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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方向范文1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實現路徑
作為世界著名的指導思想，在國內外的影響非常大。政治經濟學作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由于當前我國經濟建設環境日趨復雜，過去的政治經濟學不能夠完全指導我國的經濟建設，這就需要對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進行創新與完善。
一、政治經濟學為什么要創新
1.政治經濟學必須要適應全球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揭示世界政治經濟環境與社會背景的學科，因此其必須要適應全球政治環境的變化，才能夠發揮良好的指導作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創立于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該時期資本主義制度逐漸成為社會主流，社會的主要矛盾沖突為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沖突。在資本主義制度基本確立階段，該制度在創造高度發達生產力的同時，又在促進社會階層兩極分化，影響社會的穩定與秩序。在此背景下，政治經濟學在揭示資本主義市場基本運行體制與內在本質的基礎上，深度剖析了資本主義存在的歷史弊端，科學地預見了新的社會制度必將取代該制度。政治經濟學為工人反抗資本家的壓迫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經濟思想指導，并且與其他思想、學說一起構成了系統完善的思想理論體系。一百多年過去了，當今全球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環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格局逐漸被打破，社會主義逐漸成為全球重要的社會制度，而資本主義經歷多次經濟危機后，不斷進行自我調整與修復，與一百多年前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有天翻地覆的變化。
2.政治經濟學自身發展的需求能否對政治經濟學進行創新，關系到的長久生命力，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能否順利開展。對于任何理論學說來說，只有不斷進行自我更新與完善，才能保持長久的生命力，才能夠不被其他學說、理論所取代?？茖W的理論學說之說以能夠被當今社會奉為經典，究其原因還是其能夠不斷適應社會實踐和社會發展要求，并且隨著外界環境的變化進行發展與更新，以更加適應社會的需求。成熟的理論出自于實踐，只有立足實際，不斷進行自我創新的理論學說，才能夠真正指導實踐。
二、現代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基本思路與方向
1.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中國是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有著自己獨特的歷史傳統、文化習俗、經濟制度以及發展歷程，只有真正將這些“獨特”的東西搞清楚，才能夠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基本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且堅定不移地沿著這個方向發展，不斷改善人民生活，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一偉大歷史使命。在這一宏偉歷史藍圖的背景下，只有積極投身于這項偉大的社會主義視野建設，并且積極從中汲取營養元素，才能夠制定出符合我國實際國情的經濟學指導理論與指導思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不應該過分遵從教條主義，而是在堅持將思想基本理論與中國基本國情聯系起來這一基本原則的同時，積極思考中國當前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以發展的角度去思考與分析問題，將基本思想作為解決問題的工具，而不是當做絕對的“金科玉律”。針對我國當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環境下，積極思考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研究方法以及理論立場，客觀真實進行總結歸納，將中國已經發生與正在發生的社會問題與思想結合起來，立足于實際，不斷進行政治經濟學創新。在創新中要始終堅持理論研究與實踐相結合的方式，堅決反對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和實用主義，深挖的思想精髓，扎扎實實分析基本思想、理論內涵，充分運用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與方法解決實際問題，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對于這一理論學說進行創新。
2.在堅持基本原理的同時，積極吸收人類社會創造的其他文明成果。之所以成為當前全球研究的熱點，并且始終保持高度的先進性，究其原因還是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吸收其他文明成果進行自我完善與更新。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方法不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憑空想象出來的，而是在充分吸收借鑒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的基礎上，結合當時資本主義發展實際創立出來的，并且在后來的發展中，不斷吸收西方經濟學等文明成果，最終形成豐富多彩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尤其是在當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程度遠超過中國的背景下，充分吸收并且借鑒西方經濟學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和發展理論，這對于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要的意義。當然，西方經濟學也存在固有的弊端，那就是將資本主義當做人類發展的最理想社會制度，這顯然不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在借鑒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時要立足于我國的實際情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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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方向范文2
“窮則思變”，變革傳統政治經濟學逐漸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者們的共識，“思變”是形勢所需，也是正確選擇，但問題的關鍵是“怎么變”、“向何處變”。實現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建立真正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日益成為急需中國政治經濟學者解決的重大課題。
一、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困惑面對政治經濟學何去何從的困境，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國經濟學界就展開了激烈的交鋒與爭論，直到今天，人們還在提出“中國改革與發展究竟是以經濟學為指導，還是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21的問題。就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而言，大體上人們提出了兩條思路：一是無限西化，二是有限西化。
無限西化論者認為，政治經濟學既然已經滯后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現實，無法解釋和指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對許多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也無力進行闡釋與說明，證明它已經是過時的“無用之學”，而西方經濟學卻被證明為“經邦濟世之學”，是“有用之學”，經濟學作為一門現代社會科學，就是西方經濟學，因而要無限西化，用西方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完全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來指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
有限西化論者則認為，中國傳統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滯后于中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現實，是因為它是源自前蘇聯的教條主義，因此，要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在此基礎上把政治經濟學和著眼于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的西方經濟學從不同層面融為一體，把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嫁接”到政治經濟學中，使之融合成適合中國國情的某種新的經濟理論，實現有限度的西化，這樣，就既能堅持政治經濟學的正統地位，又能充分利用西方經濟學的合理內容，從而指導好中國的改革與發展¨1。
毋庸置疑，西方經濟學作為人類創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對市場經濟模式下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對我國經濟運行的有益有用之處，應該正確對待和借鑒。但無限f『ti化論的觀點肯定是不可取的。首先，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是建立在制度成熟的假設前提下對經濟運行規律的認識和解釋，“在南為橘，在北為枳”，在缺乏相宜的文化習慣和相適的成熟制度的情況下，不是借鑒其有用的成分，而只是不加區分地無限西化，注定是水土不服，只能治標不治本。其次，西方經濟學本身也存在著危機與變革H]，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客觀地評價說：“標準理論已日益數學化，雅致而又精確，同時，也Et益未能正視社會中的經濟現象。”出于對西方經濟學現狀的憂慮，他不無失望地說：
“經濟學向何處去并不明朗。”
