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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1
人口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總體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其關系不但是區域可持續發展的軸心問題,也是研究經濟問題最基本的出發點之一,因此,長期以來備受人口學、經濟學和地理學的關注。人口集市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統一,也是生產力和消費力的統一,只有掌握人口和經濟發展的關系,才能真正找到人口發展和變動的根本原因:人口與經濟之間的關系亦是最基本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掌握人口和經濟發展的關系,找出人口發展和變動的根本原因是研究這兩者關系的最終目的。
毋庸置疑,研究人口和經濟發展的相關關系始終是相關學者研究的重大問題。郎永清認為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受各種因素的制約,如時間、地點等,但無論是從長期還是短期來看,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對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學界也相繼深入探討。陳友華對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紅利的跨期分析發現人口紅利對我國經濟增長影響由負轉正,并增至10%以上。而劉洪銀則發現人口撫養比與經濟增長的運動方向是相反的,對經濟增長的顯性作用不強,但隱性作用影響較大。部分學者對寧夏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也進行了研究。馬金龍、胡志絢、楊國濤分別從人口流動、城鎮化和回族傳統文化的角度,對寧夏經濟發展進行了研究。
本文從微觀層面分析入手,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和有關統計資料,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在對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同心、西吉、涇源和海原四個回族聚居縣人口發展特征分析的基礎上,就其人口與縣域經濟發展的相關性進行了系統分析,探究兩者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及其成因機制、為回族聚居區人口與縣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提供科學的路徑。
二、回族聚居區人口現狀特征
(一)研究區概況
同心縣、西吉縣、涇源縣、海原縣四縣地處寧夏回族自治區中南部地區,位于北緯36°40′-38°20′,東經104°50′-107°40′之間。總面積1.581萬平方千米,約占寧夏回族自治區總面積的30.43%,平均人口密度為68.5人/平方公里。寶(雞)中(衛)鐵路、石(嘴山)郝(家集)高速公路、309國道、109國道等交通主干線縱橫穿過,交通區位條件比較優越。
本區地區生產總值為656855萬元,占全區GDP的4.85%.第一、二、三產業總值依次為193808、150599、312448萬元,分別占全區的15.2%、2.3%、5.6%。人均地方財政收入、職工平均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1795.41、34082、4048.33元,比全區依次低1651.66、4030、1242.82元。
(二)人口發展特征
人口問題是制約我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是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少數民族是我國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和地方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著極端重要的作用。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截止2010年11月1日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為8666.19萬人,回族是繼壯族之后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寧夏回族人口為219.09萬人,占寧夏總人口的34.77%,占寧夏少數民族人口的98.16%。近些年來,寧夏回族聚居區的人口發展明顯表現出如下基本特征。
1.人口增長速度小幅度下降,但明顯高于全國少數民族人口增長速度。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寧夏回族人口為219.09萬人,與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相比,增加了33.61萬人,累計增長和年均增長速度分別減少了1.8%和0.03%,比同期漢族人口分別增長了2%和0.33%,比同期其他少數民族人口分別減少了7.5%和0.57%,但明顯高于同期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累計增長率和年平均增長速度。
2.人口文化素質明顯提高,但人口文化結構依然落后。2010年回族聚居區6歲以上人口中具有小學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34.93%,比2000年的28.66%顯著提高了6.27個百分點。平均受教育年限為3.04年。從各種受教育構成來看,目前回族聚居區的人口總體素質偏低,其中小學受教育人口最多,占53.6%,初中占26.7%,高中占6.92%,大學以上受教育程度僅占3.06%,其受教育程度中心主要在集中在中下層。與2010年相比,2000年初中、高中、大專以上的受教育程度分別增長了17.9%、4.03%、2.58%。
三、影響回族聚居區縣域經濟發展的人口因素分析
本論文運用SPSS中的Pearson相關分析法對影響回族聚居區經濟發展的人口因素進行分析。根據2011年寧夏統計年鑒數據,本論文選取了人口數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年)、15-64歲人口比重作為人口指標,選取GDP、人均GDP、農業勞動比重三個指標代表經濟發展狀況的變量,以同心、西吉、涇源、海原四縣的有關資料為樣本數據,計算出人口變量和經濟變量的相關系數,分析它們的相關性。研究表明,人口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人口數量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通過計算得出了回族聚居區人口密度、平均家庭用戶規模、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這4個人口變量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地方財政收入、農村居民純收的入和職工平均工資等四個經濟變量的相關系數。如表1所示,人口出生率與四個經濟指標的相關性為正,其中與人均GDP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達到了0.919,人口出生率越高,其經濟與人民生活發展其中人口出生率是4個人口指標中對經濟發展影響較大的指標。
(二)人口質量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由表2可以看出,一般文盲率與四個主要經濟指標存在負相關關系表,一般文盲率越低,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越高。
(三)人口從業結構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影響
