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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多樣性的重要性范文1
關鍵詞：現代營林技術；植物；多樣性保護
植物多樣性保護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促進生態環境平衡發展，在某種植物受到病蟲害侵擾的情況下，還有其他樹種給予生態環境發展支撐，同時也是促進林業生產能夠滿足市場供應需求的基本措施。而營林技術則是促進植物多樣性保護效率提升的重要策略，因此，需要對營林技術的重要性、應用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以及在植物多樣性保護中的應用措施進一步了解。
一、現代營林技術的重要性
市場經濟競爭越來越激烈，木材資源的需求量不斷增長，為了滿足市場供應需求，林場不斷進入改革與調整中，現代營林技術在林業發展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包括可促進植物多樣性保護能力的提升，從對各種經濟樹種的栽種規劃與管理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科學意義。在林場中，因為營林布局的不同，對植物多樣性保護作用也會有一定的差別，因此，在造林過程中，應該重點考慮對植物與環境的保護措施，明確林場中重點發展的樹木品種，并對其進行特殊管理與保護，同時對其他植物的管理與保護也不可以忽略，尤其是環境管理方面更要做到位，為多種植物提供良好的生存空間。營林技術的應用可以促進林場經濟效益的提升，同時也能夠促進生態平衡發展，是一舉雙得的有效措施。
二、存在的問題
隨著現代化科技發展，科學技術不斷深入到各個領域中，營林技術利用科學手段不斷取得良好的應用效果，但是由于營林技術在具體應用過程中還有很多現實性的問題沒有解決，導致營林技術發展受到限制。比如：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影響下，工業化發展模式越來越龐大，而此時排放的大量污染物已經嚴重威脅到我國生態環境發展，大量的植被受到污染影響，生長能力減退，甚至嚴重的已經出現植被無再生能力，土壤的營養成分也已經不具備促進植物生長能力，導致環境逐漸惡劣，不斷出現霧霾、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等情況，森林覆蓋率也因此明顯縮減，不僅不能滿足市場需求，反而加大了生態環境破壞程度。為了更好的保護植物，采用合理有效的營林技術，提高植物多樣性保護水平，對種植樹種方面進行更科學的研究。
三、植物多樣性保護措施
1、植物病以及蟲害的科學防治
在林場的營林過程當中，經常會發生蟲害以及病害，而且通常會發現次要植物上也會存在著不同程度上的病蟲害。在這個時候，就要對這些災害進行有效的預防，必要時候可以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來維持這些植物的正常生長，這也是現代化的營林的又一重要職責。這種職責的履行同樣是保護植物多樣性的一個重要過程。營林工作人員應當細心觀察，并且給予及時上報，要積極地配合管理人員進行病蟲害的防治。
所謂的科學防治的主旨就是從生態角度和社會角度進行雙重立意，從而達到提高產量的目的。要以保證植物的完美存活為首要標準，同時也要兼顧增加綠地面積的責任，同時還要時刻持有可持續化利用的心態，以增加瀕臨危險的植物的生存空間為首要使命，從而大力地整治營林的病蟲害防治。還要對多發性病蟲害的發病原因、傳播途徑、治理方法進行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探究，以防治為主要手段，以治理為次要手段的科學治理方案。
2、林場有目的性的混交營林
混交林模式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林場的樹種類型，并且有效地利用了喬木和灌木的高低差，大大提高了林場的垂直空間和頂層閑置空間的利用率。而且混交林相對來說在經濟效益上比單一林要更好，因為其病死率相對較小，不同植物之間的病蟲害感染率因為物種不同而大大下降?；旖涣髟跔I林過程中應用十分廣泛，且其應用范圍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這要得益于其能夠擴大林場的生態族群、改變植物結構的優勢，也就是說它可以大幅度地提升植物的多樣性。而建造混交型營林，其首要原則是，首先依照光源的具體分布情況來因地制宜地選擇合適的種類；其次要依照著垂直空間的結構來進行植物的選擇。
3、推廣不煉山營林
不煉山的營林方式植物種類較為豐富，且林中的動物種類較多，綠地面積相對較大，因此可以節省出大筆的經濟投入。相反，煉山型營林方式則沒有上述優點，因此，在現代化的營林技術當中，還是應當采用不煉山營林的方式，這樣才更能實現林場的植物多樣性保護的生態意義。推廣不煉山技術，能夠很大程度上保證綠地不受到損害，同時還能夠保證土質的濕潤和質量，從而維護其整個生態小環境的和諧與統一。而且在不煉山的營林模式下，林中的有益動物比較多，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對病蟲害的發生起到一個預防和生物防治的作用，從而更好地促進林木的生長發育，也能夠進一步提升林木的質量以及產量。
4、要保證綠地的面積
在現代化的營林模式中，為了進一步提升營林的成活率以及生存質量，要對林下的雜草多采用一些現代化的除草方式，譬如機器除草或者是藥物噴灑全除等，當然也可以輔之以人工除草方式。盡管這種做法可以收到很好的除草效果，但是如果從保護國家的綠地這個角度出發，從保護生態的角度出發，這又是與其相背離的。所以，在解決矛盾的時候要從當前的矛盾入手，綜合地進行研究和考量，要找到一個既能夠達到除草的效果，又能夠保證破壞性較小的方法。當前，最好的方式是將容易對營林樹種造成損害的蟲類植物進行全除，同時也對瀕臨危險的植物加以保o，對于不會影響到營林樹木正常生長的植物也要加以保護，對于那些能夠提升水土保持的植物加以保護等。當然，在實施這些措施時，一定要首先綜合考慮，同時兼顧經濟、生態與社會，最后才做出最終決定，做到既進行了營林除草，又保護了植物的多樣性。
5、有計劃地封山育林
如果想要達到較高的營林效果，有時候就要有計劃地、有范圍地進行封山育林。這樣可以大幅度降低人類以及牲畜對于營林地區植被多樣性的保護。所謂的有計劃的封山育林就是在林木能夠生長的重要時期所采用的管理措施。只有這樣貫徹落實，才能夠更好地促進林中植物的生長，從而保護林中所有的有機植物繁衍、生長，促進林中植物多樣性保護的真正實施。
6、優化生態環境
對于營林技術中植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優化生態環境的過程中，混交林的營造林業人員可以構建更加良好的植物生態群。在這一過程中，林業工作人員應當注重樹種的選擇和培育的科學合理配置，譬如在選擇的過程中，可以把一些喜陰的植物和一些喜陽的植物混合種植，從而能夠促使林業結構趨于合理和穩定，并且更好地促進植物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社會多樣性的重要性范文2
你們好，值此新年到來之際，我們相聚在鄭州市動物園新落成的科普廣場，共同啟動2010中國動物園生物多樣性保護年，鄭州市動物園科普廣場落成暨虎年生肖文化節活動，心情感到格外的興奮。
目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形勢非常嚴峻，大量的科學報道都證實了當前形勢的嚴重性；“千年生態系統評估”表明，全球生態系統近三分之二的功能已經喪失；短短三十年間，物種的多樣性平均減少了40％。
生物多樣性保護已經是一個國際性的，我們全人類所共同面對的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他和我們人類的生存和生息密切相關，直接決定著我們人類的未來。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已經引起了世界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世界各國和各地區政府、非政府組織和企業在內300多個合作伙伴，已經采取措施迎接挑戰。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創建了“倒計時2010”——一個聯合合作伙伴。2010年，各地環境保護組織將把“保護生物多樣性”作為活動主題，并在全球范圍內開展“倒計時2010”活動。
作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締約國之一，中國全力支持“2010生物多樣性目標”活動在中國的開展和實現。
中國是世界上擁有眾多生物物種的國家之一，有著全世界近15％的哺乳動物、14％的鳥類和18％的魚類。巨大的自然資源維持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發展，但這些自然資源面臨的威脅卻與日俱增。XX年“iucn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近3000個動植物物種生活在中國。保護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刻不容緩。
