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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范文1
一、經濟運行的主要特征
1．“兩段式”的經濟運行。1978年前的30年為第一階段。這一階段具有總量小、速度慢的特征。這一時期的地區生產總值、農業總產值、工業總產值、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四大指標1978年比1949年分別平均年遞增5％、3．96％、10．8％、7．5％。1978年以后的26年為第二階段，其特點是總量增大、速度加快。2004年的四大指標分別比1978年平均年遞增9．7％、7．6％、7．3％、10．8％。尤其近4年的經濟增長，處于有史以來的最好水平。2004年地區生產總值在遭受了歷史罕見的旱災情況下創118350萬元，比2000年平均年增長19．6％；農業總產值60001萬元，比2000年平均增長11．9％；固定資產投資和財政收入從2000年開始每年都創歷史新高；各項存款余額達到16．7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9．6億元，比2000年分別平均遞±曾14．8％和12．3％。以上數字說明洮南經濟已經步入新的發展時期。經濟發展的兩段式特征，是經濟體制發生變化的必然結果。前30年經濟形態為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投入產出和結構受計劃制約發展平衡，但速度緩慢。1978年以后的26年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及轉向市場經濟時期。由于受國家政策和市場影響，出現了經濟快速增長的好時期，曾創下了工業企業利潤居全省首位的水平。但在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徘徊發展的局面，波動較大。第一階段總量小但穩步發展，第二階段總量大、發展快但波動大。兩段式的發展形態是國家經濟形態變化的必然結果。
2．資金速度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從總量上看，1978年，各項貸款余額為8659萬元，到1988年達到了55624萬元，是1978年的6．4倍，平均年遞增20％。2004年已達到23．6709億元。資金的高速增長，帶動了經濟的增長，出現了快速發展的第二階段。最近幾年貸款曾受金融政策制約出現了穩定發展態勢，但仍具有投入決定產出的屬性，呈明顯的資金速度型的經濟特征。
3．曲折而平行的經濟發展形態。1978年以后，全市的經濟在出現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波浪式曲折發展過程，地區生產總值、工業、農業總產值在同一時期上升或同――時期下降。這種曲折的平行說明了――方面是生產總值受工農業總產值和第三產業總水平的制約；另一方面也說明三個產業緊緊依賴，“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抗御市場風險能力較低。
4．工業生產經歷了穩步發展、快速發展、徘徊和低谷運行的3個階段。前30年的工業呈穩步發展，這是全市經濟的共性，后26年呈快速發展，是伴隨著低谷運行的快速發展，曾經歷了幾年的速度和效益滑坡時期。穩步發展是受益于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洮南作為計劃經濟時期總體經濟的一個點，國家和省地從平衡經濟的角度，在行業布局、資金投入、設備材料調劑等方面，尤其是毛、糖、革、紙等行業從全省工業基地角度考慮得到計劃經濟的傾斜，經濟發展呈穩步態勢。后26年由于加大了資金投入，工業企業和勞動人數的增加，出現了快速發展的好時期。國家抓大放小和適度從緊的金融政策，企業的自我積累、自我改造、發展的能力有限，尤其是受工業產品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場占有率較小的限制，多年積弊同時暴發。當市場發生變化時，抗御沖擊的能力弱，曾出現過低谷運行的局面。
無論波峰還是低谷，都不是自然發展的必然結果，都具有主觀和客觀的雙重因素。上世紀80年代末期的利潤居全省前列，成績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全國市場的毛紡織品搶購風潮和個別地區的肝病暴發，毛紡品、治肝藥品供不應求，使得部分企業處于飽和生產狀態，嚴格地說是市場給工業生產創造了一個良機。
90年代初期，由于國家的體改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變化，加之企業設備陳舊、產品老化、管理落后等計劃經濟遺留的積弊同時暴發。當市場發生變化時，使得輕紡型工業遭到嚴重沖擊，受害重、損失大，出現了幾年的低谷徘徊的局面。伴隨著改革和擴大招商引資的步伐，洮南工業又早現出新的生機，一些新的產業在洮南落戶，填補了產業的空白，成為洮南經濟新的增長點。
5．農業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還較低。56年的農業生產經歷了穩步發展時期、高速發展時期和波動發展時期。全市的農業1979年以后的5年出現了高速發展時期，5年平均遞增19．5％，創發展速度的最好水平。由于受自然因素制約，加之規模的集約經營水平低，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還很弱，以后又進入了波動發展時期。
6．居高不下的各項貸款余額。全市銀行各項貸款余額從1950年的13．1萬元，發展到1996年的19億元，平均每年遞增22．6％，到2004年的23．67億元，平均增長2．7％。一是說明總量增長較快，二是說明較多的貸款中已形成一部分的呆滯和死化。
7．固定資產投資總量不足，結構偏低。1949-1996年投資總和僅為9．14億元。48年中唯有1993年突破1億元(電廠投產因素)，占國民收入的27％，其他年份多數占國民收入的10％左右。48年合計的固定資產占國民收入的12．9％。按宏觀經濟的積累和消費的25：75比例關系衡量，洮南的投資結構是偏低的，欠帳較多，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998年開始固定資產投資是每年創新高，首先是利用亞洲開發銀行資金，修建了洮南城市道路及綠化等工程；其次，調動各部門財力實施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措施；三是通過招商對城市環境開發建設。到2004年，當年投資總量已達到6．87億元，占生產總值的29．6％(現價)。在結構上處于平衡發展的行列。
8．農業、工業、商品零售業前48年三分天下，后8年工、農并重，第三產業優先發展。到1996年，48年總計的農業總產值57．5億元，工業總產值57．8億元，僅差0．3億元，社會商品零售總額64．6億元。如果扣除物價因素，也基本上是等量水平，具有鮮明的主體產業三分天下的屬性。1997年以后的8年，工、農、商品零售業總產值分別為389737萬元、309649萬元、569301萬元，可以說工業、農業并重，第三產業優先發展。
9．第三產業增加值、牧業總產值由結構偏低到攀升。全市第三產業增加值1986-1996年期間總量為10．3億元，同期
的國內生產總值為43億元，比重為24％。世界范圍內都以三戶增加值作為衡量經濟的主要指標，按省和白城市的要求還有差距。牧業產值48年總量為10．1億元，占同期農業總產值的17．7％，按市政府規劃也有一定的距離。1996年牧業產值7174萬元，2004年達到20768萬元，平均每年增長14．2％。第三產業增加值2004年達到39217萬元，占地區生產總值的33．1％。
二、經濟運行狀況對今后工作的啟示
上述主要經濟指標反映出洮南市經濟的良好勢頭，同時也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影響經濟增長的外部因素還很多，不可預測因素在增加，內部制約因素進一步顯現。為保持洮南市經濟更快、更好的發展，提高縣域經濟綜合競爭力，在充分利用國家各項政策的同時，要分析研究和開發市場，提高產品的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制定有利于產業發展的優惠政策。在今后一定時期內，全市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是“三個發展”和“兩個轉變”。即：穩步發展農業、快速發展工業、優先發展第三產業。實施傳統工業向現代工業轉變；粗放農業向集約農業轉變，促進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協調發展，提高經濟總體產出水平。
1．調優農業，提高農業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大力發展避災農業和適應農業，加快發展特色農業，全面啟動農產品加工業，突出發展以奶牛為主的現代牧業。戰略性的調整生產資料投入結構，提高畜牧業整體產出水平。積極發展經濟林業，不斷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加快傳統粗放農業向現代集約農業的轉變。
2．調整結構，快速發展工業。根據現有工業基礎，利用當地資源培育重點骨干企業，提升傳統優勢產業，做強新興支柱產業，興建高科技工業，開發高精尖產品，加快新產品的開發和技術改造進程，提高生產經營水平，發展拳頭產品。提高產品市場占有率，加快資源型工業向科技型工業的轉變。促進工業、企業的發展。
