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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的直接原因范文1
次貸危機對國際經濟的影響試論
次貸危機又稱次級房貸危機，它源于美國，是一場因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劇烈振蕩引起的風暴。次貸即“次級按揭貸款”，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是隨著住房市場的繁榮而興旺起來的。次級抵押貸款市場風暴的直接原因是美國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場持續降溫。
1 次貸危機產生的原因
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風暴的直接原因是美國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場持續降溫。在美國信用是申請貸款的先決條件。依據信用的高低，放貸機構對借款人區別對待，“次”是與“高”、“優”相對應的，指信用較低的借款人，從而形成兩個層次的市場。達不到申請優惠貸款條件的借款人，只能在次級市場尋求貸款。由于次級貸款的利率高于優惠貸款利率，受利益驅使，放貸機構在放貸時不按規定要求借款人預付定金，不認真核實借款人的收入狀況，次級市場一旦出現問題就迅速影響抵押貸款市場，繼而向金融市場和經濟基本面蔓延。
2 次貸危機對國際經濟的影響
1次貸危機導致美國貿易進口萎縮
次貸危機釀成全球危機的渠道之一是國際貿易，美國經濟下滑和市場疲軟將通過國際貿易渠道影響全球經濟。
2導致全球主要金融市場出現流動性不足危機
全球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擴張所導致的生產過剩，而虛擬資本經濟的瘋狂擴張是導致本輪經濟周期拐點出現的主要原因。虛擬經濟的瘋狂擴張導致了周期性繁榮頂點的過早到來，虛擬經濟資金鏈的斷裂是這次金融危機的直接誘因。
3極易導致全球經濟的隱憂——滯脹
國際貿易的直接原因范文2
關鍵詞：國際貿易；缺失定價權；經濟學分析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11)07-0021-05
收稿日期：2011-01-24
國際貿易定價權，指的是在國際貿易體系中一種能夠左右國際產品市場交易價格走向的力量或權利。當前，我國已經成為全球進出口貿易大國，但我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定價權幾乎喪失。那么，導致我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缺失定價權的原因是什么?
一、我國缺失國際貿易定價權的供求理論分析
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運用市場供求力量所形成的自由競爭機制解釋了市場價格的形成、波動和均衡，探討了由于產品的供求關系失衡對產品價格形成所產生的影響，即當供大于求時價格下跌、供小于求時價格上漲，當求小于供時價格下跌、求大于供時價格上漲；并得出了供求關系是決定商品價格的重要結論。盡管商品價格決定理論伴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又取得了重多項目研究成果，但供求關系仍然是影響價格的最基本力量。
(一)我國進出口產品缺失國際貿易定價權的供求理論分析在出口貿易中，如果國際市場對本國出口產品的需求是一定的、且本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市場份額，那么當本國出口產品的數量供小于求時，就有可能取得定價上的優勢；否則，就必然會喪失定價上的優勢。以我國出口的稀土為例，我國稀土出口占據了全球90％的市場份額；1990～2007年，我國稀土出口量增長了近lO倍，可出口價格卻持續下跌，平均價格曾被壓低到當初價格的64％；2008年，全球稀土的需求量為10萬噸左右，我國稀土生產能力卻達20萬噸，國內消費占總產量的1／3，2／3的稀土產品出口國際市場(劉剛，2009)。我國稀土在國際市場上喪失定價權的直接原因是持續、快速、嚴重超過需求的無節制供給所致，因此，提高稀土出口價格的重要措施是大幅減少稀土出口量，適度實施稀土供給的饑渴戰略，有效把握稀土出口的供給彈性。
(二)進口產品缺失國際貿易定價權的供求理論分析在進口貿易中，如果本國進口產品占國際市場10％以上較大份額、且國際市場上對該種產品的供給是一定的，那么當本國進口產品的數量求小于供時，就有可能取得定價上的優勢；否則，就必然失去定價上的優勢。以我國進口的鐵礦石為例，我國鐵礦石的進口量占據全球65％以上的市場份額，2000年，我國的鐵礦石進口量從6900萬噸增加到2009年的6.27億噸，10年間增長了近10倍；而同期的鐵礦石價格也由2000年的25美元，噸上升到2008年的137美元／噸，9年間增長了5倍多。應當說，我國對鐵礦石進口需求的持續、剛性、甚至是過度增長是導致鐵礦石價格持續上漲的直接原因。因此，降低鐵礦石進口價格的有效措施之一是淘汰落后產能、控制鋼鐵產量、合理減少進口量，有效把握鐵礦石進口的需求彈性。
二、我國缺失國際貿易定價權的市場理論分析
以產業組織理論代表人物張伯侖和新劍橋學派代表人物瓊?羅賓遜等探討了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產品價格的決定問題。他們認為，隨著現代市場的發展，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完全壟斷成為了大多數市場結構的現實狀況；因此，除了供求關系以外，在壟斷競爭中擁有資源、技術等市場影響力的企業成了決定價格的又一個重要因素。根據市場理論，出口國能夠對出口產品價格形成影響或取得定價權除需滿足占據國際市場較大或領先份額這一充分條件外，還必須滿足以下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出口產品非同質且較難被替代；二是出口骨干企業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上有強大的影響力等。
產品的非同質和較難被替代應符合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因自然資源稀缺性所形成的資源類產品的獨占性或壟斷性；二是因技術專利性所形成的技術的領先性和先進性；三是因企業、組織或政府的政策等所形成的行業產品的進入標準和禁出標準等。出口骨干企業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上有強大影響力的要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具有強大的生產能力，其生產產量足以保持其在國內市場具有規模優勢和成本優勢；二是具有組織協調國內行業橫向一體化的領導能力，能夠通過有目的產品價格變動引領行業的價格走勢；三是有強大的信息、融資和營銷渠道平臺，善于應對國際市場風險等。
(一)我國出口產品缺失國際貿易定價權的市場理論分析我國出品產品包括少量的資源性產品、大量的工業制成品和少量的服務產品等。從我國出口的少量資源類產品看，有些資源性產品如稀土是具有資源壟斷優勢的，但未能影響直至取得國際市場定價權的主要原因是稀土行業沒有培育和形成在國內和國際市場有影響力的骨干企業，行業企業眾多導致集中度過低，在產能過剩的狀態下價格上的惡性競爭就成其必然；因此，當務之急是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稀土行業集中度，控制供給數量，變數量優勢為規模優勢。
從我國出口的一般工業制成品看，工業制成品技術的自主率很低，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產品，同時，大多數產品以一般競爭性產品為主，國際市場上的替代程度較高。因此，因缺少技術優勢而難以采取控制供給的政策，一旦控制產品供給，其它已存在或潛在的競爭對手就很快填補到市場內。此外，我國同一行業生產廠商眾多、產能過剩，行業集中度低、內部缺少協調和整合，導致對內無序競爭、對外缺乏合力，進一步加劇了價格的惡性競爭，結果使得我國價格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因此，我國必須加強技術創新，提高企業技術的自主率。
(二)我國進口產品缺失國際貿易定價權的市場理論分析進口產品主要是資源類產品，我國目前已成為世界資源類產品的進口大國；但我國對這些產品的國際市場定價卻沒有產生應有的影響，反而是價格的被動接受者。產生這一情況的原因是，我國各行業過多的、分散的企業結構削弱了我國進口商品的談判地位。當前絕大多數商品的國際市場都屬于寡頭壟斷的市場，以近似于完全競爭的買方國內市場與寡頭壟斷的賣方國外市場進行博弈，進口產品的定價權一定被賣方掌握，而高度分散的買方只能被動地接受。以我國鋼鐵業為例，2008年，我國共有鋼鐵企業1000多家，其中居前九名的鋼企產量只占全國總產量的40％；而歐盟前四家、日本前四家和韓國前兩家鋼企的產量分別占其地區和本國總產量的73％、75％和85％(劉剛，2009)。中國1000多家鋼鐵企業、再加上整合后還超過1 oO多
家的鐵礦石進口商，在自身利益和短期目標的驅使下，卻是一盤散沙、各自為戰，在與行動基本協調一致的三大國際主要鐵礦石供應商談判時，鐵礦石進口缺失定價權就成為必然結果。因此，提高鋼鐵等行業集中度，理順貿易商與生產商的關系，重新確定鐵礦價格形成機制等，已成必然選擇。
三、我國缺失國際貿易定價權的全球價值鏈理論分析
由波特等人提出價值鏈概念、經卡普林斯基、嘉里?杰里菲等人共同發展和完善的全球價值鏈理論，深入研究了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為實現商品或服務價值而連接生產、銷售、回收處理等過程的全球性企業網絡組織形式；分析了參與到生產者驅動型全球價值鏈和購買者驅動型全球價值鏈中企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得出了控制全球生產系統的跨國公司、掌握銷售渠道的大型跨國零售商和品牌產品銷售商等對商品和服務的價值實現和利潤分配所起的主導和控制作用。
生產者驅動的全球價值鏈，其主要集中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如汽車、電腦、飛機和重型機械等，跨國公司在控制生產系統方面起關鍵作用；商品或服務的價值形成正如“微笑曲線”一樣分為高端環節和低端環節，其中產品研發設計和高技術零部件的生產為前向價值高端環節，生產和市場營銷環節為后向價值高端環節，位于底部的簡單零部件生產和加工組裝環節為價值低端環節。
購買者驅動的全球價值鏈，其主要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購買者即大型跨國零售商、品牌產品銷售商和貿易公司在各出口國建立分散的生產網絡并起著關鍵的控制作用。以跨國零售商為例，他既具有某種產品在各地的批發商功能，也具有零售商功能，他因控制了供應商的主要銷售渠道而能最大幅度壓低其供應商的出廠價格，其利潤來于研究、設計銷售、儲運、物流、配送效益和金融服務的有效組合。
