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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經濟的作用范文1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相對生產率,比較優勢,經濟發展
一、現有文獻概述與批評
現有的研究文獻絕大多數遵循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們接受這樣的假定,認為外商直接投資的經濟意義,是代表了接受體的資金和技術資源的一種“凈增加”。這種分析主要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將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總量的主要指標的比率簡單標示出來,然后“讀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由此得出判斷,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資與固定資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對較小,進入1990年代以后就開始大幅度上升。這些研究同時發現,在日益擴張的中國外貿出口中,外資企業所占份額也在急劇上升。這兩項指標,對于迅猛發展的沿海地區省市表現得尤為顯著(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種方法,可以說是第一種方法的補充,主要專注于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各項指標之間關系的回歸分析。這種分析意在檢測外商直接投資對可觀測的指標,如gdp增長等的間接影響,這種影響在在第一種分析中不能夠顯示出來。另外也試圖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資對那些不可觀測的指標,如全要素生產率等的影響。這些分析發現對于各種不同的回歸模型結果各異,但總體結論是,相關性都表現為正,而且在統計上顯著。其中最樂觀的發現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年增長達2.5%,加上外商直接投資通過資本形成使gdp增長0.4個百分點,那么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總貢獻在1990年代年平均達3%,也就是占整體經濟增長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類研究還發現,外商直接投資流量與國內總投資增長也是顯著的正相關。他們將這個結果視作是投資“擠入效應”的證據(kueh 1992;zhan 1993)。
在較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種方法的應用較為普遍,主要應用于對外商直接投資與地方經濟發展的關系分析,即進行個別區域分析或跨區域比較。很明顯,吸引較多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現出較快的經濟增長。這些分析的典型結論,都是表現為顯著的正相關,說明外商直接投資透過各種直接或間接影響,包括地方資本形成、地方投資的“擠入效應”、地方生產技術或知識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由此得出的推論是,外商直接投資解釋了不同地區或省份的不同經濟增長表現,對總體中國經濟增長有較強的政策含義(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現存這些文獻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顯的,在它們的分析中,因果關系和相關關系很難區分開來(li et al. 2002)。這個問題可以說貫穿所有的現存文獻,但在區域和跨區域回歸分析中尤其嚴重,因為所分析的這些區域與其他區域畢竟屬于同一國家、同一種體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環境),使用同一貨幣。所有這些都意味著,存在著眾多的機會,可以透過創造租金來促進地方經濟增長,尤其是在各地區間市場化程度差別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資與地方經濟增長確實存在正相關,也難于判斷地方經濟增長到底是來自生產率的改進還是來自其他地區的租金轉移,抑或兩者兼而有之。極端情形是,租金創造效果如果超過生產率的改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效應,對中國總體經濟增長的貢獻就有可能為負而非正。
從上文的討論可以得出一個普遍論斷,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現有的文獻中,有
關外資促進地方經濟增長的具體機制,究竟主要是透過促進生產率進步抑或是創造租金的問題,往往會在回歸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聯立方程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測也是如此,問題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資引起了經濟增長還是經濟增長促成外商直接投資進入,問題是,外商直接投資是通過創造租金還是通過生產率改進來促進地方經濟增長。因此,關鍵是要將有關兩者的相關性的分析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定路徑相聯系,在這個特定路徑中,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影響的機制必須要能夠準確地識別和評估。
要將對外商直接投資影響分析與中國特定發展路徑聯系起來,邏輯上就必須超越純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唯一指引的視野,訴諸更寬泛的理論框架。在相關理論文獻中,與新古典傳統相對,還有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和激進政治經濟學,它們并不否認外商直接投資可以體現為額外的金融和技術資源,然而它們更加強調外資的其他特性,這包括外商進入國內市場的模式、技術轉移的類型、塑造國內市場競爭模式的制度和結構環境,等等,認為這才是外商直接投資影響后進發展的最關鍵因素,而且其影響往往是負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關的中國研究文獻中,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結論不盡全面、合理。
二、宏觀指標的直觀判斷
從宏觀指標的直接觀測結果看,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中國總體經濟發展一個重要因素的觀點,并沒有得到經驗支持。作為固定資本形成的一個因素,外商直接投資在1979-1991年期間的年流入量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相比還是極其微小的,只有從1992年開始才大幅度增加。從1992年至2006年,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之比年均約為12%,從國際背景來看,大約是同期所有發展中國家平均值的兩倍。盡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資是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一個很小的組成部分,而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在gdp中所占的份額同樣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斷言,從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資透過資本形成來促進gdp增長,其貢獻每年應該不超過一個百分點。
