劇烈沖突項目，生態環境安全的重要性及地位逐步達成一致，雖然建立在不同領域的生態安全評價標準和評價模型眾多，但不同學科間仍然存在著較大差異．目前，國內外學者已經探討出多種類型生態評價模型的框架，如PSR模型（Pressure－State－Response，壓力－狀態－響應），DSR模型（Drivingforce－State－Response，驅動力－狀態－響應），DP－SIR模型（Drivingforce－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響應），等等，這些模型都在不同地區的研究中得到應用．地理信息系統（GIS）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為生態安全領域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本文采用地理信息系統空間分析方法對科左中旗的生態安全做初步評價，分級研究該地域生態系統危險性，力求優化區域生態系統狀態，為保持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和區域環境可持續性發展提供科學的參考依據．
1研究區域和方法
1．1研究區域科左中旗位于通遼市內，地理坐標為東經121°08′～123°32′，北緯43°32′～44°32′，東西長191km，南北寬116km，土地總面積9811km2，是松遼平原向內蒙古高原的過渡地帶．科左中旗北交科爾沁右翼中旗和通榆縣；西北連扎魯特旗；南鄰通遼市區和科爾沁左翼后旗；東、東南方向毗鄰吉林省長嶺縣、雙遼縣；西南方向接壤開魯縣．全旗轄11個鎮，4個蘇木，512個行政村．旗境域屬平原地貌．在沖積、風積因素下，具有波狀起伏、草甸、沙坨、湖沼漫布的特點．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全旗屬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氣候特點為四季分明，冬季干冷，春秋季多風沙，夏季雨熱同期．境內有西遼河及其支流新開河、烏力吉木仁河、清河等4條河流，均為遼河水系．其中，西遼河、新開河、烏力吉木仁河3條主要徑流河在旗境內匯合后經門達鎮白市村流入吉林省雙遼市境內．其中，新開河縱貫全旗，沿岸地勢開闊，微具起伏，沙地分布廣泛，風蝕嚴重，由于河流切割，風化作用形成沙丘、沙壟、坨沼、漫灘，丘間低濕洼地呈條壟狀鑲嵌排列分布，局部起伏較大，東部地勢低平鹽漬化洼地較多，耕地沙化、堿化、草場退化十分普遍．全旗地表水環境質量為國家地表水環境質量中的3類水質標準，水源水質中氨氮含量超標．由于自1998年以來連續干旱，地處科左中旗境內的西遼河流域及其支流全部斷流，水質狀況尚不清楚．
1．2研究方法OECD（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在1990年按照七國首腦會議的建議和要求啟動并實施了環境指標項目，首次正式提出了PSR模型．在此之后，我國學者對該模型添加了一些因地制宜的補充［8－9］．PSR模型的廣泛認可和使用多因為其同時探討人類活動和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綜合性、靈活性以及強調經濟運作和環境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此，在綜合收集科左中旗的經濟和環境數據資料基礎上，采用層次分析法，構建了基于PSR的科左中旗多層次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如圖1所示．
2技術路線
研究內容（如圖2所示）主要包括以下3方面：（1）建立科左中旗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根據收集整理到的科左中旗地區的基礎地理數據，運用層次分析法和“壓力－狀態－響應”模型，綜合系統地建立適用于科左中旗地區的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定量化表征科左中旗地區的生態安全狀況，并對指標權重進行賦值．（2）評價科左中旗生態安全狀況．對科左中旗進行基于GIS的空間分析，創建科左中旗屬性數據庫，利用綜合指數法對科左中旗生態安全狀況進行評價，得出該區域生態安全空間分異程度．（3）提出自然保護區生態安全發展措施．根據分析結果，分析科左中旗分異特征和形成機制，為科左中旗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相應對策．
2．1指標量化目前，評價人居環境安全狀況的指標主要有2種類型：即數值越大代表體系越優化的指標類型和數據越小代表體系越優化的指標類型．為了實現科學適用的評價，在標準化處理原始數據時，要把所有的指標轉換為意義統一的數值，因此，具體參評因子的標準化量化公式為：公式中，Xi為實測得到的值，Xj為標準化處理后的數值，Xmax為最大值，Xmin為最小值．標準化處理后的指標數值仍然要參照相關研究成果比對來進行適當的修正和調整．
2．2數據的來源、處理與分析以通遼市科左中旗的行政區劃圖、社會經濟統計數據為基礎，參考科左中旗自然環境資源數據以及相關市政數據等資料．原始數據主要來自2011年科左中旗統計年鑒、科左中旗政府網以及通遼市文化局、土地局和住建局提供的其他文件．基礎的圖形數據經過ArcGis矢量化處理，并進行坐標系統一；社會經濟數據作為空間數據的屬性信息錄入．生態安全環境安全指標按照選取的模型，運用GIS技術實現指標的空間分析功能．
2．3數據庫的建立利用最新的科左中旗地域行政區劃圖，該圖應帶有經緯度坐標、鄉村界、地形等，并為每個專題的地圖信息創建基礎“圖層”，按統一坐標系統進行配準，然后錄入同比例尺的主體空間屬性，輸入相對應的屬性標志，提取并分層編輯有效信息，將其合并為工作空間．采用電子表格的形式錄入屬性數據，以索引碼實現表格與圖形數據的連接．
2．4生態安全指數計算
2．4．1指標權重生態安全評價體系的主體部分為多級賦權環節，結合模糊AHP法來優化AHP法的判斷矩陣尺度，避免多個指標同時賦權狀況的出現，從而使具體的生態環境問題得到更科學、準確地擬合，使評價體系的準確性、適宜性得到顯著提高．具體方案為：初始階段用層次分析法將任一層次上的各個因子做兩兩比較生成比較判斷矩陣，然后經過專家權衡判斷各個指標之間的相對重要程度，最后用求和法計算出各個因子相應的權重，具體的標度法為ThomasL．Saaty的1～9標度法．
2．4．2單元網格生態安全指數在ArcGIS下創建網格要根據研究范圍大小來確定網格的大小，根據科左中旗的區域特點創建3km×3km的標準網格生成單元格．科左中旗生態環境安全數據庫中的各個指標以相互獨立的方式存在，單元賦值程序能夠實現將屬性數據賦值給矢量網格系統的功能．在已知PSR體系中各指標層權重值的前提下，采用模糊綜合比較法分別計算每個單元的生態環境安全指數，并通過標準化處理后生成生態環境安全值．
2．4．3生態安全綜合指數依據每個單元格各項生態安全指標值，重復利用模糊綜合比較法和加權平均法求出生態安全綜合指數（如表2所示），并進行歸一化處理得到D錄入屬性表．
3生態安全等級的判別
3．1科左中旗安全等級的判別科左中旗生態安全綜合指數值計算方法為極差標準化方法，再將所得到的生態安全綜合指數值劃分為等級值．利用響應、狀態、壓力指標指數，對科左中旗的安全狀態進行科學系統的評價，其結果分別如圖3～圖6所示．根據P－S－R框架各因子綜合指數將科左中旗生態環境安全分成5個類型區：0≤D≤0．40的評價單元被認為是生態不安全區；0．40＜D≤0．50的評價單元認為是生態較不安全區；0．50＜D≤0．55的評價單元認為是生態安全過渡區；0．55＜D≤0．60的評價單元認為是生態較安全區；D＞0．60的評價單元認為是生態安全區．在ARCGIS下創建生態安全空間差異分布圖，如圖6．
3．2科左中旗生態環境空間安全差異與分析生態環境安全區主要沿境域內東蘇林場及東部的巴彥塔拉農場延展分布，該區域內的自然植被得到了相對較好的保護，公眾參與性好，建筑密度相對較低，交通和公共服務設施相對完善，但是該地域在響應指標下的分析結果則突出了該地區需加強的重點，如圖3所示，該地域應在政府投入和教育支出等主觀反應方面加大重視和強化；生態環境較安全區域是中部的花胡碩蘇木、白興吐蘇木和花吐古拉鎮等地域，該地區優勢在于交通和公共服務設施完善，自然環境較好，但人口稠密，削弱了生態安全狀態．在交通和公共服務設施較欠缺的中部和東部生態區，公眾參與較好；其中，花吐古拉鎮的壓力指標指數相對較低，白興吐蘇木的響應指標則是該地區進行生態安全重構的著力點和強化地區；生態環境安全過渡區是交通和公共服務設施較欠缺，人口較稠密，公眾參與較少的地區，其典型區域為西部珠日河牧場和東部圖不信蘇木等地區；生態環境安全較不安全區主要的特點為人口較稠密、交通和公共服務設施較欠缺、工礦企業較多且公眾參與差，其主要分布在中西部腰林毛都鎮和東部努日木鎮和門達鎮附近，其中腰林毛都鎮地域的狀態指標最低，應加以調整；生態環境不安全區主要是?？垫偤蛯汖埳芥偅@些地區人口相對稠密，交通條件較差，工業企業比重大，污染排放嚴重．但是值得重視的是，在該地域響應指標較高，表明該地域在生態安全措施方面較為完善，而壓力指標很低，表示該區域人類生產活動、消費模式對本區域生態環境影響最為強烈，同時，也表明科左中旗最發達的地區片面追求經濟發展而忽視生態環境安全．
4結語
4．1分析根據PSR模型構建生態安全評價體系，通過計算和分析得到科左中旗生態安全狀況，以空間分析得到科左中旗生態環境安全的空間分布差異特征．各級分區占研究區的比例為：生態安全區10．89％，生態較安全區11．76％，生態安全過渡區44．68％，生態較不安全區10．52％，生態不安全區22．15％．結果表明只有很少地區為高水平生態安全狀態，大部分地區壓力處于中等水平，資源環境狀態較差的地區仍占一定比例，說明研究地閾生態安全模式呈現多元化差異，同時，該地域需加強對生態環境的重視和投入．
生態安全的特征范文5
第二屆國家網絡安全宣傳周近日在北京中華世紀壇如期舉行，本屆宣傳周沿用首屆“共建網絡安全，共享網絡文明”主題。期間，騰訊與啟明星辰聯合宣布達成戰略合作，并面向企業市場推出全面的終端安全解決方案――云子可信網絡防病毒系統，建立國內強強聯合的企業安全服務戰略聯盟，為“互聯網+”國家戰略落地提供終端安全服務。
安全行業加速整合
啟明星辰副總裁兼首席戰略官潘柱廷表示：“新時期企業安全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企業防御需求，從合規性需求向內在需求變化，而網絡入侵等安全威脅也越來越體系化、形勢更加嚴峻?！眴⒚餍浅?、騰訊的戰略合作，凸顯中國自主安全技術聯盟的實力，符合國家網絡強國的戰略方針。
過去，無論是企業終端安全，還是用戶終端安全，不同領域內的安全廠商雖均有推出自己主打的安全產品，但國內的企業終端安全服務市場分散，行業整合度不高，企業終端安全產品在安全防護上大多是孤軍奮戰，不同廠商之間難以形成產品聯動，鮮有及時聯動的完整的企業終端安全解決方案；近兩年頻繁發生的企業網絡遭受攻擊、用戶數據泄露事件，引發安全廠商對企業終端安全問題的關注。
騰訊副總裁馬斌認為，互聯網化呈現了三個業態，分別是智能化、數據化和實時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互聯網的安全，騰訊認為互聯網+安全才能更加有效的保證互聯網化的順利進行。
面對互聯網的發展與變化，各行各業都在進行朝向“互聯網+”的轉型，無論是國家級，企業級或是個人用戶都在做“互聯網+”的建設，而在云、管、端的每個層面都需要構筑完善，“互聯網+”要如何才能在安全的生態環境下進行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啟明星辰首席戰略官潘柱廷表示：“安全在‘互聯網+’的進程中已經不止是‘加’的關系，而是‘乘’的關系?！狈催^來說，如果對網絡安全的問題沒有投入足夠的注意力，那么之前在互聯網方面的積累可能會變成一種災害，企業必須提升網絡安全建設水平。