從表3可以看出,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與四個經濟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呈現顯著的負相關性,其中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相關系數達到-0.980,在業人口中第二產業人員比重越高,人均GDP、人均地方財政收入、職工平均工資及農民人均純收入越低,而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比重越高農民人均純收入越低,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越高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卻越低。
(四)人口流動和人口城鎮化對縣域發展的影響
從表4以看出,城鎮人口比重其他三個經濟指標與其的相關性都比較顯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及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人口比重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869、0.660、0.336。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職工平均工資和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外出人口比重的相關性較為顯著,相關系數分別為0.480、0.691、0.507,其中與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存在負相關性。
四、影響回族聚居區縣域經濟發展的成因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得出,影響回族聚居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主要為出生率、一般文盲率和二產人員比重,而人口流動和人口城鎮化對其影響較為小。針對以上影響回族聚居區縣域經濟發展的成因進行分析,其原因如下。
(一)少數民族享受生育照顧政策
回族聚居區的平均人口出生率為19.47‰,人口死亡率為5.51‰,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3.96‰,明顯高于總人口自然增長率11.04‰的水平。顯然高自然增長率是寧夏回族人口比重增長的主要原因。其成因主要是少數民族可享受生育照顧政策,其城鎮地區的少數民族家庭可以生育二胎,這些寬松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回族人口的比重有所增加。
(二)人口文化水平偏低和文化產業結構比較落后
由于高學歷和各類專業技術人員比重過低,造成了回族聚居區人口受教育水平偏低和人口文化構成不夠合理,從而影響該地區的經濟發展。造成寧夏回族聚居區人口文化教育水平低的主要原因一是貧困的強烈影響,二是回族伊斯蘭文化的影響。
(三)人口從業結構不合理
回族聚居區第一、三產業的從業人員占回族人口比重分別為52.65%和27.43%,而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僅為19.92%。該區的回族人口的一般就業率為53.24%,漢族為56.04%,與漢族在業率相差不多。但是回族聚居區的人口保持著傳統落后的農作方式,使得大量的勞動力資源不能和資金、技術相結合,而是聚集在第一產業中,使得第二、三產業人口比例過低,這種傳統的人口結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先進生產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很難從整體上提高勞動生產率,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重視并改善回族人口從業結構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五、促進回族聚居區經濟發展的人口對策
(一)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努力提高人口文化素質,吸引外資、技術和人才
人力資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素質,教育投資是人力投資的主要部分。發大力宣傳教育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提高農村女童的入學率和升學率,減少農村女童的輟學率。注重教育的普及和均等,加強對回族聚居區教育投資力度,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機會。采取各種優惠政策,努力做好宣傳工作,從外部吸引資金、技術和人才流lunwen.1KEJIAN.com入。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人力資源的就業率是脫貧和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手段。
(二)調整和優化人口結構,合理開發利用勞動力資源
文化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2
關鍵詞：知識產權保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路徑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487（2016）02-0179-04
0引言
文化創意產業作為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其具有高附加值、高知識含量和低能耗、低污染排放的顯著特征而成為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向。文化創意產業在國家發展的整體戰略布局中占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其高初始投資和低成本復制的生產特性又決定了知識產權保護在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尚沒有學者對知識產權保護影響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機制和路徑進行過系統研究，本文就嘗試從理論和經驗兩個角度對此進行初步探討。
1知識產權保護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影響路徑理論分析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核心動力就是創新，因此知識產權保護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影響首先體現在創新上面。Horii和Iwaisako(2007)基于美國的數據分析了激勵制度對農業私人創新的影響，結果發現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私人創新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1]，而Hu和Mathews(2005)基于東亞五國的數據則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對技術創新的影響顯著為負[2]。雖然這兩個經驗研究的結果截然相反，但是仔細分析卻并不矛盾，這是因為美國屬于發達國家，而東亞五國屬于發展中國家，兩國無論是在經濟發展水平，還是在制度完善程度方面都存在顯著差異，這就啟示我們知識產權保護對于創新能力的影響并不是直接的，而是與某些中間變量密切相關。余長林和王瑞芳(2009)通過理論和經驗研究發現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越能促進該國的技術創新[3]，因此我們猜想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知識產權保護和創新能力的重要中間變量，其中的邏輯如下：當一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其本身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儲備較少，因此難以實現創新，此時其主要是通過向發達國家學習和引進前沿技術來實現增長，此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會阻礙技術的擴散從而不利于經濟的發展。