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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文化論文范文1
關鍵詞：網絡環境；外語教學；跨文化交際能力
Brown 曾說過：“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也是語言的一部分，二者相互交織，密不可分，如將二者分離，必然會損其一?！保˙rown, 1980）語言與文化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語言不僅是文化的載體，而且也是社會文化系統的一個重要方面。語言不是消極地反映社會文化系統，而是積極地幫助人們構筑其社會文化系統，對人們的生活產生直接的影響。
語言學家Sapir 也曾說：“語言交際有一個環境，語言不能脫離文化而存在。”（Sapir, 1921）人際交流是通過言語行為和非言語行為實施的，二者又都受制于文化。有語言學家認為，“文化即是交際，交際就是文化?！蓖瑫r，有專家預言，“21 世紀人類‘文化沖突?蒺將比戰爭威脅更顯突出?！毖芯勘砻?，我國外語學習者在跨文化交際中的障礙常為“文化錯誤”，而且其社會文化能力滯后于語言能力，難以適應跨文化交際的需要。這就要求我們從語言教學改革入手，扭轉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脫節的現象。
隨著多媒體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展，地球村逐漸形成，利用網絡和多媒體技術，我們可以很方 便地了解許多不同國家的文化風俗。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言，在世界經濟走向一體化的今天，其地位更加顯著。我們用英語和來自世界許多國家的人進行文化、科技、商務貿易等方面的交流，但只懂語言不懂文化背景知識并不能解決所有的交際問題，因此，文化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方面。
一、語言和文化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語言的底座，語言和它賴以生存的文化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文化是一個多元而復雜的概念，涉及很多領域，如人文學、社會學和語言學，最重要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使用同一種語言。人類學家Tailor認為，“文化是一種復雜的整體，其中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人們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一切能力和習慣。”(Goodenough，1981) 束定芳和莊智象則認為，“從文化的結構特點出發，文化是通過社會學習得到的知識?！?束定芳，莊智象1998)。
戚雨村對文化的定義更為全面，“文化的范圍包含了三個層次： ①物質文化，它是通過人們制作的各種實物產品表現出來的，包括建筑、服飾、食品、用品、工具等。②制度、習俗文化，它是通過人們共同遵守的社會規范和行為準則表現出來的，包括制度、法規以及相應的設施和風俗習慣等。 ③精神文化，它是通過人們思維活動所形成的方式和產品表現出來的，包括價值觀念、思維模式、審美情趣、道德情操、，也包括哲學、科學、文學藝術方面的成就和產品。”(戚雨村，1998)。
中西語言文化間有很大差異，由于學生對西方文化不了解，意識不到這種差異，往往產生學習障礙和錯誤。學生在外語學習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語文化背景的影響，這種方式體現在風俗習慣、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等方面，文化的差異必然造成詞義、句義、聯系意義和比喻意義等語言現象的差異。
外語教學的任務是培養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進行交際的人才，外語教學專家區分交際中的語言錯誤和文化錯誤時認為后者更為嚴重。因此，學習語言的過程就是認識文化的過程，也就是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過程。
二、跨文化交際能力
近年來，跨文化交際已經成為我國教育研究的熱門話題，跨文化交際所帶來的影響比較廣泛。在我國外語界，教師和學生提高自身跨文化交際能力的要求日趨強烈。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通訊網絡的發展，一個全球性的系統已經形成。人們在文化取向、價值觀念、社會規范、思維方式等方面的差異會導致他們在編譯碼過程、言語和非言語行為、語言的使用規律、語篇組織結構等眾多方面存在差異。（張艷，楊躍2006）
傳統語言學家Lado (1961)認為英語水平(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是由知識和技能兩大部分組成的。知識包括語法、詞匯和語音；技能包括聽、說、讀、寫、譯，但并沒有強調知識和技能是密切相連的，而語境、語篇和情景的作用也不能忽視，因為這種孤立的知識和脫離情景的技能難以保證有效的交際。因此，現代語言學家將外語水平定義為“跨文化交際”(文秋芳，1999)，因為外語的交際總是發生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英語又是國際語言，交際雙方可能來自說英語國家，也可能來自非英語國家，文化背景差異很大。提高學生英語綜合能力必須包括處理文化差異的能力，外語教學的最終目的不單單是語言能力的培養，而應是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提高。
跨文化交際能力由交際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兩部分組成。而交際能力由語言能力，語用能力及策略能力構成。其中語言能力指句法、詞法、語音、拼寫等方面的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能，具體又分為語法能力和語篇能力。語法能力指學習者能夠選擇合適的單詞和恰當的句子結構，然后將所選單詞合理的組成句子，并正確地說出來。語篇能力指將話語組成互相銜接、連貫的、完整語篇的知識和運用這些知識的能力。如：
(1)A： That?蒺s the telephone.
