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老年生活質量評估的方法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老年生活質量評估的方法范文1
【關鍵詞】睡眠呼吸暫停；阻塞性； 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認知障礙；生活質量；病例對照研究
中圖分類號：R563.8、B84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6729(2008)002-0133-04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Function of Cognition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ea Syndrome
YANG Shu-Kun, YU Qin, ZHANG Jia-Bin，et al.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The First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Objective：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life (QOL) and cognition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OSAHS), an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OL and severity of OSAHS, excessive daytime sleepiness (EDS)，cognition disorders. Methods：Sixty-two patients with OSAHS and 32 non-OSAHS patients (control group) which all diagnosed by polysomnography (PSG) were chosen from The First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and they were assessed by QOL using the Short-Form 36 Health Survey questionnaire (SF-36), by EDS using the Epworth sleepiness scale (ESS), and for cognition disorders by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total score on the SF-36 and the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PSG parameters, such as ESS score, and MMSE score were examined by sim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Results：The scores of SF-36 and MMSE in OSAH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63.9±14.7/78.8±4.5, 24.6±2.0/27.1±1.3,P
【Key words】 sleep apnea；obstructive；sleep apneasyndrome；cognition disorders；quality of life; case-control study
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ea syndrome， OSAHS）是以睡眠結構紊亂和反復發作低氧血癥為特征的一種睡眠障礙性疾病。研究表明OSAHS與高血壓、心律失常、冠心病、心力衰竭、腦卒中等疾病密切相關，嚴重影響了患者的生活質量［1，2］；OSAHS還能導致患者認知功能損害［3，4］。但目前的研究均集中在OSAHS對患者生活質量或者認知功能單方面影響的研究上，缺乏對OSASH患者生活質量和認知功能相互影響的報道。本文對OSAHS患者的認知功能和生活質量進行評估，探討OSAHS是否對患者的認知功能和生活質量有負面影響及其影響機制。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選擇2006年7月至2007年4月在本院就診，有睡眠時打鼾、呼吸暫停、白天嗜睡等癥狀，經多導睡眠儀進行睡眠監測（Polysomnography，PSG）確診的62例OSAHS男性患者。OSAHS診斷依據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睡眠呼吸疾病學組診斷標準［5］。同期選擇在本院睡眠障礙門診就診，年齡、體重指數、受教育程度相匹配，PSG監測呼吸紊亂指數＜5的32例男性患者為對照組。OSAHS組和對照組受教育程度均在初中或初中以上；兩組年齡、體重指數差異均無統計學顯著性（54±9歲/53±10歲，29.4±3.6 Kg/m2/28.1±5.2 Kg/m2，P均>0.05）。不同意填寫量表、明確診斷抑郁癥和其他精神疾患、有酒精及安定類藥物依賴和交流障礙者排除在本研究之外。全部研究對象均知情同意。
1.2 工具與方法
1.2. 1睡眠監測
采用北京東方萬泰技術開發有限公司生產的SW-SM2000C多導睡眠監測儀，進行腦電圖、眼電圖、下頜肌肌電圖、口鼻氣流、胸腹運動、、鼾聲、心電圖和指端脈氧血氧飽和度監測。監測前12h囑受試者禁用鎮靜藥物及酒、咖啡、濃茶等興奮性飲料。監測時間為晚10:30至次晨7:30。用呼吸紊亂指數、夜間平均血氧飽和度（MSaO2）、夜間最低血氧飽和度（LSaO2）來反映患者疾病的客觀嚴重程度［5］。
1.2.2簡易智能精神狀態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 )［6］用來評估認知功能狀態。該量表包括定向力、記憶力、注意力和計算力、回憶能力、語言能力五個方面。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MMSE得分≤24分為有認知功能缺陷；對認知功能損害測定初篩的敏感性為92.5%，特異性為79.1%。受試者行PSG檢查當天早8:00在一獨立、安靜房間內由一固定醫師進行MMSE測試。
1.2.3 Epworth嗜睡量表(Epworth sleepiness scale, ESS)［7］用來評估患者白天嗜睡狀況。ESS量表包括8個條目，每個條目評分0-3分表示不同情況下的嗜睡程度，以標準總分＞11分表示存在過度嗜睡；其在我國人群應用的信度為81%，效度為74%［8］。
1.2.4生活質量量表(the short from-36，SF-36)［9］共包括八個維度：軀體功能、軀體角色、軀體疼痛、總體健康感、生命活力、社會功能、情感角色和精神健康。得分越高說明生活質量越好。漢化版SF-36其各個維度的效度在75%～100%之間，信度在72%以上［9，10］。
ESS和SF-36評分在行PSG檢查前由受試者獨立填寫完成。
1.3 統計方法 進行 t 檢驗、Pearson相關分析和多重線性回歸分析。
2結果
2.1 OSAHS組和對照組睡眠監測及Epworth嗜睡量表評分比較
表1顯示OSAHS組呼吸紊亂指數和ESS總分均高于對照組，而夜間平均血氧飽和度、夜間最低血氧飽和度均低于對照組（均P
2.2OSAHS組和對照組簡易智能精神狀態量表評估結果比較
表2顯示OSAHS組的MMSE總分及記憶力、注意力和計算力、回憶能力評分均低于對照組；而定向力和語言能力兩組無顯著差異（P＞0.05）。
2.3OSAHS組和對照組生活質量量表評分結果比較
表3顯示除軀體疼痛外，OSAHS組SF-36總分及其他維度得分均低于對照組（P均
2.4 MMSE總分及相關維度與PSG監測指標、ESS評分、SF-36總分的相關性分析