概念上,上述指標存在著三方面的局限性,從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第一,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并不反映資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量,因為對資本形成的貢獻除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外,還有來自外商投資企業的凈利潤再投資。第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與資本形成的比率這個指標,本身并沒有涵蓋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投資“擠入效應”。第三,這個比率并沒有顯示外商直接投資對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無法觀測的影響。
對第一點來說,要加以確證必須進行企業層面的調查,但這是不可行的,因為這樣的數據根本無法獲取。直觀判斷,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規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資企業在全部企業工業增加值中的比重僅達11%,因而,凈利潤再投資即使確實是總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只能是近年來的事。同樣地,就第二點來說,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和各種微觀經濟主體的一個典型化特征,是表現出過度沖動的投資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任何可能的“擠入效應”也僅在近年內才有意義。就第三點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資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貢獻,這是現有文獻關注的焦點。部分研究是從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能夠帶來外匯的角度來考慮,而外匯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夠為技術進口提供資金來源,這些技術在相當程度上體現在機械設備或工業投入品中。還有部分研究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是通過改進外商直接投資接受企業、行業或區域的效率來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其作用機制包括技術轉移、促進經濟制度和結構的轉變、等等。
即使將因果關系問題、可出口品的競爭問題擱置一邊,從現有數據推斷出外資企業為中國外匯收入的增長起主要作用,這仍是頗為夸大失實。事實是,外資企業的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過40%,2001年超過50%;然而,觀察各年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外資企業的進口份額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資企業每一年都存在相當規模的外貿赤字,形成對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國貿易表現順差。盡管外資企業從1998年以來一直享有順差,但這些順差僅占國家總順差很小的一部分。當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資企業的部分進口是隨同投資一起進來的生產設備,在這一點上,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可能貢獻可歸結為兩種形式:一是對使用進口設備的外商直接投資接受企業的技術轉移,另一是,在長期
上促使外資企業成為凈出口者,只是,這種前景迄今為止始終還只是潛在可能性。與此相關的話題是,外資企業以什么形式來實現外貿擴展?眾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占主導的外貿出口是加工貿易,這主要是由于外資企業的進出動所從事的主要是加工貿易。從加工貿易的生產特性看,加工貿易的增加值率(這里定義為凈出口對出口總額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勢頭,1998年以后則停止上升,基本維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國對外貿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貿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這么低的水平,這與中國追求產業結構的升級是不相符的。
現在我們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透過改進經濟效率來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主流理論認為外商直接投資以下列幾種形式發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資接受企業進行技術轉移,對同行業或相關聯行業的其它企業產生溢出效應,根據“稟賦”比較優勢原則實現經濟結構轉變,按市場原則實現制度轉變,等等。這些理論觀點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實現,這些凈效果主要表現在與中國其他行業相關的整個外資企業部門的績效上。圖1標示出外資企業相對于工業企業的生產率表現。可以注意到相對勞動生產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間表現出長期的下滑趨勢。從表面判斷,這種趨勢與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中國按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原則進行結構轉變的論題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國現有的“廉價勞動力”(充裕的勞動力供給)優勢進行產業轉變。這種趨勢也與激進政治經濟學關于資本傾向于使勞動非技能化的理論相一致。換句話說,這種傾向的結果很有可能是改進了資源配置效率而同時削弱了生產效率。這就有必要去考察總的效率指標,這個總效率指標一般用全要素生產率相對比率的演化來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資大量流入和外資企業的大幅度增加這個長時期內,全要素生產率相對值序列也表現出相同的下降傾向。這就意味著,生產效率的損失已超過了資源配置效
投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貢獻作一個正面的評價。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如果外資企業的相對效率確實是在下降,那為什么中國工業中外資企業部門所占的份額卻在不斷的擴大?為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對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決策機制作進一步的考察。但這個答案有可能與勞動補償有關。眾所周知,由于進入該部門的產業工人無限的供給,從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大部分勞動密集、出口導向的外資企業的工資水平基本維持在一個低水平上不發生變化。圖1顯示,外資企業相對整個工業企業的相對平均工資率一直表現為下降傾向。這種狀況說明,盡管相對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表現為惡化趨勢,外資企業仍是有利可圖。這種傾向自身就意味著,對整個中國經濟來說,與外資企業部門膨脹相關的發展是不能作為效率判斷的依據。 首先,我們對1991-2005年期間中國35個工業行業的相對生產率作一比較。觀察外資企業所占比例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那些行業的數據,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點涉及外資企業的行業分布與有關行業的技術特征。