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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學科建設范文1
1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隨機選取武漢市某小區的100名老年人，將其做為本文章的研究對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研究方法
對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健康需求以及生存質量進行調查，使用多因素回歸分析等統計學方法分析出最能影響老年人健康和生存質量的因素，用生物-心理-社會的全科醫學保健模式進行試驗性的干預方案。具體為：第一步為社區診斷、體檢、生存質量測評；第二步為統計學分析、制定干預措施；第三步為實施干預措施；第四步為結局評價。
1.3觀察指標
對社區老年人群的健康知識、慢性病防治知識進行調查，對老年人常見疾病進行記錄。
1.4統計學方法
采取SPSS18.0的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學的分析，研究分析的數據都要以標準平方差為依據，采用t檢驗，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該小區老年人專管理率達到100%，對于健康知識、慢性病防治知識以及心理衛生知識的知曉率要比干預前增加了22%，對于健康信念和健康行為形成率相比之前提高了15%，高血壓患者和糖尿病患者的治療率提高了17%，高血壓控制達標率為88%，糖尿病空置標準率為85%。高血壓和糖尿病并發癥發生率要比干預之前降低55%。社區老年人生存質量以及各個領域得分都要高于干預前，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3討論
隨著我國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逐年提升，老年人的壽命也逐步增加，但僅僅只是單純的延長壽命而不注重生活品質的提高也是無所意義，健康長壽才是人類永恒追求的目標。根據以往的調查研究發現，老年人群是慢性疾病以及退行性疾病的高發人群，因此如何提高老年人群的生活質量以及保健水平是全科醫學和保健醫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根據多層分析理論，可以大致分化出影響老年人生存質量的因素有：經濟發展水平、醫療水平、社區、家庭以及個人。本文章對影響老年人慢性病因素使用回歸分析得出的結果為：經濟狀況、遺傳因素、家人、社區健康服務滿意度、年齡、心理健康、健康行為以及社區醫療保險等。影響社區老年人生存質量的主要因素主要有：慢性病、婚姻狀況、戶口、經濟收入、年齡、健康行為和肥胖超重，其中慢性病占主要因素。社區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受到生物-心理-社會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所以提高社區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值得社區醫療人員和管理人員的重視。
全科醫學保健的主要目的是對影響社區老年人健康和生存質量的主要因素進行具體地調節，降低老年人的生存質量副作用，不但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存質量，而且還能夠節約社會醫療開支。全科醫學是集整合生物醫學、行為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一門臨床醫學，以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為基礎，將個人為中心、家庭為單位，社區為范圍，給老年人提供協調、綜合性的服務，從而給老年人更好地社區醫療服務。在1960年來，全科醫學在歐美得到了大力的發簪，全然成為初級保健的支柱和時代潮流。
本文章所研究的數據可以得出在開展全科醫學保健模式之后，社區老年人群的生存質量和健康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從而說明在社區進行老年人群的全科醫學保健模式干預可以有效地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知識、心理知識、慢性病防治知識的水平，與此同時還能夠控制常見的急性病，對老年人群的生存質量和健康水平能夠有幫助，是可以在社區醫療服務中大力推廣的。
參考文獻：
[1]魏紅雨，社區護理干預對老年慢性疾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J].中國實用醫藥，2011.6（33）：219-220
老年學科建設范文2
關鍵詞：老年人；早期胃癌；外科治療
外科手術仍然是目前治療胃癌的主要方法，也是治療胃癌的主要手段。長期以來，由于發現胃癌較晚，大多數屬于晚期腫瘤，手術療效欠佳，術后5年生存率一直維持在30%左右，因此，必須加強對早期胃癌癥狀的重視及高危人群的監測，提高早期胃癌的檢出率。近年來由于麻醉和手術切除前后處理的進步，使手術的安全性得以提高，同時目前也缺乏能在手術前正確判斷胃癌切除可能性的診斷方法，因此只要患者全身情況許可，又無明確的遠處轉移，均應予以手術探查爭取切除。
至于術式的選擇，需根據腫瘤的臨床病理分期和術中探查發現，包括胃癌的部位、腫瘤大小、浸潤的深度及淋巴結腫大情況，決定不同的手術方式。隨意地擴大或縮小手術切除范圍，造成臟器功能的過度破壞或術后腫瘤復發，均是不適當的。