3．搞活商貿，促進服務業加快發展。穩步發展傳統行業，積極發展新興現代服務業，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和網絡資源，推動信息咨詢和中介服務業向規模化、規范化和商業化方向發展。完善提高有形市場建設．運用現代經營力式和信息技術改造提升有形市場的服務功能和輻射能力，提高特色市場知名度。積極扶持文化、衛生、體育、旅游、社區服務等加快發展。全方位打造品牌，扶持壯大經紀人隊伍和新型經濟合作組織，積極發展自營出口企業。擴大影響，促進內外貿易繁榮活躍。
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范文2
重慶在1958年前經營一些礦產品及農副產品的收購、調撥、轉運出口及少量的加工業務,出口量很小。此后陸續成立了外貿機構和公司。上世紀50年代末,我國為了償還蘇聯貸款,出口量有所增加。在“一五”時期蘇聯援建的全國一百多項重點項目中,重慶建有火力發電廠、肉聯廠等幾個項目,為重慶工業化的起步發揮了重要作用。上世紀70年代初,因“三線建設”,重慶由國家安排從法國和日本引進了四川維尼綸廠生產所需的成套設備和技術,從而開辟了我國又一個天然氣化工新基地。另外在國家的統一安排下,重慶對一些發展中國家也提供了一些勞務和經濟援助。
從1964年開始,作為“三線建設”的重點基地,重慶地區遷建了東部地區的大批企業,形成了門類齊全的工業經濟體系。
從1978年以后到1983年計劃單列以前,重慶開始恢復對外經貿工作。1979年,重慶宣布實行對外開放,1980年對外開港,1983年取得自營出口權。這一時期主要是為沿?？诎妒召?、調撥、轉運出口貨物。1982年開始有了一些進口貿易。
改革開放初期,重慶的對內開放進入一個新境界,初步培育并發展起一些個體私營企業,成為公有制經濟的重要補充,而今已經撐起重慶經濟的半壁江山。
從這一特殊年代的開放經歷,特別是“三線建設”和個體私營經濟發展這兩大亮點,我們仍然得到了一些啟示――
一是開放乃大勢所趨,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重慶開放的腳步。在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三線建設”成為重慶對內開放的主要亮點?！叭€建設”盡管從主觀上看,是國家為了戰備需要,采用行政手段,在全國范圍內配置資源的結果,但在客觀上促進了重慶的對內開放,不僅使重慶形成了門類齊全的工業經濟體系,奠定了對內對外開放的經濟基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重慶的城市文化和人文精神。據不完全統計,“三線建設”從北京、天津、上海遷進重慶的移民約有50萬人,移民的涌入對重慶的城市文化等產生了重大影響,形成了今天重慶人熱情好客、開放趨新、接納五湖四海的寬廣和包容的品格。
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范文3
關鍵字：國有企業;運作;市場化問題
眾所周知，無論是哪個發到國家，都存在一定數量的國有企業，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為了協調好國有企業市場和市場經濟的關系，這個問題不僅是中國的難題，也是世界性的難題。再加上我國國有企業具有特殊性，不僅數量眾多，也是計劃經濟體制和社會制度的主要基礎或者載體，所以筆者認為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社會體制，對國有企業的影響是最大的。
一、政企分家問題
在我國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中，以前是按照權利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進行，這也是計劃經濟的要求設置，這種管理方式的主要特征是國有企業管理機構和政府機關管理機構合二為一。在這個時期，政府有權利管理企業，所以國有企業的整個管理體制組織代替了經濟組織，企業家淪為了國家各級行政機構的附屬物。所以這個時期的企業不能全面開展，并且不具有獨立性，也沒有嚴格的經濟計算制度。簡而言之，就是沒有必須的經濟管理權限，也不用承擔相應的責任，企業運營的優劣，結果都是一樣，處于同一階段的企業員工沒有直接的厲害關系。
當我國的經濟體制發生改革之后，重新定義了國家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換句話說，就是將所有權和經營權區分開來。通過這種改革，國家依然具有所有權，企業也重新擁有經營權，重新處理了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之后，幫助企業擺脫了國家行政機關的束縛和干預，成為一個獨立的、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實際意義。
但是政企分家的倡議，提出了十幾年，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從實質上說，這種行政管理體制與市場經濟相關要求相悖，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的理論。與此同時，我國的投資資本和決策權，依然處于行政機構的手中，企業想要得到發展就必須依托行政部門，如果實行政企分家，斷了企業的權利來源，那么企業想要發展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要實行政企分家，就應當進行政資分家，不然政企分家是不具有可行性的。
二、國有企業負擔問題
企業負擔也可以看成是企業內外部在超過其自身承受能力的范圍外的各種經濟壓力，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種類企業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以我國國有企業目前的形式來看，主要包括了以下幾點內容：
（一）退休金負擔
退休職工處于在職狀態時，為我國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處于退休狀態后，國家應該發放相應的退休金。以前是將退休金上繳國家財政，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許多戰略決策上的錯誤，浪費了大量的資金，使得國家無力償還這筆基金?，F階段，雖然職工的退休基金留歸企業，但是許多國有企業存在大量虧損，對于這種經濟效益不好的企業，同樣也無法發放這筆基金，也就是說國家將財政壓力轉交給了企業。而且越是老牌企業，退休職工的數量就越多，在筆者的調查中發現，有些企業的退休人員數量甚至超越了在職人員數量，這就加劇了企業的負擔。
（二）冗員負擔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人口基數過大，所以就業人數一直處于快速增長狀態中，其中熟練勞動力較少，新人較多。我國國有企業之所以會受到人們的喜愛，就是因為是“鐵飯碗”，這個優越性是民營、外企、合資企業所不能達到的，當然就會成為人們擇業的第一選擇。再加上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相對落后，國有企業用工沒有自主選擇權，不能按照本企業的需求來選擇人才，可以說我國國企的人員是只進不出，越來越多，就成為了企業的負擔。
三、分配原則問題
在現階段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應當實行市場化分配體制，也就是將市場化收入分配機制和市場化資源分配機制相結合。但是目前，國有企業分配原則問題是國有企業制度改革的重要問題，它不僅關系到了國有企業與國家、非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之間的內部協調問題，而且還是一個長期得不到解決的難點問題。出現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國有企業是存在勞動收益權，不存在資產收益權，對于國有企業來說，大部分收益歸國家所有，企業得到剩下收益中的一般，個人只能得到最少的一部分，無論是管理層還是一線員工對于工作的積極性都被限制了。
在改革之后，就應當促使國有企業員工既擁有勞動收益權也擁有部分國家資產分配權，只有這樣才能激發員工工作的熱情，促使國有資產保值或者升值，也有利于整個社會的安定。
四、內部組織結構問題
對于企業內部組織關系來說，組成部門有三大力量，包括了經營系統、思想政治工作系統和企業工人。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國有企業現代生產的主要特點就是具備了復雜的技術裝備，對生產過程涉及的機械化水平要求較高。隨著國有經濟的機械化水平和自動化水平不斷增強，科學管理水平也需要提高，但是現階段，我國國有企業完全達不到這個要求。許多管理層的管理水平較低，管理方式較為單一，在生產過程中不能進行統一指揮，在發生生產問題時不能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各個部門相對獨立，不能相互配合。
五、產權問題
將企業的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開之后，為處理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創造了較好的契機，它強化了企業的利益關系，擺脫了國家的束縛和干預。但是在實踐過程中發現，僅僅依靠這兩種分權，依舊不能處理好國家與企業之間的關系。這主要是因為兩權分離沒有真正觸及到國家與國企之間的財政關系，經營者可以自負盈，但是不能自負虧。再加上兩權分離后，企業并沒有得到處置資產的權利，所以還不能成為真正市場的主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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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怡群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課題組 李保民（組長）.建立國有企業市場化用人機制[N].首都建設報，2009-06-26005.