OSAHS患者MMSE總分和記憶力、注意力及計算力、回憶能力與呼吸紊亂指數呈負相關（r=-0.855、-0.453、-0.612、-0.657，P均＜0.001)，MMSE總分與夜間平均血氧飽和度和夜間最低血氧飽和度呈正相關（r=0.355、0.597，P均＜0.01），ESS評分與MMSE總分呈負相關（r=-0.508，P＜0.001），SF-36總分與MMSE總分成正相關（r=0.541，P0.010）。
2.5 SF-36評分與PSG相關指標、ESS評分等的相關性分析
表4顯示SF-36總分與呼吸紊亂指數和ESS評分呈負相關，與夜間MSaO2和夜間LSaO2正相關；呼吸紊亂指數與除情感角色之外的其他維度均成負相關，且達統計學顯著性；夜間MSaO2與軀體功能、生命活力、社會功能和精神健康正相關；夜間LSaO2與軀體疼痛、總體健康感和生命活力正相關；ESS評分與除情感角色和精神健康之外的其他維度負相關。
2.6生活質量量表總分影響因素的多元逐步回歸分析
表5顯示以OSAHS患者生活質量總分為因變量，患者年齡、體重指數、呼吸紊亂指數、夜間MSaO2、夜間LSaO2、ESS評分和MMSE總分為自變量進行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結果MMSE總分和呼吸紊亂指數進入回歸方程。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表明，OSAHS患者SF-36總分及除軀體疼痛以外的其他七個維度評分均低于對照組并與呼吸紊亂指數和ESS評分呈負相關，與夜間MSaO2、夜間LSaO2呈正相關。這與已有研究結果相一致［2］。但是本研究中的OSAHS患者年齡偏輕。本研究還顯示患者的生活質量評分與年齡并無明顯的相關性，提示OSAHS患者在早期其生活質量已下降，并與疾病的嚴重程度相關。這與Jenkinson等［11］研究認為OSAHS患者的生活質量是下降的，并與患者的病情和夜間低氧密切相關一致。對于OSAHS導致生活質量下降的具體機制目前仍在探索中，睡眠結構的改變和夜間反復間斷的低氧被公認為是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12］。一方面OSAHS患者夜間反復間斷的低氧，造成患者睡眠結構紊亂，睡眠片段增多，導致睡眠質量的下降，使患者出現白天過度嗜睡引起患者出現疲乏、易怒、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功能減退、焦慮、抑郁等癥狀，從而損害患者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OSAHS患者常常伴有高血壓、心律失常、冠心病、心力衰竭、腦卒中等心腦血管疾病并發癥。上述原因都可以直接或間接導致患者的生活質量下降。
本研究結果還顯示，OSAHS患者MMSE總評分及記憶力、注意計算力和回憶能力得分均低于對照組；同時上述指標得分與呼吸紊亂指數和ESS評分呈負相關，與夜間MSaO2、夜間LSaO2呈正相關。提示OSAHS患者的認知功能存在損害，這與已有研究結論一致 ［4］。本研究還顯示在認知功能的不同方面，OSAHS患者的損害進度是不一致的。OSAHS導致患者認知功能的損害具體機制目前還不明確。Naismith等［13］研究認為OSAHS的白天嗜睡和夜間低氧與認知功能損害相關。腦血管病變是普通人群認知功能損害的主要因素之一［14］。研究結果表明早期的OSAHS患者早期就有生活質量的下降和認知功能的損害，而且患者的生活質量下降與認知功能的損害是同時存在的。MMSE總分和呼吸紊亂指數與SF-36評分呈多元逐步回歸關系。支持OSAHS患者反復發作的低氧和高碳酸血癥直接造成患者腦細胞的損害和其相關并發癥直接或間接導致患者生活質量和認知功能的下降，同時認知功能損害和生活質量下降又互為損害因素［15］的推論。但兩者之間的具體相關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綜上所述，OSAHS患者不僅生活質量較正常人群下降，且認知功能明顯減退；夜間反復發作的低氧血癥是兩者發生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時兩者可能相互影響互為損害。提示臨床醫師應對OSAHS患者存在的生活質量下降和認知功能損害引起足夠的重視。
參考文獻
1 Jurkovicova I, Celec P. Sleep apnea syndrome and its complications. Acta Med Austriaca， 2004, 31(2)：45-50.
2 羅熒荃，楊宇，孫振球. 老年中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征患者的生活質量研究. 中華老年醫學雜志，2006，25（4）：289-291.
3 Felmet KA, Petersen M.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JAAPA，2006, 19(11)：16-20.
4 潘志杰，劉微波，周建英. 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征老年患者的認知功能評價. 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2005，28（6）：411-412.
5 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睡眠呼吸疾病學組. 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征診療指南(草案). 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 2002，25(4)：195-198.
6 湯慈美，王新德. 神經病學. 第7卷. 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1：342-343.
7 Johns MW. A mew method for measuring daytime sleepiness：the Epworth sleepiness scale. Sleep，1991，14(6)：540-545.
8 Chen NH, Johns MW, Li HY, et al . Validation of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Epworth sleepiness scale. Qual Life Res, 2002, 11(8):817-821.
9 李魯，王紅妹，沈毅. SF-36健康調查量表中文版的研制及其性能測試. 中華預防醫學雜志，2002，36（2）：109-113.
10 李春波，何燕玲. 健康調查問卷SF-36的介紹. 國外醫學精神病學分冊，2002，29（2）：116-119.
11 Jenkinson C, Davies RJ, Mullins R, et al. Comparison of therapeutic and subtherapeutic nasal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for obstructive sleep apnoea：a randomised prospective parallel trial. Lancet，1999，353(9170)：2100-2105.
12 El-Ad B, Lavie P. Effect of sleep apnea on cognition and mood. Int Rev Psychiatry，2005，17(4)：277-82.
13 Naismith S，Winter V，Gotsopoulos H，et al. Neurobehavioral functioning i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Differential effects of sleep quality, hypoxemia and subjective sleepiness. J Clin Exp Neuropsychol，2004，26(1)：43-54.
14 湯哲，張欣卿，吳曉光，等. 北京城鄉老年人輕度認知障礙患病率調查.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7，21（2）：116-118.
