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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1
關鍵詞：區域經濟；區域文化；協調發展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9-0-01
區域文化所包含的內容相當廣泛，主要包括了一個地區的群體意識、精神風貌、行為規范、管理方法以及價值觀念等各種非物質性因素。對內，區域文化擁有共性；對外，則具有鮮明的個性，有著非常明顯的地域特點，對于當地的經濟社會的發展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昨天的文化成就今天的經濟，今天的區域經濟則是弘揚昨天的文化。江蘇有著相當深厚的文化積淀與豐富的文化傳統，江蘇憑借著沿海、沿江、沿湖的優越地理位置以及其得天獨厚的地域資源，創造出了良好的物質文明。同時又憑借其所擁有的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動力。
一、區域文化的形成
文化的定義有很多中，英國人類學家認為“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包含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做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習慣的復合整體。”而哈耶克則認為文化是一宗通過習得的行為規則所形成的傳統，這些規則可能是起源于人類所擁有的能夠在不同的環境情況下知道應該做什么或者是不應該做什么的能力。雖然對于文化的定義各不相同，但是卻有共識，那就是文化是由物質、制度、行為以及精神等多個層面所構成的一個完整的體系，文化的內容不加價是包括有生產、生活用具以及其他的物質產品，同時還包括有最為基本的價值理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宗教、思維方式、人際交往方式以及風俗習慣等多個方面。
在一個國家的內部，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人文因素以及歷史發展進程等促進了不同特色的區域文化的形成，并形成了整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地理環境上的巨大差異使得各地的政治經濟發展也不平衡，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不斷的進行演變，不同文化群體流派的交流碰撞的深度、廣度以及頻度也存在不同，同時不同地方在長期以來所具有的獨特的不對稱的文化心理積淀，都會直接或者間接的促使處于不同地域內的人們具有各自不同卻又相對穩定的傳統習俗與風土人情，同時也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文化成果。通過長期的歷史發展，在部分地理區域中出現了相似或者是相同的文化特質，處于這個地理區域中的居民的語言、、藝術形式、生活習慣等很多方面都出現了一致性，而區域文化就這樣產生了。區域文化在在某個區域內所形成的思想意識的綜合，是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所逐步形成的，對一個地區特定的人文歷史境遇進行了反映，同時也是這個地區基本的人文特殊，與其他地區的區域文化存在有區別。
二、區域文化與區域經濟二者之間的關系
區域文化與區域經濟相互促進、相互約束。區域文化與區域經濟兩者之間不加價是相互促進的，同時還是相互約束的統一體。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文化與經濟是最為重要的兩個方面，同時也是社會系統中的兩大子系統。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都是對人的本質的一種體現，都是人為了維持與繁衍自身生產所必須要具備的消費品的歷史過程中所產生出的結果。在很多時候，一些交通條件、地理環境、資源稟賦等差異不是很大的區域，其經濟發展的水平也會表現出不相同的情況，有的時候甚至是大相徑庭，這其中的原因在很多時候不僅僅是經濟因素方面的。因此，我們需要思考其他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其中主要的就是文化因素的作用，從文化方面來對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奇跡”與“欠發達”的現象。明白落后的文化難以帶來先進的經濟，同樣滯后的經濟也難以產生先進的文化意識。
區域經濟的發展決定了區域文化的發展，區域經濟為區域文化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是區域文化發展的重要基礎，對區域文化的發展進行支撐，同時也決定了區域文化的結構、類型，并促進了不同特質的區域文化的產生。區域經濟的高低也決定了區域文化發展水平的高低。但是區域文化對于區域經濟的發展卻呈現出推動或者制約的作用。優秀的區域文化能夠作為社會資本的重要基礎，可以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助推器”。
三、區域文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
（一）區域文化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發展振興，強大的經濟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同時文化的力量也不能夠被小覷。文化與精神是民族和國家的精神與靈魂所在，能夠對民族和國家的經濟發展進行影響，甚至是會改變整個國家的命運。區域文化能夠為經濟的發展提供智力上的支持與精神上的動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僅僅是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同時也使得我們在競爭、追求物質與經濟效益的過程中對價值觀的認同產生出了很多的分歧。而文化則能夠有效的幫助我們緊緊的把握住核心價值體系，從而能夠形成適合當地發展的科學的價值觀，使得市場經濟在利潤有限的前提下可以得到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從黨的以來，文化傳統源遠流長的蘇南在改革開發的過程中首先開辦鄉鎮企業發展，快速發展開放型經濟，注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無論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還是物質文明都取得驕人成績?！笆濉逼陂g，江蘇省以推動科學發展、建設美好江蘇為主體，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注重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真正的實現以人為本、改善民生。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之下，才能夠更好的推動江蘇區域經濟的快速、正確的發展。
（二）區域經濟文化對區域間經濟的融合產生影響
區域文化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在其形成過程中因為其特殊行使得其超越了個體存在的價值觀念，并且有著相當強烈的地域性。這就使得區域文化可以擁有良好的穩定性，不能夠使得處于這種文化氛圍內的社會集團中的每一個成員都受到其影響，共同遵循相同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這樣就會使得區域在形成了具有地方特點的文化模式之后，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不能得到改變，因此可以長時間的向外地人展示出自己的特色。但是在另一個方面，因為區域文化所具有的那種穩定性，會使得其對外界的美好事物產生一定的抵制，會讓整個區域范圍內的人都習慣于用區域內形成的風俗習慣、制度以及思想方式去看待這個世界。因此容易使得在區域文化與客體文化在和其他區域文化進行碰撞的過程中進行全面的否定，而不能取其精華，或者是僅僅從自身的主觀思想上去選擇性的吸收融合，而不能夠進行客觀的接納，為我所用。江蘇地區地理位置十分優越，長期收到各種先進思想觀念的影響和熏陶，同時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文化具有良好的包容性，這就使得其在經濟發展上也能夠做到對各種先進思想觀念的理解和吸收，有效的促進區域經濟的融合。
（三）區域文化之間的差別對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產生影響
在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仍然是存在著中部、東部、西部之間的差距問題，產生這種差距的原因來自于很多方面，其中不能夠否認的一個原因就是區域文化之間所存在的差別，這些差別對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蘇南、蘇北、蘇中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從改革開放以后，差距又進一步擴大，有著相當明顯的梯度特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蘇中的揚州、泰州與南通三市處于江蘇的平均水平。蘇北幾個市當前整體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仍然不高。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正是因為文化建設的不到位。面對這樣的情況，在十二五計劃中，江蘇省將進一步的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同時，江蘇省計劃到2015年時構建起良好的區域創新體系，這不僅僅是對其區域文化的進一步完善，同時也將有效的促進其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
參考文獻：
[1]趙茂林.區域文化對區域經濟模式的影響研究[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3（01）.