相比較而言，有限西化論的想法是可行的，大方向也是對路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應該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也應該吸收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有用之處，但中國不僅需要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更重要的是鞏固、或者更確切說是恢復政治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以及結合時代特點和中國特色，創新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簡單地把西方經濟學的一些管理辦法和政策措施等“嫁接”到政治經濟學之上，拼湊出某種新的經濟理論，主次不分而缺乏內生或內省，缺乏創新與發展，“根基不穩，何以纏藤?”其結果很可能只是拼湊成“四不像”，會因為缺乏底蘊或不兼容而“死機”。
可見，發展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不能是無限西化的“拿來主義”，也不能是有限兩化的“拼湊主義”，那么，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出路到底在嚶二、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必須考慮主體性和國度性在探究這個問題時，我們首先要考慮“什么是政治經濟學”。
最常見的回答是：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以人們的社會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它闡明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人們常常引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的那句話——“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6J——來證明這一規定的正確性。
對政治經濟學作這樣的規定看似正確，實則不全面，它只回答了政治經濟學“研究什么”的問題，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實際上，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有“誰來研究”的問題，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主體問題。最早在1615年出版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提出“政治經濟學”概念的法國重商主義者A．蒙克萊田代表的是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也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馬克思雖然在《資本論》中的那句話里只提到了研究對象，但《資本論》從頭到尾體現的都是無產階級的利益和意識的概括，早在1843年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中，它就將自己的立場定位于無產階級；而且從一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他就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把著眼點放在勞動上，由此展開自己的邏輯，他認為自己與舊的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就是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來批判資本統治的經濟社會制度H一。
所以，要全面回答“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就不能不規定“誰來研究”，即研究主體的問題。實際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本身也暗含著要全面規定“什么是政治經濟學”就有包括主體性問題的要求，因為生產關系本質上就是利益關系。由此而言，將政治經濟學規定為“特定階級對經濟矛盾的理論規定和階級利益的總體概括”¨’就更為準確、全面。
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必須考慮其主體性，即研究者是站在誰的立場上，代表哪一個階級的利益。因為經濟是人的經濟，經濟矛盾是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由于階級利益和意識的不同，對同一個經濟矛盾因立場和主體的差別，會得出不同的理論規定。經濟問題又往往涉及諸多利益主體，不同利益主體對同一經濟問題的看法是不同的，解決方法也是不同甚至對立的，經濟矛盾就是不同經濟主體利益關系的對立統一【9 J。
到這里，我們可以明確，考慮“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要考慮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性問題。這是一個立場問題，也是決定中國政治經濟學出路的先決條件。
西方經濟學有沒有主體性?西方經濟學總宣揚自己拋棄了階級性，是“純技術”、“純數理”的經濟學，研究的是“純粹的客觀規律”。但他們的研究總是建立在嚴酷的假設前提下，而這些假設前提的背后，隱藏的就是他們代表資本所有者利益的主體性，西方經濟學具有更強的主體性!卻不敢像馬克思公開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一樣，宣稱自己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因而也就具有很強的迷惑性。
其次，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還要考慮“什么是中國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世界性的社會科學，但其世界性是體現于各國特殊性的政治經濟學當中。自人類社會出現階級以來，國家就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國家不僅是一個政治范疇，也是一個經濟范疇，它不僅是經濟生活的一個重要單位，而且直接制約著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和部門，經濟生活也因此具有國度性，而經濟生活的國度性也就規定和制約了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事實上，從政治經濟學的初創期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時期，乃至政治經濟學以及列寧的經濟學，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未能超脫國度性。堅持和承認國度性，是政治經濟學的必要環節【l0】。
中國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其經濟矛盾的特殊性是明確的。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不僅因為中國有特殊的經濟矛盾，更在于我們是中國人，是從中國人的立場、利益、意識來進行研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還在于應具有主體性的觀念和方法，在借鑒外國經濟學成果的同時，形成自己對經濟矛盾系統的認識，并由此而專注于對中國經濟矛盾的揭示和論證‘8l。 ，、由此，可以規定，中國政治經濟學應該是中國人的思想成果，是中國的特定階級對中國經濟矛盾的理淪規定和特定階級利益的總體概括?？紤]“什么是中國政治經濟學”也就是要考慮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問題，這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基礎和立足點。
三、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新思路變革與發展中國政治經濟學首先就要明確其主體性和國度性。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是中國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能成為中國經濟學的主體，而是生活于中國經濟矛盾中并要求解決這個矛盾的中國人，是為爭取自由發展而進行社會變革的勞動者，中國政治經濟學也就應該是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學，是站在勞動者的立場對中國經濟矛盾的理論規定和勞動者利益的總體概括。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則要求我們要立足于中國國情，運用中國人的智慧來揭示與論證中國的經濟矛盾。
明確了主體性和國度性時，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思路就不能是無限西化，也不僅是有限西化，而應該是內生外化，內生為主、外化為輔，即立足中國國情，從中國勞動者的立場、利益和意識來揭示與論證中國特殊的經濟矛盾。雖然也借鑒外國經濟學的成果，但不是簡單的“嫁接”或者機械拼湊，而是以主體性的觀念與方法，內生成自己對經濟矛盾系統的認識，這是它與有限西化論的根本區別。
它不是“拼湊主義”，更不是“拿來主義”，而是“內生主義”，即在國度性基礎上明確主體性，以勞動社會主義為導引，運用內生外化的辯證系統抽象法規范主干概念的運動與聯系，系統地揭示與論證中國經濟矛盾，進而探討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的實現和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的途徑哺j。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主觀”的，而非“客觀”的，由于經濟矛盾是不能自行表述其內容和規律的，只有經研究主體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對自己及所代表的群體利益和意識進行概括，形成其主體意識，總結上升為主義，并在一般性的主義引導下，實證抽象，揭示和論證經濟矛盾，才能“主觀”地對經濟矛盾作出理論規定。中國政治經濟學作為社會主義中國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決定了導引它的主義只能是勞動社會主義，即勞動者在爭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進程中的自由發展。
科學的方法論是科學政治經濟學產生的基礎，深入研究和科學界定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是完成政治經濟學變革的先決條件【11|。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當繼承中國傳統之內省外化系統思維，并借鑒吸收西方外在系統思維，根據現代中國勞動者的主體性，注重研究者本人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探索，形成與其主義相統一的方法論，這就是內生外化的辯證系統抽象，其兩個主要環節就是“內省”或對自己價值觀和利益、意識的內在規定，以及辯證的系統思維。
