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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氣候變化的理解范文1
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研究概說
傳統知識涉及面廣,在不同的領域具有不同的理解。例如《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簡稱《公約》或CBD)、世界知識產權(The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i?zation,WIPO)、世界貿易組織(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及《土著人民權利宣言》均對其有不同側重的定義及關注點[10]。但基本上定義為土著和地方社區擁有的、體現傳統生產和生活方式并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生物資源可持續利用相關的知識、革新和實踐。在中國的許多少數民族地方社區仍然存在大量傳統知識,因此,目前傳統知識這一概念在中國更多的與少數民族及其地方社區聯系在一起,可理解為以下5個范疇:(1)傳統利用遺傳資源的知識;(2)傳統利用藥用生物資源的知識;(3)傳統技術與傳統生產生活方式;(4)與生物資源保護與利用相關的傳統文化與習俗;(5)傳統地理標志產品。關于氣候變化,自然科學家、社會學家以及人類學家分別從不同角度展開了研究。氣象學家最早關注氣候變化問題,并且從自然科學的角度進行深入研究;稍后,社會科學界開始介入研究,關注的主要是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人類學家的介入是較為晚近的事,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著作是TORRY于1983年所著,同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論文被共同匯集在一本名為《社會科學研究與氣候變化》的論文集。20世紀90年代后,氣候變化引起了更多人類學家的關注,同時隨著氣候變化的發生,尤其是極端氣候事件對土著及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及當地人的傳統生活生計影響的深入,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的研究逐漸被各界科學家重視,特別是人類生態學、民族生態學等這種跨學科的綜合研究。
研究氣候變化背景下傳統知識的影響及變化,主要意義在于:(1)挖掘整理少數民族及地方社區認知氣候變化的傳統知識體系,對促進傳統知識在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發揮特殊作用具有積極意義,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促進民族地區傳統知識的保護和傳承;(2)維持和增強傳統知識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為應對越來越頻繁的極端氣候事件提供支持,對少數民族和地方社區傳統生活生計的發展以及實現可持續發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3)利于相關傳統知識的記錄和保護,可以為未來應對氣候變化、防治氣候災害打下基礎,從而降低生產生活的風險,提高生計的安全性,同時增強少數民族地區傳統產業投資力度;(4)促進各利益群體對少數民族傳統知識的理解和重視,探索通過與科學知識相結合以適應氣候變化的創新和實踐。
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影響、應對及適應性研究
1.影響
目前國內關于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影響研究剛剛興起,其中民族生態學和生態人類學等交叉性學科的相關研究走在研究的前沿。針對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影響的跨學科研究,國內一些學者分別對氣候變化與藏族、基諾族、土家族、壯族、白族、德昂族、蒙古族、侗族及傣族等少數民族傳統知識進行了研究,闡釋了不同少數民族傳統資源利用及傳統生活生計方式等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及產生的后果。其中氣候變化對藏族傳統知識的影響研究具有代表性及創新性,該研究以云南迪慶為案例研究點,通過具體的田野案例調查和研究,闡述氣候變化及其引發的極端氣象災害對藏民生產生活造成的挑戰以及對其傳統生計方式的影響,同時給當地社區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威脅。研究創新點在于對藏族傳統知識體系的構建以及框架模式的分析,以傳統社區為主導分析氣候變化給藏族傳統知識帶來的影響,具體涉及傳統農業、傳統畜牧業和傳統生活生計幾個方面。相比于國內,國外就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影響研究已走在前面。傳統土著民族的分布往往具有局域性,并分布在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這些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土著民族地區已經開始經歷氣候變化的重大影響,甚至潛在的氣候變化對土著人類健康也造成一定風險。KRONIK[9]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原住民與氣候變化》一書中闡述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生活在高原,低谷及海岸附近的土著人民的傳統生計方式及傳統文化等受氣候變化影響的事實,并提供有效的、可持續的適應指導原則。哥倫比亞大學BenjaminOrlove教授對此書予以高度評價,稱其將傳統生計、可持續發展與社會及文化有效結合,不僅可以應用在研究領域,更廣泛的可用在可持續發展及環境法方面。GEOFFREY在“坦桑尼亞氣候變化與原住民的適應:原住民與氣候變化”研究中指出,土著民族極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比較顯著的有農業方面、多重耕作等方面。因此有必要考慮使用土著民的傳統知識來適應并減緩氣候變化的影響,同時研究表明傳統知識及實踐在適應及減緩氣候變化上有一定的效果。
2.應對及適應
除上述提到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影響外,其余關于氣候與傳統知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著及地方社區對氣候變化的觀察、理解及適應、應對等方面,不同的土著與地方社區對氣候變化的觀察、理解不同,因此他們用來減緩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方式,以及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也不同。國內尹侖等就藏族傳統知識的適應和應對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及實踐活動。在“藏族對氣候變化的認知與應對”研究中,以典型案例形式闡述了藏民對氣候的認識,明確氣候變化存在著以本土認知為基礎的衡量指標,并基于傳統知識傳承和發展來分析當地傳統知識如何應對氣候變化活動,呈現出地方性傳統知識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現象中的價值和作用。SALICK和BYG[7]在其《原住民與氣候變化》一文中詳細論述了分別生活在極地、山地、沙漠、熱帶雨林、島嶼、溫帶地區的原住民族如何觀察、理解并適應氣候變化,并提出傳統知識的考究有助于政府相關部門制定氣候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和借鑒價值。NYONG等分析了非洲荒漠草原上土著民族傳統知識在適應及減緩氣候變化策略,指出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問題在當地并不是一個全新的理念,反而在很早之前當地農民就運用傳統知識發展了一些方法來減少氣候變化影響的脆弱性。在另外一些研究案例中,也有關于運用傳統知識來應對諸如干旱、沙漠化或者洪災這樣的短期極端氣候災害?？梢?土著與地方社區或者少數民族群體,他們不僅是氣候變化的觀察者,而且對其有特定的詮釋,并積極運用相關傳統知識來應對,緩解氣候變化對其自身造成的影響。
除了以上學術理論研究,在傳統知識應對氣候變化的實踐方面,近些年一些政府組織、機構及非政府組織分別開展了相關實踐活動。2008—2009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亞太政府間合作研究網絡支持中國學者,開展了“云南滇西北半農半牧地區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和“云南東喜馬拉雅地區氣候變化與傳統生計”行動項目研究,提高少數民族對氣候變化的認識及增強其適應,同時促進了社會各界對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的認識和重視。2011—2012年,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TheNatureConservancy,TNC)在中國也開展了相應的實踐研究,分別在內蒙古、云南等地收集了傳統知識應對氣候變化的經驗和實用方法,并在中國其他地方推廣。
國際公約及報告中對氣候變化與傳統知識的研究
近幾年,相關公約及報告開始涉及并提出氣候變化與土著和地方社區(ILCs)及少數民族傳統知識的內容。
1.《生物多樣性公約》相關內容