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范文4
【摘要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關鍵詞】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問題是當代世界最為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由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當代主流經濟學面臨的一個嶄新問題（Grosfeld,1990）。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一門比較成熟的關于市場運行和資源配置的學說，但從總體上來說，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并沒有一套現成的“過渡”理論或“轉軌”理論用來指導經濟體制國家改革的重大實踐。這意味著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而且這個實踐本身就是對理論的重大發展和貢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呢？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就是整個社會的共產（共同占有和共同生產）、整個社會的自由聯合勞動、商品生產和競爭的消除、階級的消滅等等。顯然，這樣的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形式是不能結合的。但是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科學社會主義，即共（論文庫）產主義而言的。而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由發達資本主義脫胎的科學社會主義（共（論文庫）產主義）是兩種不同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正是基于當代實踐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最高形態共（論文庫）產主義。就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言，我們的基本定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對我國現階段社會性質的根本定位。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做了科學的界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確切地說，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4］。一些學者在討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中，總是把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形態的特征同市場經濟的要求聯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僅僅歸結為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會主義，較低生產力水平意義上的按勞分配實際上必然導致平均分配。這樣來理解社會主義實質上降低了社會主義的標準，模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吨校ㄕ撐膸欤┕仓醒腙P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種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種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私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多元的產權關系、包含著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存在的條件。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多元產權主體的存在提供了市場經濟生成與發展的社會環境。
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藕合有其客觀依據和歷史必然性。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得以共同存在的一個前提。從歷史上看，商品經濟的生成確實是同私有制聯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并沒有演化為以市場為中心在社會范圍的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這說明市場經濟的存在是以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為前提的，而分工越發達，單個私人資本容納社會生產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會分工與社會生產力這一矛盾的解決，一是通過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度，實現生產資料占有、使用的社會化，二是通過生產要素組織方式的變革實現財產占有與運作的社會化來解決的。從社會制度的角度來看，我們選擇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國家則是通過選擇了股份公司等企業組織形式來解決這一矛盾的。但問題的關鍵是，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沒有消除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必然性，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因財產一定形式的社會化運作而使其經濟體制演變為計劃經濟體制，因此筆者認為把市場經濟區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不科學的。市場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聯系的或調節的對象是生產要素或財產的組織單位——企業，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場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樣的生產要素或財產組織形式使企業既能適應財產社會化運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場價格信號組織生產和經營的經濟主體。歷史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法人產權獨立于所有權，所有權與法人產權分離與制衡機制的創立，曾使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適應社會化生產要求，在社會范圍內組織生產。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對公有制財產組織方式的創新和所有制社會結構的調整，為市場經濟的運行創造條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與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的相藕合，也與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經濟低效率直接相關。本來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是以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前提的，全部社會生產都要有組織地進行，社會對全部勞動和資源都要有計劃地配置和調節，商品也就隨之自動消失了。從理論上來說，計劃經濟同科學社會主義意義上的共（論文庫）產主義是相同的。從計劃經濟的現實來看，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實踐中的計劃經濟，共同特點都是排斥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其運行機制是通過國家的統一計劃和行政手段來調節，計劃經濟運行的基礎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質是支配與強制，即國家對社會經濟實行全面壟斷和政（論文庫）府的超經濟強制，因而是一種“統制經濟”、“命令經濟”，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單純理解為一種配置資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有三個最為基本的特征：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這與計劃經濟的基礎和本質是根本對立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借以產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礎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良出市場經濟。