抽象思維的特點，就是形成并運動概念，以概念運動為核心，進行比較、分類、歸納、分析、綜合、論證等一系列的思維活動。范疇是對客體、對象層次及其內容的界定，這種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礎或第一個環節，它包含著規定特定對象范圍或矛盾層次的各概念。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并不是先驗的，也不是外國政治經濟學范疇的演繹或運用，而應該是代表中國勞動者這個主體，以其勞動社會主義所要求并體現的辯證系統抽象法，對中國經濟矛盾揭示和論證的概念運動關節點，是規定經濟矛盾各層次的主干概念。 ·政治經濟學是揭示與論證經濟矛盾的科學。經濟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礎，其矛盾是現實存在的，是有意識在交往中結成一定社會關系的人，以勞動改造人類自身過程中表現的矛盾狀態。政治經濟學對經濟矛盾的研究，是代表一個社會群體表達其經濟利益和意識，并由此來規定經濟矛盾。對中國經濟矛盾系統的揭示與論證，自然就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內容。
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是中國為自由發展而進行社會變革的勞動者，因此，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目的，應該是探討中國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實現和素質技能提高的途徑，認知障礙變革的因素和勢力，克服這些勢力，解決它們與勞動者自由發展的矛盾，這也就構成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題。
政治經濟學方向范文3
作為傳播學批判學派的主要流派之一，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文化思想為理論基礎，在廣闊的歷史、經濟和社會背景下，分析媒介和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關注傳播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機構對傳播活動的控制。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歐洲、南美等地蓬勃發展，并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入中國大陸。經過二十多年的借鑒和發展，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從單純的理論引介逐漸向產業分析、社會發展分析等多領域擴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論成果。
但由于該領域的研究者數量有限且研究主題較為分散，這些理論成果無法建構起一個完整而集中的體系，因而，本文選取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類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論文，在“本體研究”“產業研究”和“社會發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為單位進行綜述，試圖對該領域理論成果的總體情況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論引介：起源、發展與反思
傳播學作為一門外來學科，其在中國的發展是從西方書籍的翻譯和學科理論的引介開始的。相較于結構功能主義學派在中國的盛行，傳播政治經濟學派處于較為邊緣的地位，其書籍翻譯和理論引介相對較少。
李琨是最早關注該學派的學者之一，他指出，傳播媒介向新型大工業的發展、國家政權的參與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傳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國主義”現象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點；宏觀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對現實的關注是其研究特點；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競爭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我國把握宏觀形勢、維護國家利益和推動全人類發展具有重大意義[1]。
郭鎮之梳理了傳播學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宏觀的、歷史的、能動的和辯證的），并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進行了簡要介紹[2]。
劉曉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初創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場與美國當時的學術環境和政治氣氛相沖突，該學派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發展時期，北美研究碩果累累的同時，歐洲、南美等地也出現了該學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時期，在結合世界大眾傳播發展的新形勢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課題的同時，反思自身的理論發展并嘗試借鑒其他傳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晉和趙月枝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指向及其從北美到歐洲的發展脈絡，闡述了該學派的人文關懷，即一方面猛烈抨擊全球傳播產業徹底商業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積極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會運動中[4]。
陳世華的研究集中于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他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路徑，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倫多學派的技術批判，社會學思想傳統和北美新聞傳播研究是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淵源；“我們不自由的傳播”是其理論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體力行，將理論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
達拉斯?斯邁思和赫伯特?席勒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開創者，以豐富的研究成果為該學派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我國學者集中對這兩位先驅的生平和傳播思想進行了研究。
郭鎮之認為達拉斯?斯邁思不僅是一位傾向于的學者，而且是一位將理論研究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的身體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觀點有“受眾商品論”“依附理論”等；其實踐貢獻體現在積極參與并影響了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運動，并始終關注傳播領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鎮之還對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進行了研究，認為他不僅是積極活動型的學者，而且是以學術成果影響傳播實踐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世界傳播秩序的討論和對新秩序的呼吁，影響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政策和實踐[8]。
陳世華在新媒體時代對赫伯特?席勒的傳播思想進行了重讀，深入細致的分析了他關于“復合媒體和媒介帝國主義”“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勞動力”“傳播與文化宰制”“信息傳播與社會危機”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較分析：結構功能主義學派與文化研究學派
傳播學研究中，結構功能主義學派、批判學派和文化研究學派間的差異、對抗、借鑒是學者們關注的又一內容。
楊茵娟分析了結構功能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與當時美國社會背景、歷史狀況及主流社會思潮間的關系，回顧了每個學派的代表人物，探討了每個學派存在的缺陷，并尋求三個學派之間對話與溝通的空間[10]。
劉曉紅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指出二者的關系經歷了短暫共處、尖銳對抗、溝通和借鑒三個不同時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互相借鑒的前提[11]。
黃典林認為，以往對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諸種分歧的討論多停留在表象的差異，要理解這些分歧需要從根源上把握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整合的可能途徑是從中間溫和立場的交叉地帶尋求共識[12]。
（二）本土化進程
1.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舶來品在我國的發展時間較短，目前仍處于向國外學習借鑒的階段，其本土化的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很少，且主要出現在對國外理論進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鎮之等人的文章。
國外，尤其是北美、歐洲的理論框架體系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研究基礎之上的，有些甚至帶有美國中心主義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釋和解決我國的問題。下一階段我們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理論框架體系，在此基礎上解讀我國豐富而復雜的傳播實踐。
2.理論研究的發展