由此本文提出第一個理論假設：假設1：經濟發展水平會通過創新能力來影響知識產權保護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才會有效激勵創新，從而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集聚式發展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主要趨勢，其不僅可以降低集群內部企業的交易費用和生產成本，而且能形成整體品牌效應，提高創新能力和競爭力，降低創新的投資成本，提高企業的市場存活率，還可以加速創新信息的擴散，從而有利于整個創意產業集群的升級和發展。也正是由于這一原因，集群發展水平較高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同時也需要較高的知識產權保護程度，這樣才能有效發揮集群的“增長極”功能。張杰、劉志彪(2007)通過理論分析指出在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低的創意集群中，企業間的模仿現象十分嚴重，從而降低了企業的創新收益，最終導致創新的消失和集群的衰落[4]?？讉ソ?2010)進一步利用實證研究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對產業集聚具有促進作用，其能夠有效影響企業的空間分布[5]。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產業集聚是知識產權保護影響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又一重要中介變量。當某一地區的創意產業集聚到一定程度時，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加強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將顯著提高，這其中的邏輯為在同樣的知識產權保護程度下，集聚程度的提高會通過外部規模經濟和知識溢出的顯著提高來更好地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由此我們提出本文的第二個理論假設：假設2：集聚程度會影響知識產權保護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當集聚水平達到一定程度時，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提高會通過外部規模經濟和知識溢出的顯著提高來更好地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市場經濟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外部保障，只有在一個有效的市場環境中，生活要素才會實現最優配置，社會需要也才能得到釋放和滿足，更重要的是，有效的競爭才能實現。在一個低效的市場經濟中，企業競爭取勝的關鍵并不在于創新，而在于其與資源所有者之間的關系，典型的比如政府，因此在這種條件下，即使知識產權保護程度較高，也不會對創新和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發揮有效作用。只有當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競爭是較為公正的情況下，創新才能成為企業在競爭中取勝的關鍵，此時知識產權保護的激勵作用才能發揮出來，因此我們認為市場化的發展是知識產權保護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前提條件，由此得到本文的第三個理論假設：假設3：市場化的發展是知識產權保護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前提條件，只有當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知識產權保護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影響才開始變得顯著。
2知識產權保護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影響路徑的經驗分析
2.1模型選擇與構建
通過上文的理論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影響路徑均與另一個中間變量密切相關，而且隨著中間變量程度的變化，知識產權保護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影響程度甚至是方向都可能發生改變，也就是說知識產權保護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的影響路徑是非線性的，因此我們考慮在實證檢驗中使用門限回歸模型對于本文的理論假設進行驗證。由于實證檢驗所使用的數據為2003~2013年30個省級行政區的面板數據，因此本部分最終使用的模型為面板門限回歸模型。與同樣用來發現數據結構突變的鄒檢驗不同，面板門掀回歸模型的突變點并不是人為設定的，而是通過對數據的客觀分析得出的，因此其更加科學和嚴謹。下面我們以單一門限回歸模型為例對理論假設1進行分析，其他兩個理論假設的驗證過程依此類推。我們假設經濟發展水平對于知識產權保護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存在單門限效應，且門限變量的值為γ，因變量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測度變量Y，Z為控制變量，X為知識產權保護的程度，th為門限變量，δ、β1和β2分別為相應變量的系數，μi為個體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β0為截距項，由此我們建立如下的單門限回歸模型：在獲取門限值后，我們還需要對門限值的顯著性進行檢驗，以確定模型的估計是無偏穩健的，下面，我們就結合中國2003~2013年30個省級行政區的數據對本文的理論假說進行驗證。
2.2數據與結果
根據前人的研究，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主要受三個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需求方面，我們使用人均GDP來表示，既可以衡量人們的消費水平，也可以衡量經濟發展水平；二是供給方面，我們主要使用每萬人的大學生數量來測度作為文化創意產業核心投入要素的人力資本；三是外部環境方面，我們主要使用城鎮化水平，即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外部的環境因素。因此我們主要選擇經濟發展水平GDP，人力資本水平HUM，城鎮化率CITY三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在門限變量方面，根據前文理論假設，我們主要選擇經濟發展水平GDP、文化創意產業集聚水平DIS和市場化程度MAR作為門限變量，并分別包含在三個不同的模型中，其中，經濟發展水平既是控制變量，也是門限變量，說明其對文化創意產業的影響是雙方面的。我們首先使用Bootstrap方法對門限效應的模型進行選擇，一般是在單門限、雙重門線和三門限模型之間進行選擇，對于以經濟發展水平作為門限變量的模型1而言，其模型檢驗結果見表1前三行，以產業集聚水平作為門限變量的模型2，其檢驗結果見表1中間三行，剩余三行為以市場化水平作為門限變量的模型3的檢驗結果。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不管是模型1、模型2還是模型3，只有單一門限回歸模型是顯著的，其他均是不顯著的，也就是說，三個門限變量對于知識產權保護程度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僅具有單一門限效應。