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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的范疇范文1
關鍵詞：網絡語言 經濟性 認知機制 隱喻 轉喻
引言
隨著網絡技術的普及，網絡語言已經成為人類交際的一種新興的媒體語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產生、發展、傳播開來。網絡信息社會高效快速的特點要求網絡語言必須遵循經濟原則，最大程度地對已知信息進行縮簡。所以，經濟性是網絡語言的典型特征。本文試從認知的角度探討網絡語言的經濟性，即網絡語言的經濟性如何通過認知機制手段得以實現的。
網絡語言的經濟性
網絡語言根植于傳統語言， 因此網絡語言的經濟性無疑也是遵循傳統言語交際活動語用理據的結果，同時具有自身的一些特點。網絡語言的許多方面，從語音省略、詞匯構造、到流行語的簡潔，都是受到語言經濟原則的潛在制約。網絡語言的這些經濟性現象體現了人們的認知機制，即通過概念隱喻、轉喻、范疇化（與非范疇化）等認知方式得以實現的。
網絡語言經濟性的隱喻機制
Lakoff 和 Johnson 說過，隱喻存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不但存在于語言中，而且存在于我們的思想和行為中。人們在認識新事物時，常將新事物與他們己經認知的舊事物聯系起來，并基于二者之間的相似性，形成了用一個概念域來表達另一個概念域的隱喻。所以當有限的詞語不能充分用來表達所有的需要時，隱喻便產生了。在隱喻的使用中有一個方法論上的原則在起作用，即經濟原則。
所以，當計算機和網絡出現要為相關的一些新概念命名的時候，遵循“經濟原則”，那么就是利用現有的詞語來表達具有相似概念的新事物。比如，網絡語言中，發帖子叫“灌水”，隱身（只看帖不回貼）叫“潛水”。“灌水”和“潛水”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兩種行為，這里卻用來分別喻指兩種網絡上行為概念。網絡語言中大部分概念都源自于我們日常生活中熟悉概念的隱喻投射，比如：“病毒”，原義是具有侵害性的微生物，在網絡情境中指的是具有破壞性的計算機程序。網絡中很多概念的表達形式是現有詞匯在網絡環境中的隱喻義。
根據雅克布遜的觀點，隱喻是一種選擇關系。網絡語言隱喻機制中選擇的喻體的，大多是我們非常熟悉的簡單的事物；這是語言經濟性的要求，也是網民追求認知“省力”的必然結果。
網絡語言經濟性的轉喻機制
認知語言學認為，轉喻不僅僅是一種修辭手段，而是一種認知機制，是基于事物之間鄰近關系的一種認知方式；是指在同一個認知模型內部分與整體的認知現象，通過某個認知上突顯的、易感知的、代表性的部分替換整體或整體的其他部分 ，或用具有完形感知的整體代替部分。轉喻機制在網絡語言中是最為重要的一種認知模式，也是語言經濟原則的需要。
轉喻機制在網絡語言語音上的表現就是擬聲詞和許多數字或字母諧音的使用。網絡擬聲詞是主要是對動作行為所發出聲音的模擬，從而用這種模擬聲音來代替動作本身或整個事物，可視為一種語音轉喻。例如：“呼呼”表示睡覺，“卡擦”表示砍了或者殺了某人，“嗚嗚”表示哭泣。數字或字母諧音是指利用數字或字母來表達與漢語或英語讀音相近的諧音形式；而數字、字母本身的意義已經不存在，只是其相近的讀音被借用來代替其他詞語的意義。這些數字、字母構形簡單，在網絡的交談中，使語言簡化很多，使交際更便捷；而且這種表達形式只有在網絡情境中才會使用，是網絡語言特有的經濟性。諧音現象，是利用不同符號間能指的相同或相近使所指發生轉移，即用與符號X的語音形式相近或相同的符號Y的語音形式來指代符號X。也可以說是在同一個象征單位內，用相近的語音單位來喻指整個象征單位；這是在同一認知域內用部分代替整體的現象，是基于語音相同或相近基礎上的語音轉喻。例如：9494（就是就是）、1314（一生一世）、3Q （thank you），F2F（face to face）。
網絡語言的詞匯層面上，縮略詞的大量使用是轉喻認知模式的典型代表。縮略詞包括拼音縮略和漢語縮略兩種類型。拼音縮略主要是指利用每個漢字的漢語拼音首字母結合成的形式；比如，RP（人品）、BT（變態）、GG（哥哥） 、LP（老婆）、PMP（拍馬屁）等。漢語縮略詞指的是使多音節變雙音節，或多音節、雙音節都單音節化，省去了許多不必要的音節，言簡意賅，在交流中容易快速被對方領悟，既省時又有一種力度感，很適合網上信息高效傳遞、快速溝通的交流特點?？s略方式的經濟、簡潔性得到了廣大網民的青睞。如，三支一扶 （大學生畢業后通過考試選拔到農村基層從事支農、支教、支醫和扶貧的工作）、白奴 （指“白領的奴隸”、“白領工奴”） 、潮 （“新潮”的省略語，指時髦 ）。一個漢語詞語也由“音（漢語拼音）、形（漢字）和義”三個層面組成一個完整的概念單位。如果用其中一個層面或者一個層面的某部分來指代整個漢語詞語，就是以部分代替整體的轉喻。語言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的認知方式，所以用漢字的聲母組合或形式縮略來代替漢語詞語，體現了以突顯的、易辨別的部分來代替復雜整體的轉喻經濟性。