陳衛星論述了傳播政治經濟學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業”向“文化產業”的轉型過程，并分析了這一概念改變所帶來的理論方法的充實和對新信息傳播技術的產業化過程的新視角、新理論啟發和實踐形態[13]。高亢思考了新媒體環境下“受眾商品論”的作用機理，指出了受眾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形成機制，受眾商品剩余價值的衍生途徑以及商品化過程中“廣告商在場”身份的演變[14]。謝進川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實踐性進行考察，分析了20世紀以來的媒體改革運動，指出其關注重點在于媒體改革運動的總體性新主張和未來發展可能之探索，而對新媒體關注較少；其對自我起點的過度強調延誤了社會實踐性的進一步展開；其對優勢力量間的演化關系缺乏關注；對新興轉型國家的傳播轉型研究有待加強[15]。
綜上可知，我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對這一學派整體情況的認知和國外理論框架體系的引介方面，結合本國國情的理論研究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學科體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國外理論時偏重北美理論的介紹，相對忽視了歐洲、拉美等地的理論發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圍內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全貌。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產業研究
（一）我國傳媒業現狀分析及發展建議
目前我國占主導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從內容、形式等層面在媒體行業內進行對策性研究，而忽視了媒體所處的宏觀政治經濟結構及其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開闊的理論視野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視角，一些學者從這一視角出發，對我國傳媒業現狀及發展趨勢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黃清源從微博商品化的運營模式著手分析，發現資本和權力對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維系。但是，微博的技術特性使得這種社會媒體能夠對既有控制進行消解，為公眾享有更廣泛的知情權和更廣闊的自由表達提供可能，進而對公共生活產生積極的影響[16]。
蔡騏、謝瑩闡述了網絡惡搞文化中受眾主體性所受到的結構限制，他們認為，在經濟主導的現代消費社會，技術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能動的主體難逃商品化命運[17]。
劉燕南和文衛華從受眾權益角度分析了電視互動節目中的“三次售賣”現象，他們認為今天的互動類節目在傳統的媒介、受眾、廣告商的三角關系中擠進了一個新的利益體――服務提供商。媒體通過與服務商一同分享觀眾參與的利潤，實現了由“二次售賣”到“三次售賣”的進化[18]。
羅鋒審視了我國的出版貿易逆差，認為應將其置于世界政治經濟框架內進行考察，它的形成緣于“中心―邊緣”的世界結構體系，要想轉變出版貿易逆差，必須努力重構政治經濟與信息傳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對新聞專業主義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為，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媒體企業經營管理的理念與方式，但為了掩蓋其高度功利性的實際功能，它通常被標榜為新聞業的職業操守和最高信仰。當代公民新聞對新聞專業主義的挑戰實際是對傳統的新聞管理模式的挑戰[20]。
曹晉和楊琪對版權文化進行分析，對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以及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21]。
黃典林解讀了“限娛令”背后的政治經濟張力，認為“限娛令”和其他類似的政策舉措及其導致的產業實踐的調整和社會影響，都可以看作是當前傳媒制度安排中，媒體事業屬性所定義的政治功能和社會效益與傳媒運營方式的市場化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沖動這兩種具有不同傾向的力量之間沖突關系的一種呈現[22]。
（二）國際視域下的傳媒業發展研究
宋晶以中國和印度兩個第三世界國家對社會沖突的媒體再現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體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場驅動如何錯綜復雜地影響媒介產制和媒介內容[23]。趙月枝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廣播電視宏觀管理中以市場化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過程、影響以及市場化與公眾利益、傳播系統民主化的關系[24]。馮建三引述和討論了韓國和委內瑞拉的另類傳播現象，并強調了對另類媒介的興起、運作條件及脈絡、成就與局限進行評估的重要意義[25]。吳曉迪研究了美國廣播電視業所有權集中化的現象，分析了這一現象的邏輯、沖突及后果，并審視了其對我國的啟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學者較多的運用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審視國內傳媒業的發展狀況，而對國際形勢關注較少。并且國內的產業研究只是蜻蜓點水式的局限于某一個案或個別領域，雖有少數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國外理論的泛泛而談，缺少對我國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及社會權力關系的深入研究。
三、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社會發展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追求社會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學，其目標是“挑戰不平等的社會權力關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類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僅關注傳媒業自身的結構和歷史，并且將視野擴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權利等社會議題。王殿英認為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正在侵蝕公民權利的完整性，阻礙公民權利的實現：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傳播權資源；媒介市場化使市場理論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導致媒介壟斷；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國家的國家利益和公民權利[28]。劉曉紅從主體、載體和范圍、內涵等各方面介紹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話語中的“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對公共領域的威脅[29]。蔡騏從傳播政治經濟的核心概念“權力”出發，指出追求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大眾媒介必然從自身利益出發周旋于政治與經濟的權力體系中。媒介不可能在與政府、企業的關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會利益的沖突。新型傳播技術與政治經濟基礎權力相結合，將對現代社會人的精神進行更為巧妙的操縱和控制。由此，受眾作為公民的權利正在步步流逝[30]。趙月枝和羅伯特?A?漢凱特從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視角探討了媒體全球化和媒體民主化的發展過程、不同國家背景下的表現及存在的悖論、問題和矛盾[31]。
四、總 結
政治經濟學方向范文4
20世紀80年代，學界在對傳統教科書體系進行整體性反思的過程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哲學的本質是什么?在這場討論中，與人本主義的關系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而首先展開的是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在這場爭論中逐漸形成了三種代表性的研究路向與理論興趣:一是人學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學者是吉林大學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馬克思關于人或社會的三種形態理論的啟發，即最初的人類以族群為本位(“人的依賴關系”形態)，經過個體本位階段(“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態)，才能到達人的最高發展形態(即“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的形態)，即由人的“類”本性決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類哲學”的思路。［1］二是實踐唯物主義研究思路。有許多學者基于對蘇聯理論體系的反思提出了實踐唯物主義的問題。他們在文本層面上以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等經典論著關于“實踐”的論述為立足點和出發點;在理論層面上以“實踐”為核心概念來重新解釋哲學，以“實踐的唯物主義”來概括哲學的特征本質，形成了一股頗具影響的哲學思潮。三是哲學史的研究思路。從學理上講，關于哲學本質的回答需要回到經典作家即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進程中進行考察;因此，人學與實踐唯物主義的研究路向之爭便直接引發了哲學史研究的重大理論分歧之爭。其爭論焦點是，代表馬克思成熟思想的經典著作，到底是人學韻味濃厚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還是更為強調現實實踐邏輯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或《德意志意識形態》?此外，還有一些學者無意識地突破了人學與實踐哲學的范式之爭，十分敏銳地提出，馬克思晚年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人類學這個問題。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人類學這個問題，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研究動向，也是哲學研究中無法繞過的問題;但在當時，這一問題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將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類學問題上，他當時提出馬克思對社會人類學問題的思考貫穿其一生，在思想發展上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哲學階段、政治經濟學階段和文化學階段。［2］但總的來說，在當時人類學問題對于重新認識和理解馬克思整個學說的重要性并沒有引起整個學界的充分重視，因此學界未能進一步對馬克思的人學與人類學思想進行系統研究。其原因有許多方面，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們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局限于傳統教科書體系(即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關。哲學的發展需要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研究突破作為支撐(正如馬克思本人哲學思想的發展與他的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實踐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哲學一個重要理論特質;在當時，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哲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并未同時取得與哲學一樣的進展，因此單純依靠哲學界的自我革新很難實現理論的整體性創新。