理論上,主流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和激進學派的“勞動的新國際分工”理論都認為,外資企業既然是市場導向的,那么它們應傾向于集中在中國的勞動密集工業行業。這與現實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貿易分析文獻中,通常將勞動生產率低于0.9的行業列為勞動密集行業。按照這個標準,在2005年外資企業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個工業行業中,有11個行業可以列為勞動密集行業, 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點是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主流理論一般傾向認為,外資企業占主導行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這反映出它們采用了更多的勞動密集性生產技術。這一點與現實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討論的17個工業部門,在1991-2005年期間,有13個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出現了負增長。這種績效與資源配載效率改進的預期是一致的。然而,這種績效與激進理論的勞動非技能化假說也是相符的;激進理論認為,外資企業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資企業占主導的行業,一般傾向于延緩勞動生產率的改進。
第三點是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工業效率的總體影響。這一點主要體現在外資企業占主導的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相對數值的表現上。可以觀察到,由于全要素生產率相對值這個指標對應的是整個中國工業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體經濟因素效應,而強化了行業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資企業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業因素的效應。這個指標大體上能捕捉到一些有關技術轉移、行業間和行業內的溢出效應、市場制度的改進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結果可以與主流文獻形成較好的對照:在外資企業占主導的17個工業行業中,有13個行業在1991-2
005年間全要素生產率相對值出現了負增長。很明顯,正如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說,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資確實對中國工業效率存在正的影響,但是,現實情況同樣符合結構主義和激進理論所判斷的負面影響,綜合而言,占主導的是負面影響。
我們還可以對1991-2005年期間30個省區的工業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資企業在空間分布上高度集中:2005年僅有6個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蘇、廣東、福建)外資企業的工業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在這個背景中,所涉及的這6個省市的績效與行業分析結果略有不同。從相對勞動率標準判斷,1991年這6個省區的工業都不能視作是勞動密集型的。到2005年,6個中有2個(廣東和福建)轉變成為勞動密集型。因為這兩個省的外資企業工業增加值比重確實遠比其他省區高,或許可以說,在空間分布上,外資企業在某種程度上確實符合比較優勢原則。與此同時,從空間分布看,外資企業也確實表現出有利于促進資源配置效率:六個省市中有4個在1991-2005年間相對勞動生產率都出現負增長,僅有天津和江蘇例外。恰恰是這兩個省市在1991-2005年期間出現相對全要素生產率為正增長,而其余4個省則出現負增長。顯然,這些區域數據分析結果,大致上與行業分析結果相同。
行業-區域分析結果顯示,中國的實際情況,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有利于經濟增長的理論預期,但是,由此就認為整體而言外商直接投資強烈地促進了中國經濟增長,這卻是不符合事實。上文的分析結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論斷,即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以及外資企業的運作有助于工業行業和區域的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這些結果同樣符合激進政治經濟學關于外資企業導致勞動生產率進步停滯、以及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關于外資企業有可能扭曲行業或區域的經濟結構的批判性論斷。上文的分析結果,是大部分外資企業占主導的行業和區域的相對全要素生產率出現負增長,這意味著,總體而言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始終還是偏向于負面的。
最后,作為有關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影響的行業-區域分析的結束部分,下文試圖對行業-區域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上文的分析僅僅考察了外資企業占主導的行業和區域,而不是全部數據,這對于總體上分析外資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表現來說,關注面可能顯得過于狹小。從另一個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顯得過于一般化,因為分析其實只是考察了有關行業-區域的特有因素對它們的相對生產率表現的影響,卻并沒有從各種特有因素別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資企業增加值比重這個因素。對總體數據的統計分析有可能彌補這兩方面的不足。特別地,可以假定一個行業或地區的工業全要素生產率水平(a)由行業或省區的總規模(由總增加值v表示)和行業或省區外資企業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決定,即:
lna = a + blnv + c(vf/v)
從兩方面來看,這個分析框架應該是可取的。其一,將v作為a的解釋變量,意味著該分析考慮到了行業或省區的特定增長路徑,即考慮到可能存在著規模經濟或集聚經濟;其二,在進行跨區域的比較中,這種分析將有助于檢驗由外商直接投資所產生的部門內溢出效應、以及外資促進結構和制度變動的效果。這是因為,這種溢出效應和變動一般應該是主要在同一個省區之內發生作用的。最后,值得指出,變量vf/v反映的是外資企業在一個特定行業或省區滲透的累積效應,對2005年一年數據的分析,將能為判斷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工業中的累積影響提供一個推斷依據。 結論
現有主流研究文獻對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它們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資的性質是代表了對接受經濟體而言是一種“凈增加”的資金、技術或制度資源,相應地,它們對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評價只能是肯定的。然而,這些純粹依系于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觀點顯得關注面過于狹小,由此衍生的判斷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實上,相關的理論文獻中,同樣存在著其他理論傳統,它們并不將外商直接投資僅僅視為可以利用的新資源,而是認為外商直接投資還承載著其他特性,有可能對后進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本文試圖超越狹窄的純粹新古典經濟學框架,訴諸于更為寬廣的理論文獻,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我們的主要分析發現是,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一方面的的確促進了資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經濟發展;但另一方面卻又惡化了生產性效率,而兩者