安全廠商需要各抒己長、協同合作給用戶帶來最好的網絡安全解決方案。啟明星辰首席戰略官潘柱廷表示：“安全廠商不存在什么‘一招鮮’，而是需要做好自己擅長的，而后同其他企業協同合作一同完善網絡安全體系?！?/p>
正如啟明星辰副總裁歐陽梅雯所言：“企業級的市場很大，只有一家供應商是不健康的，只有多家供應商共同為用戶服務，有競爭，有相互合作，也有追趕，才能為用戶提供最健康的生態環境。我們希望和友商之間，通過良性競爭的方式讓用戶得到最安全、最實惠、最好的產品。”
在此背景下，騰訊與啟明星辰的合作秉承“開放、聯合、共享”的原則，通過開放騰訊安全云庫的能力給啟明星辰，結合啟明星辰對網絡安全的深層理解和安全產品研發能力，為國內企業級市場提供安全產品，并希望以此來推動“互聯網+”的落地與演進。
優勢互補
共筑企業安全生態圈
據了解，云子可信結合了啟明星辰在企業級市場安全威脅管理方面近20年的深厚技術沉淀，以及騰訊在終端安全防護領域長達16年的深厚技術積累，可謂繼承了雙方的“最強基因”。馬斌表示，云子可信是“雙方打破壁壘，實現強強聯合、優勢互補，針對企業內網終端用戶容易遇到的各類問題，提供一整套的完整終端管控安全解決方案?！?/p>
據了解，通過雙方的技術結合，云子可信解決方案打通B端企業和C端用戶，在全球首創了B端企業+C端用戶雙向溝通的高效管理模式――全景、全面、高效的全方位管理模式，構建了企業安全的新生態。
云子可信網絡防病毒系統顛覆了傳統企業安全防護產品的運營模式，首次采取“安全+管理”的一體化架構，并融合了騰訊TAV自主研發殺毒引擎、安全云庫、云引擎等核心技術優勢，以及啟明星辰多年服務企業安全的運營經驗，代表了中國自主企業安全的最好水平。
根據雙方達成的戰略協議，云子可信網絡防病毒系統將由啟明星辰負責產品和渠道運營，而騰訊輸出引擎和云服務等核心技術。啟明星辰是國內信息安全行業的領軍企業，擁有橫跨防火墻/UTM、入侵檢測管理、網絡審計、終端管理、加密認證等技術領域共計百余個產品型號，同時還是我國規模最大的國家級網絡安全研究基地。啟明星辰曾完成包括國家發改委產業化示范工程，國家科技部863計劃、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等國家級科研項目近百項，擁有豐富的企業級安全產品設計、開發經驗。
云子可信網絡防病毒系統致力于為企業級用戶提供終端的全面安全防護，并有以下特色：
云部署模式――云子可信網絡防病毒系統采用了云部署模式，一方面通過檢測特征云的方式，及時更新至病毒特征庫；另一方面，為企業級用戶提供了云查殺的模式，減少客戶端PC的額外計算開銷，提升用戶的使用體驗。
一鍵安全――云子可信網絡防病毒系統充分考慮了終端安全產品使用習慣，摒棄了復雜的交互界面，提供一鍵式安全防護。
管理+安全――云子可信網絡防病毒系統不僅僅是殺毒軟件，針對企業內網終端用戶容易遇到的各類問題，如機器變慢甚至死機、關鍵信息泄露、越權的網絡訪問等，也提供了相應的解決方案。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完整終端管控安全解決方案。
此外，云子可信的惡意代碼分析技術即源于啟明星辰ADLab――多年來一直保持亞洲地區CVE漏洞數量領先的地位，在惡意代碼分析技術方面也有著深厚的技術積累。
騰訊安全則將全球最大的風險管理數據庫――安全云庫開放給云子可信，讓這套終端安全威脅整體解決方案可以為用戶提供強有力的安全檢測能力，避免由于訪問惡意域名導致的各類損失，維護用戶的安全上網環境。騰訊自主研發的TAV反病毒引擎對于木馬、病毒、蠕蟲、僵尸程序等均有極高的識別和處理能力，通過云子可信結合云查殺的虛擬執行技術，可以對各類復雜甚至是未知惡意代碼進行完美識別和查殺，同時保證終端用戶的使用體驗。
生態安全的特征范文6
內容提要: 科學技術是理性的產物，是知識的表現，是文化的成果，它打著正面的、文化的、文明的、理性的、合理的等各種正當的旗號去行使它的權力，所以科學技術對整個社會的嚴重后果有其正面影響與負面影響。這是社會學家對科學技術的文化認識。如果我們把科學技術發展與人類社會變遷作一個歷史性的規律總結，其實科學技術的每一次突出的進步都深刻地體現了經濟的烙印，當前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所帶來的社會財富和經濟成果不能繼續滿足社會總需求時，新的科技革命應運而生，它的使命將會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并最終成果社會經濟運行和財富增量的核動力。
近年來，現代生物技術的出現和發展，逐漸成為推動世界新技術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術的產業化也開始對人類社會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然而，同其他科學技術成果一樣，現代生物技術也是一柄雙刃劍，它一方面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向人們展示出解決人類面臨的許多難題（如糧食問題、人口問題、能源問題、健康問題和環境問題）的希望之光，另一方面也逐漸暴露出一些負面效應，如人類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問題、生態環境問題、現代生物技術產品使用者的知情權問題、隱私權問題、基因歧視問題以及是否侵犯人類尊嚴問題等。在過去的三次科學技術革命浪潮中，科學技術的社會經濟價值已經為廣大公眾所充分認知，給人類的社會結構、人類的生活和行為方式等帶來了舉足輕重的變化，但是科學技術的“反身性”和“吊詭性”特征也深刻地為廣大公眾所體會，機器、工廠、產品和市場將我們引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風險社會”之中。代表著第四代科技革命的現代生物技術亦不例外，其風險化程度將風險的范疇從人類社會延伸至自然，甚至整個生態系統，因為現代生物技術就是以生物作為研究對象和研究目標的。因此，現代生物技術的出現將包括人在內的所有生物視為必要的價值“目標”，但同時不可避免地將其演繹為一種生動的“工具”。
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首先從風險社會理論出發，認為現代化的反身性必須在發身性的規律內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規范。風險社會的現代化要根據其反身性的屬性對原有的個體化特征進行適當修飾和糾正，賦予其在當前社會狀態新的歷史內涵。這種修正的過程同樣需要借助規則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實現，通過法律的指令性、規范性、預防性等功能將個體化為核心的傳統現代型過渡到集體化和社會化為核心的全新現代性，強調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和保障，通過法律的規范體系預防風險，救濟和彌補風險損失。如果將生物科技所帶來的諸多風險視為現代社會反身性的一種外化，那么生物安全立法則是必要的和緊迫的。此外，在生物安全立法的研究上，文章將立法的利益目標設定在社會公共利益視角之上，認為生物技術本身社會公益性決定了生物安全立法的社會公益性，無論是轉基因生物安全，還是生物多樣性保護，抑或防范外來物種入侵等都需要在公益性法益價值觀指導下，以法律規范的形式揚生物科技之長，避其之短。
如果將法律視為一種市場產品，那么立法必然就是一種適應市場的市場供給行為，其經濟學基礎在于人們對于法律產品的市場需求。公共選擇理論認為，風險社會的風險多元化和風險強化性前置了生物安全法律的社會需求，從而導救了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給，生物安全法應運而生。
自18世紀法國大革命以來盛行的建構論理性主義為立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他們將法學同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學科密切的聯系起來，吸取充分的理論營養成分，抽象出一系列的價值、原則、規則和秩序，以“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設為基礎創設了整個制度”，創造了法律本身。建構論的立法理念常常以有意識的國家立法為主導，強調對國家立法的必要性、立法價值、立法宗旨；立法決策；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研究。雖然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反建構論理性主義者將法律與立法作出了明確區分，通過對自生自發秩序與組織秩序的界分闡釋“社會秩序規則二元觀”為基礎的法律理論，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和排除有限理性所給予立法創造秩序的重要性。
一、風險社會的立法訴求
（一）現代化的反身性
關于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沖突與協調是20世紀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核心論題。與“現代性終結”相抗衡的“第二現代性”或稱之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討在德國學者U Beck的《風險社會》后變得更加引人注目。他從兩個角度對現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說明：一是“以財富和風險生產為例討論反身現代化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混雜”；二是“工業社會中蘊含的現代性和反現代性（modernity and counter-modernity）的內在矛盾”。Beck認為傳統的現代化和工業社會的現代化是有區別的，一種是古典的現代化（classical 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紀反對封建社會、建立工業社會中發展起來的，而另一種是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業社會之中發展的。在工業社會之中，存在著現代性和反現代性之間的沖突，因此工業社會不是一個徹底的現代性社會，而是一個現代的封建社會。在這種半工業半封建社會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傳統的遺物，而是工業社會的產品和基礎。
