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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范文1
［論文摘要］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是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綱領性文件。《決定》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任務，指明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上有許多突破與創新。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綱領，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許多方面都有所突破與創新。這些突破與創新，對我們順利完成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明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與目標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總結了黨的十四大以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經驗，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和目標，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內容。
《決定》指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是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企業的活力和競爭力，健全國家宏觀調控，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證。主要任務是：“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形成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機制；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行政管理體制、經濟法律制度；健全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機制。”《決定》明確了制度、體制、機制的建立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地位，表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認識已經從基本框架深入到了基本內容，實現了從形式到內容的有機統一。
二、提出了發展的“統籌性”，形成了新的社會主義發展觀
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和全面進步是我們黨的一貫主張。這就是說，我們強調的發展不僅僅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而且是增進全體人民的福祉；不僅僅是推動生產力快速發展，而且是實現社會和諧和全面的進步。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堅持和強調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把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構建在“統籌”的基礎上，強調：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統籌就是兼顧，就是不放棄任何一個方面和領域，協調好改革進程中的各種利益關系，實現所有領域和所有地區的共同發展和共同進步。在統籌的基礎上實現全面發展，在全面發展中貫徹統籌的觀念和理念。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同穩定的關系，在深化改革和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基礎上，實現并促進經濟、政治和文化，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稕Q定》提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籌性”，豐富了發展的內涵，從而形成了全新的發展觀。
三、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黨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并對股份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強調：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這就在股份制與公有制之間搭起了暢通的橋梁。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肯定了股份制在公有制實現中的地位，而且把它看成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指出：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一方面，標志著我們對股份制的認識更加深刻，更加與時俱進；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將加大股份制改造的力度，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將走向股份化，國有資產的戰略性調整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也將進入內涵建設階段，逐步形成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經營管理者之間相互制衡的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四、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和作用予以科學定位
改革開放以來，非公有制經濟逐漸進入社會經濟領域，成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和“重要補充”。黨的十五大恢復了非公有制經濟的本來面目，解決了非公有制經濟的歸屬問題，承認它是不同于公有制經濟的“其他所有制經濟”，強調“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非公有制經濟進入的范圍和領域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肯定了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給以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同樣的身份和待遇，允許非公有制經濟進入各個行業和領域，鼓勵、支持和引導其發展壯大。《決定》指出：“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消除體制性障礙。放寬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共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p>
非公有制經濟不但與公有制經濟處于平等的地位，而且享有同樣的權利和同等的待遇，使人們更加明確：非公有制經濟不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它的存在和發展必將為我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使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都得到充分涌流。
五、明確了產權的含義和現代產權制度的特征
產權明晰是現代企業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征。但何為產權，則是理論界一直爭論的問題?？梢哉f，產權的含義不明確是制約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理論問題之一。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從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角度，詳細闡述了產權的含義及現代產權制度的特征。
《決定》指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包括物權、債權、股權和知識產權等各類財產權?！苯F代企業制度必須建立完善的現代產權制度。現代產權制度具有“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等主要特征。
明確了產權的含義和現代產權制度的特征，有利于解決和明確以產權為核心的各種權利歸屬問題，既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也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加快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有利于確定和明確各類資產所有者的主體地位，真正體現出誰投資、誰決策、誰受益、誰承擔風險的原則，使所有者和經營者的各項權利都得到保護和保障，增強企業和公眾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礎和市場秩序，加速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與完善。
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范文2