外資經濟的作用范文2
現將《北京市外商投資企業用地登記工作程序》（試行）印發給你們，望遵照執行。
北京市外商投資企業用地登記工作程序（試行）
一、受理登記：外商投資企業按照《公告》確定的市區縣土地管理部門登記管理的分工向市或區、縣土地管理部門的地政處（科）或用地處（科），申請用地登記，領取《北京市外商投資企業用地登記表》及填表說明一份，領表人在《外商投資企業領表登記簿》上簽字。用地單位自領表之日起10日內將填報的登記表和有關文件送回地政處（科）或用地處（科），并填寫《北京市外商投資企業用地文件收件單》。
二、初審：市或區、縣土地管理部門的地政處（科）或用地處（科）對填報的登記表及有關文件進行初審，并按土地使用費標準規定的土地用途分類，填寫《北京市外商投資企業用地登記冊》。租用飯店、寫字樓的外商投資企業單獨分類，并填寫《北京市外商投資企業用地登記冊》。
三、發放申請審批表：對于用地權屬來源清楚，證件齊全的，由市或區、縣土地管理部門的地政處（科）向用地處（科）向用地單位發放《北京市外商投資企業用地申請審批表》一式二份，并指導其正確填寫。
四、實地勘查：市或區、縣土地管理部門的地政處（科）或用地處（科）對外商投資企業用地進行現場勘查、確定用地位置、四至等。
五、確定用地面積：外商投資企業在申請審批表中填寫的用地面積，若是經土地管理部門測繪的準確用地面積，則用地合同以此面積填報，并取消修訂條款，若企業以自報面積申請，則先以自報面積填報用地合同，在土地管理部門測繪得出準確用地面積數據后再修訂用地合同。
六、核定土地使用費：市或區、縣土地管理部門的地政處（科）或用地處（科）根據用地位置、用途等因素，核定土地使用費標準及總額，填寫《北京市外商投資企業土地使用費核算表》，報主管領導審批。
七、領導審批：市、區、縣土地管理部門的地政處（科）或用地處（科）填寫《北京市外商投資企業用地申請審批表》，制作《北京市外商投資企業土地使用合同》，連同其他有關文件和審批材料報主管局長審批。
八、簽訂土地使用合同：市或區、縣土地管理部門分別與用地方簽訂《北京市外商投資企業土地使用合同》一式五份（非法定代表人簽字，需提供法定代表人的授權書），其中一份合同副本轉送市或區、縣財政局。
九、發證：市或區、縣土地管理部門的地政處（科）或用地處（科）填發《用地通知書》，通知用地單位到產權、地籍部門辦理領取土地使用證的有關手續，并將一份合同正本轉到產權或地籍部門。
十、修訂用地合同：產權、地籍部門的測繪面積與土地使用合同中填寫的面積相差5平方米以上的，產權地籍部門須在通知地政處（科）或用地處（科）修訂土地使用合同后再頒發有關證件。
外資經濟的作用范文3
關鍵詞：激勵性外資政策；雙缺口；外資依賴；假外資；外資并購
中圖分類號：F7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3-0012-02
1 我國傳統外資政策存在的問題
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中國吸引外資的政策雖然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但是外資在國內市場的發展也產生了眾多的問題。
（1）低層次的外資政策。激勵性的外資政策是一種低層次的外資政策，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壯大，國內儲備和外匯儲備的增加，改革開放之初存在的“雙缺口”問題已經在中國逐漸消失，國內資金在一定程度上足以滿足投資的需要，因此無需采用各種優惠和激勵措施吸引外資解決國內資金不足的問題。世界上只有20% 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和中東歐國家） 通過提供額外激勵或進一步的自由化措施增強其吸引外資的競爭力，有超過50% 的國家將目標導向和強化促進作為主要競爭手段。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有效地吸引外資，需要結合本地區的比較優勢，強化吸引外資的目標導向，而不是一味的盲目吸引外資。
（2）巨大的成本。為了吸引外資進入中國市場，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地方都努力為外資提供各種優惠和便利。有的地方為了吸引外資不惜重金投入，引資成本大大超過外商投資帶來的實際利益。同時為吸引外資實行的各種稅收優惠和減免政策使得稅收收入大打折扣，國民財富流失與財政收入減少現象嚴重。雖然外商進入中國后帶來的先進技術能夠為國內相關行業的發展提供免費模仿機會，從而節約創新所需要的成本。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技術都有普遍適用性，為了使外國技術適應本國的需要，往往需要支付巨額的研究和發展費用，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研究費用大大超過了創新研究所需要的成本。
（3）對民間資本的擠出效應。中國吸引外資的政策使得外商投資企業獲得了比國內企業更多的優勢，成本也極大的降低了，從而形成一種不平等的競爭局面，對民間資本產生了一種擠出效應，使得民間資本在競爭中陷入被動局面。據王志鵬和李子奈(2004)的研究，在全國范圍內，FDI對國內投資存在顯著的擠出效應，FDI每增加1個單位將擠出0.754-0.821個單位的國內投資，在東部地區外資的擠出效應最明顯。
（4）影響國際收支，加劇通貨膨脹壓力。從國際收支情況來看，中國長期處于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國際收支雙順差局面，經常項目順差中，2005年貨物貿易順差為1342億美元，占83.5％；在資本項目順差中，直接投資項目順差為678億美元，是資本項目順差的108％。當前一直為國際社會爭論的中國經濟雙順差現象和外資的大量涌入是直接相關的。在外資大量進入和國家外匯儲備巨額增加的情況下，人民幣的升值壓力進一步加大，人民幣升值使得我國的出口商品競爭力下降，不利于出口加工產業的發展。
（5）明顯的地區差異。中國吸引外資政策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現象，從而使得地區發展不平衡，拉大了地區之間的差距。我國的外商投資主要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中部、西部和東北老工業區三者的總和都無法與東部相提并論。國家政策的導向對于地區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對于外資引導的不夠，使得我國本來就存在的地區差異現象更加嚴重，地區矛盾和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這對于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是不利的。
（6）“外資依賴”的威脅。政府的吸引外資政策使得大量外資進入中國市場，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推動力量，這樣就很容易形成一種“外資依賴”現象，給經濟的發展帶來風險和壓力。在我國的外貿經濟領域中，外資已經成為主力軍，而外貿經濟無疑是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風險最大的領域之一，外資在外貿領域的主力地位，可能使得我國在對外貿易中失去主動性，過于依附外部經濟和資金容易給經濟的發展帶來較大的風險。同時隨著我國成為WTO的成員，國內金融業的開放使得外資開始進入，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帶來的風險是巨大的，而大量外資的進入更是加劇了這種潛在的經濟風險。