在無法獲得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學科支持的情況下，哲學單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從而使得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等問題的討論不能突破哲學的學科意識束縛，走向更廣闊的理論天地。當前學界所熱議的理論整體性問題以及“現代學術建制和理論研究的學科化對理論整體性的影響”正是針對這種學術分工體制的弊端提出的。［3］從研究范式轉換的角度來看，80年代的一個重要成果是中國的哲學研究開始擺脫教科書的“體系意識”來思考自己的“問題意識”。不過，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這種問題意識其實是一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這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開啟了中國化哲學的學理性思考與學科建構，到了20世紀90年代，在學科建設意識的主導下，哲學研究呈現專門化與學術化的趨勢，的哲學與政治經濟學以及政治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的發展越來越專業，但與此同時彼此之間也越走越遠，甚至有分道揚鑣的苗頭與趨勢。從哲學變革與發展的歷史來看，其最重要的經驗是打破經院哲學(即所謂的學院哲學)的束縛，而其最重要的理論支持則是來自政治經濟學。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指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剩余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到科學的理論前提之一，因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4］161。哲學學科意識的束縛以及理論研究中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的缺失，對于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研究而言，直接導致的問題是沒有理解馬克思“歷史科學”(即歷史唯物主義)與人學、類哲學的重要關系，同時也沒能與西方學者的文化研究、人類學研究等相關學科進行有效對話。
二、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人學思想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馬克思的歷史科學與人類學具有密切的關系。人類學把自己的學科定義為“研究人類的本質的學科”，這一學科體系的形成，雖然與殖民主義在全球的擴張緊密相連———它在19世紀的學科分工體系中被定位為對原始社會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隨著殖民體系的解體，人類學已突破異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義其對人類整體多樣性的研究。正如有學者所認為的，人類學學科除了從某一學科的角度進行人類學研究，更為前提性的則是哲學層面的理論基礎，即涉關存在論———基于人作為一種存在來探討人類發展的起源、人類發展的動力、人類創造的文化、人類發展的規律、人類前進的方向等。［5］人的本質是什么，不僅是人學研究所關注的哲學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人類學問題。在古希臘哲學中，有些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學派把人定義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動物。基督教神學則認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來，絕不可能是像動物一樣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學回落到神學邏輯中。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為中心對抗基督教神學的以神為中心，它不僅重視人的自然本性，也關注人類的理性和意志，從而引發了近代哲學的“主體性”問題大討論。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進化學派觀點把人看作是由猿猴進化而來，從而將自然主義人學推向了極端;作為自然主義人學思潮的反向運動，歐洲大陸的思想家們則在對宗教神學的反思中發展出了理性主義人學思潮，這一基于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笛卡爾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題中被準確地表達出來———“我思”是人的本質特征，“我思”是人與動物的關鍵性區別。這種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德國古典哲學中發展到了某種理論上的極致。德國古典哲學不僅把“我思”(觀念)理解成人的本質，而且把它作為哲學的對象來進行研究，從而建構起龐大的觀念論思想體系，并最終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達到頂點。而在德國的觀念論思想之外，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研究路向，即發現人不僅是一種自然動物，而且也是一種文化與歷史的產物，因而提出了“歷史哲學”的問題，這一問題域在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康德和黑格爾等思想家的不斷探索下，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深厚歷史感和歷史哲學韻味的人類學思潮。這種具有深厚歷史感的人類學思想路向，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便是歷史科學。今天，隨著馬克思哲學研究以及國外研究的深入，我們應當重新拾起一度中斷的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并將這種反思推向一個自主性的理論建構。這是中國學界走向理論自信的表現。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學術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在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包括人類學)、政治學等學科上獲得了長足的進展，為我們重拾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提供了極好的學科背景。我們應當在這個基礎上將政治經濟學和哲學(類哲學)有效溝通起來，以打開哲學與人類學研究的新視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提出的人類學只是一個在學科意識的束縛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稱”———因為學科話語體系似乎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學者的行規。換言之，人類學這一提法只是一個“方便法門”，讀者可以不必拘泥于這一名稱本身，重要的是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關于這個問題，涉及兩個重要的理論:一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二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人學(人道主義)思想。關于第一個問題，即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過去我們之所以無法把政治經濟學與類哲學有效結合起來，是因為我們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受限于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實際上，在馬恩經典著作中，他們所闡發的政治經濟學跟蘇聯所編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有差異的，其重大差異我們可以用恩格斯的定義來解釋一下。恩格斯認為，政治經濟學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廣義層面，一個是狹義層面。狹義政治經濟學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因此，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里面談論的勞動價值論、資本、貨幣、商品等這些實際上是隸屬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設想，馬克思有一個宏大的理論構想，但并沒有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即《資本論》第1卷)。根據馬克思在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設想，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應當有六大部分，分別為資本(這部分后來演化為《資本論》的整個體系)、國家、土地、國際市場、國際貿易，還有一部分是關于勞動的問題。