表2進一步給出了各模型對應的門限值，可以看出，當人均GDP超過5.02萬元人民幣時，當文化創意產業本身的集聚水平超過1.16時，當市場化水平超過0.60時，知識產權保護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路徑將會發生結構性變動，至于這種變動的程度和方向如何，我們還需要在使用面板門限回歸模型進行進一步分析，其結果見表3。從表3我們可以看出，首先，無論是以經濟發展水平、產業集聚水平還是以市場化水平作為門限變量，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化水平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都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其中，城鎮化的積極影響最明顯，這說明城鎮化是推進一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最有效手段，這顯然與城鎮居民較高的收入水平和精神追求有關系；其次，與一般的理解不同，人力資本水平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影響并不顯著，只有在以市場化水平作為門限變量的模型中，人力資本水平的估計系數才在10%的水平上顯著，但是其影響程度也較低，這與我國的教育體制有密切關系，人力資本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其創新能力和思想上，但是現在的教育體制對于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培養嚴重不足，這直接導致我國人力資本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不顯著；最后，三個門限回歸模型中對于門限變量影響知識產權保護程度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間關系的估計結果與本文的理論分析是一致的，因此初步驗證了本文的三個假說。具體來說，當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即人均GDP收入在5.02萬元人民幣之下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程度不僅不能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反而會顯著阻礙該產業產值的提高，這顯然是與不同收入水平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機制不同所造成的，當收入較低時，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主要是靠模仿實現的，此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會限制這種模仿，從而抑制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相反，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人們的精神需求更加高端更加多樣化，單純的模仿已經不能有效滿足居民的需求，另一方面，文化創意產業的新創意已經越來越少，此時模仿的空間大幅縮減，創意創新成為下一步發展的關鍵動力，此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有利于維護創新者的創新收益從而激發創新積極性，促進文化創意產業可持續發展，因此，當人均GDP達到臨界值之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才是有必要和有積極意義的；當門限變量為產業集聚水平時，表3的估計結果表明當產業集聚水平達到臨界值（1.156）之后，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提高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會顯著提高，這與本文的理論假說2也是一致的，其邏輯在上文中已經論述，在此就不再贅述；當門限變量為市場化水平時，從表3的估計結果，我們也可以看出，只有當一個地區的市場化水平達到臨界值0.603時，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提高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才是顯著的，其邏輯我們在上文中也已經論述，在此不再贅述。需要注意的是，經濟發展水平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影響不僅存在門檻效應，還存在雙重路徑，即直接的促進路徑和間接的突變路徑，這在之前的文獻中也沒有人發現。由此可見，知識產權保護影響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路徑是非常復雜的，本文從理論和經驗兩個角度探討了經濟發展水平、產業集聚水平和市場化水平等三個因素對于這種影響路徑的作用機制，對于我們深入理解兩者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更好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3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從理論和經驗兩個角度系統探討了知識產權保護影響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機制和路徑，研究發現：經濟發展水平、產業集聚水平和市場化水平對于兩者之間的關系都具有單門限效應。首先，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不僅不會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反而會對其發展產生抑制作用，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加深才會顯著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其次，產業集聚水平雖然并不會改變知識產權保護影響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方向，但是當集聚達到一定程度后，其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積極作用卻顯著提高；最后，市場化程度是知識產權保護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只有當市場化水平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才能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否則其作用并不能得到有效發揮。根據這些發現，我們提出如下能夠促進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建議：第一，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的制定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不能一刀切，也不能一味冒進。這里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提高與創新能力的提高之間并不存在單純的統一關系，兩者之間發生作用還需要借助于其他重要變量，比如經濟發展水平，因此搞清楚知識產權保護與創新能力提高和經濟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理論邏輯是制定科學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的基本依據，這也是本文的主要貢獻所在。第二，在加快產業集聚的同時提高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文化創意產業的可持續增長。