與生物資源相關的傳統知識問題是目前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的熱點,《生物多樣性公約》第8(j)條要求各締約國尊重和維持土著與地方社區擁有的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傳統知識,并促進其應用和惠益分享。2004年初在馬來西亞召開的《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第七次締約方大會(ConferenceofParties?7,簡稱COP?7)將傳統知識問題列為大會重要議題,并授權“第8(j)條及相關條款特設工作組”[或稱“傳統知識工作組”]為制定傳統知識保護特殊制度等開展談判。2006年1月底在西班牙格林納達召開的工作組第四次會議審議的議題包括:“探討制定技術準則用于記錄和整理傳統知識、創新和做法;關切氣候變化對傳統知識的威脅;繼續制定“傳統知識行動計劃”。2006年在巴西的庫里提巴召開的《公約》第8次締約方大會(COP?8)、2008年在德國波恩的召開的《公約》第9次締約方大會(COP?9)、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召開的《公約》第10次締約方大會(COP?10)以及2012年10月在印度海德拉巴召開的《公約》第11次締約方大會(COP?11)所形成的決議,均涉及土著與地方社區(ILCs)傳統知識與氣候變化。COP?8形成的專門針對第8(j)條款的VIII/5B號決議指出,需要創新、實踐并深入研究氣候變化對土著民族的影響,諸如干旱、污染、荒漠化等威脅。同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編寫了一份報告,重點關注氣候變化進程中土著和地方社區(ILCs)的特殊脆弱性及應對措施[28]。另外,COP?8第VIII/30號決議也指出,鼓勵當事人和其他政府機構在處理研究氣候變化對生物多樣性影響時,要考慮到涉及的土著人民及地方社區(IL?Cs)等利益相關者,特別是生態系統安全、人體健康和傳統知識等問題[29]。COP?9形成的會議報告和會議決定(IX/13,IX/16號決定),均指出土著和地方社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及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影響評估的活動,包括對傳統知識造成的威脅。會議還建立了一個針對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的特設技術專家組(AHTEG),成員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區(ILCs)的代表[30-32]。COP?10在其X/40,X/41,X/43號決定中,強調對土著和地方社區(ILCs)傳統知識的尊重,并提出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化和土著民族傳統知識之間的關系[33]。COP?11在其XI/14,X/19/,XI/20,XI/21等決定中也大量涉及生物多樣性及相關傳統知識與氣候變化的問題。指出需要重視與氣候相關的地球工程研究,主要是與氣候變化工程相關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規章制度,其中尤其需要將土著和地方社區等利益相關者的視野及經驗納入研究。
對氣候變化的理解范文2
作者簡介：周景博，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氣候變化經濟學、環境經濟系統分析。
基金項目：中澳水環境領域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建設項目（編號：ACEDPP0037）。
（1.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北京100872；2.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北京，100029）
摘要 氣候變化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減緩和適應是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兩類主要措施，在氣候變化減緩行動難以很快奏效的情形下，采取具有針對性的適應戰略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更為緊迫的選擇。一個有效的適應行動機制需要全社會的廣泛參與，而公眾和決策層對氣候變化的認知是適應行動機制的形成基礎。本文以銀川閱海濕地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為研究案例，從政府部門和社會公眾兩個層次進行討論，比較其對氣候變化的認知程度及其對適應措施的評價和需求，以期對適應氣候變化策略的認知基礎研究提供依據。研究結果表明，無論社會公眾和決策層，適應氣候變化的意識基礎均已基本形成，但公眾的認知基礎要弱于決策層，并且在認知的準確程度上低于決策層；公眾和決策層對氣候變化適應政策的實施都做出了正面的評價，但決策層的評價普遍顯著高于公眾；對于適應政策的需求，公眾的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務方面，而決策層的適應策略是多方位的，也包括通過限制個人行為來獲得公共利益。
關鍵詞 氣候變化；適應；認知；政策評價；案例研究
中圖分類號 F205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7-0057-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10
氣候變化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減緩和適應是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兩類主要措施，在氣候變化減緩行動難以很快奏效的情形下，采取具有針對性的適應戰略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更為緊迫的選擇［1-2］。全球氣候變化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其2007年的氣候變化第四次評估報告中進一步指出，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與變化是無可避免的，將超出目前的應對能力，因此，社會必須采取措施來適應這些影響和變化［3-4］。
認知是有效適應氣候變化的前提?？茖W有效的適應戰略需要社區、地方、區域、部門、國家等各個層面的廣泛參與和共同行動。參與和行動的基礎是對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只有決策者、政策執行者和普通公眾都認識到氣候變化的存在及其所帶來的風險，才有可能將氣候變化融入政策、規劃、項目和日?；顒又?，使全社會參與到應對氣候變化的整個進程之中［5-6］。適應策略的制定受決策者對氣候變化認知的影響，同樣，適應策略的執行效果和績效評價也會受到公眾對氣候變化認知的影響，因此，作為決策重要參與者的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和社會公眾對氣候變化的認知對氣候變化適應能力建設均具有重要的影響。
自1990年代以來，公眾已經開始意識到全球氣候變化。已有的大量氣候變化意識調查的主要對象也是公眾，這些調查主要關注公眾對氣候變化及其發展趨勢的認知，以及怎樣調整行為來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7-10］。決策層次對氣候變化的認知研究還相對缺乏，更缺少決策層與公眾氣候變化認知的比較分析。
本文以銀川閱海濕地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為研究案例，從政府部門和公眾兩個層次討論和比較其對氣候變化的認知程度及其對適應措施的評價，以期對適應氣候變化策略的認知基礎研究提供依據。選擇地方案例的主要原因是，氣候變化是全球環境問題，但其對各地區的影響有顯著差異，地區適應策略也有明顯不同，對氣候變化的認知和適應均具有顯著的區域特征，區域性的適應研究有更好的針對性。
1 研究背景
銀川閱海濕地位于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金鳳區北部，由湖泊、沼澤、草甸組成，總面積2 013 hm2，其中水域面積1 200 hm2。閱海濕地是銀川市面積最大、原始地貌保存最完整的一塊自然濕地，是銀川西部的重要生態屏障，也是我國溫帶干旱荒漠地區水生野生動植物保存物種最多、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之一。
閱海濕地正面臨氣候變化的挑戰。全球氣候變化在寧夏地區已有明顯表現，近50年來，寧夏氣溫總趨勢在波動中上升，年平均氣溫以0.37 ℃/10年的線性速率遞增，年降水量在波動中則有逐漸減少的趨勢。氣候變化對閱海濕地所在的水文水資源系統也帶來了一定負面影響，在流域層面，近年來黃河流域氣溫明顯升高，降水有所減少，河源區徑流量銳減，斷流天數增多；在地區層面，氣候變化已經引起了寧夏水資源分布的變化，秋季降水明顯下降，暴雨日數增加，降水資源的時空分布更加不均。
閱海濕地地處中國西北內陸干旱半干旱地區，相比濕潤地區的濕地生態系統，其脆弱性更顯著；同時，閱海濕地大部分位于城市市區內，相比離城市較遠的湖泊濕地更容易受到城市發展建設等人為因素的干擾，更難以維持原生態。此外，盡管寧夏銀川近年來經濟社會發展快速穩定，但仍屬中國經濟欠發達地區，濕地保護的資金、設施、人員、管理等能力相對薄弱，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比發達地區面臨更大的挑戰。如何減輕這些不利影響和適應氣候變化是閱海濕地面臨的重要挑戰。
2 調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方法，分別針對銀川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和公眾進行調查，了解地方政府部門和公眾對目前正在發生的氣候變化及其對閱海濕地影響的認知、適應措施和對適應的需求情況。政府部門調查和公眾調查在調查內容上的相同點是都包括對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基礎以及對適應氣候變化的信息需求的調查，但在適應策略方面的調查中，政府部門調查側重于政策制定和實施，而公眾調查側重于政策需求。