換言之，蘇聯學界所理解的政治經濟學，只是馬克思本人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馬克思生前還沒有來得及把他整個思想完整地建構出來。而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實際是歷史科學，按照恩格斯的定義，它指的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規律的研究。廣義政治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和范圍上更為廣闊，它不僅僅包含資本主義社會，也包含前資本主義社會，另外還包含東方社會，這是一個更大的范疇。這一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恰恰與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相重合，而狹義政治經濟學則與經濟人類學具有諸多共同之處。關于第二個問題，即如何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人學思想。關于馬克思的人學思想不得不提到他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系，在此我們主要以康德和費爾巴哈為例來說明。德國古典哲學的代表性人物康德最后出版的著作便是《實用人類學》，鄧曉芒認為它“是康德二十多年講授‘人類學’課程講稿，也是康德本人自己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康德畢生的書齋生涯其實都是以人的現實生活為背景，他那一切令人生畏的思辨最終都有一個集中的主題，這就是人的存在和使命”;因此，“僅僅從認識論上的‘批判哲學’來看待康德哲學已經顯得過于狹隘，必須從人類學的立場來考察康德整個哲學體系”。［6］1－2從這一角度來看，康德哲學的重要貢獻是將神學(宗教問題)人類學化。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一思考路向顯然深深地影響了馬克思。費爾巴哈作為直接影響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對宗教哲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以期恢復人在哲學中的地位，這使馬克思豁然開朗。
政治經濟學方向范文5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 均衡 發散
【中圖分類號】G4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3）05-0067-02
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有著其鮮明的階級立場，就是要尋找最廣大人民特別是無產階級的現實解放的道路，不堅持甚至否定這個立場，無條件認同西方經濟學的所謂價值中立原則就會消解政治經濟學于無形。但是，今天的時代與馬克思研究與創作《資本論》的時代畢竟有了很大的變化：無產階級的境遇已經有了較大改善在某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甚至進入了“福利主義”；資本已經從絕對短缺走向相對過剩而勞動力在某些國家和地區則出現了相對供給不足的情況；知識經濟時代無形的智力資源越來越成為真正的資本；前蘇聯和改革開放前中國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的實踐遇到了破產或重大挫折；包括西方與西方經濟學在內的西方社會科學使我們對宏大敘事背景下主體的重要性與經濟學中微觀的領域都有了比以往更細致的認知；中國已經完全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學生對知識的接受已經進入了碎片化與云時代，如此等等。這些時代的變化就要求我們在講授政治經濟學的某些傳統的內容時既要站穩立場又必須求新求變。所謂站穩立場就是要以宣傳、傳播、解釋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為主，不如此，政治經濟學作為獨立課程的存在就沒有必要。所謂求新求變就是要力爭觀點均衡與思維發散，除了介紹的基本觀點，還要介紹西方經濟學的相關觀點；除了經濟學內容，還要介紹其他學科的相關認識。下面我就以自己在“資本的來源”與“資本的特征”教學中的內容安排為例，淺談一下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采行觀點均衡與發散思維方法的嘗試與努力。
說到資本的來源就不能不提到資本的原始積累，在這一部分的教學中我采取了三個典型的案例：第一，羊吃人的圈地運動；第二，罪惡的黑奴貿易；第三，丑惡的鴉片貿易。通過這三個案例，我會讓同學們記住一系列冷酷的數字：1714年至1820年，英國有600萬英畝以上的土地被圈占；100噸的船運了414名奴隸，船上每個奴隸分得的空間只有5.5英尺長，16英寸寬，400多年的黑奴貿易使得非洲共損失了1億多人；鴉片大量輸入，不僅使幾百萬中國人感染惡劣的嗜好，也使中國的社會經濟特別是國家財政遭受重大破壞和損失。在這些形象化的素材后面，再引入馬克思的經典名言：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是用血與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資本來到人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學生自然可以高度認同。但是僅僅談到血與火還是不全面的。于是我又安排了資本來源的第二個內容，就是科技與創新，也安排了三個案例：第一，珍妮機與工業革命；第二，瓦特發明蒸汽機的故事；第三，蘋果成為全世界現金流最充沛的公司。通過這三個案例，我會讓同學們了解獲得資本除了骯臟其實還有陽光的路徑，這就是科技發明，這就是全面創新。沒有蒸汽機提供的動能就不會出現大規模工廠化生產的生產模式；沒有珍妮機就不會有英國毛紡業的強大競爭力；沒有喬布斯的創新思維，蘋果就不會成為世界上到目前為止現金流最充沛的公司。這樣一來，“血與火”同“科技創新”；“骯臟”與“光明”就達到了均衡，使學生就不會對資本產生偏激的原罪論，也激勵他們應該有夢想通過自己的創新與努力去積攢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僅僅如此，我覺得教學還意猶未盡，所以我加上了第三塊的教學內容，介紹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認為新教的節儉理念有利于早期資本的積累，而對于誰才是上帝選民的疑惑或恐懼則催生了人們不懈的奮斗精神，把這樣一個看起來與經濟學無關的經典名篇放在這里教學恰到好處，它引領了資本產生的第三種路徑：個人的勤儉與奮斗。至此，我們就對資本來源的教學真正形成了一個均衡的觀點也培養了同學們的發散性思維，實際上我在課堂上還鼓勵同學們自己去思考，發現，找出第四種、第五種直到更多的路徑。
政治經濟學方向范文6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批判性；古典學派；馬克思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13）06-087-06
科學批判，是理論創新發展的動力和方法。資產階級學者在創立政治經濟學的時候，就賦予它一定的批判性。隨著有限的批判性的消失，資產階級古典學派也就走向破產了。的政治經濟學繼承這種批判性，將它發揚光大，從而建立了系統的科學體系，拓展自己的影響力。在當代，充分地張揚政治經濟學的這種科學批判性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批判性是政治經濟學與生俱來的特性
眾所周知，馬克思的《資本論》具有鮮明而強烈的批判性。殊不知，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其初期、成熟期也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只不過各個時期的批判對象和深度、方式各有不同。
在古典學派活躍和興盛的時期，社會經濟的重心雖已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但重商主義仍然有巨大的影響，所以必須對它進行批判。而資產階級“把土地所有權變成荒謬的東西”，也必然遭到土地所有者的反抗，為此，也必須對他們進行批判。當然，能夠這樣做是因為這個時候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還處于潛伏狀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和土地所有者階級的矛盾。
為了產業資本家的利益，初期的古典經濟學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及其重心的轉換，深入生產過程內部，研究隱藏其中的規律，因而這是批判地創立新的理論。馬克思說：“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睘榇?，它就要論證商業必須服從工業，批判已經過時的重商主義。馬克思肯定地說：“現代經濟學不斷與貨幣主義和重商主義作斗爭?！?/p>
隨著發展階段的上升，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發展，社會總資本在規模擴大的同時，有機構成也迅速提高，但土地所有者卻不斷地提高地租，大大影響了工業資產階級的積累。因此，為了大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成熟期的古典經濟學還要進行兩方面的批判：一是批判土地所有者的不合理收入，及其自我辯解；二是批判已經不合時宜的先前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以進一步地深化和拓展研究，因為先前的理論已經不符合已經轉型了的資本運動的需要。這樣看來，這個時期的批判對象已經有所變化：一方面，是從貨幣主義者變成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批判自己的前輩。相對而言，前者是一種“對他批判”，后者則是一種“自我批判”。與此相適應，批判的方式和深度也有所不同，對他批判比較犀利，自我批判則主要表現在理論的創新和超越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并非始終全面自覺地實施這些批判，而是由不同時期的經濟學家按照不同發展階段的需要而部分實施的。
斯密作為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經濟學家，在發展配第提出的勞動價值論的同時，批判了重商主義。后者以流通過程為對象，并且只是簡單地描述流通過程的現象，這種方法當然不能從根本上說明資產階級發財致富的秘密。而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學派則將研究的視野深入到生產過程的內部，并且已經開始有了一定的抽象分析，連馬克思也稱之為“生理學研究”。這樣從對象到方法的批判當然會導致對理論內容的批判。正如馬克思所說：“把商品歸結于二重形式的勞動，即把使用價值歸結于實在勞動或合乎目的的生產活動，把交換價值歸結于勞動時間或相同的社會勞動，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一個半世紀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憋@然，正是因為有科學研究的批判，對重商主義的批判才是有力的、有效的。