動物園是環境保護教育的重要窗口，近年來，鄭州市動物園積極開展了形式多樣的保護教育活動。如科普進社區進學?；顒樱?010中國動物園鶴類保護年活動，科普志愿者活動等，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引起了較大的社會反響。鄭州市動物園已經成為河南省最重要，最大的野生動物科普教育基地，在河南省，鄭州市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建設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為鄭州市園林局創建國家園林城市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貢獻。
按照中國動物園協會的統一安排，鄭州市動物園決定把“2010中國動物園生物多樣性保護年”活動作為2010年科普活動的重點工作之一，大力宣傳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讓更多的公眾通過動物園這一鮮活的教育窗口，進一步認識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并積極參與到綠色環保的行動中。
在此，我謹代表鄭州市園林局，對鄭州市動物園“2010中國動物園生物多樣性保護年”活動的舉辦予以大力的支持，希望他們積極組織，力爭把這一活動辦的圓滿，辦的成功，為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做出貢獻。
各位來賓，2010年是農歷虎年，虎是我們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所尊崇，所熱愛，所歌頌的圖騰形象和珍稀動物，在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中有著極大的影響力，他和我們中華民族的龍文化，鳳凰文化一起，構成了我們民族的正源圖騰文化。
鄭州市動物園是中國動物園中圈養展出虎數量和種類最多的動物園之一。為了讓虎有一個更好的棲息繁衍生境，鄭州市動物園于2010年春建成并開放了新的獅虎熊散養場。今年，東北虎繁殖喜獲豐收，共繁殖了6頭小東北虎。完全可以這樣說，鄭州市動物園，是中原地區的虎樂園。
社會多樣性的重要性范文3
不過，作為對生物多樣性問題作出而誕生的現代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產生與發展，還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由于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保護生物多樣性領域的國際法的發展，經歷了由慢到快、由簡單變復雜、由零散到系統的過程。這個發展過程，根據其保護理念來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萌芽階段：利用價值保護
20世紀50、60年代之前，并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環境法；相應的，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國際法也處于萌芽狀態。這一階段的國際法主要是根據個別物種對于人類的利用價值（主要是經濟價值）提供保護，而對生物物種的內在價值、生態系統以及生物多樣性等方面則很少涉及。歷史上，野生生物的利用和保護一直被認為是國內法的事項，反映了各國對其自然資源的永久。不過，盡管國家擁有重要的利益，野生生物很長時間以來便是國際合作的內容。因為野生生物的活動范圍并不總是停留在某個國家的政治和地理疆界之內。例如侯鳥等在多個國家間遷徙的物種，其保護就需要進行國際合作。類似的，其棲息地橫跨幾個國家、或者位于國家管轄范圍之外的國際公域的非遷徙物種，其保護也自然需要進行國際合作。由此，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逐漸形成。
19世紀60年代開始，歐洲出現了早期的保護生物物種的國際條約，主要有1867年《英法漁業公約》、1882年《北海過量捕魚公約》、1886年的《萊茵河流域捕撈大馬哈魚的管理條約》、1902年3月《保護農業益鳥公約》、1911年《保護海豹條約》等［1］。通過這些生物保護條約，締約國通過談判分配了各種資源資源（主要是魚類以及海豹）的開發權，希望能夠達到某種可持續捕獲的水平。實際上，諸如海豹條約等早期的野生生物保護條約是最早反映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條約———即最大限度的可持續產出的概念。此后，很多環境主義者不斷呼吁要禁止對野生生物的商業性開發。
在此背景下，國際社會通過了一些比較重要的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國際條約，如1933年《保護天然動植物公約》、1946年《國際捕鯨管制公約》、1950年《國際鳥類保護公約》和1951年《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等［2］413。
例如，國際捕鯨委員會，最初是一個在成員國間分配捕鯨量的組織，現在逐漸轉變為禁止商業性捕鯨的機構。國際捕鯨委員會充分說明了當時國際野生生物法內的主要焦點，即如何在開發與保護之間進行適當的平衡。早期的條約很少考慮野生生物的保護問題，而是專注于如何在不同利益國之間進行資源的分配。隨著環境關注的日益提升，這些野生生物條約開始將其興趣由在締約國之間分配資源，轉變為實現可持續的開發水平，即“可持續產出”。不過，在很多情況下，實現生物資源可持續產出的努力并無法成功。有時候，國際條約締結的太晚，錯過了將種群保持在能夠可持續產出的水平上的時機。另外，關于可持續捕獲水平的準確估計，在科學上還缺乏充分的認識。而且，即使科學家發現了確定的數字，關于開發的政治壓力也是促使決策者確定不可持續的水平。在這一階段，保護生物多樣性國際法體現出三大特點：首先，除少數條約規定了現代意義上的環境保護手段和措施、具有真正的生態保護含義外，絕大多數公約所表現的是一種短期的功利主義，［2］28即：側重于保護漁業資源、海豹等經濟性的資源，或對某一物種經濟利益的保護，忽略了對其維護生態平衡的作用的保護；目的是為了保護相鄰國家間的經濟利益，而非保護環境。
其次，這一時期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手段是不充分的，主要采取的方法是簡單的禁捕、禁采、禁伐。一般而言，“最通常的做法是禁止捕獲屬于某個特定物種的個別生物，而不考慮該物種的生存條件是否存在。”［2］235第三，它采用的是一種跨界解決方式，參與這些國際法的主要是與保護對象有直接利益關系的少數邊界相鄰的國家。
二、初步形成階段：內在價值保護
二戰后，各國忙于戰后重建恢復經濟，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的發展規模也不斷增大，開始出現一些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各國對資源能源的不合理開發和利用也帶來了嚴重的危機。此時，環境科學和生物科學得以興起并迅速發展，其研究成果促使人們不斷深化對生物物種的內在價值的認識。所謂內在價值，是指自然界每一個有生命的或者具有潛在生命的物體都具有某種神圣并且應當受到尊重的價值。此時，人們已經認識到，各個物種之間內在價值是平等的；以是否可以為人類服務為標準來判斷生物物種資源的價值，本身就是一種物種的偏見。在這種背景下，一系列旨在保護生物資源的國際法律文件應運而生，現代意義上的保護生物多樣性國際法也開始正式形成和發展。在這一時期，國際社會依然締結了一些對物種的利用價值進行保護的公約和協定，但更多的國際文件開始側重于對生物的內在價值進行保護。例如，1973年通過的《瀕危物種國際貿易條約》（CITES公約）形成了一套詳細的、但也是比較復雜的管理制度，涵蓋數千種動植物。事實證明，這種類型的國際合作也是應對國際經濟活動（主要是不斷增加的野生動物和植物貿易）對生物帶來負面影響所必需的。盡管有旨在控制物種國際貿易的CITES公約以及旨在保護遷徙物種的多項公約，但是野生生物物種在很多地區還是出現了喪失的現象。