(一)我國出口產品缺失國際貿易定價權的全球價值鏈理論分析我國出口產品中加工貿易產品占主流。按全球價值鏈決定理論，我國加工產品在國際市場價格超低的原因是因為我國企業大多處在跨國公司全球產業鏈中的產品制造環節――即價值微笑曲線的最下方，而制造環節相比其它六個環節是創造價值最低的環節；同時，由于大型跨國零售商和品牌產品銷售商因其控制了我國出口到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產品主要銷售渠道，我國出口產品的價格隨著出口產品數量的持續增長也越來越低，導致我國對外貿易的“輸血式增長”。正如郎咸平所言，“當我們破壞環境、消耗資源、剝削勞動創造出1美元的產品之后，我們同時就替美國創造出9倍的價值，每當我們創造出1萬美元的價值，我們就同時替美國創造出9萬美元的價值”(張巖貴等，2009)。
(二)我國進口產品價格缺失國際貿易定價權的全球價值鏈理論分析自我國入世以來，外資企業因其整合全球價值鏈的能力及我國對外資并購法律法規的政策不完善，外資的獨資化和外資在中國各行業的壟斷趨勢日益明顯。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6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在中國已經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在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已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另據資料顯示，從1998年到2008年，外商在華投資中，外商獨資企業所占比重已從3.8％上升到78.3％(李長久，2010)。以我國的汽車產業為例，我國的汽車產業幾乎被美、德、日等汽車企業所撐控；雖然這些企業在合資企業中的投資所占份額不足50％，卻因合資企業從他們母國汽車企業中高價進口關鍵生產設備和核心汽車零部件等，而使得他們賺取了中國汽車產業利潤的70％以上；更為可怕的是，使中國汽車產業陷入了“技術落后――引進技術――技術再落后――再引起技術”的怪圈，我國汽車業進口產品的定價權已牢牢被外資企業所掌握。
基于全球價值鏈理論分析，我國培育有一定競爭優勢的企業成為大型國際制造商、大型品牌產品國際銷售商和大型跨國零售商，積極支持這些企業有效推進價值鏈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全球一體化整合，對于提高我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定價權將產生深遠影響。
四、我國缺失國際貿易定價權的其它理論分析
(一)我國缺失國際貿易定價權的跨國公司內部化理論分析以英美加學者巴克萊、卡森和拉格曼(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等為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后繼者盧格曼(Rugman，1981)、吉狄等，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為研究對象，建立了跨國公司的內部化理論。內部化理論強調企業為了謀求利潤的最大化，通過內部組織體系將中間產品、特別是知識產品在企業內部轉讓，以內部市場來代替外部市場從而降低交易成本。經濟學家們運用這一理論解釋了跨國公司通過內部貿易和轉移定價等方法來降低加工貿易產品的價格，從而導致了加工貿易產品的價格越來越低。
我國出口的加工貿易產品70％以上都由外資企業、特別是歐美日等國和地區的跨國公司主導，有很大一部分是屬于跨國公司內部的關聯交易，跨國公司利用內部貿易和轉移定價等方法來實現整個集團的利潤最大化。因此，為少繳稅款、轉移利潤，外資企業人為降低出口產品價格已成常態之勢，從一些外資企業賬面上虧損高達60％卻仍在不斷擴大生產經營規模的事實就可管中窺豹。我國利用外資的成就確實引人注目，但國際市場定價權在利用外資的進程巾悄然流失了。因此，做強做大本土企業、促進本土企業的轉型與升級，是實現我國加工貿易企業逐步獲得定價權的必由之路。
(二)我國缺失國際貿易定價權的期貨市場理論分析Hung-Gay Fung，Waik．Leung(2003)等人對中美之間銅、大豆和小麥三種期貨貿易的關系進行研究發現，由于銅和大豆兩種產品受中國政府管制和進口限制較少，其在期貨市場上的價格主要受美國期貨市場的影響，并通過信息傳遞對其在中國期貨市場上的價格起決定性作用；Robert．k．kaufmann(2004)研究發現，初級產品的國際貿易價格除受供求關系因素決定外，還受匯率、期貨市場、跨國公司、產地和世界政治等因素所左右。期貨市場理論認為，由于期貨市場能夠最大限度地反映全球對大宗商品價格的預期，能夠反映真實的市場供求關系；因此，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主要是參照期貨市場價格制定的，一旦期貨市場種類齊全、市場交易份額占有足夠或領先規模，就會成為國際市場定價中心。目前，全球主要的期貨交易場所均設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因此，美英等國的期貨市場已主導了全球石油、有色金屬和農產品等大宗商品的定價權。
我國是世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和消費國，擁有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國內具有絕對壟斷優勢且位居國際500強排名前十的兩大石油公司，按前述理論分析應該對石油產品的進口價格產生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但事實是對進口的石油價格未能產生任何影響。在石油交易中，其價格主要由美國紐約商品交易所和英國布侖特石油交易所的原油期貨價格
作為定價基準；在燃料油交易中，以新加坡普氏公開市場價格作為定價基準。中國因沒有掌握石油市場運作的核心，也沒有自己的基準價格而只能依賴于國際價格，中石油和中石化這兩大油商只能作為國際市場價格的一個被動接受者，當市場投機嚴重且需求為剛性時，石油進口就面臨著“越買越貴”和“越貴越買”的困境。因此，我國應大力發展期貨市場，積極鼓勵而不是限制企業參與期貨市場交易；同時，巨大的經濟總量也使我國期貨市場有條件成為世界性商品價格形成中心。
五、我國缺失國際貿易定價權的其它原因分析
(一)我國缺失國際貿易定價權的貨幣政策因素分析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及其后來者認為，價格變化主要受貨幣發行量的影響；也有些學者研究了國際貨幣發行對價格所產生的影響，如Tavalas(1998)等認為發行國際貨幣的國家能夠獲得國際鑄幣稅收入，Cohen(1971)認為發行國際貨幣所獲得的國際鑄幣稅的規模根本上依賴于該貨幣的國際地位。總之，各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調整、特別是作為國際貨幣的幣值變動都將對國際貿易產品價格產生重要影響。
以作為國際貨幣的美元為例，分忻美國貨幣政策的變動及美元幣值的變動對國際貿易及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所產生的影響等。自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世界進入了以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和國際貿易主要結算貨幣時代，美元的貶值(2002年至今貶值近40％)推動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持續走高。目前，美國貨幣政策的調整及美元幣值的變化已經成為了影響國際市場商品、特別是大宗商品價格變動的主要因素。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來，由于美國實施了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受美元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等影響，我國出口企業的價格貿易條件進一步惡化，同時，由于美元的貶值而導致一些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如期銅等)又創出了歷史新高，增加了中國企業進口的成本；美元的一統天下，進一步削弱了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討價還價的能力。因此，積極、有效地推進人民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是我國贏得國際貿易定價權的重要基礎。
(二)我國缺失國際貿易定價權的財政政策分析Sargent和Wallace(1981)證明了財政政策可以通過政府預算約束對價格決定產生影響；其后繼者Leeper(1991)、Sims(1994)、Woodford(2001)等通過進一步研究認為通貨膨脹可能僅僅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財政問題；龔六堂和周恒甫(2002)認為，財政政策在價格決定和通貨膨脹控制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自經濟全球化、特別是21世紀以來，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因對出口產品實施積極的財政補貼進而對國際貿易產品和服務價格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
以美國農產品為例，美國對大豆、玉米、小麥和棉花等多種農產品所實施的以“黃箱”政策為主的巨額補貼方式，是保證其農產品價格競爭優勢并使其成為全球農產品最大出口國的主要手段。對出口產品進行補貼雖然可以惠及進口國的消費者，但對出口產品的補貼卻可以直接形成價格競爭優勢而在國際市場中擊敗競爭對手。因此，由政府對出口產品實施補貼所形成的出口產品價格的競爭優勢，對國際貿易定價權的形成也至關重要。出口低價也是一種定價權，但這種定價權合理、有效行使的前提是有利于在國際貿易中形成規模優勢、市場優勢進而形成競爭優勢，從而促進補貼產業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當然，如再擁有國際貨幣發行權，對低競爭力產業的產品如農產品的出口實施價格補貼則是極為有效的國際定價權獲取模式?；朔治鑫覈鴮Ρ姸喈a業產品出口所實施的財政補貼，其對國際定價權的形成及對這些產業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影響來看，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六、結論與啟示
國際貿易的直接原因范文3