老年生活質量評估的方法范文2
【關鍵詞】老年高血壓，臨床護理路徑，血壓，生活質量
高血壓是指血液在血管中流動時對血管壁產生的壓力持續高于正常的現象，許多患者在無癥狀情況下突然發病，且如果血管壁長期處于高壓力的狀態容易引發冠心病、腦卒中等嚴重疾病，因此高血壓也被稱為“無聲的殺手”。老年高血壓指的是血壓值連續3次及以上測量中均超出標準血壓值，患者年齡一般大于65歲[1]，且隨著年齡增長，高血壓的發病率升高，使患者的生活質量嚴重下降。在心臟射血時主動脈不能完全舒張，動脈內的血量超出一般血容量，致使收縮狀態下血壓增高，舒張狀態下血壓相對較低，使得脈壓差增大[2]，對患者心、腦、腎等器官都有一定傷害性。早期人們習慣性認為血壓值升高是隨著人年齡增加而發生的正常變化，不需要進行治療，但從長期研究顯示來看，高血壓是影響老年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采取積極有效的治療有利于降低腦卒中等嚴重疾病的發病率。目前主要用藥物對高血壓進行治療，同時也會根據患者病情采取飲食和運動配合藥物治療達到降壓效果。但大多數患者對該病的了解只停留在表層階段，尤其缺少飲食搭配和適當運動協助降壓的相關知識。臨床研究表明[3]，針對老年高血壓患者在住院治療的同時予以針對性較強的護理干預措施，根據患者的病情制定相應的護理方案，降壓效果更好。本研究以50例老年高血壓患者作為觀察對象，旨在探討臨床護理路徑對其血壓控制及生活質量的影響。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高安市人民醫院2019年2月—2020年5月收治的50例老年高血壓患者，按奇偶分配法分為常規組與觀察組，各25例。觀察組男13例，女12例；年齡65~84歲，平均年齡（73.25±4.26）歲；病程5~13年，平均（8.29±1.68）年。常規組男12例，女13例；年齡65~83歲，平均年齡（73.84±4.20）歲；病程5~13年，平均（8.33±1.54）年。2組一般資料無顯著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納入標準：經血壓測量確診為高血壓（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對高血壓的診斷標準，收縮壓≥140mmHg，舒張壓≥90mmHg）；臨床資料完整；年齡>60歲；住院時間>1周，且治療依從性良好；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住院時間<1周；患有惡性高血壓患者；合并心力衰竭，肝、腎功能不全；腦卒中并發功能障礙患者；存在嚴重精神疾病，無法交流的患者。1.2方法常規組患者接受常規護理，包括對患者的用藥指導、病情監測、定期進行血壓監測及相關病房護理。觀察組采用臨床護理路徑進行干預，具體措施如下：①組建路徑護理小組，由護士長擔任小組長，并制定出護理路徑，由組內成員負責實施護理路徑。②入院第1天，對患者的身體狀況及病情做詳細的檢查，對血壓等生命體征進行入院評估，作為制定個人護理計劃的基礎資料。介紹醫院的具體情況，包括醫院環境、患者所要用到的醫療設備、科室以及責任護士等，為患者及其家屬詳細交代醫院的探視制度，并耐心回答其提出的疑問；通過分享成功治療的案例讓患者及家屬對該疾病有一定的了解，提高其對老年高血壓的認知，緩解焦慮心情。③入院第2~3天，應及時監測血壓變化，并簡單明了地對各項檢查的注意事項、目的和意義進行介紹。進行飲食方面的指導，督促患者戒煙、限酒，多食用高纖維粗糧、水果、蔬菜，例如芹菜、紫菜、黃瓜以及洋蔥等?？刂汽}攝入量，以及在每餐中對脂肪與膽固醇的攝入量，禁止食用肥肉，盡量少食用瘦肉，避免辛辣油膩的食物對患者產生刺激，主食也要注重粗細搭配，以保持血壓維持穩定狀態。多進行腹部順時針按摩，保持大便暢通，防止大便不暢引起血壓升高。④入院第3天，例行檢查患者的血壓狀況，指導患者規范服藥，并觀察患者服藥后的情況，確認患者對藥物無過敏現象。依據患者的自身狀況，實施健康運動指導，制定出個人運動計劃，鼓勵患者增加日常活動量，告知多運動對病情恢復和保持良好心臟功能的重要作用，注意運動的時間和強度。⑤入院第4~7天，除采取必要的治療和檢查外需要對患者進行信息方面的指導，對高血壓常見癥狀和危害進行詳細介紹，告知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項以及如何避免病情加重，將不良生活方式一一列舉，建議患者避免熬夜，并長期保持良好的作息習慣。需要格外注重對患者心理方面的指導，樹立治療信心，對自身的患病情況有正確的認識和準確的定位，糾正錯誤認知。多進行醫護間的交流，叮囑患者調養身心，保持平和的心態。利用視頻、錄像、專家講解等形式為患者進一步進行心理疏導，消除其不良情緒。⑥出院前，護理人員協助患者及家屬辦理出院手續，并詳細講述家庭護理注意事項，告知出院之后要注意血壓值的監測，定期回到醫院復查。在患者出院后2周，護理人員對患者進行家庭隨訪，針對患者家庭護理中發現的問題予以規范指導，叮囑患者出院后需要繼續注意飲食，嚴格按照醫囑服用藥物，可以適當聽一些舒緩的音樂來緩解情緒，放松心情，更要鼓勵患者敞開心扉，不要被疾病嚇到，多出門散步、與朋友聊天，適當補充含鉀的食物，并注意維生素、纖維素的補充。1.3觀察指標記錄2組患者護理干預前后舒張壓與收縮壓變化狀況。采用簡明健康狀況問卷（SF-36）[4]評估患者護理干預后的生活質量，包括社會功能、生理功能、精神健康、情感職能、軀體疼痛、生命活力、生理功能、總體健康8個維度，每個維度的總分均為100分，得分越高說明生活質量越高。1.4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22.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行t檢驗，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2組患者護理干預前后舒張壓與收縮壓對比2組護理干預前舒張壓與收縮壓水平無明顯差異（P>0.05）；護理干預后觀察組患者舒張壓與收縮壓指標水平均低于常規組，差異具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2.22組患者護理干預后生活質量對比觀察組患者護理干預后生活質量評分高于對照組，差異具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3討論
老年生活質量評估的方法范文3
[關鍵詞] 老齡化；介護士；培養
[中圖分類號] R47 [文獻標識碼] C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3）30-0103-03
2011年10月筆者參加了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援助、江西省紅十字會和日本崗山旭川莊聯合舉辦的老年介護師資學習，并到日本實地實踐26天，參觀了日本先進的介護設施，熟悉了介護技術，掌握了“愛天敬人”的服務理念，感受到日本的介護保險制度從制定到現在的10年時間里，解決了日本老人介護問題，使老人的生活質量有了保障。我國也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由于社會制度、經濟基礎的不同，目前我國還沒有成熟的保險制度來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質量，解決老年人的介護問題已迫在眉睫。目前我國還沒有專業的介護隊伍，老年人的日常照顧均由護工完成，而護工大多數是來自邊遠地區、由農村的農民和少部分城市下崗工人、退休職工組成，年齡40～65歲。他們文化水平較低、無一技之長，整體素質偏低，并且政府無法對他們進行規范管理，且易出現哄抬價格的現象。只有規范護工隊伍，培養專業的介護士才能保障老人的生活質量，讓他們安享晚年。