生態市場經濟體制是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它既是一種新的經濟體制，又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它是在可持續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經濟觀指導下，克服傳統經濟體制的根本缺陷和主要弊端的基礎上形成的，是一種符合生態文明發展觀要求的嶄新的經濟體制。它的運行是要把現代經濟社會發展轉移到良性的生態循環和經濟循環的軌道上來，實現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相互協調與可持續發展[3]348～349。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必須要建立和完善能夠體現生態價值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傳統的市場經濟體制最大的弊端是它破壞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并會導致社會內部嚴重的兩極分化。要避免傳統的市場經濟體制對生態環境和公共性自然資源的破壞與浪費，就必須改變自然資源不能反映市場價格的制度安排，使生態產品具有相應的價格，以實現生態經濟建設者的利益補償。該制度的重點應該包括[5]11：一是建立真實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市場供求關系、環境損害成本的價格機制。目前，我國資源性產品（石油、天然氣、水、土地、電力、煤炭）價格大多數由政府控制，整體價格偏低，沒有真實地反映市場的供求。不但難以對地方政府和企業起到節約使用資源的激勵與約束作用，反而由此產生了大量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問題。建立科學合理的產品價格機制，本質上就是建立一個資源產品價格反映資源稀缺和環境成本的機制。這種價格機制要求盡快明確政府職能，建立合理的政府補償機制。通過完善資源價格體系結構，將資源自身的價值、開采成本、環境代價等均納入資源價格體系，為資源有償使用的實施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加快自然資源產權制度改革，建立邊界清晰、權能健全、流轉順暢的生態資源資產的產權制度。自然資源產權界定及產權關系不明晰，容易導致因爭奪資源而發生沖突，破壞資源礦產；容易導致資源的流失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因此，對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生態空間進行統一確權登記，形成歸屬清晰、權責明確、監管有效的自然資產產權制度[6]。三是加快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生態補償機制是這樣一種經濟制度：通過制度創新實行生態保護外部性的內部化，讓生態“受益者”付費；通過體制創新增強生態產品的生產能力；通過機制創新激勵投資者從事生態投資，建立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這一制度的實施，既離不開市場機制，又離不開政府的強制力和執行力。因此，必須按照責、權、利相統一、共建共享、政府引導與市場調控相結合和因地制宜積極創新的原則，完善對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生態補償長效機制，推動區域間建立橫向生態補償制度。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既要反映中國國情、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本質，又要體現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的一般性。我國的基本國情：生態環境嚴峻、資源匱乏、社會環境問題嚴重，這迫使我們不得不加快進入生態市場經濟社會。自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陸續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和諧社會，倡導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最近又提出實現中國夢。政府提倡的這些問題，正是我國當前最嚴峻從而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因此，我們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努力朝著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邁進。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的本質特征就是生態與經濟相結合，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生態凌駕于經濟之上，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的服務有時可能比為我們提供的產品更有價值。從長遠發展趨勢來看，生態經濟將成為21世紀的主流經濟形態。這種新經濟形態的運行過程能夠保證：堅決反對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去謀求發展；堅決反對以犧牲當前的發展去危害長遠的發展；堅決反對用局部的發展去損害整體的發展；堅決反對用自身的發展去剝奪他人的發展。在新的生態市場經濟體制下，能夠實現人類自身價值和自然界價值的統一，當代人的發展權和后代人發展權的統一；能夠實現“生態—經濟—社會”三維復合系統的協調發展[7]。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要把物質文明建設納入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軌道，而且要把生態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納入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軌道；不僅要把經濟系統中的全部經濟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納入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軌道，而且要把生態系統中某些自然生態生產與再生產納入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軌道。黨的十總部署，明確提出要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這樣，我們要建構的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不是孤立地建立在經濟系統的生產和再生產領域的經濟體制；而必須是建立在能夠使“五大建設”協調發展的經濟體制，強調“五大建設”均衡發展、可持續發展和以人為本的生態市場經濟體制。
2建立能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
有機統一和最佳結合的生態經濟制度制度是由正式約束、非正式約束和實施機制共同構成的。生態經濟制度建設必須遵循生態學原理，特別關注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工業文明的發展目標是單純追求GDP，用消滅生態價值來創造經濟價值，在獲得最大量經濟效益的同時，毀滅了巨大的生態價值。整個社會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始終是以大量消耗自然資源和經濟資源，達到盡可能地更多的自然資源轉化為物質產品的目的。人們把追求經濟效益作為唯一目標，忽視生態上的要求，這種在生態上的巨大缺陷不僅不能實現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與可持續性的有機統一；而且造成了當今巨大的生態危機，更談不上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和最佳結合。伴隨著人類對工業文明的反思，人類要擺脫這場生態危機，呼喚一場文明形態的全面變革。這場變革就是生態文明的轉型，以生態文明取代工業文明成為人類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必然選擇。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黨對生態環境問題日益重視。理論界和社會各界開始對人口、資源、環境等問題進行新的思考，政府也積極采取各種措施推動環境保護及生態文明建設。1983年，環境保護被確立為我國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環境保護觀念開始深入人心。到2007年，建設生態文明寫進黨的十七大報告，我們黨開始將生態文明建設列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要求，并提出要使“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生態文明建設已經上升為執政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戰略組成部分。黨的十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更高的戰略層面，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并列。生態文明戰略地位的提升，體現了黨對生態文明建設認識不斷深化，生態文明建設實踐在不斷深入，建設生態文明自覺性在不斷增強。同時，黨的十報告還提出：“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的嶄新概念，將生態文明提升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特定時代的高度。站在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這樣一個高度，我們清楚地知道，生態文明新時代應該具有以下本質特征：（1）生態時代不僅是人與自然環境的協調發展，而且是人與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這兩種發展關系是相互依賴、互相制約、互相作用的有機統一；（2）生態時代的人與自然環境的協調關系是人與社會的社會關系，人與社會環境的協調關系是人與人的生產關系；（3）人與自然的協調關系，是生態時代的自然屬性，人與人的協調關系，是生態時代的社會屬性。這兩種屬性的有機統一，構成了生態時代的本質，這兩種屬性的協調發展，形成了生態時代的自然史和人類史，并推動生態文明從低級向高級不斷發展。因此，生態時代的本質特征，就是把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移到良性的生態循環和經濟循環的軌道上來，使人、社會與自然重新成為有機統一體，實現生態與經濟協調與可持續發展[8]。在生態文明的新時代里，我們要以“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為目標。要想給我們子孫后代留下更藍的天、更綠的地、更青的山、更凈的水，我們必須落實科學發展觀，落實黨的十報告提出的明確要求。堅持生態立國的基本國策，堅持生態優先發展的戰略方針，這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政策和根本方針，是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有機統一和最佳結合的生態經濟制度。生態經濟是一種與地球的生態系統保持和諧關系的經濟，是人們在為實現自身利益努力的同時，將更加關注生態利益、社會利益和他人利益。生態市場經濟是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相統一、相結合的經濟，能夠正確反映生態系統的商品和服務的價值和全部成本，能夠有效地克服傳統市場經濟發展中不顧社會成本、環境代價而一味追求經濟效益的缺點，使發展經濟、保護環境、優化生態辯證統一起來并實現三者協調發展。因此，貫徹和落實“生態立國”的基本國策和生態經濟優先發展的根本方針，其實質就是經濟社會活動全過程的生態化變革，其目的就是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整合過程[5]11。