政府部門調查在2010年6月-2010年7月進行，采取自填式問卷調查方式對寧夏自治區環保廳、銀川市氣象局、水利局、旅游局、建設局、發改委及濕地管理辦公室、環境宣傳教育（信息）中心、寧夏環境科學設計研究院、寧夏環境監測中心、寧夏大學、銀川市水產技術推廣服務中心等政府部門、相關研究單位和閱海開發經營單位等對適應策略的制定有重要影響的利益相關部門管理階層的工作人員進行了調查。樣本數量為45人。主要調查內容包括：①對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包括什么是氣候變化、氣候變化的起因、氣候變化對中國和本地（銀川以及閱海濕地）的影響、中國政府的減排政策；②已采取的閱海濕地適應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與實施效果；③對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的認識與理解，包括對部門責任分擔、政策實施主要影響因素、適應能力提升的關鍵方面以及氣候變化相關信息的需求等。
公眾調查在2010年7月進行，采用偶遇抽樣的方式進行現場面訪，調查樣本86個，其中96.3%的被訪者居住在銀川市（包括銀川郊區），男性被訪者占57.3%，女性被訪者占42.7%，年齡范圍為20-60歲，其中20-40歲之間的年輕人較多，職業分布廣泛。主要調查內容包括：①對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包括什么是氣候變化、氣候變化的起因、氣候變化對中國和本地（銀川以及閱海濕地）的影響、中國政府的減排政策；②公眾對閱海濕地公園及銀川水環境適應氣候變化措施的評價和需求；③對適應氣候變化的信息需求。
3 結果與分析
3.1 對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
適應氣候變化首先需要感知和認知氣候變化的存在，并且對其嚴重性有足夠的認識。社會公眾與政府工作人員對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情況如表 1所示，并采用方差分析法比較了二者的感知和認知差異。調查結果表明，無論是公眾還是政府工作人員，多數被調查者都認為氣候變化的確已經發生，并主要意味著極端氣候事件增加，且造成氣候變化的最主要原因是人類自身的生產活動。社會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對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也存在差異：政府工作人員對極端氣候事件的關注度顯著高于公眾；在氣候變化對中國影響程度的嚴重性上，公眾對嚴重性的認識要顯著低于政府公眾人員；在中國政府是否已經承諾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上，公眾的信息掌握程度也要顯著低于政府工作人員?？梢?，無論在公眾還是決策層，適應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基礎都已基本形成，但對氣候變化的表現形式和嚴重程度以及中國應對方案和政策行動的認知，公眾的意識基礎還弱于政府工作人員。
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對區域氣候變化的感知情況如表 2所示。除了溫升、降水和干旱情況外，其他方面二者的感知沒有顯著差異。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多數都認為區域氣候變化越來越沒有規律，這從對氣候變化具體表現回答的分散性也可見一斑：除了多數人都認為平均氣溫上升外，針對降水、干旱、暴雨、低溫等其他具體的氣候變化表現問題，被訪者的回答都很分散，無法歸結出區域氣候變化的規律性。根據當地歷史氣象資料，有兩個氣候變化的客觀證據，一是當地氣溫的總變化趨勢在波動中上升，一是年降水量在波動中減少（直接導致干旱有加重的趨勢）。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的感知差異恰好表現在平均溫升和年降水量這兩個指標上，不過，公眾對兩指標的正確感知程度都要顯著低于政府工作人員。
總的來看，在適應的環境意識基礎――對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方面，公眾和決策層都有共識，這是制定適應
表1 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對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
Tab.1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of climate change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分別表示統計檢驗顯著水平為10%、5%、1%。
政策和實施適應措施的良好基礎，但也可以看到，公眾對氣候變化的正確感知和認知程度還顯著低于決策層。
3.2 適應措施的實施效果評價
面對氣候變化以及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對閱海濕地的擾動，寧夏自治區、銀川市政府制定了多項措施來適應氣候變化、保護閱海濕地水環境，例如出臺了《銀川市湖泊濕地保護辦法》、《銀川市濕地保護與利用規劃（2006-2010）》等法規和規劃性措施；積極采取工程型措施，打通艾依河水系，連通閱海，從而大大增加了閱海濕地的面積，提高了濕地水量，增強了閱海自凈能力，改善了生態環境，提高了閱海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對于連通閱海工程的實施效果，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的評價見表3?？梢钥吹?，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都普遍認為，閱海連通工程的開展對于改善城市環境和城市景觀、增加城市休閑空間發揮了重要作用，并且并未造成交通不便和生態環境破壞，即總體看對閱海連通這一適應性工程措施是持肯定態度的，且意見基本一致。最大的差異是對改善城市小氣候的作用上，公眾持否定態度的超過半數，而政府工作人員持肯
表2 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對區域氣候變化的感知和認知
Tab.2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of local climate change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別表示統計檢驗顯著水平為10%、5%、1%。
表3 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對適應措施的實施效果評價
Tab.3 Adaptation measures evaluation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別表示統計檢驗顯著水平為10%、5%、1%。
定態度的超過半數；其他評價方面，決策層與公眾的主要差異也表現在決策層對自己制定措施的實施效果的認可度更高。
3.3 適應措施的需求
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對適應措施的進一步需求的調查結果如表 4所示?？梢钥吹?，公眾認為最重要的3項適應措施是改善水質、生態環境和增加水量，都是涉及改善濕地公共服務的措施，位列最后的3項是限制垂釣者、游船和游客數量，都是與自身娛樂息息相關的措施。政府工作人員認為最重要的3項適應措施有兩項與公眾相同，不同的是多了增加娛樂設施、而改善生態環境則被置于很靠后的位置。
表4 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對適應措施的需求
Tab.4 Adaptation policy needs of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staff
注：Y是；N否。*、**、***分別表示統計檢驗顯著水平為10%、5%、1%。
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在增加水量、改善生態環境、增加娛樂設施和限制垂釣者數量幾項適應措施的需求上表現出顯著差異。調查中的訪談可以解釋這些差異。閱海連通顯著增大了濕地水面面積，公眾對此持非常支持和滿意態度，因此對于是否增加水量，公眾的進一步需求就表現得比較低；生態環境的改善是長期的過程，公眾看到水量增大卻沒有看到生態環境的同幅度改善，因此對生態環境改善的政策需求要顯著高于政府工作人員。從決策層看，垂釣（主要是魚餌的高蛋白富營養性）對閱海水質的影響相當大，但對公眾而言，垂釣是銀川市民一項非常普及的休閑活動，所以兩個群體在這一點上也表現出支持程度的差異。增加娛樂設施嚴格說不是一項適應措施，而是閱海濕地保護與開發之間的一個平衡，有意思的是，調查結果表明公眾對這種開發的支持度并不高，從調查中的訪談我們了解到，市民對閱海濕地的需求主要是景觀休閑和垂釣，并沒有更多的水上游樂的需求，因為水上游樂往往意味著更多的花銷。
4 結論與啟示
適應與減緩皆為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但對地方而言，面對減緩結果的不確定性，主動的適應更為重要。隨著全球氣候變化研究戰略的調整，適應研究日益得到更為廣泛的關注。適應涉及社會各層面，必須建立全社會廣泛參與的適應行動機制，要求從政府決策部門到公眾，都認知氣候變化，對適應氣候變化有需求，并且能夠對適應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有正確的評價，這樣才能推進適應機制的建立，提高適應能力。對氣候變化的認知決定如何適應氣候變化。在以政府工作人員為代表的決策層面，認知與否和認知程度決定了其是否會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以及保證這些政策措施的貫徹落實效果；就普通公眾而言，認知與否和認知程度決定了其是否理解適應措施的制定和如何評價這些政策措施的實施效果。
銀川閱海濕地案例主要集中于普通公眾和政府工作人員對氣候變化及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的實施效果評價和政策需求，調查結果表明：
