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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農業的理解范文1
關鍵詞：農業現代化；農業持續化；集約持續農業；持續發展
科學理論是實踐變革的指導。本世紀以來，先后出現了四種全球性與農業有關的思潮，即農業現代化、綠色革命、自然農業與可持續農業。作為一種思潮，往往是狂風般的蜂擁而來，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種思潮中科學性強的理論能經受歷史的考驗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而經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學性不強或反科學的理論只能熱鬧一時而自然地退出歷史的舞臺。當代受各種思潮沖擊的人們，必須保持冷靜頭腦，分析思潮產生的背景、實質性內容、利與弊，進而辨認其科學的真偽，從而從本國本地的情況出發，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任何對農業思潮的盲從或“拿來主義”都會導致行動或決策中的失誤。
一、農業現代化思潮－－二十世紀的主旋律
從原始農業轉變為傳統農業，再從傳統農業轉變為現代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或地區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紀工業與科學技術發展為農業現代化準備了條件。1892年第一臺拖拉機問世，1840年李比希營養歸還學說出臺，再加上達爾文雜種優勢理論與摩爾根遺傳學理論等，促進了農業現代化思潮與行動的產生與發展。其主要內容是以現代工業裝備農業，實行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水利化；以現代科學技術武裝農業，用雜交玉米等高產新品種與新耕法替代老品種老經驗；以現代經濟管理理論和方法經營農業，用開放式的商品經濟替代封閉式的自給性傳統經濟。
農業現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動了現代農業的發展，世界農業一反過去幾千年老牛破車的步伐，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就。本世紀四十年代美國率先實現了以機械化為主要特征的農業現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積40％人口24％的工業化國家先后實現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從本紀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長2．3倍，農業產值增加24倍，用事實否定了馬爾薩斯關于人口增長快于糧食增長的悲觀預測。勞動生產率空前提高，美國一個農民人均產糧已達110噸，產肉101噸，可養活80個人。目前，由于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加上糧肉生產過剩而將注意力轉向環境，因而作為一種思潮的農業現代化已經不再受青睞，但實際行動仍在繼續，而且進一步向現代化邁進。發展中國家正在進行的綠色革命實際上也是農業現代化思潮的影響而衍生的一種行動。
現代農業在產生奇跡般增加產品與效益的同時，由于曾對資源環境的忽視而帶來某些負面效應。例如能源消耗急劇增加，從1950年的0．36億噸增加到1985年的2．6億噸石油當量，因而有人貶稱之為“石油農業”；農藥、除草劑等化學品對環境與食品安全構成威脅；有人還擔心大量施用化肥會不會破壞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還將主要是工業化引起的水、空氣污染也歸咎于現代農業。這些問題正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近來已將資源環境良化納入并作為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內容。
二、自然農業思潮——一次超凡脫俗的嘗試
作為一種對農業現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現了企圖替代現代農業的第一次嘗試，即自然農業思潮。其派別與口號多種多樣，如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生物農業、替代農業、再生農業、自然農法、超工業農業等等。形成了在學術界頗有影響的農業思潮。較有名氣的英國真菌學家霍華德提倡的“有機農業”，1971年美國土壤學家艾希瑞克發起的“生態農業”，日本的福岡正信寫了一本《綠的哲學》，提倡無施肥無耕作無農藥無除草的“自然農法”等。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歸樸還真，與自然和諧一致，盡量減少人類對自然的干預，主張低投入；在技術內容上強調傳統農業技術，提倡堆肥、輪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現代農業科學技術中的人工合成化學品（化肥、農藥、除草劑、飼料添加劑）與生物工程技術；在管理上主張小型，自給自足，強調農戶（場）內閉合式物質循環而排斥農戶外的投入。這股思潮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不大，但受生態至上的環境保護主義的推動，在學術界曾一度時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爭論甚大，提倡者認為這是一種農業的“理想國”，反對者認為是“復古”，是“神話”。
自然農業思潮有其積極與消極的方面。它強調崇尚自然，對喚起環境保護意識起了積極的作用，糾正了現代農業只強調產品與效益而忽視資源環境的不足；它所強調的某些傳統農業技術仍有其積極的作用；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等作為一種農業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況下少量應用（如旅游景點、安全食品）也是不足為怪的。另一方面，這股思潮又極端地強調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動作用，反對投入，反對人工合成品，企圖返回古代式傳統技術而否定現代科學。在理論上，違反最基本的能量轉換與散逸定津，企圖實行自我封閉式的物質循環模式，而滑向科學上的倒退。因此，作為一種農業的整體戰略是不足取的，在實際生產上，由于它只強調保護自然資源環境而忽視生產與經濟，因而不能廣泛地被農民與政府接受。在歐美試行的各種自然農業模式，比重極少（占耕地千分之幾）。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漸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續農業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續農業思潮——當前的熱點
本世紀中后期，為抵制工業化所產生的消極影響，環境保護主義風起云涌席卷全球，羅馬俱樂部悲觀主義的代表作《增長的極限》譯成了幾十種文字，“生態危機”、“糧食危機”、“資源環境危機”、“經濟滯脹”，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說法震撼人心。在農業上，鑒于自然農業嘗試的失敗，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可持續農業的思潮，企圖以此作為替代現代農業的第二次嘗試。
在吸取現代農業、自然農業優缺點及成敗教訓的基礎上，可持續農業思潮既強調糧食安全與發展農村經濟，又強調保護資源環境，實現生產、經濟、生態三個持續性的統一。既強調發展當前的農業而又不破壞資源環境，兼顧當前與長遠，促使農業與農村的可持續發展。
與自然農業受到冷落的處境不同，可持續農業思潮一出現，國際社會即刮目相待。許多國際機構，聯合國糧農組織、開發計劃署、環境署、世界銀行以及許多國際性農業研究機構都紛紛以此作為發展農業的指導思想，有的國家政府或議會還通過相應決議與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的“發展與環境”世界首腦會議上通過“21世紀議程——可持續發展”的宣言，成為一個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開了“國際持續農業與農村發展學術討淪會”，1994年4月中國國務院通過“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人口、環境、發展”白皮書，其中將農業與農村的持續發展作為重要內容之一。
作為一種農業發展的戰略方向，可持續性獲得了國內外各界的廣泛贊同。強調農業的當前與長遠的結合，重視持續能力的建設，這是具有重要理淪與現實意義的。當然，由于時間尚短，對于可持續農業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見仁、意見各異。可持續性究竟只是一種思路或農業的屬性，還是一種策略與模式等問題尚在爭論中。至于可持續農業的定義、內涵、技術體系等更是眾說紛壇。一些西方國家專家簡單地將環境保護技術或自然農業提倡的某些傳統農業技術移花接木就作為可持續農業的技術內容，有的甚至以傳統技術排斥現代科學技術，或只強調環境而排斥發展。這些觀點招致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異議與批評。越來越多的人傾向干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農業的思路與戰略，而不是一種具體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將某些西方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等模式嫁接在可持續農業的頭上。也有人認為可持續農業內容空洞難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羅馬召開的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上，糧農組織盡管仍強調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轉而將農業與糧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讓給了“新的綠色革命”。