有些是商業開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棲息地遭到破壞的原因，特別是對那些遷徙物種。這就促成了1971年《關于特別是作為水禽棲息地的國際重要濕地公約》和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出臺。這些條約旨在為保護具有特別重要性的生物棲息地提供資源和政治意愿。除了上述國際條約外，比較重要的國際法律文件還有1968年《非洲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公約》、1973年《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1979年《野生動物遷徙物種保護公約》、1979年《歐洲野生生物和自然生境保護公約》、1980年的《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公約》、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1986年《南太平洋地區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的公約》，等等。這一階段，保護生物多樣性國際法的主要特點有：首先，在國際立法的指導思想上，重新認識了人與自然的關系，開始從最初的功利主義、注重保護對象的經濟效用轉向注意內在價值和其它非經濟價值。如1973年《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開宗明義，宣布“許多美麗的、種類繁多的野生動物和植物是地球自然系統中無可替代的一部分，為了我們這一代和今后世世代代，必須加以保護”。其次，保護手段日漸豐富。通常，這些公約不僅保護個別物種，而且會保護其棲息地，并考慮到可能影響該物種和棲息地的所有生態要素；同時，為了保護、保存、展出、恢復和利用各種保護對象，公約通常要求各締約國綜合采取法律、科學、技術、行政和財政措施等多種手段。第三，很多公約開始采用一種全球視角，將保護對象確定為具有人類共同利益的事項，號召所有國家、而不是少數與保護對象有直接利益關系的相鄰國家在全球范圍內進行保護。
三、迅速發展階段：生態系統保護
不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護生物的國際法一直飽受“缺乏廣泛的戰略或政策”之詬病。在1972年和1992年之間，國際社會針對那些具有較大商業價值的特定物種或品種，制定了300多項專門的國際環境協定曾試圖減緩和扭轉生物流失的局面。但隨著生物多樣性的繼續流失，人們發現野生生物單行立法的方式不足以保護地球上的生物多樣性。而且，生物保護學家發現，過于保護某種珍惜動植物，會使決策者對其它形式動植物的保護。顯然，應當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20世紀90年代前后，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
基于對環境和生態系統的整體性、環境問題的綜合性等特點的認識，人們了結到針對個別的物種或棲息地采取的保護措施，并不能從整體上解決生物多樣性問題，必須改變傳統做法，另辟蹊徑。因此，他們呼吁制定一項廣泛的框架公約，以涵蓋威脅地球上生命形式多樣性的各種危險。通過保護生態系統的健康來保護生物多樣性，是一項全新的保護方式。盡管1940年《西半球》也承認生態系統保護的重要性，但是幾乎沒有認真實施過這方面的規定。28年后一項區域公約———《非洲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公約》也更加重視生態系統的保護。在全球范圍內，最初體現這種思想的是軟法文件，如1980年《世界自然保護戰略》和1982年《世界自然》。特別是《世界自然》，它是世界自然保護同盟（IUCN）紀念1972年斯德哥爾摩會議召開10周年所發起并促成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的一項國際法文件，也是是在人與自然關系方面進展最大也是最具創新性的一項國際文件。該措辭嚴厲，但它只是一項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軟法文件。盡管如此，該也成為生物多樣性保護理念轉變的里程碑。最終，《世界自然》所蘊涵的廣泛的、整體性的保護理念體現在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中。從1984年到1987年，IUCN發起了第二輪的努力，它起草并完善了一系列可以被納入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條款。IUCN的建議條款集中草擬了全球為保護遺傳、物種和生態系系統層次的生物多樣性所需付諸的行動，特別是在保護區內外的就地保護措施，以及關于財務機制的詳細建議。但是，各國政府拒絕將IUCN的建議作為進行談判的基礎。盡管如此，IUCN的努力為吸引全球關注以及對生物多樣性的支持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直到了1987年，聯合國環境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意識到經過多年的努力，生物多樣性的消失不但沒有減緩，而且每況愈下，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行動迫在眉睫。于是，UNEP成立了一個特別工作組（adhocWorkingGroup）來調查是否有必要以及有沒有可能“制定一項綜合性公約的意愿以及可能的形式，以便使該領域的活動合理化，并解決其它可能處于該公約調整范圍內的領域的活動”（UNEP，GCRes.14/26.1987）。該項“包容性”（umbrella）公約（01）的最初目的是涵蓋當時及未來所有的環境保護與生物保護公約，為各種野生生物以及生物棲息地的國際條約提供協調的框架。
該特別工作組小組在1988年的第一次會議所做的結論是既有各公約只提到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特定問題，并不能充分滿足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全面需求。當時已簽訂的公約，只涵蓋了一些國際重要的自然地點（如《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保護公約》）、瀕絕物種的貿易威脅（如《華盛頓公約》）、某類特定的生態系統（如《濕地公約》）和某一種群的物種（如《遷移物種公約》）。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區域性的自然資源保護公約和相關法律文件。不過，就算所有這些公約加起來，也不足以保障全球的生物多樣性。最終，特別工作組達成共識，統一現行的國際條約在政治上、法律上以及技術上都很難行得通，應當建立一或多個具有約束力的全球法律機制，特別是可以在既有公約之上建立一個新的框架性（framework）條約（2），以保護全球生物多樣性。在工作組活動期間，很多國家、特別是南方國家不愿意接受一項主要考慮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公約。發展中國家并不看好新的全球化條約的前景；而且他們普遍擔心，推動這樣一個“議程”會阻止他們通過利用自然資源，從而影響其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相反，他們認為，該公約還應當考慮生物多樣性和生物技術的可持續利用問題。經過一個長期的爭論，發展中國家利用他們擁有豐富生物資源的事實，從發達國家取得了一系列讓步。這些讓步包括從發達國家獲得財政支持和技術轉移（如生物工藝和監測技術）；有關管理生物工藝的議定書；承認當地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社團；規定在某種條件下允許國家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其遺傳資源所產生的各種利益。這種方法等于是讓發達國家的政府和公司承擔義務，將利用從發展中國家取得的遺傳資源而獲得的產品利益與它分享，發展中國家要求他們得到發展的權利，至少是他們的所有權。在草案中內容中，擁有豐富生物資源的發展中國家也成功地獲得了法律的認可，承認他們對自己的生物資源完全擁有權利。這些資源不再如同國際社會過去所認為的那樣，是全人類的共同遺產。正式談判開始于1991年，UNEP的工作組被改組為“生物多樣性公約政府間談判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NegotiatingCommitteefora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INC）。最終，談判被納入到1992年里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CED）的籌備活動中，被期望能夠在該次會議上開放簽署。在里約會議之前達成協定的壓力具有兩個效果。一方面，它促使各國盡快達成妥協并形成協議。