（1）公眾和決策層對氣候變化都已有感知和認知，適應的意識基礎已經基本形成，但公眾的基礎要弱于決策層，并且在感受氣候客觀變化的準確程度上低于決策層。一方面，這種情況體現了決策層的信息優勢，有利于決策層積極、主動地制定適應政策，引導公眾的適應行為；但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普通公眾從公共部門獲得氣候變化相關信息的渠道亟待完善，這種客觀實際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眾正確理解和評價氣候變化適應政策的內容和實施效果。
（2）公眾和決策層對氣候變化適應政策的實施都做出了正面的評價，但決策層的評價普遍顯著高于公眾。同樣地，這里面有信息獲得程度差異的影響，決策層對城市環境、小氣候、景觀的改善與否、改善程度往往有定量的評價基礎，環境部門、科研部門的定期觀測和不定期的項目研究都提供各方面的數據來輔助決策層的評價，但公眾則缺少這些信息來源，即使環境信息公開，但也不是每個公眾都會去有目的地跟蹤了解，所以多數公眾主要還是用主觀感受替代客觀事實來評價，而生態環境的變化僅通過主觀感受來評價會有很大偏差。另一方面，公眾和決策層的評價差異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公眾對政策實施效果的滿意度并不如決策層自認的那樣高，畢竟，政策實施效果也是在評價決策層的工作質量，這樣的自我評價總是有高估的傾向。
（3）對于適應政策行動的需求，公眾與決策層既有共識，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公眾與決策層都希望增加水量、改善水質，以便更多地利用環境所提供的舒適，所以都不太贊成限制游船和游客數量。公眾的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務方面，可以看到，公眾普遍已具備基本的環境意識，并且意識到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因此傾向于由政府提供更多的環境服務。同時也可以看到，公眾更希望獲得“免費的”環境服務，只有不到20%的公眾認為應當限制垂釣，說明盡管公眾認為個人的活動因為公共利益可以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并不愿意被限制太多。決策層的政策需求既包括提供公共服務，也包括通過限制個人行為來獲得公共利益，但顯然后者不太受公眾的歡迎。
從閱海濕地案例可以獲得的啟示是，要建立全社會廣泛參與的適應行動機制，一方面必須要加強氣候變化相關知識的宣傳普及和信息溝通工作，提高公眾對氣候變化的認知程度和認知能力，特別是要提供如何有效適應氣候變化的個人行為選擇，這樣，當需要通過限制個人行為來提高適應能力時，可以獲得更多的公眾理解。決策層在制定適應戰略時，一方面要更主動地去了解公眾的環境訴求，了解公眾對氣候變化的感受和適應方式，使適應戰略能夠更有效地滿足公眾的環境需求，也有助于公眾對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實施效果做出更為客觀的評價；另一方面，政府也應更主要地從提供公共服務的角度出發，做政府分內的和擅長的事?？傊?，認知和溝通是適應行動機制的基礎，建立共識和有效溝通是適應行動機制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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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on of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nd Its Policy Evaluation
ZHOU Jing-bo1 FENG Xiang-zhao2
（1.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 Policy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of the MEP, Beijing 100029,China）
對氣候變化的理解范文3
一、加強氣候變化教育是應對當前氣候變化風險的必然選擇
氣候變化已成為全球關注的風險之一，近些年來高溫、強降水、干旱、臺風、低溫等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發。據統計，2000年至2013年我國因氣象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明顯增加，平均每年達2500多億元，2010年超過5000億元。青少年是受氣候影響最大的群體，因此，增強青少年的氣象災害應對能力，加強對青少年的氣候變化教育，帶領青少年關注氣候變化，將是一種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應對方式。
二、加強氣候變化教育是對傳統教育與學習機制的重新思考
氣候變化教育是可持續發展教育的重要內容，其要求在教學中納入氣候變化的核心議題，如氣候變化的現狀、影響、適應與減緩措施、國際形勢等，同時也需要參與式的方法來激勵青少年，通過線上和線下的氣候課堂教育和實踐活動，培養青少年的可持續學習能力、動手能力、創新潛質、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并且取得實實在在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實踐成效。氣候變化教育可以改善教育、教學與學習，它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它的參與式教學方式對于今天的教育具有重大作用。它是優質教育的重要元素，不但能有效培養學生自主探究、合作學習的能力，還能培養他們的生態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使得國民教育體系能夠應對氣候變化及全球治理的其他環境危機所帶來的挑戰。
三、加強氣候變化教育、提升青少年氣候素養的多重途徑
加強氣候變化教育，提升青少年的氣候素養，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參與，并需要對整個教育體系進行設計。對學校而言，則意味著要對課程設置、教學安排、校園管理、社會協調等各方面做出全面的部署。
第一是豐富教學手段，將氣候課堂落到實處。要將氣候變化教育落到實處，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是結合已有課程設置和學習教材，特別是地理、生物、化學、物理、社會實踐課等與氣候變化有關聯的課程，教師在講授課程時可以滲透一些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的知識和理念，特別是對教材中與氣候變化和低碳等相關的內容進行重點挖掘梳理和講授。二是加強教師的氣候變化知識培訓，提高教師的氣候變化教學能力。三是編寫專門的《應對氣候變化》《低碳知識讀本》《氣候變化教育案例庫》等科普讀物和氣候變化教育系列叢書，作為小學、初中和高中學生的課外必讀物，而在大專院校設置氣候變化選修課。四是開設專門的氣候變化實驗課堂，設置豐富有趣、形象直觀的節能減排小實驗，發揮學生的動手能力，使他們在試驗中不僅增長氣候變化知識，還能增進自主創新的熱情和能力。
第二是加強觀念傳播，使低碳行為遍及校園。一是可以通過開設氣候變化或低碳的主題活動或學校低碳日活動，讓學生通過低碳宣傳欄、黑板報、繪畫大賽、知識競賽、創意大賽等活動形式，引發學生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思考，提升他們的環境保護積極性。二是在主題教育活動中，針對氣候變化應對和低碳生活方式，召開專題研討會，收集典型活動案例，交流和分享可持續生活方式教育成果，推廣一批青少年中的“氣候典型人物”或“氣候榜樣”。三是學校要加強節能減排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和引導低碳行為，如進行垃圾分類、盡量少使用空調、盡可能節約生活用水、減少使用一次性制備或餐具、不用照明時隨時關燈等。四是鼓勵青少年組織相關社團，形成校園內有影響的氣候變化應對或低碳組織，開展環保實踐活動，宣傳環保理念。
第三是發展校外合作，加大科普實踐活動力度。一是要加強與氣象、水資源、海洋、地理研究等氣候變化相關部門的合作，邀請相關專家走進學校當老師。二是加強與氣候變化科普基地的合作，積極組織青少年去參觀訪問氣候變化或低碳科技館、博物館、展覽館。三是要加強與氣候變化、低碳或環保類非政府組織的交流合作。四是要加強與家庭與社區的合作。
第四是鼓勵國際參與，傳播青少年的氣候聲音。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一直高度重視青少年的參與，而中國青少年出現在國際舞臺上的機會相對較少，應該多鼓勵并創造機會讓中國的青少年走上聯合國舞臺，去傳遞中國下一代應對氣候變化的聲音。這將向全世界表明中國青少年在威脅全球生存的氣候變化議題上，擁有自己的看法和知識，愿意承擔氣候治理的責任，并且他們正在為應對氣候變化做準備。
對氣候變化的理解范文4
關鍵詞：氣候變化經濟學；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溫室氣體減排成本
中圖分類號：F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9)08―0068―08
一、引言
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指出(2007a)，近百年來，全球表面的氣溫升高了0.74℃。如果在2000年到2030年間依然保持目前的能源消費結構，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將增加25―90％，預計未來20年間，氣溫將每10年增加0.2℃。科學證據表明燃燒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累積以及人類活動排放的其他溫室氣體如甲烷和氧化亞氮等是導致氣候變化的重要原因。氣溫升高可能導致極端氣候事件(如熱浪)發生的頻率加大、風暴的密集度增加、大氣降水模式的改變以及海平面上升等。這些自然系統的變化反過來又會對生態系統的功能產生根本的影響，從而威脅生物的生存能力和人類財富的安全。
經濟學家Williams Nordhaus1982發表了題為“How Fast Shall We Graze The Global Commons”的文章，開始應用經濟學研究氣候變化，從此氣候變化經濟學就將焦點落在分析氣候變化的影響和提供積極的針對面臨的氣候問題的政策分析。雖然和環境經濟學的其他領域有重疊，但氣候變化經濟學更多的是利用氣候變化的鮮明特點，即溫室氣體影響的長期性、氣候問題產生和影響范圍的全球化、政策的效益和成本的不平衡的分布等，來理解氣候變化問題的多個側面。通過模擬經濟發展和溫室氣體排放增長的趨勢，檢驗和分析技術選擇對氣候變化進程和減排成本的影響，選擇控制氣候變化的具體措施(如碳稅和碳交易等)。
