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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的起源范文1
作為傳播學批判學派的主要流派之一，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文化思想為理論基礎，在廣闊的歷史、經濟和社會背景下，分析媒介和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關注傳播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機構對傳播活動的控制。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歐洲、南美等地蓬勃發展，并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入中國大陸。經過二十多年的借鑒和發展，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從單純的理論引介逐漸向產業分析、社會發展分析等多領域擴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論成果。
但由于該領域的研究者數量有限且研究主題較為分散，這些理論成果無法建構起一個完整而集中的體系，因而，本文選取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類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論文，在“本體研究”“產業研究”和“社會發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為單位進行綜述，試圖對該領域理論成果的總體情況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論引介：起源、發展與反思
傳播學作為一門外來學科，其在中國的發展是從西方書籍的翻譯和學科理論的引介開始的。相較于結構功能主義學派在中國的盛行，傳播政治經濟學派處于較為邊緣的地位，其書籍翻譯和理論引介相對較少。
李琨是最早關注該學派的學者之一，他指出，傳播媒介向新型大工業的發展、國家政權的參與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傳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國主義”現象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點；宏觀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對現實的關注是其研究特點；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競爭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我國把握宏觀形勢、維護國家利益和推動全人類發展具有重大意義[1]。
郭鎮之梳理了傳播學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宏觀的、歷史的、能動的和辯證的），并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進行了簡要介紹[2]。
劉曉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初創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場與美國當時的學術環境和政治氣氛相沖突，該學派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發展時期，北美研究碩果累累的同時，歐洲、南美等地也出現了該學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時期，在結合世界大眾傳播發展的新形勢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課題的同時，反思自身的理論發展并嘗試借鑒其他傳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晉和趙月枝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指向及其從北美到歐洲的發展脈絡，闡述了該學派的人文關懷，即一方面猛烈抨擊全球傳播產業徹底商業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積極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會運動中[4]。
陳世華的研究集中于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他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路徑，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倫多學派的技術批判，社會學思想傳統和北美新聞傳播研究是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淵源；“我們不自由的傳播”是其理論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體力行，將理論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
達拉斯?斯邁思和赫伯特?席勒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開創者，以豐富的研究成果為該學派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我國學者集中對這兩位先驅的生平和傳播思想進行了研究。
郭鎮之認為達拉斯?斯邁思不僅是一位傾向于的學者，而且是一位將理論研究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的身體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觀點有“受眾商品論”“依附理論”等；其實踐貢獻體現在積極參與并影響了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運動，并始終關注傳播領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鎮之還對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進行了研究，認為他不僅是積極活動型的學者，而且是以學術成果影響傳播實踐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世界傳播秩序的討論和對新秩序的呼吁，影響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政策和實踐[8]。
陳世華在新媒體時代對赫伯特?席勒的傳播思想進行了重讀，深入細致的分析了他關于“復合媒體和媒介帝國主義”“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勞動力”“傳播與文化宰制”“信息傳播與社會危機”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較分析：結構功能主義學派與文化研究學派