3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度
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范文3
一、新時期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重要意義
黨的十六大以來，根據我國已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進一步發展和改革面臨一系列新矛盾、新任務的形勢，我們黨及時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指導方針，標志著改革開放站上了新的歷史起點。黨的十七大將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與堅持改革開放有機地融為一體，為新時期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深刻認識“新時期”，正確把握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后我國發展與改革關系的一系列新特征，是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前提，也為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這些體制機制障礙既有體制轉軌不徹底，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的基礎原因，但新的矛盾又并不完全由于“市場取向”不夠這一原因，產生了復雜的表現形式。特別是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日趨突出，我國經濟在邁上新臺階后，可持續發展面臨挑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任務艱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充分考慮上述問題對體制機制的要求，拓寬改革攻堅的層面，著力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二是改革開放推動人民生活總體上進入小康水平，成就偉大，但同時收入分配差距出現拉大趨勢，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在減少的同時仍有相當數量，與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城市發展迅猛、農村相對發展滯后，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任務艱巨；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統籌兼顧效率與公平，統籌各方面利益難度加大。顯然，深化改革要更加重視民生領域的制度創新，重視各種利益關系的統籌兼顧和利益關系調整的制度建設。
三是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社會活力顯著增強，同時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社會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社會建設和管理面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協調配套的諸多新課題，醫療、教育、文化、以及各類社會組織和社會運行體制存在大量的改革任務。
我國進入新時期所呈現出的新問題，是在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基礎上的新矛盾，是生產力和綜合國力躍上新的歷史臺階后的新挑戰。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在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經濟體制改革所依據的客觀情勢在總體上已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作為30年改革所集中針對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不復存在，但改革的漸進性特征又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需要的很多配套性、協調性制度，不可能在以“轉軌”任務最集中的改革進程中得到同步解決。因此，轉軌取得初步成功后，解決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后的一系列配套性協調性問題，就必然成為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內容，成為新時期改革向縱深推進的方向。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以建立科學發展觀體制保障為重要內容，也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方針的改革。十六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經濟體制改革，第一次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這標志科學發展觀的形成本來就是改革開放實踐所呼喚的。黨的十七大全面闡述了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把改革開放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有機統一，實際上明確了新時期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的基本方向，為我們解決進入新時期面臨的深層矛盾，進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武器。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與繼續深化市場取向改革這兩個方面，統一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入新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經歷從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轉折。進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標志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性轉折。完善體制是繼續完成“市場取向”為基礎的“完善”，也包括更廣泛和深刻的新內涵。既要“更大程度地”、也要“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更好地”實現市場配置資源，已經成為深化改革的重心所在。解決“更好”的問題，就是“完善”的問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必然包括更好地解決宏觀調控與市場基礎的互動問題，更好地解決城鄉、區域之間改革發展協調性問題，更好地解決經濟發展動力與重視民生的配套性問題；更好地在體制上解決可持續發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市場機制為經濟發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我國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還帶有很大的初興特點，市場機制本身也不可避免帶有自發性和盲目性，通過“完善”體制，可以有效抑制其自發性和盲目性，更好解決過度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式經濟增長和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更好解決經濟社會協調、城鄉協調、區域協調問題，更好地解決一系列制度建設問題。從根本上說，實現新時期又好又快發展，還是要靠改革開放為動力。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與連續進行的市場取向的改革是互動的關系，并不是也不能代替市場取向的系列改革。市場取向，體現經濟體制改革繼往開來的連續性。堅持改革開放方向，決不能離開市場配置資源這一貫通改革開放過程的體制性基礎。建立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保障，促進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要著力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立有利于實現協調統籌發展，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和注重民生為重點的多方面制度創新。這些向縱深領域推進的改革是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進行的，與市場取向的改革是協調進行的。僅靠市場機制，固然不可能自發實現科學發展，還要解決一系列制度建設，但離開了市場配置資
源的基礎性作用，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科學發展。經過30年不懈努力，我國雖初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這一基礎性領域的改革并沒有完成，一些重要環節仍處于改革的攻堅階段，一些重點領域的改革仍然需要以更大的決心來推進。已經實現市場機制的部位，進一步完善的任務也十分艱巨。例如健全和改善宏觀調控、完善各類微觀主體現代產權制度、加快政府行政體制改革、深化生產要素市場的培育、推進壟斷行業的改革、打破市場封鎖等等。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的推進，必須與深化市場取向的改革相協調，而不能離開這一取向。這就體現了新時期改革向深度廣度拓展的時代特征，體現了經濟體制改革歷程是承繼的、連續的，又是適應發展新時期向深度廣度的拓展。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的推進，在市場取向改革基礎上拓展和強調的新內容很豐富，其中，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關系最密切的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要更加重視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二是形成推進新型工業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機制；三是建立有利于推進中國特色城鎮化，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四是形成以自律協調為基礎的社會運行機制。以下對四個層面分別做一些簡要分析。