外科手術可分為根治性切除術和姑息性手術兩大類。現代胃癌手術治療的發展趨勢是進展期胃癌的手術范圍趨于擴大，可施行擴大或超擴大手術，而早期胃癌的手術范圍則趨于縮小，可作切除范圍5%左右的各式手術。具體手術方式的選擇傾向于ldquo；量體裁衣rdquo；，依據患者的一般狀態及癌的病理生理情況選擇適宜的術式。
由于對胃癌認識比較少、認識面不夠廣泛，對胃癌各種病癥的認識還不夠全面，所以在手術治療過程中難免會產生很多彎路，或多或少的對胃癌的影響擴大了。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本組58例中男55例，女3例；年齡60～69歲39例，70～79歲16例，80歲以上3例。全部病例術前均經胃鏡確診，無明顯臨床癥狀者經常規胃鏡檢查確診32例，占55%；因各種胃腸道癥狀（上腹隱痛，飽脹不適，胃納差，體重下降等）胃鏡檢查確診者26例，占45%。
1.2方法 關于早期胃癌的淋巴結清除范圍，也尚存在著一定的分岐意見。在60例中，淋巴結轉移率為15%，且隨著浸潤濃度的增加，淋巴結轉移范圍也見擴大；粘膜內癌的淋巴結轉移率為16.7%，但均限于第1站淋巴結；而粘膜下層癌的淋巴結轉移率雖僅為14.3%，但轉移至第2站淋巴結者有9.5%。在張文范等報道的60例中，總淋巴結轉移率也為15%；粘膜內癌的綜合國內外資料，早期胃癌有12.4%～30.0%發生淋巴結轉移；其中原發病灶限于粘膜內者，其淋巴結轉移率為4%～16.7%；一旦癌腫侵及粘膜下層時，淋巴轉移率即顯著提高，達16%～46.7%。少數早期胃癌尚可發生淋巴結跳躍式轉移，例如在Sakakibara報告的78例中發現3.8%有此現象，張文范組的5例Ⅱc、Ⅲ凹陷型粘膜下層癌中，有1例出現跳躍性第2站7、8組淋巴結轉移。
鑒于上述理由，在早期胃癌的手術前和手術中，宜采取以下一些具體措施，以防止切除端癌腫殘留和副癌灶遺留：①術前常規重復纖維胃鏡檢查，必要時可借助于染料或熒光性指示物質，判明癌灶的數量與范圍；②術中多利用冰凍切片活檢來配合肉眼檢查；③大多數早期胃癌雖發生在胃竇區，行胃大部切除已足夠，但若確診切除端仍有癌腫殘留或近端胃體內還有副癌灶存在，則當行近全以至全胃切除術。
江西胃癌治療最有效的方法。南昌腫瘤生物免疫治療中心是我國知名的全國十佳腫瘤醫院，也是我國幾所少有的集醫療、教學、科研為一體的大型現代化國家公立三甲醫院，醫院創始年，建院年以來，醫院始終堅持以院有重心、科有特色、醫有專長、術有專攻為該院理念，秉承姓軍為民、服務社會的服務宗旨，堅持科技興院、技術建設，科研水平成果顯著，著力打造質量上乘，服務一流的醫院品牌，進一步加強人才建設和學科建設，建立《免疫細胞治療中心》，實現了醫院新的跨越，多次參與國家及地方科研項目，并取得豐厚碩果。南昌腫瘤醫院治療晚期胃癌多少錢？
化學治療化療可作為手術后的保駕治療，消滅機體殘存的癌細胞；也可在術前、術中應用，以提高手術的切除率、減少醫源性播散。對晚期病例，則可作為姑息性手段應用，以延緩病情的發展。因此，除少數一般情況差以及早期胃癌病例外，大多數胃癌患者在治療過程中都需接受化療。
2 結果
58例老年早期胃癌術后10年均獲隨訪，術后2年內的患者每6個月進行1次門診隨訪，隨訪檢查包括血常規、胸片、腹部B超及胃鏡等；術后2年無異常者，以后隨訪間隔延長至每年復查1次，5年生存率為98%。
3 討論
積極探索符合我國的?？婆嘤柤罢J證制度.改善胃癌外科治療水平勢在必行。D2胃癌根治手術雖在日本一直被認為是標準根治手術，且得到很好的臨床治療效果，但因缺乏多中心隨機對照臨床研究，這點期望能得到更可靠臨床證據。關于胃癌D2手術概念還須注意胃癌研究的持續性及實效性、生物學行為改變或研究技術更新等因素變化，如日本胃癌治療規約所反映第二站淋巴結歸屬及分布是動態調整的，相關的胃癌D2手術淋巴結清掃范圍也發生變化，平時臨床工作中不加以注意，就可能發生手術不規范問題，例如胃竇癌原第14組淋巴結（腸系膜上動靜脈旁淋巴結）屬第三站，現在調整為第二站，D2的胃竇癌根治應給予同時清掃。我國知名胃癌專家陳峻青教授認為：目前我國對標準根治手術概念、適應證、手術范圍及淋巴結清掃范圍，出現一些混亂，尤其是淋巴結清掃的站、號問題，直接有礙我國胃癌的規范治療。
根據早期胃癌淋巴結轉移中所觀察到的事實，作者認為淋巴結清掃以包括第2站為妥，但若在術中證實有10、11組淋巴結轉移，則仍應作包括脾臟和胰體尾在內的擴大根治術。張文范根據60例早期胃癌的分析，認為Ⅱa+Ⅱc型癌侵及粘膜下層者轉移率高，范圍大，所以應該清除至第2站或選擇性地清除第3站淋巴結。小型隆起型、Ⅱc、Ⅲ凹陷型限于粘膜層者一般作R1式，粘膜下層癌可行R2式。
參考文獻：
老年學科建設范文3
當今學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斷涌現,年輕學者已露頭角,學術刊物不斷增多,人文社會科學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就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言,老一輩學者漸次凋零殆盡,而以新時期培養的博士為主體的學者全面占據了學術舞臺。整體而言,學術的傳承完成了順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學者所擔心的:“我們對古典文學的命運卻有一絲隱憂,擔心在當今學術體制的制約下古典文學的內在精神逐漸消亡,擔心未來古典文學界的話語霸權被毫無古典情結的學科帶頭人所占據,擔心未來的新進博士最終以現代學科建設的名義‘革’掉古典文學的‘命’”[1],這種憂慮絕非空穴來風,當前學界的古代文學研究確有淪為其他現代學科附庸的傾向。筆者認為:要想在當今多元化的語境下保持古代文學內在精神的純一性,要想讓古代文學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學科的侵襲之中,根本環節還在于對從事該門學科研究事業的研究生人才培養,這是一個極具現實性和緊迫性的課題,也是古代文學學科能否發揚光大的命門所在。