氣候變化經濟學已經建立了其研究領域和基礎要素，并在經濟學界達成了共識。1997年，美國2500名經濟學家，包括9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共同發表了一項聲明，指出最有效的減緩氣候變化的方法是通過基于市場的政策。他們認為如果沒有控制措施，溫室氣體繼續排放將導致世界隨著氣候系統的變化經歷根本性的變革。他們相信經濟學家和決策者能夠利用大量的證據和量化的風險評估提供的信息來幫助形成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
二、氣候變化的損失和減緩的效益
氣候變化可能導致一系列的后果，如平均氣溫升高、極端天氣現象頻率發生、降水模式的變化、海平面上升和生態系統的改變等，這些生物物理系統要素的變化將對人類的福利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經濟學家通常將氣候變化對人類福利的影響分為兩類：市場和非市場的損失。
市場的損失(market damages)來源于氣候變化導致的市場產品的價格波動和數量的變化給福利帶來的影響，主要是因為生產量的變化受氣候變化要素的約束。研究者通常應用氣候依賴型的生產函數來模擬氣候變化的福利影響。例如，小麥的產量是氣候要素氣溫和降水的函數，因此可以直接估算由于氣候要素變化導致的小麥產量的變化。生產函數法還被用在森林、能源服務、水資源利用以及海平面上升導致的洪水等產生的經濟損失。有學者認為生產函數法忽視了產品之間替代的可能性。于是享樂價格法(hedonic approach)則成為估算氣候變化損失的另一選擇。例如Mendelsohn et al.(1994)將享樂價格法應用到農業，基于選擇最大化地租的假設，利用跨部門的數據檢驗自然、物理和氣候變量對土地價格的影響。
非市場的損失(no―market damages)包括由于不利的氣候變化導致的直接效用的損失、損失的生態系統的服務以及生物多樣性減少導致的福利的減少。這些損失的價值不能夠在市場上直接觀察到。例如，生物多樣性的損失沒有和價格的變化有任何明顯的直接聯系，也觀測不到需求的變化。條件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是最有爭議也是最為廣泛被采用的評估非市場損失的方法。Berk and Fovell(1998)利用支付意愿法研究了美國加州不同地域的公眾為阻止當地的氣候變化每月愿意支付的價格。結果表明冬季人們為阻止當地氣候變得暖濕／暖干的支付意愿分別是每月9.74和16.70美元，而為阻止氣候變得冷濕／冷干的支付愿意分別是每月11.10和18.18美元。
評估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更多的研究利用包括市場和非市場部門的經濟模型，估算全球或是區域氣候變化的經濟損失?？傮w上，基于模型的實證性研究報告了三種不同的氣候變化經濟影響的評估和結果。第一種是計算在特定的全球平均氣溫升高的情況下，氣候變化的影響占GDP的百分比。Mendelsohn et al.(2003)估算了氣候變化對農業、林業、水、能源和海岸地帶五個市場部門的影響，結果表明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非常的小。如果氣溫比工業化前升高4℃或是以上，在此情況下氣候變化對上述五個部門的影響都是正的。Tol(2002)的估算包括市場(農業、林業、水、能源、海岸地帶)和非市場的部門(生態系統以及疾病造成的健康影響)，結果發現如果氣溫比工業化前升高0.5℃時，氣候變化帶來的效益占全球GDP的2.5％。如果全球氣溫升高2-2.5℃，氣候變化的損失占全球GDP的0.5-2％。Dordhaus(2000)除了考慮更多的市場部門、與氣候相關的疾病、污染造成的死亡以及生態系統外，其模型還包括了氣候變化導致的災害的經濟損失。
第二種研究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則是按照特定的排放情景，在特定的經濟發展、技術變化和適應能力的假設前提下，經濟影響被按照時間的發展綜合，然后被貼現到現在的值。一些估算是在全球的尺度上進行的，有些估算是綜合一系列地區或是當地的影響以得到全球的總和。Stern(2006)應用綜合評估模型，設計了基準和高氣候變化的不同情景。模型估算的結果表明，在“照常營業”(business―as―usual)的情景下，即如果我們現在不采取措施或是行動的話，氣候變化對市場部門的影響加上災害的風險損失，每年至少占全球GDP的5％；如果將市場部門、災害的風險和非市場的損失都計算在內的話，氣候變化影響的損失估計每年占全球GDP的20％或是更多，而且損失將一直持續。Jorgenson et al.(2004)應用一般均衡模型(cGE)估算氣候變化對美國投資、資本的存量、勞動力和消費的影響。結果顯示，如果溫室氣體排放導致氣溫升高3℃，在最佳的適應狀態和潛在的危害較低的情況下，氣候變化的凈收益為GDP的1％；如果很少采用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損失為GDP的3％。不管是哪種情景，70-80％的氣候變化影響是由農業產品的價格變化引起的，少部分是由能源價格和死亡率的變化導致的。
第三種氣候變化影響研究的是估算社會碳成本(Social Cost of Carbon，SCC)。在任何時間段或是任何時間內，SCC是每增加一個單位的碳排放(CO2)造成的以經濟價值來估算的額外(邊際)影響或是損害，也可以理解為每減少一個單位的碳排放的邊際效益。SCC的計算盡可能將每一噸額外保存在大氣中的CO2的邊際影響加起來，此過程需要一個溫室氣體在大氣中停留的時間模型和將經濟價值貼現到排放年限的方法。2005年社會碳成本的平均估算值為每噸碳(tC)43美元(即每噸二氧化碳12美元)，但該平均值的變化范圍很大，如在100個估算中，每噸碳從10美元(每噸二氧化碳3美元)到高達每噸碳350美元(每噸二氧化碳95美元)(IPCC，2007c)。社會碳成本大幅度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估算的假設上存在的差異造成的，如氣候敏感性、響應時間滯后、風險和公平的處理方式、經濟的和非經濟的影響、是否包含潛在災難損失和貼現率選擇等。
三、溫室氣體減排成本的估算
美國國家環保局的研究(US EPA，2006)分析了全球和不同地區以及不同部門的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的減排成本，指出如果減排成本是$10／tCO2eq，2020年全總的非二氧化碳的減排潛力大于2000MtCO2eq(二氧化碳當量)；如果減排成本為$20／tCO2eq，則減排潛力為2，185MtCO2eq。由于二氧化碳是最大的溫室氣體來源，而且其在大氣中的累積對氣候系統產生巨大的影響，目前國內外主要的研究大都集中討論二氧化碳的減排成本。
1、減排成本估算的方法和模型
二氧化碳的減排成本取決于多種邊際替代的可能性，例如不同燃料的替代以及替代能源密集型產品的能力等。替代的潛力越大，則滿足特定的減排目標的成本也就越低。研究者主要應用的模型采用兩種不同的方法來評估可替代性的選擇和減排成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模型。
“自下而上”的能源技術模型，提供了非常詳細的有關具體的能源過程或是產品的技術信息。模型趨于集中在一個部門或是一組部門，對于一般能源替代的能力提供較少的信息，也不能反映能源密集型產品價格的變化對這些產品的中期和最終需求的影響。自下而上的研究一般是針對行業的研究，所以將宏觀經濟視為不變。比較常用的模型有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開發的LEAP，日本環境研究所的AIM／Enduse以及在國際能源署框架的MARKAL模型等。許多研究機構都根據研究需要和解決的問題開發不同的模型。
“自上而下”的研究是從整體經濟的角度評估減排成本的經濟模型，包括“可計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這些模型的優勢在于能夠追蹤燃料的價格、生產方式以及消費者選擇之間的關系。然而，這類模型包涵了較少的具體的能源過程或是產品的信息，能源之間的替代通過平穩的生產函數來體現，而不是詳細的可選擇的不連續過程。自上而下的研究是從整體經濟的角度評估減排成本，使用全球一致的框架和有關減排的綜合信息，并抓住宏觀經濟反饋和市場反饋。自上而下的結果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模型建造的假設。Repetto & Duncan(1997)的綜合分析發現，廣泛應用的估算氣候變化減排成本的模型，都包括了以下主要假設：低碳或是無碳技術的可得性以及成本，經濟對于價格變化反應的有效性，能源和能源產品可替代性程度，達到具體的二氧化碳減排目標需要的年限。是否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就可以避免一些氣候變化的經濟成本，是否減少化石燃料的燃燒就可以避免其他的空氣污染的損害，碳稅稅收如何在一個經濟體內循環等。如果假設條件不同，得出的減排成本的差異是比較大的。
綜合評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IAM)模擬人類活動導致的氣候變化的過程，從溫室氣體的排放到氣候變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進行綜合的分析。這類模型將溫室氣體排放、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的集中程度、氣溫、降水等要素聯系起來，同時還考慮這些要素的變化如何反饋到生產和效用系統。綜合模型也多為優化模型，以解決隨著時間的變化如何將減排的利益最大化。綜合模型利用氣候變化經濟分析的方法，比較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成本和消除或是減弱氣候變化的效益。這類模型如麻省理工學院的IGMS模型和Stern報告中應用的PAGE2002等。
2、減排成本的實證研究
IPCC(2007c)第四次評估報告指出，實現中期減排(2030年)，全球將溫室氣體穩定在445和710ppm CO2-eq之間的宏觀經濟成本處于全球GDP降低3％和GDP增長0.6％這一范圍內。實現長期減排目標(2050年)，大氣中溫室氣體穩定在710和445ppm CO2-eq之間，全球平均的宏觀經濟成本是GDP增加1％到GDP損失5.5％。大多數研究的結論是隨著溫室氣體穩定目標的嚴格，減排成本加大。模擬也表明，假設排放交易體系下的碳稅收入或拍賣許可證的收入用于促進低碳技術或現有稅制的改革，將會大幅度降低減排成本。全球減排二氧化碳的宏觀經濟成本的估算主要是利用自上而下的模型，模型的總體假設是在全球排放交易的前提下，尋找全球最低的減排成本。
