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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文化論文范文1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4156(2012)05-150-03
一、實驗規模及生源構成
哈爾濱師范大學自2008年開始著手進行預科漢語教學實驗，迄今為止已經進行了三輪，分別是2008級、2009級和2010級。三輪實驗的研究規模及生源構成情況如下：
從上表中看出，哈爾濱師范大學進行預科漢語教學實驗的特點：一是實驗班的學生全部來源于非漢字文化圈國家；二是預科實驗班學生擬攻讀的學位類別以碩、博研究生為主；三是實驗班學生的來源已經從單純的獎學金生擴大到自費生。
二、課程設置的延續、變革與配合
在哈爾濱師范大學所進行的三輪預科漢語教學實驗中，課程設置始終是我們最為關注的一個重要環節。課程設置是否科學，將直接影響預科生的培養質量。在三輪實驗的課程設置中，我們重點對以下四種課程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1.專業課。我們在第三輪實驗中則添置了“專業基本詞匯”這門課。這意味著哈爾濱師范大學預科漢語教學的實驗性研究工作已經從單純的漢語強化教學向真正意義的預科漢語教學邁進了一步。此外，由于哈爾濱師范大學目前的預科生主要是碩、博研究生，所以我們采取了“分專業設課”、“以專業基本詞匯為主、輔助專業基礎知識”的教學策略。
2.讀寫課。在第三輪實驗中，我們以讀寫課代替復練課。考慮到非漢字文化圈學生在讀寫漢字中可能會遇到更多的困難，我們采取了“分段教學、各有側重、循序漸進”的教學策略。實踐證明，讀寫課這種從“字、詞句段”的循序漸進的教學形式很受學生歡迎，教學效果也十分顯著。
3.HSK輔導課。對于HSK能否作為衡量預科漢語教學質量的科學標準，學界一直存在爭議。不過，鑒于目前我們還找不到更好的能夠替代HSK的衡量標準，哈爾濱師范大學在進行預科漢語教學的課程設置時仍然把HSK作為主要課程之一列入預科生培養計劃當中。下面是我們對2008、2009、2010三個年級預科生參加HSK考試情況的統計：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級3名沒有通過HSK四級考試的學生中，除1名學生相差較遠(147分)以外，其余兩名學生都接近過級線(179分)。這個成績是在我們第一次對學生進行新版HSK四級輔導的情況下測得的。后來經過調查，我們發現新版HSK四級中閱讀部分的“排列順序”和書寫部分的“看圖，用詞造句”這兩種題型，學生反映難度較大，今后我們打算重點加強上述兩種題型的針對性訓練。
4.漢字課。在第一輪實驗中，我們沒有設置專門的漢字課，而是把漢字課的任務放在了綜合課和讀寫課中。事實證明，不設置專門的漢字課，對于非漢字文化圈的學生來說是行不通的。因此，我們在第二輪實驗中增設了專門的漢字課，綜合課也輔助一部分漢字教學任務，但兩種課型之間沒有形成明確分工，也缺少配合，不過從教學效果上看，第二輪實驗的漢字教學效果明顯比第一輪好，但還不理想。經過認真分析，我們逐漸形成了以下認識：(1)漢字教學任務不能全部壓給漢字課，需要多種課型配合完成；(2)應抓住學生入學后1-2個月的關鍵時期，集中幫助學生攻克“漢字難關”；(3)漢字教學應貫穿預科漢語教學的全過程?；谝陨险J識，我們在第三輪實驗中制定了“三管齊下、長短結合、長抓不懈”的漢字教學策略。
三管齊下：不把漢字教學任務全部壓給漢字課，而是采取綜合課、讀寫課、漢字課這三種課型“分工合作、集中攻關”的教學策略。
長短結合：經過第二輪實驗，我們發現長遠來看，專門的漢字課也十分有利于學生全面、系統地掌握漢字的識寫規律，但是見效太慢，因此，我們在第三輪實驗中采取了一項補救措施，就是在綜合課上拿出一定的時間，利用每一課后的生字表重點幫助學生解決綜合課學習過程中所遇到的每一個漢字的書寫問題，我們把綜合課的這種漢字教學形式稱為“短平快”式的教學。漢字課與綜合課這一長、一短相結合的教學策略使我們的漢字教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長抓不懈：對于非漢字文化圈學生而言，漢字識寫問題是一個長期工程。在實際的漢語學習過程中，他們隨時都可能遇到不認識、不會寫的字，所以，漢字問題應貫穿預科漢語教學的全過程。
三、部分教學經驗及教學管理經驗總結
1.做“媽媽式教師”，幫助學生攻克“文化關”。非漢字文化圈學生大都來自歐、美、非洲國家，他們的文化與中國的文化差異很大。對于預科班學生來說，他們一方面要面對如天書一般的方塊字，一方面要承受高強度的漢語強化訓練，同時還要克服迥然不同的中國文化給他們帶來的種種文化沖擊。這三方面壓力同時落到一個初到中國的外國人身上，他們的心理感受可想而知。所以我們認為，預科班的學生更需要教師母親般的人文關懷。為了幫助預科班的學生順利渡過“文化關”，我們的很多任課教師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事實證明，這些備受關懷的外國學生是懂得回報的，他們的回報方式就是更加努力地學習漢語，并且將這種勤奮學習的精神一直保持到最后一節課。
2.高度重視預習與復習環節：
(1)預習式抄寫，復習式聽寫?！奥爩憽弊鳛閷ν鉂h語課堂教學的一個重要技巧廣泛應用于綜合課、讀寫課等課型中。但如何聽寫，卻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多年的對外漢語教學實踐表明，外國學生從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學后聽寫”這種教學方式。尤其對于非漢字文化圈的學生來說，“學前聽寫”簡直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見，單純地采取“聽寫”這一教學技巧不可能同時兼顧預習和復習這兩個環節，于是我們創造性地引進了“抄寫”這一課堂教學技巧，即要求學生在學習新課前必須完成抄寫生詞和抄寫課文這兩項作業，我們稱這種抄寫為“預習式抄寫”，其目的在于以家庭作業的形式強制性地要求學生預習新課；學完新課后我們要聽寫所學新課的生詞和重點例句，我們稱這種聽寫為“復習式聽寫”，其目的在于以小考的形式強制性地要求學生復習舊課。為了保證這種“預習式抄寫”和“復習式聽寫”真正落到實處，我們還建立了嚴格的作業檢查機制。經過兩輪實驗的實踐檢測，這種“抄寫”、“聽寫”相互配合、各有分工的教學方式深受學生喜愛，教學效果也十分顯著。
(2)堅持“先練后講”。“講練結合”是對外漢語課堂教學的一個原則，但這條原則不適合應用于課后練習。我們的實驗研究表明，處理課后練習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要以家庭作業的形式把課后練習布置給學生，讓學生在家里獨立完成，然后再回到課堂上由老師帶領逐題講解，答疑解惑。實踐證明，這種“先練后講”的練習處理方式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3)布置“寒假作業”。預科班學生只有一年寶貴的漢
語學習時間，而寒、暑假則要占去3—4個月。以往的教學經驗告訴我們，留學生在寒暑假回國期間，由于長時間不接觸漢語會導致“漢語回生”現象。為了防止這種“漢語回生”現象發生，我們創造性地借用了我國中小學生的“寒假作業”形式。實踐證明，學生非常喜歡這種作業形式，作業完成情況非常好。
3.制定強化班管理細則，狠抓出勤率。預科班的學生學習任務重、強度大、進度也快，這就要求學生必須保證出勤率。可以說，出勤率是決定預科漢語教學能否成功的首要因素。盡管從教學管理角度來講，我們可以制定各種各樣的獎懲措施，來控制學生逃學現象的發生，但學生脫離課堂的現象仍然是屢禁不止。事實證明，單純依靠教學管理措施來保證學生的出勤率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我們的經驗是：除了依靠嚴格的教學管理措施，還應充分發揮教師在保證學生出勤率方面的作用。