（7）假外資和投機性外資。由于我國的優惠性外資政策，對外資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因此可能產生一些“假外資”和投機性外資進入中國市場，從而對市場經濟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假外資”就是虛假外商投資，是指對我國投資的外商并非真正的外商，境內人士在境外或者在我國香港地區注冊成立殼公司，然后以注冊的殼公司的名義對內地的子企業進行投資活動，使得內資企業轉化為外資企業，從而獲得各種優惠政策。在內資企業“假外資”化過程中，大量外商投資都是境內資產，造成了我國利用外資數量的虛增，我國招商引資的有虛假繁榮的現象。外資企業可以通過價格轉移、利潤匯出、股權轉讓、關聯交易等合法方式將資金匯出，實現資本的對外轉移，這樣使得國內資金大量外流，不利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凹偻赓Y”的出現和興起是國家吸引外資政策作用的結果，要杜絕這一現象的出現，必須對國家的吸引外資政策進行調整和完善。
（8）外資并購。外資并購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在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國有企業改造重組、推進技術進步等方面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外資并購帶有明顯的方向性，并購的主要領域集中在風險較小，規模效應明顯和報酬高的行業，這和跨國公司的存在和發展目標是一致的。外資并購的主要領域都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尤其是正在取消進入限制的原壟斷行業，外資進入將會帶來更大的經濟風險，對國計民生產生巨大的影響。同時高新技術產業的外資并購也會帶來眾多的問題。
2 解決我國外資政策問題的措施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于2006年11月9日對外“中國利用外資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了今后5年利用外資的任務：引導外商投資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積極穩妥推進服務業對外開放；促進建立更加開放的自主創新體系；實現利用外資方式多樣化；提高利用國外貸款的質量和效益；加強對外債的宏觀監測和全口徑管理等。結合當前我國的國情以及其他各國在吸引外資方面的政策，可以從以下方面入手，解決我國吸引外資政策中的各種問題，對我國的外資政策進行合理的調整。
（1）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對外資的陳舊觀念。傳統的激勵性外資政策一方面促使外資在談判問題上“得寸進尺”，地方政府“委曲求全”，嚴重損害了地方的利益；另一方面，外資獲得的各種優惠政策直接提高了其市場競爭力，從而不利于國內相關企業的發展，對民族經濟的發展造成了阻礙。在當前的國情下，我國經濟發展迅速，國內有大量的閑置資金可以用于投資，改革開放之初的“雙缺口”現象已經不存在，在資金充裕的情況下仍然繼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將不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我們迫切需要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轉變態度和觀念，拋棄外資萬能的陳舊觀念，合理認識外資的作用，不能盲目崇拜。
（2）重新全面的認識和清理我國的吸引外資政策，對不合理的吸引外資政策進行清理和調整。政策具有時效性，一項決策是否有效首先在于其是否適應當前的具體情況。因此需要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對已有的吸引外資政策進行合理的調整，在原有基礎上進行必要的補充和完善，這樣才能保證我國的外資政策與經濟發展相適應。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應該對原有的吸引外資的政策進行重新認識，一方面能夠為我們提供利用外資的經驗和教訓；另一方面能夠在重新認識的基礎上，對吸引外資政策進行合理的調整，使其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
（3）以地方為導向，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保證引進的外資能夠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我國的激勵性吸引外資政策使某些地方政府對外資的認識出現了偏差，盲目引進外資的情況經常發生。在吸引外資的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當地的實際情況，保證引進的外資能夠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以地方的實際情況為依據，以中央的總體規劃為前提，靈活合理的運用吸引外資的政策，充分發揮外資在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4）對進入外資進行必要的考察，建立外商投資評估機制，有選擇地吸引外資，全面提高引進外資質量。改變過去那種單純追求外資數量和規模的做法，把著眼點更多地放在新技術產業、低環境污染產業等方面。進一步推動利用外資從“量”到“質”的根本轉變，注重生態建設、環境保護、資源能源的節約與綜合利用。建立外商投資評估機制，由專家對即將引進的外資進行科學的評估，充分認識外資在發展過程中可能帶來的收益，在外資績效測評的基礎上實行差異化的外資政策。
（5）對外商投資進行區域引導和地區協調，促進我國落后地區經濟發展。當前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中部地區、東北部地區、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少，這樣的情況使得我國已有的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更加嚴重，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政府應該在吸引外資政策上進行必要的宏觀調控，協調東、中、西部在吸引外資過程中的各種政策，引導外資企業投資中、西部地區，促進我國中部的崛起和西部大開發。對愿意投資中、西部地區的外資給予更多的優惠和便利，鼓勵外商進入中、西部地區投資發展，而對于東部地區的外資企業優惠政策進行必要的保留和控制。
（6）建立和完善我國吸引外資政策方面的各種法律法規，將吸引外資納入法制軌道。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各國的經濟聯系更加緊密，跨國公司的發展更加迅速，利用外資已經成為各國都十分重視的問題。各國紛紛出臺各種法律法規對吸引外資進行合理的規劃，并將外資的發展納入法制軌道。而我國目前對于外資行為的法律規范極端缺乏。應該抓緊制定以《反壟斷法》為主體的相關法律法規，加快統一內資企業的稅收政策和監管政策，為各類所有制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同時政府應建立國家經濟安全預警指標體系，及時反映國家經濟的異兆，適時采取措施，將顯性或隱性的損失控制在最小范圍。從國家安全的角度提出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具體方針、政策和策略，及時提出防范和應對損害國家經濟安全的具體措施。
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不斷調整和完善我國吸引外資政策，是新時期我國需要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外資，但利用外資不當也會阻礙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完善我國吸引外資政策不但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需要，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需要，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題中之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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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騰家國.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杜，2001.