[論文摘要] 近年來,我國對外貿易持續大幅順差，這既有其直接原因，又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因此，解決我國對外貿易中的不平衡問題是個綜合治理工程。
一、我國對外貿易持續順差的直接原因
1.我國出口加工貿易持續大幅順差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 統計 公報》各年整理
2．我國的進口替代能力加強
表2 2002年～2006年我國加工貿易增長情況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公報》各年整理
表2表明，我國加工貿易在2002年～2004年間出口增幅快于進口增幅，而且自2005年開始，加工貿易進口增長遠落后于出口增長。這說明了隨著我國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我國加工貿易進口原料、零部件的國內供應比重在迅速增長，進口替代能力加強。這也是我國加工貿易急劇增長中貿易順差迅速擴大的關鍵原因。
3.我國對外貿易環境的變化
二、我國對外貿易持續順差的深層次原因
1.我國對貿易順差的觀念滯后
我國曾長期外匯短缺，因此，政府一直把鼓勵出口作為對外貿易政策的重點，使人們形成了“貿易順差有利于中國”的觀念。但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情況已完全不同于當初，截至2006年底，國家外匯儲備余額已達10663億美元。然而，許多地方或部門的觀念仍然停留在當初，體現在政策上，各級政府鼓勵出口換匯、創匯的措施不少；鼓勵進出口平衡安排和鼓勵進口的措施則相對不足。
2.我國對外貿易增長模式
長期以來，我國的對外貿易增長走的是“以量取勝”的路子。我們利用勞動力優勢，通過發展加工貿易，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量，推動對外貿易迅速增長。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技術含量低，隨著大量的發展中國家的參與，國際 市場 上這類產品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而由于我國這類出口產品的綜合競爭能力差，許多出口只有通過低價競銷才能實現。因此，伴隨我國出口規模及貿易順差大幅增長的是對外貿易收益的不斷減少，出現了“貿易的貧困化增長”。
3.貿易伙伴國對其向我國進口的管制和限制
根據 國際貿易 理論，我國在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應該從貿易伙伴國進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這樣才能在國際貿易中實現進出平衡。但美國等發達的貿易伙伴國，為維持其在該領域的壟斷地位，嚴格限制其國內相關先進技術產品向我國出口,導致我國想要和需要進口的產品進不來，人為地擴大了我國的貿易順差。
4.我國的 經濟 結構失衡和內需增長不足
在我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多年的過度 投資 導致許多行業的生產能力過剩。而近年來，由于相關改革不到位，我國居民住房、醫療等支出激增，引發消費信心不足，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一直居高不下，加之曾占國內需求總量一半的 農村 消費因農民收入增長放緩而劇減，使得國內消費品市場的長期低迷。國內供求的這種矛盾使得國內市場競爭非常激烈，迫使企業把目光轉向國際市場，盡量擴大出口，致使我國出口迅速擴張。另一方面，國內消費增長不足又直接抑制了進口消費品的增長。這兩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進一步加劇了我國外貿的順差。
三、解決我國外貿持續順差的對策建議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我國的貿易持續順差既有國際方面的原因，也有國內自身的原因，因此，解決我國貿易順差問題，是一個長期的綜合治理工程。
1.切實轉變觀念
要解決我國對外貿易長期持續順差問題，首先應樹立“貿易平衡”的觀念。要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辨證地認識貿易順差的利弊。事實上，長期的貿易順差，會引發人民幣升值，導致貿易摩擦加劇從而影響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還會帶來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加劇我國經濟發展中的資源、環境矛盾。因此，我們要從我國人均自然資源水平較低的基本國情出發，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善于利用國外資源，發展對外貿易，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此，今后各級政府和部門在制定和修訂發展規劃、政策和 法律 法規時，都應以實現貿易平衡為出發點，既鼓勵出口，也要鼓勵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利的進口。
2.切實轉變我國對外貿易增長模式
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應轉向“以質取勝”，從根本上扭轉貿易的貧困化增長局面。為此，在繼續加強引進、消化和吸收先進技術的同時，政府要采取各種有效措施，鼓勵生產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增強自主品牌意識，實現由目前的貼牌加工為主向自有品牌生產、 營銷 為主的轉變；要積極推動一般貿易和其他形式貿易的發展，改變加工貿易在我國外貿中占主要比重的局面；還應鼓勵我國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發展對外直接投資，變商品出口為技術出口，緩解貿易順差。
3.進一步深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
首先，進一步推進我國市場化改革和 金融 體制改革，完善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機制，加大政策調控的力度和效果，實現我國結構調整的目標；制定科學的產業政策，加強經濟發展規劃，嚴格防止重復建設，有效地緩解或化解產能過剩問題。其次，進一步推進醫療體制改革、完善 社會 保障體系，加強對房地產行業的有效調控，解決人民群眾的后顧之憂，降低國內高儲蓄率。再次，完善支農政策體系建設，提高農民的收入，有效擴大內需。
4.加強同貿易伙伴的對話
政府應在深入分析我國產生貿易順差各種原因的基礎上，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加強同貿易伙伴國之間的對話，消除誤解，推動貿易伙伴國在技術領域對我國出口的進一步開放，力爭在解決我國貿易順差的問題上獲得貿易伙伴國的合作和相應的政策支持。
國際貿易的直接原因范文4
黃曉鳳(1965-)，女，湖南洞口人，廣東商學院縣域經濟研究所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
摘要：世界各國產業結構在形成整體性演進中，在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農業及高利潤產業，呈現了動態上同構的加速趨勢。產業結構的同構引發了市場上的激烈競爭，致使各國之間的國際貿易摩擦風起云涌。解決國際貿易摩擦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全球范圍內構建結構互補、水平分工與垂直分工交織并存的國分工網絡體系。
關鍵詞：產業趨同；國際貿易摩擦；形成機理；化解路徑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8)11-0060-06 收稿日期：2008-08-31
一、引言
當今世界。國際貿易具有強烈的沖撞與協調、競爭與合作的博弈特征。在這場博弈中，國際貿易摩擦頻繁發生：紡織品、農產品、汽車、半導體……貿易摩擦此起彼伏，知識產權、技術標準、產業政策、匯率政策……貿易摩擦已經蔓延到眾多領域，美日歐、中日韓……摩擦對象遍及世界各國，貿易摩擦的發生，影響了各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和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探究國際貿易摩擦發生的主導原因以及尋找最優路徑化解貿易摩擦，實現各貿易方的正和博弈成為各國面臨的重大課題。
從國際貿易摩擦理論發展的軌跡來看，已有貿易摩擦文獻研究主要包括國際貿易摩擦的微觀分析、宏觀分析、政治和制度分析等。Sturm(2006)等人從微觀角度分別對不完全和完全競爭市場的國際貿易摩擦問題進行了探討；Blanchard(1985)等學者從有關貿易收支和經常收支不平衡等宏觀層次對貿易摩擦問題進行了研究：Orossman and Helpman(1995)、谷克鑒(2003)等人采用貿易政治經濟學的方法，運用動態博弈框架，分析國家間如何由自由貿易發展為貿易摩擦的內生政治決定過程：余炳雕和胡方(2005)等人強調經濟制度的缺陷有可能導致國際貿易摩擦。
現有的這些理論特別強調資源配置、財政收支、匯率變動、利益集團等因素的作用，認為國際貿易摩擦起源于以上諸多因素，這顯然是正確的觀點；同時研究了可供操作的解決貿易摩擦的方法，能夠給予我們以豐富的啟示。但是也具有缺陷，主要表現為：忽視了從國際貿易產生的前提――產業分工來分析。已有理論基本上囿于大衛?李嘉圖時代的完全社會分工貿易模型，而現在的時代與之相比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當今世界，由于科技內涵的單一性、科技模式的趨同以及愈演愈烈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以致在規模經濟顯著的鋼鐵、汽車等行業，在關乎國計民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農業、國防科技工業以及能帶來高額利潤的高科技產業和其它行業，出現了國與國之間產業同構的現象，產業結構的趨同一方面加速了產業內貿易的發展，另一方面，加劇了國與國之間的市場競爭，引發了全球性的貿易大戰，如農產品貿易大戰、鋼鐵貿易大戰、紡織品貿易大戰等。而現時的貿易摩擦理論似乎對上述變化研究得不夠，因而也就未能為貿易摩擦的解決提供良方妙藥。
要想克服以上缺陷，解決烽火迭起的貿易摩擦，必須尋求一個較為完整的反映時代特征的理論體系。因此，本文試圖從產業結構的視角來研究國際貿易摩擦問題，希望能為避免和化解國際貿易摩擦提供有價值的分析。
二、產業的高效益性、戰略性與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趨同分析