至于農業現代化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我們的認識是，這兩者不是對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為補充的關系。農業現代化與可持續化是從不同角度上反映了農業發展的方向與戰略，可持續性強調了農業發展的態勢與后續能力，彌補了原有農業現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農業現代化中有關物質裝備現代化、技術現代化、商品化、市場化等各項內容。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講，今后的任務，是將傳統農業轉變為在可持續發展基礎上的現代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與持續化。
四、綠色革命思潮——發展中國家振興農業之依托
本世紀六十年代，在發達國家基本實現了農業現代化的同時；在發展中國家開展了有聲有色的綠色革命。這一思潮與行動的主要內容是通過推廣高產新品種（如矮稈小麥、矮稈水稻、雜交稻）帶動農業的全面發展，但只改變品種而不改變生產條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實際推行過程中，形成了種子十化肥＋灌溉三駕馬車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稱之為“肥水農業”。其實質是農業現代化的一種衍生與前奏曲。由于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弱、勞力多、規模小，因而與發達國家不同，其強調的重點不是機械化而是投資少見效快的新品種與化肥、農藥等，水利對多數地處熱帶、亞熱帶的發展中國家十分重要。綠色革命在亞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積極的效果。六十年代以來，整個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快于發達國家。以1961～1965年作為100％，1992年發達國家農業生產指數149，而發展中國家為238（中國280）。八十年代后期與1950年相比，農業總產值發達國家增加0．86倍，而發展中國家達1.64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農業總產值之比也由2：1變力1：1。
可惜，作為一種思潮，綠色革命在七十年代后遭到厄運。一些來自發達國家的專家批評綠色革命造成了農村兩極分化，貧苦農民困無力購置新品種種子、化肥、農藥等而難以從綠色革命中得到好處。隨后自然農業、可持續農業思潮又接踵而起，這樣，綠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來。但是，這一思潮指導下的行動卻在發展中國家繼續開花結果。其中，中國與印度被認為是綠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紀以后，綠色革命在羅馬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上重新被提了出來。出乎許多人的預料，聯合國糧農組織并未將當前世界的熱點——可持續農業——作為農業發展與糧食安全主要手段，而將“新的綠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種、化肥、灌溉、農藥在農業發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別強調化肥與灌溉是“新的綠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所謂“新”主要有兩點。一是綠色革命的四大技術手段必須與社會經濟環境相適應，采取相應的政策與科技進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將綠色革命的各項技術建立在可持續發展基礎之上，重視對資源環境的保護。也曾有人主張將新的綠色革命建立在生物工程基礎之上，但鑒于來自生態保護主義的強烈反對與抵制，聯合國糧農組織采取了十分審慎的態度?？偟恼J為生物工程是有前途的，但它“是國際爭論的焦點，發展中國家要在10～20年后才能理解到它的好處”。:
五、中國農業現代化之路——集約持續農業
以上四種思潮各有所長與所短，各有它的背景與適應性，農業具有極大的地域性與差異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發展農業的思路、目標、內容、技術體系都不盡相同。發達國家人均占有谷物750公斤，肉類60公斤，而發展中國家卻分別只有250公斤與12公斤。因此，前者已將關注的熱點放在環境上,而后者仍將發展生產增加農民收入放在首位。在最近的羅馬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上與會的60位首腦中,來自發達國家的僅有一位，說明了立場與愛憎的分明。因此，我們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種農業思潮與理論精華的同時，一定要冷靜地加以辨別，關鍵在于“中國化”。
1949年以來，中國的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與農村生態環境獲得了持續的發展與改善。但是目前農業生產與環境形勢也日趨嚴峻，怎樣養活養好十多億中國人已成為世界注目的焦點。在羅馬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期間一位美國記者提出：“你認為中國真的能夠達到糧食自給嗎？”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內,如果我們真正去努力搞好農業，而且按適合中國國情的方向道路去進行的話，做到糧食基本自給（95％）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國式的農業發展的方向道路呢？
首先，我們要力爭在30～50年或更長一點時間內實現中國農業現代化。盡管當前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農業現代化而不再將這口號作為他們的目標，因而國際學術界農業現代化的聲音已甚為微弱，西方已將現代農業稱之為常規農業，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仍有待于完成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這一艱巨的歷史任務。它的主要內容是：第一，在物質上用現代工業裝備農業，實現水利化、化學化、機械化、電氣化、信息化。這是農業現代化的物質基礎，沒有它就談不到農業現代化。第二，在技術上用現代科學技術裝備農業，實現高產化、良種化、耕作制度與農業結構優化、栽培技術規范化、資源利用高效化、節約化。第三，在經濟上，用現代的經濟管理科學指導農業，實現商品化、市場化、產業化、土地或經營規?；?、社會化。第四，資源環境良化。保護資源，減少污染，凈化美化農田與農村環境。最后，中國的農業現代化還必須與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同步進行，以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度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別。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最終目的是持續地提高生產力實現農村農民的富?；Ｄ欠N匆忙將農民真實的人均年收入還不足200美元時就拔高為“小康”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可持續農業的理解范文2
（一）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2013年10月及11月筆者組織學生對安徽省鳳臺縣、明光市、桐城市、當涂縣、青陽縣、宣州區以及歙縣7個縣市的水稻種植農戶進行的入戶調查。調查共發放調查問卷450份，經整理剔除部分數據缺損的問卷，獲有效問卷402份，樣本有效率為89.33%。在調查的總樣本中有293人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有所認知問題，占比72.89%。
（二）解釋變量的設定
本文借鑒國內外學者的已有研究并結合實際調研情況認為：影響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的認知的因素主要取決于四大類：農戶戶主個人稟賦、農戶家庭特征、農業信息的可獲性和外部環境。