另一方面，談判的達成很倉促，留下了一個若干條款相互沖突、而且含混不清的文本。最終文本在1992年5月22日，即籌備委員會會議的最后一天完成，供兩周后開始的里約會議開放簽署。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第36條之規定，公約在第30個締約國（蒙古）批準加入書交存之日的90天之后（亦即1993年12月29日）生效。該公約沒有為保護生物多樣性提供具體的標準或者措施，它也沒有為最初設想的所有物種和生物多樣性法提供框架。不過，它確實涵蓋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多樣性，并為各國的保護努力提供了重要的指導。此后，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國際法也經歷了一個較為迅速的發展時期。從數量上看，這一階段，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國際法增長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幾乎所有的法律文件都體現了全新的保護理念，主要有1992年《波羅的海海洋環境保護公約》、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1995年《地中海生物多樣性特別保護區議定書》、1995年8月在紐約簽訂的《跨界魚類種群和高度洄游魚類種群的養護與管理協定》、1999年《萊茵河保護公約》，2000年《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2003年《非洲自然與自然資源保護公約》（修訂版）等。這一階段，保護生物多樣性國際法的特點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首先，以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為典型，各公約都奉行了綜合生態系統保護（IntegratedEcosystemProtection）的理念。即承認并重視人和生態系統以及生物多樣性之間存在的必然聯系，要求全面、綜合地理解和對待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及其各個組分、它們的自然特征、人類社會對它們的依賴，以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因素對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其次，這些公約將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持續利用、生物資源的獲取與惠益分享等看似沖突的問題之間找到了聯系的紐帶，在保護目標上實現了動態的平衡。而這種保護方法，也更容易達到預期的目標和效果。第三，它們遵循了一種全球解決的思路，要求將地球上的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保護，而無論其政治邊界如何；同時，各國都有義務為了全球利益而保護在本國境內的生物多樣性。
四、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發展趨勢
綜上可見，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是為了適應國際社會應對日益嚴重的人類環境問題的需要而應運而生的，是現代國際法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產生條件至少有以下三個：（1）生物多樣性問題日益嚴重，已經危及到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2）現行國際法缺乏應對、解決這種問題的有效機制；（3）世界各國對形成了保護全球生物多樣性的共同政治意愿，并致力于發展有效的國際法律機制。可以說，沒有國際法的存在與發展，也就沒有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產生與發展。不過，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發展遠未達到成熟的地步。美國學者凱爾森曾指出：“一般國際法由于其分散化，具有原始法律的性質”。［3］如果說人類法律的起源與發展大致遵循著如下的軌跡：“原始習慣不成文習慣法成文習慣法（習慣法匯編）國家法”，那么現今的國際法尚處于世界水平的“習慣法編纂”時期———只不過，與文明之初的成文習慣法相比，它增加（或稱“吸收”）了更多技術化的成分———要真正達到高級形態的國家法，還有一段十分漫長的路程要走。從某種意義上講，就現代國際法自身的發展來說，“現今的國際法尚處于世界水平的原始法時期”［4］。國際法尚且如此，作為國際環境法最新分支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發展更是顯得薄弱，離達到基本滿足國際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不足之處，至少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法律規范發展不足。首先，構成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基礎并代表其發展方向的一些重要原則，如可持續發展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代際公平原則等，尚未發展成為國際習慣法規則、而被國際社會采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法規范。其次，法律規范尚不完善。目前很多領域（如外來物種入侵防治等）缺乏有效的規則；已有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加以調整的領域，也因為條約形式更多地采用框架公約模式、內容上道德宣示重于法律強制，從而導致其保護力度有重大欠缺?？梢哉f，目前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律規范所調整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律關系的范圍及深度都無法滿足國際社會的需要。
2.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雖已初步形成了一個體系，但這個體系本身并不完善，尚未形成一個層次分明、結構合理、內部協調統一的整體。而且，國際社會缺乏一個指導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發展的整體規劃，條約的發展仍以零星、分散是形式出現；現有的《21世紀議程》層次不夠，國際法委員會也缺乏這方面的相關職責，其關于發展國際法的方案由于只是軟法文件而只能對各國其建議作用。
3.實施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國際組織機構不健全。國際社會缺乏一個具有強制力、可以保證各國平等參與、對國際生物多樣性事務予以監督協調的國際機構。目前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等都不足以承擔此重任。
4.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監督、管理、激勵和制裁機制沒有形成。由于缺乏有權威的超國家機構，作為法律基本特征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強制力極其薄弱，甚至可以說可以說是剛剛萌芽，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人類的道德機制。
5.各國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持續利用問題上的共同政治意愿與各國在政治、經濟利益上的巨大差異之間的鴻溝難以彌合，這從根本上制約著國際生物多樣性立法與實施朝著更高的方向發展。［5］
面對這種局面，國際社會開始在各個方面進行積極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以《21世紀議程》中有關國際環境法的規定及其實施最為重要?！?1世紀議程》第39章“國際法律文件和機制”提出了“評價和促進（國際環境法的）效力，以及通過各項考慮到普遍原則和所有國家的特殊不同需要和所關心問題的有效國際協定或文件，來促進環境與發展政策的結合”的總目標，并為此提出了8項目標和4個方面的活動領域。作為國際環境法的一個主要部門，生物多樣性國際法的發展自然也要遵循《21世紀議程》確定的目標和實施方案。結合《21世紀議程》所作的行為計劃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發展現狀，筆者認為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今后將在以下幾個方面得到較大發展：
1.發展中國家參與生物多樣性領域國際立法與實施的作用不斷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也將會更多的反映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和不同需要，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成為發展中國家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有力武器，這亦是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突破其“瓶頸”、獲得新發展的前提；