B： I?蒺m in the bath.
A： OK.
就字面而言，A和B之間的對話沒有什么連貫性，即沒有什么銜接手段將他們聯系起來。但從言外行為上看，A和B之間所說的話語是相關的，其相關性存在于話語的隱性銜接與連貫上，只不過沒有在表層語句上反映出來而已。如果將其補全，就會產生下面的結構：
(2)A：That?蒺s the telephone. (Please go and answer it.)
B：No， I can?蒺t answer it， because I?蒺m in the bath.
A：OK. (I?蒺ll answer it then.)
這個例子說明語篇不僅通過語法來規范句子,還可以通過具體的語境按約定俗成的規則來完成其連貫性。語用能力指在非語言環境中表達和實施語言的能力及掌握語言使用規則的能力。非語言環境指的是交際的時間、地點、人物身份和文化背景。
策略能力指的是在語言交際過程中，如何正確的評估自己以及對方的語言和背景知識，然后做出計劃，即選擇何種方式實施交際目的，最后由相關的心理、生理機制來完成既定的計劃。具體細分為補償能力( compensation competence) ，即如何在出現表達困難時讓別人理解自己的講話內容；協商能力( negotiation competence) ，即如何在出現理解困難時獲得意義。前者可通過同義詞，體態語等獲得補償，后者可通過重復，重新組織話語等來幫助對方理解話語。
由此可見，跨文化能力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對文化差異的寬容性及處理文化差異的靈活性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們在教學中一定要特別注意對學生在這些方面的培養。
三、語言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文化教育不足
傳統的語言教學過程只是強調語音、詞匯、語法等語言知識方面的傳授，忽視了文化教學，未能把與所授語言相關的文化背景知識與其語言知識相互融會貫通，極大地影響了學習者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使他們不能正確地傳達或接受語言載體所承載的所有信息，從而導致交際的失敗。這種傳統的語言教學觀側重于對語言知識本身的教授，幾乎沒有考慮到語言與其他因素特別是文化因素的影響和作用，忽視了語言的交際功能所要求的文化背景，從而導致語言教學中對文化教學的重視不足。導致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1. 語言學理論研究中對文化因素的研究不足
回顧語言學理論研究發展所經歷的四個階段：即歷史比較語言學、結構主義語言學、轉換生成及功能主義語言學。這四個階段對現代語言學的研究只強調語言系統本體性的研究，主要揭示了語言系統組成部分(語音、詞匯、句法及語義等) 各自內在規律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作用；并探討了語言系統內部諸要素的組織規律。這些研究極大地促進了人們對語言這一符號系統的認識，由此可見，語言學理論研究對文化研究的不足間接地影響到語言教學中文化教學實踐。（王蘊，2006）
2. 語言教學中對文化教學的重視不足
語言觀指導著語言教學，就英語教學而言，它經歷了英語作為第二語言(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和英語作為外語(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的教學分化。19 世紀，英國殖民地一直把英語教學作為以英國文學同化其殖民地的媒介而存在，因此，教學方法上采用直接教學法。20世紀20 年代，ESL具有傳遞知識的實用功效這一觀念開始出現，到了50 年代，ESL與EFL開始被人們區分。英語作為外語教學(TEFL)著重于培養學生運用英語進行對外的交際，而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TESL)著重于培養學生內化英語作為語言的功能。后來相繼出現了一些以不同語言學流派或其中某些觀點為指導的教學法，如以結構主義語言學為理論指導的盛行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聽說教學法，以Krashen 的二語習得理論為基礎的自然教學法，這些教學法多注重于語言形式和機械的句型練習。
3. 缺乏良好的學習環境和條件