產業集聚和知識產權保護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依存關系，一方面，產業集聚可以提高知識產權保護的效用，另一方面，知識產權保護優勢產業集聚良性發展的前提條件，因此，地方政府在推進產業集聚的過程別要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體系的建設，這也是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題中應有之義。第三，繼續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建設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通過有效的市場競爭來發揮知識產權體系的有效功能。在改革開放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企業能否在競爭中獲勝更多的是依靠其與政府的關系，而不是創新，這就導致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形同虛設，也使得社會整體的創新意識淡薄，創新能力低下，從而不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必須繼續不遺余力地推進市場化建設，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使企業能夠通過正常的方式特別是創新來贏得競爭，這樣知識產權保護才有存在的必要，其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作用才能得以有效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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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3
關鍵詞：環境保護；經濟發展；策略
一、保護環境的意義
保護環境是現在全球關心的重要問題，為了更好地保護環境，很多國家加大力度懲處污染和破壞環境的行為，對于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采取一切措施進行嚴格控制。中國幾千年來都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人類想要更好地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條件就是環境。環境如果不適合人類生存，經濟發展得再好也都是徒勞。所以，經濟發展也需要環境作為保障，經濟發展需要環境，卻在發展的同時污染了環境。全世界都在探討如何更好地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也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降低和改善環境污染，將生態環境逐步惡化的現象慢慢改變，確保經濟和環境協調發展是政府相關部門的重要責任。保護環境使得國家的環境更加優美的同時，可以很好地促進旅游業的蓬勃發展，以此帶動經濟的發展，同時，良好的環境對國外投資者來說極具吸引力，可以很好地引入外資，將我國的高科技產業發展得更好，以此刺激經濟的快速發展。環境優美是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形象標簽，可以很好地提升國家在全球的影響力。因此，無論對于國內的經濟發展，還是對外的國家形象，保護環境都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能力直接反映了這個國家的綜合實力，也影響到其在國際中的地位，對于這個國家生活著的人們而言，經濟發展決定了他們的生活水平，經濟實力強的國家，人們必然會有高質量的生活，社會也會更加和諧安定。所以，經濟發展對于國家和個人來說都極其重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把大力發展經濟當作其工作的核心內容，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程度，才能為保護環境出更多的力量。經濟的發展可以使得落后的國家慢慢變得強大，同時也可以使該國的人們獲得更多的利益，讓公民可以自由投身于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世界的發展主題就是和平和發展，每個國家都應該以發展經濟為主要目標，盡一切努力使得經濟能夠高效和快速地發展，以保證國家能夠繁榮昌盛。
三、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是相互促進又相互矛盾的辯證統一關系，二者互相關系而存在。資源不寬裕的條件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互相矛盾，因為人們如果想要發展經濟就必然會破壞環境，保護環境對于發展經濟是制約條件，二者不能共生，只能擇其一，這種現象在發展中國家表現得特別突出。增加經濟發展的投入，就會減少環境保護的投入，二者的矛盾顯得非常明顯。而用發展的眼光分析和看待這個問題，就會發現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是和諧共生的，二者不存在矛盾，經濟發展了，環境保護就會得到更多的資金支持；環境保護好了，對于經濟發展起到非常大的助力。因此，對于長期發展而言，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是互相促進和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終極目標就是保護公民的根本利益，所以無論是環境保護還是經濟發展都對能夠為人們提供更多的利益。所以，在我國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進程中，應該正確認識和對待資源、經濟、人口和環境的關系，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環境問題應該積極有效地予以解決，最終保證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可以和諧共生，最終保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
四、保護環境的措施
1.調整經濟結構
調整經濟結構就要從起源處減少對于環境的破壞。一些污染比較嚴重的行業的節能減排工作應該重點監督，具有浪費資源和環境污染性質的項目應該限制進入，根據產業政策和環保規范來淘汰落后的項目和設洌將其對于環境污染的程度降到最低。重點控制和監督造紙廠、水泥廠、鋼鐵廠、禽養殖場、城鎮污水處理廠等排污的情況，重點投入和發展循環經濟，將不同的資源進行循環再利用，使得資源能夠得到最大限度地利用，主張增產減污、清潔生產。
2.加大污染治理力度
對于影響公民健康和破壞科學發展規律的環境問題應該重點對待和解決。將環境準入的門檻進一步提高，對于水平不高的重復建設項目堅決拒絕，對于產能過剩的項目建設降低損耗。加大環境執法力度，優先處理和解決類似于重金屬污染、土壤污染、飲用水污染等影響公民健康的環境污染問題，重點投入大氣、水以及農村防治污染等工作，用大力治理污染的態度讓人們感受到環境改善勢在必行的決心。
3.保護環境
重點發展環境保護相關的科技產業，加大投入環境保護相關技術的科研工作和科技攻關，把一些環保項目優先納入國家科技計劃行列，對于汽車尾氣凈化、污水深度處理、資源循環利用和飲水安全等問題加大投入科技研發力度，將科技成果的轉化速度不斷提高，積極將新材料和生物技術投入使用，使我國的環境保護措施更具科技性。
4.保護自然生態
保護生態環境的首要措施就是控制生態環境趨于惡化的勢頭。首先，對于嚴重影響環境的資源開發活動應該嚴格靜止，關注生態系統的自然修復能力，確保天然植被和生物多樣性不會受到破壞。其次，持續堅持建設生態工程，例如退耕還林、退牧還草、天然林保護、京津風沙源治理、西南地區石漠化治理等，使土地荒漠化、退化和沙化等環境問題得到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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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黃菁.環境污染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系及影響機制研究[D].湖南大學，2010.