傳播學研究中，結構功能主義學派、批判學派和文化研究學派間的差異、對抗、借鑒是學者們關注的又一內容。
楊茵娟分析了結構功能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與當時美國社會背景、歷史狀況及主流社會思潮間的關系，回顧了每個學派的代表人物，探討了每個學派存在的缺陷，并尋求三個學派之間對話與溝通的空間[10]。
劉曉紅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指出二者的關系經歷了短暫共處、尖銳對抗、溝通和借鑒三個不同時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互相借鑒的前提[11]。
黃典林認為，以往對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諸種分歧的討論多停留在表象的差異，要理解這些分歧需要從根源上把握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整合的可能途徑是從中間溫和立場的交叉地帶尋求共識[12]。
（二）本土化進程
1.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舶來品在我國的發展時間較短，目前仍處于向國外學習借鑒的階段，其本土化的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很少，且主要出現在對國外理論進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鎮之等人的文章。
國外，尤其是北美、歐洲的理論框架體系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研究基礎之上的，有些甚至帶有美國中心主義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釋和解決我國的問題。下一階段我們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理論框架體系，在此基礎上解讀我國豐富而復雜的傳播實踐。
2.理論研究的發展
陳衛星論述了傳播政治經濟學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業”向“文化產業”的轉型過程，并分析了這一概念改變所帶來的理論方法的充實和對新信息傳播技術的產業化過程的新視角、新理論啟發和實踐形態[13]。高亢思考了新媒體環境下“受眾商品論”的作用機理，指出了受眾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形成機制，受眾商品剩余價值的衍生途徑以及商品化過程中“廣告商在場”身份的演變[14]。謝進川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實踐性進行考察，分析了20世紀以來的媒體改革運動，指出其關注重點在于媒體改革運動的總體性新主張和未來發展可能之探索，而對新媒體關注較少；其對自我起點的過度強調延誤了社會實踐性的進一步展開；其對優勢力量間的演化關系缺乏關注；對新興轉型國家的傳播轉型研究有待加強[15]。
綜上可知，我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對這一學派整體情況的認知和國外理論框架體系的引介方面，結合本國國情的理論研究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學科體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國外理論時偏重北美理論的介紹，相對忽視了歐洲、拉美等地的理論發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圍內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全貌。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產業研究
（一）我國傳媒業現狀分析及發展建議
目前我國占主導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從內容、形式等層面在媒體行業內進行對策性研究，而忽視了媒體所處的宏觀政治經濟結構及其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開闊的理論視野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視角，一些學者從這一視角出發，對我國傳媒業現狀及發展趨勢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黃清源從微博商品化的運營模式著手分析，發現資本和權力對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維系。但是，微博的技術特性使得這種社會媒體能夠對既有控制進行消解，為公眾享有更廣泛的知情權和更廣闊的自由表達提供可能，進而對公共生活產生積極的影響[16]。
蔡騏、謝瑩闡述了網絡惡搞文化中受眾主體性所受到的結構限制，他們認為，在經濟主導的現代消費社會，技術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能動的主體難逃商品化命運[17]。
劉燕南和文衛華從受眾權益角度分析了電視互動節目中的“三次售賣”現象，他們認為今天的互動類節目在傳統的媒介、受眾、廣告商的三角關系中擠進了一個新的利益體――服務提供商。媒體通過與服務商一同分享觀眾參與的利潤，實現了由“二次售賣”到“三次售賣”的進化[18]。
羅鋒審視了我國的出版貿易逆差，認為應將其置于世界政治經濟框架內進行考察，它的形成緣于“中心―邊緣”的世界結構體系，要想轉變出版貿易逆差，必須努力重構政治經濟與信息傳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對新聞專業主義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為，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媒體企業經營管理的理念與方式，但為了掩蓋其高度功利性的實際功能，它通常被標榜為新聞業的職業操守和最高信仰。當代公民新聞對新聞專業主義的挑戰實際是對傳統的新聞管理模式的挑戰[20]。
曹晉和楊琪對版權文化進行分析，對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以及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21]。
黃典林解讀了“限娛令”背后的政治經濟張力，認為“限娛令”和其他類似的政策舉措及其導致的產業實踐的調整和社會影響，都可以看作是當前傳媒制度安排中，媒體事業屬性所定義的政治功能和社會效益與傳媒運營方式的市場化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沖動這兩種具有不同傾向的力量之間沖突關系的一種呈現[22]。
（二）國際視域下的傳媒業發展研究