當今世界，各國為了在國際貿易中獲得更多的利益，并確保國家的經濟安全，開始了在保護市場、爭奪資源以及在高利潤、戰略性產業等方面的激烈競爭和博弈行為。這種國與國之間的博弈使得各國之間產業結構的互補性減弱，加劇了各國產業結構的趨同。
為了簡化分析，我們以A、B兩國為例來說明產業的高收益性與國際間產業結構同構的結果。假設A、B兩國的資金是有限的，只能投資發展兩個產業中的一個，不妨設為生物產業和家電產業，并且假定生物產業利潤較高，家電產業利潤相對較低。同時假設A、B兩國生產的產品是無差異的，產量也相同，但是由于技術、成本不同，A、B兩國的比較優勢產業分別是生物產業和家電產業。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每個國家知道自己發展某產業的成本、收益以及如何選擇但是他并不知道其他國家的準確特征。于是，A、B兩國的博弈過程表現為如圖l所示的標準形式(表格內的符號分別表示A、B兩地在不同策略組合下可能的投資收益)。
在圖1所示的模型中存在兩個“納什均衡”：(生物產業家電產業)和(家電產業生物產業)。但在各自不知對方如何選擇時，局中人國家A和國家B都會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慮希望對方選擇利潤較低的家電產業，自己選擇利潤較高的生物產業，因此(生物產業生物產業)策略選擇出現的機會很大。證明過程如下：
設國家A以a的概率選擇生物產業，以1-a的概率選擇家電產業；國家B以B的概率選擇生物產業，以1-β的概率選擇家電產業。國家A的期望收益函數為：
E2(a，β)=12aβ+16a(1-β)+12β(1-a)+o((1-a)(1-β))
=16a+13β-17aβ
欲使maxE(a，β)，一階最優正規方程：
以上分析表明，對高利潤產業，國家間進行重構的概率是最大的，如上面模型中策略組合(生物產業，生物產業)出現的概率為0.79，遠遠大于A、B兩國的其他策略組合。這也就解釋了國家間產業結構同構化的原因。例如：在現實國際經濟中，由于高科技產業的高利潤率、高普適性，在全球范圍內高科技產業結構就出現了趨同現象。并且發達國家目前的產業結構調整仍然圍繞著少數競爭激烈、邊際利潤高的高技術產業及其下游產業展開，這反過來又加速了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趨同。據初步測算，從1994年到2007年美國與歐盟、日本、加拿大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高新技術產品相似性指數普遍較高，均在50以上，2007年美國與歐盟、日本達到了73.68和67.5的高水平，與加拿大也達到了52.6的水平，并且表現出很高的趨同速度，這說明在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市場上，發達國家之間在世界上的競爭比較激烈。1994年至2007年，美國與中國、韓國、東盟高新技術產品相似性指數較弱，均低于50，但呈逐年上升趨勢。這說明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正在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并意味著世界高新技術產業的趨同程度正在增強。
高利潤產業由于它的重要經濟意義成為各國爭相發展的重點產業，而有些產業盡管經濟利潤不高，但它對一個國家具有重要安全、戰略意義，因而也成為各國都關注的焦點，最為典型的就是農業。農業的戰略性表現在：首先，農業是基礎產業，它是工業原料和食品來源，關系到國家產業的健康發展和人們的衣食住行，是一國產業的基礎。農業的發達程度和農產品質量的優劣直接關系到全體公民的生活質量的高低，即使最發達的國家也從未放棄農業。因此，
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其次，農業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具有產品貢獻、要素貢獻、市場貢獻和外匯貢獻，農業的波動必將導致整個國民經濟的波動，因此農產品對一個國家具有重要的安全與戰略意義，任何國家都不愿做一個農業對外依賴程度過大的國家，每個國家為了發展本國的農業就會為農業發展提供各種保護和支持政策，從而加劇了農產品結構的趨同程度。據測算，1994年至2007年美國與歐盟、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農產品相似性指數均在55以上，與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相似性指數也都較高，這表明世界各國高度重視農業的發展，以致于農產品的進出口結構高度相似，國際農產品市場競爭日趨激烈。自2001年啟動的多哈回合至今未果，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業談判遲遲未決，這足以說明農業在各個國家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產業結構的同構與國際貿易摩擦的博弈分析
從理論上說。一旦國際間產業實現了靜態和動態的結構性互補，貿易往來中和則共贏，反之，國際間產業結構出現了靜態上的部分同構和動態上的不相匹配。貿易摩擦就不可避免。也就是說：產業結構的同構所導致的激烈的市場競爭是貿易摩擦產生的直接原因。由此可以推斷，即生產水平、產品結構越接近，生產的產品相互替代性越強的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競爭越激烈，貿易摩擦就會越多；生產水平、產品結構差異越大，產品相互替代性越弱、互補性越強，國家間貿易摩擦就會相對較少。
為了說明問題的方便，我們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劉文強等，2002)建立高新技術產業國際貿易利益分配的模型，以此說明國際產業結構的同構是如何引發了國際貿易摩擦的。
四、動態結構性互補與國際貿易摩擦的避免
如前所述，當前世界各國產業結構在形成整體性演進中，由于靜態上的重構，不可避免地在國際貿易中就表現為摩擦迭起，無法實現國際貿易的正和博弈。為此，客觀上需要各國進行產業政策的協調、構建結構互補的國際分工網絡體系、共同協調國際分工。
(一)結構性優勢互補與國際貿易的互利互惠
解決國際貿易摩擦最好的辦法就是要避免產業結構的重構、各國將生產要素轉移到最有優勢的產業，在資源條件一定的條件下，通過結構效率和結構性增長獲得利益最大化。同時，開放國內市場，給別的國家騰出放棄生產的那么一部分市場空間。在這個過程中，本國得到強化、同時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可以獲得更大的市場空間、更高的附加值，別的國家在獲得一定市場空間的同時，也填補了國內市場的空缺，實現了市場共享和利益共贏。下面以一具體的例子來闡釋國與國之間互補性分工與國際貿易利益沖突的避免。
假設A、B兩個國家各有5個單位的生產要素。按各20％的比例分別投向半導體、生物制品、飛機、汽車、紡織品五個產業，在兩國貿易發生以前，每個國家對每一個產業投入均等的1個單位的生產要素，由于兩國在不同產業的生產效率不一樣，各個產業帶來的收益也就不一樣，見表1，2：
按照效率原則，A國如果將低效率的鋼鐵、紡織品產業的生產要素轉移到效率較高的半導體和生物制品產業，這時，半導體和生物制品產業收益隨著生產要素增加1倍，收益也增加1倍。A國的收益總量將達到21個單位，比原先增加7個單位。B國低效率的半導體和生物制品產業的生產要素轉移到效率較高的紡織品和鋼鐵產業，收益總量將達到16個單位，比原先增個5個單位。考慮到消費的全面性和不可或缺性，A國需要從B國進口鋼鐵和紡織品各1個單位，要從收益總量中扣除2個單位，還剩19個單位，但仍比原來的14個單位多5個單位；B國同樣要從A國進口半導體和生物制品產業的產品，需要從收益總量中扣除2個單位，還剩14個單位，但仍比原來的11個單位多3個單位。
A國和B國溢出的收益便是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利益。從總體上看，如果A、B兩國各自追求齊全型的產業結構，其結果必然是低收益和國際產業結構重構引致的貿易沖突，如果每一個國家都將生產要素從低收益產業轉向高收益產業，并且進口低收益產業的產品，會給雙方帶來收益的增加，從而避免貿易沖突的發生。
由上可見：“競爭可以是建設性的，也可以是破壞性的。即是建設性的時候，競爭也沒有合作那樣有利”(馬歇爾，1983)。“A國在競爭的零和博弈中為爭奪10個蘋果所獲得的最大利益是10個蘋果，但在高效率的結構互補的正和博弈中創造的可能是100個蘋果，A、B兩國獲得的利益都超過了10個蘋果”(季鑄，2004)。因此，從長期看，各國產業結構的“殘缺不全”和優勢互補，可以提高各國的收益，實現了正和博弈的利益最大化，從而有效地避免了國際貿易利益沖突的發生。
(二)結構互補、水平分工與垂直分工交織并存的國際分工網絡體系構建
以上分析表明：避免國際貿易摩擦最好的辦法就是要實現國際間產業結構的優勢互補，建立全球互動的國際分工體系。由于國際分工體系事實上是一個復雜的、多層次的、多邊、交叉疊加的立體結構，想準確精細地從理論上構建這樣一個互補型的體系是相當困難的，似乎不大可能，因此，在這里只能非常粗線條地用高度簡化的圖形加以描述。
假定整個世界長期處于和平時期，各國并無安全隱患，都以追求經濟增長和實現經濟發展為目標，這樣各國就沒有必要為了安全的考慮而建構一個齊全型的產業結構體系。并假設全球經濟大系統分解成以A國(美國)、B國(巴西)、c國(澳大利亞)、D國(埃及)、E國(日本)、F國(德國)六個核心國家為輻射中心的六大經濟圈(見圖2)，圈內的核心國家為該圈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圈內除了核心國家外，還存在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的其它國家，a1，a2，……an表示北美經濟圈的若干其它國家，b1b2，……bn,c1，c2，……cn，……類同含義。
六大圈各國的貿易利益通過建構一個全球互補性的產業結構體系而實現的，該體系中，全球經濟的互動關系，以核心國家為中心的產業結構之間相互依存是最主要的。這六個核心國家之間的分工向相互合作的“扁平狀互補、水平型分工”方向演進；即各核心國家根據自己的科技優勢和生產率優勢，各自發展不同的新興創造性知識密集型產業。如美國發展信息技術產業、航空航天產業等，日本則以新材料、新能源工業等為主導產業，德國則以光電子產業、環境高科技產業等為領航產業，澳大利亞、巴西就分別大力發展海洋科技產業和生命科學技術產業等，每一個核心國家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優勢“有所為，有所不為”地進行技術創新，占據高新技術產業的一席之地。這樣，六大圈的核心國家之間就形成了
互補型的產業結構，他們各自出口自己的優勢產業的產品。進口自己劣勢產業的產品，在這個過程中，不僅避免了高新技術產業的重構而引發的貿易摩擦，而且每一個國家的產業都獲得了更大的市場空間和高額的壟斷利潤，從而實現了貿易的共贏。