1.農戶戶主個人稟賦年齡：一般理論認為，年齡因素影響接受新事物和新知識的速度。由此推斷，年齡越大的農戶越不容易認識到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因此，本文假設：戶主年齡負向影響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的認知。性別：在農村，由于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以及同外界環境交流的機會均要少于男性，故她們在對新信息及新知識的理解上也要弱于男性。因此，本文假設：女性戶主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的認知程度較男性戶主低。文化程度：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拓展人們的視野，增強人們對信息的接受、處理和吸收能力，提升對來源于不同渠道信息的判斷力。Ervin（1982）和Pampel（1977）證實了農戶的文化程度與農戶對土壤侵蝕問題的認知程度正相關。因此，本文假設：文化程度與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的認知呈正相關關系。是否是村干部：村干部往往能力較強且文化層次較高，對于新的信息和政策理解更為透徹。而且村干部比一般村民具有更多的機會和渠道獲取外部信息。因而，本文假設：作為村干部的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的認知更深刻。風險偏好類型：風險偏好是指組織或個體在實現一定目標過程中對待承擔風險的種類、大小等方面的基本態度。按照不同主體在對風險采取的不同態度可以將風險偏好分為三種：風險厭惡、風險中立及風險追求。風險追求型農戶由于對新事物的接受度及風險承受能力較強。因而，本文假設：風險追求型的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的認知更深入。環境意識：環境保護意識越強的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越關心。他們對農業生態環境的信息更為關注。因而，本文假設：環保意識越高的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的認知越深刻。
2.農戶家庭特征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人均收入高的農戶在當地屬于“能人”，其獲取和評價農業生產信息的能力會更強。因此，本文假設：家庭人均年收入高的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的認知更深切。家庭非農收入占比：目前農戶家庭非農收入高表明農戶正從事著兼業，兼業往往是戶主外出打工。戶主走出農村，進入城市打工增長了見識，拓寬了視野，從而增強了對信息的理解和掌握。因此，本文假設：農戶非農收入占比的提高增加了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的認知。耕地面積：在我國農戶家庭的耕地面積一般與家庭人口數成正比。若農戶家庭人口數越多，其耕地面積就越大。家庭耕地面積大的農戶在經營過程中會更加注重農業生產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因此，耕地面積越大的農戶會越主動通過各種渠道尋求各種農業技術發展趨勢的信息。因此，本文假設：耕地面積正向影響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的認知。
3.信息可獲性與村民交流的頻率：在我國農村，信息傳遞的方式往往是通過農戶之間的交流這種非正規的傳播渠道。因此，本文假設：與其他農戶交往越頻繁的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的認知越深刻。農業信息的獲?。盒畔@取得越多，對外部世界的理解越深刻。通過各種媒介獲取信息越多的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和農業發展趨勢越了解。因此，本文假設：農業信息的獲取顯著促進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的認知。4.外部環境是否參加可持續農業生產培訓：政府主導的培訓和農業技術推廣過程中往往會向農戶闡述農業發展的最新動態、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和采納可持續農業生產技術的益處。同時農戶在參與培訓的過程中可以與推廣人員及其他農戶進行交流，提高了他們對農業環境退化的認知。因此，本文假設：培訓顯著正向影響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的認知。距離鄉鎮遠近：農戶因居住區域的差異對信息獲取存在顯著的差異。距離鄉鎮遠、交通閉塞的地方，增加了農戶信息獲取的難度。因此，本文假設：農戶家與鄉鎮之間的距離負向影響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的認知。根據以上的研究假設，將對變量的定義及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作用方向列。
二、解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根據對調研資料的整理可以得到：變量的描述性統計、不同個人稟賦的農戶戶主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的認知以及不同家庭特征農戶戶主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的認知。在被調查的農戶中，有293人對目前我國農業生態環境退化的問題有所認知，占總樣本的72.89%，而沒有認知的為109人，占比僅為27.11%，這說明大多數農村居民對于我國農業生態環境的問題還是有一定了解的。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1）從年齡結構來看，隨著年齡的增加，農戶戶主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認知的比例逐漸降低。年齡對農戶的認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具有負向作用。從被調查的農戶來看，四十歲以下的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有認知的比例為9成左右，而60歲以上僅為3成左右。
（2）從文化程度來看，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問題有認知的比例隨著受教育程度的上升而提高。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有認知的比例僅為26.05%，初中文化水平的為87.73%，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有認知的比例幾乎為100%。
（3）從性別上看，農戶的性別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的認知沒有顯著的影響。女性有認知的比例為68.75%，而男性的認知比例為73.24%，男性和女性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的認知比例幾乎沒有差別。
（4）從農戶是不是村干部上看，村干部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有認知的比例要遠高于不是村干部的農戶。村干部有認知的比例為94.12%，而非村干部農戶有認知的比例為71.85%。
（5）從風險偏好類型上看，戶主的風險偏好類型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的認知具有較為明顯的影響。風險追求型的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有認知的比例為94.21%，而風險厭惡的農戶有認知的比例僅為59.02%，即風險偏好程度越高的農戶，對于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的認知比例越高。
（6）從環保意識上看，環保意識越強的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的認知比例越高。環保意識很強的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有認知比例為98.21%，而環保意識很差的農戶有認知的比例僅為43.55%。
三、模型估計結果分析
（一）戶主個人稟賦的影響
戶主的年齡在模型中的系數為負，與預期相符且在10%的檢驗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年齡越大的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的認知水平越低。從邊際效應上看，戶主年齡增加1歲，對農戶生態環境退化的認知概率下降0.24%。戶主性別在模型中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但系數為正與預期不符，這可能是由于女性戶主對外在環境的感知方面比較敏感從而使得他們比男性戶主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的認知更多。文化程度是影響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認知的重要因素。戶主文化程度在模型中系數為正，與預期相符，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檢驗。說明戶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認知的概率也越大。從邊際效應上看，戶主受教育年限提高1年，對農戶生態環境退化的認知概率上升4.68%。戶主是否為村干部在模型中的系數為正，與預期相符，但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可能的解釋是由于村干部在總體樣本的占比較低，從表2中可以看出，村干部在總體樣本中的比重僅為4%。戶主的環保意識在模型中系數為正，與預期相符，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檢驗，說明隨著戶主環保意識的提高，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的認知水平也越高。從邊際效應上看，戶主的環保意識提高一個單位，對農戶生態環境退化的認知概率上升3.13%。農戶的風險偏好類型在模型中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可能的解釋是風險偏好類型并不是影響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認知的重要因素。