事實上無論是理論意義上的計劃經濟還是實踐意義上的“統制經濟”都是同市場經濟相根本對立的。如果不是這樣來理解，那么就意味著不進行徹底的產權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種模煳認識是非常有害的。作為一種經濟制度，真正的計劃經濟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歷史任務完成之后才會出現，而“統制經濟”實際上是超越客觀實際、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制度選擇。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還有著一種與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相適應的世界性背景和意義。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沒有國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場經濟的這種屬性必然要求打破國家或地域的限制，從而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生產和經營，跨國公司的出現正是市場經濟這種本質屬性的外在表現。因此，世界經濟國際化、一體化的趨勢，無疑使中國經濟隔離于世界市場的“經濟魯賓遜”式的設計最終歸于夢想。世界需要中國，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側面，如同一枚硬幣有正反面一樣，問題的另一面是：中國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行為主體是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企業，而不是政（論文庫）府。因此，我國高度集中體制下的傳統的經濟模式中，政（論文庫）府作為一個超級的“經濟托拉斯”來與國外企業發生經濟利益關系和競爭，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導致經濟的X非效率。因此中國建立與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的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相接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便有了理論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據。我們把對市場經濟體制的選擇置于國際大背景的坐標之中，就會看到市場經濟體制也是我們在市場經濟的總體氛圍的條件下的現實選擇?；谶@樣一種認識，我們可以說，中國加入WTO的實質是同市場經濟制度接軌。
二、市場化及其標準
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特別是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市場化改革就成為中國社會的共識和價值取向。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不少學者也對改革的市場化進程和改革的績效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于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基本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提出：我國已經進入由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時期。這就提出了一個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即市場化及其判斷標準問題。
筆者認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場化；二是市場化有無標準；三是市場化的研究方法問題。
市場化是一個與市場經濟直接相聯系的范疇。國內學者和研究機構對市場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國家計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課題組認為，市場化是指資源配置方式由政（論文庫）府行政配置向市場調節的轉化，具體說，就是“取消或放松國家對商品生產要素供求數量及價格的管制”。而較早系統研究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市場化進程是市場機制在一個經濟中對資源配置發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對市場機制依賴程度的不斷加深和增強的演變過程。市場機制包括供求、競爭、價格、風險、利益機制等，是市場化理論含義的延伸［3］。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的過程這個定義非常符合新古典經濟學的正統規范，但是忽略了市場經濟中作為市場主體的人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見物不見人。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自從19世紀末新古典主義的創始人馬歇爾等分析供給與需求以來，資源配置問題就成為經濟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經濟學沒有分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供給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為市場主體的行為，因此現代經濟學把市場過程更多地理解為市場主體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另外把市場化單純理解為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會偏離市場化的本質。已如前述，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把市場經濟理解為市場機制調節配置資源的過程，是有一定的理論假設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個完全競爭和市場化已經完成的經濟中，在私有財產和經濟自由已成為既定前提的條件下，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場配置資源了，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市場經濟才被稱為由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制度或經濟形式。經濟市場化就其本質來說，首先是經濟主體的經濟自由權利的確立、實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過程。經濟自由權既包括個人的財產所有權，也包括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市場化的實質就是經濟自由化。市場主體在明確的產權關系和平等互利的條件下，自主從事交易活動，交易雙方不僅能夠從中獲得利，而且還能夠創造合作剩余，這樣就使原來我們認為并不增加社會財富的交易活動具有了生產性，市場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也因此凸現出來。