區域減排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假設的溫室氣體的穩定水平和基準情景。對于相同地區減排成本的估算，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模型和假設，最后得出的結果也有很大的差異。雖然計算結果在具體的數據上有所不同，但是模型所解釋的總體特征還是具有一致性。Chen(2004)利用中國的MARKAL―MACRO模型，預測中國2050年的一次能源的消費為4818Mtee，碳的排放量為2395MTC，從2000到2050年之間，中國單位GDP的碳強度將平均每年降低3％。在此情景下，如果CO2的減排幅度為基準水平的5-45％，估算的碳的邊際減排成本在12美元／噸碳到216美元／噸碳，減排的經濟成本相當于在基準基礎上損失0.1％到2.54％的GDP。王燦等(2005)采用綜合描述中國經濟、能源、環境系統的動態CGE模型，分析了2010年實施碳稅政策的減排情景。結果發現，在基準排放水平下CO2減排率為0-40％時，GDP損失率在0-3.9％之間，減排邊際社會成本是邊際技術成本的2倍左右。當在基準排放水平下CO2削減10％時，碳排放的邊際成本約99元／噸，GDP僅下降0.1％左右，如果減排率上升到30％時，碳排放的邊際成本約475元／噸，GDP將下降1％左右。
英國公共政策研究所(Lockwood et al.，2007)報告了一項基于不同模型對于英國減排成本的估算。其中，Anderson的自下而上的模型結果表明，在2050年，如果減排目標是在1990水平上減排80％，在基準沒有控制飛行的排放的情境下，減排的成本為GDP的2.49％；如果控制飛行的排放，減排成本是GDP的1.06％；在能效提高的情景下，減排成本為GDP的0.76％；而如果有新核能的投入，則減排成本為GDP的0.94％。MARKAL―MACRO模型的結果顯示，在2050年，基準的情景下減排成本為GDP的
2.81％；加速技術革新的減排成本為GDP的2.58％；高燃料價格的情景下，減排成本為GDP的2.64％；而能源效率加速提高的減排成本為GDP的2.04％。不管哪類模型，結果均顯示提高能源效率是降低減排成本的關鍵因素。這兩個模型的結果也被用在英國能源白皮書中，強調提高能源效率是英國的能源政策的優先考慮。
研究還發現估算CO2的減排成本，基于不同的理論和方法的變量是關鍵的要素，例如貼現率的選擇、市場有效性的假設、外部性的處理、價值評估的問題和技術、氣候變化相關的政策的影響、交易成本等，這些經濟要素的不同都會導致估算成本的差異。
3、技術變化與減排成本
氣候是由存儲在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決定的。有些溫室氣體在大氣中能夠存在上百年，使得氣候變化成為一個長期性的問題，因此技術條件的假設對于減排成本的估算就非常的重要。溫室氣體的減排成本和技術變化的速率、技術替代以及新技術的應用是直接相關的。和沒有考慮技術進步的模型比較，將技術變化包括在模型中估算出來的溫室氣體減排成本明顯的減低(IPCC，2007c)。這些成本下降的幅度關鍵取決于減緩氣候變化的技術研發支出的回報率、行業和地區之間的溢出效應、其它研發的推廣以及邊干邊學的模式和學習的速度等。
目前應用的技術進步模型已經有了極為顯著的改進，超越了早期的傳統模型中將技術看作是外部變化因子的模式。最近的幾個模型允許技術進步的速率或是方向對內在的政策干預做出反應。一些模型(如Popp，2004；Nordhaus，2002)則集中在研究和開發基礎上的技術變化，結合政策干預、激勵研發的政策以及知識的進步。其他的模型則強調基于學和做的技術變化，考慮累積的產出是和學習相關的，隨著產出的不斷累積而降低生產成本。相對于那些將技術認為是外部因素的模型，政策介入所產生的技術變化的模型能以比較低的減排成本達到規定的減排目標。
四、氣候變化經濟學與不確定性
氣候變化最大的特點是不確定性，在科學上和經濟學上均具有不確定性?？茖W上的不確定性表現在我們還缺乏對一些科學問題的認識，例如排放的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積累的量，溫室氣體集中程度的改變對全球氣候的影響，氣候變化在全球范圍內分布以及出現的速度，區域氣候變化對海平面、農業、林業、漁業、水資源、疾病和自然系統的影響等。經濟上的不確定性表現為我們不確定世界人口和經濟的增長速度，人類活動的能源強度和土地強度，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或是鼓勵技術發展政策對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累積的影響以及政策的成本等。
1、不確定性與氣候政策的選擇
不確定性分析的目的一是辨別出一系列可管理的變量，二是估計每一個重要的參數可能的分布，三是估計參數的不確定性對所解決的重要問題的影響。一些成熟的數學模型已經被學者用來分析和成本效益相關的不確定性，如一些學者采用Monte Carlo模擬分析減排模型輸出的不確定性，決定那些缺乏知識的隨機的參數或是誤差如何影響被模擬的系統的敏感性和可信度。此方法提供了給定政策的一系列結果或是一系列的優化政策。王燦等(2006)利用Monte Carlo模型對CGE的二氧化碳減排模型的不確定性進行了分析，他們對CGE模型的50個自由參數進行隨機采樣，考察模型輸出的不確定性。敏感性分析也被用來確定減排成本評估中對估算結果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還有一些研究者利用其他的模型來處理不確定性。例如Nordhaus(2007)利用綜合的氣候-經濟模型DICE同時分析不確定性。
2、不確定性與貼現率的選擇
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的存在要持續一個世紀或是更長的時間，因此減緩氣候變化的效益必須在不同的時間尺度上被度量，這樣就提出了貼現率在氣候變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通常討論兩種貼現的方法，但這兩種方法均存在明顯的不確定性。一種是應用社會時間偏好率，即純粹的時間偏好率和福利的增長率之和。另外的方法考慮市場的投資回報率，使項目的投資能夠得到這種回報。也有專家指出，應該選擇比預期價值低的貼現率，以反映貼現的要素以及貼現率和貼現的時間間隔之間的關系。針對減緩氣候變化的行動，一個國家必須將其決策建立在讓貼現率能夠反映資本的機會成本的基礎上。發達國家一般采用4-6％的貼現率是合理的(這個貼現水平被歐盟國家用來評價公共部門的項目)，而發展中國家的貼現率可能會高達10-12％(IPCC，2001)。在Stern的報告中，基于對氣候變化公平性的強調，選擇了近似于零的0.1％的貼現率，致使其氣候變化影響的估算受到了經濟學界的批評。Nordhaus(2007)用相似的方法和3％的貼現率重新模擬Stern的估算，發現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遠遠低于Stern的結果。
3、不確定性與減緩氣候變化的行動
除了對減緩氣候變化的成本估算有影響，不確定性同時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否應該現在就采取行動減緩氣候變化?現在行動應該投入多少?還是等待至少是一些不確定性得到解決?經濟學原理建議，在缺乏固定的成本和不可逆轉性的情況下，社會現在就應該采取減緩氣候變化的行動，溫室氣體的減排量應該是在預期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效益相等的那個點。然而，無論是在成本側的低碳技術的投資還是在效益側的溫室氣體排放的累計，氣候變化和固定成本和不可逆的決策存在著固有的聯系。這些特征導致或是采取更為積極的行動來減緩氣候變化或是沒有行動，分別取決于各自沉沒成本的大小。實證性的分析和數學模型建議現在就應該開始采取措施減緩溫室氣體的排放，以獲得顯著的環境效益。Stern的研究報告(2006)顯示，如果現在采取行動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氣候變化的損失會控制在每年損失全球1％的GDP。所以他呼吁世界應該立即行動，大幅度的削減溫室氣體的排放，以避免氣候變化帶來的嚴重損失。
五、結語
對氣候變化的理解范文5
―、現代文閱讀(9分，每小題3分)
閱讀下面的文字，完成1～3題。
既然氣候問題是人的問題，那么它就必然是一個價值和道德問題?！抖Y記》的天地觀是一元論的，認為氣候變化只不過是天地本身變化的表征。天地是人之存在的根本，人必須遵循天地四時變化而活動。如果人逆天地而動，則會給自然和人類世界帶來災難。通過對《禮記》中天地概念的解讀，我們對氣候變化問題的價值根源有了新的認識，對氣候變化的解決與道德責任也奠定了新的價值基礎。
氣候變化應該是自然的自我更新過程。但當代的氣候急劇變化不是自然現象，而是人為過度活動造成的。工業、商業活動產生了太多的地球自身無法化解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增加打破了幾億年形成的大氣構成，使得地面溫度升高。而要控制這樣的過度活動，僅僅靠節能減排是不夠的。要從根本上控制，我們就要*自現代以來在價值觀上搞“人類中心”主義而以天地為末的價值導向。如果我們能重新置換這樣的價值觀，轉而以天地為上，把人看作天地的一部分，才會自然形成“尊天而親地”的情感，從而遏制造成氣候變化的原始動因。
人類追求自身物質利益無可厚非，滿足自身需要也順理成章。但如果這樣的追求超出了人類生存和必要發展的界限，超出了自然的承受能力，那就變成了貪婪，必然會帶來嚴重的生態后果。因此，如果我們以天地為本源，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就可以幫助我們限制人的自私自利行為，減少不必要的生產活動，尤其是減少那些造成環境污染的生產，從而減少對生態的損害。
人類工業化、商業化活動不應該以利益化為的目的。人的活動并不僅僅影響到他人和社會，而且會影響到自然和環境。因此指導人活動的規范(法律的、職業的、道德的)應考慮到人與自然的關系。在最根本的意義上，天地的存在是人存在的根本，天地規則應該是人制定規則的依據。任何忽視天地存在和天地規則的方案、行動計劃，不但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取的，更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們所面臨的氣候問題。