1 日本老年介護現狀
1.1 先進的介護理念
“介護”一詞最早出現在1963年的日本老年人福利法中，是指以照顧日常生活起居為基礎、為獨立生活有困難者提供幫助，服務對象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弱勢人群，包括不能完全獨立生活的老年人、兒童和殘障者[1]。介護的理念就是尊重被介護者的意愿，充分發揮其殘存功能，幫助自我價值實現，為其提供生活支援，從而達到提高被利用者的生活質量，最大限度地實現其人生價值[2]，充分發揮老年人和殘疾人的最大價值。介護人員對利用者的每個動作進行評估，根據其殘存的功能設計各種輔助利用工具，如讓老人使用專用的刀叉來切菜、炒菜、做飯等，根據殘疾程度不同制作成不同的餐具，讓老人自己完成吃飯、穿衣、如廁等日常生活動作；而不是像我們大部分人認為照顧老人就是要呵護備至，盡量不要老人動手做事，否則視為不孝；雖然這些動作對利用者來說非常困難，他們要完成這些簡單的動作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和很大的體力，但每天堅持，既可保存剩余功能，同時也增強了老人的自信，減少了介護人力資源的投入。
1.2 先進的介護設施
日本敬老院很多老年設施都實現了自動化，輪椅、助步器廠家根據個體量身定做；為了滿足臥床老人洗澡的需求，養老院配有可升降的浴缸，介護員只需要用躺式滑板將老人平推至浴缸中間摁下開關，浴缸自動升至所需高度，同時會有溫水自動沖洗，按摩；馬桶也是自動的，大小便后只要摁開關就會自動進行會陰沖洗，然后暖氣烘干，臥床者也有臥式便器；減少了介護員的體力消耗及人員的投入。
1.3 完善的介護保險制度
日本老年介護事業的發展離不開法律的支持[3]， 1963年頒布了“老年福利法”，1987年制訂了老年保健法，1996年出臺了推動高齡者福利的十年計劃，2004年開始實施介護保險制度[4]，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形成了集保健、醫療、護理、教育系列化的老年福利服務體系，保障老人利益，讓老人頤養天年。
1.4 培養了專業的介護隊伍
1987年日本只有25個學校培養介護員，到目前已經有500多所學校培養介護員，受過專業培訓的介護士60多萬名，以后每年還有5萬名介護士誕生，從而形成了一支龐大的受過專業訓練的介護隊伍。
2 我國培養介護人員的必要性
2.1 人口老齡化
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人口為13.39億，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5]，到2050年，65歲及以上人口將占總人口的23%。世界衛生組織（WHO）規定：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以上老人占人口比例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處于老齡化社會，占14%為老齡社會，占21%為超老齡社會。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說明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和醫療衛生保健事業的巨大改善，生育率持續保持較低水平，老齡化進程逐步加快。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慢性疾病問題、醫療保健以及老年生活質量等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重要挑戰。據有關調查顯示，65歲以上的老年人中有80%～90%有不同程度的日?；顒诱系K，對護理的需求增加[6]。借鑒日本政府通過培養一支受過專業訓練的介護隊伍來完成對老人的日常照顧，有利于應對老齡化給社會、家庭帶來的巨大壓力，有利于解決老年人的社會養老和醫療問題，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生活和生存質量，有利于進一步促進介護事業的發展，有利于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的社會理念，促進社會的和諧和安定。
2.2 老年人平均壽命的增加
根據1953年我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僅為35歲。經歷半個多世紀，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均預期壽命已悄然增長至74.83歲。據原衛生部部長陳竺表示，到2020年我國的人均期望壽命有望達到77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隨著我國人均壽命的延長和人口生育率的控制，老年人口比例將進一步增大，需要得到生活支援的老年人口必將增多。
2.3 傳統的居家養老模式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家庭歷來是養老的一個主要的載體。家庭養老是中國居民的傳統養老模式，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住房條件的改善及大批農村青壯年及子女進城就業、居住，膝下有兒好防老的觀念在逐漸淡化，老年人和子女分開居住已經相當普遍，“空巢”家庭增多，這給老人的生活照顧、醫療保健及精神照料方面均帶來諸多不便。特別是對眾多獨生子女來說，將來對老人的贍養、照料也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如何提供照顧所帶來的經濟、身體和精神等負擔或壓力以及照顧與工作之間的沖突等，傳統的居家養老模式已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以居家為主、社區養老服務為依托、福利機構為補充的“居家養老、上門服務”養老模式無疑符合我國養老的趨勢，是目前我國養老的必然選擇。
2.4 勞動力供小于求
我國現在雖然還不是世界上最老的國家，很多發達國家都比我們老，但我國是一個老齡化速度最快、新出生人口、勞動人口和老年人口這三個人口之間的結構性問題非常突出的國家，勞動人口從供大于求到供小于求，出現家庭用工困難，造成市場上出現的非專業護工哄抬價格的現象，使老年護理成本飛速上升，部分家庭因經濟困難無法承擔老人的護理費用。
2.5 從業人員少，專業人才匱乏
統計數據顯示，一名專業護理人員可以同時照顧30位70～75歲的老人，但只能照顧9位80～85歲的老人。至于85歲以上的老人，更是平均每4人就需要一位專業護理員。從現在前瞻性地看未來，我國將需要800萬～1000萬專業護理人員，而目前擁有合格養老護理職業證書的人不過30多萬，差距相當驚人[7]。
2.6 家庭結構小型化
中國計劃生育的政策已經持續30余年，獨生子女家庭大量增加，據人口學專家、《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根據人口普查數據推斷，中國現有的2.18億獨生子女，過去是幾個兒女養兩個老人，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目前已經出現了不少4：2：1的家庭結構模式，使一對夫婦要照護4～8個老人，使家庭養老成本增大，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無法承擔，另外我國失獨家庭日益增多面臨養老困境。
2.7 介護工作滯后，老年護理呼喚介護士