目前，很多高校仍然采用每周4個學時大班填鴨式授課方式，教師仍唱獨角戲。沒有真正做到以學生為主體，而教師只起指導者、組織者、監督者、促進者的作用。有的高校雖然對非英語專業學生加設了口語課，但一兩個課時讓50多人互動起來，客觀上確實有一定難度。而且，傳統的教師舉例、學生反復操練的教學方法缺乏真實的語言環境，使學生無法充分了解英美的風土人情和文化背景。教材單一，缺少較強的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意識。更重要的是忽視了學生具有不同層次英語水平的實際情況，無法將學生從課堂解放出來進行自主、個性化的學習，無法做到因材施教，制定每個人的學習策略,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難以得到提高。
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語言教學的質量問題，就必須對語言與文化關系重新認識，使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有機地結合，成為相互支持的整體。
四、利用網絡環境，改進外語教學模式，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
多媒體、網絡技術的發展帶來了外語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新契機，以網絡技術為支撐，使英語教學朝著學生不受時間和地點限制的主動學習、個性化學習的方向發展。確定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導地位，以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為教學改革方向，將課堂語言教學、網絡自主學習和小班口語輔導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作為整體進行英語教學，補充大量的英美文化背景知識，使學生接觸更多的英語語言文化，深入并恰當地使用英語以提高跨文化交際的能力。
網絡教學是利用現代化教育技術手段，特別是互聯網調動盡可能多的教學媒體、信息資源構建有意義的學習環境，以促進和支持學生的學習活動。在教師的組織和指導下，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使學生能夠真正成為知識信息的主動建構者，更多接觸和了解英語文化的相關知識，從而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外語學習是一種跨文化學習，而信息技術和多媒體網絡技術給跨文化交際學習帶來一場變革。網絡不僅具有巨大的語言和文化學習資源，更是進行跨文化交際的大平臺。多媒體網絡環境為大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創造了相當有利的條件。
英語教學是對人的品格、思維、語言能力、文化知識和意識等的全面素質教育。了解文化差異，增強跨文化交際能力，加強全球意識并使學生在實際交流中具備多元文化的包容性顯得尤其重要。在英語教學中，教師要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和認知能力，不斷改進教學方法和教學模式，逐步擴展文化知識的內容和范圍，有意識地滲透文化教育，教會學生如何得體地運用語言，培養對中外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和鑒別能力，從而提高跨文化交際的意識和能力。
另外，通過相關文化背景知識的介紹來拓寬學生的視野，創造感受外國文化的氛圍， 從而熟悉外國文化。教師還可以收集一些外國文化資料，通過播放相關的課文錄像及英文歌曲和電影，使學生直接感受到外國人交流時使用的語言、表情、手勢等，體味其交流的真實性。有外教的學校還應充分發揮外教在西方文化傳播中的作用，他們是活的文化教材，讓學生直接與外教交流，聽外教做報告或講課，外教的言傳身教會對學生起到一種文化上潛移默化的作用。
一直以來，大學的英語教學側重點都放在了語言知識的傳授上， 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我們必須改進教學方法，在質和量兩個方面對課堂教學中的文化教學加以強化，并充分利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此外還可以舉辦一些專題講座，以滿足學生的求知欲望，培養出具有較高跨文化交際能力的人才。
五、結束語
外語教學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實現跨文化交際，為了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交流。全面提高外語教學的效率和質量，大幅度地提高學生的外語應用能力，既是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同時也是跨世紀的高等教育的一項緊迫任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需要我們充分認識到跨文化教育是外語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把語言看作是與文化、社會密不可分的重要部分，利用網絡技術和多媒體技術，改進外語教學模式，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實現外語教學的最終目標。