與此同時，各圈內核心國家與圈內其它國家(a1，a2，……an表示北美經濟圈的若干其它國家，b1，b2，……bn，c1，c2，……類同含義)之間，形成以垂直分工為主，垂直分工與水平分工交織的連鎖型變動結構。即：核心國家重點發展最高附加值的創造性知識密集型產業，從而把一般技術密集型產業向圈內工業化水平較高的國家和地區轉移，而這些國家又把資金密集型產業向其它國家轉移，從而形成以線性垂直分工為主的格局。但隨著圈內其它有些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也將在創造性知識密集型產業占有一定的比重，這樣，圈內核心國家與圈內其它部分國家也可以發展成水平分工關系，實現產業內的“產品差異化分工”、企業內的“生產工序型”分工以及研究開發方面的分工等。
六大圈的其它國家與本圈外的核心國家同樣存在著結構性的互補(如中美產業結構)和連鎖型變動的關系(如美英產業結構)，但與本圈外的其它國家在結構聯系上則可能相對較弱。
總之，在該體系中，各國都將生產要素轉移到最有優勢的產業，同時，開放放棄生產的那一部分市場空間給別的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國家都得到了一定的市場空間，于是就實現了市場的共享和利益的共贏。當然，圖2的描述是粗線條的，現實情況要復雜得多。但這一模型，直觀表現出了國際分工關系，為進一步的分析提供了一個思路。
五、結論和建議
國際貿易的直接原因范文5
關鍵詞：區域經濟；貿易；貿易擴展
一、收入分配與國際貿易的區域效應
收入分配和國際貿易一直是當代貿易理論所探討的重要命題，出口產品與生產要素的報酬提高提高；進口產品與生產要素報酬的降低這個斯托爾怕-薩米奧爾森的定理，就一直強調國際貿易就是要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要提高一國豐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的問題。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們，主要是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要貿易交易的，如果貿易條件惡化必將會損害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利益的，這樣的損害會使得兩極分化更加嚴重，使得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擴大，分化更加的明顯。其實，國際貿易的活動應該是更好的平衡國家之間的關系，使得參與國際貿易的國家之間能夠更好的發展，使得交易的雙方國家在獲得分工利益的同時，縮小國家間的收入差距問題。
目前為止，對于國際貿易和收入分配理論他們之間關系的觀點，還沒有統一的通說觀點。但我覺得，可以這樣說國際貿易理論給收入分配的影響因子注入了新的血液，是其新的解釋。對于不同的環境、制度以及不同的要素條件，國際貿易必然會對收入分配產生不同的影響。國際貿易會使得國家間的收入迥異，同樣道理國家的內部收入分配也有不確定性。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大致上了解收入分配和國際貿易之間理論關系。國際貿易在引起的收入再分配的過程當中具有非常明顯的區域效應。我們要充分發揮好他們之間的優勢，一方面不同地區的國家在參與國際貿易的時候要充分的發揮自身的優勢條件；另外一方面，面對國際貿易帶來的諸多的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在復雜多變的市場條件之下，要認真了解和分析本地區的經濟差距結構，及時調整，制定符合本地區的相關政策和措施。在這也的基礎之上更好的進行對外貿易活動交流。
二、中國區域經濟差距演化的深入分析
我國現階段的區域經濟是如何的呢？以下主要就這一方面開始論述。
（一）各個區域之間收入不平等
收入之間的不平等這個是一個特別主要和突出的一個問題，根據收入不平等的測度指標可以看出，我國區域經濟差距在人均、居民收入、GDP以及消費支出水平等方面都存在差異。對于收入不平等的計算主要采用基尼系數、泰爾指數和變異系數等。本文就是采用泰爾指數來描述中國區域內之間的差距的，主要采用這個方法的有點在于能夠了解區域內部的不平衡，還能夠對不平衡的總體程度進行分析和計算。根據這樣的分析，能夠更加深入的了解其形成原因。
（二）泰爾指數分解對于我國區域經濟差距的描述
根據泰爾指數對上面數據的分析得出：
上面論述過，本文要采用泰爾指數來描述。它的計算公式是這樣的：
從上面的數據可以分析出來以下幾點：
1.從上面數據顯示，可以看出我國省內區域之間的經濟差距呈現擴大的發展趨勢。
2.中國東部地區內部之間的差異和中部和西部地區相比差距是最大的，我國東部地區在經濟總體上面對我國經濟貢獻為最大的，但是最近幾年影響趨于減少。
3.我國區域之間的差距對我國區域經濟整體的影響不斷的擴大，最近3年來比重上升的特別的快。
4.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內部差距具有不斷縮小的趨勢，而且出現了所以的“俱樂部收斂”的特征。如圖一
（三）我國區域經濟差距變化的原因分析
總體來看，東南沿海地區增長率有所放緩和北部沿海地區及部分中西部地區增長率顯著上升是導致全國地區差距縮小的直接原因。能源原材料和重化工業的快速增長成為影響區域增長格局變化的主要因素。但區域增長格局的變化和地區差距的縮小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和周期性特征。
以上對經濟增長格局和地區差距變化的分析共同反映出近兩年來區域發展的總體形勢正在出現一些新的變化，特別是經濟幾何重心出現2004年首次轉向北偏西方向的變化，和2004年人均GDP反映的地區差距首次出現縮小，兩者的變化趨勢和結果是一致的，也是相互對應的，這一變化在2005年仍然在延續。導致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近年來北部沿海地區和部分中西部省份的發展明顯加快，同時也是由于傳統的快速增長地區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地區快速增長的勢頭有所回落所致。總體來看，這種增長的地區差異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包括能源重化工業的快速發展、區域戰略和政策的調整、宏觀經濟運行環境等。這些因素相互交織、互相影響，共同構成了這一時期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和周期性特征。
三、中國區域經濟差異與貿易擴張之間的關聯
（一）東中西部大三貿易地帶的格局形式
貿易規模主要有兩個重要指標，第一個就是貿易依存度，兩外一個是出口依存。從2000――2013年，東北地區的貿易依存度在不斷上升，出口依存度也在上身；中部地區的貿易依存度則在緩慢下降，出口依存度也在下降；西部地區的貿易依存度平穩中下降了0.2，出口依存度則在0.06左右徘徊著。
（二）我國區域貿易產業結構及規模的分析
為了更好的分析貿易產業極其結構，本文以重慶和四川為例來進行分析。對這兩個地區的貿易額和出口額進行關聯分析。得出的結構如下：
兩省的貿易額和出口額都與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密切相關。和第二產業相比，更第三產業的關聯性更加相關，關系更為的密切。但是相比較而言與第一產業的相關聯系就變得比較小，影響也普遍偏低些。
（三）貿易經濟結構和區域比較優勢之間的關聯性
國家內部的區域之間的個體差異通常與比較優勢有關，同樣的，國際貿易的基礎也是與比較優勢相關的。對于我國三大地帶的比較優勢進行比較研究，可以看出：我國東部地區的優勢在于人力資本以及物質資源的優勢；中部和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在于自然資源以及勞動力資源。東中西部之間的比較優勢的不同和差異，就會體現在專業化產業，以及產業結構分工上面，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同樣的會對區域之外的國際貿易產生重要影響。
雖然，貿易理論對收入分配做了簡單的理論分析。但是，對于國際貿易對于收入分配的影響卻很難一下子直接推斷出來，還有許多影響因素在發揮著用作。所以，我們在分析這個問題的時候，還要把各個國家地區的實際情況，地里環境制度以及文化背景等等諸多因素都考慮到其中，這樣才能更好的來解釋經濟差距現象。（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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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的直接原因范文6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相融的趨勢日漸明顯，人們逐漸發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實際上是同一行為主體的不同選擇，兩者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決定基礎。因此，研究和探索有關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兩種理論在新形勢下的融合，并建立起一個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于一體的理論分析框架，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回顧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過程，我們不難發現這兩者都是國際分工的結果，所以，用國際分工的思想作為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共同基礎，是本文研究的一個切入點。
一、兩種理論的研究溯源與現狀
（一）傳統理論上的不相容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規模報酬不變。國際貿易產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國生產同種商品的價格差異，而價格差異則是由成本差異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國生產要素的價格不同所致，生產要素的價格則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豐裕程度決定的。正是由于各國生產要素豐裕程度的不同，決定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時所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價格優勢。所以，一國將出口較密集地使用其豐裕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進口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國際貿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國的資源優勢所決定。由此可見，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中，沒有給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留下任何生長的空間。