工業化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主要起因于工業化過程中個體化崇尚取向，主張個體理性的張揚，強調自我為中心的權利建構。這種個體化的進程主要體現為三種維度：（1）解放維度，即“從歷史地規定的、在統治和支持的傳統語境意義上的社會形式與義務中脫離”；（2）去魅維度，即“與實踐知識、信仰和指導規則相關的傳統安全感的喪失”；（3）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維度，即“重新植入——亦即一種新形式的社會義務”。在傳統的工業社會中，社會不平等模式是階級模式，即存在著權利的平等，每個市民社會成員作為個人都平等地擁有并享受著某些權利，這些權利的私有化屬性最終成就了工業化社會發展的快速化和社會變遷。但同時這些私有化權利以其自身擁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漸掩蓋著實質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將會主要體現在階級之間的不平等，體現為對不平等社會經濟現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如當前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市場失靈現象本身就本源于代表個體化法律取向的民事法律制度，從而使得諸多經濟不平等現象在沒有進一步法律規制的前提下而被附上合法化的光環。個體化促使新的社會形成不同的結構和變遷，使階級的社會認同的區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會不平等并沒有消失，而是在社會風險的個體化趨勢中重新定義；不同的群體和團體依據特定的利害關系問題和情境，建立或解散臨時的聯盟；而社會的長久沖突將體現在先賦的特征之上，如種族、膚色、性別、民族、年齡、同性戀、身體殘疾等。
個體化趨勢沒有使得社會的不平等得到實質緩解，相反崇尚個體權益和理性的現代化社會結構和變遷在某種程度上正在加深這種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從而造成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社會之間，甚至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利益不均衡，從而加速了風險社會的產生。
（二）風險社會與全球化
風險社會概念和理論的提出仍然歸功于烏爾里希 貝克的《風險社會》，并隨著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件和英國瘋牛病事件的爆發而成為西方社會學理論研究的熱點。該理論認為工業文明在為人類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足以使整個地球毀滅的風險，舊的工業社會體制與文化意識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凸現其內在的反身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個人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傳統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現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風險社會與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間的內在緊張。風險社會理論本身作為一社會變遷理論，但與傳統不同的是，風險社會挑戰既有工業社會的認知、發展基礎與典范，并企圖從此種就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所衍生的災難風險、自危急性建構社會自我翻轉、變遷的功能。
（1）風險的界定。風險是風險社會的基本范疇，對風險的理解構成了風險社會理論的基石。貝克在《風險社會》中指出，“風險是個指明自然終結和傳統終結的概念?；蛘邠Q句話說:在自然和傳統失去它們的無限效力并依賴于人的決定的地方，才談得上風險。風險概念表明人們創造了一種文明，以便使自己的決定將會造成的不可預見的后果具備可預見性，從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過有意采取的預防性行動以及相應的制度化的措施戰勝種種(發展帶來的)副作用?！必惪藢︼L險概念作了8點總結:①風險既不等于毀滅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對現實的一種虛擬;②風險指充滿危險的未來，與事實相對，成為影響當前行為的一個參數;③風險既是對事實也是對價值的陳述，它是二者在數字化道德中的結合;④風險可以看作是人為不確定因素中的控制與缺乏控制;⑤風險是在認識(再認識)中領會到的知識與無知;⑥風險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與本土同時重組。⑦風險是指知識、潛在沖擊和癥狀之間的差異;⑧一個人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與文化之間的兩重性。
風險與工業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統一與連接，互為邏輯上的因果關系。工業社會中個體化浪潮促使以個體權益為中心的社會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發展，并以此為基礎不斷推進和張揚個人理性在社會工業化進程中的作用和角色。也同時正因為工業化社會對個體理性和權益的推崇，從而導致了工業化社會在發展過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實質上不平等的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如企業的排污行為等。以個體利益促進為導向的工業社會市場經濟逐漸形成了自身的規則體系和秩序范圍，體現為建立以契約自由、所有權絕對、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為核心的法律體系，并主導當今乃至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社會經濟秩序構建。這就是所謂“現代性”的表現。隨著市場經濟和社會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出現很多諸如經濟壟斷、信息不對稱、經濟尋租、外部性、環境污染、生物技術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實質上對社會公共利益構成重大危害的行為和秩序內容。按照貝克對現代性和風險社會的理解，這種在工業社會高度發展時期出現的實質不平等現象就是現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現。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現代化在內容層次和范圍層次上更加突出，呈現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2）風險結構——個體化到全球化。根源于個體化浪潮的反身現代性和風險，其初級表現形式為個體的風險。因為個體化使原有的各種社會關系變得松散和不穩定，個人失去了家庭、鄰里、朋友、伙伴網絡的支持。勞動市場之中流動性加強，締結永久性社會紐帶的可能性降低，激烈的競爭加劇社會群體內部的個人孤獨感，而現代居住方式使個人面對的是陌生人的世界。這種個體的孤獨感、社會紐帶關系的不確定性也隨之體現在經濟領域，體現在個人對財富的追逐和占有。人們從對財富的追逐轉向更多地對無所不在的危險和災難的逃避。在風險剛剛出現時，作為潛在的編輯效應而得到合法性。但隨后風險不再是隱性的，更變成一個全球的問題，成了社會關注和科學調查的主體。在全球化進程中，各種環境污染和各種大的災害問題在風險分配中也跨越國界、跨越階級，造成風險無處不在，人們將無法避免。如發生于20世紀直接著名的公害，以及不斷產生和發現的食品安全、SARS、東南亞海嘯事件、禽流感、瘋牛病、松花江跨界污染、菲律賓泥石流等等無不印證著我們正處在一個全球風險化的時代。
如果從風險結構的維度來認識全球化風險，主要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①從文化的視角解讀全球化風險，主要包含社會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和自然風險，其中社會政治風險還應當包括法律風險，經濟風險主要集中在經濟危機和經濟周期等主要方面。就自然風險而言，包括對自然和社會所構成的生態威脅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帶來的負作用和負面效應所釀成的風險?，旣?道格拉斯和威爾德韋斯在其《風險與文化》一書中將社會結構的變革和變遷分別歸結為三種風險文化所釀成的結果，即傾向于把社會政治風險視為最大風險的等級制度主義文化、傾向于把經濟風險視為最大風險的市場個人主義文化和傾向于把自然風險視為最大風險的社會群落之邊緣文化。他們認定正式這三種文化風險類型導致了社會結構走向混亂不堪的無組織狀態。②如果我們歸納綜合風險社會幾個關鍵性結構因素，大概可以從另外三個方面對風險結構予以認知和把握，那就是高科技社會與生態破壞；個人主義化以及全球化危機。此三因素并非各自獨立、偶連性發生的，而是在工業資本主義與現代化過程中，傾向進步開發主義、擴張主義、個體主義及市場自由主義等的發展結果。首先高科技發展的本質原先就是使知識/社會的分化越趨復雜性，知識的分工越來越細密，知識專業的藩籬之墻愈來愈高，更不利于知識的整合；而科技帶動社會分化的領域與速度也日益復雜迅速，往往無奈地打破人們（性別、族群）社會分工認知的基礎和行動的認同范疇。更甚的是，當此種演化乃以工業—科技主義為優先，整個演化所產生的風險結構變成了專家暴力統治意義下的復雜性危機，在專業復雜性與社會功能復雜分化背后，明顯的隱藏著“老大哥”統治的機制，從“知識就是權力”到“權力就是知識”，老大哥夾著工業進步、經濟發展的威力俾倪于世，而將工業—科技進步強行等同于社會進步或純化為現代文明的開展，事實上是將社會推向演化死亡的路向。同時基因科技業和核能科技同時并列為高科技對生態造成破壞風險的例子，以前述基因改造微生物或農作物為例，其在未通過數年嚴格的田間試驗及管制時，若任意釋放入自然界，所造成的生態災難是目前科學所無法估量和補救的。高科技風險已逾越了傳統科技的控制范疇，其具有不可計算、不可控制和損害無法復原補償性的內涵。特別是，以目前全球政經發展的趨勢，高科技所涉及的生態風險也不再是局限于地域的、主權國家內的，而是透過自由貿易、買賣、境外移轉、生態擴散（諸如汞污染、核廢料、臭氧層破壞等），對生態的威脅已成為全球化的風險。
二、生物技術風險及其解決之道
（一） 生物技術風險
生物技術的發展使人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設計、并定向改造某種生物，這種人為改造的生物可以對原來生物的性狀、代謝乃至生命過程產生變革性影響，從而產生新的生物?，F代生物技術產業是高新技術產業，對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生物技術在農業、醫藥、食品、環保、輕工等部門會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甚至有取代一些行業原有技術和工藝的趨勢，生物技術產業可能成為21世紀的支柱產業之一，有人甚至還認為“基因世紀”即將到來。如，在美國1996年時70%的轉基因Bt棉花不再噴灑殺蟲劑，產量提高70%，每公頃節約140—180美元；美國原來每年約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萬hm2）受棉鈴蟲危害，喪失金額達到10億美元，但種植基因Bt玉米后，產量提高9%，而經濟效益1996年是190萬美元，1997年達到1900萬美元。②除此以外，生物技術還對解決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的糧食、食品供給提供強大的支持。不少人認為基因工程技術，特別是轉基因技術，將是解決21世紀不斷增加人口對糧食需求的唯一途徑。轉基因技術不僅能提高糧食或作物的產量，并可提高其品質。全球每年由于維生素A缺乏導致50萬人失明，100萬兒童死亡，這類事件多數是發生在以稻米為主食的發展中國家人口中，特別是非洲。2001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其的第12期《2001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指出，基因改良技術盡管充滿爭議，但該項技術可能成為發展中國家的突破性技術，在承認需要面對基因改良技術所帶來的環境和健康等方面風險的同時，仍要注意到這一技術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營養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獨特潛力，這些作物能夠大幅度減少目前仍困擾著全球8億人口的營養不良現象。①就我國而言，目前，我國生物技術已廣泛用于農業、醫藥、環保、輕化工等重要領域，為生物技術創新和產業化奠定了良好基礎。生物技術與產業已經開始從跟蹤仿制到自主創新的轉變；從實驗室探索到產業化的轉變；從單項技術突破到整體協調發展的轉變。