參考書目：
[1] Brown， H. D. Principle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0. 27
[2] Sapir, 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21. 31
[3] Goodenough. Culture， Language and Society [M]. Benjamin Cummings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23
[4] Lado, R.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M]. Teache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73
[5] 束定芳， 莊智象 現代外語教學――理論、實踐和方法[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6
[6] 戚雨村, 語言?文化?對比[M ].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998
[7] 張艷，楊躍 網絡外語教學新模式與跨文化交際能力 外語電化教學 第110期 2006年8月 57
洛陽文化論文范文2
1980年中州書畫社出版了欒星整理的《歧路燈》,世人方得以見其全貌,從而引起更多學人的重視。為此,河南有關方面曾于1981年在鄭州召開研討會,1982年又在洛陽再次召開。洛陽之會我收到邀請,會前認真研讀了這部小說,也仔細閱讀了郭、朱二氏的評論文章,認為他們的分析一般說來還是中肯的,但評價未免過高,乃撰寫了《〈歧路燈〉與〈儒林外史〉》一文提交大會(收入《歧路燈論叢二》,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3.)。會后又略加修改,文題改為《〈歧路燈〉不能與〈儒林外史〉等量齊觀》,以突出一己之見,發表于《江淮論壇》1983年2期。文末說明之所以“較多地論及《歧路燈》的不足之處,這并非要否定它的文學價值和文獻價值,也并不是以今日的是非觀去求全責備二百年以前的作家李海觀, 更不是對《歧路燈》的全面評論”,只是不同意將它與《紅樓夢》、《儒林外史》并列為第一流小說而已。但也不以一己之見為定論,文末還說,隨著“整理本的大量刊行,必將促進對它的深入研究,作出符合實際的評價,從而使它得到在文學史上應該得到的地位?！?/p>
為了探討《歧路燈》如何繼承前人的藝術經驗, 為其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中定位做些前期準備,我又發表了《試論〈金瓶梅〉對〈儒林外史〉和〈歧路燈〉的影響》一文[1],意在說明《歧路燈》雖不能歸之于一流作品,但也自有其價值,不能忽視,因為中國小說史上的繁榮局面,不僅僅是幾部一流小說所形成,也有賴于大量的二、三流作品的支撐,研究者不能只注意月亮的清光,而忽視群星的閃光。
二
欒星同志整理的《歧路燈》出版以后,又于1982 年7月在中州書畫社出版了《歧路燈研究資料》,該資料有三部分內容:欒星撰寫的《李綠園傳》;綠園詩文輯佚;《歧路燈》舊聞鈔。《李綠園傳》雖僅五十余頁,但卻包括了家世、生平、著述、交游、年譜等內容。這份“資料”的出版,為研究者提供了許多不易見到的文獻。
為配合學術討論會,中州書畫社還于1982年8 月出版了《〈歧路燈〉論叢》第一輯,輯錄了1928年以來有代表性的論文以及鄭州會議的論文,計24 篇。1983年12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則出版了《論叢》第二輯,收錄洛陽會議論文34篇。兩次會議后到新世紀之初,發表的《歧路燈》論文,據李延年君統計亦有四十篇左右。
1992年10月,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杜貴晨的《李綠園與歧路燈》,約6萬字。1996年4月臺北出版了吳秀玉的《李綠園與其〈歧路燈〉研究》,約36 萬字。由此可見,研究《歧路燈》者,代不乏人,且從大陸延伸至臺灣。
筆者于上述二文發表后,未再對《歧路燈》作進一步的研究,并非以為它沒有研究價值,而是另有課題,無暇顧及。但卻鼓勵弟子們對這部小說進行深入探討。如上世紀80年代隨我學習的研究生萬建清,其學位論文就是作的《歧路燈》研究。其中主要章節已在《明清小說研究》上發表,如《論〈歧路燈〉反映的社會問題》(1989年3期)、《“運鉛之役”·李綠園·〈歧路燈〉》(1990年2期)、《論清初統治策略對〈歧路燈〉的影響》(1990年3-4期)和《論清初學術思潮對〈歧路燈〉的影響》(1995年第2期)等。萬君獲得學位后,長期從事文史研究工作(現為省黨史辦副主任),不再專門做小說史的研究。