4.中期測評，重新編班，錯層式設課。教學是一個雙邊活動。不管教師的教學水平如何高超，也不管學校的教學管理措施如何嚴格，如果一個學生主觀上不想學習，即學習動機不強、學習興趣低下，那么再好的教師、再嚴格的管理措施也無法將他們鎖定在課堂里，這類學生注定會成為差生。但也有一類學生，他們學習非常努力，從不缺課，總是能夠按照教師的要求認真地完成各項作業，但由于學習能力、學習方法等問題，他們的成績就是不理想，于是被同學們越拉越遠，最終淪為“差生”。對于第一類差生，我們也許無能為力，但對于第二類“差生”，我們則不能輕易放棄。尤其是在預科班里，有很多第二類“差生”由于預科階段成績不過關不得不延期乃至放棄在中國學習專業。那么如何才能減少這種遺憾發生呢?我們的做法是：第一學期結束后，我們根據每一個學生的學習成績及其平時的課堂表現，對其進行中期測評；第二學期開始后，再根據學生的中期測評成績，打亂原來的班制，重新編班，所有中期測評成績不合格者編為一班，然后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幫助這些學生鞏固復習以前學過的舊知識，一個月后再接新知識，教學進度適當放慢。
四、強化班與非強化班橫向對比研究
為了檢驗預科班強化漢語教學的效果，我們在第三輪實驗中做了一次嚴格的橫向對比研究，即以綜合課的教學效果為考察對象，將處于平行班級的一個強化班與一個非強化班的綜合課成績進行了全程跟蹤對比，跟蹤對比時間分別為學生開始學習漢語4周后、8周后、12周后、17周后，全程跟蹤一個學期。為了保證對比的科學有效性，我們規定：作為對比班級的強化班與非強化班的綜合課周學時均設為12學時；必須保證兩個對比班級的教學進度大致相同；每次測試時兩個對比班級必須采用同一套試卷檢測。經過4次分階段的對比測試，我們獲得了幾組數據。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以下幾個問題：
1.從每次參加考試的人數來看，可以看出非強化班的學生出勤情況不太穩定，忽多忽少；而強化班的學生則一直保持良好的出勤率。
2.不管是強化班的學生還是非強化班的學生，其學習漢語的過程都經歷了一個波浪式的曲折發展階段。
3.從優秀率與不及格率這兩項對比數據看，我們會發現一個明顯的問題：即非強化班的學生“兩極分化”現象十分嚴重，而強化班的學生相對要好很多。“兩極分化”現象幾乎是所有的教育教學中都難以避免的問題。這里既有學生自身的原因，也有教師的原因。從教師的角度來看，至少應該做到以下兩點：一是關注班上的每一位學生，不要忽視其中任何一個學生。尤其是那些學習比較吃力的學生，教師更要善于發現他們的努力和進步，并及時給予他們鼓勵和肯定。二是要盡可能多地在課堂上創造機會提高每一位學生的開口率，讓每一位學生都能在課堂上獲得程度不同的滿足感和成就感。
我們的研究是在條件比較艱苦的情況下進行的，最大的困難就是預科實驗班的生源問題。哈爾濱師范大學的獎學金生基本上都是研究生，本科生數量很少，自費生中的學歷生比例也不太高，這就限制了我們的研究發展空間。不過，經過三輪實驗的不斷摸索，我們還是在預科漢語教學方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1)針對一年預科生的漢語強化教學模式已趨近成熟；(2)在研究生預科漢語教學方面進行了初步探索和嘗試；(3)摸索出了_條重點幫助非漢字文化圈的學生快速通過“漢字關”、的有效途徑；(4)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創造性地引進了“預習式抄寫”、“布置寒暑假作業”等教學技巧，并取得了顯著成效；(5)在如何提高學生的出勤率、如何防止學生“兩極分化”等方面進行了初步探索，創造性地采用了“中期測評、重新編班、錯層式設課”等教學措施，收到良好效果；(6)通過強化班與非強化班的橫向對比研究，發現了初級班學生學習漢語時存在著一個波浪式的曲折發展過程，既有也有低谷，從而為我們正確理解和對待學生的逃學現象提供了客觀的依據。
上述很多經驗不僅對預科生有效，有很多經驗其實也可以推廣應用于普通進修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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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文化論文范文2
[關鍵詞]現代漢語；文字規范化；問題與對策
文字是語言的極為重要的輔交際工具，因而，我們需要正確的書寫和使用文字。漢字已然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比如：咿咿呀呀學語的小孩口里吟唱的漢字，小學生在學習語文課本的過程中會認真地學習還不認識的漢字，到高中乃至大學的學生們對優秀語言文字和文學作品的癡迷，再到書法愛好者對漢字書法的喜愛及人們對漢字的深厚感情。為了更好地傳承漢字文化，要求我們規范書寫漢字。我們國家最早的漢字規范化是秦始皇實行的“書同文”。明清科舉考試，要求寫字不能出現任何錯誤。1956年國家語委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建立了現代的漢字規范。[1]1977年的“二簡草案”也提供了漢字的規范書寫標準，但是已經廢除。“”以后，吹起了一股復古風，簡繁亂用。而且各地寫法不同，似乎“以亂為美”成了一時時尚。[2]這并不是正?，F象。
現今人們寫的不規范的字，一般可分為三類：第一，寫了多筆畫、少筆畫或筆畫不對的字，如（偉）“拔”“長”“蚌”（“長”應為四畫，而寫成五畫）等；第二，寫錯偏旁的字，如把“偃旗息鼓”寫成“偃旗息鼓”，把“辨析”寫成“辨析”等；第三，寫了不規范的簡化字，如“餐”“菜”并沒有簡化等。
漢字數量巨大，字形與字義之間沒有必然聯系。人們認讀時很容易把字念錯。最常見的讀錯字音的現象有四種：一字多音，該讀作這個音時念了那個音；如：“參差”、“處分”等易讀錯。把字的某一個偏旁的音讀作該字的音；如：“蹴”讀為“就”、讀“犴”為“干”等。兩字形體相近，把這個字讀成那個字的音，混淆兩個字的讀音；[3]如：讀“槳”為“漿”，讀“沮”為“阻、祖”等。沒有根據國家的規范文件正音，按舊讀音讀；如：讀“期”為“幾”音。
漢字有相當數量的字讀音相同或相近，形體相似，字義相近。如“安和按”、“扳和板”、“班和斑”、“辯和辨”等等。如果不注意這些音、義、形相近字之間的區別，就很容易用錯，寫了別字。如把“自己”寫成“自已”、“競爭”寫成“竟爭”、“裨益”寫成“脾益”等。因此，為了不寫或少寫錯別字和提高全民語言文字的運用水平和規范化水平，我們要注意積累容易用錯、用混的字，具體分析原因并指出應該如何正確使用。[4]我們要以國家正式公布施行的《簡化字總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現代漢語通用字筆順規則》等為規范。
另外，現今網絡用語的不規范使用的影響人群的范圍很廣。如 “吃飯飯”、“吃奶奶”、“睡覺覺”等、網絡交際用語把“不要”說成“表”，把“男朋友”說“男票”等。一種新用法在剛出現時，往往會被盲目跟風。所以會有一部分人擔心漢字的寫法和使用規則受到了挑戰，我們的漢字受到威脅？當然這種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不是危言聳聽，但是不用過分擔心。漢字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從未中斷過。新出現的漢字寫法或用法如果經濟適用被大多數人們接受會自動保留下來，如果經過使用一段時間后，發現不符合人們的需要，不經濟實用，便會自動消亡。有一點要注意的是：如果一種新用法已形成大勢所趨了，而且這種用法越來越符合漢語語言系統的規則，更加經濟方便實用，我們就應及時調整規范的要求以適應發展的需要。比如“三個臭裨將頂個諸葛亮”，現實生活中都用成了“臭皮匠”了，何不因勢利導，承認“臭皮匠”為規范？如果硬要倒回去堅持“三個臭裨將”，并指責“臭皮匠”是文化低下的表現，這真的沒有必要。