一、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內在品格
外在行動發生于內在品格,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應該具有區別于其他學科的內在品格。
首先必須具備嶄新的文學觀念,摒棄將古代文學作為歷史附庸、技巧淵擻的狹隘理念,樹立將古代文學視為一部與當代相通、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民族心靈史的文學觀,具有宏觀的大文學意識。古代文學學界倡導宏觀研究已有數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績,但似乎存在一種誤解,以為題目大才是宏觀,于是有了許多大而無當的東西。其實,倡導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學者陳伯海說:“于是我聯系唐詩的發展,晚唐詩壇的分派,乃至由唐詩向宋詩、宋詞轉變的軌跡,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歷史地位,寫出《宏觀世界話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進入唐詩總體研究,由唐詩進人中國文學史總體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盵2]陳先生闡釋了他本人治學的軌跡,即由宏觀步入微觀,再由微觀回歸宏觀。由此可見,沒有宏觀意識的宏觀研究實為微觀研究的大雜燴,卻失了微觀研究的嚴謹扎實,正是一種空疏無用的學風。形成大文學意識觀的客觀依據是:一切文學作品都是作家以審美心理為主的整個心靈世界感受客觀現實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質形態;作家的心靈也就是民族心靈的濃縮和積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靈也就是民族的心靈,體現了民族心靈發展的歷史。因此,就本質而言,文學是人類心靈的科學,古代文學本質上也就是人類心靈史的科學。此外,不能滿足于從豐富的文學作品中尋繹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脈絡,還要探明那些消極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導現實,人為消除某些心理環境,從而避免消極民族心理的不良影響。這里的大文學意識并不意味著取消學科界限和專業分工,而是強調在當前信息爆炸的時代,從事人文科學研究必須具有盡可能寬廣的理論視野和盡可能淵博的知識儲備。就古代文學專業而言具體體現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學史與文學理論;二是打通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三是打通古代文學內部各分支學科的聯系;四是打通研究與創作的關聯。
其次,應該具備將方法、主體、客體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從實踐和理論上把握客觀世界,為解決具體課題而采取的途徑和手段的總和,也是聯系主體和客體的中介。古往今來學者的優秀研究成果,總是與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緊密相關。任何科學的方法都具有實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萬能的。方法有其適用的對象,但它沒有事先設定用它進行的研究所能達到的層次,出神入化地運用某種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體、研究客體都有自身規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規定性外,還要尋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澤厚認為:“人們的性格、氣質、背景、基礎、興趣、潛力才能因人而異。。。例如有人適合于搞精確考證;有人更長于提出理論問題;有的長于分析;有的喜歡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靜的客觀描述;有的則不免主觀情感傾向的注入。”[3]他主張在多樣的方法中,尋求到最適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體的規定性只有靠苦讀積累才能把握,在這一基礎上,我們似可采取“需要解決什么問題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為手段,舍筏登岸,決不可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機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觀的限制,又需主觀的努力和識力。也許正因如此,當前古代文學學界我們看到的運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還不多。