然而，生物技術本身也像其他事物一樣，在功用和價值上存在兩面性，有人將其稱之為“雙刃劍”。它在帶給人類巨大利益的同時，也會帶來其他負面影響。生物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最終在不同技術的轉化和連接之上制作或改變一種產品，這種產品既可能與人類自身利益和基因資源休戚相關，也可能與人類賴以存在的生態環境資源（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其他自然資源等）緊密相連，它的效應既可能是積極的，其目的在于實現人類及其財產的增量，但也可能是消極的，其危害在于破壞和威脅合理的生態規律或倫理綱常等。美國華盛頓特區的經濟趨勢基金會總裁杰里米·里夫金所言“歷史上從來沒有一種重大技術革新的引入給自然界帶來良性后果”。學者認為，當代生物技術，特別是轉基因技術的大量應用，對經濟發展、農業生產（包括糧、棉、油、畜禽、水產養殖等）、醫藥衛生、社會倫理都會產生很大影響。目前，對生物技術所可能引起的生物安全問題，特別是對自由研究、制造、引入（環境）、投放（入市場）和排放轉基因有機物或轉基因生物可能產生的環境風險和安全問題，已經引起許多國家的關注和學術界爭論。③從當前對生物技術安全的研究和觀察來看，其安全隱患主要體現在：
1、生態系統安全風險：生物技術的發展在不斷帶來社會經濟貢獻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并威脅著整個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生態系統安全，就是指從整個生態系統平衡、穩定的角度出發來判斷生物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潛在危險，主要體現在農田生態系統安全、自然生態系統安全兩個方面。生態系統是在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生物與生物之間、生物與非生物（如溫度、濕度、土壤、各種有機物和無機物等等）之間，通過不斷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個生態學功能單位。④按照貝塔朗菲對系統的認識，系統決不是以數的簡單相加，而是具有自身的規定性，它的整體性表現為時間維度上和空間維度上的內在穩定性、適應性、自我調整和內外環境的組織化。任何對系統本身的外在干預，都有可能破壞系統的穩定性和自我調整性。因此，生物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就是通過對生物體內控制其特定性狀的基因作為外源基因按照人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過程，轉入到另一種生物體內并使之表達。所以這種非自然的人為干預和創制行為是對生物本身內在環境以及生物與生物之間構成的相對穩定的生態系統的一種干預，那么這種干預本身可能貴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它會在某種程度上改變或縮短自然生成的過程，也會在原有的生態系統內創制一種全新的物種，也可能造成物種與物種之間的相互影響等，所有這些都將有可能破壞整個系統的內部運行規律，其內在的穩定性將會遭到侵襲，從而改變甚至消滅一個已有的生態系統。
從當前生物技術發展來看，已經造成的農田生系統安全風險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殺蟲劑的使用、產生新的農田雜草、轉基因植物自身變為雜草、產生新的病毒、產生新的農作物害蟲、對非目標生物的傷害等；對自然生態安全造成的風險包括但不限于花粉和種子的傳播、干擾侵入到新的棲息地、喪失物種的遺傳多樣性、對非目標生物的傷害、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營養循環和地球化學過程的改變、初級生產力的改變以及增加了土壤流失等。
2、自然環境風險：如果我們將生態系統視為超越于環境的宏觀范疇，那么現代生物技術的自然環境風險就顯得更加具體和客觀，主要包括自然資源破壞風險和環境質量降低的風險。以轉基因生物技術為例，人們將基因食物的負面性視為一種基因污染，這種基因移植工程就等于把自然界不存在的工廠化學副產品，不管有毒、無度，全部流入江河海洋，肆意污染。一些西方人士將以基因強制移植為特征的轉基因技術稱為“擾亂自然和萬物自身的運行”或“篡改上帝的作品”的行為。
現代生物技術的自然環境風險，主要體現在三個不同的階段：首先是生物技術研究階段；在此進程中一切科學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結果都處在不確定狀態，其對研究對象生物的選取、實驗室的安全裝置、以及實驗制劑等各方面均存在隨意性，尤其在實驗室研究階段，實驗室的環境安全措施顯得尤為重要，從而保障實驗生物、實驗環境、實驗排污控制等方面的無害處理。其次是生物試驗階段。所謂生物試驗，就是將生物實驗的結果置放于實際環境中予以檢驗和考察，以確定其研究效果以及實際功用的活動。任何不恰當或不合理的生物試驗都將給當地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破壞，需要就試驗地的選擇、試驗地生態環境的影響評價、試驗方法，以及試驗廢物等進行詳細的研究與判斷。第三是生物產業化階段。產業化發展是生物技術發展的價值終極表現，歷經研究和試驗階段的生物技術的環境安全性并不就此告一段落，相反其生物產品的產業化發展會在更為普遍和廣泛的層面上影響自然環境安全。
需要重點指出的是，生物技術的自然環境風險不僅僅停留在傳統的自然資源的物理表現形式上，生物技術發展的另外一個表現就是將人類對于自然資源的認知延伸至微觀單元載體之上，即遺傳資源。所謂遺傳資源，是指來自植物、動物、微生物或其他來源的具有實際或潛在價值的任何含有遺傳功能單位的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經濟價值、生態價值、科學價值和美學價值。遺傳材料中所記載的遺傳信息構成遺傳資源的價值核心。生物多樣性以遺傳多樣性為核心基礎，遺傳資源的有效保護構成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必要組成部分?，F代生物技術在自然資源風險的預防與控制方面既包括物理形態的自然資源的法律保護，又包括微觀形態的遺傳資源的法律保護，避免生物技術的應用造成遺傳資源的破壞、流失或不當變異。
3、人類健康安全風險：轉基因技術及其他生物技術的發展與應用，為人類解決糧食、疾病、能源和環境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帶來充滿希望的前景，但也可能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帶來潛在的健康安全風險。一方面，生物技術對生態系統本身可能造成的潛在危害，諸如農作物產生新的變異、產生的病毒、動植物產品成分發生重大變化等都將給人類的食品安全帶來嚴重的安全隱患；尤其重要的是這新的變異或病毒的潛在危害是很難在生物技術研發階段就能夠發現或預期的，有的即使能夠得到準確預期，但能否通過現有技術條件采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也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人類也是屬于整個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系統的任何變化和變遷都在外在生存環境上影響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生物技術的擴大會給人類生存環境帶來多大程度的影響是很難預期的，因此人類健康安全的風險在生物技術發展的初級階段就已經顯現，并為人所擔憂。如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組為生物技術生產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國市場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國 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學家Arpad Pusztai就鄭重警告人們關注那些未被充分證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廣的轉基因食品（GMF），因為他們可能有潛在風險；美國得克薩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內部拉斯加州一塊約一英畝的田地里種植藥要用胰島素轉基因玉米，在收獲中漏掉三株轉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種植普通大豆時，結果使100萬斗大豆受到要用轉基因玉米的污染。①
4、社會秩序和倫理風險：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不僅加快了一切自然物人化的過程，也同時實現了將人予以物化，如克隆技術、器官再造技術，人體和動物之間的基因交換技術等。當代社會出現的人體器官移植、器官捐贈、買賣、代孕等現象已經將人體的一部分作為物或商品，而克隆人的設計、生產、銷售、儲藏和買賣，則將人本身（而不是人體的一部分）作為物或商品，這有可能引起新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嚴等新的倫理道德問題，嚴重的會造成新的社會倫理奉獻、經濟風險和社會動蕩。②生物技術的廣泛應用不斷地證明了人類主觀能動性和改造自然界的強大力量，但是也不得不從社會秩序、社會倫理等角度重新審視生物技術的負面影響。
所有這些安全風險都必須在技術上、制度構建上予以很好地防范，從而揚長避短，發揮更大的經濟和社會效應。