第二個問題，關于市場化有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問題，專家學者們也是有不同的觀點。多數研究者認為市場化進程有絕對的標準。這種觀點最有代表性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要判斷和評價體制改革是否達到目標，就必須對測度市場化程度的標準作出界定，盡管這是一個難以統一的復雜問題，但是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就不可能作出統一的結論。所以，他認為，應以100％作為完全的市場化的標準，以0％作為完全計劃化的標準。其理由是由于各個市場經濟國家中政（論文庫）府干預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個國家對不同領域的干預、在不同時期的干預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來界定完全的市場化（盡管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市場化程度達到100％），而以某一個市場發達國家的市場化程度作為對比的基礎或參照系，那么，不同國家的比較就失去統一的標準，同一個國家的不同領域或不同時期的比較也會發生困難。當然，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市場化沒有絕對的標準，只有相對意義［8］。持這種觀點的專家學者認為，計算或測度市場化程度的絕對值不是一個科學的方法，也不能從絕對值的意義上去理解市場化程度。說一個國家的市場化達到一個百分數，會給人一個錯覺，好像世界上存在一個100％市場化的國家，而這樣的國家并不存在；即使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調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別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市場化的內涵也相應改變，所以，不存在一個靜態不變的市場經濟標準。因此，對市場化進程的絕對評價是無意義的，而只能進行不同地區之間進程快慢的相對比較，即以名次之類的順序尺度進行衡量。
筆者認為，市場化不僅在性質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場化的過程在本質上可以看做是經濟自由化的過程，而且在標準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說市場化的含義是雙重的，既包含過程，也是指一定的標準，嚴格來說它是指市場經濟發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從過程的角度來看，假設一個國家的市場化水平是從5％向10％過渡，我們就不能認為這個國家或地區是市場化了。這就意味著市場化不能單純是指過程而言的。其次對于標準來說，它是從靜態的角度對市場化的程度的一個限定，即規定了市場化的最低標準，比如說5％就不能說是市場化了。至于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經濟交易越來越突破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范圍而在全球范圍組織經濟活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以及對不同地區之間的市場化程度只能進行相對比較等觀點，并不能說明市場化本身是不能測定的，而只是說明市場化的測度的研究方法問題。
關于市場化程度的判斷標準，一般認為，市場化程度在15％以下可稱為非市場經濟或墳墓經濟，市場化程度在80％以上可稱為成熟或標準的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60％—70％之間可稱為準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40％—50％可稱為轉軌中經濟，市場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稱之為接近準市場經濟或轉軌中經濟。國內學者對我國目前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斷，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種估計，高位估計是65％，中位估計是55％—60％，低位估計是60％［7］。正是基于我國市場化程度已經基本達到或已經接近60％的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五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指出：我們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新世紀5—10年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時期。我認為關于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基本上是比較準確的，國外的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說明這一點，據世界遺產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利用50多個經濟指標對世界150個國家的經濟自由化程度的評價結果，中國市場化程度大致相當于美國的50％，考慮到可存在的人為的偏差，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程度估計至多達到美國的60％—65％，處于這樣的水平，我們可以認為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對于十五期間，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卻有相當的難度。從西方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英國、美國和日本來看，英國大體上用了250年使英國成為標準的市場經濟國家；美國用了100年左右的時間成為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我國封建制度幾千年，計劃經濟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一場深刻的長期的社會革命，對此，我們還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如生產要素市場化問題、市民社會的建構問題等等，對此我們應當有科學的判斷和充分的思想準備。
市場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斷，需要建立科學的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國內學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標體系主要有：江曉薇、宋紅旭［5］提出的測算指標是：（1）企業自主度：包括企業的14項自，即生產經營權、產品勞務定價權、產品銷售權、物資采購權、進口權、投資決策權、稅后利潤分配權、資產處置權、聯營兼并權、勞動用工權、人事管理權、工資資金分配權、內部機構設置權、拒絕攤派權；（2）市場國內開放度：包括農業生產、工業生產、物資流通、商業流通、價格調節、投資管理；（3）市場對外開放度：包括進口依存序、非關稅壁壘，直接投資實際額；（4）宏觀調控度：包括稅收負擔、政（論文庫）府補貼、貿易管理、社會消費、信貸管理；國家計委課題組［6］是從商品市場（包括生產環節和流通環節）的市場化和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入手進行測算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實際上就是國家已經放開、主要由市場進行調節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場的比重。顧海兵［7］則是從要素市場化方面進行研究。他提出的測度指標包括：（1）勞動力市場化，包括農村勞動力市場、城鎮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戶口管理體制及城鎮、城鄉的戶口封閉體制；（2）資金市場化，包括資金市場的主體結構、資金結構、利率結構；（3）生產市場化，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產三產業；（4）價格市場化，包括重要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和公用事業價格、房地產價格、醫療價格。陳宗勝［3］認為，對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的測度，最好按經濟體制自身的構成，即企業、政（論文庫）府、市場三方面展開分析。徐明華［8］則從8個方面進行了測算，這8個方面包括：（1）所有制結構：包括工業總產值中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非公有制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等5項具體指標；（2）政（論文庫）府職能轉變和政（論文庫）府效率：包括GDP與政（論文庫）府消費之比、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等6項具體指標；（3）投資的市場化：包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非公有經濟投資的比重、基建投資中非國家預算內資金的比重等3項指標；（4）商品市場發育：包括出口總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商品銷售額與工農業產值之比等3項指標；（5）要素市場發育：包括合同制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每萬人職業介紹機構數等5項指標；（6）對外開放：包括外貿依存度和人均實際利用外資2項指標；（7）經濟活動頻度：包括每萬人商業網點數、每萬人工業企業單位數等3項指標；（8）人的觀念：包括每萬人個體戶數、每萬人私營企業投資者數等4項指標。