外資經濟的作用范文4
一、地方政府經濟行為分析
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所有大國經濟發展中必然要面對的問題，并不是中國所特有的經濟現象，是各種歷史、文化、地理、政治、政策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整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有限的情況下，難以實現所有地區的均衡發展，因而集中有限的財力、物力發展少數具有優勢的地區的經濟，是提高經濟發展效率的必然選擇。但是在這些地區發展到一定水平時，為了盡量減少“循環因果累積”對社會經濟的不利影響，縮小地區差距，中央政府就必須利用轉移支付、稅收、利率、匯率等各種財稅、金融手段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實現全國各區域相對均衡的發展目標。
地方政府是政府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所管轄的是全國行政事務和領土的一部分，在分析其經濟行為時通常假定地方政府具有“經濟人”的一般特征：（1）地方政府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總是盡可能地實現效用最大化。（2）由于信息和政府的認識能力都是稀缺的經濟資源，地方政府要獲得他們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因而，地方政府總是在有限信息和能力的約束條件下對各種備選方案做出選擇。在我國現階段，無論是在發達地區還是不發達地區，地方政府經濟活動的目標均是盡快實現工業化。其行為方式首先是追求收入的最大化，然后根據各自不同的偏好和目的來決定收入的不同用途。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就是在既定的中央政府宏觀政策的約束條件下，在中觀層次上積極而適度地干預區域經濟的運行，指導產業部門之間的協調發展，實現資本等稀缺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并對市場調節失靈的領域進行干預，最終提高地區經濟的發展水平，增進公民福利水平。
二、區域金融市場與區域經濟發展
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分別在其著作《經濟發展中的貨幣和資本》、《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論，該理論認為，金融變量和金融制度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來說并不是中性因素，既能對其起到促進作用，也能起到阻滯作用，關鍵取決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選擇。馬科?帕家諾通過最簡化的內生增長模型――AK模型，闡述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得出均衡狀態的經濟增長率為：g=A?Φ?s-δ，s=S/Y，δ為折舊率。該式表明金融通過影響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比例Φ、資本的邊際生產率A、私人儲蓄率s來影響經濟增長率g，因此，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就必須提高儲蓄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比例以及資本的邊際生產率A。一個有效的金融體系能夠降低在動員儲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資本的配置效率和資本邊際生產率，分散投資風險，加速技術創新，從而有助于經濟增長率的提高，促進經濟長期健康穩定的發展。另一方面，區域金融市場的形成和發展需要依賴于區域經濟的增長，區域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只有達到一定的“臨界值”，區域金融市場才有可能形成，區域金融市場才有可能起到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且，隨著人均收入和財富達到更高的水平，就會產生對復雜的金融服務的進一步需求，簡單的金融體系演化為復雜的金融體系，即區域經濟增長與區域金融市場發展之間是一種螺旋式上升態勢，相互促進、互為條件。
三、地方政府金融選擇
地方政府有與中央政府相對獨立的經濟目標，因此作為地方利益的主體，地方政府的金融行為是在中央政府的宏觀金融政策及產業政策等的制約下，為地方經濟主體提供金融支持，以實現自身收入的最大化、提高人民福利水平。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地區金融環境進行調控，實現中觀層次上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
（一）信貸市場。信貸市場是指以銀行（商業銀行）為主體進行存款和貸款而形成的存貸款市場。銀行存貸款屬于典型的銀行信用，由于銀行信用在眾多的信用活動中占據主導地位，是現代市場經濟活動的樞紐，因此信貸市場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在區域開發的早期，根據佩魯的“增長極”理論，區域的主要任務是投資環境的建設和增長極的形成。這個時期對所需資金具有期限長、風險大的特點，因此銀行往往不愿意投資，并且由于銀行體系本身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特點，投資還可能造成風險放大，對金融體系的穩定造成沖擊。因此，在區域開發的早期，地方政府應該采取適當的措施對信貸市場進行監管，防止因為“尋租”而導致的金融風險。在區域開發的中后期，落后地區的投資環境大為改善，投資風險和不確定性大為降低，資金流轉速度加快，經濟步入良性通道，信貸市場將積極介入區域經濟的發展，并且隨著區域開發的不斷深入可成為區域開發的主推動力。在這個階段，地方政府應該積極構建地方性銀行和各種金融機構，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和地方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制定相應的如加大放貸力度、鼓勵銀行從區外拆借資金等優惠政策，為區域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更多的信貸資金支持。
（二）資本市場。資本市場是指金融工具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市場，包括股票、債券、期權、期貨、投資基金等金融工具市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市場具有籌資、信息傳遞、風險分散、優化資源配置、產權復合、宏觀調控等作用，能夠籌集到具有穩定性的、可以長期使用的投資資金。在我國，資本市場越發達、上市公司數量越多的地區，其經濟越具有活力，經濟發達水平也越高。對于不發達地區的開發來說，其融資能力尤其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因此，資本市場對區域經濟的發展作用巨大。與信貸市場相比，資本市場的二級市場具有高度流動性，其本身還具有“風險對沖”功能，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投資風險，因而資本市場具有比信貸市場更突出的優點。