2.國際組織、特別是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和個人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國際法上的地位不斷得到確認和提高；
社會多樣性的重要性范文4
關鍵詞：南亞熱帶森林；核心共生種；群落營造；南昆山；生物多樣性
中途分類號：S68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2641（2012）05-0000-00
收稿日期：2008-03-03
修回日期：2012-07-26
隨著當前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生態環境的遭到日益嚴重的破壞日益嚴重。人們已普遍開始認識到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并為保護現存現有天然生態系統的保護及對退化生態系統的改造作出各種努力。國際上，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保護生物的多樣性成為國際保護自然保護最令人最關注關心的目標[1]；聯合國為喚起引起全社會對生物多樣性的重視，將2010年定為“國際生物多樣性年”[2]。我國在保護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改善生態環境的改善方面也作出做出了巨大努力，包括：營造高生物多樣性的人工群落、；設計結合自然、模仿自然群落設計營造景觀、景觀規劃基于生物多樣性的保護[3]- [～4]等。然而，要
要打造營造生物多樣性高、穩定的植物群落，營造穩定的群落景觀，既保持保留群落的觀賞價值又不喪失群落生態價值的。前提是要熟悉該地域地帶性植被特征及當地植物的生態習性，以便篩選挑選出合適的植物材料。
南昆山位于惠州市龍門縣境內，與廣州交界，是大城市邊緣的綜合性自然保護區，1993年國家林業部批準成為國家森林公園，2007年經國家旅游局批準成為國家AAAA 級旅游景區，是珠江三角洲大面積保存較好的森林和野生動植物的大面積生態類型自然保護區。南昆山為典型的南亞熱帶生態系統，其頂級生態系統為季風常綠闊葉林。為進一步提高南昆山的生態環境質量，需在其局部區域進行了人工造林，并建造科學合理的、生物多樣性高的人工植物群落。
1優先選用鄉土樹種中的核心共生種有利于群落生物多樣性的提高
鄉土樹種是指原產當地并經長期的自然選擇，經受當地極端氣候條件、病蟲侵襲等一系列自然災害考驗仍能健壯生長的樹種[5]。在現代的生態景觀建設中，鄉土樹種因具有較強的適應性，具有和較大的生態效益而備受親睞，應用鄉土樹種是植物多樣性就地保護的內容之一[6]，對當地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具有重要意義[7]。但由于鄉土樹種具有多樣性的特點[8]，致使設計者在選材過程中常常難以準確篩選出恰當的對象。研究發現，在景觀營造過程中核心共生種可作為鄉土樹種的首選。
1.1可動連鎖種與核心共生種的概念
可動連鎖種：指能夠從群落中某些或某株植物，傳播到另外的生境，因而在群落中具有重要的建群作用的物種，也是群落植物生存繁衍的重要因素原因，被稱為“可動連鎖種”[9]。譬如某些植物為了自身的繁衍和持續生存，不得不依靠蜂類、蝶類、鳥類、獸類等動物來傳粉或傳播種子，稱這些動物為可動連鎖種，它們與植物的關系是互利共生的。
核心共生種：，一般指能夠維持可動連鎖種及多數其他動物存活的關鍵性植物種[10]。
可以設想我們的在人工群落中，某個植物種群吸引的野生動物越多，而且能為其他種群起到庇護、殺菌、驅蟲、固氮、提供養分等良好作用的話，那么它的地位就最為“核心”。在人工群落中應用該物種，可達到豐富群落生物多樣性的重要作用。
1.2選用核心共生種的重要意義
1.2.1豐富群落的生物多樣性，增強群落系統的穩定性
森林群落演替的過程由簡單到復雜，一般具有“侵移-―定居-―競爭-―反應”四個環節，以從而達到形成到達維護區域性穩定與平衡的頂級群落。人造群落應師法自然，遵循森林群落演替的過程規律，循序漸進的地進行。選用某一核心共生種，可吸引鳥類、蜂蝶類等可動連鎖種，從而有利其他物種的病蟲害防治、開花結果等；而另一核心共生物種雖不能吸引鳥類、哺乳類等，但能吸引昆蟲類小動物，形成鳥類、小型哺乳類的食物源，另一方面，由于其他核心共生物種其在植物群落中占據一定的生態位，可制約第一核心種的發展，維持生態平衡。還有一些非核心共生種，雖不是動物的食物源，但能為某些動物療傷治病，從而招引動物，豐富群落結構。據筆者觀察，當犬科動物煩躁不安、腸胃不適時常會取食李氏禾（Leersia hexandra）等植物，以達到恢復健康康復目的；而另一些植物則有具固氮功能作用、可生產肥料促進群落的物質循環及能量交換，起到優化群落的作用。由此可見，在人工群落中對核心共生種進行科學的配置，有利于豐富群落的生物多樣性和營造穩定的群落結構。
1.2.2有利形成優美和諧的群落景觀，開展實現群落的科學教育工作功能
很多核心共生種枝繁葉茂、花果飄香，不僅能吸引野生動物，還能吸引人們前來觀賞、采食、研究，因而極易形成野生動物與人類和諧共處的環境景象。如人工群落里種植的多花山竹子（Garcinia multiflora）、桃金娘（Rhodomyrtus tomentosa）等植物的果實常常吸引眾多小型動物，形成豐富的群落結構，從而引起人們觀察、研究的興趣，有利于群落科普功能的實現。
1.3 合理選擇南昆山核心共生種構建群落
1.3.1南昆山植物群落核心共生種種類統計
南昆山的核心共生種果實形態一般比較特別，色彩比較艷麗，能引起眾多動物的注意，且含有豐富的淀粉、糖份、蛋白質等營養成分。如小喬木香港四照花Dendrobenthamia hongkongensis果實為松鼠、豪豬、白鷴等哺乳類和鳥類所喜愛，植被地稔能成為八哥、白鷴、紅嘴藍雀、喜雀等多種動物的食糧。據調查初步統計，南昆山植物群落中能與哺乳類、鳥類、昆蟲類等動物共生的核心共生植物種有39種，隸屬于27科、30屬（見表1），大多數為南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喬灌層的建群種類。
表1.3.2南昆山核心共生種的分布狀況
在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華南瀕危動物研究所等多家研究單位對南昆山自然保護區天然林林區野生動植物多年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制出《南昆山自然保護區動植物分布圖》（圖1）。
圖1. 南昆山自然保護區野生動植物分布圖
注：A赤腹鷹Accipiter soloensis；B黑冠鵑隼Aviceda leuphotes；C黑鳶Milvus migrans；D雀鷹Anisus nisosimilis；E蛇雕Spilornis cheela；F虎紋蛙Hoplobatrachus rugulosus；G鬣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H獼猴 Macaca mulatta；I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J云豹Neofelis nebulosa；K水獺Autra lutra；L青鼬Martes flavigula；M紅隼Falco tinnunculus；N小靈貓Viverricula indica；O金貓Felis temmincki；P大靈貓Viverra zibetha；Q普通Buteo buteo
由圖1可知，在核心共生種為優勢樹種的區域，一般都分布有哺乳綱、猛禽等大型動物的分布。優勢樹種為核心共生種殼斗科植物的藜蒴（Castanopsis fissa）、米櫧、羅浮錐、甜錐（C. eyrei）集中分布的區域，分布有黑冠鵑隼（Aviceda leuphotes）、黑鳶（Milvus migrans）、蛇雕（Spilornis cheela）、虎紋蛙（Hoplobatrachus rugulosus）、鬣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獼猴 （Macaca mulatta）、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云豹（Neofelis nebulosa）、水獺（Autra lutra）、紅隼（Falco tinnunculus）、小靈貓（Viverricula indica）、金貓（Felis temmincki）、大靈貓（Viverra zibetha）、普通（Buteo buteo）等動物種群，可見核心共生種可以大大豐富群落生物多樣性。
2增加生境多樣性有利于群落生物多樣性的提高
生物多樣性是適應環境分異性的結果，生境越多樣，能定植和棲息的物種亦越豐富。
2.1 在水域環境增加水生植物
承載水體的濕地具有滯留沉積物、營養物，為兩棲類、魚類、水禽等提供棲息地及繁殖地等功能，生物多樣性資源非常豐富。南昆山的濕地為淡水型生境，主要有溪流、河流、水池等幾種樣式形式，為提高生物多樣性，豐富景觀層次，可建立生態型駁岸，以種植“沉浮挺”、“喬灌草”野生植物為主，故可發掘耐濕性強的野生物種，如地稔（Melastoma dodecandrum）、石菖蒲（Acorus gramineus）、菖蒲（Acorus calamus）、千屈菜（Lythrum salicaria）、水龍（Jussiaea repens）、澤瀉（Alisma orientali）、水鱉（Hydrotrechus remisator）、芡實（Euryaie ferox）、浮葉眼子菜（Potamogeton natans）等。