（二）農戶家庭特征的影響
家庭人均收入、家庭非農收入比例以及家庭水稻種植面積在模型中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是由于這些因素對于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的認知的影響較小。
（三）農業信息可獲性的影響
農業信息的獲取在模型中系數為正，與預期相符，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檢驗。說明農戶對農業信息獲取得越多，其對農業環境的理解也越來越深刻，從而提供了他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的認知水平。從邊際效應上看，戶主與村民交流的頻率提高1個單位，對農戶生態環境退化的認知概率上升0.01%。與村民交流的頻率在模型中為通過顯著性檢驗。但系數為正，說明農戶與村民交流有促進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認知的作用但效果不明顯。
（四）外部環境的影響
是否參加可持續農業生產技術培訓在模型中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呈現出正向影響，這表明參加培訓有助于農戶對生態環境退化的認知更加深刻。到鄉鎮的距離在模型中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系數為負，與預期相符，表明到鄉鎮的距離有負向作用于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的認知，但不顯著。
四、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第一，在調研的地區大部分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有一定的認知，在調查中的402戶農戶有72.89%的農戶有認知。第二，戶主文化程度、環保意識、參加可持續農業生產技術的培訓及農業信息的獲取顯著促進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問題的認知，但年齡呈負向作用。
可持續農業的理解范文3
日本主態農業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取得了較為明顯的發展成就。消費者對健康的訴求以及市場力量分別對其起到了催主和引導作用，而政府則是其發展壯大的主要推手。
日本生態農業發展現狀
日本是較早關注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國家，早期的研究以民間的福岡正信所提出的自然農法最為有名。早在1937年，他就開始了相關研究并利用在高知縣農技中心工作的機會，研究并整理形成了自然農法體系。其主要內容是充分發揮土壤固有力量，避免不必要的施肥而引起土地退化和再生能力的削弱。
通過研究和多年實踐，福岡正信整理出版了《自然農法：一根稻草的革命》和《回歸自然》等著作。自然農法受到日本以及意大利、菲律賓等的關注，日本政府出臺并實施了很多推動性政策并卓有成效。但當時農業污染并未達到影響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程度。
二戰后，農藥和化肥在以歐美、日本為首的工業國家的農業生產上得到大面積使用，其直接后果是農產品產量迅速增加，但隨之出現的農村環境污染和農藥殘留問題日趨嚴重。
日本生態農業運動的發展過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二戰后到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伴隨著公害問題的發生，市民環保運動高漲，消費者開始重視食品安全問題，從而帶動了生態農業的形成。全國生態農業研究會于1971年成立，在此期間，《土壤污染防止法》和《農藥取締法》等法律出臺。第二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半期。生態農業不斷發展壯大，在流通方面產銷合作組織迅速擴大，農林水產省發表《1987年農業白皮書》1989年“生態農業對策室”成立；隨后，伴隨“環境保全型農業”政策的出臺， “生態農業對策室”改稱“環境保全型農業對策室”，財政預算得以增加。第三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至今。生態農業的商業化運營模式不斷完善，產品流通渠道多樣化，1997年，日本“生態農業協會”成立；1999年， 《可持續農業法》出臺。
日本生態農業的基本思路是，農作物的栽培不利用化學肥料而用動物糞尿和落葉枯草等有機肥料，借此來提高土地自身的生產能力；用病蟲害防治不噴灑農藥而通過生物的方法，盡可能減輕環境污染和對生物多樣性的破壞。通過多年的努力，農藥和化學肥料的單位土地面積使用量逐步減少。農藥使用量由1990年的9.5公斤／公頃降低了將近一半，化肥使用量也降低了很多。由此可以反映出日本生態農業得到了較為明顯的進步。
日本生態農業發展策略
日本生態農業的萌芽是伴隨著消費者對“健康”的訴求而發生的，是市民環保運動發展的結果。消費者對生態農產品的需求通過市場的力量對農業生產者發展生態農業起到了引導的力量，農業生產組織和個人也從維持土壤生產能力和保護環境出發積極發展循環型農業。作為產銷媒介的銷售部門，它為生態農產品的流通起到了“錦上添花”的作用，通過產銷合作到多角化運營推動了生態農業的發展。其中，日本政府在培育生態農業并促使其發展壯大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下面分別從技術與財政支持、法律的確立與完善、資格認證與監督及協助開拓市場等方面進行具體分析。
1．財政支持與技術推廣
日本政府很重視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在農村地區積極實施生態農業推廣工程。農林水產省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有機農業的技術指導，推廣生態農產品的種植。結合各地的氣候和土壤等特征，農林水產省在各地設立農業技術中心開展生態農業的科技實驗，并向當地的農家和農業組織推廣科技成果。與此同時，農業技術中心還舉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農業培訓班，為各地農協培養生態農業的從業人才。此外，農林水產省設在各地的農業局配置專門的生態農業推廣員，在進行推廣活動的同時，為農戶及組織提供無償的咨詢服務。中央政府還在各地設立了生態農業示范點，2009年時達到了47個，為此提供45億日元的財政補貼。
2.法律法規的確立與完善
生態農業的發展離不開法律的保駕護航。繼20世紀70年代《土壤污染防止法》和《農藥取締法》等法律出臺之后，農林水產省在20世紀80年表《1987年農業白皮書》，并成立“生態農業對策室” （后改稱“環境保全型農業對策室”）， （（可持續農業法》和《生態農業推廣法》也分別于1 999年和2001年出臺，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將生態農業的推廣固定下來。其對生態農業的定義是在不使用化學合成肥料和農藥以及轉基因技術的前提下，盡量減輕對農業生產環境負荷的農業。詳細規定了國家在保障生態農業發展方面的責任和義務，明確規定中央及自治體政府須對生態農業生產者和組織從技術開發、資金等方面進行支援。規定政府須進行調查以促進消費者對于生態農業的理解并聽取生產者的反映。規定各縣（相當于中國的省）制定生態農業推廣規劃并公示的義務。在此基礎上，日本政府又制定和頒布了《生態農業推廣基本方針》。基于此，各地方政府也都積極推廣和支持本地的可持續農業發展，各都道府縣都在基本方針的基礎上制定《生態農業推廣規劃》并組織實施。 《生態農業推廣法》為日本可持續農業發展創造了基本環境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資格認證與監督
產品認證一方面可以提高產品的質量，另一方面可以形成品牌，成為市場推廣的有效手段。日本形成了層次分明的農產品認證體系。JAS是農林水產省頒發的最嚴格的生態農產品認證資格，只有在連續3年以上未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的農業用地上栽培出來的農作物才能通過該資格認證。具體認證業務由機構執行，農林水產省則主要進行審核和監督工作，JAS認證及監督流程如圖l所示。農林水產省在日本國內委托66家機構、在海外委托21家共計87家機構提供認證服務。
這種一監督的認證體制，一方面給申請者提供了更為便捷的認證服務，另一方面達到了節約政府人員編制和提高工作效率的效果。鑒于JAS認證資格非常嚴格、不易通過這一事實，日本各地方政府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分別制定了相對寬松的認證資格體系。其中比較有特色的如福井縣的“福井縣特別栽培農作物”認證制度和“福井縣生態農家”認定制度。 “特別栽培農作物”認證規定，只有那些與通常的栽培方法相比，化學肥料和農藥的使用量削減50%以上的農作物才可以通過認證。 “生態農家”認證規定，與通常的栽培方法相比，化學肥料和農藥的使用量削減20%以上的農家可以通過認證。取得認證的農戶都在其產品包裝上附有記載生產過程中施肥施藥等信息的產品履歷書及生產者的聯系方式甚至照片，極大地增進了消費者的信任。與福井縣的特別栽培農業相近似的有“千葉生態農產品”和“千葉生態農家”認證制度。這些地方性認證規定豐富和完善了日本的生態農業認證體系，為有志于和已經致力于發展生態農業的農民和農業組織提供了明確的發展方向，同時設定了階梯性的提高目標。