宋晶以中國和印度兩個第三世界國家對社會沖突的媒體再現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體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場驅動如何錯綜復雜地影響媒介產制和媒介內容[23]。趙月枝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廣播電視宏觀管理中以市場化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過程、影響以及市場化與公眾利益、傳播系統民主化的關系[24]。馮建三引述和討論了韓國和委內瑞拉的另類傳播現象，并強調了對另類媒介的興起、運作條件及脈絡、成就與局限進行評估的重要意義[25]。吳曉迪研究了美國廣播電視業所有權集中化的現象，分析了這一現象的邏輯、沖突及后果，并審視了其對我國的啟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學者較多的運用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審視國內傳媒業的發展狀況，而對國際形勢關注較少。并且國內的產業研究只是蜻蜓點水式的局限于某一個案或個別領域，雖有少數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國外理論的泛泛而談，缺少對我國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及社會權力關系的深入研究。
三、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社會發展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追求社會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學，其目標是“挑戰不平等的社會權力關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類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僅關注傳媒業自身的結構和歷史，并且將視野擴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權利等社會議題。王殿英認為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正在侵蝕公民權利的完整性，阻礙公民權利的實現：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傳播權資源；媒介市場化使市場理論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導致媒介壟斷；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國家的國家利益和公民權利[28]。劉曉紅從主體、載體和范圍、內涵等各方面介紹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話語中的“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對公共領域的威脅[29]。蔡騏從傳播政治經濟的核心概念“權力”出發，指出追求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大眾媒介必然從自身利益出發周旋于政治與經濟的權力體系中。媒介不可能在與政府、企業的關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會利益的沖突。新型傳播技術與政治經濟基礎權力相結合，將對現代社會人的精神進行更為巧妙的操縱和控制。由此，受眾作為公民的權利正在步步流逝[30]。趙月枝和羅伯特?A?漢凱特從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視角探討了媒體全球化和媒體民主化的發展過程、不同國家背景下的表現及存在的悖論、問題和矛盾[31]。
四、總 結
政治經濟學的起源范文2
[關鍵詞]資本論；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貧富差距
[作者簡介]宋青勵（1993―），女，東華理工大學學院碩士生，研究方向為全球化；蔡東偉（1979―），男，哲學博士，東華理工大學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原理。（江西南昌 330013）
《資本論》的出現，對西歐乃至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都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本書基于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事實，詳細闡述了資本主義自身生產方式所具有的矛盾以及其發展過程中呈現的規律。盡管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曾多次對其進行攻擊和責難，但始終無法駁倒資本論中的勞動價值論，更無法實現對其的超越與替代。所以，《資本論》一書的問世，對政治經濟學領域而言不只創造了經濟學上的新高度，更在哲學的存在論上有了突破。
一、《資本論》與政治經濟學
在1857-1858年寫的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在最后一個筆記本（第七筆記本）的封面上，親筆寫下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續）》的題名。這表明，馬克思一開始時是打算用“政治經濟學批判”來命名的他的經濟學巨著的，并于1859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分冊。隨后馬克思開始著手第2分冊的寫作。但隨著理論研究的逐步深入，他對第2分冊作了一些調整，力圖以“資本論”這個單獨的標題出版，接著的副標題才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也就是后來獨立出版的《資本論》。從這個角度而言，不論是作為正標題還是副標題，“政治經濟學批判”無疑代表了馬克思對他的“鴻篇巨著”的根本定性。
那么，我們怎樣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呢？第一，從理論維度來看，這是將政治經濟學從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為一門真正有益于人類需求的科學。馬克思認為，如果政治經濟學只是資產階級經濟時期的科學，則它沒有把資本主義制度看作社會歷史的一個發展階段，而是當作了社會生產及發展的最終形式，所以只有在社會斗爭的潛伏時期或在極個別情況下，它才能夠被稱作科學。而《剩余價值學說史》無疑就是這一任務的根本實現。第二，從現實維度來看，這是科學解剖資本主義生理機制的客觀需要。要想科學解剖資本主義的生理機制，就必須采取“政治經濟學批判”，層層剝離那些外在假象，“把可以看見的、僅僅是表面的運動歸結為內部的現實的運動”。從這個角度而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必然意味著對資本主義現實本身的批判。第三，從政治立場來看，這是建構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本質要求?！顿Y本論》作為無產階級的科學指導理論，必然意味著要對“副本”和“原本”的雙重批判，即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雙重批判。從最終旨趣來看，這是徹底終結政治經濟學的必然要求，它的根本目標是要實現人類的徹底解放，因此，它必然要從根基上徹底終結一切政治經濟學。