網絡語言的轉喻模式實現認知省力和語言的經濟性。在轉喻過程中，人們將認知重點放在相對凸顯的形式或內容，而較少關注甚至忽略其他范疇，這樣，需要認知的范疇減少，認知的內容最突顯，人們需要投入的認知成本更少，認知過程更省力。所以擬聲詞、數字及字母諧音詞還是縮略語、都是通過轉喻手段，把必要信息壓縮到在接觸的一瞬間就能立刻了解的程度，即能夠用最經濟的話語表達最充分的信息。
結語
網絡語言的經濟原則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更是一種認知現象。網絡語言是人們在網絡文化經驗與外部世界互動的基礎上，通過隱喻、轉喻、等認知方式而產生的具有經濟簡潔、生動形象等特點的一種語言變體。網絡語言的經濟性是隱喻、轉喻和范疇化等認知機制在語言上的體現。（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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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的范疇范文2
關鍵詞：圖書館 電子化 數字化 發展趨勢
中圖分類號：G25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3）07-0013-02
一、我國數字圖書館發展現狀
計算機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為傳統圖書館向數字圖書館演進創造了條件。數字圖書館就是對有高度價值的圖像、文本、語言、音響、影像、影視、軟件和科學數據等多媒體信息進行收集、組織、規范性的加工，進行高質量保存和管理，實施知識增值，并提供在廣域網上高速橫向跨庫連接的電子存取服務。同時還包括知識產權、存取權限、數據安全管理等范疇。因此，準確地說，數字圖書館是超大規模的、可以跨庫檢索的海量數字化信息資源庫。[1]由此可以看出，數字圖書館與傳統圖書館相比較，數字圖書館有著明顯的優勢和現實意義，能夠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圖書文獻資源保存、管理、傳播、使用的傳統方式和增值模式，強化我國圖書文獻資源的有效利用和共享。
目前，我國經濟已經發展到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增長新模式階段，即人們一般意識上的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時代鼓勵創造新知識和在經濟中傳播新技術手段以促進經濟的迅速發展。知識經濟是計算機產業、通信產業和文化產業的匯集物；數字圖書館是知識經濟的主要基礎設施和必要條件。建設中國數字圖書館工程是科教興國，發展知識經濟的當務之急，也是發展文化產業，建立新經濟增長點的內在要求。數字圖書館是知識經濟的主要基礎設施和必要條件，它對于知識經濟起到全方位架構的作用。
20世紀末期，在世界范圍內發生了以信息高速公路和多媒體技術為標志的信息技術革命，把人類社會帶入到高科技知識經濟時代，我國在大力發展知識經濟過程中作出了努力，由于起步較晚、基礎較為薄弱，在圖書館數字化、信息化建設方面我們已大大落后于發達國家。圖書館數字化、信息化，不僅給圖書館業帶來一場革命，而且也為文化傳播打開了新的電子時代的大門。[2]數字圖書館也是高科技經濟的基礎設施和必要條件。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存儲、使用和消費之上的，數字圖書館所收藏的各類信息對于知識經濟的整個過程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圖書館的數字化館藏憑借高新信息技術，可以方便、經濟、迅速地傳播和為人們所利用，從而有效地實現圖書館館藏的知識價值，不斷地激發人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推動全民族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因此可以說，數字圖書館是今后經濟和文化的載體和催化劑。
二、圖書館電子化、數字化發展趨勢分析
“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在全球的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等資料收集地藏有大量的各種信息，其中有不少信息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見證，是人類知識的瑰寶，如何更好的利用現代化的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讓這些信息更好地服務于人類，是我們面臨的挑戰，也是當前從事圖書館管理研究實踐人員需要不斷探究的重大課題。眾所周知，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是各種資源有效利用的最重要的基礎。但是它們又是更新極快的工具，只是這些工具還無法真正解決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尋找一種合理的方法，來實現數字圖書館工程的技術架構?；贗nternet互聯網絡技術的日益成熟，數字圖書館以一種新的基礎設施和知識環境的虛擬形態展示在世人面前。它通過集成和利用最新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及數字內容，建成超大規模、可擴展的、可互操作的知識庫群，將有效實現圖書館工程的技術構架。