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一所專門的介護士培訓學校和師資，無一本全國統一的專用教材，無系統的課程設置，介護學也還是依附在護理學的范疇[8]，還沒有明確地將介護工作從護理中分離出來，在臨床上主要是護工承擔介護工作。老年人感嘆養老院難進的同時，養老機構也床位緊張，入不敷出，更重要的是護理人手少，無法滿足更多老年人的需求。幾乎所有的養老機構都招聘有為數不少的護工，只是經過短暫的培訓后上崗，也只能從事替老人喂飯、洗澡、翻身、倒尿盆之類簡單的體力勞作，在老年介護工作中偏重滿足老人的生理需求，而忽視老年人整體生活質量的提高[9]。替老人量體溫、測血壓、清理褥瘡、口腔清潔、插管護理、吸痰等護理工作，還是得由護士來干。護工護工，“護”幾乎為零，護士護士則“工”大于“護”。一面是護士人手緊缺工作量大，一面是護工不能全方位提供到位的服務。老年護理成為困擾養老機構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倘若這一問題不能得到妥善協調和解決，老年人的生存質量就大打折扣，培養介護士已迫在眉睫。
3 我國培養老年介護士的思路
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推進，越來越多的老人需要有專業的人員來照顧，介護專業人才的培養和啟動老年護理員資格培訓是減輕家庭負擔、維持老年人正常生活和促進身心健康的最佳措施。如何培養一批專業的介護人員來解決這一矛盾，筆者認為可以采用多種途徑來開展介護士的培訓工作。
3.1 短期培訓
通過以赴日本學習的介護人員為師資力量開辦介護培訓班并實行資質認定制度、介護注冊制度和持證上崗制度，對養老機構、社區醫療服務機構、醫院有老年護理經驗的護士進行為期3-6個月的規范培訓及資格認定，合格后由勞動仲裁部門頒發合格證后持證上崗。
3.2長期培訓
在高等或?？茖W校開辦介護專業，統一編寫教材，通過招收應屆初中或高中畢業生，經過系統的3～5年的中等或高等教育，與考護士執照一樣參加全國執業統一考試后方可上崗。
4 小結
4.1 建立系統的老年介護制度和服務體系
我國已經邁入老齡化社會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盡管養兒防老的觀念還是根深蒂固，但有些老人的老觀念已經在悄悄的變化，去養老院養老正成為越來越多老人的選擇。目前我國介護現狀與人口老齡化和介護需求極不協調，發展老年介護事業，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質量，只有建立專業的介護組織機構，將分散在民政部門、醫院、養老院、福利院、社區衛生中心、保姆市場等多方面的介護資源整合起來，進行專業化介護人員的培訓、晉級、考核、從業制度，并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來保障和規范介護行為。
4.2 提高國家對介護工作者的重視度，減少人力資源的大量流失
加強媒介宣傳，加強人們敬老意識和對老年護理工作的認識。有計劃地培養一批適應社會和市場經濟發展需求的老年介護士，派遣去發達國家引鑒介護的成功經驗，選擇適合我國老年介護的先進理念和技術，拓寬老年服務的思路。積極開展老年介護研究，培養老年介護專業人才，促進我國老年介護事業的開拓與發展。
總之，老年介護事業關系到整個社會和諧發展和穩定的大局，日本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在人口老齡化進程中，結合我國國情、探索有中國特色的老年介護事業新模式，使大多數老人擁有幸福快樂的晚年生活，是社會的責任和政府的義務。如何維護好老年人的健康、提高老齡人群的生活質量、為老年人提供全面、系統、規范、完善的服務是我國護理人員研究的主要課題，是對我國老年介護事業的巨大挑戰，是我國政府的有關部門和研究機構應當積極關注的一個重大社會問題，相信有了政策、法律、制度和保障體系，我國的老年介護事業必將有著美好的前景和廣闊的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1] 熊仿杰，袁惠章. 老年介護教程[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13-16.
[2] 王君俏. 老年介護理念的探討[J]. 現代護理，2007，13（6）：549-550.
[3] 胡穎輝. 日本老年介護及其對我國老年介護事業發展的啟示[J]. 衛生職業教育，2012，30（17）：80.
[4] 板野美佐子，小林恭子. 老年介護工作人員教材[M]. 崗山：社會福祉法人旭川莊，2007：45-51.
[5] 2010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1號）[M].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1：28.
[6] 陳茜，張曉君. 老年護理——最具挑戰性的專業[J]. 醫藥雜志，2003，24（2）：64.
[7] 易智華，周聰發，何雪瑩. 本科護理專業開設《老年介護學》課程的思考[J]. 護理學雜志，2008，23（11）：51.
老年生活質量評估的方法范文4
隨著全球老齡化問題的日益突出，老年人肺癌的發生率和死亡率也逐漸上升。來自美國國家數據庫的報告顯示：70歲以上肺癌患者已占43%，其中80%是非小細胞肺癌[1]。其中晚期肺癌又占了大部分。但是在眾多的研究中老年人常被排除在外，因此，至今尚無針對這一群體的最佳治療方案。本文對我科2000年1月～2004年12月收治的61例70歲以上老年局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進行分析，并以同期治療的75例＜70歲的局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作為對照，以探討綜合治療的可行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61例≥70歲患者，年齡70～85歲，中位年齡74歲；75例＜70歲患者，年齡39～69歲，中位年齡57歲。根據uicc肺癌分期，均為不能手術的局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兩組資料見表1。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分期、病理、評分、化療、放療的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1.2 治療方法
兩組病例均予以放療及放療后化療。
1.2.1 化學治療 化療方案均是含鉑類的聯合化療?！?0歲組中ddp+vp16者15例，ddp+nvp者25例，ddp+txt者21例。采用序貫放療及化療41例，同步放化療20例。<70歲組中ddp+vp16者20例，ddp+nvp者35例，ddp+txt者20例，采用序貫放療及化療33例，同步放化療42例。兩組完成情況見表1。
1.2.2 放射治療 采用6mv/10mv x線直線加速器外照射,設野范圍包括原發灶、同側肺門、縱隔淋巴引流區，如鎖骨上淋巴結轉移則另設野。1.8～2gy/(次·日),5次/周,先前后野同中心照射,劑量達40gy時改斜野避開脊髓照射，總照射劑量60～64gy,兩組均未行肺校正。完成情況見表1。表1 兩組病例臨床資料
1.3 統計學方法
臨床資料比較和毒副反應比較采用χ2檢驗，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 法，logrank檢驗生存率差異。生存時間從化療或放療開始計算。
1.4 評價標準
化療不良反應按who統一標準評定，放療毒副反應按rtog標準評價。
2 結果