任何損害天地的行為都是對人類整體利益的損害，必須加以制止。為了加快社會發展、滿足人的更多需要而消耗超出地球承載能力的資源，本身不僅是一種浪費，也是對人類后代的不負責任。氣候變化影響到人類的整體，更損害了天地的根本屬性，給人類未來的生存與發展帶來不可預料的后果，因此我們要有緊迫感，盡快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方案，緩和并最終加以解決。
《禮記》在以天地為本源的價值觀基礎上所提出的天地與人一家的觀念，特別強調人對天地萬物和保護物種的道德責任。儒家以家庭道德為基礎，因而儒家對天地的道德責任也以家庭道德的方式展開。儒家表述傳遞這樣一個深度生態觀，即人與天地是一體的，對待自然就要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要保護自然萬物，保護生態多樣性。這樣的人與天地萬物一體的思想被后來的儒家進一步發展，成為儒家世界觀、生態觀的價值基礎。這是儒家的優秀思想資源。我們今天思考氣候變化與全球責任問題時，應該認真汲取。
(摘編自姚新中《氣候問題是一個價值和道德問題》)
1.下列關于原文內容的表述，不正確的一項是(3分)
A.儒家認為天地具有自身的價值，是人存在的根本，人要遵循天地四時變化而活動，否則就會給自然和人類世界帶米災難。
B.氣候變化應該是自然的自我更新過程，當代氣候的急劇變化是由于人類活動產生的太多的二氧化碳打破了大氣的構成。
C.要想從根本上解決我們所面臨的氣候問題，就必須認識到天地存在是人存在的根本，天地規則應該是人制定規則的依據。
D.氣候變化雖然一時不會影響人們的生活，但因為損害了天地的根本屬性，給人類未來的生存與發展帶來不可預料時后果。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項是(3分)
A.人類工業、商業活動產生的過多二氧化碳導致氣候變化，要控制人類的過度活動，不是靠節能減排，而是要有新的價值導向。
B.人類在追求自身物質利益的同時，還要以天地為本源，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限制人的自私自利行為，減少對生態的損害。
C.人類要想從根本上解決所面臨的氣候問題，需要在工業化、商業化活動中考慮到人與自然的關系，重視天地存在和天地規則。
D.儒家是在家庭道德的基礎上，以家庭道德的方式展開對天地的道德責任的，形成了以天地為本源、天地萬物與人—體的觀念。
3.根據原文內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3分)
A.我們只有遏制以天地為末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導向，才能以天地為上，把人看作天地的一部分，自然形成“尊天而親地”的情感。
B.人類在滿足自身需要時，既不能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也不能超出人類生存和必要發展的界限，要減少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生產活動。
對氣候變化的理解范文6
從更長的時間尺度看，氣候系統的各種觀測資料都表明，近百年來的全球氣候變暖已經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2013年9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了第五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第一工作組報告，報告用來自大氣、海洋、冰川的多種指標從多方面證實了全球氣候變暖的事實，這些事實是在全面分析多種觀測數據的基礎上所得出的確鑿結論，也已得到國際社會和科學界的廣泛認同。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第一工作組報告各章引用文獻總計超過1萬篇，其中被引用的“最古老”的于1896年。這篇論文的題目是“論空氣中碳酸對地面溫度的影響”，作者是瑞典科學家阿倫尼烏斯。當時的科學界把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稱為碳酸。這篇論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量化計算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對溫度變化的影響。這一開創性的工作進行得非常辛苦，花費了阿倫尼烏斯大約1年時間。
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能帶來多大幅度升溫
事實上，阿倫尼烏斯這篇論文的初始目的并不是為了解決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引起的全球變暖問題。這是因為，以當時人類向大氣中排放二氧化碳的速度來計算，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50%需要3000年時間：阿倫尼烏斯估計當時每年由于人類活動排放到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只占大氣中二氧化碳總量的千分之一，并且人為排放的二氧化碳中又有六分之五被海洋吸收，只有六分之一滯留在大氣中。阿倫尼烏斯進一步計算得出，這3000年內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50%將引起3℃多的增溫，相當于人類活動造成的增溫為每年0.001℃。因此，阿倫尼烏斯認為，盡管他的計算還存在不足之處，如由于對一些碳循環的過程缺乏定量了解導致尚不能精確給出地面溫度升高的速度，但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是事實，這有可能影響到許多代以后的子孫后代的環境。
阿倫尼烏斯沒有料到的是，后來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的速度遠比他預測的快得多。1896年前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還不到300ppm（大約295ppm左右），一個世紀之前的1800年前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約為280ppm，相當于100年內增加了5%左右；而一個世紀之后的2012年，全球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平均濃度達到了393ppm，100多年的時間內增加了30%以上。如果與工業化前的1750年相比，則在不足300年的時間內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平均濃度增加了40%以上，這比阿倫尼烏斯所計算的3000年增加50%的速度快了近10倍。
那么，阿倫尼烏斯發表這篇論文的最初目的是什么？我們知道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是一種溫室氣體，這種溫室氣體具有“溫室效應”，也就是說它像玻璃溫室一樣，可以讓太陽輻射穿透并加熱溫室內部，卻對溫室內輻射的長波具有阻擋作用，從而使溫室內部保持較高的溫度。雖然阿倫尼烏斯并不是第一個提出溫室效應概念的科學家，但他的這篇論文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量化計算出了二氧化碳濃度變化后所引起的全球溫度變化幅度。促使他從事這項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解釋歷史上冰期和間冰期循環的機制問題。現在我們知道，地球歷史上存在10萬年左右的冰期和間冰期循環，這主要是由于地球軌道參數的變化引起的，因為地球軌道參數的變化決定了地球接收太陽輻射的多少，太陽輻射變化會通過各種機制引發周期為10萬年左右的冰期和間冰期循環。
但阿倫尼烏斯認為，地球軌道參數的變化不是引起冰期和間冰期循環的原因，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變化才是冰期和間冰期變化的主要原因。當時有一種科學觀點認為，冰期和間冰期之間的溫度差要求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至少存在50%以上的變化，但這需要相關的資料和模型來計算驗證。阿倫尼烏斯計算后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如果大氣二氧化碳濃度下降三分之一，則全球溫度將下降3℃以上；如果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50%，則全球溫度將升高3℃以上；如果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100%，則全球溫度將升高5℃以上。他的計算還表明，如果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則地球上陸地與海洋之間、赤道和溫帶之間、夏季和冬季之間、白天和夜晚的溫差都會減小。
阿倫尼烏斯的計算結果表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若以幾何級數增加，則全球溫度將以算術級數增加，即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50%引起3℃的平均升溫等同于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減少33%引起3℃的平均降溫。據此外推，可得到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一倍將引起5℃以上的平均升溫，增加兩倍后將引起8℃以上的平均升溫。