批判使斯密理論具有一種擴張力，顯示了處于上升階段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在斯密看來，地租和利潤一樣，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實質上是資本家利潤中的扣除部分，這實際上已內在地包含對土地所有者的批判。他甚至還批判土地所有者的懶惰和無知。但是，受當時并不典型、不成熟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及資產階級狹隘眼界的限制，斯密的研究并不真正科學，也沒有意識到批判對理論發展的重要作用，并且不能自覺地反映過程發展的自我新陳代謝，因而不能通過自我批判解決他的“內在觀察法和外在觀察法之間的矛盾”跖，反而形成雙重而自相矛盾的規定。其批判性的不全面、不自覺、不科學和不徹底，限制了其理論本身的科學性。
隨著資本主義進入較為發展的階段，經濟增長方式發生根本的轉變，要求資產階級加速資本積累以利于在新的技術基礎上轉型發展。但現實的社會關系卻是地租不斷增長，嚴重限制了工業資產階級的擴張和積累能力。顯然，建立在工場手工業發展基礎上的并且充滿矛盾的斯密的理論，已經無法適應新時代產業發展的要求，所以必須加以批判。因而這個新經濟時代的理論家，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工業轉型發展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要解決面對的現實阻力。為此，以李嘉圖為代表的成熟期的古典學派，主要進行兩個方面的破和立：一是超越先前的理論，批判、克服斯密理論別是價值理論的明顯矛盾，將它推向深入。這種批判重點在修繕基本理論，實際上也涉及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顯然，這屬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自我批判”。二是對當時相當猖獗的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論進行深入批判，這是“對他批判”。
李嘉圖所處的時代是機器大工業開始發展、商品生產更加發達的時代，這決定他所要研究的是大工業和自由競爭基礎上的資本運動。這就意味著他的研究對象比斯密更加典型。他批判了斯密的二重化方法，批判斯密的二重價值論，堅持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馬克思認為：“李嘉圖著作……包含著他對以往政治經濟學的全部批判，他在這里同亞·斯密的貫串其全部著作的內在觀察法和外在觀察法之間的矛盾斷然決裂，而且通過這種批判得出了一些嶄新的驚人結果?！鼈兒喢鞫笠嘏辛四切┻B篇累牘、把人引入歧途的老觀念，從分散的各種各樣的現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質的東西，使整個資產階級經濟體系都從屬于一個基本規律?！北M管李嘉圖不能合理地處理好基本規律與發展的現實之間的差別，但這也表明他已經注意到基本理論聯系實際的必要性。
李嘉圖對斯密的批判是建立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因此，對同時代的庸俗經濟學的錯誤也有直接或間接的批判。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把利息歸結為利潤的一部分，把地租歸結為超過平均利潤的余額，使二者以剩余價值的形式一致起來”，這樣，它就把庸俗經濟學所尊崇的“虛偽的假象和錯覺，把財富的不同社會要素互相間的這種獨立化和硬化，把這種物的人格化和生產關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這個宗教揭穿了”。顯然，這是對庸俗經濟學的間接批判。
李嘉圖對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論的批判更加激進。馬克思指出，李嘉圖“證明，土地的私有制……是一種完全多余的、同現代生產的整個制度不相容的關系：……他證明，地主的利益是同現代社會的其他一切階級的利益相抵觸的?！边@與當時土地所有者的辯解有直接關系。例如，馬爾薩斯在19世紀20年代初期，“曾維護這樣一種分工：讓實際從事生產的資本家承擔積累的任務，而讓……土地貴族、領受國家和教會俸祿的人等等承擔揮霍的任務。”因此，對工業資產階級及其理論家當然要加以批判。由于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更加徹底，所以對土地所有者理論的批判就更為有力。
關于斯密、李嘉圖等人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給予很客觀的評價，稱之為“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家”。如果從總體來看，從斯密到李嘉圖，他們理論的發展不僅與資本運動的特殊歷史階段有內在的聯系，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上升，分別對待批判的對象，因而能打中要害，而且能夠以自我超越、自我批判的方式，表現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變化。這也使他們的理論更加深刻，也更具有理論張力，更重要的是，這些批判都奠定在較合理的基本理論、特別是勞動價值論基礎上，同時還反過來促進了勞動價值論的發展，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學性。
當然，馬克思也指出，古典學派的批判還存在著根本的缺陷，除了世界觀方面的原因，因“抽象力不足”和“強制抽象”，使其價值理論并非完全科學化，“也還或多或少地被束縛在他們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徹底性、半途而廢狀態和沒有解決的矛盾之中?！倍?，無論在斯密或李嘉圖的理論中，都不能從各自的理論發展中體現理論的自我批判，只能從他們之間的歷史聯系中才能看到這個學派的自我批判?？梢?，斯密和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并非也不可能完全自覺和徹底。因此，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走向更高階段，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階級的對立成為主要矛盾，一切都變了，“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边@也決定了它的批判性開始消失，從而在面對更復雜具體的經濟現象時只能抱殘守缺。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徹底科學性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在其合理和有效的意義上，當然會引起馬克思的重視和批判繼承，直至1862年底，他的《資本論》手稿都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冠名，此后，還將《政治經濟學批判》當成《資本論》的副標題。無論哪個階級的人認真看了《資本論》及其手稿以后，都必然從其字里行間感受到馬克思強烈的批判性，看到各種扎扎實實的批判。但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與古典學派的批判性質根本不同。它一方面要客觀地再現資本運動，對其進行批判和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更要代表一個新的社會力量對舊的社會力量進行批判，即代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批判，“就這種批判代表一個階級而論，它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后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薄１M管他所代表的未來社會還未出現，但資本運動包含的各種否定性因素已經暴露無遺，所以他是反映、代表這些否定因素對資本運動本身的批判。在馬克思看來，對象不僅是歷史發展的，而且達到一定程度時還會是跳躍式地質變、被另外的過程所代替的。
如果說，“對他批判”是新的過程對舊的過程的批判，人們比較容易理解，那么“自我批判”主要指同一過程的新階段對舊階段的批判，這一點卻是鮮為人知的。在古典學派的理論中，“對他批判”與“自我批判”之間缺乏聯系，而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反映資本運動的“自我批判”與代表未來社會新過程對資本運動舊過程的“對他批判”卻是緊密聯系的。他發現，正是資本運動在特定的條件下具有自我批判能力，才能夠徹底戰勝封建的生產方式，“資產階級經濟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東方的經濟?！庇捎诒慌械膶ο蟆⑦^程不愿意自動地退出歷史舞臺，所以，馬克思還要對來自資產階級學者的攻擊實施反批判，更要訴諸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武器的批判。換句話說，他的理論批判是與武器批判相聯系的。
馬克思的科學批判是基于唯物辯證法而實施的，在他看來：“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馬克思這里，辯證法是與他的階級立場緊密聯系的。這種批判性，來自代表無產階級的力量，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意識，只有這樣，才能超越資產階級的狹隘眼界，批判才是徹底的?？茖W批判在馬克思的理論研究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對他來說，批判是破與立的統一，“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批判是理論發展的重要機制。對一種歷史發展的理論來說，批判性極為重要。沒有批判性，理論就不能發展，就不能顯示自身相對于其他相關理論的優越性和戰斗力、就不能避免僵化，從而不能避免教條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理論進行批判的時候，世界上真正了解歷史發展規律的人非常少，而流行的資產階級理論卻在整個社會占有了巨大的地盤。面對這種情況，他們沒有別的選擇，一方面要使自己的理論徹底科學化，另一方面還要擠進思想理論界，在批判資產階級理論的同時拓展自己的地盤。
《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全方位的。
首先，代表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實施徹底的批判，但不是簡單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現象，而是深入經濟過程分析其運行的根據及其必然發生的變化。它與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批判不僅所依據的方法論不同，而且所代表的階級不同，所依據的理論也不同，還訴諸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武器的批判。
其次，全面批判資產階級學者的理論，包括他所繼承的東西。一方面，是對黑格爾方法的透徹批判，在此基礎上創立真正科學的方法。恩格斯指出：“馬克思……從黑格爾邏輯學中把包涵著……的真正發現的內核剝出來，使辯證法擺脫它的唯心主義的外殼并把辯證方法在使它成為唯一正確的思想發展方式的簡單形式上建立起來。馬克思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就是以這個方法作為基礎的，這個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其意義不亞于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绷硪环矫妫恰皩θ拷洕鷮W文獻的批判州。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不用說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合理內核，包括它的批判性，馬克思也持科學批判的態度。他指出，他們的歷史觀是唯心的，因而對資本運動只有共時態的考察，而否認其歷時態的運動。因此，即使是李嘉圖，其理論的對象、方法、內容、批判性都存在著嚴重的缺陷。