2.1 隨訪
末次隨訪時間為2007年7月31日，失訪9例，隨訪率為93.4%。
2.2 生存情況
≥70歲組中位生存時間為18個月，1、3、5年生存率分別為78.15%、18.47%、10.39%；＜70歲組中位生存時間為19個月，1、3、5年生存率分別為69.44%、18.27%、8.08%。(logrank檢驗χ2=0.31,p=0.5774)。兩組生存曲線見圖1。
2.3 毒副反應
胃腸道反應及骨髓抑制和肝腎毒性在化療其間或化療后常見,而食管炎及放射性肺損傷是放療中及放療后最多見的副反應。兩組患者的主要毒副反應比較經統計學處理只有3級和4級骨髓抑制有顯著差異，分別為（χ2=14，p＜0.001）、（χ2=4.46，p＜0.05）。但沒有發生與化療相關的死亡?！?0歲組的患者有1例病人因急性放射性肺炎導致呼吸衰竭死亡，見表2。表2 兩組患者主要毒副反應資料比較
3 討論
老年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由于機體各器官功能下降、合并癥多，對放化療耐受性差。因此，針對這類患者的治療需要考慮的問題較多。rocha lima cm等評估了calgb的兩個試驗，結果≥70歲的局部晚期或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放化療耐受性、有效率、生存與＜70歲者無顯著差異。血液毒性（白細胞下降）在老年患者中顯著增加，但沒有發生嚴重的感染。結論是：70歲以上的進展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不應放棄積極的治療[2]。國內歐廣飛等［3］分析289例局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結果指出，年齡對總生存無影響。本文的結果也提示：經過積極的放化療，70歲以上局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與＜70歲的患者有著相似的生存率。
關于70歲以上局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采取哪種治療方案最合適，目前有很多爭議。羅楊報道≥70歲的老年患者化療耐受性差，化療的危險性增加[4]。楊志雄等[5]報道單純放療及放化療綜合治療老年非小細胞肺癌的結果，兩者的1、2年生存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綜合治療組的胃腸道反應、骨髓抑制均比單放組明顯，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ombolini等［6］用單獨放療的方法治療≥70歲的局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得到較好的2年生存率和無病生存率，因此建議對于老年不可手術的患者選擇單獨放療。但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老年患者化療無益。相反，隨著第3代化療藥物的應用，很多臨床研究表明，化療可以延長老年局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生存時間。含鉑類的聯合化療是非小細胞肺癌的標準化療方案，但由于鉑類的腎臟等毒性使它在老年患者中的應用受限制。而ecog等的研究結果說明，在一般情況良好的老年患者中鉑類的使用是安全有效的[7]。本文61例≥70歲的患者中有54例接受了含鉑的聯合化療,除了骨髓抑制明顯,其他副反應與＜70歲的患者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對于局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目前的治療趨勢是同步放化療[8]，同步放化療的毒副反應較序貫放化療大，對老年患者的風險可能更大。rtog的一個隨機研究表明，對≥70歲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單獨放療組生活質量最高，同期放化療不能延長mst[9]；schild se等[10]的隨機研究亦有相似的結果。但這些研究的化療非第3代化療藥物。因此，雖然放化綜合治療是局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主要治療模式，特別是同步放化療更具有優勢，但鑒于老年患者的特點，建議采用非同步的放化綜合治療模式為宜。schild se等[10]對于合適的老年局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亦鼓勵在謹慎的臨床觀察下采用放化療綜合治療。
老年人由于功能減退出現化放療副反應后代償能力差，有的可能引起嚴重并發癥甚至危及生命，本文≥70歲組有1例因急性放射性肺炎導致呼吸衰竭而死亡。因此，在積極治療老年患者時須特別謹慎。
由于老年肺癌病例有諸多伴隨疾病及生理的特殊性，許多專家主張個體化治療。對于局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患者建議放化綜合治療模式。一般情況好、無明顯禁忌癥的患者可以選擇含鉑類的聯合化療；對于不能耐受鉑類聯合化療的老年患者，可以考慮第3代化療藥物單藥聯合放療的治療模式。楊秋敏報道單藥長春瑞濱+放療治療老年局部晚期/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患者，結果與聯合化療組比較，單藥長春瑞濱+放療組的近期療效和生活質量均明顯提高[11]。此外近幾年來靶向治療的興起，有可能成為老年局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治療的新的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1］fry w, phillips, menck h. tenyear survey of lung cancer treatment and survival in hospitals in united state[j].cancer,1999,86（9）:18671876.
［2］ rocha lima cm,hernden je 2nd,kosty m,et al.therapy choices among older patients with lung carcinoma[j].cancer,2002,94(1):181187.
［3］ 歐廣飛，王綠化，張紅星，等.289例局部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放療和放化療綜合治療結果[j].中華放射腫瘤學雜志,2007,16(2):8690.
［4］ 羅揚,郝學志,張湘茹.老年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化療可行性[j].腫瘤防治研究,2002,29(3):238240.
［5］ 楊志雄,梁榮,黃杰,等.放化聯合治療老年非小細胞肺癌的可行性[j].腫瘤防治研究,2003,30(3):228230.
［6］ tombolini v,bonanni a,donato v,et al.radiotherapy alon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medically inoperable stage iiia and iiib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j].antican res,2000,20(6c):48294833.