二、《資本論》政治經濟學的當代價值
在經濟全球化日益發展的今天，全球財富的分配狀況如何？貧富差距是進一步擴大了還是縮小了？財富是否越來越聚集到少數人的手中？對于這些問題，當代西方經濟學家們紛紛做出了解答。在《不平等的代價》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E?斯緹格里茨認為，“眾所周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最黑暗的一面在于不平等現象非常嚴重，并且還在不斷加劇。這影響到了美國的社會結構，使得其經濟的可持續性也受到制約。富人更加富裕，而底層民眾則承受著與美國夢不相稱的貧苦。直到2007年，美國社會結構中0.1%的上層家庭收入是95%的底層家庭平均收入的230倍，而最富有的1%人群擁有的財富超過國家財富的1/3。在《21世紀資本論》中，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迪調查了在過去三個世紀以來西方國家財富收入數據，更為深入的說明了不僅是歐美國家內部的貧富懸殊漸漸拉大，全世界的貧富差距也逐漸在拉大。當前，全世界最富有的0.1%的人群卻占有了世界總財富的20%，社會頂尖的1%的富人占了世界總財富的50%，而最富的10%約擁有總額的80%-90%。[1]這表明，不僅在歐美國家內部，而且就全球范圍而言，占世界人口較少數的富人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斂集財富。
為什么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呢？皮凱迪認為，其根源在于資本的收益效率大大高于勞動收入的增長效率，這也是資本主義內部的核心矛盾。那么，資本的收益率為什么會高于收入的增長率呢？皮凱迪并沒有做出詳細的進一步解釋，因此這只是從物質分配角度給出的表面解釋，并沒有從根本上揭示這N不平等加劇的內在根源。馬克思認為，“生產的方式不同，完全決定了分配的結構。就分配對象而言，能進行分配的只是勞動成果。就勞動的形式而言，人員不同的生產的方式直接關系到分配產品的結構。從此來看，收入增長率遠低于資本收益率的本質因素不在于分配的本身，而在于生產結構的原因。就此而言，斯蒂格利茨的判斷與馬克思存在一致之處，在他看來，財富分配不平等之所以加劇，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體制本身。從這個角度而言，《資本論》依然能夠為我們理解財富分配不平等問題提供重要指南。
18世紀時，盧梭就曾指出私有制是導致一切不平等產生的源頭。但盧梭并沒有區分兩種不同的私有制，“一種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另一種以剝削他人的勞動為基礎?！盵2]而資本主義私有制正是“在前者的墳墓上成長起來的”，它通過裸的暴力，剝奪了直接生產者的資料，為資本主義生產奠定了堅實基礎。馬克思將這種剝奪稱為資本的“原始積累”。
因此，從起源來看，資本一開始就是建立在對他人勞動的掠奪之上的。也正是基于此，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3]這也決定了，資本絕非指具體某物而是指以壓迫剝削他人為基礎的生產關系，這也是資本主義制度得以構成的經濟基礎。馬克思說：“我們稱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其實質是一種社會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里，資本決定了生產過程。換句話說，此種生產方式的基礎在于資本本身以及雇傭勞動關系，而這種勞動關系又是占主導地位起到決定性作用的生產方式。”所以，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目的，決不是為了滿足大眾的生活需要，而是為了實現剩余價值的最大化攫取。
為了最大限度獲取利益，資本必定會通過各種手段在世界范圍內尋求財富，國家政權也將被與資本捆綁在一起，變成保護資本主義利益的聯盟。也正是基于此，馬克思斷言，在資本累積持續進行的情況下，全球的財富也將逐步從社會底層流向上層，從不發達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最后聚集到少數人的口袋。馬克思在書中形容：“一端是源源不斷的財富持續性的聚集，而另一端的無產階級，通過自身的勞動進行生產，所獲取的僅僅是不斷積累的無知、壓迫、貧窮、粗野、勞動折磨預計道德的墮落”，”這才是資本主義積累的本質以及絕對規律。”
因此馬克思認為，在財富分配上之所以出現如此大的懸殊，分配過程的本身并不是根本原因，其本質在于資本和資本主義內部所存在的生產關系。即使這一結論的得出是在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并且是以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為對象所提出的，但用它來解釋現代資本主義的財富積累和分配問題仍然能給我們許多啟示。皮凱迪和斯迪格理茨對于資本主義的研究確實給我們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但他們的理論并不能從根本上超越或者，只是用更為全面的調查數據和案例進一步證實了馬克思判斷的正確性。大衛?哈維以馬克思的這一分析入手，提出了“剝奪性積累”概念，揭示了“新帝國主義”的運行邏輯，為我們理解貧富差距問題，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
三、結語
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經濟停滯現象，主流經濟學無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他們不得不從《資本論》中尋求理論資源，在事實面前，不得不承認《資本論》的生命力。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資本論》更是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無法忽視的經典之作。顯然，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僅體現了馬克思學說的科學性，而且也體現了它的階級性，是二者的辯證統一，它對后來的西方和西方左派政治經濟學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參考文獻]
政治經濟學的起源范文3
關鍵詞：受眾商品論 偽需求 閑暇勞動論 擬態環境
1 概述
以一個學術地圖的視角看解讀問題的必要審視視角――傳播政治經濟學由兩個核心的問題構成：一是政治，即權力邏輯，二是經濟，即生產邏輯，即一種泛商品化的資本主義視角來分析看待傳播活動的各個環節。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探討是將媒介置于一個更為宏觀的社會環境中加以分析。商品化是政治經濟學對傳播以及媒體考察的起點。馬克思本人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也正是從商品這個基本元素開始的。加拿大學者莫斯可認為商品化與傳播的關系具有兩個普通意義：“第一，傳播過程和傳播科技對經濟學中的商品化的一般過程起了推動作用?！诙?，整個社會的商品化過程滲透到傳播過程與傳播制度中，使這個過程中所出現的深化和矛盾也對傳播這種社會實踐產生了影響。”[1]于是，擺在傳媒政治經濟學者面前的核心問題是：商品生產的邏輯如何制約傳媒的運作？誰以何種方式控制傳媒？