二、更加重視市場基礎上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
新時期深化改革要著力構建和諧社會的制度保障，體現以人為本的出發點，體現發展觀、市場觀與價值觀的統一。這一問題，是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提出的，也要在市場取向改革基礎上得到解決。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了具有活力、動力與資源配置效率的優勢，形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但是，市場機制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帶有利益即期性，如果不能駕馭其“自發作用”，將會對社會效益與公平正義價值產生沖擊，這在市場經濟形成初期和工業化加速期相交匯的階段，可能助推經濟、社會各種矛盾問題的產生積累。為此，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后，必須在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基礎上，高度重視彌補市場缺陷的制度建設，重視貫徹以人為本的原則，既要保障效率，又要重視公平，當前需要更加注重公平正義的制度保障建設。最重要的是重視分配、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制度建設，重視公共服務行業社會效益的制度建設，更加注重不同社會利益群體、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協調。
圍繞“重民生”為重點深化改革，是經濟體制與社會體制相交匯的改革，也是新時期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題中之義。民生領域的體制都是與市場經濟體制緊密關聯的，不可能離開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來解決民生問題。解決民生問題要靠發展，但在特定條件下，發展并不一定能自動解決民生問題。從根本說，解決民生領域中存在的問題，實現公平正義，要靠繼續深化改革。在這方面的改革，不僅僅是以提高效率，加快發展作為改革的直接目的，而是要把公平公正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深化改革中正確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在就業制度創新、分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醫療衛生改革、教育文化體制創新、安居工程建設、直到加強各方面的公共服務等方面，任務艱巨、責任重大，是新時期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著力點。
要重視初次分配也要有公平觀，綜合處理好再次分配調節與初次分配制度的關系。再次分配是收入調節的主要領域，是以公平性調節為原則的，當然調節的深度以不損害效益機制為限，我國目前仍有進一步加大調節力度的余地。在我國現階段，完全依賴再次分配調節是難以覆蓋社會各方面的，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與完善，是伴隨整個工業化進程的一個艱巨任務，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全國城鄉范圍到位的保障調節。在這個歷史階段，分配體制的改革必須重視初次分配領域的調節。實際上，群眾對分配意見的直接感受也主要來自于初次分配領域。黨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勞動在社會收入中的比重，這一論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初次分配領域還是要確保效率優先，這很重要，只有可以促進勞動效率的體制，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的體制。但初次分配也必須注重公平，要以制度形式規范收入差距。提高勞動在社會收入中的比重，實際上就是要正確處理好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和按勞分配的協調，要考慮分類實行最低工資制度，包括農民工最低工資制度。增加農民收入始終是工業化過程中的關注點，要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入與農業、農民補貼，同時，適時研究農產品價格調控體制，穩定農資產品價格，合理調控農產品價格。
要高度重視就業制度創新。就業既是經濟層面的事，也是社會層面、人文層面的事，體現社會的價值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工程。從我國當前勞動力巨大壓力的實際考慮，如果就業問題解決不好，僅靠擴大社會保障制度和再分配調節就難以支撐社會和諧與公平。在我國現階段，發展既應當是可持續的發展，也應當是有利于帶動就業的發展。就業問題既是長期壓力，也是經濟發展的當前現實壓力，決不能因其長期性而忽視當前。我國現階段的就業問題，是工業化、城鎮化階段經濟社會轉型的特定問題，不能僅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宏觀調控指標，而應當有發展戰略選擇和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要大力支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支持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支持中小企業發展，要作為我國現階段的重要發展戰略之一，真正解決不利于中小企業、非公經濟發展的體制障礙，這是帶動就業增長的主要領域。促進就業還要研究新思路。對產業工人、包括進城務工者，要嚴格實行8小時工作制和雙休日，加強勞動保護；對某些產業，包括內外資，可否根據產業特征給予勞動力數量的適當外在調控。該破產、該下崗、該裁員的當然還要進行，這是市場經濟規律，但國家應當扶持對下崗失業人員進行職業培訓教育、轉業培訓。就內外需就業結構看，我國在就業壓力下，農民工的超低工資支持了超常規的低價格出口的持續增長，維持了擴大農民工隊伍就業狀態，但這部分就業的過低收入水平不能形成為相當的國內需求，制約了與經濟增長相應的國內需求增長，反過來也會制約內需性就業增長，這是需要與擴大內需一并深入研究的。
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在新時期改革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要防止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對社會保障制度重視不夠，突出體現在政府性資金直接投資項目數額偏大，而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缺口又很大。今后確實要進一步提高對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轉移支付和財政支持。另一種傾向是脫離現階段實際，對社會保障寄予脫離現階段可能的期望，提出一些不可能在現階段實現的口號，這同樣是有害的。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幾個核心問題是，一是盡可能擴大覆蓋面。特別要更加重視城市低收入和低就業家庭，更加關注農村社保體系的啟動建設。二是對養老醫療保障加大統籌體系建設。首先要提高統籌層次，養老統籌到省，醫療至少到市。其次要加快探索人口遷移所必需的社保轉移，中央政府要在社保轉移方面加強協調支持和監督力度。三要逐步增加財政投入。這里的投入并不能對應產出，而是政府的公共責
任，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基礎。
三、形成推進新型工業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機制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從總體上擺脫貧困、解決溫飽，步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階段。面向未來，深化改革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已經從推進生存型發展的需要為主轉變為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加速發展為主的新階段。其中，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步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加快推進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實現這一歷史任務，必須在體制上解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一關鍵問題。
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形成，推動了中國新型工業化、信息化的發展，但實現可持續發展仍然面臨很多矛盾。不解決好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問題，我國在人口多、資源不足情況下，就不能順利地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進程。進一步深化改革，要著力于解決自主創新、建設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主體功能區建設等方面存在的體制問題。對此，我國已經啟動了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建設，出臺了促進自主創新的系列政策，并正在加快解決涉及主體功能區建設的體制機制問題。我國的工業化、信息化是在政府引導、市場驅動下發展的，也是在完善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發展的，大量體制性機制性問題需要靠深化改革來解決，這是我國發展階段的基礎特征決定的。