1994年隨我攻博的李延年君,曾在陜西師大霍松林先生處獲得碩士學位,由霍松林、朱一玄、王利器三位先生推薦前來報考我的博士生。他曾在《河北師大學報》、《河北學刊》發表過有關李綠園和《歧路燈》的研究文章。三年攻博期間,重點研究《歧路燈》,其博士論文《歧路燈研究》答辯通過后又不斷加工,再三打磨,于2002年7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全書30余萬字,并由筆者與朱一玄先生為之作序。延年現為河北師大教授、博士生導師。目前從研究《歧路燈》起始,擴大范圍,對教育小說進行全方位的研討。
從以上簡單的排比中可以看出,自1980年出版《歧路燈》全本后,學界對它的研究就未曾中斷。于 1982年洛陽之會后歷經28年之久,河南有關單位又于2010年8月在平頂山召開有海峽兩岸學者參加的《歧路燈》學術研討會,較之前兩次會議僅有大陸學者參加不同,規模和研究隊伍均有所擴大。筆者以為在重視教育工作和文化工作的形勢下,召開這樣一部小說的研討會,也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三
產生于清中葉的《歧路燈》反映了我國18世紀封建社會的生活實景,重點在于市井細民的生活,他們之間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起伏興衰的人生際遇。它既不同于《儒林外史》,又不同于《紅樓夢》,而是通過浪子回頭故事全過程的描寫,讓我們認識到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乃至風俗民情的實況,同時,作者通過他所塑造的這一“失教”子弟回頭的形象,著力提出了如何教育子弟這一重大問題,表明了他以小說創作“匡世濟俗”的良苦用心,尤其值得我們重視。
在小說第一回,作者便開宗明義地表明:“人生在世,不過是成立覆敗兩端,而成立覆敗之由,全在少年時候分路。”這就告誡世人,如果少年時代走錯了路,終生便陷入“覆敗”局面之中。小說中塑造的由“失教”而“回頭”的譚紹聞的一生,便形象地體現出作者這一理念,而其所作又名之曰“歧路燈”,更是意圖以譚紹聞為教訓,使之做為觀照青少年前程或 “成立”或“覆敗”兩條不同人生道路的明燈。
作者李綠園這一創作意圖,歷來的研究者都做了正確的揭示,早在1928年發表的朱自清的文章中就說:“《歧路燈》的題材,簡單地說,是‘浪子回頭’?！?收入《歧路燈論叢一》)上世紀80年表的一些論文也都作如是觀,如田璞在《〈歧路燈〉初探》(收入《歧路燈論叢一》)文中說這部小說的“第一個顯著的特點,是為勸戒青少年而作”
,“第二個顯著的特點是以青少年失足者為中心人物”。向達翔的文章題目即是《封建社會的教子弟書》(收入《歧路燈論叢一》),認為李綠園“乃以斍世之心,自托于 ‘小說稗官’,試圖從教育入手,挽教那些封建階級的風流浪子,為那個即將坍倒的封建大廈加一根支柱”。王鴻蘆的《歧路燈五談》(收入《歧路燈論叢一》)中第一節就說“《歧路燈》提出了‘怎樣教育后代’的問題”。胡世厚的《試論〈歧路燈〉的思想傾向》(收入《歧路燈論叢一》)一文,也認為它是一部 “淑世書、教子弟書”。的《我國古代的〈教育詩〉與社會風俗畫》(收入《歧路燈論叢一》)一文中, 第三節小標題為“《歧路燈》是一部值得借鑒的教育小說”。該文從小說類型的視角為其定性,提出無論從李綠園創作這部小說的“動機”,還是從《歧路燈》作品本身的“主題思想、藝術風格”等方面來研析, “俱與其它古代小說不同,實應據實命名,稱之為教育小說”。在此體認下,張文又進一步將其與法國思想家盧梭創作的《愛彌兒》和前蘇聯教育家馬卡連科所作的《教育詩》做了初步的比較,認為李綠園創作的《歧路燈》“填補了我國古代長篇教育小說的空白”。張文首次明確提出《歧路燈》實為“教育小說”。 四
世紀之初出版的李延年著《歧路燈研究》一書, 對《歧路燈》的豐富內涵作了細致分析,認為該書具有多項主題,因此將其劃分為主部主題與副部主題兩部分。而主部主題認定為“教育小說”,贊同張氏主張,并將這一主題概括為“形象化的教育思想,教育思想的形象化”,以較大的篇幅對這一主部主題進行了探析。
首先在全書引論中,延年提出界定“教育小說” 必須同時具備三要素,即“教育者(教師、家長等); 受教育者(兒童或青少年學生);教育方法、內容、目的”。
接著,延年又將歷來文學作品中有關這一題材的情節予以梳理后舉例說明,“教育小說”自有來歷, 從唐傳奇的《李娃傳》說起,以至元雜劇中的《東堂老》,明人小說《覓燈因話》中的《姚公子傳》,以及《二刻拍案驚奇》、《型世言》、《五色石》、《醒世恒言》、《豆棚閑話》、《西湖二集》、《醒世姻緣傳》、《八洞天》、《照世杯》等等作品,將其中類似情節摘剔出來,說明它們在不同的層面上對《歧路燈》所可能產生的影響,這可謂是對教育小說的溯源。同時,又將《歧路燈》與國外的作品進行橫向比較,延年選擇了與《歧路燈》幾乎同時面世的盧梭的《愛彌兒》這部教育哲理小說作對比,將二者的思想內涵和藝術表現方面的異同作了精要的分析。這些探析工作,意在說明“教育小說”不僅在我國文藝史上早就產生,而且在國外文藝作品中也曾出現,因此,李綠園《歧路燈》的面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根據“教育小說”同時出現的三要素,延年從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三方面對《歧路燈》所反映的現實作了深入研探,所述頗為中肯。