對于致力于發展生態農業的農戶及組織來講，JAS農產品資格所要求的必須3年以上不使用化學肥料、農藥和轉基因技術這一認證條件充滿了風險性，3年努力后成功與否是一個很大的未知數。作為第一階段目標，他們可以先申請本縣的“生態農家”認證，因為20%的化學肥料和農藥的削減使用要簡單得多。作為成功后的第二階段目標，他們可以繼而去申請50%化肥和農藥削減的“特別栽培農產品”認證。在取得兩階段成功的基礎上，JAS認證通過的可能性會大為增加，已經取得的兩個認證也會成為他們的“退身步”。在三階段認證體系當中， “生態農家”和“特別栽培”的申請取得了很大成果。以千葉縣為例， “生態農家”和“特別栽培”的申請農家分別從2002年的164件和568件上升至2008年的31 16件和6190件數，其中“生態農家”由于條件寬松成果最為顯著。表2是日本2000 - 2012年生態農家認證情況，由表中可以看出，全國12年間累計認證件數從無到有，最后超出21萬件，發展速度非常迅猛。
4.協助開拓市場
可持續農業的理解范文4
關鍵詞：農戶稟賦；節水灌溉技術；采納行為；影響；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7.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1)01-0079-03
一、引言
我國水資源總量比較豐富，但人均占有水平很低，而且地區分布不均衡。在水資源的眾多用途中，農業用水是最大的。根據《中國水資源公報2009》的最新統計數據，2008年我國總用水量5 909.9億立方米，其中農業用水為3 663.4億立方米，占總用水量的62％。在農業用水中，農業灌溉用水量占用水量的90.2％。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業灌溉用水量對水資源影響很大。另外，由于受傳統農業耕種方式的影響，農業灌溉水利用系數一直較低，目前全國平均僅在0.4～0.5之間，農業灌溉利用率比發達國家低很多。這導致相當一部分水在輸水過程中由于滲漏或蒸發損失了。因此，在我國水資源較缺乏的情況下，如何提高農業灌溉水利用率，實施節水農業對于緩解目前的缺水狀況就顯得至關重要。
農業灌溉技術的采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農業灌溉用水率，因此，農業灌溉技術的采納與否是提高農業灌溉用水率的關鍵因素。而在農業生產中，農戶是最基本的單位，農戶作為獨立的生產者對是否采納先進技術具有完全的決定權。因此，發展節水農業的關鍵就在于農戶采納農業節水灌溉技術。影響農戶采納農業節水灌溉技術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節水灌溉技術自身因素、自然環境因素、農戶稟賦因素、水價因素和政策因素。本文僅對農戶稟賦作詳細研究。
二、農戶稟賦對采納行為的影響
節水灌溉技術對于農戶而言，同勞動力和土地一樣，也是一種生產要素。節水灌溉技術本身并不是水的替代品，但節水灌溉技術可以在不減少作物產量的前提下減少灌溉水的使用量；或者在供水量不變的條件下提高作物對灌溉水的利用率，從而提高作物產量。因此，先進的灌溉技術可以節約灌溉水的用量，從而減少用水農戶對生產要素的投人。農戶是否采納節水灌溉技術，從農戶自身來看，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影響因素。
(一)農戶經濟狀況
從目前國家投資政策來看，大中型節水灌溉工程的投資是由中央、地方政府和農戶分級承擔，一般農戶的投資額要占到工程總投資的1／3左右甚至更多，而且，工程建成后的運行費用完全由農戶負擔。所以一個地方經濟條件及其農民收入如何(反映了農民對水價的承受能力)，就成為節水灌溉工程技術能否推廣運用的決定性因素。
農戶經濟狀況主要包括農戶的家庭財產狀況、農戶的收入狀況、獲得信貸的能力和勞動力及土地的機會成本等。采納農業節水灌溉技術，意味著農戶要掌握更多的技能，實施起來一般較復雜。根據誘致性技術變遷理論，資金較充裕的農戶偏向于采用資本密集型的農業技術，勞動力較充裕的農戶更易于采用勞動密集型的技術。黃季餛等認為，經濟狀況越好的農戶越容易采用水稻新技術。當然，也有學者發現，在他們的經驗模型中收入與農戶的支付意愿及可持續農業技術采用之間有正相關關系，因為充裕的資金能保證生產者不受資金條件的制約而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但是，有些學者的實證研究卻得出相反的結論，即經濟狀況最差的農戶具有最強烈的采用可持續農業技術的欲望，而經濟狀況較好的農戶對保護土地技術和新品種不感興趣。這可能是從事非農業生產活動能帶來更大收益的緣故。同樣獲得信貸的能力越強，資金的供給就越有保障。因此，獲得信貸的能力和農戶的收入狀況結合在一起對農業節水灌溉技術的采用產生影響。
(二)教育因素
農業節水灌溉技術是一項農業技術，一般來講，農戶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對于新技術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就越強。當然，這里的教育形式既包括正式的教育，也包括農民學校、農民田間學校和加強信息溝通等非正式的形式，這些教育方式會增加農戶的理解能力，使農戶采用新的可持續農業技術的可能性增大。對于受教育程度對農戶采用技術決策的影響，國內外很多學者針對這一問題都做了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受教育程度是農戶采用技術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如國內學者孔祥智等在對陜西、四川和寧夏農戶的調研中發現，農戶的受教育水平對其采用新技術具有顯著地正向作用，一般來說受教育水平越高，采用的可能性就越大。馬康貧、劉華周通過對中國蘇北地區的調查，發現農戶受教育程度對其技術采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且和看報的頻率結合在一起對技術采納影響更大。綜合各種研究，農業節水灌溉技術是否被農戶采納，跟農戶受教育的水平有很大關系。
(三)農戶決策者的年齡
從心理學角度來講，一般來說，成年人的年齡越大，對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就越差。這個規律同樣適用于農業技術擴散。有學者對該問題做了調研，從調研的結果來看，農戶決策者年齡主要集中在31―50歲這一年齡段，但農戶采納新技術的行為在年齡方面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傮w來看，年齡與選擇行為呈負相關關系，即隨著年齡的增加，農戶選擇使用節水灌溉的可能性越來越低。這可能是年輕人敢于冒險，喜歡接觸新事物，并且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和能力做支撐，他們往往成為創新者。
以上論述從農戶的經濟狀況、農戶受教育程度以及農戶年齡等三方面來闡述對農戶采納節水灌溉技術行為的影響。為了進一步證實這些關系，筆者以陜西省為例，進行了實證研究。
三、實證研究
陜西省地域南北跨緯度大，按地形地貌，以秦嶺、北山為界，北部為陜北黃土高原，中部為關中平原，南部為陜南秦巴山區。其特點是南北高、中間低、自西向東傾斜。土地總面積20.58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土地面積的2.1％。其中耕地面積408.9萬公頃，林地面積1028.5萬公頃，草地面積311.7萬公頃，其他農用地30.3萬公頃。
陜西是全國水資源嚴重緊缺的省份之一，水資源特點為總量少，時空分布不均，人均耕地較少。全省水資源總量445億m3，居全國第19位。人均、耕地畝均擁有水資源量1196m3、588m3，分別相當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且時空分布不均，年降雨量的60％～70％集中在汛期，地域分布上，秦嶺以南的長江流域，面積占全省的35.5％，水資源量占全省總量的71％；秦嶺以北的黃河流域，面積占全省的63.5％，而水資源量僅占29％。居于中心地位的關中地區人口密集，人均水資源量只有
380m3，相當于全國人均水平的1／8，遠遠低于國際社會公認的絕對缺水線(人均水資源量500m3)，屬于嚴重資源型缺水地區。
(一)調查的總體情況
經過對陜西省很多地區的多次預調查以及與各級水資源行政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的探討，依據研究目的，分別制定了縣級、村級調查問卷和戶級調查問卷共計三個部分的問卷?？h級調查問卷主要包括6個部分：縣社會經濟概況、農業生產狀況、縣水資源利用情況、灌溉技術應用情況、節水灌溉工程建設狀況、灌溉工程產權狀況。村級調查問卷主要包括4個部分：村水資源利用狀況、種植作物灌溉技術的采用狀況、水價制定與征收狀況、節水灌溉技術的投入情況等。戶級調查問卷主要包括5個部分：農戶基本情況(如戶主受教育程度、耕地數量和質量、家庭收入等)、種植業生產和投入情況、農作物的灌溉技術采用情況等。跟本文聯系緊密的主要是戶級調查問卷表部分。由于所選取的村級樣本數量較多，考慮到調查時間有限，調查組根據不同的地市，分為10個調查小隊分別開展實地調查工作。通過與統計數據進行對照，對一些不一致的數據進行了調整，以確保數據的真實性。
本次調查對陜西省的西安市、咸陽市、渭南市、寶雞市、銅川市、延安市、榆林市、漢中市、安康市、商洛市等10個地市的55個縣(區)，共計227個村進行實地調查。受調查村樣本的選取，根據調研前資料的詳細分析以及其地理位置來確定是否具有代表性，而進行選擇。以盡量使調查能夠客觀反映不同地理分布的實際情況。具體調查樣本村分布為：西安市43個、楊凌區2個、咸陽市31個、渭南市29個、寶雞市24個、銅川市11個、延安市16個、榆林市16個、漢中市13個、安康市14個、商洛市28個。對于本次調查中，獲得農戶問卷共計2 313份，其中有效問卷2 171份。在有效問卷中，采納節水灌溉技術的樣本數為216戶。
(二)農戶稟賦對節水技術采納行為的分析
1.年齡對農戶采納行為的影響分析
通過對調查農戶年齡段的統計發現，調查中41-50歲年齡段的農戶高達52.2％，31～40歲與50～60歲年齡段農戶大致相等，60歲以上農戶占5.9％，而30以下農戶僅占4.7％。究其原因，主要是在陜西農村，觀念相對保守，一般30歲以下成人即使結婚生子，很多人由于經濟基礎較差，往往還跟父母在一起并不單獨立戶。而41―50歲這個年齡段在農村屬于年富力強的階段，也代表該地區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因此這個年齡段的相對也最多。