當然，由于受觀測資料和模型的限制，阿倫尼烏斯在計算中對水汽的反饋和二氧化碳的輻射效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高估。但不管如何，他根據不完全的數據所得出的計算結果表現出了驚人的真實性。直到20世紀60年代之后，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使得人們開發復雜的氣候模式進行海量計算變為可能，科學家才根據氣候模式計算了大氣二氧化碳增加所引起的全球增溫幅度，現在一般稱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加倍所引起的全球增溫幅度為“平衡氣候敏感性”，也就是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增加1倍達到平衡狀態后會引起的全球平均升溫幅度。1967年，美國大氣海洋管理局（NOAA）的科學家真鍋首次使用自己所開發的全球大氣輻射對流模型得出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增加1倍后會引起全球升溫2.3℃；20世紀70年代，真鍋又開發出了三維全球大氣環流模式（GCM）對氣候敏感性進行計算，這種三維氣候模式考慮了水文要素變化的作用，如雪蓋和海冰對氣候變化的反饋作用。該三維模式的計算結果表明，在考慮了雪蓋和海冰對氣候變化的反饋作用后所計算的氣候敏感性為3℃左右，稍大于根據輻射對流模型所得出的計算結果。
1979年，美國科學院委托麻省理工學院著名的氣象學家查尼建立了一個特別工作組對二氧化碳與氣候變化的關系進行評估，后來發表的評估報告（又被稱為查尼報告）認為：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增加1倍會引起3℃的升溫（不確定性范圍為上下各1.5℃，即升溫范圍在1.5℃～4.5℃）。在此之后的30多年來，全球各地的科學家利用各種模型對氣候敏感性進行了大量的計算。IPCC從1990年的第一次評估報告起也每次都評估氣候敏感性的大小，但所有研究得出的結論基本上相差不大：1990年的IPCC第一次評估報告的評估結論是全球升溫3℃（不確定性范圍為上下各1.5℃，即升溫范圍在1.5℃～4.5℃），2013年的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給出的評估結論仍是全球升溫3℃（不確定性范圍為上下各1.5℃，升溫范圍在1.5℃～4.5℃）。
氣候變暖的觀測事實：全球變暖毋庸置疑
那么，觀測到的氣候變暖事實是怎樣的呢？世界氣象組織（WMO）于2014年2月5日指出，就全球陸地和海洋表面平均溫度而言，2013年全球陸地與海洋平均溫度比1961～1990年的平均值高0.5℃，比2001～2010年的平均值高0.03℃。2013年與2007年并列為1850年有現代氣象記錄以來的第六暖年。全球有氣象記錄以來最暖的14個年份中，有13個都出現在21世紀（1998年除外），其中2010年和2005年并列為全球氣溫最高的年份，比1961～1990年的平均值高0.55℃。
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同時，世界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極端氣候事件，這些極端氣候事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們都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第一工作組報告也以來自大氣、海洋、冰川的多種指標從多方面證實了全球氣候變暖的事實。報告指出，1880～2012年全球地表平均溫度升高了0.85℃，其中2003～2012年這10年的平均氣溫比1850～1900年的平均氣溫上升了0.78℃?？傊?00多年來全球地表平均溫度升高了0.8℃是確鑿的事實，并且呈現出陸地比海洋增溫快、高緯度地區增溫比中低緯度地區大、冬半年增溫比夏半年明顯的趨勢。在21世紀的前10年里，北極海冰、格陵蘭島及南極冰蓋和各大冰川也不斷消融，大面積的冰川融化及海水熱膨脹使全球海平面的平均值以每年3毫米左右的速度不斷上升，這一速度大約是20世紀海平面上升速度的兩倍。
我國的氣候變化趨勢與全球較為一致。根據中國氣象局的《2013年中國氣候公報》，2013年我國平均氣溫較常年偏高0.6℃，較2012年偏高0.8℃，為1961年以來的第四暖年。
氣候變暖的原因：人類活動是主要影響因素
現在我們反過來看另一個問題：觀測到的氣候變暖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我們已經知道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升高會引起全球溫度的升高，但影響全球溫度變化的因子并不只有二氧化碳濃度這一項。人類在向大氣排放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同時，還向大氣中排放了大量具有降溫作用的氣溶膠。氣溶膠一方面將太陽輻射直接反射回去，另一方面作為云的凝結核導致云的反射率增加，這都能起到降低地表氣溫的作用。例如，科學家很早就注意到火山噴發產生的火山云氣溶膠具有降溫作用，多種記錄也顯示了大規?；鹕絿姲l與緊接著的第二年夏天的低溫和中緯度地區農作物減產之間存在經驗關系。1991年夏天菲律賓的皮納圖博火山噴發造成接下來的兩三年內全球地表氣溫出現較為明顯的下降，直到1995年全球地表平均氣溫才恢復上升。此外，還有很多自然因素也會影響全球溫度的變化，如太陽活動的變化、氣候系統內部變率的變化等。
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評估了1951年以來各種因素對氣候變化的作用，評估結論認為：1951～2010年因大氣中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所產生的增溫作用可能為0.5℃～1.3℃；包括氣溶膠降溫效應在內的其他人為作用的貢獻可能為-0.6℃～0.1℃；氣候變化自然因素的貢獻很小，大約為-0.1℃～0.1℃；因此，綜合來看，所評估的這些自然和人為因子的貢獻與這一時期所觀測到的約0.6℃～0.7℃的全球變暖幅度是非常一致的。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1951～2010年溫室氣體產生的溫室效應造成的地球升溫幅度在0.9℃左右，氣溶膠及其他人為作用造成的降溫幅度在-0.25℃左右，其他自然因素對這一時期氣候變化的貢獻基本上為0，所以最終計算下來，1951年以來人類活動對氣候變化的影響程度是增溫0.65℃左右。因此，IPCC在第五次評估報告中給出了一條重要的結論：人類活動極可能導致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半以上的全球氣候變暖（這里的“極可能”指的是信度水平超過95%）?；蛘呶覀兛梢赃@樣理解：“人類活動導致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半以上的全球氣候變暖”這一結論的可靠性水平超過了95%。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認為“人類活動導致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半以上的全球氣候變暖”，那么我們犯錯誤的可能性低于5%。
當然，這里所說的90%以上或95%以上都指的是信度水平，即人類活動導致全球氣候變暖這一結論的可靠程度；不能將其理解為“全球氣候變暖的90%以上或95%以上是人類活動造成的”。也就是說，在90%以上的信度水平下，如果我們相信“人類活動造成了全球氣候變暖”這一結論，我們犯錯誤的可能性將不超過10%。這里有個小笑話可以幫我們理解90%以上的可能性和90%百分比的區別：一位病人在上手術臺之前非常緊張，他對醫生說：“我聽說這種手術失敗的可能性在90%以上?！贬t生說：“你不應該緊張，我應該恭喜你：我之前做的9個手術都失敗了。”換而言之，如果90%是百分比，那么這位病人確實應該高興，但這個90%是可能性，也就是說，第10次手術失敗的可能性仍然是90%以上。
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突破400 ppm之后
觀測事實、科學分析和模式研究都表明，大氣中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濃度持續增加主要是由于化石燃料燃燒、毀林及生物質燃燒、化肥施用、各種工業過程等人類活動造成的。自1750年工業革命以來，人類通過化石燃料燃燒等方式向大氣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累積量約為2萬億噸，其中大氣累積了8794億噸，海洋吸收了5679億噸，自然陸地生態系統累積了5862億噸。也就是說，其中約有45%被海洋和陸地生物圈吸收，約有55%留存在大氣中，導致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逐年上升。2013年5月9日，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稱夏威夷莫納羅亞山觀測站所觀測到的二氧化碳日均濃度數據為400.03ppm。同年5月14日，世界氣象組織也消息稱該組織全球大氣監測網多個監測站的監測數據顯示大氣中二氧化碳日均濃度已超過400ppm。我國青海省瓦里關全球大氣本底站也測得了超過400ppm的二氧化碳濃度數據。
全球各地所測得的大氣二氧化碳濃度超過400ppm再一次向人們敲響了氣候變化的警鐘。當然，上述觀測到的400ppm這一數值并不是年平均值，2012年的全球平均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值為393.1ppm，比工業化革命前（1750年）增加了41%，比2011年增加了2.2ppm，高于2010～2011年的平均增量（約2ppm/年）和20世紀90年代的平均增量（約1.5ppm/年）。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第一工作組報告也指出，當前主要溫室氣體的濃度是過去80萬年以來最高的，溫室氣體濃度增加的速度也是過去2.2萬年以來最快的。根據當前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增加速度計算，2015年或2016年全球平均的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就會超過400ppm。
未來全球平均溫度還將繼續上升。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第一工作組報告指出：與1986～2005年相比，2016～2035年全球平均表面溫度可能升高0.3℃～0.7℃；2081～2100年可能升高0.3℃～4.8℃。
應對氣候變化，時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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