信息時代的來臨，催生了數字圖書館的出現及其發展，這將推動傳統圖書館發根本性變革，因此，數字圖書館的產生是順應時展潮流的，它產生的意義將是深遠的。數字圖書館不僅僅是現有圖書館的數字化，而是人類所有信息知識文獻數字化。它是一個全球性的、分布式的大型知識倉庫。數字圖書館作為一個建立在因特網之上最現代化的“圖書信息庫”，已經在我國取得較高水平建設的成就。數字化資源建設是其核心與基礎，通常表現為國家的、文化的、巨型數字化文獻信息數據庫系統。因此，數字化信息資源是經過無數次的整合產生新的使用價值，可以方便的根據用戶需求進行個性化定制，而這個特點是傳統文獻資源所不具備的。所以知識信息的創造、加工、處理、傳播與應用將成為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將決定圖書館成為具有什么特色和內容價值的數字化圖書館，并以此占領因特網這個新興意識形態陣地。因為，在因特網上每個數字圖書館都可能成為信息資源中心，而這個中心必須建立具備各自信息資源個性特征的對象數據庫，這樣才能體現數字圖書館資源共享價值，才能凸顯數字化圖書館在網上重要地位。
我國圖書館數量多、分布廣、資源豐富，許多館都有自己的特色資源，但由于文獻資源、資金、設備及技術力量分散，難以形成較大的規模；加上不同的技術要求和標準，不同的文獻整理深度，則難以保證數字化、信息化的質量，在資源共享時就會出現障礙。[3]那么要順暢地實現館藏資源的有效共享，進而實現其經濟價值，就需構建圖書館館藏的數字化、電子化體系。如景德鎮市圖書館憑借其豐富的陶瓷文獻館藏資源，為全國的陶瓷產業提供強大的文獻保障服務和智力支持，使不斷面世的各類陶瓷著作得以長久保存和流傳，景德鎮圖書館將在“十二五”期間為打造一所全國唯—的陶瓷特色圖書館而不懈努力。其中，面向讀者免費開放“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電子閱覽室這一舉措受到普遍歡迎。在“以知識為本”的現代社會中，知識已經成為與人力、資本并重的戰略性資源。人與人之間的差距，主要體現在對知識的生產、傳播和使用上的差異。知識管理就是通過對知識的“獲取——處理——傳遞——應用”這一完整過程進行引導約束，促進知識的生產和流動，使知識在生產中實現增值，從而達到提高人力資源核心競爭力的直接目標，并最終造就人才大國的持續優勢。為此，景德鎮市圖書館著力研究圖書館電子化、數字化的發展趨勢，客觀分析，科學統籌，努力為全市人民提供完善的知識服務。
三、應對圖書館數字化、電子化發展趨勢的對策
1.編制標準化、規范化的圖書館信息化標準
信息時代，圖書館管理方式方法都在悄無聲息地發生變化。標準化、規范化管理是順應信息時代的客觀要求，也是提升圖書館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徑。從圖書館學的角度看，要實現圖書館的標準化、規范化管理，需編制信息化專用標準，即機構代碼標準（TTS/BZ-001）、書刊代碼標準（TTS/BZ-002）、信息庫標準（TTS/BZ-003）、地區標準（TTS/BZ-004）、統計代碼標準（TTS/BZ-005）、信息主題分類標準（TTS/BZ-006）、借閱規則（TTS/BZ-007）、閱覽須知（TTS/BZ-008）。在編制這些標準的時候，會感覺工作量大，但完成這項工作具有“一勞永逸”的效果，對未來圖書館管理工作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2.編制圖書館信息化專用程序
隨著Internet和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圖書館已從封閉的環境走向無限廣闊的信息空間，讀者也由直接“走入”圖書館，變為“鏈接”電子網絡間接走入虛擬的信息空間，如何出色地完成向讀者提供良好的服務工作是當前圖書館電子化、數字化的終極目標。要實現這個目標需精心編制以下管理程序：期刊管理程序（TTS/CX-001）、圖書管理程序（TTS/CX-002）、報紙管理程序（TTS/CX-003）、開架閱覽管理程序（TTS/CX-004）、閱覽室管理程序（TTS/CX-005）、采購程序（TTS/CX-006）、信息處理程序（TTS/CX-007）、信息檢索程序（TTS/CX-008）、館際互借程序（TTS/CX-009）、資源共享程序（TTS/CX-010）、圖書館安全管理程序（TTS/CX-011）、圖書館文件管理程序（TTS/CX-012）、圖書館民主管理程序（TTS/CX-013）、圖書館臨時工管理程序（TTS/CX-011）。有了這些程序的導向作用，一切均能“循規蹈矩”，“照章辦事”，自然能事半功倍。
3.強化圖書館管理職能