黨的十七大提出，新時期推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要著力解決兩個關鍵性問題，即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兩個關鍵問題在新時期是一體互動的。一是在新的歷史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目標，要著力實現二者的統一；二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雖然有其自身特定的內容，但關鍵問題還是要通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實現。如果僅僅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采取一些權宜管理措施，那很容易走上行政手段主導的老路，從長遠看反而不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要建立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重點是要重視市場的約束機制建設。市場本身具有兩個方面的機制：激勵導向機制、約束限制機制。兩個機制都健全，才能構成完整的市場機制，才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我們不能把市場機制僅理解為激勵機制，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市場約束機制的建設，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礎。宏觀調控要起作用，沒有市場約束機制就起不了作用，除非只用行政手段，那還有什么宏觀調控?過去我們花費了很多的行政力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仍然不理想，問題在于體制、機制的角度研究不夠。要改革經濟管理體制，使經濟管理與市場機制相適應。例如資源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未形成、投資管理體制不完善、財稅體制不健全等重要問題，要成為新時期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要加強市場主體自身的各項改革，強化市場主體內在約束機制。市場本身就有約束機制，但還要通過市場主體的內在約束機制的健全才可以實現。還要規范市場主體的外部約束，加強市場秩序與市場監管、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加強市場信息體系建設，正確發揮市場機制的約束作用。
政府“經濟調節”也要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力求形成具有制度屬性的經濟調節機制。增長方式粗放，經濟結構不合理，資源、環境制約日趨突出等，這些問題確實不能夠完全由市場主體的市場行為自動解決，這在健全的市場經濟中也是做不到的，必須健全符合需要的經濟調節制度。實際中，對部分高耗能行業投資過熱、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等方面的調控辦法更多地采用了行政手段，這也是基于當前制度不健全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但我們應當努力建立基于市場調節，又不放任市場的經濟調節機制。所謂帶有制度屬性的經濟調節，即直接利用市場機制作用，對某些重要環節按產業導向意圖設置制度性調節機制。一要探討建立資源產權制度。解決資源浪費無節制問題，稅費的辦法、處罰的辦法能夠解決一些問題，但事倍功半。根本的基礎還是要建立資源產權制度，使資源形成產權約束。我國的礦產資源、城市土地資源歸國家所有，這是我們能夠建立資源產權約束的制度基礎。二是要盡可能在市場基礎上設置經濟調節的制度性節點。減排要探討設立排污費用制度，排污必須列入企業成本，探討建立排污權交易；節能也可以設置相應的制度，例如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要建立有效的價格分攤制度等等；促進節約利用土地，僅靠計劃、項目、處罰也是不行的，關鍵是要規范土地市場，特別是對農村土地要建立與市場經濟接軌的使用和流轉辦法。
四、破解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推進中國特色城鎮化
我國目前城鎮化進程，是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進行的。一方面，工業化已經推動并形成強大的城鎮化趨勢，另一方面，由于二元經濟經濟結構體制沒有相應轉變，城鎮化又大大落后于工業化。根據國家統計局2006年公布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56157萬，占總人口的42.99％，其中包括進城務工農民，如果減去1.5億經常性進城務工農民，城鎮非農業人口比重變為30％。這一數據距離我國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總產值已達到88.3％的工業化參照數據相差甚遠。可以說，我國工業化進程已經極大地開拓了城鎮化空間，但城鎮化的潛力并沒有順暢地釋放出來，我們已經到了必須破解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歷史階段。二元經濟結構是―個生產力發展階段問題，也是―個體制問題。進一步深化改革，要在發展中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加快中國特色城鎮化的歷史進程。
進入新時期以后，統籌城鄉發展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環節，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在改革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城鄉關系已經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特別是農民進城務工已形成巨大的規模，農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城鄉關系已經到了發生巨大變革的前夜，很多問題亟待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把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放在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重要位置。
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發展必然要求改變城鄉二元結構；而城鄉二元結構也只能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逐步消除，這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辯證關系。也就是說，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和延續，是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發展階段的產物，它首先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不可能通過某項體制變革來即刻改變。但是，目前的問題在于，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而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步伐已經滯后，在部分地區的農村，已經與城市經濟密切交融，但在土地、落戶等重要體制上，已經制約了進一步發展。從人口構成看，如果只看三次產業產值，我國第一產業早已在GDP的15％以下，似乎已經實現了工業化。而我國就業人口大部分仍是農業人口，城市的工業產值在相當程度上是農民工創造的，但這部分工業對城鎮化作用較小。這種情況給我們帶來城鄉統籌發展的復雜局
面。在工業化進程中，城鄉二元分治的體制會抵消我們提高農民收入的種種愿望和努力，阻礙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步縮小。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現金收入之比逐年擴大，1985年為1.8倍，2007年擴大到3.32倍。近年我國一直著力于提高農民收入，但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的趨勢未能改變。這些說明，改變城鄉二元體制結構的進程必須逐步展開。既要反對不顧生產發展條件，把改變二元結構和城鄉關系理想化，也要看到，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已經到了經濟發展和體制創新互動的階段。有的體制已經具備了先行先試、局部展開的要求和條件。只有深化改革，適時出臺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政策措施，城鄉協調、工業化城鎮化協調才能步入良性軌道。
要穩定和完善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必然包括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農村發展要融入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也必須得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要通過改革建立農村集體經濟適應城鄉一體化、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探索適應市場要求的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形式。當然，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涉及面很廣，必須在穩定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前提下進行探索，把握好穩定和改革的關系。
農村生產方式也已經蘊含深刻變革。有條件的地方正在促進適度土地規模化經營。沒有適度的土地規模經營，就不可能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不可能解放已經離土的農民，也就不可能解決我國城鎮化進程滯后的很多矛盾。促進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是從“有條件的地方”起步。目前看，“有條件的地方”最主要是大城市周邊城鄉結合部。在推進土地規模經營過程中，需要解決農民的權利保障、農民離土的權利置換、并逐步改變農村生產生活方式，這就為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奠定了重要基礎。
已經到了必須高度重視完善農村土地制度的階段。在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的大背景下，農村土地制度已經難以孤立運行于農村經濟社會形態了，這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核心問題之一，已到了非重視制度創新不可的時候。包括農民承包土地流轉、農戶宅基地確權與農民進城后的流轉問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如何流轉問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確實要保護耕地總量、保護農民利益，同時也要在逐步破解城鄉二元土地制度相銜接方面積極探索，促進城鎮化發展，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新農村建設。
要實現農民在城鎮化進程中轉化身份的制度建設?；緝热菔墙⒊青l能夠對接的身份轉化制度。只有讓進城務工農民逐步轉為真正意義的市民，與原有土地關系脫鉤，才能實質性地緩解農村人地緊張關系、提高耕種效益，改善在鄉農民生產條件，實現城鄉共贏。轉化身份的制度不可能一步到位，應當根據實際情況逐步實施。農民工問題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將長期存在，但身份轉化的工作也應當逐步推進。