再次,應該具有大膽可貴的開放式創新意識。
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建設能夠擁有今日之輝煌,靠的就是歷代具有創新精神的有識之士所組成的這支中間力量的開創性探索,假使沒有魏晉以來大膽主張文學脫離史、哲而另立門戶的有識之士,我國漫長封建社會的文學研究或許長期只是游離于文、史、哲研究之間的“四不像”,假使沒有進行縱橫貫穿、探索規律的開放式研究的有識之士,古代文學研究也只會停留在詩話、詞話式的小本經營;假使沒有建國以來大膽主張古代文學研究應不拘于單一社會學模式的有識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學研究又豈能呈現出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當部分學者認為:古代文學并非與現實聯系緊密的前沿學科,在當今市場經濟大發展的新形勢下,已難以像具有實用價值的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
時髦學科一樣,有著施展創新才能的廣闊天地。這種偏見促使一些古代文學研究者在業務上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更遑論去進行創新和開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學作為一門科學,其創新與開拓的余地將永遠是難有窮期的,正如人的認識能力不斷前進而難有窮期一樣。從問題的多端性,可以產生大量新的假設;從問題的伸縮性,可以改變思維;從問題的新穎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傳統方式的解決方法。因此,創新意識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生人才而言至關重要。
上述三種品格,即為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必備的人文素養。與該素養相適應,研究生人才還應該具備扎實的美學、心理學、語言文字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對倫理學、民俗學、民族學、社會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也應有基本了解。總之,應最大程度地掌握關于人的學說,尤其是有關漢民族學說的知識。
二、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培養措施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歷經的各種轉變,以及這一轉變對于學術的推進,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與學術界其它領域一樣,上世紀80年代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撥亂反正僅僅是一場序幕。本世紀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掀起的“新方法”熱及“宏觀研究”熱,其意并不是某種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單純倡導,實質上是借助當時思想界和文藝理論界的新的話語方式,旨在清理長期盤踞于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舊的政治一元論霸權,揚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學研究由單一的政治批評轉變為多元的文化、美學、文學批評,同時又不致于影響古代文學的學科地位.,要想實現這一目的的話,新型研究人才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系統的更新轉變具有戰略性的價值意義。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們認為:老年學者和大部分中年學者的知識結構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經定型,能夠使文學觀和研究方法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學研究者,其范圍主要包括在高校從事古代文學教研任務的人員,在社會科學研究部門從事古代文學科研的人員,在校學習深造的研究生,大學生以及部分青年業余文學研究者。他們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過廣泛接觸各門人文學科及其前沿動態,并廣泛接觸新科學方法論知識而轉變成新型人才。而在這些人員中,研究生群體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如何才能實現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轉變?首要條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當前學術界發展狀況而對古代文學現狀產生的不滿情緒和改革需求,這是轉變的內在動因。