為了使人們有意識地避免書寫不規范的漢字，經過多次努力，我們探究出一些方法，即對漢字進行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
定量指的是對現代漢語中常用的漢字數量進行精確的計算，確定現代漢Z常用、通用漢字的數目。現行漢字的定量工作已作了下面幾個很重要的工作：選定常用字；常用字的選定考慮了以下幾方面的因素：第一，使用頻率高的；第二，學科分布廣的；第三，日常生活學習中常用的。這三個主要方面的因素應該綜合運用，不能僅僅依靠其中的某一方面而做決定取舍。
定形就是規定漢字使用的統一字形。異體字的整理和異形字的整理是漢字定形工作的兩個關鍵方面，為了給現代印刷通用字提供字形規范。
南腔北調現象在我國是長久存在的，普通話水平出現地域性不平衡性。于是國家大力提倡推廣普通話。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會發現正確的發音和聲調的正確認讀對提高普通話水平及其重要，可以說是學習標準普通話的一個突破口。漢字存在一字多音的現象，我們要為漢字提供共同遵照的讀音規范。1985年國家語委、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廣播電視部等機關聯合了《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規定了異讀字的標準讀音，要求全國所有部門和單位均以這個新的《審音表》為準。
在書寫漢字時我們很需要專業科學的字典。漢字具有形音義三個方面的屬性，根據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都可以建立起字序，經常用到的是形序和音序。漢字的字序法有部首法、筆畫法、四角法和音序法。漢字的排列方法包含義序法、形序法和音序法。義序法是根據漢字的義項順序的整理。音序法是按照字音排列漢字的順序。形序法按照字形排列字的順序，主要有筆畫法、部首法和號碼法三種。筆畫法指是依照漢字的筆畫數目和筆順編排漢字。部首法依據偏旁來排列漢字。號碼法按字形確定的號碼編排漢字。[5]我們需要認真研究和學習漢字的檢索方法的理論知識，為漢字定序工作盡自己的一份努力。
全社會要根據國家及政府職能部門制定的各種正字法標準使用漢字，不能各行其是，放任自流。我們在用漢字的時候不要隨心所欲，需要熟悉規范、嚴格要求自己。特別是學校語文老師有更大的責任和義務幫助同學們規范使用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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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文化論文范文3
關鍵詞:本土化;中小型韓資銀行;金融;研究
近年來,外資銀行在中國呈現加速發展的態勢。截至2010年6月末,有13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行在華設立了35家外商獨資銀行、2家合資銀行、1家外商獨資財務公司,另有24個國家和地區的70家外國銀行在華設立了91家分行。同時,近5年來外資銀行總資產也以年均12%的速度增加。隨著在華市場的拓展和業務范圍的擴大,外資銀行加快推進自身的本土化進程,力爭通過盡快實現人才、金融產品、技術和管理模式與本土文化的契合而獲得在華發展的先機。按照發展戰略及業務重點的不同,外資銀行本土化模式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種:一是以花旗、匯豐等大型國際型銀行為代表的業務全面推進型;二是以荷蘭銀行為代表的專業化服務重點突破型;三是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依托母國總行的目標業務型。不同的發展模式產生不同的發展軌跡,韓資銀行因母國與中國一衣帶水的天然地域聯系,實施緊跟母國在華企業投資地域和產業領域,服務于母國企業的目標業務型發展戰略。這一戰略的實施,既給韓資銀行帶來差異化服務的發展優勢,同時又造成銀行的發展受制于母國企業在中國的發展,甚至在本土化進程中衍生出一系列問題。本文在對韓資銀行經營發展特點及本土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的基礎上,以山東煙臺的2家韓資銀行(分別簡稱h銀行、q銀行)為例進行實證分析,深層次剖析韓資銀行本土化進程中存在問題的癥結所在,并提出了針對性的措施和建議。
一、韓資銀行本土化進程及經營現狀
2006年12月,中國加入wto后5年過渡期結束,中國金融業進入全面開放時期。隨后,銀監會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細則》,貫穿了以外資銀行法人為導向的監管理念。自此,外資銀行開始實施法人改制,成立本地注冊法人。本地注冊法人的成立,其管理架構與經營理念的巨大變化成為外資銀行本土化進程的里程碑。外資銀行本土化進程由此也分法人成立前時期和法人成立后時期兩個階段,不同的階段其本土化路徑體現出了不同的特征。以筆者所調查的煙臺市2家韓資銀行為例,在2007年和2009年,兩家銀行分別轉制為本地注冊法人銀行,成功翻牌并開辦了人民幣業務,邁出了本土化的關鍵一步。在華法人成立前,韓資銀行沒有統一的管理行,經營管理以韓國母行為主,采取業務跟進式的發展方式,主要經營戰略為服務本國企業。這一時期,韓資銀行缺乏統一、明確的本土化戰略,業務范圍局限于外幣業務,絕大多數客戶為韓資企業或合資企業,外籍員工占比較高,銀行自身的本土化意愿與程度均不強。法人銀行成立以后,韓資銀行結合自身優勢,提出了統一、明確的本土化發展戰略,大力開拓中國市場,如h銀行(中國)確定以私人銀行業務和財富管理經驗及技術引入中國市場,在東北三省和山東省大力拓展個人零售業務的發展戰略,q銀行(中國)確定結合中小企業金融業務優勢,努力拓展中國市場的戰略;獲準開辦人民幣業務,業務范圍實現本土化;公司治理結構不斷完善,對業務、資金等實施了集中化管理,建立了統一的內部審計模式;不斷開發本土化產品,非韓資客戶占比逐步提高(見表1)。
明確、統一的本土化發展戰略的確立及實施,也推動業務的快速發展,截至2010年6月末,h銀行(中國)貸款余額89.12億元,較年初增加23.57%;各項存款70.18億元,較年初增加15.09%。q銀行總資產為56.53億元,較年初增加13%;各項存款23.04億元,較年初增加108%(見表2)。
二、本土化問題與瓶頸
從兩家韓資分行的運營特點看,轉制為法人分行后,其人員配置上出現華人管理中層,業務方面國內客戶逐年上升,這說明兩家韓資銀行在逐步融入本地市場。但總體看,韓資銀行本土化進程緩慢,本土化瓶頸問題難以得到有效突破,相關的經營問題和風險也逐步顯現。
(一)市場融入度低、運行質量不高
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業務規模小,市場占有率低。從總量上看,兩家分行平均資產規模只有10億左右,平均負債規模9億左右,整體市場占有率不足0.5% 。二是客戶群體較為狹窄,授信集中度高。兩家分行的信貸投放均集中于煙臺、威海地區韓資出口導向型企業,分布在電子、機械、服裝、造船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產業對外貿政策和勞動力成本的敏感度高,出口退稅及勞動力成本的