要有一個統籌協調的城市化、城鎮化管理機制。目前部門之間協調性較差，多元目標之間缺少統籌。例如空間布局問題，應當統籌我國主導各類空間布局的規劃和法律體系的研究，是否可以規劃生產力布局的主體功能區設計為主導，加入城鎮化布局的考慮，統籌協調主體功能區規劃、土地規劃、城鄉建設規劃之間的關系。新農村建設也要在農村社會建設與發展的基礎上，注重與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道路的模式統籌考慮，與我國城市化道路的制度安排予以統籌協調。
五、形成以自律協調為基礎的社會運行機制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要把社會自律、基層自治機制的形成放到深化改革的重要戰略位置。這一任務在改革開放30年中已經觸及，但并未提高到戰略性、全局性改革任務的位置。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的新形勢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必要把自律協調的社會運行機制的改革創新放到重要戰略位置。
力求形成社會自律協調、基層群眾自治機制，這既是社會體制，也是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乃至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容。從經濟體制看，如果不能有效形成社會自律協調、基層群眾自治的機制，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就必然會過多地依靠行政力量。依靠行政手段，最終也就難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和公民，在市場經濟充滿活力的運行中，也必然存在大量需要依靠一定機制及時解決化解的矛盾，各種利益群體產生后，也必然要求有序及時的利益協調機制，在法制的基礎上由社會自身調節矛盾利益。可以說，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一定階段后，發展社會自律協調機制、基層群眾自治機制就是必然的選擇。
形成以自律協調為基礎的社會運行機制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基礎。我們已經初步完成了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的體制轉軌，進一步完善這個體制，當然需要政府改革的配套，宏觀調控的配套等等，但這并不夠，更重要的問題在于社會自律協調機制的形成?？梢哉f，沒有社會自律協調機制，就不能順暢實現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使很多本應在市場基礎上由社會自律協調解決的問題維系于政府的干預，也必然不能最終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這一重要改革領域，可能是比政府行政體制更具有基礎性的改革。不要以為社會自律協調機制只存在于社會領域，它的基礎實際上在經濟領域，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應有之義。比如現在推出的政府行政體制改革要實現“四個分開”，“四個分開”顯然是必要的，但實際操作在政府和中介組織的關系上缺少更為基礎的前提，就是把社會自律協調機制擺上更前置的位置。從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角度來說，政府要把應該由社會中介組織協調解決的事項移交給中介組織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還在于市場中介組織的建設是否已經具備條件，需要實現政事分開的中介組織目前是什么性質?？梢哉f，社會自律協調機制沒有改革到位，行政體制改革是不可能到位的。
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范文4
問題與難點
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下存在的一些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還有不少漏洞。這兩方面問題具體表現為：
一、政府職能還不能適應新的需要。目前，政府在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增加政策透明度和統一性、減少行政審批和微觀事務干預、正確行使對經濟和社會的公共管理職能等方面還有不小差距。社會公共管理部門的職能明顯薄弱，應對突發事件的預警、組織協調和危機處理等方面的機制很不健全。
二、國有大企業改革難度加大。國有大企業機制不合理、社會負擔重、創新能力弱等問題仍然比較嚴重，尚未脫困的大企業尤為突出。壟斷行業的大企業缺乏優勝劣汰的壓力。深化國有經濟改革，仍然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最關鍵的環節和最繁重的任務。
三、投融資體制改革進展緩慢。投融資活動中的行政干預仍然過多?；A設施等公共產品的投融資領域仍然欠缺風險約束機制和競爭機制，導致資金流失和投資效率低下。非公有經濟面對的投資審批過于繁瑣，制約著國內民間投資的進一步擴大。
四、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較低。國有金融企業尤其是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治理結構和經營機制不健全。直接融資發展不足，證券市場的制度設計缺陷突出。金融體系不適應多種所有制經濟和中小企業迅速發展的需要。金融業不良資產比例較高，金融監管比較薄弱。
五、社會信用嚴重缺損。政府、企業、個人的信用體系殘缺不全，已經成為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重大障礙。國家整頓市場秩序的努力，往往受到行業壟斷和地方保護行為的干擾，規范市場秩序的法律制度和執法監督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
六、社會保障制度漏洞較多。養老、失業和醫療保險的新機制不完善，突出問題是：繳費率過高而影響覆蓋面擴大；資金來源的可持續性不牢固，國家、單位和個人負擔的比例不夠合理；制度設計過于復雜且不統一，管理成本過高。
此外，城鄉分割的體制仍然比較嚴重。
當前我國深化改革的難點主要是：
一、我國正處于經濟結構劇烈變化的經濟發展階段，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日益突出。目前，我國淺層次的、容易改的改革任務基本上都已完成，改革進入更深層次的攻堅階段。一方面，政府職能轉換勢必精簡機構、人員，削弱一些部門的權力和利益，國有企業深化改革也必然打破一些行業及其主管部門的壟斷地位。另一方面，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不可避免地導致失業增加，并引起國有企業職工身份變化。因此，深化改革面臨的難度和阻力無疑也會加大。我們既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又要注意使大多數人受益。
二、部門自我改革很難徹底，容易引起改革偏離正軌。目前的行政審批制改革，主要依靠政府部門自我申報、自我清理，往往出現避重就輕、避實就虛的問題。壟斷行業的改革方案和相關法規，也主要由該行業和主管部門自己制定，難以超脫部門利益、集團利益。由于缺乏利益相關方(企業、行業協會、消費者)和利益超脫方(專家、社會公眾、輿論媒介)的公共參與和評議，部門自我改革可能流于形式，甚至被既得利益集團扭曲。
三、非經濟因素對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制約越來越明顯。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越來越觸及民主政治、政權建設、干部制度、黨的領導方式等非經濟領域。如果政治體制和上層建筑領域的改革進程跟不上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勢必導致經濟領域的一些重大改革難以推開，甚至產生局部逆轉。
四、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傳統觀念和行為方式仍然有較強的慣性。一些部門習慣于依賴行政手段對經濟生活出現的問題實行禁和堵(如對年年出現的棉花市場波動和漲價現象)，不善于運用市場經濟的辦法加以調節。
五、缺乏前瞻性或單純依賴經驗，容易導致某些改革不到位。漸進式改革道路產生了一些成功經驗，但在改革的指導上可能受到原有經驗和知識背景的局限。此外，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機制還不健全，也容易影響改革方案的科學性。
目標與重點
今后的主要任務，是對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加以完善。到2010年，力爭建成較為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緝群牵荷顚芋w制矛盾得到解決，新體制的基本制度和機制穩固確立，經濟生活中的重要關系基本理順，市場在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中的基礎性作用制度化、穩定化，具有可持續性。
近期改革的重點有三。第一，解決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解決的深層體制矛盾。一是要進一步對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與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建設和運行相配合，將有限的國有資產特別是國有資產的增量部分，主要配置到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領域。二是加快至今尚未實質性轉軌的大型國有企業的改制，建立規范的公司制度，形成有效的內部治理結構。三是促進國有企業職工就業機制的轉換，完善職工社會保障體系，為國有企業的改制、改組、改造提供支持。四是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與創新，大幅度降低金融風險隱患。五是進一步推進政府職能轉換，全面理順政府、企業、消費者、中介組織等市場經濟相關主體的基本關系，將著力點放到創造和維護公平競爭環境、促進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上來，提高決策的科學民主化。
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范文5
[關鍵詞] 法治 德治 市場經濟
當前，依法治國已成為舉國上下的共識，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重要追求目標。但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一些人在指責中國“人治”弊病的同時,認為西方式的“法治”是萬能的,似乎只要有了西方式周密、詳盡的法律,在解決社會矛盾和人們行為規范方面的一切問題時也就統統迎刃而解了。更有甚者，認為“既然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不需再念‘道德經’，經濟搞上去了，道德自然也就上去了”。面對錯誤的理論和現實中思想道德的滑坡，善良的人們也開始感到迷茫和彷徨。我們認為關鍵是要搞清市場經濟運行中法治與德治的辨證關系。