此外,必要條件是研究生培養工作中的有關制度和觀念的相應改革,具體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是改革傳統的單純傳授知識的教育模式,建構以傳授知識為基礎,以培養創造力為主導的新型教育模式。這種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將古代文學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識而盲于現實,無益新知的“掉書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識的基礎上,充分開動智力去鑒別,評價所學知識,積極運用所學知識,并由此出發去發掘創造新知識。導師可以要求研究生獨立查閱文獻,要求他們針對相關問題寫綜論或述評,并爭取在有關的學術刊物上正式發表。這是一個比較高的要求,是對研究生的閱讀能力、理解能力、歸納與分析能力、漢語的寫作能力的綜合訓練。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導師還應從多個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況,從入學直至論文撰寫階段,要不斷發現學生在科研基本功訓練上、知識面上的薄弱環節,并及時指出,使之加以充實改進。也要了解學生的為人,并與其及時交流。同時,導師也要主動讓學生了解自己。只有這樣才能及時捕捉研究生思維活動的閃光點,才能有利于開發研究生的創新力和創造力,塑造其創新人格。
其次,與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適應,要調整古代文學研究生的課程設置,并改變教學方式。除了教育部規定的專業課程和基礎課程外,要適當根據學科的相關性以及研究的興趣和要求,廣泛開設人文科學各學科的選修課,對于一些相關性密切且研究生興趣濃厚而本院校卻不能開設的課程,應允許并積極支持研究生跨校選修。所有選修課程都應該采用多提示、低課時的(包括提示學科重點、主要書籍文獻和解疑)的教學方式,而不必進行規定性考試,研究生在學習中確有所得者,可作自選題論文呈教師批閱。只有做到廣泛開設選修課與講授方法的改變相統一,才能使古代文學研究生既不致因課程繁多、考試頻仍而被動聽講、死記硬背,從而泯滅了想象力和創造力,又能夠多、快、好、省地獲得形成創造力所必須的廣厚知識基礎,這一知識基礎也是形成全新文學觀和宏觀研究氣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變古代文學研究生信息相對閉塞的現狀,充分保障其信息來源。不僅保障其一般信息來源,如各類古籍文獻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學科的各種刊物雜志,而且要重點保障那些傳達相關學科前沿動態以及新技術革命和新科學方法論最新成果的信息來源。不僅要保障其靜態信息來源,積極主動地提供各類書刊和網絡資源,而且也不能忽視動態信息來源的攝取,允許、支持并積極組織古代文學研究生參加各種學術交流活動。指導教師不要以自己習慣的傳統治學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學習和思維,不要將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學觀念及其所運用的新方法視為旁門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誤和偏差來否定其研究,而應該在責任中加入對其勇于創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關方面都能對古代文學研究生采取寬容諒解乃至支持的態度,那就必然會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轉變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釋:
[1]周裕鍇:《原文閱讀與經典模擬》,中國大學教學,2006年,第12期。
[2]陳伯海:《中途小識—談談我對文學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識,1993年,第4期。
[3]李澤厚 :《在多樣的方法中找到最適和自己的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22頁。
[4]董乃斌:《古典文學研究的當代性和新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44頁。
參考文獻:
[1]周遠清.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幾點思考[J].北京:中國高等教育,1996,(9).
[2]王前新.創新教育全書[M].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7.
[3]王小盾.在文學研究的邊緣[J].文史知識,2003,(5).
[4]寧稼雨. 古代文學研究生教學要培養精英素質[J].中國大學教學,2006,(12).
[5]李素娟.大學文科教學改革之我見[J].江蘇高教,2004,(6).
老年學科建設范文4
關鍵詞：大學；行政人；學術人；交往困境；信任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13）01-0069-05
收稿日期： 2012-11-30
基金項目：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我國大學學術權力保障機制研究” （2010YBA094）。