文化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4
［關鍵詞］教育發展 經濟增長 灰色關聯度 重慶市
一、引言
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不僅需要物質資本的投入，更需要且依賴于科技進步和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而人力資本主要通過教育投資形成，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一直是經濟學界關注的焦點。
早在古希臘時，哲學家柏拉圖就在《理想國》中論述了教育和訓練的經濟價值。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1960）認為“人口質量和知識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類未來的前景”，人力資本是促進當今時代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在當代，盧卡斯(1988)提出了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而人力資本，主要靠教育來實現。
國內學者對教育與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研究。楊文波（1997）認為，經濟發展,離不開科學技術的進步和高素質的勞動者,而教育正是此二者的基礎。史世新，金周英（2005）認為，教育系統的主要產出是人力資本,教育系統是一個專業化生產人力資本的部門。教育及其生產的人力資本具有資源配置功能、制度和生產等功能,是技術進步的載體,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間接貢獻。熊春文（2007）從制度角度說明教育有利于經濟的增長。
二、灰色關聯模型建立
本文的實證研究采用了我國學者鄧聚龍教授（1982）的灰色系統理論。由于教育和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復雜性，我們在分析重慶市教育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聯性時采用了灰色系統理論中分析復雜系統因素的方法――灰色關聯分析（GRA）。
本文分析的是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所以選取經濟增長作為參考序列，設為y0，選取受教育年限，受教育程度等指標作為比較序列xi，再建立灰色關聯分析模型。分為以下幾步：
1.確定分析數列并將變量無量綱化
為了使不同年份的各個數據具有可比性，首先要對參考序列y0、比較序列xi的原始數據進行初值化處理，消除量綱。本文中比較序列分別是平均受教育年限（x1=(未上過學人口 2+小學文化人口 6+初中文化人口 9+高中文化人口 12+大專及以上文化人口 16)/總人口） 、受初等教育人口比重(x2=初中文化人口/總人口)、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x3=高中文化人口/總人口)和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x3=大專及以上文化人口/總人口)。
2.求差異信息序列
0i (k)=|y0(k) - xi(k)|，k=1,…,n;表示時間
并找出最小值min|y0(k) - xi(k)|和最大值max|y0(k) - xi(k)|。
3.經計算取分辨系數
=0.5（0
4.計算關聯系數
5.排序
通過排序即可得出比較序列對參考序列的影響的大小并得出結論。
三、數據搜集與分析
1.數據搜集與處理
把重慶市2002年―2009年GDP數據[7]作為參考序列y0（單位：億元）；把6歲及6歲以上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的數據[8]作為比較序列，經處理的具體指標與數據見表1。
四、結論與建議
由結論可知，重慶市作為一個西部的新興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教育發展水平有著密切的關系，其關聯度比較高，達到0.6169。此外，，說明高等教育與重慶市GDP的關聯度最高，達到0.6769，重慶市市GDP增長與教育發展水平呈正比。
由此情況可知，重慶市政府應大力支持教育事業，重點培養高素質人才，提高教育質量，深化教育體制改革，此外，可以引導企業加大員工培訓力度，增加教育事業的投資，以促進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1] Thodore W.Schult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Urban Competitiveness.1960
[2] Robert 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 ouran
[3] 楊文波.教育發展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有力杠桿.陜西教育，1997（5）
[4] 史世新，金周英.教育促進經濟機制的作用機制分析.經濟問題探索，2005(11)
[5] 熊春文.論教育公平與社會公平――基于帕森斯理論視角的一個反思.中國教育學刊，2007(7)
[6] 鄧聚龍.灰色控制系統.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
文化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5
目前，國內外對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關系的研究多數是對經濟發展引起資源過度開發、浪費進行定性分析，更側重于對經濟發展引起的環境問題及其解決措施的探討。國外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關系的主要著作有：TomTietenberg的《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該書從資源的角度講述了經濟發展與資源的關系，可再生資源與不可再生資源的配置理論，資源分類及各類資源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國內主要有魯傳一的《資源與環境經濟學》，該書主要闡述了對待資源與環境的三種觀點、資源-環境-經濟大系統模型和資源環境問題的根源。丁任重在《西部經濟發展與資源承載力研究》中以我國西部地區為研究區域，借鑒了國外落后地區開發的有益經驗，對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關系進行了研究，提出要樹立新資源觀。
2我國各省、市、自治區經濟發展與資源儲量關系研究
我國各省、市、自治區經濟發展水平從沿海到內陸逐漸降低，自然資源存量尤其是礦產、能源等從東到西明顯增加，社會資源則與經濟發展現狀相一致。在此對我國各省、市、自治區經濟發展與自然資源分布、社會資源配置進行分析，找出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與自然資源儲量、社會資源的關系，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經濟可持續發展，縮小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