現代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和發展，恰好否定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假設——完全的自由競爭導致完全的市場結構。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術和知識市場的不完美，才是導致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場的非完美性，跨國企業才有可能運用組織的效率，發揮它在獲得資本、勞動、技術和知識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條件，在世界市場上與當地企業競爭?？鐕髽I在市場、生產、規模經濟以及諸多方面的壟斷優勢是確?？鐕a有利可圖的必要條件，也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梢?，這一分析框架與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兩種理論融合的嘗試
較早地把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納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國學者弗農(R.Vernon1966)。他用“產品周期理論”來系統解釋企業在出口、許可證形式和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選擇，并將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與企業生產的區位選擇聯系起來。弗農把產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產品期、產品成熟期和產品標準化期，他認為，在新產品期，企業選擇在國內生產，對國外市場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貿易的形式；在產品成熟期，企業想保持最佳經濟效益必須考慮對外直接投資；當產品進入標準化期后，價格競爭的結果是使產品的生產或裝配業務逐漸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原來發明產品的國家則轉為從國外進口該產品。
澳大利亞學者科登(W.Corden,1974)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放棄了瑞典學者赫克歇爾(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稟賦理論（H-0理論）中的要素在兩國之間不可流動的假定，同時引進了第三個要素——知識，并允許資本、勞動和知識三要素進行國際流動，這使得擴展后的國際貿易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現象。
英國跨國公司專家鄧寧(J.H.Dunning,1976)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又稱為國際生產綜合理論），也是至今為止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鄧寧提出了用折衷主義方法來解釋國際生產活動，該理論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表示：“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內部化優勢＝對外直接投資”。這就是說，如果三者都具備，國際直接投資是最佳的選擇；如果具有所有權優勢，同時取得內部化優勢，則可以選擇對外貿易；如果僅僅具有所有權優勢，他國區位優勢又不明顯，那么許可證貿易是一種最佳的選擇。
正是這些理論對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與企業發展之間緊密關系的描述，使得將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成為可能。
（三）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現狀
日本學者小島清(K.Kojima,1978)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同時置于國際分工框架下進行研究的方法，為我們對兩種理論進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啟示。小島清理論的基本思路是：從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理論出發，在H-0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內，先確定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再根據國際分工原則選擇合適的投資產業。
以克魯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爾普曼(A.Helpman,1983)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提出的基本觀點是：各國并不一定因為本國的資源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較優勢，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規模報酬遞增驅動的。他們試圖用要素稟賦差異來解釋國際貿易的格局和跨國公司的產生：要素稟賦差異較大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間貿易；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內貿易；如果當要素稟賦差異太大且公平的市場交易無法使要素價格均等化時，國際直接投資則是最佳選擇，這樣就產生了跨國公司。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競爭優勢理論”，該理論從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這一微觀角度來解釋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現象。波特研究的邏輯線索是：國家競爭優勢取決于產業競爭優勢，而產業競爭優勢又決定了企業競爭戰略。他是站在產業（中觀）層次，從下而上，即從企業（微觀）層面向上擴展到國家（宏觀）層面上。這是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方法的一種拓展。
我國學者在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總結述評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軍、吳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較優勢下融合兩種理論的觀點（黃河，2002），并對兩者相互融合的趨勢和統一的途徑闡述了看法。但是，至今為止我國學者還沒有就這兩種理論如何融合進行深入的論述和研究，也沒有出現新的理論分析框架。
二、構建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基礎
（一）現有理論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論研究的重心發生偏移。從李嘉圖(D.Ricardo,1817)開始，古典經濟學關于比較優勢的產生問題開始偏離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國際分工為理論出發點的內生決定論。斯密認為，比較優勢產生于分工和專業化，是內生的；而李嘉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產生于資源配置過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數學工具的局限，導致以馬歇爾(A.Marshall,1920)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放棄了古典經濟學的內核（分工和專業化），研究重點完全轉向了資源配置問題。
2.假設條件與現實狀況不符。例如，完全競爭市場、同質要素、信息對稱、零交易費用等等，這些假設條件符合了經濟學理論研究者的科學理想，可以用來構建清晰而精致的數學模型和推理嚴謹的分析框架，但是，用這些作為理論的前提是根本無法得出具有實際意義的研究成果。
3.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分離，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例如，國際貿易理論是以國家作為基本分析單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以企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是以行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楊小凱等人的新
興古典經濟學是以個體作為基本分析單位。
4.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例如，弗農是用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來作為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判斷標準；小島清是把比較成本原則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克魯格曼是用各國的要素稟賦差異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波特是用競爭優勢的原則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