作者簡介：向東春（1975-），女，湖南洞口人，湖南科技大學副教授，教育學博士，主要從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人際交往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本狀態，是最普遍的社會現象，良好的人際交往是社會文明與進步的重要指標。作為社會主要子系統的當代大學，人際交往同樣普遍存在。在當代大學推動分散化決策和分享教育信息的浪潮中，行政人與學術人間的融洽交往是維系大學組織內部正常合作的粘合劑，有助于增進彼此的和諧信任關系，提高大學組織的執行力，減少大學管理成本，促進大學內部的多維合作，提升大學的民主管理水平，最終成為大學自身的一種競爭優勢。
一、現實考察
獨特的個性是一個組織賴以存在的基礎。學術性是大學的天賦稟性，對高深學問進行理性分析、鑒別、闡述和傳播是其永恒的使命所在。大學發展史表明，大學的興旺發達需要以大學的學術實力為基礎，如果大學放棄對高深學問的追求，就有被其他機構代替的危險；當大學處于學術的權威地位時，也是大學最有能力抵御外界控制與壓力之時。同時，大學除了具有很強的學術屬性外，它又圍繞著自身的規劃、人事、財務以及對外聯系等事務展開一系列工作，從而賦予行政人一定管理權力，由此具有一般社會組織體的科層化屬性[1]。因此，大學組織內部的主要群體有行政人群體和學術人群體。
基于大學組織文化的特性，筆者堅信，探討當代大學內部人際交往問題時，分析行政人群體（包括行政人、黨政人員）和學術人群體（包括教師群體、學生群體）間的人際交往狀況應該首當其沖。在當代大學中，行政人與學術人和諧人際交往的關鍵之處在于彼此間正視人際差異、尊重多元存在、倡導信任培植、注重和諧溝通。正如《論語?子路》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和《國語?鄭語》中的：“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然而，現實情況怎樣呢？筆者針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樣本的選擇嚴格遵循了真實性、可靠性和全面性三項原則，在17所不同類型的大學隨機抽取不同職稱行政人和學術人作為被試對象，共發放問卷800份，回收問卷730份（其中學術人的問卷558份，行政人的172份），回收率91.3%。有如下發現：
（1）行政人與學術人交流的表層化。從行政人與學術人的交流程度來看，行政人和學術人分別認為二者間的交流程度達到比較深和很深的占8.4%和15.7%。在交流頻率上，行政人與學術人一致認為他們之間的交往極少，只有極少數的簡單工作往來，有些行政部門幾乎沒有機會與學術人直接接觸?？梢钥闯觯瑑蓚€群體交往程度還處在初級階段，多數只是工作上的表面接觸，深層交往明顯不夠。
（2）行政人與學術人間工作滿意度不高。從行政人與學術人互評的角度來看，關于行政人的工作態度、工作效率、學術資源分配三個評價指標，學術人對這些方面的滿意度主要集中在“一般層次”上，占比依次為：45.3%、45.2%、41.9%。關于學術人關系處理和非學術事務處理能力兩個評價指標，行政人對學術人的滿意度也很低，評價在“一般層次”的分別為74.4%和78.6%。兩相比較，學術人對行政人的滿意度不高，行政人對學術人也有不滿。可以看出，當前大學的行政人與學術人只是處在表面化的交往層面上，對彼此工作行為和工作文化的理解程度不深，缺乏廣泛的深度對話和相互交流，更談不上深層次的全面合作與良性互動。
（3）行政人與學術人合作與對話機制的不通暢。在學術事務管理過程中，行政人與學術人共同參與教學計劃、學科建設、專業設置和大學招聘的平均比率分別為60%、42.9%、30.1%、28.7%。這些平均比率直觀地告訴我們，在教學計劃的管理與決策上，行政人與學術人有較多的交流與合作，而在其他三個領域則明顯不夠。筆者還具體考察了行政人與不同職稱學術人的交往程度，根據調查結果發現，學術人的職稱與行政人交往程度之間有顯著的正向差異性，相關系數是0.409，而且在0.01的水平上相關顯著。也就是說，學術人的職稱越高，則與行政人的交往機會就越大。關于擔任行政職務是否影響行政人與學術人間的合作關系，根據調查可以發現，不擔任行政職務的行政人與學術人共同參與大學招聘和專業設置的機會之間有顯著的負相關差異性，它們的相關系數分別是0.302和0.385，而且在0.01的水平上相關顯著，它們之間零相關的假設不能成立。其結論是，在大學招聘和專業設置上，相比擔任行政職務的學術人而言，不擔任行政職務的行政人與學術人共同參與管理的合作機會明顯要少得多，二者間良性互動交往平臺還未建成，交往機制不暢。
總之，調查顯示，當下大學行政人與學術人間的交往還比較少，主要停留在簡單的工作交流上，交往內容單一，彼此理解度不高，信任機制和合作機制尚未建成。
二、深層追究
前已述及，當代大學行政管理事務不再由學術人兼職處理，而是有專門的行政管理隊伍負責。在筆者看來，行政人與學術人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分離，工作地點相互隔開，工作時間不一致，現實中大學行政人在大學事務決策方面往往還處于明顯優勢地位。這些分離和不相容促使行政人與學術人劃清界限，建構自己管理的特定性，形成不同于學術人的工作特質，促使行政人特定自我利益的形成[2]，影響了行政人與學術人之間良好人際交往的正常進行。
1. 認知的分歧