思想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2
“經濟文化”一詞，最近二三十年才在國內出現的，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大力發展后，人們開始更多的關注經濟活動中所蘊含的文化價值，更多注重利用文化學得張力，促使經濟活動規范化、制度化、擴大化。但“經濟文化”理論提出，西方比我們早了幾百年。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就曾指出利己主義是推動市場競爭的精神動力，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也指出新教倫理中所提倡“天職論”“禁欲主義”等宗教文化觀念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原因。二戰之后，全球經濟有了新的發展，而“經濟文化”也被賦予了新的內涵。
經濟文化的界定
我國對于經濟文化的定義是：經濟文化是指經濟行為主體或群體的經濟利益關系和經濟行為規律在人們思想觀念中的反映，并指導該經濟行為主體或群體的經濟行為的價值觀念體系及其表現形式。簡言之，經濟文化是從文化學的角度去分析人類的經濟活動，其研究視角為文化，研究對象為經濟，研究目的是規范、指導、促進人類的經濟活動。
在經濟文化這一概念基礎上，人們在大文化的背景下，將經濟文化細化為廣義、狹義的兩種觀念文化體系，或者說成是宏觀經濟文化和微觀經濟文化。
宏觀經濟文化是指導經濟活動的理論依據、戰略決策等文化內涵，也就是以社會總體發展為立足點，在鼓勵經濟增長、優化配置、節約資源、提高經濟效益的同時，更要注重制度、道德、觀念等文化方面的建設，最終使經濟發展走向可持續性發展的道路。
微觀經濟文化是在具體的經濟活動中所表現的文化現象。諸如生產文化、消費文化、分配文化、企業文化、商業金融文化、科學技術文化、人際交往文化等等具體的文化范疇。
經濟文化的性質
“經濟文化”概念提出后，人們對經濟文化的性質卻有不同看法，人們爭論的焦點更多的是經濟文化與經濟學、文化學的關系，這種關系是學科間的簡單整合和有機的結合，經濟文化到底是一個交叉學科還是新型學科？目前，經濟學術界對此有三種主流觀點：
第一種觀點：經濟文化是經濟、文化基礎理論內涵的有機結合，更多體現的是經濟與文化的融合。過去幾年中，有不少學者認為經濟文化，就是經濟與文化范疇的總和，并孤立地去研究其中所蘊涵的經濟現象或文化現象。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擴大，人們對“經濟文化”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這種簡單的將文化學與經濟學相加的理論，基本上得以顛覆。經濟文化不是單一的文化問題或是經濟問題，它更多體現的是經濟活動中的文化現象、文化內涵，或是在經濟活動中起決定作用的文化因素。
第二種觀點：經濟文化并非涵蓋了整個經濟活動和文化現象，它所涉及的僅是經濟范疇與文化范疇的部分內容。也就是說包括在經濟活動中能體現文化現象的一部分內容或是說文化內涵中有經濟價值的那一部分內容。經濟文化經濟活動的目的就是創造利潤，追求更多的剩余價值，而人類創造出的文化只有一部分具有經濟價值，而這一部分價值，在強化“文化”的作用后，使其賦予了更鮮活的生命力,從而創造了更多的經濟利益。此種觀點較前者來說，進一步細化了經濟文化的研究范疇，闡明了經濟文化的性質，同時也提出了經濟文化研究對象等問題。
第三種觀點：認為經濟文化是一門新興學科，并非是簡單的學科交叉。經濟文化更多強調的是將經濟學原理、經濟規律、經濟現象與文化學相結合形成一套新的理論體系，用于解釋社會經濟問題。其內涵就是利用經濟理論、現象等手段，研究歷史文化、制度文化、習俗文化、宗教文化等文化現象對經濟發展及政策的制定的影響；以及從文化學的角度分析和探討經濟問題，強化文化在經濟活動的“張力”作用，從而進一步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模式。
經濟文化與文化經濟的關系
經濟文化與文化經濟，一直以來是兩個極易混淆的概念。這兩個概念在表述上有一定差異，在實際含義上也不盡相同。搞清這兩個概念的差別，有助于我們更深刻的理解經濟文化的內涵。
經濟文化，是指在經濟中所表現出的文化現象。而文化經濟則強調以文化資源為軸心，在文化學中蘊含著經濟現象。“經濟文化”、“文化經濟”從概念上看，雖然都體現了經濟學與文化學的相互交叉與有機融合，但二者所強調的內容不同，因此研究的對象、研究范圍及研究角度也有所不同。經濟文化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及研究文化的價值；文化經濟是從文化學的角度研究經濟價值。
經濟文化學研究的對象是經濟活動中所體現出的文化現象、價值觀等內容。其研究目的就是發揮文化學的內在的特有的潛力，并反作用于經濟，使經濟活動能創造更多價值。其研究范圍更多的是那些蘊含文化價值、價值觀等的經濟活動。
思想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3
【關鍵詞】 流行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化；挑戰
流行文化作為一種商業文化、娛樂文化與解構文化，它傳播功利價值觀，同時也解構傳統道德價值觀。因此，流行文化對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社會化也不可避免的產生多種負面的作用。就其現實表現來看，當代流行文化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化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流行文化使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化的過程趨于平面化
當今主流文化所傳遞的內容和價值觀念往往經過深思熟慮的加工和藝術化處理，因此它在思想政治教育和社會化進程中必然表現為厚重而高尚的力量。從某種意義上，流行文化卻是一種平面文化、快餐文化，流行文化在無孔不入地進入人們的社會生活后，進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載體之中后，這種輕松愉快的載體會把深刻、高尚的話題和價值觀轉變為表淺、平淡甚至滑稽的玩笑，把這種嚴肅的人生觀教育、價值觀教育變為搞笑的“無厘頭”和“惡搞”，把感動中國的英雄轉換為流行的“追星”和“選秀”。流行文化是一種偏重于娛樂的感性文化，它拒絕形而上的價值追問，它往往更多地借助接受者的“感官”而非深入的理性思考的延續來傳播。
流行文化用刺激感官的華麗形象消解了對文化深層思考、用經驗的直接取代了價值的超越、用瞬間的體驗取代了長久的思考和時間的考驗。在這種文化熏陶下的青少年會逐漸變得頭腦懶惰、機械、簡單、遲鈍，只關注形象的、平面的、膚淺的東西，對理性深邃的意義、價值和思想不再感興趣。它最終也會促使青少年在道德感知能力上平面化，逐漸失去理性思維的能力。在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化的進程中，這種流行文化的沖擊會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向社會化進程滲透的過程中土崩瓦解，使深刻的價值觀念轉變為平面的、表面的文化消費品，思想政治教育的滲透性大大降低。
二、流行文化使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化的滲透性逐漸淡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化要求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滲透性，要求把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介體和環體中去，使青少年在如沐春風的領悟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和信息。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化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融入青少年的學習、生活、管理之中，回避了思想政治教育枯燥的說教，但絕不是對思想政治教育意識形態性的弱化或淡化，只是其行動和作用變得更加隱蔽，更加潤物細無聲。