在圖書館信息化、數字化的基本前提下，圖書館管理工作是指在IT硬件、軟件和網絡條件等均具備的環境下，對圖書館書刊文獻資料信息的收集、加工、處理、存儲、建庫、聯網、檢索、分析、統計、再加工、咨詢、借閱服務等信息化全過程的職能分工。在圖書館信息化、數字化的大背景下，需對各項職能進一步強化，如信息處理的分工部門須承擔圖書館電子館藏的信息分類、標引、著錄、加工、編輯、編譯、掃描、全文錄入、信息文摘、圖表、圖片、圖紙壓縮、書刊典藏、專題書目等任務；負責建設和完善圖書館信息化管理系統、信息庫、編寫工作程序、總結經驗、專題研究等。
四、結束語
在圖書館趨于數字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以適應圖書館信息化、數字化構筑圖書館事業發展新的平臺，高起點實行現代化集成管理，引導圖書館向高效率、現代化方向發展，從根本上提升圖書館整體管理水平和競爭力，對促進圖書館業務創新，加快我國圖書館信息化和現代化建設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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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的范疇范文3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把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偟膩碚f，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歷史現象，媒體融合的發展也還未有終結。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產業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傮w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 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可以說，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 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 同理， 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 （Jenkins， 2008: 10）。 3G手機、數字電視、網上廣播、還有眾多網絡互動媒體的出現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 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 是繼“信息社會”、 “第三次浪潮”、“后工業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 “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 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 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科學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 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預測數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 “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核心優勢做了鋪墊 ，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 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絡服務行業，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計算機網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Zhang， 2002: 38)。可以說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繪了由電子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Mueller， 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網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 12）。