（二）為何重拾國際分工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創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注：［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5頁。）200多年前的這一論述，至今仍為當代經濟理論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有關分工的研究，經濟學研究的立足點在于分工的基礎和職能的分工?！坝捎跈C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的基地，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頁。）國際分工就是指生產的國際專業化，因此我們可以說，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帶來了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隨之而產生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分工和專業化理論的兩個側面，同時也是微觀經濟學在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領域中的延伸。隨著國際市場交易成本的增加，企業之間借助國際市場實現的國際分工可能并不經濟，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跨國公司?？鐕镜陌l展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當代國際分工的內容、性質和形式。
在當代國際分工的理論研究中，已形成三種研究對象不同的理論體系：一是研究由市場機制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另一是研究由跨國公司為載體予以組織和協調的企業內部國際分工的理論；第三種則是由楊小凱(X.Yang,1993)等人為代表的研究由個人的專業化、生產的迂回程度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楊小凱等人用非線性規則（超邊際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分工和專業化等經濟思想形式化，創立了以分工思想為基礎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這一理論重新將分工和專業化作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其中許多命題的證明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啟示性的典范并縮小了最優化范圍。同時在此分析框架內，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融合在一起，不僅大大擴展了經濟學理論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將許多原來相互獨立的經濟學分支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專業化）統一起來。
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是通過引入交易費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來解釋企業的產生和國際貿易的產生。因為市場和企業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分工的形式，企業的出現是企業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的交易費用的結果，所以交易費用的差別是企業出現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進交易效率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沿用他們的思路，我們不難推出這樣的結論：當國際貿易的交易費用高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生產費用時，人們將會選擇國際直接投資，跨國企業會從國際分工中出現；當用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比向東道國市場輸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進行國際貿易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更有效率時，人們選擇前者。
三、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論分析框架與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類似，只是用“行為主體”（個人、企業、行業、國家）來代替原來的“個體”的概念。第一層是行為主體在作出國際貿易或國際直接投資決策前，從競爭優勢的角度對當時所處的經濟環境和自身條件進行分析；第二層次是用數學中的最優決策理論分析行為主體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層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國際市場結構、國際企業制度和行為主體的自利行為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各種結果；第四層次則是與行為主體價值觀有關聯的所謂社會福利分析。
（一）從競爭優勢的角度作出決策
我們把競爭優勢定義為“組織結構優勢”和“社會資源優勢”的整合。所謂組織結構優勢，即行為主體協調其組織活動的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包括人力結構和資本結構、技術和知識產權、管理水平和對國際一般慣例熟悉程度等優勢。所謂社會資源優勢，即影響組織收益分配的社會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它包括市場、客戶、社會網絡融資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優勢。發揮和增強競爭優勢既是行為主體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又是其目標，它涉及內生函數和外生函數所包含的諸多因素。所以，我們可以從行為主體具有的競爭優勢的角度來解釋其國際貿易、技術許可轉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見表1）
表1競爭優勢整合
組織結構優勢社會資源優勢
國際貿易必需具備無需具備
技術許可轉讓必需具備有無均可
國際直接投資必需具備必需具備
（二）從收益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國家、行業、企業、個人）需要作出決策的問題是：在當前自身所擁有的總額為I的投資能力中，是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對于行為主體而言，目標之一就是使總預期利潤最大化。用公式表示為：
附圖
式(1)中，NPV[,F]為在東道國進行折現數額為I[,F]的直接投資所獲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T]是向東道國出口折現數額為I[,T]的貿易所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D]是將剩余投資能力(I-I[,F]-I[,T])投資母國市場所得到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其等價形式是與凈現值相等價的凈現值流（每年等量的凈收入）形式：
附圖
式(2)中，r[,F]為從直接投資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T]為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D]為從母國市場中所獲得的內部收益率。行為主體從目標函數出發作出決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當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且國內市場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為主體選擇在國內生產和銷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
4.如果r[,D]＜r[,T]或r[,D]＜r[,F]，行為主體選擇的決策公式可表示為：
附圖
根據公式(4)即可從收益的角度做出相應的決策。
（三）從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附圖
其中，β與消費偏好有關，k是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t為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
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的決策問題在于，確定每一種產品的自給量、市場購買量、市場銷售量以及如何組織生產這兩種產品。以下討論四種可能出現的結構形態（如圖1所示），解出其角點均衡，然后從這些角點均衡中識別出完全均衡。
1.結構A由組態(XY)組成。在這個組態中，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對無論是中間產品X還是最終產品Y都采取自給自足的方式。設在組態(XY)中。（注：詳細的推導過程可參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結構的角點均衡是：
附圖
附圖
圖1國際市場結構和國際企業制度
附圖