青少年流行文化具有影響方式的滲透性、影響內容的全面性、影響過程的隱蔽性和影響效果的持久性。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一定社會政治、經濟的反映，它又對社會的政治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先進的文化推動社會的發展，落后的文化阻礙社會的發展，并且文化對社會的影響方式是全方位的、滲透性的。 因此，流行文化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化的作用方式也具有強烈的滲透性。流行文化風靡流行的一個顯著優勢就在于它通過人的無意識的、非特定的心理反應，流行文化對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質發展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往往通過心理的無意識影響來產生的。而這種思想道德品性一旦形成，就會在時間上持久地發生作用。
三、流行文化使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化的邏輯路線產生混亂
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化過程是一個適應社會，同時也是一個改造與發展社會的過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化就具有兩種不同的社會化邏輯路線。就現實社會而言，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指向，離開現實社會，思想政治教育就缺乏有力的現實支撐力，必定會陷入形式主義境遇，會造成與現實脫節，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效率低下。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效率低下進而會進一步擴大它與社會現實的差距，形成惡性循環。所以，為避免此種惡性循環的出現，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開展須時時以社會現實為參照，來不斷調整其目標從而與社會相一致。
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化的另一條邏輯路線主要強調參與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主體的能動方面，它強調通過對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改造而影響整個現實社會。這是一種積極的社會化路線，不能僅僅將社會化過程視為對社會的單方面的消極適應，而往忽視了這條社會化邏輯路線。這種社會化邏輯路線的最初動因不存在外部社會，而是存在參與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主體之中。參與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主體，無論是教育者，還是受教育者，他們在社會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都并非片面地接受來自于社會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而是在主觀能動性下對所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進行篩選，并將其逐漸內化。
兩種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化的邏輯路線看似互逆的路線，由外到內的路線從外部現實社會出發，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和目標做出相應調整，最終影響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各個主體，而思想政治教育各主體的共同參與又使思想政治教育再次發生改變；由內及外的路線則以共同參與的主體所達成一致的見解為起點，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在模式上發生變化，最終將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影響拓展到現實社會各領域。這兩個互逆的過程是，是同時發生。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化在這種雙向運動之下，不僅思想政治教育活動自身發生了改變，這種改變的影響作用也波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在主體和外部社會、各方都在互相作用下發生變化，總的方向漸趨一致。 流行文化使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化在邏輯路線上不僅呈現出互逆的運動，也使這種互逆運動在方向上呈現出不平衡性、甚至在力量的對比和運用上有些混亂。
參考文獻
［1］牟德剛，文化與高校德育模式變革[J]，高等農業教育，2005年04期
［2］王敏，當代大學生社會化問題的幾點思考[J]，長沙鐵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03期
思想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4
【關鍵詞】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文化唯物主義；傳播思想
【中圖分類號】 G206.3 【文獻標識碼】 A
作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創者，作為與盧卡奇、薩特齊名的西方理論家和實踐者，雷蒙•威廉斯的名字對于中國研究者并不陌生。在他看來，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怎樣作用于社會？如何看待當代文化？這些都是他整個學術生涯力圖回答的主要問題。而正是在對這些問題的梳理中，他的視野進入了現代傳媒領域，開辟了新的研究視角、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本文從威廉斯文化研究的起點出發，重新研讀威廉斯的主要著作，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歸納他的傳播思想及其生成的理論脈絡。
一、對“文化”的再定義：理解威廉斯傳播思想的出發點
威廉斯著作中帶有一種“根本性的反抗”的氣質，他說：“幾乎在我所有的書中，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和官方的英國文化進行辯論”（Higgins, 2001, Preface），這里的“官方的英國文化”顯然是指英國貴族式的精英文化。然而，并不是從學術生涯一開始，他就有這個明確的觀點的。在求學和大學畢業后的十幾年期間，威廉斯始終徘徊在利維斯主義和之間，他既不喜歡當時大多數學者進行的“去政治化”的文學批評，也沒有完全認可經典對文
化的闡述，經過十幾年的研究，他在《文化與社會》（1958），《漫長的革命》（1961）、《傳播》（1962）等著作中提供了自己的答案。
1、對“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重新詮釋
對于馬克思的文藝論述，威廉斯采取了一種吸收大于批判的立場。理論中的基本立場，他是贊同的，但同時他又不同意直接把階級同文化一一對應。威廉斯對馬克思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決定”關系作出了自己的解釋，他在《文化與社會》一書中整段引用了馬克思的論述：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S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學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1]