2.2 適當保留朽木
南昆山因有大面積的森林分布故保存較多朽木。應于人工群落適當的位置，適當保留一些朽木樁。這些朽木樁不僅能點綴環境，同時能長出的各種大型真菌的子實體、附生植物和腐生植物，豐富的物種多樣性，同時具有較強的觀賞性，同時使景觀野趣盎然。形狀理想的朽木樁更是個天然的根雕藝術品。
朽木和枯枝落葉在森林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森林中的營養循環與能量流動均依賴于朽木與枯枝落葉。倒木通常含有高比例的碳、氮與、磷和如鉀、鈣、鎂與鈉的礦質元素，如鉀、鈣、鎂與鈉。倒木上的菌類可固氮。樹木的種子以及蕨類和苔蘚的孢子在腐爛的倒木上得以發芽，倒木也可以為幼苗提供營養和水分，倒木上存在的不利于苗木存活的病原菌要比林地少。許多微生物、無脊椎動物、爬行類、兩棲類、鳥類和哺乳類要靠倒木提供隱避處和食物。
3 適當引用“粗生”的色葉植物有利于群落生物多樣性的提高
華南地區植物的觀賞特性，以觀形的種類為主，觀花的種類占一定比重，觀果及觀葉的種類較少，色葉種缺乏[10]，為了提高群落景觀效益的需要，改變單調呆板的群落景觀，可適當引用“粗生”的色葉植物立刻能讓景觀鮮活起來，改變單調呆板的群落景觀，具畫龍點睛之功效。所謂的“粗生”即具有較強的抗逆性，如既耐寒又耐旱，不怕風霜水凍等的種類等。這些植物不需過多的人工維護，既能豐富群落景觀，又能降低管理成本。但色葉植物不宜過多使用，否則，景觀會顯得頹喪俗氣，缺乏綠意。
南昆山的色葉植物資源豐富，主要有花葉山姜（Alpinia pumila）、鯽魚膽（Maesa perlarius）、山烏桕（Sapium discolor）、嶺南槭（Acer taipuense）、楓香（Liquidambar formosana）、野漆樹（Toxicodendron succedaneum）、虎舌紅（Ardisis mamillata）、虎耳草（Saxifraga stolonifera）、紫背天葵（Begonia fimbristipula）、小葉紅葉藤（Rourea microphylla）、野生紫蘇（Perilla frutescens）、疏花馬蘭（Strobilanthes divaricatus）、廣州蛇根草（Ophiorrhiza cantoniensis）等。
地帶性植物的開發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缺乏品種意識，、不重視植物品種的篩選和園藝品種的培育[11]是我國園林植物新品種開發中存在的問題。加強加大對鄉土樹種的引種力度，既可增加群落結構的生物多樣性，又可突顯凸顯當地地帶性植被特征，體現當地的群落特色。因此在人工群落的營造過程中，應進一步加大鄉土樹種的應用比例。
4 結論
生物多樣性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營造高生物多樣性的人工群落是自然生態系統與人工生態系統的有機結合，是人類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方式。在人工群落中引用可動連鎖種與核心共生種是豐富群落生物多樣性的有效手段；根據華南地區觀賞植物的特性適當引進粗生的彩葉植物是增加群落觀賞價值和生物多樣性的有益方式；而生境多樣性則是生物多樣性存在的前提。因此，將三者有機結合有利于營建南昆山高生物多樣性人工群落的營建。
致謝：該研究由廣東省林業廳動植物保護辦公室資助。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陳紅鋒研究員和湛江師范學院成夏嵐講師對論文的撰寫提出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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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稿老師：莊雪影 朱純
作者簡介：
鐘文超（1978- ），男，廣東惠州人。
畢業于華南農業大學園林專業，現供職于廣東龍門南昆山省級自然保區管理處綜合科。
工作單位：廣東龍門南昆山省級自然保區管理處
通訊地址：廣東省惠州市龍門縣南昆山生態旅游區上坪村 郵碼：516876
社會多樣性的重要性范文5
關鍵詞：自然保護區；生態系統；多樣性；作用
1 自然保護區的類別和保護對象
1.1 以保護完整的綜合自然生態系統為目的的自然保護區
例如以保護溫帶山地生態系統及自然景觀為主的長白山自然保護區，以保護亞熱帶生態系統為主的武夷山自然保護區和保護熱帶自然生態系統的云南西雙版納自然保護區等。
1.2 以保護某些珍貴動物資源為主的自然保護區
如四川臥龍和王朗等自然保護區以保護大熊貓為主。
1.3 以保護珍稀孑遺植物及特有植被類型為目的的自然保護區
如廣西花坪自然保護區以保護銀杉和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為主。
1.4 以保護自然風景為主的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
如四川九寨溝、臺灣省的玉山國家公園等。
1.5 以保護特有的地質剖面及特殊地貌類型為主的自然保護區
如以保護近期火山遺跡和自然景觀為主的黑龍江五大連池自然保護區。
1.6 以保護沿海自然環境及自然資源為主要目的的自然保護區
主要有臺灣省的淡水河口保護區， 海南省的東寨港保護區和清瀾港保護區。
2 自然保護區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
2.1 為 人類提供研究自然生態系統的場所
世界建立的各類自然保護區已超過1萬個, 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保護區與物種有關, 保護著成千上萬的野生動植物物種, 尤其是珍稀瀕危的脊椎動物和高等植物, 這不僅有效保護了世界上驚人的物種多樣性, 同時也建立起了野生物種的自然基因庫, 可為后人保存大量的野生動植物基因類型。地球上的生物物種是人類的財富, 是人類食物、藥物、工農業生產原料等的重要來源, 它們不僅具有重要的經濟價值, 還有重大的科研價值和精神意義。
2.2 宣傳教育的活的自然博物館
科普宣傳與環保教育是自然保護區發揮的一個重要作用。自然保護區向人類展示了大自然豐富多彩的生態系統，向公眾揭示了大自然多姿多彩的奧秘，也是人類體驗與自然和諧共存的佳境。簡明、生動、靈活多樣的科普、環保知識宣傳，使公眾逐步認知保護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重要性，同時也認識到自然保護區建設的重要意義。
2.3 保護區中的部分地域可以開展旅游活動，可持續利用資源
應把保護區的建設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與持續利用密切結合起來。直接合理開發利用保護區豐富的生物資源, 獲取直接經濟效益, 是保護區發展的經濟基礎, 也是妥善解決當地居民生產、生活問題的關鍵。在實行人工保護條件下, 野生動植物資源的生長速度、生物量都有可能增加, 甚至種群超量發展。合理開發利用部分野生動植物, 種植本地特產的經濟植物, 飼養本地野生的經濟動物等, 對于穩定天然食物鏈, 保持保護區的自然承載能力, 維持合理的種群數量都是有益的。
3 建立自然保護區的意義
3.1 林業部門要進一步加強立法工作
對已有的涉林法律法規要進行修改、完善，為了推進林業事業發展，還要研究制定新的法律法規；生態公益林補償制度是推進生態建設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一項重要措施，國家和地方各級政府都要積極努力，不斷提高補助標準，而且要把自然保護區作為重點給予納入，這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現。
3.2 自然保護區和風景名勝區的生態旅游工作協調得較好
特別是從旅游收入中確定一定比例的資金，回饋生態保護，用于保護區的保護、宣教科研工作的作法，值得大力推廣；要認真做好我國野生動植物基因庫建設工作，要有法律保障，要有資金投入，確保物種基因安全；要加大對自然保護區的投入，把自然保護區發展建設的投入納入中央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和財政預算中去，加強自然保護區基礎設施建設，推進這項事業的又好又快發展。
3.3 開辟科研、教育基地
自然保護區是研究各類生態系統自然過程的基本規律、研究物種的生態特性的重要基地，也是環境保護工作中觀察生態系統動態平衡、取得監測基準的地方。當然它也是教育實驗的好場所。
3.4 保留自然界的美學價值
自然界的美景能令人心曠神怡，而且良好的情緒可使人精神煥發，燃起生活和創造的熱情。所以自然界的美景是人類健康、靈感和創作的源泉。
社會多樣性的重要性范文6
基金項目:（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建設項目，《反饋尋求視角下的陜西紡織服裝企業文化特質對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14JZ019）