2.1經濟發展與資源關系分析指標的選取
在分析過程中，指標的選取遵循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系統性和全面性相結合、動態性與科學性相結合、可比性與可操作性相結合、數量與質量相結合的原則，同時考慮指標量化及數據取得的難易程度和可靠性，盡量利用現有的統計資料及有關標準，選擇具有代表性的綜合指標和主要指標。本文從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經濟發展水平、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存量中選取指標分別進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各大類的主因子計算其綜合得分，建立三者之間的回歸模型，定量分析經濟發展與自然資源、社會資源存量的關系。
2.1.1經濟發展指標的選取
為更好地反映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本文從中國2005年統計年鑒上選取了8個能反應經濟狀況的指標（見表1）。以上經濟指標分別從經濟發展速度、經濟結構和經濟效益三個方面反映了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現狀。其中x1、x2、反映了各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x3、x4、x5反映了各地區產業的經濟結構，x6、x7、x8反映了各地區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經濟效益。
2.1.2自然資源指標的選取
為保證數據的真實性和準確性，選取了9個能反映自然資源狀況的指標（見表2）。以上9個指標分別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各地區的能源、礦產、水資源、森林資源與土地資源狀況。其中y1、y2、y3反映了各地區的能源狀況，y4、y5反映了各地區的礦產資源狀況，y6、y7反映了各地區的水資源和森林資源狀況，y8、y9反映了各地區的土地資源狀況。
2.1.3社會資源指標的選取
同樣從4個方面選取了10個反映社會資源狀況的指標（見表3）。由于社會類資源數據統計難度較大，為了保證數據的真實性、可靠性，分別從知識、人力，技術、信息、醫療衛生、交通、城市建設、社會保險和外商投資等10大指標對我國社會資源狀況進行定量分析。
2.2主因子的主成分分析
通過主成分分析得出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綜合得分，并建立回歸模型，定量分析經濟發展與資源存量的關系。為了消除量綱不同造成的影響，首先對各指標的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然后分別對經濟發展指標、社會資源指標和自然資源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計算綜合得分。
2.2.1經濟發展指標主成分分析
運用DPS軟件進行主成分分析,從8個指標中提取出3個主因子，其累積貢獻率為89.989%≥85%，表明這3個主因子基本上可以代表原始數據的全部信息（見表4）。由表4可見，3個主成分的貢獻率分別為46.940，31.722和11.327。第一主成分U1在工業生產總值、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和城鄉居民儲蓄上的特征向量值較大，故U1能更好地反映各地區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第二主成分U2在第三產業比重和居民生活消費水平上的特征向量較大，故U2能更好地反映各地區產業結構現狀與居民的消費水平。第三主成分U3在GDP增長率和第二產業比重上的特征向量較大，故U3是反映各地區經濟增長率和第二產業發展狀況的指標。
2.2.2自然資源指標主成分分析
通過主成分分析從9個指標中提取出5個主因子，其累積貢獻率為91.036%≥85%,表明這5個主成分基本上可以代表原始數據的全部信息（見表5）。從表5可見第一主成分V1在煤、石油、土地面積核實地面積上的特征向量值較大，故V1是反映個地區能源資源及土地資源的指標。第二主成分V2在鐵礦、銅礦和水資源上的特征向量較大。故V2是反映各地區水資源與礦產資源的指標。第三、四、五主成分V3、V4、V5分別在鐵礦、銅礦、天然氣、煤的特征向量較大，表明V3、V4、V5分別是反映各地區礦產資源、天然氣能源和煤炭資源的指標。用公式（1）、（2）計算出自然資源的綜合得分（記為E2）。
文化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6
[論文摘要]廣義發經濟學是現展經濟學的宏觀拓展，它擴充了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包括發展中國家，也包括發達國家的發展問題：它擴大了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不僅研究一國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更重要的是，將整個人類社會協調發展問題納入研究范圍，廣義發展論的核心是“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它描述了文化、制度和政策這三個因素是如何內生作用于經濟發展過程的。
1廣義發展論的定義及其涵義
廣義發展論是運用多學科分析方法，以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問題為研究對象的、廣義的發展經濟學，是相對于僅以發展中國家和經濟問題為研究對象的狹義發展經濟學而言的。廣義發展論及其核心理論模型“文化一制度—政策模式”是第四階段發展經濟學的綜合發展理論框架的雛形。
一般來說，人們將所有國家按照發展程度區分為發達和不發達國家、較發達和欠發達國家，考慮到持續變化的過程，將不發達和欠發達國家稱為發展中國家，較發達和發達國家稱為發達國家。與發展經濟學一貫只將發展中國家作為其研究對象不同，廣義發展論的研究范圍包括不同發展程度的所有國家。之所以這樣界定廣義發展論的研究范圍主要有兩個原因：
(1)發展不只是工業化，不單是發展中國家的當務之急，發達國家也還有繼續發展的問題。具體來說，發展中國家通常面臨增長和發展的雙重任務(其中的最不發達國家面臨啟動、增長和發展的三重任務)，而發達國家在實現了經濟增長后，除了要解決經濟增長中遺留的社會問題，還直接面臨著如何繼續發展的問題。因此，可以說，所有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發達與不發達只是相對而言，發展是人類社會共同的、永恒的主題。
(2)自發展經濟學誕生以來，盡管許多發展經濟學家企圖找到適合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一般理論，但這些理論都無法概括不同類型的發展中國家的差異，迄今為止建立經濟發展理論的努力尚未獲得成功。在建立一般理論模式的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經濟學放棄了對一般理論的探討轉向“類型學”研究，即由注重一般經濟發展理論的研究轉向強調對不同類型的發展中國家作分組或國別的研究，企圖使發展經濟學再具活力。國別研究雖然是一般經濟發展理論賴以建立的基礎，但以國情特殊而否定一般發展理論的存在也是不妥的。國別研究畢竟不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一般性理論，發展經濟學始終未從總體上揭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更談不上揭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本質過程和一般規律，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嚴重的缺陷。