商品化的過程使得媒體產業從頭到尾都被納進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對商品化的認知從媒體產品生產意識形態產品，到認識媒體產業為廣告商生產了符合廣告商需要的特定的受眾，使得商品化的分析足以跳出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陰影，受眾商品論也因而成為傳播政治經濟學里一個核心主題。受眾商品論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學科探討起源于對西方決定論的批判。在斯邁思提出“受眾商品”的原始文章[2]當中就強調了應該以物質論的立場分析傳播媒體/廣告/受眾之間的三角關系。之后，斯邁思在其更完整的文章《受眾商品及其勞動》[3]里認為威廉士的《與文學》（Marxism and Literature）一書雖然提到將文化工業放在物質生產的脈落下分析，但卻沒有將廣告放在文化工業的范疇之中。
2 “受眾商品”的論證的對話
核心觀點：受眾商品是一種被用于廣告商品銷售的不耐用的生產原料。受眾商品為買他們的廣告商所作的工作就是學會購買商品并相應的花掉他們的收入。簡言之他們的勞動創造了商品需求――壟斷資本主義廣告商的目的。受眾也許會抵抗，但廣告商的預期目標已經充分實現，結果滲透在需求控制的體系中。
問題1 需求的源頭：商品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消費者通過廣告臆造的問題發現自身需求，從而產生需求。
與此類似，日本學者藤竹曉的“媒介充欲主義”說在更經驗的層面表達了同樣的思想。他認為媒介的日益發達導致了人們與這個豐富的物質世界如此接近。從而膨脹了人們的欲望。他從道德與文化批判的角度探討了人性在技術化沖擊下的問題。而受眾商品論強調了經濟意義上的需求是“偽需求”，是廣告商為了利潤而偽造了這種需求。問題的關鍵是需求是否廣告商“臆造”了問題（商品是解決問題的工具）從而制造的，或是人們本來就存在的。深究這個問題，我們很快就會發現進入了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邏輯怪圈中。很難說在受眾、廣告商、媒體之間的博弈過程中，某一方在起主導作用。提出受眾商品論的斯邁思先生在立場上是批判決定論的。而這種對需求臆造的論點顯然有另一種精英決定論的痕跡。從狹義傳播邏輯來考察三者的博弈可以發現。作為信源的傳播主體的不是獨立的單項度作業而是一個完整的閉合圈。而宏觀的看待人類社會需求的產生則是整個人類在勞動信息傳播的互動過程中動態進步的表現，最終結果是人類文明的進程或者說一直是作為文明進程一個部分在運動著。而不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通過對商品的高度清晰的陳列導致的新的后果。
問題2 操縱的手段：從信息傳播過程來看，廣告商是完全理性的而受眾是完全非理性的。
整個對受眾的控制過程是訴諸于一種信息的不對稱而產生的對事件判斷的理性與非理性來論證的。其中的主要方式是傳媒與廣告商合謀制造了受眾身處的“擬態環境”。通過制造一個信息環境，將受眾與真實事件隔離開使受眾所處的環成為一個虛擬的環境，或者稱之為“擬態環境”。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社會對于媒體幾乎是一片聲討之聲，“傳播機器每日通過報紙、電臺和電視把民族主義、沙文主義、自由主義、道德論等等按時按量硬塞給每個‘公民’”。大眾傳媒通過傳播大眾文化，創造了人類無法逃離的虛擬環境，媒體作為一種霸權武器，執意向受眾進行灌輸，而受眾卻只能眼睜睜地接受這種灌輸，它麻痹了受眾，磨掉了人們的斗志，受眾得到虛假的滿足，其“非人性”的本質使得社會上的一切都發生異化，馬爾庫塞甚至就此斷言，長此以往，人只會成為“單向度的人”。
事實上，擬態環境的評價缺乏一個真正可參照的標準，給人的直觀印象是受眾受到了欺騙，此類的理論相當多。然而我們只要進行一個逆向的思考就會發現，擬態環境如果沒有了，受眾是不是就接觸了事件的真實一面了呢？什么才是事件的真實一面？是我們親身感觸的？或是親手觸摸到的？都是，也都不是。盲人摸象是一個古老的寓言。而恰當的說明了擬態環境論對真實的追求的一種誤區。事實上，傳媒作為專業的信息職能機構將事情的全貌盡可能地展現。比較起受眾盲人摸象式的社會參與要更接近于論述中的“事觀全貌”的真實。而我們也不需要將這種真實定位為更接近與真實本身的。它只是事務作為文本的一種表征方式。但決不是站在真實對面的所謂“媒介假環境”所稱的虛假。其次，由于消費者的專業程度限制，廣告信息的傳播最大程度的將產品的專業術語“翻譯”成為受眾經驗范圍內的術語，極大的增強了消費者的識別能力，同時也由于增加這種識別能力直接導致消費者選擇時的理性程度。本雅明在論述媒介的霸權時，也認為受眾依然是主動的，他對受眾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樂觀的。
不對稱如果存在的話，那么必然是匿名的受眾的喜好、需求對于廣告商永遠是一個不可窮盡的迷。廣告商永遠將處于對這一迷題答案的追溯過程當中。只得說明的是這種主動的態度并不能表明廣告商作為這一信源的完全理性，正是由于廣告商不可能對這一答案完全知曉，所以廣告商制造的產品（產品和信息一樣也是為適應目標受眾而存在的某種意義表達）及其廣告信息同樣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最終被市場（也就是受眾）以選舉的方式認可或淘汰。作者所列舉的超市的例子，將導購系統作為促進沖動型購買的騙局的一部分。但是，作者是否知道，在多少個品牌中有一個具有進入超市的可能。實際上，這一部分是消費者已經授權表示認可的品牌。已經作出了選擇。非理性是人們既有的思考內容而不是通過廣告商與傳媒的合謀使作為消費者的受眾陷入“意識工業”制造的一個巨大騙局之中。
問題3 自由與否的論辨――“閑暇勞動論”對“勞動價值論”的解析
作者在對于這個問題的論述中強調了兩點，一是受眾看似閑暇的傳媒接觸行為實質上是一種勞動，支付了自己的注意力。而這種注意力的支付是自由掩蓋下的不自由。同時被受眾支付的注意力被偷偷轉賣給了廣告商。
首先，無報酬勞動的界定是有意義的。這種意義在經濟學上十分清晰。消費本身也是勞動，從每周工作70小時到每周工作40小時到假日經濟的政策無不說明對于創造經濟有意義的勞動不僅在8小時以內，而且在8小時以外。經濟運行本身就是一個生產消費的完整過程。而廣告，媒介上的傳播為這一過程的實現起到作用。我們如果不單純的把閱讀報紙，觀看電視這種現象孤立出來看，而將它納入整個消費勞動的高一級勞動中考察就會發現，廣告媒介為人們的消費勞動提高了效率，大大加速而不是減緩了人們“消費勞動”的效率。這里存在的交易不是消費者的注意力被偷偷的出售了，而是為了高效率的完成這種社會的整體消費勞動。受眾與商家達成了協議，以集中委托的方式讓商家作為消費者的受眾雇用了媒介信息平臺，從而通過廣告的方式來為受眾的消費勞動服務。對廣告商的委托授權過程就是通過消費來完成的。由此，這里并不存在媒體與廣告商的合謀，而受眾也并沒有出賣自己的注意力。
綜上，受眾商品論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一個論點，它具有審視受眾消費勞動商品邏輯意義，而不具備直接的政治（即權利）邏輯。同時，受眾如果在客觀上存在勞動的話，那么這些勞動不是被動的以一種欺騙的方式被出賣了。受眾、廣告商、媒介不是一個敵對方的博弈行為，也不存在媒介與廣告商的合謀。
參考文獻：
[1]Vincent Mosco（加）.傳播政治經濟學[M].華夏出版社，2000：138.