筆者認為，運用不同的指標體系來探索研究市場化的程度判斷本身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事實上每個指標體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實地反映市場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運用不同指標體系判斷市場化程度的差異，而是對市場化進程的基本趨勢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筆者認為應當結合借鑒美國遺產基金會的研究方法，該基金會的經濟學家首先把經濟自由化定義為“對于政（論文庫）府在生產、分配、消費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們對經濟自由化指數的測量也是針對政（論文庫）府對于經濟所施加的束縛程度進行考察，因此這種考察的具體對象主要是政（論文庫）府的相關政策。這種考察是對影響經濟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產出”方進行考察；該機構共設置50項變量或指標，采用分值測度的方法進行“打分”和評估。這種方法的實質是考察制度因素對經濟自由化的影響及影響程度。當然影響一個和地區的市場化程度的差異還有人口素質、技術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慮進一步補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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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范文5
水庫移民工作是一項長期、艱巨、復雜的工作，對于水庫建設所需土地的征收、水庫淹沒補償標準的確定、移民安置方式和安置去向的確定、移民安置區土地的調整和基礎設施的建設等，都需要各級政府進行監督、協調、實施，僅靠建設單位和個人的力量是無法完成這一艱巨工作的，這就要求我國水庫移民工作實行政府負責制，即移民安置的政府行為。因此，必須建立強有力的政府移民管理體制和移民管理機構，發揮政府在移民管理中的作用。但由于長期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政府角色的定位仍然沒有從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政府在水庫移民的管理中仍存在著角色的“越位”和“缺位”現象，由于政府角色不清，導致職能行使上的混亂，致使我國的水庫移民工作產生了諸多問題。由于現階段我國的基本國情和土地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性質，決定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移民工作仍需要通過政府行政行為和經濟手段相結合來完成，這就要求政府應在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的前提下，發揮自身在彌補市場缺陷、防止市場失靈、優化資源配置等方面的優勢，對自身的角色確定合理的限度，以適應水庫移民工作的規律。
二、水庫移民管理中的政府角色分析
水庫移民活動并不是一項簡單的人口遷移活動，而是一個由多項活動所組成的過程，包括水庫移民前期工作、移民搬遷安置的實施、移民生產生活后期扶持三個主要階段。
（一）水庫移民前期工作階段
在水庫移民前期工作過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角色“缺位”和“越位”現象，如：在項目立項階段，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為了工程的盡快上馬，往往很少征求受影響人群或移民對工程項目的意見，在沒有征求受影響人群意見的情形下就決定上馬工程項目，沒有尊重移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在移民工作中存在著代替移民作決定的“越位”現象，同時在為移民提供參與機制和參與渠道的工作中也存在著“缺位”現象，沒有為移民參與決策提供制度性支持；在移民安置規劃編制階段，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存在著角色的“越位”現象。一些省級或縣級地方人民政府為了安置規劃能夠盡快得到審批，工程能夠盡快上馬，往往采取“編”規劃的方式，基本沒有同移民和移民安置區居民溝通和協商，更談不上采取聽證的方式以征求移民的搬遷安置意愿，地方政府用自己的“意愿”代替了移民及其他移民組織的意愿，甚至有些地方政府根本沒有進行實地調查，沒有考慮到移民安置地的環境容量和承載能力，就盲目確定移民安置的去向、農村移民的生產安置方式等，致使在移民搬遷到安置地后面臨著生產生活資源緊張、生產生活恢復困難等問題，嚴重侵害了移民的利益。
（二）水庫移民安置實施階段
在水庫移民安置實施階段，目前大多實行的是“業主出錢、地方政府包干”的模式，即項目法人或業主與省級地方政府簽訂承包合同（征地拆遷和移民安置投資包干協議），然后省一市一縣一鄉（鎮）一村層層簽訂承包合同或協議，這實際上是一種業主只負責出錢而不負責移民之事，把移民工作丟給地方政府來管的做法。由于地方政府對自身角色定位的混亂，在移民安置具體工作中還存在著與移民或其他社會組織爭利的現象，而忽視了地方政府應承擔的維護水庫移民權益與監管移民安置工作方面的職能；其次，在農村移民建房過程中，各級地方政府也存在著角色的“缺位”和“越位”現象。
（三）水庫移民后期扶持階段
水庫移民的后期扶持政策既體現了國家對水庫移民負責的精神，也體現了水庫移民分享工程效益和改革開放發展成果的原則，對于提高水庫移民生產生活水平和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國相關法律規定，移民搬遷安置后國家要對移民進行一定時期的后期生產生活扶持，以幫助移民恢復和提高生產生活水平。根據國家的相關規定，水庫移民后期扶持的具體工作主要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負責實施，這就要求各級地方政府在水庫移民后期扶持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但由于各級地方政府角色定位的不明確，在后期扶持活動中，各級地方政府往往包辦代替了移民自身應承擔的職責，卻忽視了為移民生產生活的恢復發展提供有利的外部環境和條件，政府的“缺位”和“越位”現象嚴重，主要表現在：第一，一些省級地方政府在編制移民后期扶持規劃時沒有充分聽取廣大移民的意見，沒有尊重移民作為后期扶持對象的主體地位，剝奪了移民的參與權，致使一些項目不符合移民意愿，致使移民與地方政府之間產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影響了后期扶持工作的順利實施；第二，有些地方政府由于內部監督管理機制不健全，對移民后期扶持資金使用的監督檢查和管理不到位，導致出現有部門挪用、截留、擠占移民扶持資金和個別移民干部貪占、挪用移民扶持資金的現象，致使大量移民后期扶持資金流失；第三，在加強對移民的科學文化知識和實用技術的培訓，以增強移民就業能力等工作中，有些地方政府存在著“缺位”現象。
三、水庫移民管理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當前，我國社會經濟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水庫移民工作也出現了許多新特點，這就要求各級政府必須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單純依靠行政命令的管理模式中轉變過來，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和移民工作的新特點，重新定位其在水庫移民管理工作中的角色，逐步從自己不該管、管不好的領域中退出，在自己的邊界范圍內活動，針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政府管理的要求，各級政府在水庫移民工作中應突出服務、監督和協調的作用，而不是突出行政命令的作用；應突出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一的基礎性作用，而不是規定政府可以利用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資源；應突出自身作用的“有限性”，充當市場運行機制的補充者，不插手社會組織、中介機構或者公民個人可以承擔的事務，實現自身角色的正確定位，這對于實行移民政府負責制的我國來說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在新時期的水庫移民管理工作中，要正確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各級地方政府之間、各級政府與項目法人之間、各級政府與移民之間、各級政府與移民設計、監督評估單位之間的關系，準確定位政府在水庫移民管理工作中的角色。
（一）相關主體的利益協調者