較小調整,就會帶來經營業績較大波動,引發銀行信用風險的集中暴露。三是金融融入度低。目前,歐美外資法人行普遍與中資銀行在資產、負債及中間業務領域進行了廣泛的合作,內容涉及資產管理、轉受讓、資金結算、銀團貸款、拆借市場等,但兩家韓資銀行僅在拆借市場與中資銀行有過簡單合作,且金額較小,業務合作參與度低。
(二)管理體制難以達到本土化要求
一方面公司治理尚不完善,如q銀行獨立董事、外部監事履職的獨立性和有效性還存在不足,獨立董事、外部監事的薪酬由董事會決定,并由董事會對其考核,同時外部監事與母行間尚未建立直接有效的匯報路徑;h銀行存在未經董事會決議,高級管理層審批修訂銀行基本管理制度等情況。另一方面,內部控制“形不像、神難似”。銀監會要求商業銀行應建立健全內部控制架構并保證順暢運轉,但從目前的情況看,兩家外資銀行的組織架構均不是按照要求設置,而是根據人員情況和業務發展情況設置,比如q銀行只有三個內設部門,h銀行也是類似設置,以審貸會為例,2名業務主管+1名風險主管+1名行長的運行模式很難保證審批的獨立性和公允性,諸如合規、會計、技術崗位等均是兼任,也很難發揮監督作用。
(三)流動性滿足本土監管指標壓力大
一是存貸比指標高居難下。截至2010年6月末,h銀行(中國)的存貸比為126.99%,q銀行(中國)存貸比為145.89%,距75%的監管要求差距較大。同時,為達到存貸比監管要求,部分行在拓展負債業務較為困難的情況下,采取了限制資產業務發展的經營策略,使得資產業務發展也一度停滯。二是韓資銀行資金來源主要為同業存放和單位存款,同業拆入和儲蓄存款所占比重較小,對于批發性資金依賴性高,核心負債依存度低,資金來源穩定性較弱。三是日常資金管理目標以滿足即期資金需求及流動性監管指標為主,以短期資金支持中長期貸款,期限錯配情況較為突出,7天以內的短期資金壓力較大。
(四)信貸文化“水土不服”凸現風險
韓資銀行的信貸文化與國內存在顯著差異。以流動資金貸款為例,韓資銀行認為對客戶發放流動資金貸款并進行貸款展期,既能有效滿足客戶資金需求,又能降低客戶財務成本,讓經營良好的客戶適時展期有利于“服務客戶”宗旨的實現,因此展期貸款一般歸于正常類貸款。基于這種信貸文化,韓資銀行在國內經營時也大量發放流動資金貸款,并對客戶一再展期。但現場檢查發現,部分貸款通過辦理借新還舊、在異地分行發放新貸款的方式變相展期,展期期限最長達到6年。同時,在部分客戶經營虧損的情況下,銀行仍為其辦理展期手續,并歸為正常類客戶,造成潛在的信用風險。
(五)人力資源本土化瓶頸難以突破
一是高管層本土化問題未突破。目前,兩家行的高管人員均由韓籍人士擔任,與成熟外資行高管人員由本土金融資深人士或母國中國通擔任相比,現任韓籍高管對中國社會生活認知少,文化熟悉度較低,制約了銀行管理的有效性。二是普通員工對銀行認同感不強。兩家銀行的人力資源管理缺乏長遠規劃,一些新進員工也多以積累工作經驗、作為跳槽跳板為主,對銀行文化認同度不高,人員流轉快。以h銀行煙臺分行某4人編制的部門為例,從成立初至今已先后有5人跳槽。三是對母行派遣人員的本地管理不足。外籍管理人員的選擇、任用、薪酬及考核等由母行決定,本地行權限不足。同時,外籍派遣人員流動性較強,穩定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經營發展的連續性。四是受銀行社會認知度和待遇制約,兩家外資行難以吸引到本地的優秀人才,人員素質有待提高。
三、本土化問題深層原因分析
(一)發展戰略制約本土化發展
目前韓資銀行的發展戰略可歸結為目標業務型,即銀行緊跟本國在華企業投資地域和產業領域,服務于本國企業。這一戰略在銀行介入中國市場初期具有獨特的優勢,但也受制于本國在華企業的數量和發展規模。因為金融資本的擴張速度遠高于產業資本的擴張速度,韓資銀行改制后經歷了較快速度的規模擴張,如不及時更新發展戰略,重新定位市場,為本國企業服務的異國化特質就會不斷固化,出現客戶資源“天花板”現象,更嚴重的是東道國企業被排除于銀行服務行列。目前部分中小韓資銀行受其發展戰略所困,本土客戶拓展困難,客戶本土化停滯不前。
(二)企業文化融合性不足
目前韓資銀行企業文化仍沿襲母行文化,未能結合東道國文化特質,融合形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企業文化。如韓資銀行倡導員工自主自律的企業文化,倚重員工自我約束與自我管理,因此內部崗位設置中不兼容崗位制衡及授權管理存在不足,不符合國內監管部門對銀行內部控制的監管要求,也不適于目前國內經營管理環境,因此產生大量操作風險問題。對q銀行現場檢查發現,該行未建立資金業務
及交易系統授權管理制度和審批程序,個別分支機構存在不具備交易資質人員使用他人用戶名和密碼進行交易的情況。
(三)社會影響力及認知度不夠
銀行是經營貨幣信用的特殊機構,受依賴心理制約,社會和企業對本土銀行的信任要高于外資銀行,因此國民認知度對外資銀行的本土化程度也起著較為關鍵的作用。與資金實力雄厚、國際知名度較高的歐美外資銀行相比,公眾對韓資銀行的認知及信任仍有差距,2007年又發生了韓資企業非法撤資事件,使得大眾對韓資企業的警惕心理進一步提高。據半島網報道:52%以上的大眾和企業不愿同韓資銀行發生業務往來,90%以上的大眾和企業表示不會把錢存在韓資銀行,社會氛圍的排斥,不利于韓資銀行進一步擴大本土市場。
四、相關建議
(一)加強文化融合,樹立外資銀行服務品牌
外資銀行在實施全球化標準服務的同時應著力探索文化融合之路,尋找與本土文化相融合的契合點,關注本地市場的需求,設計和提供符合目標客戶潛在需求的產品和服務,在提供的銀行產品雷同的情況下,在營銷行為、合作習慣、談判風格、后續管理等軟文化和軟技能上突出客戶管理特色,取得競爭優勢,形成獨特的外資銀行文化及服務品牌。
(二)完善管理模式,奠定本土化發展基石
如何將母行良好的管理文化和管理模式與當地實際結合,建立起既保留母行管理特色,又兼顧當地實際的本土化管理模式,是韓資銀行能夠做強做大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一是應根據公司治理的原則與要求,完善獨立董事、外部監事薪酬管理及考核評價,建立外部監事與母行之間的有效溝通,完善公司治理機制;二是按照商業銀行法、銀監法等要求健全必要的內設部門,厘清職責分工,為管理流程再造奠定組織基礎;三是要按照監管要求完善諸如審貸會等各項制度,使制度能夠和業務發展情況實現無縫對接;四是要實現管理的語言與文化融合,減少信息中間漏損,杜絕管理、執行兩層皮。
(三)注重隊伍建設,為本土化植入原動力
人才本土化是經營本土化的前提,對韓資銀行而言,重要的是植入中國基因,吸收中國文化和智慧,打造自己的人才競爭力。為此,一是吸引本土高級管理人才,在決策和經營導向中注入本土元素;二是要積極推行“本土吸納、國際培育、善用善待”的人力資源策略,利用母行經營管理優勢,給本土人才提供全方位培訓和進一步發展的機會,培養出一支既了解國內當地市場、又懂得國際慣例的員工隊伍;三是要注重對不同來源的員工進行文化融合,提供完善和良好的企業經營理念培訓和文化熏陶,避免員工曾有的其他公司文化烙印帶來的負面影響,減少和弱化文化沖突,建立起真正融合企業與當地文化的本土化的員工隊伍。
(四)創新產品服務,加強本土化載體建設
韓資銀行要實現本土化發展,就應逐步擺脫目標業務型發展戰略,立足自身優勢,建立起多元化、多層次的商業銀行品牌體系,特別是發揮小企業金融服務優勢,從業務導向及客戶導向兩大體系構筑小企業金融服務品牌,大力發展小企業貸款業務,形成在小企業金融業務本土化營銷上的核心競爭力。
(五)加強協作監管,發揮監管引領作用
首先,督促境內法人行建立資本補充機制,增強資本實力,為業務擴張和風險緩釋奠定基礎。其次,加強全面風險管控。督促完善日常流動性監控手段和工具,加強資產負債管理,改善期限錯配情況;完善內部控制,建立操作風險管理系統,有效識別、檢查、控制操作風險;建立經濟資本管理長效機制,將資本監管要求與自身管理目標結合,促進資本充足率和資本管理水平持續提高。
參考文獻:
[1]韓山華.法人導向下的外資銀行本土化經營戰略研究[d].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08.