在互聯網時代， 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 Shin (2006) 就韓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 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運作、商業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變革中的取得戰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地解析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的現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地的人民大眾能否從中贏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新媒體環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 (2001) 則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偟膩碚f，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監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 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 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字化的挑戰？在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網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境里，數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企業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 (Casta?eda， 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運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內部的產業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格局的發展方向（Zhao，2005; Wu，2009)?？梢哉f，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了數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 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展直接涉及到商業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新媒體與大眾政治、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機構視角，關注非經濟問題。如果傳統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網、數字手機、網絡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事件、引發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 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科學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梢哉f，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 (p. 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帶動了自下而上的消費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字電影的反哺；Mizuko (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梢哉f，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工程師和計算機網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某種妥協。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 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總結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 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范傾向的框架?？梢哉f，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歷史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甚至加強傳統“公眾利益”的監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融合作為實現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互動共贏的產業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工業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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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的范疇范文4
摘要：半個世紀以來，播音學從無到有，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邊緣交叉學科，具有獨立的理論框架，明確的研究范疇和基本概念，揭示了廣播電視播音主持的本質和規律，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廣播電視播音學體系。然而在在成績的背后，我們也不得不看到，我們的播音主持教育事業在空前繁榮的表象下隱藏了很深的危機。
關鍵詞：電視；光輝；體系；教育
[中圖分類號]：G222.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1)-23-0283-01
一、播音與主持藝術院校現狀分析
(一)幾組數字透露出的現狀
上世紀50年代，開設播音主持藝術教育專業的只有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一家，可謂一枝獨秀；70年代，浙江廣播電視?？茖W校（現浙江傳媒學院）成立，形成中央廣播電視局（現國家廣播電視電影總局）領導下的兩所院校花開并蒂的局面；90年代，開辦播音主持藝術專業的學校仍是個位數，但新增院校為天津師范大學、陜西師范大學等普通高等院校，呈普及之勢的樹枝并開；然而從2000年之后，播音主持專業如雨后春筍般的蓬勃發展了起來，《中國廣播電視年鑒2005年》統計的數字是44所，有人2006年做過的不完全統計的表格里列出了180家,而很多我們知道的播音主持專業辦學院校并不在這個統計之中,從網本論文由無憂整理提供絡等渠道信息保守估計，全國開設播音主持藝術專業的本?？圃盒Ｒ堰_三百家左右。從單一辦學到不足十家,用了大約40年,而從不足十家到三百家，只用了短短的6年時間，這個數字的膨脹速度是驚人的。
（二）播音主持一線反饋的信息
短短的6年的時間，播音主持藝術專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然而在我們慶祝播音主持專業蓬勃發展的同時，又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培養的學生的質量是否能跟上這個膨脹速度。
下面這個故事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中央電視臺影響較大的主持人中有誰不是學播音的?”問題的提出即便看似不經意卻也不難發現其狡黠的陷阱。對這個問題，反向回答會更容易:學習播音主持專業的占少數，非科班的居多。通過這個小故事不難看出，播音與主持專業培養的學生在畢業之后大部分很難在短時間內融入到播音主持隊伍當中去，成為中流砥柱。通過問卷調查發現，我們的畢業生在畢業后直接進入播音主持崗位工作的不到的10%，許多學生都表示在學校里學到的知識只有很少能直接在工作中用到，大部分都需要在工作了之后學。由此可以看出，播音主持專業盡管在整個的數量規模上有了長足發展，然而，播音主持專業教育質量卻令人擔憂。
（三）不同辦學思路帶來的不同結果
近年播音主持院校的數量可謂與日俱增，是什么導致了如此多的院校如雨后春筍般的出現呢，筆者認為，更多的是因為其中的利益因素。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電臺電視臺作為最有效的傳媒途徑越來越為人認識，隨著節目的日益增多，對于播音主持專業人才的需求自然也是與日俱增。這就為播音主持教育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與大地一樣，在有小麥的同時，也有野草。不同的辦學思路決定了這塊莊稼的收成?！皬V播學院”作為培養廣播電視播音主持人才的專門院校為國家的廣播電視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它無疑是中國播音主持教育界的泰斗；一些人文底蘊深厚，傳媒意識強烈，兼容并蓄，勢不可擋的重點綜合類大學開設播音主持藝術專業教育，對于播音主持藝術專業與其他專業的融合，從而豐富播音主持形式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更有結合導表藝術優勢，另辟綜藝娛樂蹊徑的知名藝術院校的播音主持藝術專業。他們的加入對于豐富播音主持形式，優化播音主持隊伍建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然而，在龐大教學單位和學生數字的表面繁榮背后更多的吸引力是巨大物質利益。“適應考生需求這個‘市場’甚至可以說是一定程度上播音主持專業教育膨脹的禍患之一?！?/p>