一、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提倡和堅持社會主義道德并不矛盾
在眾多錯誤的理論觀點中，有一種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它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的一個基本觀點，而我們目前搞的是市場經濟。所以，市場經濟的社會存在決定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能提倡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利己主義道德而不應提倡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社會主義道德?！边@種立論，初聽似乎有道理,但只要稍作分析,就可以發現它的欺騙性和虛偽性。
第一，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運行的方式，它是商品生產、交換過程中的一種調節手段，而不是經濟基礎，因而不應該、也不可能改變業已形成的與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相適應的,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的社會主義道德意識形態。
第二，我們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并沒有改變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準確地說我們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就是說，我們的經濟基礎仍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我們是在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經濟成分和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它不是要改變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笨梢姡⑸鐣髁x市場經濟體制,并不是要改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既然我們社會的經濟基礎仍然是社會主義的，那么就應該繼續提倡和發揚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培育出來的與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相適應的社會主義道德。
二、道德法律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
客觀的來看，現實中一些同志之所以認為實行市場經濟可以不需要堅持社會主義道德，并不是因為他們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是因為他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不全面、不深刻。筆者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同時也是德治經濟。因為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必然內涵著誠實、信譽、公平、互惠互利等道德因素，并可以帶來實際的經濟效益。當前我們所要實行的市場經濟，是現代市場經濟。而這種現代市場經濟是有序地、規范地使資源得到合理配置的一種經濟運行方式。要使資源得到合理配置，就必須在配置過程中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律，按照一定的規范運作，接受一定的規范約束。這種規范既包含法律規范，當然也包含道德規范，因為法律與道德在“規范”的層面上是相通的:可以說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道德是最高的法律。
拿市場經濟的精髓“競爭”來說，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和“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過程中,起初人們被鼓勵去“轉變頭腦”,被鼓勵“要有經濟眼光”,注重經濟利益的取得。于是人們為了獲利，就會在競爭中不顧忌那些普遍性道德規范的束縛而不擇手段，他們大可坦然地以“只要我不違法,就無可指責”作為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做一些不道德的事。這些行為自然與我們一再倡導的“精神文明建設”存在著矛盾,而這一矛盾的解決,單憑“法治”無疑是不能奏效的,因為許多這樣的行為并不直接觸犯法律,行為者也往往十分小心地注意不去觸犯法律。
當然,依靠權威性和強制力的法律，可以使人在法律監督的范圍內,不做違法的事,但是卻不能使人有“羞恥之心”，不能有知善知惡的榮辱觀念，因此，只要法律管轄不到，或者法律有空隙可鉆，他們就會為所欲為,無惡不作。在現實社會中，一些人雖然在法律的管轄和威懾下不敢犯罪，但由于沒有羞恥之心，鉆法律的空子或者打法律“球”的現象時有發生。另外法律也是需要人去制定和執行的，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要求以該社會關系相對穩定為前提，這就從客觀上給沒有道德感的人提供了天然的“空隙”。這一空隙的存在和負面示范效應,必然促使一些人的投機取巧之心不斷發展,人民群眾的道德素質也就難以提高,整個社會風氣就會日益敗壞,結果常常導致社會的動蕩。
為了扼制這種不道德的“競爭”，迫切需要我們制訂一系列的經濟法律規范和經濟道德規范,“法治”、“德治”并舉?，F在我們有規范競爭主體公開、公正、公平競爭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等法律規范,也有誠實勞動、守法經營、貨真價實、公平交易、一視同仁、童叟無欺、恪守信譽等職業道德規范。在法治的“外化”和德治的“內化”作用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正在穩步推進。
不過，我們也應看到，盡管這幾年我國在規范市場和社會活動主體、市場運行秩序、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維護社會保障及政府依法行政等方面出臺了不少法律、法規，但還不夠配套。因此盡可能把道德行為規范層面的諸多內容法治化，在促進物質文明發展的同時，使精神文明建設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建立完整、嚴密、和諧、優質的法律體系，從而把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社會關系的調控都納入法治的軌道，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制約社會公害泛濫的基礎。
三、法律道德化是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途徑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也可以導致人們道德的嚴重滑坡。在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下,人們的價值觀必將產生一系列的轉變。比如,在義與利的關系上,由過去的重義輕利變為義利并重;在公與私的關系上，由抑私崇公變為公、私并重;在平等與效率的關系上,由重平等輕效率變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等等。這些觀念的變化對于提高人們的效益意識、自我意識、競爭意識等,無疑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然而,“凡事過則絕”，真理與謬誤常常只有半步之遙。市場經濟的－般法則，如果不受先進道德的約束而任其自然地向社會主義過渡，或與落后的思想道德相結合，那就會產生嚴重的負面作用。比如，市場經濟的獲利性原則，可能生成拜金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的腐朽風氣，導致見利忘義、唯利是圖、坑蒙拐騙、損人利己乃至圖財害命等缺德和犯罪行為;其等價交換的原則，可能導致權錢交易、金錢萬能、“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等腐敗現象，從而丟掉集中體現我黨優良作風和民族優秀精神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操;其競爭性原則，可能導致爾虞我詐、互相傾軋、玩弄詭計等丑惡行徑，進而形成“人欺人，人壓人，人害人”的悲慘局面；其優勝劣汰的原則，可能導致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不問他人利益”、“不關心群眾疾苦”的，等等。對于此類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必須設法加以避免和抵制。這也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與一般市場經濟的根本區別之－。所以，要使市場經濟的一般原則產生良性效果，避免或遏制其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光靠法律的嚴懲是不行的,必須以社會主義思想道德作保障。
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范文6
一、我國政企關系的新變化
1.政企關系類型日趨多樣化
當前世界各國政府與企業關系大體上有三種：第一種是"警察與司機關系"，政府與企業沒有隸屬關系，政府只需要告訴企業什麼是不該做，企業其余事情政府一律不過問不干涉。這種政企業關系在歐美發達國家比較普遍。第二種是"手足關系"，即政府與企業之間相互依賴，官商一體。日本的政企關系屬于該種類型。第三種是"父子關系"，企業隸屬于政府，不是獨立的市場主體政府對企業的一切活動都擁有決定權。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政企關系大致屬于這種類型。
我國經過近20年的改革，政企關系有了很大的變化，不再是原來的純粹的"父子關系"，而是在逐步向包括上述三種類型的混合型政企關系過渡：政府與部分國有企業之間、一些鄉鎮政府與其所轄的鄉鎮企業之間依然保持著"父子關系"；政府與民營企業、三資企業之間是監督與被監督的"交通警與司機"的關系；一些地方政府與其所辦的企業、部分鄉鎮政府與鄉鎮企業之間則形成了利害相關、生死與共的"手足關系"，政府與企業一體，政府企具有了業化傾向。
2.政府職能部門與企業的關系日趨突出