其中U[,1](D)和U[,2](D)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業主體在結構D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3.結構FY由組態(L[,X]/Y)和(Y/L[,X])組成。在組態(L[,X]/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它的勞動力而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中間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中進口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X])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這些中間產品返回本國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出口到國家1。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只從事國際貿易，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結構FY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v是結構FY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U[,1](FY)和U[,2](FY)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Y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4.結構FX由組態(L[,Y]/Y)和(Y/L[,Y])組成。在組態(L[,Y]/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他的勞動力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最終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的跨國公司中購買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Y])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中間產品出口到國家1，并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在國家1的市場上銷售，同時又把最終產品返銷回本國。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既沒有從事國際貿易也沒有進行國際直接投資，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了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了國際直接投資。此結構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U[,1](FX)和U[,2](FX)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X中的人均真實收入，r是結構FX中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
因為人均真實收入最大的角點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們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點，并得出以下推論：
1.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和勞動的交易效率足夠小，則結構A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時，行為主體選擇自給自足的方式。
2.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夠高，則結構D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這種情況下，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都分別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
3.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k足夠高，且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與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Y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作出只從事國際貿易的決策；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4.若專業化經濟程度足夠高，且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與產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X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選擇既不從事國際貿易，又不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四）從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在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時，通常要對母國和東道國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判斷的標準通常是一國的國民福利或社會福利。他們一般會選擇干預成本最小或使國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稱之為最優政策選擇。例如：(1)自由貿易政策，即零干預或不干預政策。無論是從一國的國民福利還是從所有貿易參與國的國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貿易政策都被認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時，行為主體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2)高關稅政策，這種政策阻礙和限制了商品（及生產要素）的國際流通，減少了人們通過自愿的國際貿易可能獲得的好處。此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以此來規避高關稅壁壘。
四、小結
以往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對國家與企業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進行解釋，本文則將它們放在同一的理論分析框架下進行研究；以往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是分離的，對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本文則將這些基本分析單位統一在“行為主體”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論研究中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本文則以競爭優勢的原則、收益最大化原則、市場結構均衡原則和社會福利最優原則來作為行為主體決策的共同判斷標準。因此，本文的結論是，雖然世界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參加WTO后會趨向于逐漸公正和平等，但對任何一個行為主體而言，究竟是選擇國際貿易還是對外直接投資，其決策主要取決于它們對自身競爭優勢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市場結構均衡的評估以及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考慮。
上述分析方法和結論對我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和參與國際競爭，對各管理層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應當是會有所啟發。隨著我國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和消費者對產品差異化的需求越來越旺盛，近10年來，世界主要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安排已經把我國納入世界產業分工體系之中，這將大大促進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發展和在專業化基礎上的大規模生產投資的擴大，這些都要求我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政策作出及時準確的反應。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貿易—投資—生產—貿易一體化的方式將成為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利用跨國公司來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參與國際分工和拓展貿易與投資規模，形成“貿易—投資”雙向聯動、互相促進的良好態勢，將是經濟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越來越普遍的戰略選擇；我們只有提前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和策略，才能實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均衡、配套發展的良性循環，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作為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的領域和范圍會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理論研究的假定條件也會發生變化，兩種理論的最后發展趨向勢必是在統一的理論基礎上融為一體。
【參考文獻】
[1]楊小凱、張永生：《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2]［日］小島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文真堂，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