老年生活質量評估的方法范文5
【關鍵字】免疫治療；樹突狀細胞；CIK；老年人；惡性腫瘤；療效
【中圖分類號】R7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4-7484（2014）02-0565-01
隨著我國人口的老年化，老年惡性腫瘤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大部分老年患者由于年紀、身體狀況和合并各種基礎病等原因而不能化療、手術等治療。隨著分子生物學和細胞免疫學的發展，生物免疫療法已成為腫瘤治療的重要方法[1]，其中，CIK細胞聯合DC細胞治療惡性腫瘤，提高患者免疫功能的同時，有協同抗腫瘤的作用[2]。2011年12月～2012年10月148例晚期惡性腫瘤老年患者在我院接受DC-CIK治療，報告如下：
1 材料與方法
1.1臨床材料
經病理學或細胞學確診的癌癥患者148例，男性92例，女性56例。肺癌60例，乳腺癌20例，結腸癌15例，膀胱癌10例，前列腺癌8例，胃癌6例，肝癌5例，食道癌5例，胰腺癌5例，宮頸癌5例，卵巢癌3例，腎癌3例，黑色素瘤3例。患者入選標準：年齡大于60歲； 病理組織學、影像學或細胞學等檢查確診為腫瘤患者；生活自理，KPS評分標準50分以上；預計生存期至少大于3個月；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采外周血：采血前對患者進行血常規檢查，淋巴細胞與單核細胞的總數≥1×109/L。如不符合此標準，需采用GM-CSF進行刺激造血系統后，采血量為50-60ml，采血前晚患者進食清淡飲食。
DC-CIK分離與體外誘導：將采集的外周血加入葡聚糖梯度離心進行單個核細胞分離，采用虹吸的方式吸出單個核細胞細胞，用含有自體血清、細胞因子和硫酸慶大霉素的1640培養基懸浮，并轉移至75ml的培養瓶內，置于37℃的二氧化碳培養箱中培養。每2天半量換培養液和觀察生長情況，并取培養液送到檢驗科微生物是進行微生物檢測，若發現污染立即停止細胞培養，檢測細胞的CD3+、CD4+、CD8+、分子標記表達水平，要求CD3陽性率大于90% ，CD3/CD8大于 60%，臺盼藍染色計算細胞活力大于85% ； 收集DC-CIK 細胞，注入100ml生理鹽水輸液袋中。
DC-CIK回輸：一般采血后的8～14天開始首次回輸，間隔一天，分4次靜脈回輸完畢。回輸過程如有不適，及時處理癥狀。
觀察指標：由于部分患者因個人原因致無法了解腫瘤體積變化，主要通過觀察患者的腫瘤標志物、免疫指標、生存質量、不良反應、臨床癥狀、食欲、體重等判斷療效。其中臨床癥狀、生存質量、不良反應以患者主訴為依據。
1.3 免疫學相關指標及腫瘤標記物檢測
抽取患者治療前1周和治療結束3天后的外周血，用流式細胞儀檢測T細胞亞群（包括CD3+、CD4+、CD8+、 CD4+/CD8+），治療前1周、治療后1月檢測腫瘤標記物。
1.4 療效判定
生活質量：采用Karnofsky評分標準，提高20分以上為顯效；提高10-20 分為有效；提高10分以下至下降10分以內為穩定；下降10分以上為惡化。
療效評價：病灶完全緩解（CR），病灶部分緩解（PR），病灶穩定（SD），病灶進展（PD）
毒副作用：根據《急性和亞急性毒性反應的表現和分度標（ WHO標準） 評價化療毒副反應。
1.5 統計學處理
數據以均值±方差表示，采用SPSS17.0 統計軟件進行均值比較的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t檢驗，概率的比較采用 x2檢驗，P
2 結果
2.1 DC-CIK細胞治療前后腫瘤標記物的檢測
檢測148例患者的DC-CIK細胞治療前后的腫瘤標記物癌胚抗原（CEA）和CA125的改變情況：148例中96例下降；39例無變化；13例升高。下降率64.9%
2.2 DC-CIK細胞治療前后免疫系統的影響
148例患者平均接受了細胞回輸，治療后均表現精神狀態良好，治療前后前后患者免疫系統相關指標如表2所示，治療前后患者的外周血中CD3 +、CD4+、 CD8+細胞均有明顯的上升（P
2.3 治療前后患者療效評估
對148例患者進行回訪，治療后有110例卡式評分提高10-30分，有29例無變化，有9例下降。92例體重增加，占62.2%。說明治療后患者的生活質量得以提高和改善，其中，病情部分緩解的有（PR）82例，影像學檢驗發現病灶縮小明顯，情況，病情平穩（SD）的有42例，沒有新的病灶轉移，病情進展（PD）有24例。
2.4生存期： 例患者DC-CIK細胞治療后1年生存期為，2年為。隨訪2年的生存期見表3.
2.5 不良反應：148例患者中有18例出現發熱均在輸后1小時內出現，持續不超過3小時，除有3例體溫達38℃，退熱處理后緩解。其余患者回輸后無不良反應。
3 討論
老年腫瘤患者身體機能差、器官功能退化、免疫功能下降，常常同事合并多個系統基礎疾病，導致對手術、化療等的耐受性差。CIK細胞是細胞因子誘導培養獲得的T淋巴細胞，具有在體外快速增殖、非MHC限制的殺瘤活性，廣泛用于各種抗腫瘤治療[3]。DC細胞是人體功能強大的抗原遞呈細胞，在機體預防外來病原均感染和腫瘤發生起重要作用。腫瘤患者體內的DC細胞未能發育成熟能識別抗原但不具有遞呈能力的細胞，所以在體外誘導成熟后回輸給患者，從而啟動抗原遞呈而發揮免疫效應，以防腫瘤細胞的逃逸。
有文獻報道[4] DC細胞和CIK細胞共同培養比CIK單獨培養殺瘤活性更強，且大大縮短培養時間。本研究采用DC細胞和CIK細胞聯合細胞治療148例老年晚期惡性腫瘤患者，并觀察患者治療前后的腫瘤標記物和免疫系統的變化規律，分析治療效果，評估期安全性。
從 DC-CIK細胞治療對患者的腫瘤標記物和免疫系統的影響來看，治療前后腫瘤標志物下降64.9%，免疫細胞數量提高明顯（P
通過療效觀察，回訪時患者治療后精神狀態佳，自我感覺良好。DC-CIK細胞治療后KPS評分提高的患者達到84.3%。綜上所述，DC-CIK細胞聯合治療惡性腫瘤具有廣泛的應用前景，目前，DC-CIK細胞治療已經取得較好的臨床治療效果，毒副作用低，安全性好，預防和減少惡性腫瘤的轉移和復發，為一些對手術、放療、化療已無適應癥的患者提供了一種提高免疫功能，緩解和減輕臨床癥狀，改善生活質量和延長患者生命的新途徑 [5]。
參考文獻：
[1] DeVita VT. Rosenberg SA. Two hundred years of cancer research[J].N Engl J Med.2012.366（23）：2207-2214
[2] Sangiolo D， Mesiano G， Carneval E-Schianca F， et al . Cytokine induced killer cells as adoptive immunotherapy strategy to augment graft versus tumor after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Expert Opin Biol Ther， 2009， 9： 831840.
[3] Olioso P， GiancolA R， Di Riti M， et al . Immunotherapy with cytokine induced killer cells in solid and hematopoietic tumours： a pilot clinical trial. Hematol Oncol， 2009， 27： 130139.