以前，每當談起政府與企業關系，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專業經濟管理部門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但是經過近二十年的改革，其他所有制企業迅速發展，鄉鎮企業、民營企業、三資企業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重要支柱。政府與企業關系不再局限于專業經濟管理部門于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而政府職能部門與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企業整體之間的關系日益引起關注。這是因為職能部門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具有特殊性：首先是職能部門與企業的關系涵蓋所有專業領域；其次是職能部門僅僅在某些特定職能上與企業發生關系；第三是職能部門與企業的關系是隨機的，非緊密性的；第四是職能部門視企業為均質的，不論企業性質如何，規模多大，都按同等方式平等對待；第五是職能部門與企業的關系多為由法律調整的法律關系，這種關系很難由行政手段調整。因此，職能部門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是現階段政企關系中的基本關系，在國有企業改革進展到一定階段后，職能部門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將是政府與企業關系的全部內涵。
3.企業與所在地政府之間的關系重要性增強
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國有企業與上級主管政府之間的關系逐步理順，而越來越多的與所在地政府之間發生關系，如就業、稅收、企業社會負擔的轉移、企業支援地方建設等關系。同時，大型民營企業、三資企業也面臨如何與所在地政府打交道、建立良好關系的問題。這些企業絕大部分的日常經濟活動都發生在所在地，要受所在地政府約束與管轄。當地政府對企業的態度直接影響著企業的生產經營能否順利進行，對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企業對當地政府的支持也會促進當地的社會經濟良性發展。
4.政企雙方在職責上越位與缺位行為同時并存
政府的越位行為表現在與國有企業政企不分、干涉企業經營、亂收費等方面。其缺位行為表現在國有資產出資者缺位、公共服務提供者缺位、市場競爭監督者缺位等行為。企業的越位行為表現是一些國有企業私自處置企業資產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強迫企業職工購買企業股份等行為。其缺位行為表現有國有企業沒能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功能、企業不能按國家政策規定保障下崗職工權益、不履行保護環境職責產生嚴重污染以及偷稅漏稅等行為。
5.政企關系的當事主體呈現多元化狀態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與企業關系不再僅限于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而是政府與國有企業、鄉鎮企業、民營企業、三資企業之間的關系；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也不只是企業與專業專業經濟管理部門之間的關系，還要處理與政府職能部門的關系，不僅要與主管政府打交道，還要處理好與企業的本部以及各分支機構所在地政府的關系。政企關系主體日益向多元化方向發展。
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所呈現出的上述變化是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必經的階段。對于我國的各級政府和各類企業來說，這些變化是新生事物，在處理雙方關系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種種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好，會影響良好政企關系的建立，從而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康運行。
二、政企關系新變化產生的原因
1.市場經濟體制取代計劃經濟體制
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取代計劃經濟體制對政府與企業關系的變化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
一方面，為適應市場競爭，企業必須成為市場的主體，成為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成為能夠獨立承擔民事法律責任的企業法人，從而與在法律上是行政法人的政府具有平等的主體資格，兩者之間不再存在行政上的隸屬關系。法律上保證的這一平等關系，對政企關系的變化具有重要意義，為建立新型的政企關系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據。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必然要求政府職能進行轉變以提高效率，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傳統體制是下中國政府的經濟職能具有明顯的弊端。其一是政府的經濟職能與其他職能高度集中在一起，缺少必要的獨立性；其二是政府的經濟職能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場機能，用經濟計劃和行政命令排斥和取代了市場機制；其三是強調用政府的經濟職能（當然同時也使用其他職能）同時解決宏觀和微觀兩方面的問題，政府的經濟計劃和宏觀管理直接"侵入"到企業的微觀經營管理內部。這種狀況直接阻礙了中國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的進展，轉換政府職能以越來越成為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迫切要求。因此對政府職能進行了轉變，經過其主要表現是：（1）部分專業經濟管理機構改組為經濟實體或行業協會，不再承擔政府職能。（2）暫時保留的專業經濟管理部門亦將生產經營權大幅度下放給企業，并進行了大規模的機構和人員精簡；（3）政府管理方式發生了初步轉變，如減少指令性計劃和行政命令，強化宏觀調控職能等；（4）積極探索建立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運營機制，實行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與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分離的新路。政府職能的轉變，為政企關系的變化消除了一個直接障礙。
2.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
對外開放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引進了外資，也產生了同時產生了幾種新新性質的企業：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外資獨資企業。這些企業與我國各級政府在一開始就不存在行政隸屬關系，因而為我國原來單一的政府和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增添了新的內容，也為政府職能的轉變提供了探索的渠道。
3.所有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我國2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是沿著兩條線進行的，一是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確立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基礎的，國家主要運用經濟、法律手段調控宏觀經濟穩定運行。二是所有制改革，構造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所有制基礎。所有制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非公有制經濟從無到有，到1997年迅速發展到占經濟總量的1/4，涌現出了一些新的公有制實現形式。非國有制經濟的壯大與發展，為政企關系的轉變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的出現，也是國有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出現了紛紜復雜的局面，導致了政企關系新變化的出現。
三、合理的企業與政府關系模式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企業對政企關系的轉變前景十分關心，并紛紛提出了自己所希望的政企關系模式。綜合起來看，合理的企也與政府關系應該具備以下原則：
1.主體平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是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企業法人；同樣，政府是公共秩序的維護者，是依法行政的行政主體，是能夠承擔行政行為責任的行政法人。企業法人和行政法人之間不存在行政上的隸屬關系，因而從主體資格上看是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組織都沒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2.法治原則。行政機關和企業是不同的主體，必然有不同的利益關系，調整這種關系的準則職能是法律。行政機關的活動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必然會影響私人利益，因此，行政活動職能在法定范圍內，依照本機關的職責和權限行事，所實行的行政行為必須有充分確鑿的證據并且符合法定程序。當行政權力被任意行使侵害企業權益時，企業有權要其行政機關補救或賠償。企業也必須依法進行經營活動。
3.權利、義務對等。政府的權利是征收稅賦，義務是為納稅人提公共服務；企業的權利是獲得政府的公共服務，義務是向政府交納稅賦。新晨
4.平等保護原則。在職能部門面前，不論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都是企業法人，因此，任何企業依法經營都要受到平的保護，任何企業違反法律都將受到相應的處罰。
5.高效原則。辦事效率是行政機關及其公務人員的工作態度和業務能力的表現，是政企關系是否協調的重要標志。政府辦事效率搞可以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同時推動企業效率的提高。國際經驗表明，高效、廉潔的政府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起飛與發展的關鍵。因此政府的辦事效率不僅是政府內部問題而且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問題。
6.經濟原則。經濟原則適用三種情況：
（1）政府機構設置應遵循經濟原則。一般來說，要實現政府的公共管理與服務職能，行政機構過小和公務員太少是不夠的，但機構龐大人員冗腫也是不行的，因為會導致人浮于事、職責不清的問題，形成政府內部自我服務的惡性膨脹。因此，機構設置應考慮經費問題，盡可能的降低納稅人的負擔或把有限的資源更多的應用于科學、教育、衛生等事業上去，造福于民。
（2）政府制定或實行某項法規、條例時，應綜合對比該項實行所產生的社會效果或經濟效益以及帶來的負效益，當社會效果大于負效應時才能實施，反之則不應該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