威廉斯非常重視馬克思提出的兩種不同的變革，他談道：“上層建筑涉及的是人類意識問題，它必須是非常復雜的，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多樣性（diversity），而且因為它始終是歷史的，任何時候，它既包括對過去的延續，又包括對現存的反應。”（威廉斯，吳松江等譯，1991，第340頁）在這個“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社會存在”/“社會意識”的問題上，威廉斯始終堅持了“復雜性”的觀點，他認為“這種復雜的認識是對文化理論作有效探索的首要環節”（1991，第340頁），也只有堅持復雜性的觀點，才能夠避免在看待文化問題上簡單的經濟決定論。
一方面堅持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另一方面又強調這種“決定”的復雜性。由于馬克思以后各種學派對“決定”一詞在理解上的混亂，威廉斯接下來的工作就是重新闡釋“決定”的意義。威廉斯考察了馬克思用的德語bestimmen和英語對應的determine的意義在歷史上的變化，他指出，從宗教的角度看，“決定”確實是一種“控制”，而就馬克思談及的社會實踐的角度看，“決定”應該恢復其本來的定義：“設定界限（setting limits）”和“施加壓力（exerting pressures）”（Williams. Higgins Ed. 2001, p163）。在此基礎之上，威廉斯把“經濟基礎”的內涵定義為“人們在現實的社會和經濟關系中的各種活動，這種活動包含著基礎性的矛盾關系，并處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之中”，同時提醒我們不能把它看成是“固定不變的經濟或技術的抽象物”；把“上層建筑”的內涵定義為“一系列相互聯系的文化實踐”，而“不是那些被預示、被反映，依附于經濟基礎的內容”。
通俗地說，“設定界限”和“施加壓力”就是要我們在看待文化現象時，在承認經濟基礎的前提下，避免簡單直線性的思維方式，從文化與社會的角度，在大的背景下考慮文化問題，也許這就是威廉斯把自己的得意之作命名為《文化與社會》的原因。由于政治意識形態的原因，我們曾一直把列寧和斯大林的文化思想作為文化的正宗，而列寧和斯大林由于種種原因，在“決定”這個問題的處理中采取了簡單化的策略。1991年中譯本《文化與社會》的“譯者前言”中，辟出篇幅對威廉斯與列寧發生理論沖突的地方予以批判。時至今日，我們有必要重估威廉斯在文化方面的認識，他說的可能恰恰是我們沒有注意到的問題。
2、對“文化”的再定義
在《文化與社會》一書的開頭，威廉斯提出關于“文化”這個概念有四個層面的含義：（1）心靈的普遍狀態或者習慣，與人類追求完美的理念關系密切；（2）整個社會里知識發展的普遍狀態；（3）各種藝術的普遍狀態；（4）一種物質、知識與精神構成的整個生活方式。威廉斯認為當代最恰當的是最后一層含義，他指出，文化一詞含義的發展，記錄了人類對社會、經濟以及政治生活中的歷史變遷所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續的反應，而這四個含義的演變――從原來意指心靈狀態或習慣，或者意指知識與道德活動的群體，到現在變成整個生活方式――并非偶然，“文化”的含義以及這些含義之間的關系的演變，具有普遍的重要意義。
一旦我們將文化定義為一種生活方式，這就意味著文化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而是普通人都能享有的東西，這就與英國傳統的精英主義文化觀發生了激烈的沖突。精英主義文化觀在當代集中體現為利維斯主義，在利維斯看來，英國舊式的農業文化有極大的價值，而現代的有組織的工業文化取代農業文化之后，使得傳統的藝術和文學衰落了，商業化的通俗（甚至粗俗）文化橫掃一切，成為文化的中心。對于利維斯主義，威廉斯曾經非常欣賞，但是最后在理論上采取了徹底批判的態度[2]。威廉斯指出利維斯主義所堅守的少數人的文化（minority culture）有兩重含義：一是偉大的藝術家、思想家的作品，以及后人來延續這些前人的傳統；二是這些偉大的作品被社會某些少數人所接受和享用。威廉斯肯定偉大的作品的意義，但是堅決反對這些作品只能被少數人享用的觀點，把文化的“高”“低”與不同階級聯系在一起是把文化簡單化了。新舊文化形式都需要發展，過去高雅的文化形式可能在現在變成通俗的，而新的文化形式也會對既有的高雅文化有所貢獻。同時，我們很難把絕對的“高”與“低”劃分開來，我們既需要高雅的文化、也需要通俗的文化。真正的危險在于，伴隨著資本主義商業浪潮出現的“假文化”形式，它們反藝術、反創造，沒有真情實感，令人沮喪(Williams, 1976, pp109-112 )。在《文化是平常的》一文中，威廉斯結合自己平民出身與鄉村生活的經驗，指出(2001, p11)：
文化是平常的，這是第一個事實?！鐣沁@樣，每個人也如此。我們都要學習這些特定形式、目標和意義，這使得工作、觀察、交流成為可能；同時我們每個人又要在經驗中不斷檢驗這些形式、目標和意義，形成新的觀察、比較和意義?！ㄟ^對人類社會和人自身思想的形成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文化的本質：那就是傳統和創新、那就是各種最平常的共同的意義和各種最精致的個人的意義。我們在兩種意義上使用“文化”一詞：從共同意義的角度看，文化是一種整個生活方式；從“特殊的發現過程和創造性的勞動”這一角度看，文化是藝術和知識。
威廉斯認為，只從一個角度看文化，是不全面的，必須認識到這是互相聯系的兩個方面。由是觀之，他并不否認精英式的文化對于整個人類的歷史功績，但是當普通民眾也開始出現文化訴求的時候，社會應該給予承認和支持。文化的民主化、平民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趨勢，只有把文化作為一種整個的生活方式，我們才能對當代的各種文化形式作出公允的判斷。正如霍爾（1981）后來評價的：“它把論辯的全部基礎從文學―道德的文化定義轉變為一種人類學的文化意義，并把后者界定為一個‘完整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意義和慣例都是社會地建構和歷史地變化的，文學和藝術僅只是一種，盡管是受到特殊重視的社會傳播形式。”
3、提出“情感結構”的概念
對文化的重新定義是和“情感結構”概念聯系在一起的。1954年，威廉斯在《電影與戲劇傳統》一文中提出“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的概念，并在以后一直延用。他(2001, p33)說“正是在藝術中，社會的總體性，即情感結構的影響作用，才得以表達和呈現”。在《漫長的革命》一書中，他(1961, p48)又說：“從某種意義上看，情感結構就是一個時期的文化，是社會各個方面的獨特的生活的產物?！?/p>
威廉斯用structure意在表明“穩定的、明確的”意思，指一個社會時期各方面因素的集合；而用feeling則是為了表明“切切實實的經驗”，以此與“社會角色”、“文化模式”等抽象的概念相區別。說到底，情感結構是一定社會中人們共同的社會經驗，社會中的每個人都置身其中，但卻很難感覺到它的存在，但是每個人都會按照它去行事。不過，從兩代人的不同生活方式的變化，就能發現“情感結構”也在發生微妙的變化。
威廉斯認為決定文化變化的是情感結構，以此代替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提法，也代替了意識形態的概念，這樣仍然是為了擺脫文化的經濟決定論。“情感結構”強調了兩層意思：一是文化有其自主性，文化的發展和社會其他方面的發展未必一致；二是文化與階級沒有直接的對應關系，文化與社會共同體、共同經驗、生活方式密切相關，并不是工人階級只能有工人階級的文化。正如他說的：“使用一種共同語言的人也共同繼承了一筆知識和文化傳統的遺產，隨著經驗的每一次改變，這筆遺產必然會不斷地被重新評價。人為地制造一個‘工人階級文化’以對應這個共同的傳統，純屬愚蠢之舉。（1991，第400頁）”
“情感結構”與“意識形態”兩個概念，哪個更有理論上的概括力和解釋力，本文無意評說，但是把文化從階級的屬地中解放出來，確實有借鑒意義。魯迅早就警告過說，革命的作家不要以為革命勝利后，人民群眾會拿著面包黃油恭恭敬敬地招待你。也就是說，革命之后的人們也需要革命之外的文學，再者，那些民間的、通俗的文學內容并不會因為社會的變化而發生急劇的變化。對應到當代的傳媒產品，道理不也是一樣嗎？如果傳媒中的內容都是裸的意識形態，誰又會去看呢？
二、解構“大眾”與滲透心靈：威廉斯的傳播觀