二、在高教改革背景下探尋播音主持辦學的出路
（一）分層次辦學
一個行業要想蓬勃發展，一個企業要想生存，有一個竅門：盡量避免生產同樣的產品，避免同行業競爭。同樣，作為教育領域的學校，在市場經濟理念已經逐步深入的大背景下，播音主持專業院校也應該根據自己的特色，發揮自己的長處辦學，分層次、多標準的選擇自己的發展模式?！案叩冉逃l展到今天，高校類型不是單一的。綜合類大學應和應用型大學‘各司其職，互補不足’”。結合自己的優勢，打最有把握的仗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取得先機。因此，各層次的院校根據自身情況分層次、按優勢來制定自己的發展規劃無疑是明智之舉。
（二）以市場經濟的觀念探索改革之路
經濟的發展影響和制約著播音主持專業的發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播音主持專業膨脹的局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學校的職能在逐漸地轉變，教育目的也在市場經濟的利益沖擊中被模糊化。利益和職能的沖突，是播音主持專業面對的棘手問題。市場經濟的改革帶來了國家經濟的繁榮，推動了廣播電視事業的發展，眾多“商家”（我們不妨把我們的院校當“商家”）看到了建設播音主持教育學科可以帶來可觀的收益，所以紛紛建設播音專業，使的播音主持專業短時間內迅速膨脹，不健康的發展。真可謂成也市場經濟，敗也市場經濟。既然如此，我們不妨放手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和特點，用市場經濟這個強有力的調控手段來進行我們的高等教育的改革，進行播音主持專業的改革。
數字經濟的范疇范文5
【關鍵詞】全媒體；企業形象；形象經濟
一、塑造企業形象促進企業發展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和信息社會的到來，企業經濟發展和企業形象塑造的關系日趨密切，企業形象是企業綜合素質、整體實力和社會表現在社會公眾中獲得的認知和評價。良好的企業形象是企業的無形資產，能夠增強社會公眾對企業的認可度，有利于企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梢哉f企業形象在企業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甚至有學者認為形象即是經濟，形象經濟將成為企業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著名的美國學者阿爾溫認為，當前呈現出深刻的變化，即逐步加快了提供轉化為形象的信息的平均速度。形象信息的波濤變為洶涌的巨瀾，越來越猛烈地襲來，好像在尋找注入我們神經系統的通道。形象經濟是網絡及新媒體下的必然產物，企業形象的塑造也是信息社會的必然選擇。
企業形象構成包含三個部分：理念形象、行為形象和視覺形象。理念形象又稱MI，屬于企業文化的意識形態范疇，具體來說表現為企業精神、企業價值觀、經營宗旨、經營方針、組織體制、社會責任和發展規劃等方面，在確立企業獨具特色的經營理念和總體規劃某一時期的經營目標等起到重要作用。如，中石化集團下的江漢油田，其團結、奉獻、拼搏、創新的企業精神彰顯出新一代石油工人的精神風貌。行為形象又稱BI，以經營理念為基本出發點，對內是建立完善的組織制度、管理規范、職員教育、行為規范和福利制度；對外則是開拓市場調查、進行產品開發，透過社會公益文化活動、公共關系、營銷活動等方式來傳達企業理念，以獲得社會公眾對企業識別認同的形式。如：“愛黨愛國，愛院愛崗；守法遵紀，禮義誠信；務實創新，追求卓越；崇尚知識，永不止學；舉止文明，遵守公德”江漢油田文明形象公約的樹立和學習，有力地提升了企業員工的素質。視覺形象，又稱VI，在企業形象構成中最具有傳播力和感染力，是以企業標志、標準字體、標準色彩為核心展開的完整、體系的視覺傳達體系，是將企業理念、文化特質、服務內容、企業規范等抽象語意轉換為具體符號的概念，塑造出獨特的企業形象。如，紅黑色彩構成的中國石化的Logo，蘊含著企業發展的穩健、向上、堅韌、挺拔。通過理念形象、行為形象和視覺形象三個部分的構建，企業完成整體形象的初步塑造，然而在贏得公眾的認可和肯定上，還需要媒體的積極介入及推廣，從而增強企業形象的影響力及傳播力。
二、企業形象塑造需要媒體助力