從統計的情況來看，30歲以下年齡段農戶采納節水灌溉技術僅僅2戶，占0.1％；60歲以上年齡段的有18戶，占到8.3％：而41～50歲年齡段所占比例最高，達到55％。另外，31～40年齡段和50～60歲年齡段分別是16.3％和19.3％，兩個年齡段相差不大，這一結果與國內很多學者調查的情況不太一樣。很多學者調查認為，年齡越大，采納節水灌溉技術的可能性就越低的規律。而本次調查卻是年齡段最小的采用率最低，其次才是年齡段最大的，居于中間的41-50歲年齡段是采納節水灌溉技術的主要力量，所占比例達到一半以上。
2.受教育程度對采納行為的影響分析
由于農業節水灌溉技術是一項技術性較強的技術，農戶沒有一定的領會和理解能力是很難掌握的。另外，相對于傳統觀念來講，農業節水灌溉技術是一門較新的科學和技能，從這個角度來講，也需要農戶具備一定的視野和知識。因此，我們對農戶的文化程度和不同文化程度的農戶采納節水技術的情況作了調
上表2 171個調查樣本中小學及以下、初中和高中的百分比分別是14.1％、57.6％和28.3％。在采用節水技術的216個農戶中，小學及以下的比例為5.1％，大大低于總樣本的14.1％；而采納農戶中高中級以上比率為36.6％，高于總體樣本8.3個百分點，這是非常顯著地。文化程度對于農戶采納節水灌溉技術影響是正面的，即受教育程度越高，采納節水灌溉技術的可能性就越大。
3.經濟情況對采納行為的影響分析
為了分析農戶經濟能力對采納節水灌溉技術的影響，我們對不同經濟狀況的農戶進行了調查，并對不同經濟能力的農戶采用節水灌溉技術的情況作了調查，下面是具體的統計情況，詳見表3。
在問卷設計中，把農戶年收入分成了5個級別，分別是：1萬元以下，1萬～2萬、2萬～5萬和5萬元以上。在采納節水技術的農戶中，他們所占這一收入段的比重：6％、12.6％、12.4％和4.9％。從表3可以看出，收入1萬-2萬和2萬～5萬采納的比重很高，其次是1萬以下，最后是5萬以上。雖然年1萬以下的農戶采納比率僅占其比重為6％，1萬～2萬元和2萬～5萬元所占比重很大似乎是收入越高，采納的可能性越大，但由于5萬以上這個段的規律又出現變化，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講，得出這一規律還是有些問題，至少是不嚴謹的。另外，收入相對較高的農戶采納，但這也并不一定說明：收入越高，采納的可能性越大。原因在于收入高有可能是因為采納節水灌溉技術而經濟上更好，而不一定是收入高了就采用節水技術，這兩者到底哪一個是因，哪一個是果，僅根據這個表很難說清楚。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至少還應該結合農業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來分析。為了分析這個問題，首先把所有農戶按農業占總收入的比重分為以下幾個檔次：20％以下、20％～50％、51％～80％和80％以上。這4個檔次的數值越大，代表兼職程度越小，農業在總收入的比重越大。然后，所有農戶按照不同收入段，以及農業收入占總收入的不同比重，統計了農戶在各收入段、農業收入占比的農戶分布情況，詳見表4。
從表4可以看出，農戶年收入1萬以下的，農業收入在總收入占到80％的農戶，其中有49％的農戶集中在這個區域。而到了5萬以上這個收入，有51％的農戶的農業收入都占總收入的20％以下。
綜上可以看出，經濟基礎較好且農業收入所占比重較高的農戶，采納節水灌溉技術的可能性相對較高。
四、結論
本次調查范圍為陜西省的10個地市，對可能影響農戶采納節水灌溉技術的農戶稟賦因素做了問卷設計，并收回了2 171份有效調查問卷。根據問卷情況，我們做了細致的統計和分析。通過數據分析發現，農戶年齡、農戶受教育程度、農戶經濟情況等農戶稟賦對其采納節水灌溉技術有一定的影響。具體如下：
(1)對于農戶年齡與采納新技術的關系，很多學者認為，年齡越大，采納新技術的可能性就越低。而本次調查卻是年齡段最小的采用率最低，其次才是年齡段最大的，居于中間的41～50歲年齡段是采納節水灌溉技術的主要力量，所占比例達到一半以上。
(2)對于農戶文化程度對采納節水灌溉技術的影響，本次調查認為，文化程度對于農戶采納節水灌溉技術影響是正面的，即受教育程度越高，采納節水灌溉技術的可能性就越大。
(3)對于經濟情況與采納節水技術的關系，在本次調查分析中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是雖然調查結果顯示，經濟情況較好，有利于采納節水技術。但是收入高有可能是因為采納節水灌溉技術而經濟上更好，而不一定是收入高社會采用節水技術，這兩者的因果關系很難說清。另一方面，結合農業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來分析發現，經濟基礎較好且農業收入所占比重較高的農戶，采納節水灌溉技術的可能性相對較高。
基金項目：北京市人文社科重點項目(編號sz200711232019)和西安工業大學校長基金(編號XADGXJJ200725)資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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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農業的理解范文5
關鍵詞 耕地資源；配置；利用；對策；江蘇蘇州；吳中區
中圖分類號 F32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2）16-0346-01
我國人均耕地面積截至2005年10月31已由2004年的940.0 m2降為933.3 m2，僅為加拿大的1/18，印度的1/2。全國有664個市縣的人均耕地不到聯合國認定的533.3 m2的警戒線。嚴峻的形勢，使得切實保護和合理配置耕地資源更具重要性和緊迫性。保護耕地，合理配置耕地資源，提高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是保證未來中國糧食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條件。吳中區位于蘇州市南部，區位優勢較明顯，經濟發展勢頭較強，特別是房產、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很快。在經濟逐漸發展的同時也給當地的耕地資源帶來不小的隱患。雖然政府部門出臺各種政策，力圖控制耕地流失，雖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很難遏制耕地逐年遞減的勢頭。截至2011年底，吳中區耕地面積（含內塘水產養殖）為1.27萬hm2，戶藉總人口為60.04萬人，人均耕地為212.00 m2。為保護耕地，促進經濟發展，現將土地資源合理配置與利用的措施介紹如下。
1 合理配置耕地資源，推進土地流轉工作
推進土地流轉，不僅是發展現代農業的必然趨勢，也是吳中區加快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舉措，是促進農民創業創新、實現持續增收的有效途徑。要按照中央和省、市有關土地流轉的政策要求，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規范有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工作，事關農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事關農業農村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各級各有關部門要從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維護農民土地承包權益、促進現代農業發展的高度，切實加強土地流轉工作的組織領導，認真扎實做好管理和服務工作。要深入開展政策宣傳和輿論引導，形成農民群眾認識、理解和參與土地流轉的良好氛圍和輿論環境；要認真抓好示范帶動，積極引導和鼓勵農民依法開展土地流轉；要切實加強調查研究，不斷提高對土地流轉的管理和服務水平[1-2]。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工作中，要堅持穩定承包權、放活經營權的原則，堅持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堅持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的原則，堅持分類指導、穩定推進的原則。要嚴格執行農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規政策，以維護農民土地承包權益為核心，以穩定并長久保持農村土地承包關系不變為基礎，以合理配置農村土地資源、促進農業產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為目標，建立健全土地流轉市場體系，完善“政府引導、市場調節、農民自愿、依法有償”的農村土地流轉機制，不斷創新土地流轉的方式方法，提升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水平[3-4]。
2 抓好標準糧田建設，有效提升農業現代化水平
堅持穩糧強農，強化新型農業現代化基礎作用，是吳中區糧食生產的首要任務。在新形勢下，實施高標準糧田建設工程，整合資金，聚攏政策，集中布局，強化管理，提供配套服務，加快建設一批百畝方和千畝方，統籌推進水、電、路、林等田間生產設施建設，集中打造“田地平整肥沃、灌排設施完善、農機裝備齊全、技術集成到位、優質高產高效、綠色生態安全”的高標準永久性糧田具有重大意義。一是建設高標準糧田是發展現代農業、完善農業產業體系的有效途徑。實施高標準糧田建設工程，將為糧食生產實現規?；?、標準化、機械化、集約化發展提供重要載體。在此基礎上，要推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培育農業產業化集群，建設農產品市場體系，加快構建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實現生產、加工、流通一體化，提升現代農業水平。二是建設高標準糧田是推動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舉措。實施高標準糧田建設工程，更加重視綜合生產能力提升，突出農產品質量，著力推動糧食生產方式轉變；更加有利于協調農業勞動生產率、資源利用率和土地產出率同步提高，走數量、質量、效益并重之路，發展可持續農業；更加鞏固新型農業現代化基礎作用，以土地流轉為基點，實現土地規模和集約化經營，為新型工業化提供原料和勞動力，拓展新型城鎮化發展空間，促進城鄉共同繁榮，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