馬克思說過：“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多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市場經濟體制下協調水庫移民工作各利益主體之間不同利益的就是政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移民工作，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包括移民機構及各職能部門）、村集體經濟組織、項目建設法人、規劃設計單位、監督評估單位、移民群體和移民自治組織等多個利益主體，而各利益主體都有著各自不同的目標和利益訴求。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我們要承認并保護市場各利益主體的合理合法利益，而不能象計劃經濟體制那樣對其合理部分也加以反對。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由于各利益主體之間利益目標的不同，就可能造成各主體之間利益的相互沖突甚至對立，這種沖突或對立可能會使個別主體的利益遭受損失，更為嚴重的可能會對整個水庫移民安置工作造成不良影響，導致水庫移民工作目標難以實現。因此，為了使得市場經濟條件下原本具有不同利益訴求的各主體能被諧協成一個有機整體，協調一致地完成水庫移民工作，就需要有一個能夠協調、整合各利益主體之間不同利益的部門，由政府的性質和職能決定，這一利益協調者的角色只能由政府承擔。各級政府要承擔起利益協調者的角色，必須正確履行其相關職能。
政府要成功地擔當起水庫移民工作相關利益主體之間利益關系的協調者，其重要前提是政府只能作為利益協調者而不能作為利益“參與者”或利益分配者，即政府必須充當“利益局外人”角色，獨立于利益關系之外，既不同移民工作其他相關主體爭利，更不與移民爭利，這是政府進行利益關系協調的前提條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使各移民管理主體的利益實現積極的協調和整合，政府必須做好如下工作：首先，中央政府應建立一個調整各相關主體利益的宏觀調控機制。由于水庫移民安置工作，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一種不完全的市場行為，如果完全根據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進行調節，那么，作為弱勢群體的水庫移民就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落伍，可能會因為貧富差距過大而引發社會矛盾，因而，就需要政府進行干預和調節。中央政府政府可通過諸如制定相關法規規范、建立水庫移民分享工程效益的長效機制、建立農村移民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來保護移民的正當合法權益；其次，政府要統籌兼顧各方利益。一方面要承認由于水利水電工程的建設導致移民利益受到了損失，國家不能無償“剝奪”移民的利益，要給予移民合理補償；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加強對移民的宣傳教育，依據法律規定加強對移民行為進行引導、規范和管理，應該使移民看到，國家進行工程建設是為了實現全民族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不能因為工程建設使自己遭受了損失就可以“漫天要價”，更不能因為補償要求不滿意而阻撓工程建設；最后，政府要建立利益一種協調機制。在水庫移民工作中，項目業主、移民工程監理、監督評估單位以及移民群體和移民個人都有不同的利益追求，由于各利益主體利益目標的不同，就可能導致各主體間利益的矛盾和沖突，為了減小利益的矛盾和沖突可能對水庫移民工作產生的負面影響，就要求政府從制度層面建立一種利益協調機制，以使各利益主體在此機制的制約下產生一定的同向性和協調性，共同推動水庫移民工作目標的順利實現。
（二）水庫移民權益的維護者
社會契約理論認為，政府的產生是由于社會每個個體成員讓渡其部分權利，形成公權力，以此來保護他們的個體權利不受侵害。因此，個人的權利是先于國家權力而存在的。作為國家的代表—政府有責任有義務對社會個體的包括私有財產在內的基本權利進行保護。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維護社會公正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無可否認，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大規模的水利水電工程建設是難以避免的，國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興建大量水利水電工程，免不了觸及到公民的私有財產，如水庫的建設淹沒了移民房屋及其他財產。但即使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對公民私有財產進行征收和征用時，也只能通過契約的形式合理合法解決，而不是政府的強制，這是社會公正的要求。社會中每個個體的價值和利益都應該得到保證和維護。所以政府的責任在于維持公共秩序，在于為保護公民私有財產和契約自由創造公平、安全的環境，并在他們需要的時候提供法律許可范圍內的服務。但由于長期以來“重工程、輕移民，重搬遷、輕安置”思想的影響，我國水庫移民的合法權益保護問題一直未引起各級政府和社會的重視。特別是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往往采用研究行政命令強制征用移民土地和拆遷移民房屋，甚至采取水趕人走的極端方法，致使移民合法私有財產遭受了重大損失，嚴重侵害了水庫移民權益。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要盡快轉變自身角色，勇敢擔當起水庫移民權益維護者的角色。首先，各級地方政府要做好水庫移民前期工作，根據當地資源情況，結合實際，實事求是編制移民安置規劃，從根本上建立水庫移民經濟補償機制，規避征用土地和拆遷房屋的隨意性，確保移民的經濟損失得到合理的補償；其次，縣級政府要正確處理自身作為水庫移民安置工作的實施者與移民工作的管理者之間的角色沖突，在做好水庫移民安置實施任務的同時，根據法律規定，加強對移民工作的監督和管理，把工作的著力點切實轉變到為水庫移民提供公共服務、培育經濟社會發展環境、維護水庫移民權益上來?？h級政府在水庫移民工作中要積極轉變執政理念和角色認識觀念，明確其作為公共利益和社會公正的代表者，在水庫移民工作中只能充當“利益局外人”角色，而不能同移民其他相關主體爭利，更不能與移民爭利，實現自身作為社會公正代表者的角色歸位。同時，省級政府要加強對縣級政府的監督力度，防止縣級政府作為移民安置實施的“唯一承包商”而為了地區或官員個人私利損害國家、集體和移民個人的利益；最后，各級政府根據行政管理的層級，加強層層行政監督力度。在水庫移民工作，由于各級政府監管角色的缺位，導致各級地方政府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著擠占、截留、挪用移民補償安置資金和后期扶持資金的情況，這一情況在縣級政府更為明顯。根據法律規定，通過調劑土地安置移民的，移民的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和集體財產補償費將直接全額兌付給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由于安置補償金沒有直接發放到移民個人手中，再加之一些縣級政府對這部分資金監管不到位，導致部分鄉（鎮）政府或村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委員會侵占、挪用移民補償安置資金現象，嚴重侵害了移民權益。
（三）市場運行機制的補充者
從政府型態學的觀點來看，現代政府可以分為無限政府與有限政府兩類。所謂無限政府，是指政府通過各種手段和方式，將社會事務的各個方面均納入自己的決策和管理范圍之中，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導一切，決定一切，包辦一切。通常說來，無限政府與計劃經濟往往互為表里，相互支持。前者以后者為基礎，后者以前者為保障，兩者相輔相成，須臾不離。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政府往往認為自己的能力邊界是無限的，可以包打天下，其制定決策缺乏科學和民主。這一政府型態表現在移民工作中就是移民安置工作缺乏實事求是精神，沒有考慮到水庫移民的承受能力，沒有具體分析各移民安置地的實際環境容量情況，沒有制定切實可行的移民安置規劃，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強制移民進行搬遷，把移民搬遷安置只看成是簡單的搬搬家而已，有的要移民自找門路，自己組織搬遷，更有甚者，為了趕工程進度，提前下閘蓄水，甚至采用了一些極端做法迫使移民搬遷，嚴重侵害了水庫移民的權益。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的確立，國家經濟體制和經濟建設項目發生了重大變化，移民安置工作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F行法律法規中的諸多規定已不能適應新形式下移民安置工作的需要，特別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舊的管理模式已不能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移民管理的需要。一方面，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使國家、企業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政府和企業的利益目標不再一致，移民安置中政府、項目建設業主、集體、移民個人等相關權益主體的關系發生了變化；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國財政體制和投資體制也發生了變化，水利水電工程投資主體己由單一的國家投資向國家、地方、集體企業、股份制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個人等多元化投資主體轉變。因此，市場經濟條件下包括政府在內的作為具有不同利益訴求的各相關主體，其在自利性的支配下往往會為了實現自身的利益而不惜損害其他主體的利益，這也是個別地方政府或相關職能部門擠占、截留、挪用移民補償資金，出現政府與移民爭利的主要原因。