從其對象看，古典學派研究的是自然的過程，并且將商品生產、工業化等一般過程和資本運動特殊過程混為一體，從而將兩種過程的規律混為一談。他指出，所有的資產階級學者還都免不了兩個錯誤：“第一，簡單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產品交換之間的區別，把二者等同起來。第二，企圖把資本主義生產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歸結為商品流通所產生的簡單關系，從而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矛盾?！睆亩鴮⑺牟煌瑲v史階段混為一談，將它的不同層面混為一談，與此相聯系，必然只重視物的運動，而忽視主體的作用。
馬克思還批判古典學派方法的缺陷，指出斯密的“內在觀察法”和“外在觀察法”之間完全沒有聯系，但又使它們相互交錯，不斷自相矛盾。也指出李嘉圖在抽象力的運用上存在著巨大的缺陷，“抽象還不夠深刻，不夠完全，因而當他……考察商品價值時，一開始就同樣受到各種具體關系的限制，而且還“跳過必要的中介環節，企圖直接證明各種經濟范疇相互一致”。馬克思稱前者是“抽象力不足”，后者是“強制抽象”。
馬克思還全方位地批判他們理論的內容錯誤，特別是將抽象性的范疇與具體性的范疇混為一談：“所有經濟學家都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不是就剩余價值的純粹形式，不是就剩余價值本身，而是就利潤和地租這些特殊形式來考察剩余價值。由此必然會產生……理論謬誤?！薄沁@種錯亂，導致了他們不能正確地處理抽象的內在規定與比較具體的外在的社會表象之間的關系，甚至將表象當成依據、規律，因而其理論缺乏層次、不能表現歷史的發展，很難正確地聯系實際。
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性，馬克思既肯定古典經濟學的科學研究在客觀上批判“三位一體公式”錯誤的“偉大功績”，又指出：“甚至古典經濟學的最優秀的代表，……也還或多或少地被束縛在他們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徹底性、半途而廢和沒有解決的矛盾中?！?/p>
這些“對他批判”之所以必要，不僅因為這種制度、理論與社會經濟的歷史發展成反比，還因為它們統治著整個社會，尤其是維護它的理論，決不可能通過武器的批判清除，只有理論的批判才能清除。
再次，他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種理論的建樹。在馬克思看來，科學研究和批判是統一的。他自豪地說：“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痹凇顿Y本論》中，有許多問題是通過批判而深化的。例如，他正是在批判分析“斯密教條”的基礎上，科學地闡明了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問題，并且通過分析其產生的客觀原因而接近社會表象，以順勢闡明資本運動的內在規定如何在社會表面上顛倒表現，從而能合理地用對象的內在規定來解釋社會表象，使理論具體化，同時也解決了斯密二重研究不能統一、李嘉圖企圖強制使之統一而破產的難題。另外，還有些領域，也是馬克思批判地開辟的。
最后，馬克思的敘述即邏輯過程本身也是批判的。他自豪地說：這是“通過批判使一門科學第一次達到能把它辯證地敘述出來?！备匾氖?，他在《資本論》中，通過研究歷時態的資本運動的階段上升來推動理論規定的上升，即依次研究了資本主義起點、初級階段、較為發展階段“資本家幼蟲”鴝、單個資本家、總體資本家的經濟行為的逐步演變，隨著理論邏輯階段的上升，后一階段的理論規定就超越、揚棄了前一階段的規定。這是以理論的邏輯發展來實現理論的自我批判，來反映對象的歷史發展。
必須注意的是，馬克思理論的“對他批判”與“自我批判”是緊密聯系互動的。即以對古典學派的批判而言，由于斯密和李嘉圖所處的經濟時代很不相同，其理論都分別與他們對所處時代經濟過程的認識有關，所以對他們的錯誤只能在相關的研究階段分別批判，并分別成為進一步探索、自我批判的重要步驟。同樣的，馬克思由批判而實現的理論發展也反過來深化了原有的批判；至于對庸俗經濟學，《資本論》也是分階段有針對性地批判，并且也都是根據新階段的研究來批判的。
馬克思全面的科學批判具有巨大的科學價值，既有價值論層面、認識論層面，還有方法論層面，并且還可融入實踐過程中。他的批判又是歷史的，不是單單指向對象某一時點，因為資產階級本身及其制度是歷史發展的。《資本論》的整個理論過程是分階段上升的，同時又是對象范圍、研究條件、理論規定的分階段上升，體現了一種有生命力的不斷發展、自我批判。
三、現代政治經濟學也應注意張揚批判性
徹底的批判性是唯物辯證法的本質，是政治經濟學突出的優秀品格，是理論發展的重要機制，因而當然是當代中國繼承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就理論的批判而言，我黨及理論界都始終注意將經濟理論與中國的各個發展階段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進行“對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在建國后，也努力批判地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歷史證明，這些“對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往往在關鍵時刻發揮重大的作用。遠的不說，進入新世紀后，我們就堅決地批判了國內某些人否定、曲解勞動價值論的錯誤，在結合新的歷史條件進行的創造性研究中，堅持、發展了這一理論。
但是，由于這些批判都是在較長的時間內根據不同時期的需要分別進行的，而“自我批判”往往是以理論創新的方式表現的，并且主要是在黨的重要文件中表述的，所以人們大都沒有將它與政治經濟學批判聯系起來，更沒有將它與“對他批判”聯系起來。因此，通過一種特定的理論形式將它們比較系統地以一定的邏輯表述出來，是很有必要的。這種理論形式就是政治經濟學的專著或教科書，特別是高等學校的教科書，因為它的受眾比專著更為眾多、廣泛，而且更系統、通俗，能長期發揮作用。
從現在的情況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這種批判性的闡述還應該進一步明確和透徹，突出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及其積極作用，既應將理論的發展即“自我批判”講透，也應有必要的“對他批判”。在介紹基本原理的發展時，應該闡明兩種批判之間的內在聯系。由于兩種批判無論從對象、內容上還是從形式上看都有所不同，因此，應該闡明，“對他批判”與“自我批判”都是理論發展的重要方面，并且兩者之間存在著互動關系。
首先，應該闡明我國經濟建設各個階段的理論創新就是一種“自我批判”。它是以基本理論為基礎、沿著它的邏輯、在特定的區域內發展的，是結合新的歷史條件使原有理論發生轉型，以聯系發展了的現實。我們現在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這決定了它既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發展的方向、不能超越絕大多數民眾所能容忍的界限，又要超越、批判本本主義，結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國情，結合市場經濟這一不可逾越的經濟形式，使基本理論具體化、中國化，這也是對發展了的具體過程的新規律、發展中遇到的困難進行批判性的探索、克服，也意味著它要根據改革開放的階段發展，檢測前一階段改革的方向及成就、問題，探索新階段的改革規律。這種“自我批判”也離不開“對他批判”，它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批判的基礎上，從中分離出一般過程，并且只讓它在經濟資源、而不讓它在政治資源的配置上發揮作用，更不是對世界流行的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簡單照搬。
其次，應該有明確的“對他批判”。一方面，是對當達資本主義國家極力向外兜售的經濟理論，特別是它極力鼓吹的私有制、自由化的主張進行堅決的明確的批判。但也不宜簡單地套用馬克思經典著作直接批判，要有較強的針對性、說服力，還必須用最新的事實和發展了的理論來批判，說明它已經在俄羅斯的實驗中遭到可恥的失敗，說明它根本不適合中國國情、憲法，特別要說明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西方經濟學的本質差別。對西方經濟學中專門針對現代市場經濟的研究，在借鑒的時候，一定要批判地分析其提出和應用的前提、條件，并結合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對它進行改造。另一方面，是對經濟發展過程中不符合社會主義方向、不符合最廣大勞動群眾根本利益、不利于社會生態良性發展的事情或傾向、言行進行堅決的批判。馬克思說過：“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它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蔽覈鴳椃鞔_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公有制為主體。但現在很多人卻有意突破這一根本性規定，極力宣揚降低國有企業在整個社會經濟的比例和地位。這是一定要徹底批判的。在現階段，市場對社會資源的配置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并不意味著市場經濟就是盡善盡美的東西。無論在哪個時代、哪種社會條件下，市場經濟本身都存在著許多無法克服的弊病，而且在現實過程中，這些弊病都已經相當充分地暴露了。這也是必須提出和分析批判的。例如，實際的（不是理論的）市場經濟青睞有實力的主體，它通行的原則是表面上的公平，實際上是不公平的，其競爭機制會激起人們對財富的盡快、最大化地追逐，并導致財富過多過快地集中在實力強大的主體手中。它的調節大都是滯后的、以資源的損失和浪費為代價的。所有這些，都應該因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普照”而糾正。還有，在現實過程中，也有許多偏離改革大方向的事情發生，例如，當前不同人群收入差距擴大過快、基尼系數突破警戒線且居高不下，過度追求量的增長而忽視結構的優化、資源環境的保護，過度依賴資本的投入，個別黑心企業主盤剝虐待工人的現象存在，經濟腐敗急劇發酵等等，對這些不是少數、局部、偶然的情況，的政治經濟學理所當然地要進行必要的批判。當然，這種批判也不是簡單地套用改革開放以前的理論就事論事，而要依據現階段發展了的理論，即在基本理論基礎上結合新的階段、條件而轉型的理論來批判。
理論的發展不單純是自身的發展，還要在對別的理論進行批判的過程中展現自己的優越性和戰斗力。一種理論再好，沒有市場、沒有社會影響力，也沒有意義。如果人們對它“叫好不叫座”，那么它就失去了發展的動力。因此，批判地對待西方各種理論和社會思潮的挑戰，批判地將其中某些有借鑒意義的東西分離出來并加以改造，并且毫不留情地批判它固有的、違背中國國情的錯誤，已經成了擺在政治經濟學理論界面前的重要而不可推卸的任務和責任，也是提升政治經濟學“社會占有率”的重要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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