[2]munication：Blind spot on Western Marxism，1977.
政治經濟學的起源范文4
西方第一個把數學用于經濟問題的是意大利的切瓦,他于1711年寫了一本關于貨幣價值的書。但首先比較系統地運用數學的,是1838年法國庫爾諾的《財富理論數學原理的研究》,這書常被當做數理經濟學的開端。
由于當時的經濟理論權威們不熟悉數學推理,而無人問津,直到40年后因受到英國的杰文斯和法國的瓦爾拉斯的高度推崇,才知名于世,并被當做數理經濟學和數理學派的正式起源。此后英國的埃奇沃思、馬歇爾、美國的費希爾、意大利的帕累托等進一步發展了數理經濟學。
庫爾諾并沒有用過“數理經濟學”的名稱,他采用的書名用意不僅在于理論研究,而且在研究中要運用數學分析的形式和符號。他認為在財富理論中運用數學分析 ,是為了探索不能用數字表現的數量之間的關系,和不能用代數表現的函數之間的關系;即使不需要精確數字,只要能更簡明地陳述問題、開辟研究途徑、避免脫離主題,數學也有其有用之處,如果僅僅因為不熟悉或怕用錯而拒絕數學分析,是荒謬的。
杰文斯1862年發表的論文《略論政治經濟學的一般數學理論》是數理經濟學的最早名稱,到1879年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經濟學理論》一書再版時,附上1711年以來的“數學的經濟的”文獻目錄,等于公開宣稱數理經濟學的存在。他認為經濟學要成為一門科學,必須是一門依賴于數學的科學,簡單原因就是研究數量和數量之間的復雜關系,必須進行數學推理,即使不用代數符號,也不會減少這門科學的數學性質。
杰文斯的目的是要為價值的最終理論以及建立在這個理論之上的市場規律提供數學解說。他的理論中心是“價值完全由效用決定”。他把商品對所有者的效用分為總效用和最后程度的效用(即后來的邊際效用),后者是商品擁有或消費總量增加時,總效用增加量對商品增加量的比率。
他認為隨著商品擁有量的增加。最后程度的效用會逐漸降低,并據此用數學方法推出:一種商品所有者和另一種商品所有者互相交換商品可以增加總效用,交換要進行到兩種商品的最后程度效用相等、總效用最大達到均衡時才停止,這時兩種商品在兩個所有者之間的交換比率應該等于交換完成后兩種商品的最后程度效用的反比。
瓦爾拉斯在1874年出版的《純粹政治經濟學綱要》一書中認為,純粹經濟學實質上就是在假設完全自由競爭制度下,關于價格決定的理論;價格存在是因為商品具有數量有限和有用的自然條件,只要有交換就會有交換價值。
交換價值是個可計量的數量,正是一般數學的研究對象,所以交換價值的理論應該是數學的一個分支;數學方法并不是實驗方法而是推理方法,經濟學的純粹理論也象“物理-數學的”科學一樣,從經驗的真實概念中抽象出理想的概念作為基礎,可以超出經驗范圍進行推理,在建成這個科學后再回到實際,也不是為了驗證,而是為了應用。
瓦爾拉斯的主要理論是建立在邊際效用價值論之上的一般均衡理論體系。庫爾諾雖然也考慮過個別商品的產、銷、進出口對其他商品生產者的收入會產生反作用,但仍然限于局部分析,沒有同時照顧全局,瓦爾拉斯企圖用數學方法加以補救。
埃奇沃思最早研究商品各種議價的經濟后果,并且提出無差異曲線的概念以便避免用貨幣作為計量邊際效用的固定單位,后經帕累托改進,用以代替邊際效用,作為一般均衡的理論基礎。馬歇爾的理論核心是認為一種商品的均衡價格就是在其他情況不變時,該商品的需求價格與供給價格達到一致時的價格,所以又稱為局部均衡論。
數學在現代經濟理論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一方面運用數學方法研究的理論領域還在擴大;另一方面,對前人研究過的問題還不斷運用更深奧的數學方法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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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西方經濟學歷史主義流派奠基者的李斯特經濟學具有鮮明的“國別利益屬性”。這一屬性尤其表現在李斯特所主張的“國家貿易保護政策”當中。那么，李斯特為什么要提出這一區別于經濟自由主義的主張？這一主張今天還有沒有意義？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這是一個尤其需要加以辨析的重要問題。
一、李斯特“保護貿易”思想的起源
首先，李斯特的“保護貿易”思想的形成，與他多年旅居美國有關。李斯特在美期間，正值美國保護貿易推行的，他目睹了保護貿易不但沒有妨礙美國經濟發展，反而促成了它的財富增進的事實。當時，美、德境況頗為類似，兩國經濟發展階段相同，同受英國“谷物法”限制，農工產品無法向英國自由輸出。美國既然為建立和扶植工業而實行“保護政策”卓有成效，德國也應加以仿效，這樣才能最終趕上工業先進國。因此，我們可以說，李斯特“保護貿易”的主張，首先得自于他對美國經濟經驗的觀察。