雷蒙•威廉斯從對“文化”一詞定義的歷史淵源入手，結合歷史上多種具體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傳統，提出我們身處于一場“漫長的革命”之中。這場革命事實上是工業革命、政治革命（社會民主化運動）和文化革命（文化形式的更新）相互作用的產物。威廉斯(1961, Introduction，pxii)認為，以英國為例，這場從18世紀末開始的革命直到20世紀50年代仍未完成，而在這一場總體性的變化中，我們能看到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爭取民主的奮斗，工業的發展，人際交流的延伸，社會和個人關系的變化――整個進程中的這些相互作用的部分，它們之間的關系太難弄清楚了，我們甚至都難以想象”。在看待這一總體進程的時候，威廉斯（1976, pp138-139, p189）給予傳播以非常重要的位置，“英國當代所有的社會進程，沒有一個有傳播手段的擴散來得快……我們在建立一個新的共同體，在這個過程中，傳播手段一定要被考慮進去……它是當代社會一個居于中心位置的問題”。[3]
1、被誤讀的“大眾”
正是在對漫長的文化變革探討的基礎上，威廉斯把目光投向了當代的大眾傳播媒介，并且把大眾傳媒看成是現代社會最主要的文化形式，繼而把大眾傳媒的發展放到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運作中去考察。
對大眾（mass）一詞的解構是威廉斯有關大眾傳播論述的邏輯起點。他考察了mass和masses兩個詞形在歷史上的運用后指出，我們在現代社會往往把大眾一詞同烏合之眾（mob）等同起來，其中有莫大的偏見。威廉斯指出，工業革命以來人口不斷往工業城鎮集中，城市化的進程加速，工人集中于工廠，形成了新的生產關系，也形成了新的階級。在這樣的背景下，“那一群人”就被統治者指認為“大眾”――大眾是這樣的一群人，容易受騙、反復無常、狹隘偏見、低級趣味（1991，第376-379頁）。而這樣的指認一旦成立，就可以方便地對“大眾”進行政治剝削和文化剝削。統治階級因此正好提出，大眾民主不可靠，因為那將是烏合之眾的統治；大眾文化太低級，應該加以排斥。最后，威廉斯對“大眾”的概念進行了解構：實際上沒有大眾，有的只是把人看成大眾的那種看法。把真正的大眾（popular）文化納入虛假的商業的“大眾（mass）”文化之中，才是問題的所在。
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大眾”的概念，現代大眾傳播媒介才一直為人所詬病。威廉斯認為，我們不應該把傳播媒介本身與這些媒介在一個特定社會中的用途混淆起來，媒介是中性的，關鍵在于如何去使用。威廉斯認為，在現代社會，正是基于對大眾“群氓”般的認識，才導致我們對大眾傳播媒介的不當使用：我們傳播的目的應該是教育、藝術、傳遞信息或見解，其前提是有理性的人和感興趣的人；但現實是，傳播被用于操縱，說服大量的人以某種方式去行動、感覺、思考、了解，其前提正是那種群氓的觀念（1991，第382頁）。按照詹姆斯•凱瑞所說的傳播可分為“傳遞觀”與“儀式觀”，威廉斯在這里其實是不動聲色地對“傳遞觀”作了批判：傳播不能僅僅被看成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圍拓展信息，它更是一種以團體或共同的身份把人們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禮（凱瑞，2005，第7頁）。
2、期待“真正的傳播”
如果說傳播不應該是試圖支配，而應該是試圖獲得共識，那么，大眾傳媒在其運作中，應當樹立共同體的觀念。沒有共同體及其共同經驗，傳播無法實現。在這里，傳播與威廉斯的文化定義發生了勾連，“傳播變成一門滲透大眾心靈、在大眾的心靈中留下深刻影響的科學……任何真正的傳播理論都是一種共同體理論”（1991，第392頁）。在《傳播》一書中，威廉斯(1976, p10)指出，從傳統政治學的角度看，社會是權力與統治；從傳統經濟學的角度看，社會是財產、生產和貿易。然而，人與社會的關系還可以從傳播的角度看，社會是傳播的形式――通過傳播，我們的經驗被描述、被分享、被修正、被保存。在描述、學習、說服別人采用、交換這些經驗的過程――也就是傳播――中形成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同樣是重要的。很多人把傳播手段的發展看成是新的管理方法或是新的商機，而沒有看到這是人類學習、交換各種經驗和觀點的能力的延伸。威廉斯把理想的傳播狀態描繪地如此美好，他認為通過教育，使得工人階級能夠更好地參與到英國當代的共同經驗的建構中，從而實現當代的文化轉型。
理想歸理想，威廉斯也清楚，從所有制上看，現代傳媒并不是“大眾”所有，傳媒掌控者為了謀取政治和商業利益，生產出了各種各樣的媒介產品，這一切都取決于媒介控制者的態度，并不能把傳播內容的低級歸罪于大眾。傳播的本質在于維護（maintain）人類社會，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卻變成了生產媒介產品。在這里，威廉斯深入到了考察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的核心之中，即不是工人階級的品位使得大眾文化泛濫，而是資本主義帶來的媒介商業化。當然，威廉斯采取的是一種溫和的態度：不完全反對包括傳媒在內的大眾文化的商業化，但要抵制其愈演愈烈的趨勢。在《傳播》一書的開頭，威廉斯指出，傳播媒介的拓展是民主發展的一部分，也是人類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里會有“民主制度與少數人的所有權”的矛盾、“媒介真正的拓展與商業化”的矛盾(1976, pp26-27)。如果說“文化是平常的”是威廉斯文化研究的理論前提，那么，這句話可以看作是其對當代西方傳播批判的落腳點。
威廉斯在《傳播》一書中提出，文化在社會中的存在和發展，離不開人和制度，從人的角度看，社會中要有四種角色：有創造力的藝術家、表演者、報道者、評論者，這四種人各司其職才能夠使得文化在社會中順利地傳播。其實，今天的大眾傳媒不正是同時擔當了這四種角色嗎？那么，為什么還會有各種文化問題呢？在威廉斯看來，那是我們的傳播制度的問題。威廉斯把傳播制度分成四種：集權主義的（Authoritarian）、父權制的（Paternal）、商業的（Commercial）、民主的（Democratic）。不知道威廉斯是否看過施拉姆1956年出版的《報刊的四種理論》，威廉斯的提法和施拉姆的非常相似，最大的區別在于，施拉姆提出的第四個“社會責任論”是西方社會中二戰后逐步實行的傳播制度理念，而威廉斯(1976, pp123-134)認為他提出的“民主的傳播制度”是一種理想狀態，是迄今為止還沒有實現的，也是英國社會努力的目標。
三、商業化與民主化之爭：威廉斯的大眾媒介觀
當代文化的突出特點是與大眾傳播結合在一起。威廉斯認為，只要把資本主義商業化的威脅控制在一定范圍內，當代的大眾文化可以和傳統的“高級”文化一起，塑造當代人類的共同經驗。在這個邏輯下，威廉斯開始了對當代傳播媒介的考察。威廉斯是最早把電影看作創造性的藝術，并且把電影與戲劇和其他再現形式聯系起來的學者之一(Higgins,2001，Introduction, p4)。值得注意的是，和他同時代的大多數學者，都把電影當作是低級文化產品，例如利維斯認為電影是對生活標準的嚴重摧毀，是最廉價的情感訴求；法蘭克福學派大多成員認為電影是文化工業，沒有給觀眾任何想象和思考的空間。
問題在于，上述學者沒有注意到大眾文化和大眾媒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將文化降臨到大多數人身上這個事實，雖然這樣一種文化傳播形式被商業化劫持，但它畢竟給社會的民主化提供了一種可能。而威廉斯在他的論述中，對當代文化的發展趨勢做出了判斷，他一方面看到了文化和媒介發展的大眾化這一歷史要求，同時又提出了文化和媒介過度商業化是對民主制度的沖擊這個命題。
1、報紙：當代的文化延伸
威廉斯提出，報紙尤其是大眾報紙，在英國的文化延伸（culture extension）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他梳理了英國大眾報業（popular press）從19世紀以來的發展歷程，指出大眾報紙發展到今天，占領了報業的最重要的一極，這個過程伴隨著其讀者從中產階級擴大為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全社會，伴隨著報紙內容從文學作品演變為新聞再到現在的五花八門的內容。大眾報業的發展得益于印刷技術、發行手段革新；得益于社會動蕩、工業化、民主化；得益于報紙以廣告為獨立的經濟來源。同時，針對很多人的觀點――社會群體讀寫能力的普及，是大眾報紙發展的原因――威廉斯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舉例說，在英國1870年頒布教育法案之前的1850年，就有足夠多的識文斷字的人可以購買今天的大眾報紙Daily Mirror，可見讀寫能力的普及、識字率的提高，不是大眾報紙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