在區域開發早期，政府可以通過發行長期國債進行基礎建設，改善區域投資環境；企業可以通過發行股票、債券等籌集長期建設資金，通過資本運作實現企業兼并重組、優化配置資源、優化產品結構、增強市場競爭力等。對于新興產業部門周期長、高風險的特點，因為還本付息的期限限制，如果運用信貸資金不利于企業家創業，可以通過地方政府發起設立扶貧基金、區域開發基金等進行扶持，或者通過鼓勵民間發起創業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等方法來籌集資金。并且，民間私募基金運作效率較高，更適合于推動區域投資環境的建設和創業投資的發展，因此地方政府更應該積極創造條件促進其健康發展。前面已經提到，除實現收入的最大化、彌補市場失靈外，提高公民福利水平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目標，但是我國法律禁止地方政府發債和提供對外擔保。因此，對社會福利性質的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由于政府財力的限制，地方政府應該積極探索合理的資本運作途徑，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辦事，積極促進社會事業產業化。例如，可采取股份制城市投資公司的形式，由國有城市建設投資公司控股上市，充分吸納社會資金參與，使其他經濟主體與政府共享贏利、共擔風險。
（三）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錢納里和斯特勞斯的“兩缺口”理論指出了利用外資對發展中國家的重要作用，由于我國是一個資本短缺的市場，在內資不足的情況下，更需要大量引進外資。從我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來看，我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對推動我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跨國公司相繼進入不僅帶來了資本和技術，還幫助我國培養了一大批高級管理人才；從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證研究來看，外國直接投資高的區域其經濟發展速度就快，這也表明外國直接投資是促進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必須和一定的區域相聯系，其具體區位選擇不僅取決于各區域的區位條件（包括自然資源、基礎設施、經濟條件、人口、勞動力供給等）和政策因素（包括對外開放程度、優惠引資政策等）的優劣對比，還取決于跨國公司的投資動機，獲取資源、降低成本、開拓市場、分散風險、獲取技術、追求雙贏都可能是跨國公司經營的目標。因此，地方政府為發展地方經濟，不僅要從地區實際狀況出發，努力吸引與地區經濟結構相適應的跨國投資者（比如西部地區立足資源優勢吸引農業、資源型外資進入，在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引進外資等），同時還要努力改善投資的軟硬環境，加大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為外資企業配套周邊產業以及人才、金融、法律等服務業的支持，形成一定的聚集經濟效應。這樣既可以鼓勵存量外資增加投資、擴大生產規模，又由于投資環境的優化，還能吸引更多的外資、本地企業的加入，形成真正的區域經濟的增長極。同時，為建立公平合理的競爭市場，應盡量避免采用對外資企業“超國民待遇”的減免稅政策，雖然在我國吸引外資的過程中對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優惠政策對國內企業來說已經成為一項不平等政策，并且大多數的外資進入我國市場追求的是長遠發展，在更加透明的政策環境和市場競爭條件下，外商投資的信心會更強；而國內企業也會因為“擺脫”不平等待遇，贏利能力和競爭力得到加強；對政府來說又能提高稅收收入，在社會福利項目上可以有更多的資金投入，人民的福利將得到更大的提高。
外資經濟的作用范文5
單一的國有經濟不能包打天下。近年來*省的民營經濟在經濟領域中已經凸顯出以下幾個獨特優勢。一是就業上民營企業已經成為增加就業的主要渠道，二是民營企業成為投資的一支重要力量，三是成為第三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生力軍，四是成為承接外資企業合作、轉移和“走出去”方面的新亮點。這些事實充分顯示了民營企業在調動經濟要素、充分合理使用資源、推動經濟發展上的活力和動力。
外源型經濟對*經濟實力和競爭力的提高，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是*省發展的特有優勢，今后*要加快發展，仍然離不開這一優勢的進一步發揮，這一點必須堅定不移。然而，從*的實踐看，在提高外源型經濟發展水平的同時，應更加注重挖掘和激發內源經濟優勢，加快內源型經濟發展，增強發展動力和發展后勁，形成內、外源經濟共同發展的新格局。
內源型經濟和外源型經濟各有特點和優勢。外源型經濟主要通過引進外資，借助外力來推動經濟發展。內源型經濟則主要利用本土資金、技術、人才等經濟要素，通過啟動內力發展本土經濟。從世界各國各地區發展的經驗來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通過引進外來資金，發展外源型經濟，可以迅速獲得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本、技術等各種要素，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經濟起飛，迅速縮短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差距。但從長期來看，外源經濟的發展必須激發和壯大經濟發展的內源力量，以此鞏固和擴大外源型經濟發展的成果，并最終實現經濟的持續和自主發展。
*改革開放20多年的發展歷程，也充分證明了內外源經濟相互促進、協調發展，對*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實際上，外資經濟帶動和催生了*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專業鎮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國有和集體經濟發生脫胎換骨的變化。內源型經濟的發展反過來又進一步增強了*省對外資的消化、吸收能力，提高了*省利用外資和開展國際合作的實力地位。但相對于外源型經濟，相對于內源經濟發達的國內其它地區，*省內源型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并主要集中在傳統產業領域，且沒有得到充分發展。不僅影響到發展潛力的發揮，也制約了對外商投資的消化吸收和外資經濟優勢的進一步發揮。只有進一步加快發展內源型經濟，才能使外源型經濟的產業促進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外資的效應得到放大，并為外源型經濟的發展升級提供更高的對接平臺，開辟更加廣闊的成長空間；才能使我們的經濟發展根深葉茂，促進形成一批自己的名牌產品和大企業、大集團，不斷增強自主發展能力和區域競爭力。
外資經濟的作用范文6
關鍵詞：滄州；外資利用；經濟效應
課題：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滄州外資利用的經濟效應及對策研究”（課題編號：HB15YJ101）；河北省社科聯2015年度河北省社會科學發展研究課題：“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滄州外資利用問題研究”（課題編號：2015030347）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10月12日
一、外資利用對滄州經濟發展的影響