其次，李斯特的“保護貿易”思想奠基于他的“一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理論”。 他曾兩次提出貿易制度要和一國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論斷。一次是他在總結歐洲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教訓時提出，對于一個在各方面條件都具備的國家來說，可以而且必須按照自己的發展程度來改進它們的制度。改良的第一階段，是對比較先進的國家實行自由貿易，以此為手段使自己擺脫未開化狀態，在農業上求得發展；第二階段，是用商業限制政策(即貿易保護政策)促進工業、漁業、海運事業和國外貿易的發展；最后階段，是當財富和力量已達到最高程度以后，再恢復自由貿易制度，在國內外市場上進行無限制的競爭。他還說，當時西班牙、葡萄牙等在第一階段，德國、美國在第二階段，英國在第三階段。
另一次論述經濟發展階段問題時，他更明確地說：“從經濟方面看來，國家必須經過如下發展階段：原始未開化時期、畜牧時期、農業時期、農工業時期和農工商時期?！辈⒄J為，只有處于第五時期的先進國家可以實行自由貿易，因為它不害怕和別人競爭；而處在未開化時期、畜牧時期和農業時期的國家，也需要自由貿易，以便用自己的剩余農產品換取別國工業品，以促進本國經濟繁榮，加速向高一級的發展階段轉化。只有處于農工時期的國家，如德國和美國才需要保護關稅，以免受先進國家競爭。
再次，從不保護貿易的反例論證保護貿易的必要。李斯特曾向人們分析了后發展國家在與發達國家的國際交往中沒有保護的尷尬境地。當時英國經濟最發達，因而自由貿易是最適合英國的，英國人會把他的剩余資本用來在他認為法規制度、資源狀況都比較合適的國家和地區去發展自由貿易，以至整個英國最后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工業帝國。在這樣的形勢下，那些落后國家的命運如何呢？“在這樣的形勢下，法國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將遭到同樣的命運，最上品的酒要供應英國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給自己，法國最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業那類營生。德國到那時看來對英國世界沒有什么別的可以貢獻，只有一些兒童玩具、木制的鐘、哲學書籍等類，或者還可以有一支補充隊伍，他們為了替英國人服務，擴大英國的工商業優勢，傳播英國的文學和語言，犧牲自己，長途跋涉到亞洲或非洲沙漠地帶，就在那里淪落一生。到那個時候，屬于這個英國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談到德國人或法國人時，就像我們想到或談到亞洲各國人的那副神氣―樣，這個轉變是不需要多少世紀的?！北M管后來的情況并不像李斯特所預測的那樣(可能正是實行了保護政策的結果)，但李斯特的理論完全是符合邏輯的，是有理論震撼力的，看一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就國際貿易展開的激烈爭論，我們就能感受到它的現實震撼力。
二、李斯特關于“保護貿易”的方法
首先，李斯特并不主張無條件的貿易保護制度。他的保護關稅政策也并非一般地反對自由貿易，實行閉關自守，而只是把它當作一種保護本國工業發展的手段。因此，他對保護關稅作了多方面限制：對那些與國計民生有頭等意義的工業部門和新興工業部門，要給予重點保護，如紡織業；對一般工業進口，可規定不同稅率對輸入加以限制；對奢侈品工業，只給予最低限度的保護，而對于一切復雜機器的輸入應予免稅或征收很輕的稅。對于保護時期，也要作適當規定。如被保護的工業經過保護以后能與外國競爭，甚至價格低于進口品，就不用保護了；如果保護了幾十年仍扶植不起來的工業，就不必再保護；對于那些沒有強大競爭者的工業，即使本國工業基礎比較薄弱，也不要保護。他還認為，隨著本國經濟的發展，應逐步降低進口稅率。如仍實行高關稅，就會對國家有害，因為它限制了本國工廠主與外國的競爭，會助長他們的惰性。應當認為，這些觀點和主張是很有見地的，是對外貿易理論和政策史上的光輝篇章。
其次，在對外主張保護關稅的同時，李斯特在國內商業政策方面主張必須廢除關卡，統一稅則，實行自由貿易。因為不在國內各邦之間實行自由交往，便沒有統一的德國。但是，他認為在對內實行自由貿易時，也有必要由國家作適當的政策干預，并認為經濟越發展，國家在立法和執政方面對經濟干預越不可少。這表明，李斯特對國家在建立健康的市場經濟秩序方面必須發揮作用這一問題，已有較深刻的認識。
在李斯特看來，不僅要建立統一市場，促進國內商品流通，讓優勝劣汰機制發揮作用，而且要建立法制社會，創造吸引外資的條件。他說：“歷史告訴我們，技術和商業是會從一個城市轉移到另一個國家的。他們在本土受到了迫害、壓制，就會逃避到別的城市，別的國家，在那里尋求自由、安全和支持。……無論何處，驅逐它們的總是理性的缺乏和專制虐政，吸引它們的總是自由精神。假使不是由于歐洲大陸各國政府的愚昧無知，英國就很難達到掌握工業優勢的地位。就我們德國所處的地位來說，與其抱著守株待兔的態度，靜候著別國由于政策失當，把他們的工業驅逐出境，使這些工業不得不流亡到我們這里來尋找避難所，不如不要等待這樣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而主動提供對工業有利的條件，邀請他們到我們這里安家落戶，這樣作不是要聰明得多嗎?”