此外，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各國相互間的融合程度以前所未有的趨勢展開，隨而引起的外來物種入侵問題已經成為當前生物安全的重大問題之一。據統計，目前全世界有3億以上的人在處于旅游的過程當中，每天有200萬人在越過國際邊界，每年有50億噸以上的船運貨物越過大洋和其他水道，每天大約有3000至10000個水生生物物種隨全世界船舶壓艙水在移動，并被排放到異地，這些都為世界大部分地方生物的混合創造了條件，④并同時由于物種相互間的排斥和侵襲造成觸目驚心的經濟損失。在外來物種入侵以外，我們還應當從迅猛經濟發展的激情中醒悟過來，要充分重視由于人為活動范圍的擴張而導致的物種滅絕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現實生物安全研究的核心對象。
（二）生物技術風險的安全立法
風險社會理論一改傳統社會理論對科技至上主義、理性至上主義以及現代性的崇尚和張揚，給繁榮的市場經濟和全球一體化認識提供了一個逆向思維模式，給我們對生物科技發展的負面性和不確定性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維范式，為我們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其重要意義在于：（1）風險社會理論為進一步廣泛討論生態危機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風險社會的概念雖然還不太成熟，它卻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與工業發展的積極作用的傳統思想意識，培養了人們的反思和自省意識，從而，使人類進入了一個反思的時代。通過對現代性反思至少使人們意識到科學必須理性地發展。（2）風險社會理論增加了人們的風險意識，將生態危機與科技發展帶來的風險突現出來。然而，它對未來風險的描述有些夸張傾向，既不可能被計算也不可能被預知，這樣會使人們陷入一種無奈的憂慮，滋生悲觀主義情緒。雖然貝克本人宣稱他不是悲觀主義者，但他的思想仍會使一部分人在風險面前顯得焦慮不堪。為此，威爾金森專門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了風險與憂慮的關系問題，寫出《風險社會中的憂慮》一書。（3）風險社會理論在制度層面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風險社會中，舊工業社會體系已經過時，民族國家已經無力應對威脅整個人類的現代風險，這必然要求并引發社會結構深層的變化和政府制度的變革與角色的轉換。在全球風險社會里，建立全球風險防范體系，最終以承擔風險的基本單元為基礎形成全球公民社會，這是貝克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實現從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的轉型、如何實現生態民主與保持社會正義都還是擺在人類面前的難題?？傊?，風險社會理論的主要貢獻就是讓我們利用其關于風險、災害和社會思想的分析重建現代性理論。
現代化社會風險根源于個體化和全球化趨勢中的反身現代性，主要體現在：（1）以形式上的平等掩飾更大范圍內的不平等，以法律規定的合法形式賦予現代性的合法性特征，但無法預測并徹底解決合法性項下的公平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障；（2）個體化趨勢增加了個體的孤獨感和社會裙帶關系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個體生命、健康、安全和經濟利益的不確定性；（3）利益個體化和經濟科技全球化不能提供更為長久的穩定的利益實現機制和公平機制，不能保證人和自然的和諧共生，不能確保生物科學技術的安全性和穩定性。
現代化的這種反身性必須在反身性的規律內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防范。從規則秩序的視角來看，現代社會的現代性標準在于通過法律規則和規范的形式將這種個體化特征確定下來，主要體現為意思自治、契約自由和所有權絕對。但隨著工業化社會的不斷推進，以個體化特征為核心的現代性呈現出明顯地反身化取向，將人類社會導入風險社會的新型社會類型。當然不能決斷現代化的反身性是否錯誤或者是否正當，但是風險社會的現代化含義和內容中必然要賦予現代化以全新的意義和內涵，即風險社會的現代化要根據其反身性的屬性對原有的個體化特征進行適當修飾和糾正，賦予其在當前社會狀態下新的歷史內涵。這種修正的過程同樣需要借助規則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實現，通過法律的指令性、規范性、預防性等功能將個體化為核心的傳統現代性過渡到集體化和社會化為核心的全新現代性，強調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和保障，通過法律的規范體系預防風險，救濟和彌補風險損失。這也是現代化的反身性所隱含的必然要義。
三、生物安全立法的社會公益探究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科技革命的時代，相較于物理領域的科技革命，此種革命展現出一種全新的、或許還是極不尋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無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庇缮锛夹g引發的生物安全問題是當前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主要風險之一，是工業化社會個體化進程發展的高級表現，在彰顯科技至上主義色彩的同時隱藏著不可預知的潛在風險。風險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一方面追求個體理性和科學技術的無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過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規范體系達到對社會秩序的調整和規制。反身性的過程就是對現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過程。生物技術高度發展是現代化進程的顯著成果，但同時生物安全的擔憂和風險又凸顯了現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據上文對現代反身性立法訴求的論述，生物技術的風險回避就必須在法制目標上通過立法徑路予以完善。
對于生物安全的立法研究不同于傳統的、構成工業社會之規范基礎的、以個體利益為內核民商事法律規范。雖然這種傳統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體系成就了工業社會快速發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屬性也給現代社會秩序構成極大的風險，所以對現代化進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須在法律制度構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確立上有別于傳統的民商事法律，而轉向對集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維護。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須建立在對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謂公共利益，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國社會法學創始人羅科斯 龐德將利益劃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但他對公共利益的理解帶有明顯地政治國家色彩，即將公共利益視為涉及政治組織社會的生活并以政府名義提出的主張、要求和愿望；而社會利益則是“即以文明社會中社會生活的名義提出的使每個人都能獲得保障的主張或要求”。傳統功利主義法學家杰里米 邊沁認為“公共利益是構成共同體眾多成員的利益的總和”，“社會公共利益只是一種抽象，它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日本有學者將公共利益理解為“包括產業利益在內的國民經濟健康發展，或指保護經濟上的弱者?！蔽覈鴮W者孫國華先生認為，按主體的不同，利益可分為個人利益共和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又可以分為人類利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階級利益、集體利益、家庭利益等等。也有人將公益性描述為“是一種利益所屬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一種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非獨享性，一種利益本位的社會性而非個人性”。
鑒于社會公益欠缺統一的理解和認識，在不同的語境和背景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最根本的分歧就在于對公益之“公共”的內涵和外延存在很大的差別，是眾多私人之集合體還是在私人集合之外的更為廣泛意義上的利益探討？人們似乎自然而然地認為，公共利益在某種利益上講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總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來的問題，似乎又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當前對社會公益的不同見解主要仍可歸因于思維的視角和切入點各異，即從不同的語境和研究背景下對社會公益的認識程度會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更為主要地集中在對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與國家利益相關聯；在經濟法語境下研究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會指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樣包含國家的利益，因為它是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邏輯基礎上建構的法律秩度體系；對于環境法來說，特別是生物安全立法，其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應當走出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性利益范疇，而轉向以全體社會成員利益為基準，人類利益關懷以及生態利益的實現和保護，所以這是更為寬泛范疇內的公益性釋解。鑒于此，生物安全的社會公益性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體性和普遍性。從公益性的利益范圍維度來考察，生物安全主體中所關注的是社會成員集體利益、人類利益以及生態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疇；（2）利益主體的廣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須跳出傳統以國家為界限的社會成員集合利益的藩籬，轉而充分關注個人主體之外的其他主體的利益，包括人類、國家以及生態系統（包括生物）等。狹隘的社會觀可能會使得我們對公共利益主體的理解囿于傳統的社會理論觀，但是正如學者在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否為社會關系時指出的那樣，“社會是人化的自然與自然化的人的綜合體，社會關系包括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從這點來看，利益主體同樣也可以從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聯延伸至人與自然的利益關系，以及對整個生態利益的關愛。而且在生態倫理學中，生態利益是一個高于人類利益的上位概念，因為我們無法將人類與生態系統完全分割開來，否則將不存在實質性的人類利益，抑或社會成員的集合利益和個體利益。