摘要：反饋尋求行為對個體和組織的積極影響已有共識。已有研究重視個體層面的分析，忽視組織層面的深入探究。本文以組織構成多樣性為視角，提出組織構成多樣性顯著影響個體反饋認知，進而決定反饋尋求行為的策略和頻數這一觀點。本文嘗試建構組織的功能多樣性顯著影響價值認知，社會分類和價值觀多樣性顯著影響成本認知，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形成復雜認知，再到反饋尋求行為的多渠道影響模型。最后，文章簡述了模型的創新和未來研究意義。
關鍵詞 ：組織構成多樣性 價值認知 成本認知 反饋尋求行為
反饋尋求行為對提高個體組織適應能力、技能及完成角色期望等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Stobbeleir等（2011）的最新研究表明反饋尋求與創新績效直接相關。學者們對反饋尋求行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80年代，對反饋尋求前因變量的探討常見的是對個體成本-收益理性認知的研究，最為典型的是價值和成本認知，另外較多關注的是成就目標導向、自尊及自我效能等。但是個體總是生存在一個人員構成復雜的組織環境中，反饋尋求需要通過向上級或者同事詢問，或者通過對周圍情景變化的監測等方式實現。如果僅關注反饋尋求者的個體特質及對信息價值的理性認知，而忽視信息貢獻者和持有者構成特征和反饋意愿，那就好比Johson（2003）所言“我們僅僅看到生活在水中的魚兒，卻忽視了魚兒賴以生存的水”。Ashford(2003)也提出，在過去的20年里甚少討論涉及反饋尋求的組織背景，這也代表了未來研究機遇和方向。所以在研究反饋尋求行為時，不僅要關注反饋尋求者對擬尋求信息的價值認知，還要認識到尋求對象的群體特質對反饋認知的影響。組織構成多樣性能較好的反映尋求對象的整體特征，也是目前研究較多、較具爭議的話題。有學者從積極角度論述了組織構成多樣性利于信息加工和利用，與績效提高顯著正相關；而消極角度則認為多樣性會帶來情感沖突、刻板印象或者對組織身份唯一性的維護，不利于績效提高。本文認為相比組織構成多樣性對績效的影響，其更為直接的影響是個體的反饋尋求行為，反饋尋求作為一種自我調節方式，是提高和改進績效的策略之一。因此本文以從組織構成多樣性的視角入手對尋求對象的群體特質進行分類，在對已有研究進行綜述的基礎上，分別從組織構成多樣性對個體反饋尋求行為的價值認知和成本認知兩方面的影響入手，建構一個較為完整的組織構成多樣性對個體反饋尋求行為的多渠道影響模型。
一、反饋尋求研究綜述以及局限性
1.反饋尋求的概念
Ashford（1983）首次提出了“尋求反饋”的概念以來，學者們在不同領域對反饋尋求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將反饋尋求概念進一步明確為個體直接向上級、同事詢問或者通過間接監測的方式獲得反饋信息進而改善組織適應性、完成角色定位和提高績效的頻率。Ashford（2003）的綜述研究認為學者們對反饋尋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①反饋尋求的動機研究，工具性動機、自我強化動機和自我保護動機；②反饋尋求的目標，獲得準確數據、獲得工具性目標以及追求自我強化。③反饋尋求的頻率、方法(直接詢問和間接監測)和時間的研究。④反饋尋求認知的研究，即價值和成本認知。其中對反饋認知的研究得到了較為廣泛的共識，是眾多后續研究的理論基礎，也是本文研究的立足點。
2.已有研究局限
本文認為以往研究本質上暗含了“自由人”的假設前提，但是反饋尋求畢竟發生在二者或者更多人之間，需將“組織人”作為假設前提，如果進一步考慮尋求對象群體特征對個體感知的影響，如群體資歷、經驗、態度和價值觀念等方面對個體認知的潛在影響，會提高個體認知對反饋尋求的解釋力。雖然有些學者在反饋尋求的研究過程中，也有提及對象群體特征與反饋尋求之間的關系，如Tsui和Ashford (1991)提及了人口多樣性，Vancouver和Morrison也提及了反饋源的專家性，Williams等(1999)亦提及了良好的同事關系等對反饋認知和尋求會產生影響，Ashford等也在實證研究中驗證了組織中人員工作任期和組織任期等對反饋尋求頻率和價值認知的負向影響。這些研究都從一定側面反映了組織構成對反饋尋求影響的重要意義，但是這些研究并沒有把組織構成多樣性作為研究重點，更缺乏該方面的系統梳理。
也有學者在信息搜尋的研究中提出信息源特征是影響信息獲取的重要前因，但是這些研究似有差異。例如Morrison等學者普遍認為信息源的可得和易得是影響任務相關的信息搜尋的影響變量，也就是用最少努力原則去解釋個體的反饋尋求；但是Yunjie等人 (2005)認為質量驅動而非成本驅動是影響信息搜尋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前者在一種典型的交換背景中進行，尋求主導動機是工具性動機；而后者則是在人際復雜和存在社會風險的組織中進行的，群體特征而導致的個體間情感沖突顯著，自我保護或者印象管理動機作用明顯。反饋尋求的對象群體是人，人際風險、情感沖突普遍存在，因此對反饋尋求行為的研究更應綜合思辨尋求對象整體特征對尋求者價值和成本認知的影響。
二、組織構成多樣性與反饋尋求關系的理論研究
1.組織構成多樣性定義和類別
對組織構成多樣性的定義較普遍的是組織中不同類型的人或者一些人們用于區別自己與別人的不同之處的要素稱為多樣性。更準確的定義要源于多樣性的分類，并且對多樣性劃分口徑不一，會導致對績效的影響不同?？傮w來說學者們用兩種范式來區分多樣性，第一種是以要素為基礎的分類方式，例如二元劃分，可預見與不可預見多樣性，以及多因素多樣性。另外一種則是以比例為基礎，例如少數人和多數人。但是在目前多數研究中運用比較多的是因素研究范式，主要有：Jacksonet 等人（1995）提出的關系導向型和任務導向型 ；Harrison等人（2002）論述的表面多樣性和深層多樣性；以及McGrath (1995)等人創立的更為詳盡的五種類型的多樣性。后來Mannix和Neale（2005）將這些分類進行了匯總，分別總結為社會分類差異、知識和技能差異、價值觀和信仰差異、人格特點差異、組織或者社會身份差異以及社會聯系差異。劃分方式的不同導致與績效的關系亦不同。Knippenberg等 (2004)認為顯性多樣性是社會分類差異，會導致群際間偏見和情感沖突；而隱形多樣性中的功能差異與情感的關聯度較低，但是隱形多樣性分類中的價值觀和態度差異卻與情感沖突等密切相關，所以原有的二元劃分的形式并不能更加清楚的說明多樣性與結果變量之間的關系。本文在基于以往顯性（淺層次）和隱形（深層）多樣性研究的基礎上，參照Knippenberg等（2004）對多樣性的劃分方式，將組織構成多樣性劃分為三種類型來研究個體對多樣性的感知以及對反饋認知的影響，即功能多樣性、社會分類多樣性以及價值觀多樣性。
2.組織多樣性對反饋尋求影響的相關理論
學者們對多樣性對績效的影響機理進行了一些研究，例如Jackson等（2003）提出了組織多樣性的影響機制，即組織多樣性與情感反映、團隊行為之間的聯系以及互動機制，在這個研究中比較明確的提出了多樣性對個體交流會產生影響。Knippenberg 等(2004)提出了一個綜合的多樣性與績效關系的模型，該模型認為多樣性本身并不能引起績效的變化，而對多樣性化信息的運用和加工過程可以帶來績效的提高，該研究也提出了多樣性與信息加工過程之間的關系。這些研究結論都為探索多樣性與反饋尋求之間的關聯研究奠定了基礎，對二者關系的理解，主要源于三個基本的理論：認知信息加工、社會分類和相似-吸引理論 。
三、組織多樣性對反饋尋求影響的多渠道影響模型建構
本文認為組織構成多樣性本身并不能顯著影響反饋尋求行為，多樣性對個體反饋尋求影響主要有三個渠道：價值認知、成本認知以及復雜認知；價值認知是對需求信息有用性的判斷，對員工的工具性動機產生影響；而成本認知是由于二者或者群際間的情感沖突所致，自我強化和自我保護占主導。復雜認知是組織構成多樣性影響下的價值和成本認知的交互作用決定的。
1.功能多樣性感知與價值認知
功能多樣性是指知識與技能差異，主要表現在受教育程度、知識、技能、專業性、經歷以及能力等方面，這些特征也可以把它們理解為隱性多樣性或者深層多樣性Vancouver 和 Morrison的研究認為反饋源的專家性和信息易得性，是人們信息選擇的重要影響前因，所以在功能多樣性豐富的組織中，由于人們的受教育程度、知識、經驗和技能等資源較充沛，個體獲取技能完善、績效評價、角色期望等方面的信息源豐富、質量更高，獲取信息亦更加容易，故對尋求過程起積極作用。同時，Pelled等 (1999)的研究也表明，功能多樣性與工作相關性較強，與情感關聯度很少，也就是說個體反饋尋求受到較少的非目標因素的干擾，例如社會風險和人際困惑等，進一步說明功能多樣性與個體對目標信息的價值認知密切相關。另外一些研究也彰顯了功能多樣性與價值認知之間的邏輯關系。如Winquist和Larson（1998）認為教育、背景以及專業性的多樣性都體現了多樣性的有益之處，這種深層次的多樣性為進一步的信息加工提供了便利條件，直接影響個體認知。Mannix等（2004)認為雖然與相似性強的個體交流更加容易，但是與具有不同背景、技能和專業的人交流，也會促進任務合作和問題的解決。這些實證研究均說明了功能多樣性利于任務相關的信息選擇、交流和利用，為信息加工理論提供了佐證，也說明在功能多樣性豐富的組織背景為個體工具性動機形成創造了條件，利于價值認知。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斷，組織功能性多樣性與個體反饋尋求的價值認知顯著正相關。也有研究認為當競爭作為調節變量時，功能多樣性與組織產出負相關。不過Tanya和Menon（2006）認為由于組織內部的競爭關系，人們更愿意從組織外部獲取信息，內部競爭越多，越不愿意從內部獲取知識。本文認為功能多樣性不僅體現為類型（橫向）的多樣性，也體現為相同類型下的水平（縱向）多樣性。競爭大多存在于相同類型、相似水平的個體之間，而在功能多樣性豐富的組織中，水平相似的競爭并不一定影響個體的反饋尋求動機，因為他們可以向組織內部的非相似水平群體尋求反饋，例如個體更傾向于向更高學歷、經驗豐富和知識淵博的個體尋求反饋，從而提高技能或者改善適應性等，較少影響個體對尋求信息的價值判斷。