為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移民管理工作的新需要，順利完成水庫移民安置任務，實現水庫移民安置目標，要求政府必須轉變計劃經濟體制下單純依靠行政命令的移民安置管理方式，充分發揮經濟和法律手段的作用，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積極轉換自身角色，從過去“無所不能”的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更多的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發揮彌補市場失靈的重要功能，逐步從自己不該管、管不好的領域中退出，進入自己該管而沒有管的領域，加強政府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的職能。所謂有限政府，是指政府在法治的基礎上，依循自由競爭的原則，充分發揮企業和社會中介組織的作用，實行宏觀經濟調控，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和基本社會保障，矯正所得分配不均現象，其主要特征是政府既不主導一切，也不決定一切，更不包辦一切。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水庫移民管理工作中，首先，各級地方政府要明確自己的活動邊界，防止出現角色“越位”。水庫移民搬遷到安置地后面臨著恢復和發展經濟的艱巨任務，各級地方政府要尊重水庫移民作為恢復和發展經濟的主體地位，充分尊重移民個人的選擇權，而不應代替移民做決策，在這一過程中，各級政府應從資源的分配者轉變為資源合理配置的引導者，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各級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制定并執行市場規則，規范市場竟爭秩序，完善市場服務體系，為水庫移民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其次，安置地的縣級及以下地方政府應提供移民新安置地的諸如水、電、路等公共基礎設施和科教、文化、衛生等與移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滿足移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不應過度涉入移民的私權領域，如一些地方政府強行規定移民的建房標準就是政府對公民私權的干預；最后，政府要正確處理好與移民自治組織的關系。移民自治組織作為溝通政府與移民的一個橋梁和渠道，在反映移民利益訴求，維護移民合法權益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而又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應積極扶持并培育移民自治組織的發展，制定法規法規規范移民自治組織的活動，加強對這一組織的監管，為移民自治組織的作用得以充分發揮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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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征范文6
關鍵詞：科研院所轉制；現代化財務管理；計劃經濟；市場經濟；成本控制；預算控制 文獻標識碼：A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章編號：1009-2374（2016）36-0216-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6.36.107
1990年以來，順應市場的發展要求，我國的科研機構紛紛由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市場經濟體制，在現代化財務管理的影響下，我國科研機構的財務管理也紛紛向現代化財務管理體制走去，為科研院所所的持續健康發展奉獻了不小的力量。但是由于科研院所所長期受到計劃經濟的影響和制約，當轉制為企業后，許多科研院所所表現出不能很好地適應企業的現代化經營方式，嚴重地制約了科研院所的健康持續發展，許多科研院所轉制為現代化企業的管理模式后多數以追求最大化的利潤為目標，許多科研院所由于太過追求利潤，造成了對科技的研發和創新的忽略，這樣直接導致了科研院所在同行的競爭中丟失了以往的優勢地位，在以后的發展中缺乏后續動力。在改制過程中大多數科研院所所還在繼承著以往財務方面的管理體制，導致內部財務系統的職責比較混淆，內部監督較為松散，核算方式不是十分精確，會計報告虛假等缺陷問題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研院所資產流失的后果。
1 科研院所所轉制后現代化財務管理的弊端
1.1 從理論上看科研機構財務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弊端
1.1.1 傳統的資本理論，忽略無形資產。人才是一個企業和一個國家動力的源泉、科技創新的基礎，一項好的技術和一個好的管理者可以營救一個企業。但是在傳統的資本理論中，對這些忽略嚴重，造成了人才的流失，進而危害了科研院所的利益。
1.1.2 傳統的剩余理論分配缺陷，不能更好地分配資本和勞動者的價值。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它認為勞動者創造了剩余價值，所以剩余價值應該歸勞動者所有，該理論忽略了資對創造剩余價值的貢獻；另外一些理論又強調了資本的價值，從而導致不能更好公平地對勞動者和資本投入者的價值分配。
1.2 從資金的投融方面看科研機構財務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弊端
1.2.1 融資方面存在的弊端：（1）認為融資比用資重要，認為資金籌集得越多越好。（2）籌資的最好方式是發行股票，卻不知這樣的方式讓科研院所負債越來高，一方面導致生產成本過高，經營的成本用于歸還貸款利息，用于營運資本如企業投入的技術創新的資本較少，從而失去了技術上的創新動力；另一方面改制后上市融資成為了研究所不計負債后果拼命追逐的目標，使研究所付出了極高的債務代價，不利于研究所得組織結構優化。
1.2.2 投資方面存在的弊端：（1）認為資本擴張的越多越好，改制后，許多科研院所紛紛開始對小企業或經營不善的企業收購、兼并或者對其他企業轉贈和送股，出現了經營與資本無法實現同步增長，許多收購兼并的企業成為科研院所的包袱，經營的結果不理想，引起了科研院所財務狀況的惡化；（2）許多科研院所認為實物資產比企業現金重要，于是把科研院所的大量現金用來購買實物Y產，忽視了科研院所對現金流的需求。
1.3 從財務內部控制管理制度上看科研機構財務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弊端
就科研院所的內部財務控制管理來說，主要是分為成本的控制、預算的控制、信息化的控制、內部會計的控制等。
1.3.1 成本的控制。近年來許多科研院所對成本費用的控制一直沿襲著傳統的模式，依賴著員工個人的素質和覺悟，弱化了內部的程序控管，導致企業成本負擔一直很大，無法更多地投入其他的建設方面去。
1.3.2 預算的控制。在改制以來，許多科研院所都有著在計劃經濟體制影響下事業單位財政撥款大量的收入大量支出的弊端，這個弊端讓科研院所的預算行為變得形式化了起來，一般對下年的經營以及收支情況都是靠上一年的收支情況去估計，這樣的預算方式相當的不精確，在制定之前缺乏精心的測算，制定后也沒有監督控制執行，年尾還不進行考評測定，最后導致的結果是無法對企業來年的預算形成指導作用，更別談對企業的決策做出基礎的依據，對企業的發展方向產生誤導。
1.3.3 信息化的控制。當今，信息化的浪潮已經遍布了社會經濟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新形勢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是網絡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企業的會計工作也隨著時代的腳步走上了信息化的發展道路，許多企業利用電腦代替人工進行會計記賬、財務報表等工作，大大地讓會計的工作量減少，提高了會計的工作效率，把繁瑣的工作經過計算機的運算和處理，變得簡單明了、易于操作。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可以促進轉制后的科研院所的財務管理變得制度化和規范化，進而提高企業在同行業中的競爭優勢以及企業的管理效率。但是許多改制后的科研院所要不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要不沒有能夠利用信息化處理財務工作的人才，導致科研院所的工作效率在同行企業中遠遠落后。
1.3.4 內部會計的控制。自從科研院所轉制以來，由于許多方面的因素，大部分科研院所還沒有建立內部會計控制的相關制度，常常造成會計信息的失真，財務收支管理方面非?；靵y，責任不清，監管制度不嚴密，使科研院所的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現象時有發生。
2 解決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