三、對李斯特“保護主義”經濟學的基本評價
綜合看來，李斯特的經濟學說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現代意義上的發展經濟學，他的著作是經濟發展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獻。對此，歷史學派經濟學家和一些經濟學說史研究者均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英文版編者序中指出，“此書所論及的問題在李斯特逝世以后很長一段時期內仍然是有現實意義的。直到20世紀下半葉，那些關心促進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人仍然可以從李斯特的學說中尋求到啟示。李斯特真正無愧于自己名望的是，他是一個預言家，他預見到了‘所有不發達國家的抱負’，而不是一個貿易保護主義的辯護士?！?/p>
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英譯者序的作者勞埃德在19世紀末指出，“把敘述四十年以前情況特別有關的一本書放在今天讀者面前，這似乎是一個時代錯誤。但是李斯特所闡述的一些原理，它的主要特征固然與某一個時期相適應，然而也同樣與另一個時期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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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古典發展經濟學；中國經濟發展；中國特色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對象為發展中國家，它是一門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方式，使其脫離經濟落后的情況，從而進入發達國家的學科。所以，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發展經濟學所研究的內容具有非凡的意義。中國作為世界數一數二的發展中國家，對于社會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有著迫切的需求。所以，研究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深入發掘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價值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將會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一）古典發展經濟學階段
發展經濟學起源于17-18世紀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主要研究目的是如何實現財富的增長，就是最為單純的經濟發展問題。所以，在古典發展經濟學階段，發展經濟學主要研究問題就是經濟增長的問題。古典發展經濟學理論中有兩條重要理論，一是亞當?斯密斯提出來的“絕對優勢論”和大衛?李嘉圖根據其改進得出的“相對優勢論”，兩者都強調了合理分工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從古典發展經濟學理論分析，可以得知古典發展經濟學主張經濟發展自由論，反對國家干預。
（二）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階段
二戰結束以后，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意識到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于是紛紛都將重心轉移到經濟發展上來，發展經濟學也在這個時期進入到了第二階段――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階段。許多經濟學家經過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原因是經濟結構中存在著矛盾，具體表現在傳統的意識形態和先進意識形態的矛盾、落后的技術水平和先進的技術水平的矛盾、落后的農業水平和先進的工業水平的矛盾。這些經濟結構中的矛盾使得許多人民都沒有足夠的儲備資金，每天只考慮“活著”的問題，而沒有考慮享受生活，所以不會產生太多消費的需求，沒有消費需求拉動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無法快速運轉起來，市場經濟無法得到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低，形成惡性循環。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揭示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難題，提倡通過國家干預經濟來帶動經濟發展。
（三）新古典發展經濟學階段
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發展經濟學家們都開始研究分析結構主義中所揭示的經濟發展難題，并逐漸產生了新古典發展經濟學理論。新古典發展經濟學理論強調了市場競爭的重要性，主張通過激烈的市場競爭來調節市場經濟，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新古典發展經濟學還提到了政府干預的作用，提倡以市場競爭為主，政府再加以宏觀調控，來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二、發展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一）經濟發展的動力問題
我國經濟發展不能單單靠政府的調節或者單單靠市場自由競爭來推動。因為新古典發展經濟學中提到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要結合政府的干預和市場競爭的調劑。我國市場經濟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逐漸成熟，所以市場競爭可以作為主導，政府再加以宏觀調控，正確引導市場經濟發展的方向，保證市場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
（二）經濟制度的變化問題
新古典發展經濟學研究了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中提出的結構主義問題，將發展中國家落后的原因歸于制度問題。中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有過一段時間的計劃經濟，嚴重制約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式。而經濟體制的改變，主要是所有制的改變，從計劃經濟的公有制變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以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市場經濟，這就要求中國必須完善產權制度，明確財產的歸屬。
（三）經濟增長方式問題
最新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最好的方式是提高生產率。而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主要還是靠投資，通過不斷地投資推動經濟發展，這樣的發展方式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到后期會因投資疲憊而發生收益遞減。正確的經濟增長方式應該是提高生產率，通過人才的培養、設備的更新、技術的發展等方式發展生產力，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結束語
中國的經濟已經進入高速發展階段，一些在經濟發展初期所用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顯然已經不適用于當前的經濟形勢。在經濟發展的新時期，中國應該努力探索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結合理論中實用性比較高的部分和我國國情，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并將理論運用到市場經濟調節當中去，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為我國經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提升做出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1]簡新華.發展經濟學的最新發展：中國特色發展經濟學[J].政治經濟學評論，2011，2（01）：113-127.
[2]余蘇蘇.基于發展經濟學視角的經濟發展方式轉型[J].長沙大學學報，2011，25（04）：24-25.
[3]諸大建.超越增長：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如何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J].學術月刊，2013，45（10）：7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