[2]銀監會.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報告,2007.
漢字文化論文范文4
“河湟”這一地理名詞最早出現在漢代史籍中，指的是青海和甘肅兩省交界地帶的黃河和其支流湟水。“河湟谷地，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土地肥沃，水源豐富，物產較多，適宜牧業，也適宜農業。”[1]它有“大河湟”和“小河湟”之分。“大河湟”指的是甘肅中部西南面和青海東南部，在地形上是一個完整的地理單元，黃河和湟水流經此地，它包括“甘肅的臨夏（河州）回族自治州，青海黃河流域的貴德、尖扎、循化、化隆。湟水流域有湟源、大通、湟中、西寧、互助、平安 、樂都、民和。”[2] “小河湟”指甘肅之外的青海部分的河湟地區， 特別指的是河湟地區的農業區。本文的“青海河湟”指的是“小河湟”。今天的本文由收集整理青海河湟地區是漢族、藏族、蒙古族、回族、東鄉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等族群重要的集聚地，尤其是青海漢族的重要棲息地?！兜じ翣枏d志·卷六》中記載:“漢族，邑人相傳，皆自南京移民實邊到此，撥地居住。然詳加考究，半系山、陜、川、湖，或本省東南各府，因工商到丹，立室家，傳子孫，遂成土著。自寧屬鄰境移居者最多，亦有蒙蕃子弟，資性聰穎，入塾讀書，粗明理義，遂化為漢族者。”[3]雖然，河湟漢族來源復雜，但因生活在相對封閉的文化圈里，又與該地區其他少數民族朝夕相處，而形成了河湟漢族獨特的民風民俗。河湟漢族除傳統漢族的文化因素外還有地緣影響，此觀念對河湟世居他族發生了文化涵化。
一、文化圈理論與河湟求子
人類學學科中傳播論學派早就提出了文化圈的理論，認為文化圈在各地區形成、發展并可能向其他地區移動，同時，在不同地帶還可能有與其相關聯的文化成分形成文化圈的廣闊地理分布表現。文化圈最重要的特點之一是文化涵化，雖然一方面必須有較大的族群或民族的固定不變的基本文化作為根基，它具有持久性的地理空間；但另一方面，文化圈還“擁有獨立整體的文化叢，它的移動是全部的文化范疇的移動，從而在比較中發現兩個地區所有文化上的歷史關聯。另外，民族之間文化的影響力也可能是個別文化成分的流入，也可能是一個文化圈的個別文化成分被沖散”。[4]“青海省有漢、藏、蒙、回、土、撒拉、哈薩克等7個民族文化圈（包括4個跨省民族文化圈），分屬于農業、牧業兩大傳統產業文化圈中，同時還分別交叉在伊斯蘭教文化、藏傳佛教和漢族道教文化的三個信仰文化圈中。”[5]河湟漢族自從漢代開始，不斷入遷進入該地區，在與其他民族的融合中文化層不斷疊加，這樣一個特殊的文化圈發展形成，文化涵化也不斷發生。在這個特定的地理空間中，漢民族文化在移動中形成了與整個中國漢族“同中有異”的民俗文化，并在該地區對其他世居民族文化涵化中具有強烈的導向性，河湟漢族的民俗事象也紛繁復雜。
數千年來，中國人尤其漢族一直認同男孩是延續家族血脈的重要連接點。河湟漢族作為入遷的漢族，保留了漢族最基本的觀念，在這個地區，求子觀念也一直影響人們的現實生活，轉而影響河湟其他民族。以土族為例，土族已經由先前的游牧民族轉變成農耕民族，20世紀初期土族人雖然在媳婦生育第一個孩子時一般都隆重宴客表示慶賀，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許多土族家庭中已經只有生了男孩才設筵的情況。這說明，重男輕女的漢族宗法觀念在當時的土族社會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土族在河湟世居中與他族通婚，從通婚對象上看，河湟地區以漢土家庭最多；尤其與漢族結親土族子女的族屬及風俗習慣上跟隨父親，不過近年來許多人為了享受升學、計生等方面的優惠政策而在族屬上多隨其母，而風俗隨父親。[6]河湟土族人通常在婚禮和祭祖儀式中祈求男丁的誕生，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河湟其他世居主體民族中。
近幾十年來響應國家的政策，河湟漢族雖然不超生，但從觀念上并沒有完全轉變男孩子在家族血脈傳承中的重要性。主要是在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后，青年男女一經確定婚姻關系，男女雙方家長尤其雙方的母親為新婚夫婦進行求子活動，河湟農村求子（尤其第一胎求生男孩）的風俗與以往比較，有些腦山地區反而有興盛的勢頭。說：“地緣是穩定的力量。在穩定的社會中，地域不過是血緣的投影。”[7]求子風俗中隱含著河湟漢族在血脈延續方面的許多觀念，在河湟地區不論是在古代還是在今天，都有許多人靠血緣觀念來決定自己的現實行為。尤其在偏遠一些農村，至今許多家族還規定沒有子嗣的人（子嗣只指男孩）死后不準埋葬在祖墳，也不允許在田社等大型的祭祖活動中承擔主持等。這些觀念體現在行為中就是種種求子風俗的流行。河湟求子風俗作為一種民間信仰已滲透、表現在河湟漢族的日常生活中了，并由于地緣的關系，具體的民俗活動又具有鮮明的地域性。河湟漢族的求子風俗表現在人生禮儀、節慶民俗活動等方面，成為河湟漢族民俗活動中的一個重要的事象。湟中縣位于青海省河湟地區中部，是青海漢族世代生息繁衍的主要居住地區，本文以湟中縣為個案研究河湟漢族求子風俗。
二、河湟漢族人生儀禮中的祈嗣考略
祈嗣風俗在河湟漢族中表現在婚喪嫁娶的重大人生儀禮中，在婚嫁中尤為突出，主要有婚嫁儀式前的求子風俗、婚姻儀式中的求子儀式兩種。婚嫁儀式正式舉行前的求子風俗一般在女方家較盛行，目前湟中縣大部分腦山地區都有嫁女前的求子風俗。這主要是男女青年訂婚以后，在男方家迎娶之前，女方的母親完成為女兒的祈嗣。女方的母親希望自己女兒結婚后第一胎就能夠生個男孩來提升女兒在婆家的位置，因此許多女方的母親臨近嫁女時有許多為女兒求子的風俗。在湟中縣的南部農村，女方的母親一般要物色親戚、本家中兩胎都是生了男孩的婦女，做一根新的褲帶并帶一些禮品去找物色好的婦女，提出用新的褲帶換取對方的舊的褲帶，如果對方不答應，就得另外再找，如果答應了，就把換來的褲帶放好，在女兒出嫁時給她帶上，希望那位婦女的生子運氣能夠帶給自己的女兒，為女婿家第一胎就能夠誕下延續香火的男孩。而在湟中縣北部和西部地區，女方的母親也是提前物色親戚、本家中兩胎都是生了男孩子的婦女，物色好以后帶一些禮品去她家，借一件該婦女的外套，也是要舊的，借到的衣服要放好，在衣服的口袋里裝上瓜子、棗子、核桃等，在女兒出嫁時要穿在身上叫做路衣，女兒結婚時要和女婿分吃衣兜里象征生子的食物，婚后回門時又要把衣服帶回來，娘家母親在衣兜里裝個紅包再送還。而在湟中縣整個地區，女方的母親還要給女兒做兩床新被子作為嫁妝，在被面的選擇上也能體現為女兒祈嗣的風俗，一般不像傳統中國漢族普遍選擇的鴛鴦合歡被面，而是選擇象征生育男孩的根莖植物紋飾，例如選擇桃子花紋、石榴紋、藕生蓮子紋等。