當前，隨著媒介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新舊媒體的日益融合，傳播正進入三網融合下的全媒體時代?！叭W融合”是指電信網、廣播電視網和互聯網的相互滲透、互相兼容、并逐步整合成為全世界統一的信息通信網絡。2009年5月19日，國務院批轉發展改革委《關于2009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意見》的通知，文件指出：“落實國家相關規定，實現廣電和電信企業的雙向進入，推動‘三網融合’取得實質性進展?！叭W融合”格局的形成，為信息傳播掃除了行業和技術壁壘，也使得傳播進入真正意義上的全媒體時代。彭蘭在《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個關鍵變革》中指出，全媒體是一種業務運作的整體模式與策略，即運用所有媒體手段和平臺來構建大的報道體系。從總體上看，全媒體不再是單落點、單形態、臺的，而是在多平臺上進行多落點、多形態的傳播。彭蘭對于全媒體的界定又被稱為“營運理念（模式）說”，從營銷傳播的角度上看，契合了整合營銷傳播的理念。如果說全媒體是基于三網融合下媒介技術發展和融合而生的營運理念，那么整合營銷傳播則是這種理念的市場延續，也就是說在企業形象塑造過程中，需要依靠各種媒體，進行相應地整合營銷傳播，來完成企業形象的推廣。
塑造企業形象需要整合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從而完成相應地傳播。具體來說，一是強化以報紙、期刊、廣播、電視為代表的傳統媒體的傳播力度。通過發行企業報紙、刊物，創辦企業廣播、電視，來完成企業文化、企業精神、企業經營宗旨等理念形象的傳播。如，江漢油田電視臺制作的油田新聞節目，通過報道局黨委及相關會議新聞，來傳播油田的發展方針、經營理念等信息；通過報道各部門一線工人的事跡及民生新聞，來深化企業行為形象的認識。二是增加以互聯網為依托的新媒體的應用力度。新媒體是新的技術支撐體系下出現的媒體形態，如數字雜志、數字報紙、數字廣播、手機短信、移動電視、網絡、桌面視窗、數字電視、數字電影、觸摸媒體等。當前新媒體影響較大的主要是微博和微信。自2009年8月中國門戶網站新浪網推出“新浪微博”以來，微博正式進入中文上網主流人群的視野。其經歷了從雨后春筍般的新生到蓬勃發展后的成熟，基于新技術下的微博發展態勢強勁，最直接的表現為用戶數量激增。《新媒體藍皮書：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12）》中顯示，微博用戶數量由2010年底的6311萬猛增至2012年6月的2.74億。截至
2012年12月底，新浪微博注冊用戶數已超過5億，同比增長
74%，日活躍用戶數達到4620萬。起于2011年的微信，雖然晚
于微博，但發展勢頭也頗為迅猛。據騰訊微信數據顯示：2013年1月，微信用戶高達3億，耗時不到5個月。在企業形象塑造的過程中，積極主動開通企業官方的微博和微信，不失為對新媒體的最佳運用。當前官微運用力較高且影響較大的莫過于傳統媒體所開設的微博、微信，如媒體微博綜合榜榜首的@人民日報、市場化報紙微博排行榜第一的@新周刊。與此同時，企業官微的運行力度顯得相對較低，且傳播的范圍表現出一定的局限性。以新浪微博為例，較早開設微博的企業多是以戴爾為代表的外企和以凡客誠品為代表的民企，能源化工行業的國企在微博的開設上表現出相對地滯后性。如新浪微博上@戴爾中國V，微博貼數10373，粉絲數32萬，而@中石化新聞網V，微博貼數2973，粉絲數3萬。
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企業微博、微信的開通能充分發揮網絡的時效性和互動性，有助于完成企業信息高效便捷的傳播，有利于實現企業與公眾及時公開的雙向溝通，為達成企業形象的塑造起到事半功倍作用。正如戴爾公司負責社會化媒體和社區部門的全球副總裁梅赫強調，其企業微博的開通促使企業和客戶之間建立起了緊密、直接的關系。戴爾能夠取得傲人的業績與良好的形象離不開其Twitter和新浪微博的開通。顯然，企業形象的塑造離不開媒體的助力，而這種推動不但需要傳統媒體的持續宣傳和推廣，更需要新媒體的積極介入，才能產生倍增效應。
參 考 文 獻
[1]彭蘭.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個關鍵變革[J].青年記者.2009（4）
數字經濟的范疇范文6
這樣的經濟，有人稱之為無聊經濟。
現代社會，由于科學技術進步，生產效率提高，人的閑暇時間增多；同時，又因為競爭激烈，壓力增大，人的焦慮煩躁挫敗感也在增多，兩個增多碰頭，人就會覺得無聊，甚至坐立不安，若有所失，幸福指數下降。古人說，衣食足而后知榮辱，倉廩實而后知禮節，這都沒錯。但是物質生活豐富后，怎么才能使精神生活充實，內心平靜愉悅，古人好像沒有這樣的論述。這也怪不得古人，因為古代中國能吃飽飯，又不打仗就是盛世，人的欲望遠遠比現代人來得低。
社會需求就是商家的動力。利用先進技術，緩解人們精神上無聊的經濟便應運而生，除了電梯廣告之外，手機短信、電腦游戲、網上聊天等等，都可以歸入無聊經濟范疇。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手機彩鈴。彩鈴是娛樂別人的，自己聽不到。也許是出于讓朋友快樂的原則，現在很多人都錄下自己喜歡的歌，讓打自己手機的朋友先聽一聽美妙的歌聲，讓朋友的心理先接受一下按摩，這一流行又產生了巨大的商機。據報道，歌手楊臣剛的《老鼠愛大米》，唱片公司光靠這首歌的下載賺了2000萬元?？梢姛o聊經濟確實是可以創造奇跡的。還有前一段很紅的一首歌《兩只蝴蝶》，據說開始時歌手龐龍嫌《兩只蝴蝶》旋律太簡單，屬于“口水歌”，不愿意收到自己的專輯里，是一個有商業眼光的音樂人周亞平說服了龐龍。果然，就是這首“口水歌”走紅了，光是在網上下載，就讓唱片公司賺了1000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