自由、平等是學術人的工作信念。從中世紀開始，大學存在與發展的源泉就是“它使青年和老年人融為一體……對學術進行充滿想象力的探索，從而在知識和追求生命的熱情之間架起橋梁”[3]。這些青年和老年學者追求的是學術的自由和平等，這種長期對自由和平等的執著追逐，逐漸形成了他們的學術認知――自由和平等?！盀榱吮ＷC知識的準確和正確，學者的活動必須只服從真理的標準，而不受任何外界壓力，如教會、國家或經濟利益的影響”[4]。不論年齡和地位差別，每個學術人都有平等的權力去質疑和檢驗不同于自己的其他同行的觀點，都相互尊重各自的獨立地位。
不過，專職行政管理隊伍的形成是大學發展的結果，直到近代大學才逐漸生成。在近代隨著大學規模的壯大，學校各種事務日益增多，大學開始出現專門管理大學內部事務的行政機構和行政人。與學術人不同的是，由于受到近代古典管理理論的影響，行政人的工作認知理念是以提高效率和效能為核心，保障大學各項事務的高效處理和大學管理秩序的日常維護?；诖?，行政人在管理過程中對大學所有成員的控制、限制不可缺少，自然地形成了等級森嚴的科層制關系。他們的工作認知理念講求效率和限制，工作中離散的、無組織的、無效率的行為是不允許的，至少是要受到控制的。
嚴格意義上說，在大學組織內部，行政人與學術人間的自由與約束、平等與效率是存在矛盾的，是有一定隔閡的。但是，從管理學的角度考察，自由與約束、平等與效率――這兩種對立和排斥的認知理念在大學管理的整個過程之中隨處可見，這并不是一種偶然，而是大學跨越式發展的必然要求，任何一種認知都有合理性，都不可或缺。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通常會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在對某事物進行激烈的爭論后，往往有人會說，當事人的認知角度和看待問題的思維方式不同，對同一事物有理解和判斷的偏差。這種現象在大學內部也屢見不鮮。比較普遍的是，在處理學術事務的觀點和方法上，學術人往往以自由與平等的認知態度來進行思考，而行政人卻常常以效率與約束來指導自己如何做。由于認知的差異，他們時常會有不同看法，有時甚至難以相互理解對方的工作行為，相互之間容易產生誤解，以至于雙方在交往中時常會發生或輕或重的碰撞和沖突。長久下去，雙方達成共同的認知上的互惠行為就會受阻，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關系雙方信任網絡的建立和鞏固，阻礙二者之間良好的人際交往的形成。一旦行政人與學術人之間良好人際交往受阻，二者就會相互產生漠視、冷淡、疏遠，甚至分離的后果，對對方的意志或行為就很有可能擺出一幅心不在焉、與己無關的姿態，甚至會抵觸或排斥。現實中我們可看到這已成為常態。
2. 利益的沖突
基于稀有資源理論，在具有高度需要資源且數量有限的場合下，一個組織內部總會發生不同程度的利益沖突。大學也不例外。毋庸置疑，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行政人與學術人都應獲得正當利益，否則他們中的個體、群體、組織乃至整個社會都難以生存與發展。不過，大學總是處在入不敷出的經濟狀態之中，教育資源無法用之不盡，取之不竭。因僧多粥少，行政人與學術人對利益的爭奪不可避免，時常會在經濟利益和學術利益上互不相讓，進而發生矛盾與沖突。
在人際關系理論看來，沖突的可能性因條件不同而或大或小，如果價值目標的對立程度、工作的相互依賴程度、共同資源的必要程度較高，雙方發生沖突的可能性也會較大，位于高沖突潛勢，沖突所達到的嚴重程度也會較高。
隨著當代大學規模的不斷擴大，行政人與學術人在工作上逐漸增強彼此的依賴程度，二者分工合作，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相互合作、相互依存，共享著大學的所有資源。從上圖可以推導出，當代大學行政人與學術人之間人際交往困阻與雙方的資源共享程度呈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行政人與學術人共享資源越多，二者發生沖突的可能就越高，沖突所能達到的嚴重程度也就越大。這種資源的高度共享使雙方在交往中發生利益沖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3. 制度的殘缺
在人際交往中，行政人與學術人的認知碰撞和利益沖突源自于內生需求的驅動。要抑制這些內生需求的驅動，外力控制不可缺少。新制度經濟學把制度理解為“人類相互交往的規則”，“抑制著人際交往中可能出現的任意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5]。任何一個健全的制度都是社會的“游戲規則”或“契約”，是人們創造的用以約束相互之間交流行為的框架。大學制度正是均衡和協調行政人與學術人內生驅動力的強大力量，是行政人與學術人在交往中的規則，規制雙方的工作行為，約束二者人際交往中可能出現的任意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
而現狀顯示，我國大學制度基本上沒有形成行政人與學術人之間的契約關系，多數還只是沿襲科層組織的模式且在管理上又缺少科層管理的嚴謹性和效率性[6]。譬如，大學的學術委員會制度還不夠健全和完善。筆者在訪談和問卷中發覺，不管從學術委員會的職責和成員，還是從其章程和所處地位來看，學術委員會制度都存在很大的缺陷。學術委員會章程雖然制定出來，但是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很少按照章程處理事務，處理事務的隨意性很大。當對學術委員會的評議有異議時，大多數大學目前還沒有為學術人提供一個正當途徑提起申訴，請求救濟。在化解認知和利益的沖突上，還沒有健全的管理制度來加以引導和規范。