命題1 組織功能多樣性顯著正向影響個體對反饋尋求的價值認知。
2.社會分類多樣性感知與成本認知
社會分類多樣性指種族、性別、年齡、職位等方面的多樣性，這些特征可以被視為是顯著特征或者表面特征，與情感反應密切關聯。社會分類讓人們總是對自己有一個明確的自我定位，將自己置于某一群體內并區分清楚群體內和群體外成員，從而導致群際偏見。例如Williams 和O’Reilly（1998)認為，年齡、任期、以及種族的多樣性對社會融合和交流起消極作用。Milliken和Martins（1996)認為顯著的多樣性更容易激起個體的刻板印象和偏見。大多數學者均認為社會分類多樣性會導致較差的社會融合和凝聚，導致負面績效。Pelled等人在研究有關多樣性與沖突的關系時發現，與工作無關的種族多樣性會增加情感沖突，Roberson等（2003）的實證研究表明亞裔美國經理人身份的唯一性預示著刻板印象，刻板印象與間接反饋尋求和尋求打折顯著正相關。故種族多樣性較易引起融合困難和情感沖突，其自我保護或者印象管理的動機阻礙個體初始的工具性動機，成本認知顯著。Ashford以及VandeWalle等學者研究認為職位和任期多樣性亦對反饋尋求價值認知產生負向影響。誠如上文分析所述，社會分類的一個結果就是產生群際偏見，以及個體的組織身份唯一性，個體對組織身份威脅的感知源于人們對身份、職位以及群體歧視的微妙競爭，所以這些情感沖突讓個體在反饋尋求時，擔心自己身份、地位以及面子問題，因此依然體現為在反饋尋求時，成本認知主導。但是對年齡和性別的研究還存在一些爭議，有些研究證明性別、年齡多樣性對績效發揮產生積極作用，但也存在不同呼聲。本文認為從尋求反饋的角度看，性別的差異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詢問，因為相似-吸引理論表明相同特質個體之間的交流和互動更加容易，所以同性之間的詢問相比與異性容易；在向與自己年齡差距較大的人（尤其是比自己年輕的人）請教時，也會由于刻板印象或者偏見而終止詢問。綜上所述社會分類多樣性易引起刻板印象、組織身份威脅或群際偏見等情感沖突，進而導致反饋尋求的對承擔社會風險的擔憂，成本認知顯著。
命題2 個體對組織社會分類多樣性的感知顯著正向影響個體反饋尋求的成本認知。
3.價值觀多樣性感知與成本認知
價值觀多樣性表現為個體的目標、使命差異以及對群體中自己任務和使命的區分。價值觀是一個隱性的多樣性，不易被察覺，也可以說是社會分類多樣性的“”。我們在現實的工作中，可以通過一個人對事物的態度以及具體的社會分類去進行區分一個人的價值觀。McGrath等 (1995)認為相似吸引不僅體現為表面水平，更體現為態度、價值和信仰等，正因如此，相異的價值觀和態度之間便會產生排斥。Earley（2000）認為當組織內文化異質性達到一定程度時, 就會發生與社會同一性和自我歸類理論相關的心理認知過程, 使得文化價值觀相似的組織成員聚集在一起，文化異質性較高的組織往往會形成多種亞文化, 并容易引發各種沖突, 阻礙組織內部的相互交流與合作；Townsend和Scott (2001)認為人們更愿意與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尤其是信仰、價值和態度相似的個體或者群體?？梢姰敺答亴で笳咚幗M織內部成員價值觀念差異較大時，刻板印象、偏見或者知覺到的態度差異，讓反饋尋求者產生自我保護意識，阻礙個體對反饋尋求本身的價值關注，從而轉向成本導向。尋求對象也很可能由于知覺到價值觀的差異，不愿意反饋或者有所保留，增加了互動交流本身的困難。因此當個體態度和價值觀與知覺到的對象不一致時，人們便會排斥或者自然把他們劃分為群體外成員等，表現出情感沖突，對這個本身很有價值的“信息源”不愿意靠近，表現為成本主導的認知模式。
命題3 價值觀多樣性顯著正向影響個體成本認知。
4.反饋認知與反饋尋求
上文曾提及Asford(1986)提出了價值認知和成本認知在反饋尋求行為中的重要意義，后來的研究也都證明了價值和成本認知在這一機制中的中介作用，價值認知正向影響反饋尋求頻數或者努力程度，反之成本認知。個體尋求反饋的初始意圖大多是希望在與同事的交流或者向上級的詢問中獲得技能改善、提高組織適應性或者完成角色期望等信息，這是一種自我調節的積極策略。當個體知覺到周圍同事或者上級知識、經驗、能力或者閱歷豐富，并不存在情感沖突時，個體認為反饋尋求可信度或易得性更高，價值認知顯著，進而促進個體的反饋尋求行為；當個體知覺到組織構成多樣性讓個體知覺到較多身份威脅、社會風險等情感沖突時，反饋尋求時的成本認知占據主導地位，進而抑制個體的反饋尋求頻數、努力程度或者改變反饋尋求策略。
假設4 反饋認知（價值和成本認知）在組織構成多樣性與反饋尋求關系中起中介作用。
5.成本認知的調節作用
上述分析中已討論了組織功能多樣性促進個體的工具性動機，表現為對尋求信息的價值認知，這種價值認知會促進反饋尋求；但是個體總是生活在一個身份、地位 或者觀念不同的群體中，個體感知的社會分類多樣性和價值觀多樣性會強化組織中的情感沖突，令印象管理或者自我強化動機占據主導地位，進而體現為對尋求成本關注，成本認知很可能抑制直接尋求的頻率和努力程度，轉向間接尋求或者終止尋求。本文認為反饋尋求的策略、頻數是由組織構成多樣性所影響的價值認知和成本認知的交互，即復雜認知作用決定。
價值、成本認知與直接尋求：如Ⅳ象限中，功能多樣性所致的價值認知增強，而社會分類或者價值觀所致的成本認知減弱時，直接尋求的頻數和努力程度增強，例如當個體感受到較強的組織支持時，可以通過直接詢問的方式獲取反饋信息而達到自身目標，并且這種負面影響越小，直接尋求的頻數或者努力程度越強；同時在Ⅰ象限的區域2中，雖然成本認知也在增強，但是價值認知大于成本認知，故依然更表現為直接尋求的方式，但直接尋求的頻數或者努力程度會因受到成本認知的影響而減弱。
價值、成本認知與間接尋求：在Ⅰ象限區域1中，當價值認知增強時，成本認知也同時增強，此時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由于對尋求價值的認可，但又顧慮到各種尋求成本，只有改變反饋尋求的策略獲得信息，即通過間接尋求的方式減少組織構成多樣性所帶來的情感沖突或者風險；例如通過觀察周圍人反映或者對情景的監測等形式獲取需要的信息調節自己行為。另外一種可能性便是中止反饋尋求，例如雖然明知尋求信息的重要性，但是覺得成本太大，故而放棄。不過，Stobbeleir等人研究表明間接監測相比與直接尋求的策略與創新績效的關系并不顯著，這個研究也體現了直接尋求的重要意義。在Ⅱ、Ⅲ象限中，由于功能多樣性所致的價值認知減弱且為負，故反饋尋求的動機較弱，尤其是Ⅱ象限，價值認知減弱的同時，成本認知增強，反饋尋求的動機幾乎為零；Ⅲ象限中，雖然成本認知減少，但是由于對尋求行為的價值認知減少且為負，故而尋求動機依然弱。命題5 成本認知在價值認知與反饋尋求關系中起調節作用。
四、模型意義
本文基于組織構成多樣性的視角建構了反饋尋求的概念模型，認為尋求對象的構成多樣性不僅對個體價值認知產生影響，亦對成本認知產生影響，并從二者交互的角度作出新的解釋?；诮M織構成多樣性對反饋尋求的多渠道影響理論模型的建立，符合反饋尋求研究的發展趨勢，在整理總結現有反饋尋求與組織構成多樣性研究基礎上，回答了“什么樣的組織構成可以為反饋尋求提供優秀的土壤”？“組織構成多樣性對反饋尋求的價值認知和成本認知影響的主要來源是什么，易受哪些因素干擾？”“價值和成本認知怎樣影響反饋尋求行為？”這些探索將反饋尋求領域內組織構成多樣性對其的影響研究引向深入。
總體來說，新時期組織構成多樣化是時代的趨勢，這勢必對個體感知產生影響。在多樣性化的組織中積極、合理、及時的反饋尋求是企業提高效率和追求創新的基礎。組織構成多樣性對反饋尋求的多渠道影響模型讓我們對反饋尋求有了更加全面而新穎的認識，我們對該問題的識別有助我們發現和明確組織人員構成模式對個體反饋尋求的影響，利于企業的戰略革新、人員重組和提高組織效率；有助于企業任務分配時建構合理的人員結構，從而強化個體的交流和合作，促進企業創新。表1說明了該模型對反饋尋求的解釋力。
五、未來研究建議
該概念模型有待于進一步完善和實證檢驗，特別是對組織構成多樣性分類時變量的概念和界定，以及中介變量和結果變量的選擇，需借鑒組織行為學、社會心理學以及信息搜尋等研究中更富解釋力的新成果。模型假設有待于大量的、來自不同典型企業或者團隊的數據檢驗，以便得出更具實踐意義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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