外資作為拉動滄州經濟發展的一架馬車，對滄州經濟的拉動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利用外資的資本形成效應影響經濟發展
1、外資流入滄州地區緩解了該地資本相對短缺和投資不足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形成了巨大的生產能力，促進了滄州經濟的發展。1998年以來，進入滄州地區的外資迅速增加，僅2014年，滄州市簽約利用外資項目達20個，投資總額達33.27億美元，協議利用外資12.91億美元，這為滄州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外資進入滄州的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自身帶入資本，直接增加滄州的基本積累，彌補資金不足的缺口；另一種是在滄州投資辦廠，間接影響原材料中間產品的需求，從而對滄州投資產生積極影響。外資進入滄州地區，主要分布在制造業，這里的配套廠商齊全，能夠帶動上游產業的投資擴張，而且這里還有學習能力較強的同行制造企業，他們能夠快速實現資本的擠入和深化；現代服務業在滄州地區發展相對滯后，這些行業長期被外資把持，形成比較明顯的市場攫取效應。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加速，外資在滄州地區的競爭也日趨激烈，大多數行業集中程度相對降低，實現行業壟斷困難加大，市場攫取效應空間縮小，原有市場格局被打破，為新企業的產生和成長拓展了空間，從而帶動了滄州投資的增長。
（二）通過就業影響經濟發展
1、外資對就業和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首先，外資一方面通過提供資本直接為滄州地區創造就業機會；另一方面通過技術外溢作用提高勞動效率，增加新的生產能力，帶動了上下游產業鏈及相關產業的發展，間接創造就業機會。其次，外資為投資地區的員工提供較高的報酬和較好的工作條件，并通過培訓當地員工，間接提供人力資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滄州就業人員的素質。再次，外資可以平衡滄州地區投資和儲蓄不足的兩個缺口，既能解決資金不足的問題，又能減輕外匯不足的壓力，從而刺激就業，拉動經濟增長。
2、就業效應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隨著京津冀一體化程度的加強，外資對京津冀之間的就業配置具有更大的主動性和靈活性，在當地勞動力自由流動受限，外資對地區原有投資沒有形成擠出效應時，新增外資流入會提高當地的就業水平；但如果新增外資流入后擠出了地區原有部分投資，增量外資流入后可能會促進當地的勞動就業，也可能對當地勞動就業產生負面影響。
二、外資引導滄州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
資源往往跟隨外資向其所在的企業p行業或地區流動。這種跟隨性流動可能有助于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這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勞動力市場。密集型勞動力市場，需要的是低端勞動力，勞動力的供求信息不對稱程度較低，這類市場競爭激烈，價格信號在要素流動中起著重要作用；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高端市場，勞動力供求之間信息不對稱的程度較高，市場發育滯后，缺乏有效的市場信號來引導這類要素的流動。隨著京津冀一體化的加速，外資大量涌入滄州地區，優質勞動力逐漸流向薪酬較高的外資企業，農業部門游離出的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勞動力也流向經濟發展較好外資聚集地區。
（二）土地市場。以前，由于滄州地區土地交易市場不完善。一些部門和企業囤積的土地資源被撂荒，造成資源的大量浪費；隨著外資大規模進入滄州，土地價格相對提高，土地低效率使用或者撂荒的機會成本增加。外資所形成的這種倒逼機制加強了土地資源的流轉，促進了土地資源的合理使用。
三、外資對滄州金融發展的影響
對國有經濟而言，貸款與利用外資可能具有替代性，外資越多，貸款越少。但對其他類型經濟，貸款與利用外資則可能具有互補性，外資越多，國內貸款也越多。一般地說，與國有經濟相比，其他經濟形式的效率相對較高，從這個角度看，固定資產投資中國內貸款對外資的跟隨有助于提高滄州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外資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資源供給方（銀行）與需求方（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減少了資源誤配置的概率。
在金融市場遠未完善的情況下，銀行在決定資金流向時會面臨很多困惑。而外資的作用就在于為銀行聯絡客戶創造便利，那些與它有關聯的企業，還款概率可能相對較高，從而能夠更容易得到金融支持。外資的這種指揮棒作用，使得國有銀行能夠從最后一類企業中遴選出優質客戶，既緩解了這些企業的融資約束，也讓信貸效率有所提高。經濟主體在決定投資規模時，將更多依賴于公共信號。在信息不完全的世界中，公共信號的重要性在于擴大了信息集。當存在各式各樣的信息不對稱時，一些公共指標能夠為私人投資提供有價值的信號，而外資就是這樣一個為金融部門所利用的公共信號。在這種情況下，銀行選擇跟著外資走是比較經濟的策略，這樣外資就成了引導金融資源流動的看得見的手，滄州的金融資源得到進一步優化。
四、外資流入緩解了滄州企業的融資約束
外資流入滄州并通過自身產生的經濟效應，能夠將信貸資金引向與外資流入相關的私人企業，特別是那些自身擁有較多外資股份或者與外資有較強垂直聯系的私人企業；由于軟預算約束的存在，國有企業的融資狀況并不受外資影響。
隨著滄州開放步伐的加快，大規模的外資流入緩解了資金缺口，形成了資本擠出效應，促進了滄州經濟的發展；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優化了滄州的融資約束。其一，通過降低信貸供求雙方的信息不對稱逐步緩解滄州企業的融資約束。那些與外資有關的企業資質較好，向它們貸款的風險較低，往往更容易獲得外部資金支持；其二，一個企業若擁有外資，或者與外資有上下游關系，或者處在外資分布較多的行業里，它就有更多的機會獲得外部資金支持，因融資約束而推遲的可能性被降低。整體上也相對比較容易得到外部金融資源的支持。
外資在滄州的轉型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彌補了市場失靈，完善了市場環境，為私人企業直接提供資金，提升并優化了企業融資條件；更為重要的是它能夠引導資金的企業流動。在金融部門主動改革遲緩的背景下，外資卻可能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在大量企業通過與外資直接或間接的聯系融入國際分工的背景下，滄州實體經濟的資源配置更加符合比較優勢的要求，信貸資金跟隨外資則是金融部門適應這一過程的必然選擇。
總之，滄州的外資利用既具有互補效應，又具有替代效應。一方面外資帶來了滄州地區急需的資金和技術，在港口、電力設施、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的投資上改善了滄州地區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外資企業憑借其競爭優勢，奪走了滄州地區民族企業原來占據的市場，奪走了熟練的技術工人，沖擊了當地企業。因此，在利用外資時，需要正確處理外資與當地企業發展之間的關系。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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