1、 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轉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現代生物技術研究、開發、應用，特別是轉基因生物活體釋放到環境中以及進行跨國轉移，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產生潛在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1）轉基因生物的重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種的界限，進而打亂了生物進化的歷程；（2）改變了生物的多樣性和群落結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可能會遭到破壞；（3）轉基因生物回歸自然界后，會不會使種植區周圍生物受到危害，會不會影響生態系統中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4）重組微生物對某些化合物降解后所產生的中間物或最終產物，有的又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組DNA進入水體、土壤后，將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們會不會與細菌雜交，出現對人類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現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萬年；（6）轉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對人體有害蛋白或過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過蜜蜂采集進入蜂蜜中，最后再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轉基因生物的潛在風險首先突出地體現在通過對轉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轉變或修飾而對生物內部組成結構、生物特性、生物機能等諸多方面產生的根本性演變，進而影響該生物所賴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態環境，將其新產生的某種基因特性釋放到他原有的生態環境中去，構成對原生態環境的沖擊和影響，并在時間的長度上修飾和更改原有的生態系統，從而使得原有生態系統中的各自然生態要素的生存環境和能量交換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最終對人的生存健康產生重大的、不可預見的重大影響。由此可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風險的基礎上衍生和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強調對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風險性的充分認識基礎上展開對其公益性的影響研究和對策研究，具體探討生物安全公共影響的深度、廣度，以及針對轉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風險的防范對策、制度構建、規范設定性的研究。
從目前來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對轉基因生物的生態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型研究兩個方面。所謂生態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對任何以生態為單位的安全所構成風險的對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現為對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為核心的風險防范研究，從而確保生態環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安全”不是一個非常狹隘的概念詮釋，而是包括人類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內的，有關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種群的安全、生態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技術的發展給人類健康所帶來的潛在威脅的對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類個體的生命健康、人類生活群體的健康安全、人類社會的健康安全，以及人類社會代際之間的平衡與安全。
2、 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樣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資源的重要組成，也是人類生存與發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與資源。作為自然資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資源就是生物多樣性，或者簡稱為生物資源，也像任何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一樣，具有它自身的特征價值，主要體現為有限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區域性、可變性和計量的困難性。所謂有限性是指生物資源是有邊界條件的，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不能無限地供給；所謂稀缺性是指由于人類活動的廣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資源本身的邊界條件和有限性決定的資源稀缺性；所謂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資源及其以生物多樣性為骨架和主干組成的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與用途幾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資源搭配和能量循環中起著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謂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資源在自身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繁衍性、自我恢復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顯地邊界特性，因此受到資源有限性的約束，人類對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均不能超過資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謂區域性，是指生物資源和生物物種的分布帶有明顯的區域和地理位置特點，根據區域的水熱條件、氣候因素等，表現出突出的地帶性和區域性，在地理區域的共軛性與相似性的基礎上，又明顯地表現出區域分異規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顯著表征為異化現象；所謂可變性是指生物多樣性及其相應的生態系統在開放的不平衡條件下不斷地同外界交換物質與轉移能量，在不斷耗散的前提條件與進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組織的耗散結構，在相對的臨界平衡狀態或混沌狀態下不斷地推陳出新，辯證地前進，其結果可能表現為生物資源的再生、恢復、擴張、萎縮、衰減、退化或消失等；所謂計量的困難性是指生物資源的公共產品屬性、不確定性、條件參數的可變性決定了對其量化的困難性特征。
對生物多樣性的法律保護，其社會公共利益屬性重點體現在對人類社會共同體優良生存環境的保護和對生態系統保持平衡兩個方面：（1）生物多樣性是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基礎，人類的生命維持資源、生活資源、健康資源、財富資源等均來自生態環境，其多樣性決定了人類需求的多樣性，任何多樣性的喪失最終構成對人類生存的威脅；（2）生物多樣性是維持生態系統平衡和創造優良生存環境需求的基本要素；從局部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多樣性有利于涵養水源、鞏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蝕和退化等；從全局看，它有利于維持地球表層的水循環和調節全球氣候變化，有利于維持生物與生物之間的能量循環和守恒，從而確保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性。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發展和質量保持將從根本上有利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公共利益屬性在很大程度決定了，當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或削弱構成對社會公共利益危害時，法律的規制和救濟是非常必要的，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生物多樣性立法供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3、 防范外來物種入侵的社會共益性
相對于一個生態系統而言，外來物種入侵是由原來天然存在的區域性生態系統中并沒有某個物種存在，該物種借助于人類活動、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徑和因素越過不能逾越的空間障礙而進入新的生存環境和生態系統之中，從而給新的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響。人類歷史上發生的外來物種入侵現象主要是通過自然的傳播、人類攜帶、有意引進等多種方式進行，其造成的不利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即生態系統危害和人類健康危害，共同構成了對環境法學上“公共利益”的威脅與挑戰。