威廉斯在此批評這個論點是有其深意的。在歷史上，英國著名報人北巖曾經這么說過，1947年英國皇家報業委員會也這么說過。事實上，“讀寫能力的普及帶來大眾報紙出現并快速發展”的邏輯，其后面暗含著另一層意思：“普羅大眾只要閱讀簡單、有趣的東西，因而，識字率的提高帶來了媒介內容的降格”。威廉斯批判這種觀點，也在于確立他對的媒介基本觀點：媒介內容的降格一來與媒介的過度商業化有關，不能嫁禍于讀者；二來這也是媒體所有者的“大眾化”策略。
在分析了英國報業三百多年的發展后，威廉斯的結論是，英國報業依然不是一個為民主主義服務的報業，它仍然是一個在“大眾”的概念主導下的傳媒市場，報紙依然為尋找“賣點”而努力。從讀報階層分析來看，Express這份近似于小報（tabloid）的大眾報紙卻在從上到下各個階層中最受歡迎，遠遠超過The Times。威廉斯(1961, pp212-213)說，如果英國上層人士都力圖維護傳統文化，“受過良好教育的、舉止文明的少數人”都反對大眾文化，那么他們應該買屬于他們的報紙才對。威廉斯論述報業的目的是為了提出：文化是平常的，大眾報紙有其存在的理由，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文化的趨勢和特點，在“漫長的革命”中，大眾報業的發展無疑是對文化發展的一個折射。當然，威廉斯對這樣的文化格局并不滿意，英國報業發展到當時的狀況并不是發展的終點，如何讓報紙成為民主化的動力才是報紙未來發展的方向。
2、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
20世紀60年代以后，電視的巨大影響力逐漸顯現，威廉斯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點，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這一當代輻射范圍最廣的傳播媒介，并在美國和英國對電視做了系統的考察，撰寫了一系列電視評論，最終沉淀為《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一書。在該書中，威廉斯分析了電視產生和發展的原因，批評了把媒介看成是單純科技發展的結果的觀點，認為人的意向（intentions）是包括電視在內的傳播手段發展的起點，在傳播研究中必須注意“意向”的問題。人在科技與社會發展到了一定階段才有了“意向”，是這種“意向”推動了電視的出現。
在該書中，威廉斯以“流動的藏私（mobile privatization）”和“流程（flow）”兩個概念來闡述他對電視的看法。威廉斯認為，人在工業都市，往往要四處流動；但是另一方面，生活中所需要的東西，愈來愈可以在家庭中得到滿足；現代化早期的運輸工具如鐵路公路，解決了“流動”的問題，而廣播電視，不僅可以滿足“流動”的需要，即足不出戶就能對遠方實現一種控制和把握；而且，廣播電視的接受終端都在各個家庭，廣播電視已經成為家庭的一項私有財產。這看起來是一個廣播電視媒體的特性，但威廉斯認為這深刻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進程：新的社區和工業組織賴以運作的條件就是內部的流動性（mobility），從大傳播的概念看，公路鐵路系統傳播的是人和物，而廣播電視傳播的是信息（兩個“傳播”英語中都是communication）；隨著傳統大家庭的解體和核心家庭的增加，社會信息溝通的形式也要發生變化，廣播電視正好滿足這一要求；再者，隨著二戰后電視機逐漸進入普通家庭，這不僅使得傳統的工人階級認為自己有了財產，沖淡了社會的階級色彩，電視節目更在文化上不斷制造認同。如果威廉斯今天還健在的話，當他看到廣播電視和新興的互聯網和手機已經發展到全球化傳播的階段，從而使人們“永久聯系（perpetual contact）”的時候，他一定會給這個概念加上新的注腳。[4]
威廉斯認為，電視出現后，逐漸改變了原有的文化形式（如把新聞、戲劇、公共集會、運動等搬上熒幕），使之能在電視中傳播，繼而又發展出很多新的節目形式（如連續劇、脫口秀等），各種節目在電視上重構了我們的世界，而如何重構來自于兩個因素，一個是文化的影響，一個是廣告的影響。這兩個因素影響下的電視節目“流程”就是我們這個世界的再現。流程可以從三個層次來把握：第一種流程類似于節目的編排，它是某一個特定時段的節目組合；第二種流程是不同節目或單元之間前后相承的關系；第三種是某一節目播映中連貫相承的各種語言和影像，威廉斯稱之為“真正細致的流程”。就第三個層次，威廉斯對英國美國數家電視臺的新聞節目做了非常詳細的內容分析，認為從中觀層次看，一檔新聞節目中每條新聞所處的位置以及它與前后新聞的關系構成了“流程”。例如，一檔新聞中有關藥物的報道雖然沒有放在一起，但是卻能相呼應；而有關市民游行抗議的報道，雖然明顯相關的幾條報道但卻被分開播出，力圖打斷它們之間的聯系。從表面看，每條新聞似乎并不相關，十味雜陳，但從文化角度看，流程是跟著特定的“情感結構”走的，新聞的順序由相當精妙的文化關系串聯而成（威廉斯著，馮建三譯，1994，第133、141頁）。而從微觀層次看，威廉斯分析了大量新聞中的語言，認為大量類似的新聞用語堆積在各條新聞中，諸如“今天……今天……現在……此刻……快”構成了微觀的流程，使人感到五花八門而且出人意料的事情，來自四面八方，一再發生，而記者信手拈來，以用詞最少最能讓人接受的方式告訴觀眾。與此同時，廣告穿插在新聞中間，甚至會與新聞產生“互文”關系（1994，第146-148頁）。
3、廣告：被異化的推銷術
對媒介的認識必須與對廣告的認識結合在一起。威廉斯曾在多處對廣告有過論述。在《傳播》中，威廉斯看到了廣告在歷史上的重要作用。18世紀到19世紀，廣告構成了報紙主要的收入來源，從18世紀的分類廣告，到19世紀后期出現的廣告商，廣告為英國報業的發展提供了經濟支持，如果沒有廣告，商業報紙就沒有今天(1976, pp18-19)。威廉斯不是簡單地反對廣告，不是要把廣告從大眾文化機構中抽掉，他只是指出，當代大眾文化已經深深地被卷入到了資本主義運作中，二者互相影響，一方的未來取決于另一方的未來。在這樣的背景下，廣告被異化了，廣告本應是商品的推薦，如今變成了夸張的展示，變成了電視節目中的“自然打斷（natural breaks），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
他在《漫長的革命》中對廣告進行批判：每年在廣告上投入天文數字般的金錢，有多少廣告表現了一種理性的服務呢？大多數廣告使人感到身處一個滿是各種推銷和幻覺的世界里。他甚至建議：我們能否建立一個公眾研究和信息服務機構，在各個城鎮建立足夠的辦公和展示場所，普通消費者（通過到這里來看）來決定他們要購買什么。用現在的廣告開支可以實現這個設想，而現代廣告體系依然在玩弄那個所謂的“大眾”的概念(1961, p347)。在《文化是平常的》一文中，威廉斯提出，廣告應該起到它在經濟學中的作用（即從供需角度提供信息），而現在的廣告大多是為了刺激消費，這些是“假廣告”。
雖然在今天看來，威廉斯的建議似乎有點荒誕，但威廉斯實質上說出了當今西方媒體的困境。一方面，報紙不能為廣告商張目，如果這樣，新聞和公共意見的表達肯定無法做到中立，報紙成為商人的奴隸也出賣了自己的品格；另一方面，報紙也不能被臺上的政黨控制，那樣的話，呆板，口氣一致在所難免，新聞和公共意見都被政黨左右。兩難之下，“我們要考慮為報紙這種公共服務‘買單’的方式，這種方式要能保證新聞業適當的自由，也能防止少數人的政治或經濟上的鉗制。只要我們真的相信民主，就可以找到辦法” (2001, p23)。論述到這里，威廉斯提出了建立公共媒體的主張，認為只有公共媒體才能擺脫廣告商和政黨的控制，實現傳播真正的功能，“為著民主傳播的目的的而反對目前的有管理的資本主義（managed capitalism）的幻想的經濟和政治壓力，幾乎是一項專職的工作”（Williams, 1967）。
四、從“關鍵詞”到“文化唯物主義”：威廉斯媒介研究的立場、方法及其意義
很多學者在關注威廉斯的思想時，往往注重他工人階級的家庭出身。的確，作為威爾士鐵路信號工人的兒子，威廉斯后來的思想發展與之有一定的關系。但是如果只看到這一點，我們又可能犯了威廉斯所竭力反對的經濟化約論的錯誤。我們應該看到的是，英國文化研究與其所處的特定歷史經驗相互關聯。正如陳光興（2001）指出的：