在婚禮儀式中，湟中縣漢族主要的祈嗣儀禮首先是選擇婚禮中的送親爺爺奶奶和接親奶奶等重要配角，所說的奶奶不一定是老年婦女，中年也可以，但必須要達
到以下條件：第一，屬相不能與新婚夫婦相克；第二，送親和接親的最好都是只生了男孩子的；第三是只結過一次婚并有丈夫的女人。這完全不同于新派青年男女選擇的未婚青年男女作伴娘伴郎。其次，在婚禮中還有一個重要角色，叫做壓馬娃。主要是舊時青海地區漢族受少數民族婚俗影響娶親時新娘子坐馬，新郎官一般不去迎親，所以和新娘子同乘一匹馬的是一個小孩子，這個娃娃亦必須是男孩，參加整個婚禮。這個男孩一般是女方的親屬，娶親時就陪著新娘子，新娘進家門后，男孩子的使命還沒結束，在下一個環節他和男方家親屬男孩子參加攘床儀式。新娘接進門之前，婆家在新婚的床鋪上四角塞了許多象征早生貴子的瓜子、棗子、核桃等，在新娘進門后舉行完搶床儀式后，參加婚禮的人把壓馬娃和男方家親屬的男孩子進屋到床上要又滾又跳，口中要隨旁邊的人說一些“早生貴子”之類的吉祥語，攘床儀禮顯然也是祈子表現。
青海河湟漢族在壽衣壽材的制作中也有一些祈嗣的規范。因為河湟地區漢族基本都實行土葬，所以家里的親人年紀大了并且嫡親老長輩都不在世了，兒子們就要在有閏月的年份為父母準備壽衣和壽棺。壽衣和壽棺的準備也體現了祈子心理。壽衣的材料可以是棉的也可以是麻的，但不能用緞子的，緞子諧音“斷”，認為是斷子絕孫，因為擔心晚一輩的人生不出男孩，所以在壽衣的制作上也就有了許多要求，不但衣服不能用鍛料，被褥也不能用緞子，在壽鞋和枕的紋飾上也有延續血脈的祈嗣象征。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逐漸富裕了，但偏遠地區觀念并不先進。目前在湟中縣農村村民在壽棺的制作上，不但延續了前輩人祈子的象征，而且家境好的人家竟然給一個長輩準備三口棺材。一口是內棺，外圍和頂為柏木、底為柳木的，一口是全部都是柳木制的外棺，這兩口棺必須彩繪。還有一口是不用彩繪，也是柳木制的，但不用早早準備，是在人死后家人找木匠做，叫做槨，在埋葬的時候先下葬棺后蓋槨。這些內棺底為柳木、外棺和槨全部為柳木，諧音“留”，象征留子留孫。
三、河湟漢族節慶民俗活動中的求子考略
人生儀禮之外河湟漢族的民俗活動中有許多求子風俗，最常見的形式是兩種：一是村廟求子；二是在春節社火表演中向“胖婆娘”求子。在湟中縣農村，對剛剛結婚準備產子或者已結婚第一胎生下女孩的，男方的母親在重要的節慶時就去村廟供奉的主神那里，做上饅頭帶上酒，磕頭禱告，拿上神手里或衣服上的紅布條、香包等祈子的象征，拿回家后放在兒子媳婦的房間，等生下孩子后，拿上拿回來的東西并扯上紅布、做上饅頭等抱著新生兒去還愿。在湟中縣村廟里供的神大部分是九天玄女即女媧娘娘，眾所周之，女媧在漢族中廣泛被信仰是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她是傳說中造人的始祖。在春節社火表演中一般是向胖婆娘求子。胖婆娘頭上戴綠手帕，身著紅衣服，屁股上墊一個枕頭，肚子上墊一個枕頭，看起來又大又胖又丑。因為懷里抱著“兒子”，所以婦女在社火隊伍經過時，擠到胖婆娘那里，給胖婆娘的“兒子”給壓歲錢，如果是自己或為子女祈子的，胖婆娘就會心領神會，贈送給婦女小孩子身上的衣物，也是產子后，帶上東西到村廟去還愿。河湟社火主要在廟里裝身子，那個“兒子”除了演社火時隨胖婆娘出來逛街，平時供在廟里。當然，如果不是祈子的，給“兒子”壓歲錢后，胖婆娘也就離開了。
湟中縣丹麻鄉有一種獨特的求子儀式，結合了村廟求子和社火求子兩種形式。其實漢族在民間都有普遍信仰關羽的風俗，現在全國各地關羽廟也比較多，大多稱為“關帝廟”。關帝廟又稱“帝君廟”或“武廟”，是三國蜀漢大將關羽死后，人們為其修建的神祠。元代以前多稱武廟、關公廟，明清之后多稱關帝廟。最早的關帝廟建于何時，今天已難以考證，但有一點是確信無疑的：關帝廟作為關公信仰的活動中心和舞臺，是伴隨著關公信仰的產生而出現的。關公信仰“形成于南北朝至唐代，發展于宋之時期，盛行于明代，至清代而達到頂峰。”[8]可是和各地崇尚關帝忠誠、信義、智仁、勇武等多元崇信心理相比不同的是丹麻鄉崇拜關羽有一項是祈嗣。在湟中縣丹麻鄉丹麻村村廟中供奉的關羽懷中抱著劉備之子“劉禪”。每年到正月十四傍晚的時候，丹麻村演社火的人到村廟里裝身子，到晚上晚飯過后，在一家打碾場上表演社火，社火表演快結束時，演員們把胖婆娘圍到中間，胖婆娘就要生下“劉禪”，此時周圍有求子的人家，找來許多親屬幫忙搶剛生下來的“劉禪”，搶到的人揣到懷里急速跑回家，半路有可能再次遭搶，但抱回家后就不能再搶了。搶到的人家把“劉禪”放在祈求生子的夫婦懷中，抱一個小時左右后又要放在柜上，點燈、上香、磕頭。第二天胖婆娘來找孩子，進來后說“祝早生貴子”的祝福語，之后“孩子”的姨娘姨夫（就是這家期盼生子的夫婦）給壓歲錢，胖婆娘贈送“劉禪”身穿的小孩子的衣物（一般是褲子或鞋子）回禮，胖婆娘抱著“劉禪”直到這一天社火結束后“劉禪”才回到關羽的懷中。第二年，搶到孩子的人家生了小孩后，要抱上新生兒拿上衣物并新做一套衣物及一些禮品到關帝廟還愿。據當地老人說，其實他們幾代人都不怎么認字，劉禪是什么人他們也不清楚，更不知道什么趙云長坂坡救劉阿斗的故事。但知道劉阿斗是皇上的兒子，所以搶“劉禪”的寓意根本不是對關羽精神的信仰，而是祈禱所生的孩子能夠沾染到皇家“貴氣”。
從上述求子風俗類別的粗略劃分，我們可以看出，河湟漢族紛繁的祈嗣事象源起于不同的信仰，并表現在不同的生活層面上，但又圍繞祈子這個共同的功利核心結成了一個龐雜的文化系統。這一系統將男尊女卑的思想、民間信仰、迷信心理因素等相互勾連，其中每一神秘特征的支系都可派生相應的祈嗣風俗。誠如杜爾凱姆( e. durkheim) 所言：“世上的一切事物全都在信仰中分成兩類，即現實的和理想的。人們把萬事萬物分成這樣的兩大類或兩個對立的群體。它們一般是用兩個相互有別的術語來標志的，而這兩個術語大多可以轉譯為‘世俗’和‘神圣’——信仰、神話、教義和傳奇，或是表象或是表象的體系，它們表達了神圣事物的本質，表現了它們所具有的美德和力量，表現出它們相互之間的聯系以及同世俗事物的聯系。”[9]任何民間信仰都在現實與理想的不同層面和支系間縱橫聯絡，相互滲透，其強大的沾合力來自傳統的人倫觀，其賴以建立的基礎是封閉的農業經
濟，促其膨脹的動因是中國傳統宗族制的發展。