3 因地制宜發展農業生產，切實提高經濟效益
不同的土壤，不同的肥力狀況，不同的環境條件，適合種植不同的作物。按照因地制宜、趨利避害、揚長避短的原則，合理配置耕地資源，調整種植業結構和作物布局，對提高種植業的經濟效益、增加農民收入、保護生態環境有著重要意義。因此，依據耕地地力評價結果、地貌類型、土壤類型、自然生態條件、耕作制度和傳統耕作習慣，對吳中區農業生產概況進行了系統分析和研究。在保證糧食產量不斷增加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發展農業生產，積極發展多種經營，努力開拓高效農業。一是甪直鎮（包括車坊）的地貌類型為湖蕩洼地，田間設施和排灌條件均較好，適宜種植水稻、小麥和油菜，也非常適宜種植水生蔬菜?？梢栽诜€定糧油面積的基礎上，大力開發蘇州的特色蔬菜“水八仙”，優化“水八仙”形象，提升“水八仙”的品牌知名度，增強“水八仙”的市場競爭力。二是臨湖鎮和橫涇街道的農田基本建設搞得較好，技術力量也較強。歷年來一直是吳中區糧油高產、穩產的典型地區，特別是糧食豐產方，建設得很有特色。這2
個地區可以繼續發揮糧油生產優勢，因地制宜，建設水果（葡萄、貢梨等）種植基地，為市民提供具當地特色的安全、優質的水果品種。三是東山鎮和金庭鎮大多為低山丘陵地區，其成土母質主要為坡積規程黃土，適宜種植茶樹和果樹，在山麓平原地區也非常適宜種植蔬菜，其優勢產業為茶、果生產?？梢猿浞职l揮產業優勢，做大做強碧螺春品牌，挖掘和開拓碧螺春的市場潛力，提高茶農的經濟效益。同時，繼續做好“東山蔬菜園”蔬菜基地的建設工作，因勢利導，積極引導東山蔬菜園周邊地區的農戶進行土地流轉，擴大東山蔬菜園的經營規模和蔬菜品種。有關部門要切實加強對蔬菜種植的技術服務工作，提高蔬菜種植的生產水平和經濟效益，提升東山蔬菜園“雨花綠”的品牌形象，增強“雨花綠”的市場競爭力，豐富市民的菜藍子。四是光福鎮和香山街道的成土母質主要是坡積堆積黃土，適宜種植果樹和苗木等，可以繼續發展果樹和苗木生產。農技部門要切實做好果樹和苗木種植的技術服務工作，政府有關部門要做好市場調查工作，引導農民種植與市場對口的果樹和苗木，增加農民種植果樹和苗木的收入。
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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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農業的理解范文6
關鍵詞：可持續生產；農戶行為；設施蔬菜種植；Heckman probit選擇模型；遼寧省
中圖分類號 F3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3）05-0164-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5.024
近年來，我國北方各地扶持發展設施蔬菜生產，將其列為調整種植結構、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對發展農業生產、改善城鄉居民生活水平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隨著設施蔬菜種植年限的不斷增加，尤其菜農長期過量施用化肥、使用農藥單一品種與蔬菜多年連作，導致溫室土壤鹽漬化、板結、各類病害等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凸顯，嚴重制約設施蔬菜生產的可持續發展。
菜農是設施蔬菜生產的主體，其行為影響著設施生產的可持續性，從菜農生產行為的視角尋求實現設施可持續生產是有效可行的路徑。目前，關于農戶可持續生產行為的研究，學者們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如農戶可持續農業措施采納問題[1]、農戶保護性農業措施采納行為[2]、傳統土壤侵蝕控制措施和推薦控制措施的采納[3]、有害生物綜合治理（IPM）技術采用行為[4-6]、采用有機肥與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等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行為[7-8]、保護地生產技術采納[9]等。這些研究在方法上均沒有考慮樣本的選擇性偏差問題，導致研究結論的可信度受到一定程度質疑。對于設施蔬菜可持續生產的文獻多集中于自然科學領域純技術研究，鮮有成果從農戶行為考察設施蔬菜可持續生產問題，僅有為數不多的學者對此進行了分析，且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如李建偉，張真和[10]探討日光溫室蔬菜生產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姚中杰等[11]研究了我國北方溫室大棚蔬菜生產環境治理失靈與未來出路。余航[12]提出公共財政保障大棚蔬菜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建議。
鑒于上述研究現狀，本文以遼寧省設施蔬菜種植戶的調研數據為基礎，把握菜農對設施長期種植不利影響的認知及其可持續生產行為決策過程，并運用Heckman probit選擇模型實證分析菜農可持續生產行為及其影響因素，以期為政府相關決策提供依據。
1 菜農對設施蔬菜可持續生產的認知與行為
本文研究數據來源于“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北京市果類蔬菜產業創新團隊項目”成員于2012年6月對遼寧省的入戶調查。分別選取6個縣（市）：海城市（59戶）、北鎮市（60戶）、凌源市（45戶）、綏中縣（53戶）、新民縣（59戶）、昌圖縣（48戶）的19個鄉鎮32個村2011年種植番茄、黃瓜、茄子、辣椒四種蔬菜的設施種植戶進行的實地調研。實際獲得335戶設施蔬菜種植戶調查數據，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樣本，獲得有效問卷324份，樣本有效率為9672%。
1.1 菜農對長期種植設施蔬菜不利影響的認知
諸如土壤鹽漬化、病蟲害加劇、環境污染等問題嚴重影響設施蔬菜可持續生產。菜農對長期種植設施蔬菜不利影響的認知反映了菜農對設施長期種植存在問題的了解和感受程度，在調查樣本中，226位菜農認識到設施長期種植的不利影響，占比69.75%，98位菜農沒有認識到。在226位認識到不利影響的菜農中，171位認為不利影響表現為有機質含量下降，土壤板結，占認識到不利影響菜農的比例最大，占75.66%；138位認為不利影響表現為土壤鹽漬化；135位認為不利影響表現為土傳病害嚴重；76位認為不利影響表現為二氧化碳虧缺導致地溫低；認為不利影響表現為環境污染的菜農最少，只有62位（見表1）。
1.2 菜農對設施蔬菜可持續生產的認知
設施可持續生產行為包括測土配方施肥，生物綜合防治、節水灌溉、土壤消毒、秸稈還田、秸稈生物反應堆技術等措施。在324個有效調查樣本中，知道節水灌溉的菜農為302戶，占93.21%；認知秸稈還田的菜農為301戶，占9290%；認知土壤消毒的菜農為298戶，占91.98%；知道秸稈生物反應堆技術的菜農有227戶，占70.06%、認知測土配方施肥與生物綜合防治的菜農分別為199戶、105戶，占比6142%與32.41%（見表2）?？傮w來說，菜農對設施種植可持續生產方式的認知程度較高。
1.3 菜農采取可持續生產措施狀況
盡管遼寧省設施種植戶對于可持續生產措施的認知程度較高，但調研情況表明6個地區均沒有使用測土配方施肥技術、生物綜合防治等技術，菜農主要采用客良土壤、多施農家肥，施用土壤營養液、秸稈生物反應堆技術等方式緩解長期設施種植模式的不利影響，維持設施的持續種植。就長遠而言，客良土壤、多施農家肥，施用土
壤營養液雖能在短期內緩解不利影響，但無法實現可持續生產。而通過土壤疫苗與秸稈還田配合使用的秸稈生物反應堆技術能夠推進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減少資源浪費，有效解決濫施化肥農藥造成的生態惡化等問題，提高農產品品質，從而推動設施蔬菜生產可持續發展。因此，本文以此技術作為菜農是否采用可持續生產措施的衡量指標。在調研結果中，已有124位使用了秸稈生物反應堆技術，占38.27%。知道秸稈生物反應堆技術的菜農而沒有使用該技術的原因大多為沒有技術指導與缺乏政策支持。
2 菜農可持續生產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
2.1 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
設施蔬菜種植農戶可持續生產行為的決策過程可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菜農對長期種植設施蔬菜產生不利影響的認知，只有認知到長期種植設施蔬菜不利影響，菜農才會做出是否采用可持續生產措施的決策。因此，菜農可持續生產行為是兩個有先后順序并且相互依賴的階段，如果只選擇那些認知到不利影響的菜農作為樣本，可能會導致樣本的選擇偏差，而采用Heckman probit選擇模型可避免樣本選擇的偏差[13]。在Heckman probit選擇模型中，首先考察哪些因素影響菜農對長期設施種植不利影響認知；然后對于認知到不利影響的菜農而言，其采用可持續生產措施取決于哪些因素進行分析。
2.1.1 認知模型
菜農對長期種植設施蔬菜不利影響認知的影響因素模型如下：
式（1）因變量為菜農對長期設施種植模式不利影響的認知概率，為了獲取相關信息，在調查問卷中設計問題：“您是否知道設施蔬菜長期種植有不利影響？”，如果回答有，其因變量取值為“1”，否則為“0”。G（?）是累積分布函數，x1、x2、x3…xm等是m個影響菜農對長期設施種植模式不利影響認知的因素。
2.1.2 行為模型
菜農可持續生產措施的影響因素模型如下：
為了進一步得到菜農是否采取可持續生產措施的相關信息，問卷在菜農回答長期設施種植模式有不利影響的基礎上，繼續設計如下問題“為了緩解長期種植設施的不利影響，您是否采取了一些相應措施？”，如果回答是，則其值為“1”，否則為“0”。x1、x2、x3…xk等是k個影響菜農可持續生產措施的因素。ε是隨機誤差項。