二戰后，英國社會面臨全面性的調整，從生產關系、政治民主文化形構上，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劇變……在文化上，美國文化的入侵，以流行音樂、麥當勞的大眾文化（mass culture）形式包抄了英國的文化環境，特別是大眾傳媒科技的資本化及理性化，填滿了整塊文化生活空間?！懊绹钡奈C確實威脅到原有的“本土文化”；這種威脅指向的不必然是精英階級或是社群文化，而是工人階級的文化，以及文化形構民主化的可能性……除了新左翼的崛起部分地開拓了文化研究的空間之外，大眾傳媒及其文化的發展亦成為60年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脈絡。大眾傳媒逐漸突顯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它以娛樂的形式滲入人們的生活空間，更重要的是意識形態層次的作用，特別是在新聞及記錄片的呈現中直接與政治環境扣連。
作為文化研究的開創者，在研究方法上，威廉斯雖然以文學研究的經驗主義方法為主，“但是他在保留了分析、闡釋和描述的方法的時候，置換了批評的立場。他把英國人文傳統中對‘有機社會’的懷舊變成了當代英國各階級應該共同創造一個新的文化共同體的一種修辭力量”（楊擊，2003）。和其同時代的研究者不同，威廉斯在研究對象上從文學拓展到了當代大眾文化領域之后，在研究方法上沒有停留在美學層面，而是把政治經濟學、文本分析及受眾研究并入到社會文化批判理論的架構之內，從歷史和社會語境的角度出發，形成了文化唯物主義的傳播思想。
在《文化與社會》的開頭，威廉斯就提出了“文化”、“階級”、“藝術”、“工業”、“民主”五個關鍵詞。他從語言學的角度，考察了這五個詞近代以來意義的流變，從這種變化中看出了其中所包含的價值觀的更迭。這是一種很巧妙的做法，因為詞義的變化、沖突，體現了習俗和制度的變化，這恰恰體現了社會文化的變遷，從上文中他對“大眾”一詞的分析就可見一斑。
關鍵詞式的研究方法講究的是歷時性和語境化，同時，威廉斯也經常進行“共時性”的內容分析。在對傳播的論述中，他把對文學作品的分析方法用到媒介內容之中，也就是把內容分析從美學的角度改到了社會學和人類學角度。在《傳播》一書中，威廉斯通過內容分析指出，媒介是社會的再現，但是這種再現是有偏差的。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的報紙和節目，從這些內容中，我們從一個獨特的角度看到了我們的世界，但是別忘了，這只是眾多視角中的一種。
威廉斯的內容分析往往還和統計數據聯系在一起，但是威廉斯提醒，不能簡單地用貼標簽的方法來進行內容分析。他舉例說，如果我們簡單地把電視分為公營的和商業的，也會帶來問題，我們說商業電視更多地播電影和娛樂節目，而公營電視側重于文藝和教育類節目。但是像美國的商業電視臺播的電影里也有“經典名著”，所以我們在內容分析的同時，必須引入文化的考量?！懊恳环N節目形態里面，無論是偏重文化考慮，或是遷就商業利益，在制作節目時，都包含了很重要的文化設定（set）” （1994，第108頁）。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立場，使得他在研究立場上與他同時代的美國“主流”的傳播學行政研究格格不入。威廉斯認為行政研究的立場值得懷疑。他在《電視》一書中專門辟出一章，談了對行政學派研究的批評（威廉斯著，馮建三譯，1994，第150頁）。威廉斯首先提出了拉斯韋爾的5W公式遺漏了“意向”的問題，從而遺漏了所有真正的社會與文化過程。威廉斯把公式修改成“誰說了什么，經由何種途徑，向誰說，有什么效果，為了什么目的”，他指出必須把傳播現象放到整個社會與文化的過程里，才能觀察得真切，加上了“為了什么目的”，使我們看到傳播所涉及的意向與利益的問題，這一點是行政研究看不出來的。同時，行政研究傾向于把各種復雜的過程化約為一些抽象的概念，在抽象的概念下研究變量與變量之間的關系，研究傳播的效果問題，這樣就把傳播所處在的社會脈絡割斷了。威廉斯指出，主流效果研究的前提是“先認定現狀合理”，然后研究社會化過程中產生的效果，大眾被分割為政治上的投票者，文化上的購票入場者和經濟上的消費者，這完全是因為研究的資助來源于相關利益集團和政治文化當局（1994，第152頁）。如果我們看到凱瑞（2005，第26頁）在他的文集里轉述的威廉斯對行政研究的一段批評――大眾傳播學不應該再作為一個系，研究項目或會議的名稱，因為大眾傳播學在研究上產生了令人難以接受的局限――的話，也許我們會跳出“傳播―效果”的框架，而去思考“傳播―文化―民主”的話題。
從這個意義上看，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已經進入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領域，當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在論述自己的理論淵源時，往往和威廉斯產生共鳴，這也打破了我們通常認為的文化研究和傳播政治經濟學之間似乎存在著的不可逾越的樊籬。[5]威廉斯以后的文化研究派學者和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學者往往互不相讓，前者注重文本分析，后者注重文本后的權力分析，前者稱后者忽視意義的多元解讀，而后者稱前者忽視文化建構背后的政治經濟動力。其實，如果回溯到威廉斯這里，兩派完全可以在同一個框架下共同發展的，兩派講的都是傳播的某一個向面。正如一條滾滾向前的大河里也有回流、漩渦和上下波動的水流――從總體上看，文化和傳播離不開它的政治經濟背景，但在具體的問題上，我們必須要看到問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注釋：
[1]引文參考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2-33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在Culture is Ordinary一文中威廉斯提到：利維斯的論述曾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最終拒絕它時給我帶來了持續好多年的個人（思想轉折）的危機。
[3]需要指出的是，威廉斯的“傳播手段”一詞不僅包括電視、廣播、廉價書刊等我們通常認為的大眾傳媒，還包括廣義的旅行等手段，即信息內容的傳送和人的傳送。他在有關電視的論述中認為電視是“流動的藏私”（mobile privatization），即與他對傳播手段作廣義理解有關。
[4]丹•席勒在《信息拜物教：批判與解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4月，第261頁）一書中，對mobile privatization的概念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認為威廉斯在30年前指出的這一社會傳播媒介發展的趨勢，在今天依然可以解釋很多問題。這一趨勢是社會斗爭的復雜性與矛盾性的結果。
[5]例如：文森特•莫斯可就指出，歐洲傳播政治經濟學就在法蘭克福學派和威廉斯學說的基礎上，論述了商業與國家政策的作用下，傳播制度如何整合納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參見，文森特•莫斯可，《傳播：在政治和經濟的張力下》，華夏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9頁。
參考文獻：
[1]Higgins, John (Ed.) (2001). 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reface.
[2]Williams, R. Culture is Ordinary (1958), In Higgins, John (Ed.) (2001). 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3]Williams, R. The Long Revolution, Chatto & Windus Ltd., London, 1961.
[4]Williams, Britain’s press crisis(1967). The nation, 10 April, p.467.轉引自，赫伯特•席勒著，劉曉紅譯，《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頁。
[5]Williams, R.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1973). In Higgins, John (Ed.) (2001). 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6]Williams, R. Communications, Cox & Wyman Ltd., 3rd Edition, 1976.