四、河湟漢族祈嗣的特點分析
青海河湟漢族祈嗣風俗從形式和內容來看，多是對中國傳統祈嗣風俗和民間信仰的遺存與繼續。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從祈嗣的地域空間來看，離城市越遠的村莊，祈子的風俗越多。在湟中縣一些偏遠腦山地區，民眾的祈子風俗儀禮或活動頻繁于交通便利的川水地區。這種狀況與現代文化、文明的傳播空間正好相吻合。河湟腦山地區在相對封閉的地域空間里，社會成員流動性不大，在湟中縣常有一姓基本是一村的情況，雜姓較少，這些村莊當中以父系血緣為紐帶，宗族觀念強，形成了堅固的觀念，代代受影響，人人受影響，這樣的村莊社區輿論力量非常強大，能不能生、能否生男孩等生育問題成了特定社會結構中對農民個人成就評價的一個重要方面。正是因為人們有了繼嗣需求和面子需求便出現了對生育男孩的追求。他們較多地保留了中國傳統的祈子風俗，甚至有少數的家庭如果新媳婦連生兩胎女孩的，婆婆鼓動兒子離婚再娶，或者悄悄遺棄女嬰逼迫媳婦再生。而在一些川水地區，由于交通方便，接近城鎮，經濟較富足，民眾近些年不斷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雜姓人家居于一村，家長也較為開通，求子的觀念有所轉變。以湟中縣縣城周邊村莊為例，現在出現有少數青年無論生男孩女孩，都只要一個孩子。
第二，從參與祈嗣的成員來看，參與求子風俗的婦女多于男子。青海河湟地區雖然地勢較為低平，是青海的農業區，但青海漢族的生活還是相對封閉，到現在為止一姓一村的村莊比例高，這樣的村落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比較嚴重，參與祈嗣的多是成年的婦女，如果是嫁女兒，則為女兒祈嗣，希望女兒生個男孩在女婿家能夠母以子貴。如果娶媳婦，則為兒子祈嗣，希望兒子在本家當中獲得一定地位。她們很注重祈嗣的每一個環節，在婚喪嫁娶中無一不表現出功利性追求。祈子風俗農村婦女多于男子的另一個原因是她們不常外出，生活在相對狹小的空間里，對子女傾注的感情是第一位的。
第三，從祈嗣的內容來看，都是對偏重生男孩的功利追求。河湟漢族的祈嗣風俗都是圍繞著人口生產這一個強大的功利核心而展開的。學者侯杰和范麗珠認為中國傳統民間信仰都有很強的實用意識和功利色彩。他們認為：“民間諸神幾乎都有各自不同的功用，隨時隨地滿足人們的世俗要求和實用心理。人們對神靈的祈盼很實際，為了達到有求必應的目的，會千方百計地討好它們”。[10]在對待生產“子”和“女”的行為和態度上，體現出河湟漢族功利性追求。在“家本位”的河湟村落社會里，注重子嗣和家族譜系，如生不出男孩，被認為是一件不孝和可恥的事情，在村子里面發生爭吵時，如果被對方辱罵為“斷后”，那是再風光的人也顏面掃地。所以，河湟漢族一般要在產子之前就進行一系列的祈嗣風俗，而這種功利性的人口生產本身就是一種錯誤的思想。
第四，從祈嗣的方式來看，多來自原始巫術中的接觸律。河湟漢族祈子的方式雖然多種多樣，但其內核用人類學家的觀點解釋就是接觸律的邏輯思維，弗雷澤這樣來解釋接觸律的巫術：“交感巫術中稱為‘染巫術’的另一個分支則是以這樣的的一種信念為前提的，即一度接觸過的是必將永遠保持某種聯系；在這樣的交感關系中，無論其中一方發生了什么變故，都必將使另一方產生相似的結果，因而，跟順勢巫術一樣，觸染巫術的邏輯基礎也是錯誤的聯想。”[11]弗雷澤還舉了實例：在白令海峽的愛斯基摩人中，想要生子的婦女求助于巫師，巫師自己或者要求該婦女的丈夫做一個木偶嬰兒，然后對這個木偶施以神秘的禮儀，并讓該婦女睡覺時把木偶放在枕頭下。在西非的安諾地區，求子的婦女把一個嬰兒狀的系在后背。所以，河湟漢族人生儀禮中的祈嗣和民俗活動中的求子風俗是一種錯誤的聯想：認為接觸了生過男孩子的婦女系過的腰帶或是穿過的衣服、或者是讓小男孩攘過的床、搶了胖婆娘生下的“劉禪”懷揣一個小時，就能產生相似的結果——誕下男嬰。
第五，從祈嗣的性質來看，許多祈嗣行為和心理是民間信仰中的迷信行為。民間信仰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和深厚的社會基礎，烏丙安認為“民間信仰是在民間廣泛而普遍存在的日常信仰事象”。[12]確切的說民間信仰是“民間流行的對某種精神觀念、某種有形物體信奉敬仰的心理和行為。包括民間普遍的俗信以至一般的迷信。它不像宗教信仰有明確的傳人、嚴格的教義、嚴密的組織等，也不像宗教信仰更多地強調自我修行，它的思想基礎主要是萬物有靈論”。 [13]
據此確定中國人的求子風俗是紛繁復雜的民間信仰內容之一。但是在對迷信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我國許多專家學者認為許多民間信仰是偽科學的迷信行為，有學者認為：迷信是從許多原始活動中殘留下來的意識和手段，它不僅是對事物因果的歪曲荒誕的認識，而且也是反科學的歪曲并破壞社會生活的行為。[14]河湟漢族的祈嗣風俗形式多樣，企盼生出男孩是現實目標。但這一心理是一種刻意的追求，主動而焦躁，其事象與人情事理、健康的生育觀念相違背，這一精神觀念的極端化反而體現出悖理違俗的性質。祈嗣風俗重功利，重結果，希望通過一定的言行和儀式，實現生子的愿望。如果能生，企盼一定先生男孩，不能生育退而求其次，有著較為明確的功利追求。
五、結論
在河湟漢民族現存的民間文化中，明顯地可以看到橫向空間并存的文化圈差異。在這些差異中，我們可以找到縱向歷史發展不同階段的文化相關的差異。全面準確地應用文化圈理論和方法可以深入分析我們身邊被忽視的民俗文化事項，準確定位河湟求子習俗的文化性質，在青海東部農業區未來的文化建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漢字文化論文范文5
一、目標與思路
精神家園之根，為中華文化傳統，中華文化傳統之源，首推漢字文化。因此，我校創設漢字教育校本課程，其目標不僅在于落實我校“創造適合學生的教育，引領學生登上巨人的肩膀”的教育理念，營造濃厚傳統文化色彩的育人環境，也在于培養現代語文教學之靈氣、語文教師國學素養之底氣、學生漢語言文字之文氣，更在于用中華文化之魂鑄造學生的傳統文化精神和民族品格，為社會培養精神充盈、具有高尚靈魂的公民，以期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我們以“漢字研究”為抓手，對原有的課程設置進行了不斷深入的改革，把兩綱教育有機、有序、有效地滲透到教育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互促進，充分體現了我校的教育特色和課程改革的價值取向。其中，拓展類課程有：漢字文化選修課;興趣類課程有：語文組的漢字研究校內師訓項目、學生漢字研究小組;實踐類課程有：“翰墨沙龍”書寫漢字活動、教工書法展活動、學生硬筆書法比賽等。這些都是我校漢字教育校本課程開發的基本內容。