如果有補充者,則應考慮封建時代的教育制度的影響,也就是自隋唐興起發展至明代已十分成熟的科舉制度的影響,這一制度其實是教育和選官制度的結合,《明史·選舉志》即云“學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進之”。科舉考試考什么,學校就教授什么, 考試用八股,學校就教時文,《歧路燈》中譚紹聞的塾師侯冠玉就主張“學生讀書,只要保功名;不利于功名,不如不讀”,他認為“時文有益”于考功名,所以他要求譚紹聞只把“新購的兩部時文,千遍熟讀、學套,不愁不得功名”。雖然紹聞之父譚孝移不以為然,但侯冠玉的識見在科舉社會中卻是被普遍認同的。因此,論及當時的家庭教育也好,社會教育也好,學校教育(私塾、社學等)也好,都不能不受封建朝廷推行的科舉考試制度所左右,它的影響無所不在?！镀缏窡簟分姓鏀⒓暗墓P墨雖不多,但當時的塾師大都是從這一制度中討得秀才身份的士人,他們的言傳身教不能不烙上這一制度的痕跡。
五
《歧路燈》是教育小說,是對“失教”少年的教育 “課本”,這已得到歷來研究者的共識。當今,我們對青少年的教育十分重視,各地都有關心青少年工作的相關組織,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同志研讀一下《歧路燈》也的確不為無益之舉。例如《歧路燈》譚孝移臨終前再三叮囑其子紹聞要“用心讀書,親近正人”。這樣的訓誨,從抽象的意義來說也還是可以借鑒的, 在舊時代士人心目中,讀“書”首先讀四書、五經, “正人”自然是指恪守封建倫理道德的君子。在今日,好“書”與“正人”的標準自然不同于往昔,如果按照有利于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標準去選擇“書”讀,去親近忠于國家、服務人民的“正人”, 又有什么不好呢?
目前,舉國上下都重視教育事業,都認識到全世界國力競爭,說到底是民族素質的競爭,而要提高民族素質,就必須重視和發展教育事業。而發展教育事業重要的一環就是師資。要以教師為本,要提高教師地位,改善教師待遇,在全社會大力弘揚尊師重教的傳統,近年來又大幅度地提高義務教育師資的待遇?！镀缏窡簟分?李綠園的筆下,對蒙師十分尊重,不僅束金豐厚,而且在多種場合待之以禮。
當然,《歧路燈》中尊重、優待塾師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對教師也有所要求,那就是要“學問淵博”, 為人“端方正直”,敢于管教,絕不“縱慣學生”。我們要求為人師者也必須有豐厚的學養,高尚的師德, 能以先進的思想和科學的知識去培養、教育下一代。
但是在封建時代常有衣冠禽獸廁身于教師隊伍中,如同《歧路燈》中所言,這些為人師者不過是“聊存名目而已”。他們的施教實在是誤人子弟,遺害無窮。如塾師侯冠玉之流,只知教讀時文,全無學問, 這且不說,其行為也不端,“在家下弄出什么丑事” 來。返觀今日之師資隊伍,思想品德、學術修養符合要求者當然占據主流,但也不可否認良莠不齊現象的實際存在,報端不時有所披露,以學養而言,學歷造假,學位來路不正,著作抄襲,或倩人,或侵占他人成果,等等;以操守而言,有教授被捉,有博導談婚外情,老師打牌讓女學生作陪,等等;以施教而言,導師與研究生很少見面,人都不識,哪里談得上指導,《歧路燈》中所寫:“有一日先生到,學生沒來;有一日學生到,先生不在,彼此支吾躲閃,師徒們見面很少,何況讀書”,豈料這種現象在今日之學校中也偶有出現,為師者之學問不足以指導學生,所以也盡量少見學生,偶爾一聚,彼此敬煙,老張老李亂哏一通,真是“師不師,生不生”,老師不像老師,學生不像學生。這些情景,令人痛心。盡管它不成為今日教育事業的主流,但出現這種現象也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和驚惕。在這種現實面前,讀讀《歧路燈》不也可以有所觸動和引起我們的反思么!
六
李綠園從事文學創作是有所為的,不是一般文人為的自我愉悅,無論是作詩還是寫小說,他都是為了宣傳一種思想觀念,在《綠園詩鈔·自序》[2]中就表明“詩以道性情,禆名教”;在《歧路燈·自序》[2]中認為自己所作,完全符合朱子所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認為《歧路燈》一書為“田父所樂觀,閨閣所愿聞”,并且借友人之語稱贊所作“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