2.1.3 變量選擇
本文參考農戶技術采用的相關研究成果，將影響遼寧省設施蔬菜種植戶可持續生產行為的因素歸納為戶主特征變量、家庭特征變量、信息可獲性變量和外部環境特征變量四大類。
（1）戶主特征變量。該組變量主要指戶主年齡、戶主文化程度、農戶技術風險類型三個變量。一般而言，菜農年齡越大，種植經驗越豐富，獲取生產與技術信息的能力更強，對于不利影響的認知越強，采取適應行為的可能性越大。戶主文化程度越高，對設施可持續生產的益處判斷越準確。菜農風險類型表明其對于采用新技術的態度，是否愿意并敢于采用新的可持續生產技術。因此本文預期：戶主年齡、戶主文化程度與農戶技術風險類型對于菜農對不利影響認知與采用可持續生產措施有正向影響。
（2）家庭特征變量。該組變量主要指家庭人口規模、家庭設施種植面積、家庭總收入、家庭非種菜收入比例四個變量。菜農的可持續生產行為需要投入更多的勞動力與資金，設施種植面積越大越是如此。隨著家庭總收入的增加，農戶具有更多的資本進行農業投資。但在收入一定的條件下，家庭非種菜收入比例越高，其勞動力務農的機會成本越高，農戶采取可持續生產的動力就越低。因此本文預期：家庭人口越多，設施種植面積越大，家庭總收入越多，菜農對不利影響的認知與采取可持續生產措施的機會就越大。家庭非種菜收入比例則有負向影響。
（3）信息可獲性變量。該組變量主要指與村民交流、獲得技術信息渠道兩個變量。相關農業生產與技術信息的獲得對于菜農生產能力的提高非常重要。菜農經常與村民交流、有較多的獲得技術信息渠道能夠加快信息傳遞，增加合作機會，克服可持續生產技術的風險。因此本文預期：經常與村民交流、有較多的獲得技術信息渠道對于菜農對不利影響認知與可持續生產措施有積極影響。
（4）外部環境特征變量。該組變量主要指菜農的貸款可獲性、是否加入合作社、是否有農技人員指導、是否參加培訓與觀摩、與市場距離五個變量。若戶主為農民專業合作社成員、有農技人員指導或參加農業生產培訓，則菜農對蔬菜可持續生產的認知與行為程度較高，能較好地理解可持續生產的益處。能獲得貸款可緩減菜農資金約束的壓力，使菜農能建造先進的設施、采取先進的種植技術。而距離市場遠則使菜農了解和學習先進技術成果的機會少。因此本文預期：能獲得貸款、加入合作社、有農技人員指導與參加培訓觀摩有助于菜農對設施長期種植不利影響認知并采取可持續生產措施；農戶所在村莊到鄉鎮越遠，對不利影響的認知就越弱，采取可持續生產措施的可能性就越小。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及預期作用方向見表3。
2.2 模型估計與結果分析
運用Stata10對樣本數據進行Heckman probit選擇模型回歸，估計結果見表4。rho值不為0，在5%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Wald chi2=246.86，在1%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表明樣本的確存在選擇偏差，設施種植菜農可持續生產行為的兩階段決策存在相互依賴，運用Heckman probit選擇模型是合適的。本文研究雖未討論模型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但由于選取的變量均來自于相關成熟的研究文獻，且符合調研菜農的各種特征與所處環境，因此得出的模型結果是可信的。
2.2.1 戶主特征變量的影響
戶主年齡對不利影響認知的影響不顯著，系數為正；但其對菜農采取可持續行為有顯著性影響且系數為負，表明戶主年齡越大，對不利影響認知越敏感；然而采用可持續生產技術需要耗費更多的勞動力，在本身勞動力已顯不足的現有條件下，年齡越大對采用可持續生產的概率反而產生負面影響，從而與預期不符。
戶主文化程度在兩個模型中都通過顯著性檢驗且其系數為正，表明菜農文化程度越高，越易認知不利影響并采取相應可持續生產措施。
農戶技術風險類型在兩個模型中都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其系數均為負，一定程度上表明對待新技術持積極態度，愿意且能夠承受技術風險的菜農，對不利影響的認知更明顯，采取可持續生產行為的概率也越大。
2.2.2 家庭特征變量的影響
家庭總收入在行為模型中通過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
正，反映出擁有更多資金的菜農能夠采用可持續生產行為。但家庭總收入在認知模型中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由其系數為正，在一定程度可表明家庭總收入越高，農戶對不利影響認知概率越高，原因可能在于家庭總收入越高的家庭，其受不利影響的損失越大，從而對不利影響更加關注。
家庭設施種植面積對農戶認知模型有顯著正向影響，這說明農地經營規模越大的農戶，對種菜收入的依賴度更大，更加專注于設施種植中出現的諸多問題，由此使其對不利影響認知概率越大。而家庭設施種植面積對農戶行為模型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系數為負與預期不符，而這與設施種植現狀是密切相關。調研顯示設施種植需要投入大量勞動力，一般家庭大多為兩個勞動力，勉強可以維持兩個設施的種植，若采取可持續生產措施勢必需要投入更多的勞力，超出其承受能力。此外，使用新技術還將增加生產成本與技術風險，因此，種植規模越大的農戶，采取可持續生產措施的可能性就越小。
家庭非種菜收入比例在兩個模型中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可能是由于大棚種植戶能夠獲取較其他農業生產更多的收入，成員外出務工較少所致。其系數為負可知非種菜收入越高的家庭，農戶對不利影響認知及采取可持續生產行為措施的概率越小。家庭人口規模在兩個模型中也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系數為正與預期相符。
2.2.3 信息可獲性變量的影響
與村民交流與獲得技術信息渠道均在認知模型中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與村民經常交流與擁有更多技術信息渠道的菜農可獲得更多的生產技術信息，更易感知不利影響，與預期一致；但兩個變量在行為模型中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系數為正說明信息促進菜農的可持續生產行為。
2.2.4 外部環境特征變量的影響
是否有農技人員指導與是否參加培訓與觀摩在兩個模型中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呈現出正向影響，這表明農業技術人員指導、參加培訓有助于菜農對不利影響的認知更加深刻，對采取可持續生產措施的益處更加清楚，從而比沒有農技人員指導與培訓的菜農的影響概率也更大。
是否加入合作社對菜農認知模型有顯著正向影響，但行為模型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與我國合作社整體質量水平不高有關。合作社一定程度上能夠對菜農宣傳設施種植的不利影響，提高其認知水平，但合作社受制于獲取相關信息能力的限制，本身對可持續生產措施的掌握不足，無法有效推廣可持續生產措施。
與市場距離對菜農行為模型有顯著負向影響，說明農戶所在村莊到鄉鎮越遠，采取可持續生產行為的可能性就越?。慌c市場距離在菜農認知模型中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
貸款可獲性在兩個模型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可能是由于目前小農戶大多難以獲得貸款所致。
3 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基于遼寧省設施蔬菜種植戶的調研數據，考察菜農對設施蔬菜可持續生產的認知與行為，并運用Heckman probit模型對影響菜農可持續生產行為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得到如下結論：第一，大部分菜農對設施長期種植的不利影響與可持續生產行為具有一定的認知，然而在具體措施采用上，菜農多注重短期效應，可持續生產行為仍然較為缺乏。第二，菜農采取可持續生產行為的兩階段決策相互依賴，戶主文化程度、家庭設施種植面積、與村民交流、獲得技術信息渠道、加入合作社、有農技人員指導、參加培訓與觀摩對菜農認知設施長期種植的不利影響有顯著促進作用；但影響菜農認知的因素與影響菜農采取可持續生產措施的因素存在一定差異，在影響菜農采取可持續生產行為的因素中，戶主文化程度、家庭總收入、有農技人員指導、參加培訓與觀摩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戶主年齡、與市場距離則呈現負向作用。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實現設施種植戶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得到政府與社會多方面的支持。第一，重視并加強有關設施可持續生產措施的宣傳力度，使農戶充分認識到可持續生產行為在提升土壤肥力、改善生態環境和農產品品質中的重要作用，為他們主動采取可持續生產行為創造有利條件。第二，進一步完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積極采取講座、現場觀摩與田間試驗等多種形式的技術指導，在有條件區域創辦農民田間學校，通過菜農生產再教育來提高菜農受教育程度；同時，在每個村莊扶持高產高效示范戶，引導更多菜農采用可持續生產行為。第三，將菜農組織起來，充分發揮合作社的作用，加強他們相互間的交流合作，拓寬信息交流渠道，逐步解決農業技術信息傳遞的“最后一公里”問題，更好地為菜農提供可持續農業技術信息服務。第四，促進菜農持續增收，對于采用政府推廣的新技術給予適當的補貼，減少其生產成本，提高其采用可持續生產行為的能力。第五，加強農村公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為菜農與集鎮、市場搭建便捷的橋梁，以市場化帶動菜農提升其自身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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