老年生活質量評估的方法范文6
【關鍵詞】 子宮內膜癌; 術后; 放療; 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 R737.3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4-6805（2014）31-0033-02
子宮內膜癌是常見的婦科腫瘤之一，早期診斷并積極治療一般情況下患者預后較佳。據統計，Ⅰ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達90%，5年總生存率可達為67%，因此越早診斷，越早治療越好[1]。當前主要的治療方法為手術治療輔以術后放化療。對于放療而言，通過分析其療效相關影響因素，對延長患者的生命和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至關重要。本研究回顧性分析筆者所在醫院治療的71例子宮內膜癌患者的資料，以探討子宮內膜癌術后放療的相關影響因素，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以2009年1月-2012年5月在筆者所在醫院進行治療的71例子宮內膜癌患者為研究對象，年齡37～75歲，平均（55.86±8.32）歲。其中年齡≥60歲26例，<60歲45例;未絕經19例，絕經52例;臨床病理分期為Ⅰb期27例，Ⅱ期25例，Ⅲ期16例，Ⅳ期3例;病理分型為子宮內膜樣腺癌56例，非內膜樣癌15例，腹膜后淋巴結轉移13例，無淋巴結轉移58例。
1.2 方法
71例患者中行廣泛性子宮切除聯合盆腔淋巴結清掃46例，全子宮切除術聯合雙側附件切除術19例，行全子宮切除聯合雙側附件切除以及選擇性淋巴結清掃4例，行腫瘤減滅術2例。所有患者術后行6MV-X線加速器盆腔照射，總劑量為4500～5000 cGy/5周。此外有24例患者同期接受化療治療，方案有TP、TC等方案。
1.3 療效評定標準
復發：完成治療后6個月患者原發腫瘤部位再次出現腫瘤及其相關癥狀;轉移：經檢查后發現首次腫瘤部位部位以外的腫瘤病灶;2年生存率（2年OS）：治療后2年內隨訪存活患者數占總例數的百分比。
1.4 統計學處理
將觀察記錄的數據錄入統計學分析軟件SPSS19.0進行統計學的處理與分析，單因素分析計數資料采用字2檢驗，檢驗水準為α=0.05。多因素分析采用Binary Logistic回歸分析。以P>0.05為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為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子宮內膜癌術后放療后患者2年生存情況及相關因素單因素分析
結果顯示，71例患者2年總復發13例，復發率為18.31%;2年內死亡5例，死亡率為7.04%，2年OS為92.95%。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患者的年齡、絕經與否及病理類型對患者2年OS無影響。腫瘤的病理分期以及是否淋巴結轉移對患者的2年OS有影響。具體結果見表1。
2.2 子宮內膜癌術后放療后患者2年生存情況相關因素多因素分析
結果顯示，患者的年齡、絕經與否、病理分期以及病理分型不是影響患者2年OS的獨立危險因素，而淋巴結轉移是影響患者2年OS的獨立危險因素。具體結果見表2。
3 討論
子宮內膜癌是一種常見惡性腫瘤，隨著人們意識的提高，腫瘤早期診斷患者較多，此時及時有效的治療患者的預后情況一般較好。手術治療仍然是主要的治療方法，術后輔助放療對鞏固療效十分有意義。
中老年絕經后婦女是好發子宮內膜癌的主要人群，占發病人群的3/4以上，具有其年齡越大，復發率越高，預后越差的特點[2-4]。本文分析的患者中，發病患者的平均年齡較高，為（55.86±8.32）歲，絕經后52例，占73.24%。此外，年齡大于≥60歲的復發率為30.77%，而年齡<60歲的復發率僅僅為11.11%，且絕經后的復發率明顯高于絕經前。但患者的年齡和絕經與否與放療后患者的2年OS不相關，不是其影響因素。
表2 子宮內膜癌術后放療后患者2年生存情況相關因素多因素分析
因素 B SE Wald Df P值 Exp（B）
分期 0.386 1.387 0.077 1 0.781 1.475
患者類型 -15.996 12865 0.000 1 0.100 0.000
年齡 0.733 1.110 0.468 1 0.512 2.175
絕經 16.347 7952.6 0.000 1 0.987 1.589
淋巴結 3.686 1.168 9.973 1 0.003 35.268
此外，本分析的影響因素中，病理分型不是患者2年OS的影響因素，這與徐曉穎等[5]的研究結果一致。而臨床病理分期和是否淋巴結轉移對患者的2年OS具有一定的影響。結果顯示，患者的臨床病理分期越晚，患者的2年OS越低，且淋巴結轉移的患者較未轉移的患者2年OS更低，單因素分析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臨床病理分期及淋巴結轉移的影響結果與諸多研究結果基本一致[6-8]。此外，淋巴結轉移也是影響患者放療后2年OS的獨立危險因素[9-12]。
總之，子宮內膜癌的發病率較高，早期發現并治療預后往往較好。術后放化療是主要的治療方法，但其影響因素較多[13-14]。因此，對病情進行全面的評估，選擇最佳的治療對延長患者的生命和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1]殷蔚伯.腫瘤放射治療手冊[M].北京：中國協和大學出版社，2010：247-251.
[2] Purdie D M，Green A C.Epidemiology of endometrial cancer[J].Best Pract Res Clin Obstet Gynaecol，2001，15（3）：341.
[3]蔣鵬程，施如霞.106例子宮內膜癌術后聯合放射治療療效及預后因素分析[J].中國腫瘤，2006，15（11）：792.
[4] Bristow R E，Zerbe M J，Rosenshein N B，et al.Stage Ⅳ B endometrial carcinoma： The role of cytoreductive surgery and determinants of survival[J].Gynecol Oncol，2000，78（9）：85-91.
[5]徐曉穎，邵衛仙，李國權，等.影響子宮內膜癌術后放療療效的相關因素分析[J].實用癌癥雜志，2010，25（6）：652-656.
[6]李淑敏，章文華，白萍，等.晚期子宮內膜癌預后及影響因素分析[J].中華腫瘤防治雜志，2008，15（20）：1587-1589.
[7]唐永和.子宮內膜癌的臨床治療分析[J].中國醫學創新，2011，8（27）：62-63.
[8]詹松.子宮內膜癌的分型及其臨床治療分析[J].中國醫學創新，2012，9（32）：159.
[9]鄭玲，陳蒲香.宮腹腔鏡聯合診治32例子宮內膜癌的臨床分析[J].中國醫學創新，2011，8（1）：3-5.
[10] Pickle L W，Hao Y，Jemal A，et al.A new method of estimating United States and state-level cancer incidence counts for the current calendar year[J].CA Cancer J Clin，2007，57（1）：30-42.
[11] Pomel M，Provencher D，Dauplat J，et al.Laparoscopic surgicalstagingof early ovarian cancer[J].Gynecol Oncol，1995，63（3）：301-306.
[12] Ghezzi F，Cromi A，Uccella S，et al.Laparoscopy versus laparotomy for the surgicalm anagement of apparent early stage ovarian cancer[J].Gynecol Oncol，2007，71（2）：9-13.
[13] Rauh-Hain J A，Rodriguez N，Growdon W B，et al.Primary debulking surgery versus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stage Ⅳ ovarian cancer[J].Ann Surg Oncol，2012，19（3）：959-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