在生態系統方面，外來物種入侵給其他物種造成廣泛沖擊，入侵物種通過適應性進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競爭中奪取必要的營養和生存空間，創建了自身的競爭優勢，造成本地其他物種的減少甚至滅絕；這種競爭一般稱之為“似然競爭”（apparent competition），包括占據生態位的競爭和威脅本土物種生存；另外入侵物種還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過向外釋放一些化學物質，影響、抑制或刺激臨近植物的生長與發育，從而對生物多樣性構成極大威脅；此外，入侵物種還會在物種遺傳方面造成物種侵蝕，是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喪失，出現某些物種的瀕危和滅絕。就中國而言，我們國家遭受的外來物種入侵威脅主要體現在：（1）生物多樣性喪失；（2）破壞景觀生態的自然性與完整性；（3）競爭并占本地物種生態為，使本地物種失去生存空間；（4）危害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②
在人類健康方面，外來物種入侵在給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的同時，威脅到人類的健康和安全。從生態學的視角來看，人類作為生態系統的一個物種和要素，與其他物種之間長期形成一種較為穩定的系統環境，但外來物種的入侵給其他生物物種構成危害的同時，同樣也威脅到人類物種的健康與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遺傳多樣性的喪失直接給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環境構成極大影響；另一方面外來物種入侵也在很大成多上侵占了人類的生活領地和居住范圍，最近報道的紅蟻等外來物種已經嚴重侵害到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有的外來物種已經將原來居民的勞作產所侵占殆盡；第三，最為嚴重的是，外來物種群侵害會造成人類的疾病，使原來深藏于自然生態環境中幽秘之處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報復或侵襲人類，如“第Ⅳ級病毒”，特別是1976年在扎伊爾、蘇丹等地出現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惡劣的事例。③除此以外，由動物傳給人類的疾病種類也很多，如擬桿菌署和絲桿菌屬感染；炭疽；鼠疫、沙門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過對轉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樣性和外來物種入侵防護的公益性探討來看，其共同的目標都在于對生態系統安全、人類的生存健康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與一般的公益性探究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間增添了對生態利益、生態安全、生態正義等價值觀的考慮，豐富了公共利益的內涵，從而為生態安全立法的邏輯基礎增加了更多的理論積淀，也為其價值目標的確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尋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四、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給需求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有兩個市場組成，一個是經濟市場，另一個是政治市場。在經濟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消費者（需求者）和廠商（供給者），在政治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選民、利益集團（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員（供給者）。在經濟市場上，人們通過貨幣選票來選擇能給他帶來最大滿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場上，人們通過民主選票來選擇能給其帶來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社會的上層建筑中，同樣也存在著市場，以市場的秉性和模式運行。作為維護社會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當然也可以設定為像市場一樣的運行模式和理論，存在著供給和需求的變換統一。任何一種法律都依存于供求雙方的交換才得以成為法律產品，因為它也具有社會有用性和使用價值，但同時由于法律的公共屬性，決定其在市場產品屬性上有別于經濟學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現公共產品的特點。除此以外，法律市場在主體和效率方面與一般的經濟市場存在明顯的差別和特性，法律市場的供給者主要為國家，其消費需求者體現為廣大民眾，法律市場的立法產品、執法產品、司法產品的主要生產者和供給者都是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因此享有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壟斷權；正是因為國家機關對法律市場的壟斷才造就了法律市場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場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變其與經濟市場在運行模式和構成要素上的統一性，即當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滿足社會穩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證廣大民眾的多數需求時，亦不能有效滿足國家機關的統治意愿和利益時，法律的需求應然而生，國家為了繼續穩固自身的統治地位和統治利益，保障社會整體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彌補法律供給之不足，通過立法等法律供給措施滿足社會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給中，法律生產要素資源的稀缺性，是制約供給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給能力的大小取決于法律生產要素的狀況和生產要素資源的配置及資源配置狀況兩個方面，其中法律技術、法律工作者素質的提高、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都會擴大法律的供給能力。
（一）供給需求理論的法律延伸
經濟學中的供給與需求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市場的運作原理，通過供給與需求的力量互補和相互作用，產生均衡的價格和均衡的數量，從而達成市場均衡。市場均衡發生在供給和需求力量達到平衡的價格和數量的點上。任何市場的非均衡態都決定了供給和需求的重新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給，或減少需求。供給和需求的博弈永遠處在均衡的此消彼長過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給的非均衡決定了相應供給的增加。
在非經濟的法律市場中，同樣存在著供給需求的均衡解。當法律的供給成一定的穩定態勢時，即在現行法律規范體系較為穩定的狀態下，法律市場的均衡將主要取決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決定了法律供給和法律市場的發展狀況。但法律需求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方面的制約和約束。
第一、 法律市場均衡與法律需求。所謂的法律市場，實際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場要素和運行規律所擬制出來的以法律作為交易客體和核心的市場環境和市場秩序。法律市場的基本構成及其變換趨勢同樣依賴于市場主體雙方的博弈，以及由此產生的價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給者之間因法律的供給和需求所產生的類市場環境。按照市場運行規律來看，相對穩定的市場在供給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場的均衡態就要求市場主體雙方在供給和需求上的相對均衡，任何一方發生變化，都會形成供給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從而引發市場波動，通過供給增加或需求削減的方式再次達到均衡。就法律市場而言，國家或政府作為法律供給方，應當及時對市場的法律需求狀態作出評估和回應，從而滿足法律市場的要求，達到法律供給需求狀態的均衡。法律的市場供給主要取決于法律制度約束、法律價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質技術等要素的影響，也就是說在現行憲法的規范范圍內，根據當前市場的守法成本和違法成本的差別比較，以及立法、執法和司法技術等相關因素，決定是否在現行法律體系范圍內增加或修訂法律，從而更大程度地滿足法律市場的需求。其中法律的價格因素客觀地體現為擬供給法律的效用范圍，如果其效用范圍廣，需求者的權益內容和范圍會基于該法律的供給得到更大程度的確認或保護，從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圍大于違法的潛在收益，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供給就成為必要。
第二、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與法律需求。所謂需求，主要有兩個方面構成，一是需求主體對某種客體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該主體具有購買產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產生同樣具有一般需求的內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體現為市場主體對國家機關法律活動的支付能力，執法、司法機關對立法活動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強弱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法律市場主體對自身權益、集體權益的認知程度，認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決定了相應法律供給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說，法律市場主體，特別是法律需求者對自身和集體權益保護的認識程度愈深，其相應的法律意識愈強，對能夠更大范圍內保障其權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給市場應運而生，從而相應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措施成為法律市場的必然。