因此，發展經濟學的出路在于，一方面要做大量的國別研究，因為只有在對各種類型的發展中國家做了系統深入研究之后，才能從中提煉出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另一方面，要回歸到發展經濟學的主旨上來，要以探討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本質過程和一般規律為己任。這樣，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就必須包括所有的國家。
這個意義上是廣義的。
2廣義發展論的理論結構
2.1發展一般問題的提出及其界定
信息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帶來了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加速全球化的進程，也加深了全球化的程度，即各國經濟相互滲透的程度加深了，人們所關注的僅僅是各自國家的經濟發展，更加關注世界經濟總體發展狀況。而現有的狹義發展經濟學只是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缺乏對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性的研究，已經回答不了現實提出的新問題，因此，發展經濟學必須開辟一個宏觀的研究領域—廣義發展論，專門研究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支配因素及其相互關系，使人們對經濟發展過程的本質有個總的概念。
廣義發展論將文化、制度和政策視為發展的內生因素。即在發展過程中，政策對發展起著最直接的作用，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變量；然而，政策的制定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之下進行的，制度安排決定了政策偏好，最終決定了經濟發展收益的歸屬，從而制度也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變量；制度安排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文化則對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制度變遷起著推動作用，因而，文化是發展的又一重要變量。那么，可以把發展簡單地表示為政策、制度和文化的函數：f《P，I，c)(其中，P代表政策，I代表制度，c代表文化)。
2.2文化因素內生化
本文提出“文化因素內生化”，認為文化是影響經濟發展因素中產生最深刻的內生因素。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露絲·本尼迪克特(Rose.B)認為，一定的文化(模式)，是一個民族(種族)在歷史長河中逐步積淀而形成的，其形成過程可以歸納為：遠古的生活環境所形成的行為偏好一長期的自然整合而形成的某種標準—標準逐漸被群體所認同一最終形成特定的文化。之所以說文化因素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最深刻的內生因素，是因為文化模式具有持久性、隱蔽性和超越性，所謂持久性是指文化模式一經形成就具有很強的穩定性，除非當經濟結構發生了劇烈的變革，文化模式才會出現明顯的變化，但是文化模式中的一些“分子”仍然會長期保留下去，而形成特定的傳統；所謂隱蔽性，是指文化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最深厚的、滲透到大眾生活中的無意識的層面，較之經濟、政治結構具有更大的韌性，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經濟行為；所謂超越性，是指文化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層面，可以超越特定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文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價值取向。它是大眾所認同的價值觀和道德倫理標準，它不僅改變個人的發展，而且改變整個民族的發展進程。一種文化的價值觀是否鼓勵獲取財富的經濟行為、對個人財富是否有制度性的保障和如何使用財富，更確切地說，是否把財富用于生產性的投資，都對經濟發展起著抑制或促進作用；2、商業進取精神。這是發展商品經濟的人文因素。它包括對財富的向往(對財富的向往程度取決于財富所帶來的邊際滿足的大小)、在工作中的能動性和冒險精神。其中，冒險精神指的是愿意改變個人的職業，這意味著可能背井離鄉，但發展往往需要這樣的流動；當然，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經濟發展，而是通過影響制度層面間接地決定經濟發展，它起作用的載體是“文化經濟人”。經濟學從人性的角度將經濟行為主體定義為“經濟人”，但事實上，一切行為主體及其執行經濟行為都是在特定的社會人文環境下進行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濟人”實際上應是“文化經濟人”。
3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及其應用
文化－制度－政策模式是決定廣義發展論是否具有社會功用的關鍵，這個模式的意義不僅在于闡釋了文化、制度和政策這三者相互作用的機理，主要在于它在現實中的可操作性、可運用性。我用“誘導發展”這個概念來表示模式的操作過程。簡單地說，“誘導發展”就是對模式地逆向運作，有兩種方式：1、政策制定(制度交易)－制度變遷－文化整合－文化變遷2、政策制定(制度交易)－改變觀念－文化變遷。第一種運作方式是通過政策選擇推動制度變遷，從而追使傳統(上接第35頁)文化、觀念發生變化，從而克服文化中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促進經濟發展。由于政策不是直接作用于文化層面，而是通過制度這一中間層，因此是漸進式變遷；第二種運作方式是政策選擇直接作用于經濟行為主體，由于經濟行為主體使文化發生作用的載體，其思想觀念的變化最終將導致文化變遷卜克因素，從而利于經濟發展。由于政策直接作用于文化載體，使文化遭到直接，劇烈的沖擊，因而是突發式的變遷。這兩種運作方式的根本區別就在于，政策選擇首先作用的層面。對于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家來說，使用第一種誘導發展方式較好，因為這樣可以避免文化層面直接遭受沖擊，以漸進的方式進行變革可以減小變革成本。而對子歷史并不悠長的國家，直接使文化發生變遷，一不僅加速了變革進程，而且也使變革以較小的成本進行，因此，第二種誘導發展方式更適合。
4廣義發展論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