[7]Williams, R. Film and the Dramatic Tradition, In Higgins, John (Ed.) (2001). 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省略.省略“星期文萃”專欄，2001年6月。
[9]霍爾，《文化 傳媒 語言》，倫敦，1981年版，第19頁，轉引自《文化研究讀本》，羅鋼、
[10]劉象愚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8頁。
[11]威廉斯著，吳松江、張文定譯，《文化與社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12]威廉斯著，馮建三譯，《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臺灣遠流出版公司，1994年，
思想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5
一、體育的文化現象
“文化”一詞，歷來有許多不同的定義，對其眾說紛紜，足見這一概念是有一定的模糊性。從辨證的觀點出發，“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理解，對“文化”的廣義理解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新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而狹義的方面是指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故文化是一種歷史現象，每一社會都有與其適應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具體地講，文化是人類創造的產物本文由收集整理，是社會實踐的結晶，是構成社會諸種現象和事物的復合體。它除了以教育、科學、藝術等為組成部分外，還包括體現在人們物質生活關系中的飲食文化、服飾文化和體育文化等。
把體育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來加以認識，便產生了綜合全部體育活動的概念——體育文化，體育文化必將成為21世紀與傳統的其他文化相融相進的文化領域里的主題。
“體育文化”一詞，最初直譯為“身體文化”。19世紀末，“身體文化”一詞被廣泛地加以解釋和使用。法國阿莫羅斯體操派認為身體文化可以直接理解為鍛煉身體的規律；法國演員德爾薩特創編的身體演練形式，以“德爾薩特身體文化”之名在美國婦女中風行一時，這種動作和姿態來表示情感的健身活動，有力地促進了現代舞和藝術體操的誕生。到20世紀，對身體文化這一概念的解釋和使用更為多樣化。有人認為身體文化就是身體鍛煉；有人認為身體文化是旨在促進健康和增加體力的身體運動體系，是與自然的運動形式相對應的人為的體育形式；也有人認為身體運動不僅要用科學來解釋，它還可以顯示出生命的旋律和美，是文化的表現體。二次世界大戰后，前蘇聯和東歐各國把“身體文化”作為關于體育的廣義概念來使用，認為它是整個文化的組成部分。
體育文化雖由社會的政治經濟所決定，但它一經產生，就具有相對獨立性，就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作為一種文化形態的體育具有繼承性，因而具有自己相對獨立的歷史。這就要求我們在對體育的整體認識時，必須追溯它的歷史發展過程，揭示體育與其他文化現象的內在聯系，抓住主要環節，尋找它的特殊規律。
二、傳統文化與體育文化的民族性
傳統文化是以民族的形式發展起來的。民族在其產生、發展的過程中所形成的民族語言、民族性格、民族精神、風俗習慣、傳統與道德、生活方式以及社會關系等，構成了傳統文化的特征。
傳統是由復雜的歷史構成的，是一定區域和一定的社會生活共同體中的人們在實踐的歷史過程中，生成、積累、穩定了的經濟、文化、心理、藝術、道德、社會組織形式等方面的因素與特征的組合體，含有一定的價值觀念。各社會生活共同體中的語言、宗教、精神、道德、藝術、民族氣質等，構成了各種傳統文化，標明了一種傳統文化的影響，在體育活動方面表現出了相對獨立的發展，體現出較強的民族特征。
共同的經濟生活，是民族特征的前提，也是傳統體育各具特色的基本條件。牧民善騎，狩獵民族善弓弩；北方喜溜冰雪，南方喜水劃舟，這些都是長期共同勞動中形成的豐富多彩的傳統項目。今天，如此狹小局限的這些民族體育活動項目，已走上國際化軌道，亦將成為21世紀體育文化所不可缺少的一大景觀。
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因素，是一個民族的物質生活條件、歷史發展、地理環境的特點在精神上的反映，也可以稱為民族性格或共同心理狀態。它具體表現于民族的生活習俗和生活風尚與宗教活動中。傳統文體對于體育的影響，主要表現于某一時代民族或階級的人們所共有的東西，如心理狀態、思維方式、社會風俗、人情世態之類，一經形成，就會滲透到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中國的民間體育活動劃龍舟、踢毽子，西班牙的斗牛，日本的相撲，泰國的泰拳等，都是能夠體現民族性格的體育項目，充分反映出傳統文化給體育帶來的民族性。
三、傳統文化對體育發展的影響
體育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發展，這是確定無疑的，也必將是2l世紀體育文化發展的主旋律。
思想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6
【關鍵詞】臨空經濟 臨空文化 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的發展，依靠的是區域內的各種要素流動并實現合理的配置，而各種要素在區域空間內實現流動是通過交通運輸系統來完成的，現在，速度經濟的重要性已經逐漸凸顯出來，空間效率是經濟發展的重要需求，臨空經濟順應時代的要求，已經逐漸成為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節點。臨空經濟作為一種基于客流和貨流而發展起來的新興經濟形態，目前已經逐漸成為全球經濟的主流形態之一，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臨空經濟區。縱觀國內外正在發展臨空經濟的地區，可以發現雖然都在發展臨空經濟，但是沒有哪兩個地區發展臨空經濟的模式是相同的，每個地區的臨空經濟都呈現明顯的差異性，不論是規模、主導產業的選擇、園區的空間布局，各個地區的臨空經濟都不盡相同。這是因為一個地區從臨空經濟的形成開始就有許多差別，如經濟腹地的發展狀況、原始的資源稟賦、基礎設施完善程度、產業類型、交通狀況、人口數量、就業程度、以及政策的支持等許多方面。這些都是臨空經濟形成的基礎因素，正是這些因素引導了一個地區臨空經濟的發展方向以及擴張模式。這些因素是經過很長時間形成的，屬于某一個地區的原始稟賦，所以每個地區都有屬于自己特殊的稟賦，這也可以從狹義上理解為一個地區發展臨空經濟所依托的文化——“臨空文化”。
事實上，經濟和文化是存在相互作用的關系的，在一個經濟?——文化體發展的過程中，文化往往是先于經濟而存在的，是一個地區固有的成本，正如我國正在推行經濟改革，不同地區所具有的文化成本不同，改革的步伐也需要調整，這兩者道理是一樣的。同樣，在經濟逐漸走向成熟的過程中，經濟又會促進文化的革新，會改變這個地區的資源稟賦，兩者相輔相成，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所以，臨空文化是先于臨空經濟存在的，是影響臨空經濟形成的基礎因素。從狹義上，我們可以把臨空文化理解為以下五個方面：①、思想觀念文化，指的是地區區域內的思想道德、價值觀念、文化傳統等；②、地理區位文化，指的是地區區域內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交通通達性等；③、經濟文化，指的是地區區域內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類型、人口密集程度、就業狀況、基礎設施建設狀況等；④、制度文化，指的是地區區域內的區域性制度體系、以及國家的法律法規、指向性政策等；⑤、科學技術文化，指的是地區區域內的科學技術水平、科技創新能力、以及人口受教育程度等。
從狹義的臨空文化中可以看到，狹義的臨空文化指向的是區域內部，比較強調一個特定范圍、特定區域，是一個局部的概念，這正是不同地區臨空經濟呈現差異的根本原因。如果用哲學的辯證法中個性與共性思想來看，臨空文化作為特定地區的一種資源，具有個性是必然的，再次縱觀國內外的眾多臨空經濟區，我們不難總結出一些屬于臨空經濟發展的共性的東西，如臨空經濟的演進機理、臨空產業結構的調整模式、臨空經濟的布局模式等方面，不同地區的臨空經濟存在許多相似之處，可以理解為臨空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我把它們合并歸結為廣義的臨空文化。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個臨空經濟區從建設伊始，到成熟完善，都會經歷一個產業結構和空間結構調整的過程。新機場剛剛建成，各項基礎設施不夠齊全，能夠支持飛機和機場持續發展的航空公司、航空制造業、航空服務保障產業、以及航材航油等產業應該作為主導產業；在臨空經濟步入成長階段后，一些具有臨空偏好的企業會向臨空經濟區聚集，這類企業大部分屬于高新技術產業、航空物流產業、總部經濟、會展經濟等，這個階段一般會出現一個或多個龍頭企業，引領臨空經濟區的發展；在臨空經濟的成熟階段，依舊是發展高附加值的臨空關聯產業、現代服務業等，臨空經濟集群形成，臨空經濟區向臨空都市區發展。大部分臨空經濟區都會經歷這樣的產業調整模式。
那么了解臨空文化的意義何在，還是讓我們回歸開始提出的問題。就拿我國來說，自從21世紀以來，我國民航業進入旺盛增長的時期，預計到2020年，我國的機場總數將達到244個，將形成北方、中南、西北、西南、華東五大機場群，對于臨空經濟來講可謂是巨大的機遇。但是對于臨空經濟的發展程度來說，我國從整體來說是落后于世界水平的，北京順義機場、上海虹橋機場兩大臨空經濟區由于發展較早，已經步入成熟期，其他很多地區都處于臨空經濟的形成和成長階段，在規劃和建設階段或多或少的出現了重復建設、盲目效仿、規劃不切實際等問題，導致臨空經濟區同質化嚴重，浪費機場資源，制約了臨空經濟的發展。所以地方政府在建設臨空經濟區的時候一定要對本地區的臨空文化有整體上的了解，根據當地的實際經濟發展水平來規劃建設，并且對于其他地區臨空經濟的發展也要有清晰的認識，知道什么該學什么不該學，借鑒適合自己的經驗，揚長避短，依托地區的優勢資源，圍繞有利于自身的因素進行規劃。
臨空文化是臨空經濟良性發展的必要條件，是不可忽視的重要資源，我們見證了臨空經濟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要關注臨空文化的發展，推進臨空文化升級，將對我國臨空經濟的未來發揮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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