上述三個因子分析中，行政人與學術人間工作認知的分歧成為二者間良性互動和彼此信任的內在障礙，使二者在交往前就有潛在的溝通阻力，而二者間加大他們交往矛盾和沖突的利益競爭，勢必成為行政人與學術人合作失敗的外生誘因。大學制度的嚴密限制和監督缺失，很有可能會導致行政人與學術人各自在認知和利益上的內生需求滋長和膨脹，就可能會喪失對相關人的行為約束，極易造成雙方交往關系的緊張、摩擦和突變。這三個影響因子深層次、全方位地干擾行政人與學術人間信任的構建與維系，會使二者的分工合作、共生共榮成為“水中之月，鏡中之花”。
三、路徑選擇
構建行政人與學術人的交往共識，強化人際交往中的真誠態度，創設大學亞文化交流平臺，高揚大學內部群體間的自由、理解與合作，完善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是化解大學行政人與學術人交往困境的關鍵。
1. 尋求共識底線，減少認知摩擦
確定共識底線的基礎是人際交往中的信任、寬容和妥協。信任、寬容和妥協并非對原則的放棄，正是為了堅守某種原則才作出的行動。在認知價值多元的大學里，并非沒有底線意義上的基本共識。行政人與學術人之間的信任只有建立在他們之間交往底線達到共識的基礎上，才具有價值層面的真實性；他們之間的寬容不是縱容，不是懦弱，不是冷漠，不是無原則地認同一切，寬容者不但有自己的立場，還有清楚的底線。對于不觸及底線的行為，寬容者不會輕易抑制或干涉；妥協也一樣，只有在不動搖共識的底線原則基礎上，妥協者才會作出讓步。在信任、寬容和妥協的形成過程中，行政人與學術人在交往中都需要盡可能地達成最低標準的認識共識、情感共識和行為共識[7]。有了這些共識，他們才有可能在交往中相互建立信任關系，在底線共識的限度內進行寬容和妥協，為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打下堅實的基礎。
2. 構建真誠交流平臺，增進彼此信任
行政人和學術人在建立人際交往中的信任、寬容和妥協時，通過言語和行為所表達的意向、感情和欲望必須是真誠的[8]。譬如，在招聘教師等學術事務上，在制定標準時行政人應該允許學術人充分、平等參與進來，開誠布公地征求廣大學術人的意見，對學術人所提出的意見要有合理選擇，不被選用的意見也要找出合理的理由進行解釋。在學術人看來，這種真誠之意能增加他們的參與熱情度和參與真誠度；同時，學術人也要主動持認真的態度參與，而不是玩世不恭、敷衍了事。惟有長期地通過這種真誠的理流，行政人與學術人之間才能創建一個充滿信任、寬容和協調的人際環境。反之，一旦行政人與學術人雙方任何一方在工作言語或行為上有不真誠或不坦蕩的表現被另一方發覺，雙方就會相互懷疑和不信任，在溝通中就易導致對學術管理事務的處理意見有所保留或對對方的處理方式提出不友善的評價，進而外化為沖突性的言語或行為，也就談不上他們交往中有持久的信任、寬容和協調的存在。
3. 遵守自由合意原則，增強平等對話
良好人際關系的形成不能是強勢一方“大氣”或弱勢一方“忍讓”的結果。在建立信任、寬容和協調過程中，行政人和學術人應該遵守自由合意原則。自由合意原則意指行政人和學術人都是自愿的，是真實意志的表達，不是脅迫和強制的，不是高壓下的扭曲或屈辱。堅持自由合意原則，行政人和學術人的身份地位就是平等的，沒有森嚴的等級之分。在處理大學學術事務管理當中如果他們之間出現觀點或意見的分歧，他們都應自愿地遵守自由合意原則，把分歧擺在桌面上心平氣和地、公平公正地進行協商，沒有任何外部力量的強制性干預和脅迫。
尋求大學行政人與學術人利益的最佳平衡點應遵循的兩條主要原則：一是個體利益回歸大學學術利益，以大學的學術利益為準繩，學術優先，而不是以各自的個體利益為導向。因為大學內部個體利益的自由選擇離不開所在的組織――追求高深學問的學術性組織，只有大學的學術利益得以充分實現才能使行政人或學術人的個體利益得到最廣泛的獲取。大學個體利益寓于大學學術利益之中。二是利益均衡原則，在行政人和學術人的個體利益博弈之中，更多地追求利益平衡，行政人和學術人應該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正當利益，在謀取自身合理利益時不得侵犯或者踐踏他人的合理利益，遵循帕累托最優原則。
4. 完善現代大學制度，確保互惠利益
良好的制度有助于信任的培植和交互關系的生成。行政人與學術人首先都是“自然人”，具有利己性的特征，他們對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個人目標有著濃厚的興趣和關注。當自己的切身利益或個人目標受到損害時，他們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就會降低，與他人積極交往合作的動機就會受阻，他們就會采取各種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不滿，這種不滿情緒會直接影響行政人與學術人之間信任、寬容和妥協關系的形成[9]。完善大學制度，避免武斷、專橫的制度，能夠確保行政人和學術人在交往中建立互利互惠的關系，保證雙方的合法利益都不受破壞。雙方的合法利益得到相應的提高，才有可能推動他們積極的互動，從而在他們之間建立良性的信任、寬容和妥協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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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light of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Administrators and Academicians in University and Its Solution
XIANG Dong-chun LI Ren-t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