在漢字教育校本課程的實施中，語文組教師是一支重要力量。因此，我們的課程實施也對語文組老師在專業水平上提出更高的要求。寫好漢字、研究好漢字、講解好漢字，成為我校語文教師在專業化水平上的最基本要求，以此推動、提高語文老師專業化水平，為漢字教育校本課程的開發積蓄活水與能量。
二、過程與方法
在漢字教育校本課程的實踐中，我校以文化選修課為點，編寫漢字教育校本教材，帶動基礎類課程與實踐類課程革新;以語文教師為點，帶動全校各科教師規范地讀、說、寫、教;以學生漢字研究社為點，帶動全校學生研習漢字的熱潮;以展示的五個舞臺為點，帶動全體師生研習漢字的熱情。以點帶面，點面結合，在市北中學形成良好的漢字研究與學習的校園文化氛圍。
1.制定課程計劃與綱要，形成有效的評價體系
為實現漢字研究的校本化、課程化，我校成立了以師資處、學生處、語文組老師為班底的“漢字教育校本課程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在充分征求廣大教師建議的基礎上，討論研究并制定出漢字教育校本課程的規劃、實施綱要，與我校文化選修相結合，成為學生選修課的課程之一。我們在“漢字拾趣”的大課題下，根據學生的特長與興趣，開設“漢字與六書”“漢字的魅力”“漢字的發展歷程”“書法藝術及欣賞”“民間絕妙對聯欣賞”“漢字的規范要求”等選修課程，引導學生領略漢字魅力，增強其對漢字的情感認同。
為確保漢字教育校本課程的有效實施，我們制定了一套評價體系：（1）文化選修課的學生評價細則;（2）師訓課程作業評價細則;（3）漢字研究文章評價細則;（4）每月一展作品評價細則;（5）活動參與態度及效果評價細則。
2.把漢字研究納入師訓內容，編寫漢字研究校本教材
我校語文組把3000個常用漢字作為研究對象，每人每月至少研究1個漢字并撰寫文章。研究分為三階段：
（1）回歸本源。時間為2009―2010年。主要任務是分析漢字的音、形、義，尤其字形的古今演變。
（2）體驗人生。時間為2011―2012年。主要任務是“從漢字體驗人生”，每個老師選出二、三個能夠概括或揭示自己教學人生特點的漢字，上升到教育學高度來自我評價與反思。
（3）藝術鑒賞。時間為2013―2014年。主要任務是以“詩眼鑒賞”為切入點，再將“詩眼”轉為“教眼”，從教的角度設計引發學生思考的路徑與程序。
學校將語文教師漢字研究三個階段的成果編成三本校本教材：《漢字研究》《從漢字體驗人生》《詩眼與教眼》。
3.成立學生漢字研究小組，開辟“每周一字”交流平臺
2010年9月，在陳軍校長的倡議下，我校成立學生漢字研究小組，并開展了一系列漢字研究活動。學生不僅繼承《說文解字》的遺風，從漢字的音、形、基本含義、衍生含義等角度展開討論和研究，更關注漢字運用的生活性、時代性與個性化;不僅注重漢字的獨立性，更關注它們的關聯性;不僅關注漢字的過去、現在，更關注其未來發展。校報《溯光》開設“說文解字”板塊，每期推出一字，以小論文的形式展示學生研究漢字的成果。每周升旗儀式上也增設“每周一字”演講環節，分享學生最新的漢字研究心得。
4.開展各類漢字文化活動，展示師生漢字研究成果
學校定期開展各類漢字文化活動，提高全校師生的參與熱情。如，舉辦“翰墨沙龍”活動，倡導全校教師寫好“三筆”字（毛筆、硬筆、粉筆），鍛煉教學基本功。又如，學校工會利用“東方講壇”和“午間文化茶座”欄目，為全體教師開設“書法藝術欣賞”“常用漢字規范書寫系列講座”等活動，得到老師們好評。
此外，搭設五個舞臺，及時展示師生漢字學習與研究的成果：（1）每周升旗儀式展示一個漢字研究成果;（2）每月一次師生書法展;（3）每年舉辦一期校園“漢字節”，以“漢字”為主題，開展猜燈謎、接對聯、演講比賽、硬筆毛筆書法比賽、作文競賽、漢字糾錯等一系列活動;（4）編輯刊物，學校為語文教師編輯印刷了三本漢字研究專著，為學生出了5期漢字研究?？?（5）組織以漢字教育為主題的對外交流、參觀考察等一系列活動，促進學校漢字教育校本課程的多樣化發展，在閘北區乃至上海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三、成效與展望
立根守正，養氣鑄魂。漢字研究，促使師生形成漢字讀、說、寫規范化與書法練習常態化的新潮與良好習慣;促進師生對漢字的重視與認知，加強了對傳統文化經典的認同與自覺傳承;形成了我校富有特色的漢字教育讀本與漢字教育課程;有效夯實了全校師生，尤其是語文教師的基本功，促進了師生人文素養的提升，更推進了語文學科的建設。
近年來，語文組3位教師舉辦了個人書法展，語文教師發表文章近20萬字;在各項基本功大賽中獲得區級以上獎勵達100多人次。
2012年和2013年，我校在“中小學傳統文化教育實踐研究”總課題組年會上獲得先進集體獎，語文教師的漢字研究集《漢字研究》在校本教材評優中獲二等獎，學生的漢字研究集《甘棠》在校本教材評優中獲二等獎。王志斌老師的《市北中學語文組的文化修煉》、程夕琦老師的《高中學段傳統經典背誦的實踐探究》在論文評比中獲一等獎;顧光宇老師的《中國書法的份量》在案例評比中獲一等獎;顧光宇老師的《尋根?傳承?鑄魂》、舒適老師的《論上海市市北中學拓展型課〈文史哲經典文例學習〉的意義》在論文評比中獲二等獎。
在總課題結題會上，我校交流了“漢字研究”校本課程實施經驗，相關論文榮獲一等獎。
漢字研究雖然成效顯著，但我們仍在思考：在功利化的價值取向下，如何保持漢字研究的熱情與理智？如何讓師生的漢字研究與他們的生活、學習緊密聯系？漢字研究的內容、方法與步驟如何進一步優化？
基于此，我們將在新一輪漢字研究中嘗試新的做法：
第一，創新研究管理機制。創建市北中學學校文化研究中心，負責漢字研究的研究、管理與實踐。
漢字文化論文范文6
韓國學生的漢字偏誤類型
本文主要將韓國學生的漢字書寫偏誤分為筆畫層次、部件層次和整字層次的偏誤。
筆畫層次的偏誤
漢字筆畫層次的形體區別特征是通過筆畫的形狀、數目、組合關系和筆順來體現。據此我們將筆畫層次的偏誤主要分為筆形偏誤、筆畫數目偏誤、筆畫組合方式偏誤和筆順偏誤。>>>>有效提高初中生物課堂教學的思考與實踐
筆形偏誤：
筆形分為平筆筆形和折筆筆形。
平筆筆形的偏誤在橫、豎、撇、點筆形偏誤上有以下的傾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