第三、法律價值與法律需求。
人們對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價值（秩序、自由、正義、效率），而法律的供給，僅僅是確立并實現法律的價值的過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給法律的價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過提供法律，通過提供立法、執法、司法活動來間接滿足人們的終極需求。法律的這種工具屬性，表明了國家機關僅能供給中間產品——法律，而不能供給最終產品——正義、效率等法律的價值和社會目標。在供給和需求之間探究立法的價值，就在于通過法律供給能否在法律的運作過程中實現對法律需求的滿足，確認、維護或保障應當保障的權益，防范或者遏制權益侵害、受損風險的產生。也就是說，立法的供給必須能夠明確確定擬供給法律的價值目標和立法宗旨，從價值目標上可以歸順法律供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場利益與法律需求。市場運作的機理在于交易雙方或供給雙方的利益交換或互補，法律需求的產生必然歸因于某種潛在利益的驅動，期望通過法律供給達到確認、維護和保障權益的目標。鑒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其供給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和意愿。當某一種利益目標變成大多數人的利益指向，相應保護改種權益的法律規范的需求就應運而生，這種法律需求會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場均衡，從而引發了法律市場的非均衡態，非均衡態向均衡態的發展就依靠保障該群體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給與以相對應，從而最終實現立法。
（二）生物安全立法的供求邏輯
法律需求屬于制度需求的范疇，是一種將外部性內部化的制度設計，雖然其供求邏輯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下可以被解釋為一種供給和需求的邏輯發展體系，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不僅是一種非市場需求，而且是一種非物質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體對某種“潛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種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無法實現和獲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發于主體對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從當前的法律結構體系和制度體系來看，該種利益期盼是無法予以滿足的。
上述的制度經濟學的立法闡釋，至少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說明生物安全立法的立法邏輯：
（1）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廣泛。一般來說，法律需求的主體就是法律需要保護的利益主體，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場主體，也可能是國家政府，也可能是社會公眾。生物技術的發展所產生的轉基因安全風險、生物多樣喪失風險以及外來物種入侵風險等統一構成了生物安全立法的風險體系和利益保護對象。在上述風險和利益保護的釋解當中，基于對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類世代延續的利益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主要體現為一般公眾；基于對整體社會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又將體現為國家及其政府；基于對生態系統安全利益訴求的視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體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體觀念，轉而確認并保護動植物，乃至生態系統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實現的規范體系中得以體現，其潛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現實法律制度所建構的利益體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為“潛在利益”的存在，構成了法律制度體系發展的牽動力，形成一個相對穩定，但又不斷地在“需求-供給”中發展的運動模式。
從生物安全本身來看，安全的主體范圍非常明確，一切可以歸屬為生物學中的生物范疇的主體都應當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體現，并由特定的“潛在利益”與之相對應。根據生物安全法律主體的廣泛性，需要通過法律保護的“潛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眾的生命健康利益，國家政府的安全與穩定利益，一切生物體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間均衡利益，以及生態系統本身的安全利益。
（3） 現實法律制度安排和規范體系尚無法滿足上述“潛在利益”。建立在傳統法律理論體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難對生物安全利益提供應有的風險防范機制和保護機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所帶來的風險只是在20世紀末期才真正被人們發現和認識，科技的兩面性和吊詭性只有在科學技術知識較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廣大公眾所知曉?？萍及l展所隱含的生物安全問題、生命健康問題、生態倫理問題等作為一種潛在的或現實的社會問題時，其重要性和緊迫性才真正上升為多數人的社會風險意識。風險是一個與利益相比對的概念，它意味著主體的某類利益正在或將要被侵蝕或剝奪，當一種風險演化為一種群體性、社會性的風險意識時，相關的風險防范措施必須在整體上予以采納或建構。法律作為一種規則和規范體系，預設人們的行為模式和行為結果，從而在制度層面上提供了一個可知悉、可預見、可防范、可制裁的規范模式，從而加快了主體的立法訴求，也推動了權力機關的立法供給。其次，現有的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對人類自身利益的確認和保護之上，法律主體的范圍也很難突破對自然人或法律擬制主體的傳統認知，相應地法律的利益主體和權利主體也很難突破傳統之囿。然而，就生態系統而言，彰顯人類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現代化正是成就當前生物乃至生態系統風險的主要因素，現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證了至高無上的人類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視性，也從風險的角度提出了將人類利益與生物利益、生態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規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規范體系和法律制度建設來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譜系（包括人類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態利益）仍然任重道遠。
五、立法必要性下的制度安排
工業文明，特別是以生物技術發展為代表的人類第四次科技革命，在為人類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足以使整個地球毀滅的風險，舊的工業社會體制與文化意識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凸現其內在的反身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個人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傳統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現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風險社會與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間的內在緊張。不確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學技術本身隱含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必須在原有的法律秩序體系框架內重新建立并發展生物安全法律體系和由此產生的秩序體系。此外，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取向分析認為，生物安全立法的邏輯基礎在于，生物安全的社會公共性強烈呼喚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譜系，將人類安全利益與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態安全利益聯系起來，從而將人類的發展與整個生態系統的安全相互聯結，在利益層面確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如果我們將法律規范體系和制度體系的確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給的辯證統一，以及由此產生的法律體系的均衡給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設定了經濟學意義上的理論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