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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的定義范文1
[關鍵詞] 環境限制措施正當性非正當性對策
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年里中國經濟得到高速發展，對外貿易亦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 然而近幾年各種環境限制措施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截止到2006年12月，WTO向中國發出TBT、SPS通報8261項，這些通報來源國中最活躍的成員美國、歐盟、日本等都是我國主要貿易伙伴，通報重點在于保護人的安全與健康、保護環境。 如何應對這些層出不窮的貿易措施已成為中國經濟界及學界共同關心的重大課題。
要對付這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環境限制措施，一概反對難于取得理想的效果，一味要求我國的企業去適應其中一些遠遠超出我們承受能力的不正當的限制措施也不符合我國企業的正當利益。冷靜地分析這些限制措施的性質，針對不同性質的措施對癥下藥，方能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
一、環境限制貿易措施正當性的認定
對貿易產生影響的環境措施依其性質可以分為正當性的、非正當性的和區別正當的三種情況。所謂正當性的環境限制措施是指以保護生態、保護人的健康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為目的，客觀上不對出口國貿易造成明顯損害的環境限制措施。非正當性的環境限制貿易措施是指那種僅僅為了通過限制進口而使國內企業得利才會制定的措施，而且這種措施所限制的產品或服務并沒有對進口國的人和動植物健康造成實質性的損害。所謂區別正當的綠色貿易壁壘是指進口國采用的環境限制措施目的正當，然而缺乏對發展中國家的差別性待遇，而造成對發達國家適用無不當情形發生，但對發展中國家卻會造成明顯損害的環境限制貿易措施。判斷環境限制貿易措施是否具有正當性應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考慮:
1.目的正當性原則
考察一項對貿易造成限制的環境措施的起因，以判斷其是否具備正當性應該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如果一項限制貿易的措施是為國內企業得利，對于人和動植物的健康并無實質性影響，且對進口國的自然環境不構成明顯損害則可以否認該項措施的正當性。實踐中，由于目的具有主觀性，使得調查其正當與否較為困難。當然，判斷進口國對貿易造成限制的環境措施可以與其他原則結合起來考察。
2.科學證據原則
依據《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定》，進口國有權為了人和動植物的生命和健康而采取限制貿易的措施，但必須有科學的依據。如果科學界對于一種商品的危害性尚無統一的明確的認識，進口國采取措施限制其進口則會引起爭議。1985年，歐盟禁止含有生長荷爾蒙的牛肉在歐盟內銷售，使得含有生長荷爾蒙的美國牛肉不能進口歐盟。而在美國，農場主經常使用生長荷爾蒙，這種牛肉可以在美國銷售。美國對歐盟提起申訴，認為沒有證據表明荷爾蒙的使用能對人類健康造成危害，最終國際專家支持了美國的觀點。
3.非歧視原則
所謂非歧視原則是指進口國制定的環境限制貿易措施，不應在進口同類產品的不同國家之間產生任意和不正當的歧視，也不應在本國產品和外國產品之間產生任意或不正當的歧視。如日本在對肉雞產品檢測克球粉含量時，要求美國等其他國家產品達到0.05ppm,卻要求中國產品達到0.01ppm,這就是典型的歧視，當然這屬于非正當的貿易壁壘。
4.保持透明度原則
透明度原則要求當進口國政府擬采取的環境政策可能對貿易產生重大影響時，應提前適當的時間予以公布，以便使貿易對方能夠及時了解有關的內容并有機會對之加以評論。貿易規則應是明確無誤而不是含糊或模棱兩可的。貿易規則應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在1996年南亞四國訴美國蝦－海龜案中，上訴機關以美國的609條款程序不透明、未就此條款與進口國認真談判并給予四國合理的安裝海龜隔離裝置的時間為由判定美國敗訴。
5.國民待遇原則
國民待遇原則指進口國給予出口國產品的待遇不應低于本國產品。1995年，美國對國內汽油和進口汽油采取了雙重標準。其《清潔空氣法》規定本國汽油達到“企業單獨標準”即可，而要求進口汽油必須達到嚴格的“法定標準”。委內瑞拉和巴西先后就相同問題與美國磋商未能達成一致意見，成立專家組，后美國上訴，上訴庭判定美國敗訴。
6.對發展中國家優惠待遇原則
由于歷史的原因，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實力和技術水平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發達國家利用其技術優勢，以保護環境的名義，通過立法，制定嚴格的標準，限制國外產品的進口。這些標準發達國家可以達到，但是對于發展中國家則很難達到，使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貿易受到重大影響，無疑是剝奪了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權。WTO序言提出，要確保發展中成員在世界貿易中份額的穩定與增長，并在各個協定中規定了給予發展中成員優惠待遇。因而發達國家在制定新的更嚴格的環境標準時應照顧到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給予發展中國家適當的時間以使其能逐漸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并且在先進的環境技術方面提供援助，否則將構成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壁壘。
7.消費過程原則
所謂消費過程原則是指進口國對進口產品的環境標準應以其使用過程中對環境的影響為準，而不能以其生產過程是否符合本國的環境標準限制其進口，除非其生產過程對進口國乃至整個世界的環境構成損害。以產品在出口國的生產過程或生產方法違背本國環境法律為由限制其進口有越境管轄之嫌。越境管轄的所謂正當理由，會允許這些群體給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罩上關心外國國民福利的面紗。 允許進口國政府制定法規保護出口國的環境是荒謬的，出口國政府對保護自己環境的興趣和責任要強于與其環境并無直接關系的進口國政府。允許進口國政府以保護外國環境為由限制其貿易的直接后果是保護了進口國的相關企業利益。
8.標準國際性原則
產品和工藝過程協調的最綜合的方法就是通過多邊合作，設置國際認可的標準。 當一國需要制定環境標準時，如果已然存在國際性的標準，應使用該國際性標準或以之為基礎制定自己的環境標準。而對于他國的環境標準能符合本國保護環境的要求時，應給予認可。進口國采用具有國際性的標準時，會減少貿易摩擦。
以上述原則考查一項限制貿易的環境措施是否正當時，應采嚴格主義的態度，即當被評議的對象不違反上述任一原則時認定為具備正當性的措施;在該措施僅違反對發展中國家優惠待遇原則時構成區別正當措施;若違反其他任一原則則構成非正當性限制措施。
二、中國應對進口國環境限制貿易措施的對策
中國對來自進口國的環境限制貿易措施應加強評議，然后根據其不同的性質采取不同的對策：
1.對正當環境限制措施的對策
(1)完善法律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先后制定和修訂了一批保護環境的法律、行政法規、規章和標準，批準了一批國際環境條約，地方也出臺了一些環境保護的地方性法規、規章和標準，環境法律體系日趨完善。但是，法律法規的建設仍然不能適應新時期環境保護的需要。應該借鑒國外經驗，立足我國國情，制定基本法律《國家環境政策法》。對上位法的原則性規定制定實施性的法規，規定具體制度和措施。環保立法的內容應擴充到對企業生產全過程的調整，促進企業采用先進的生產技術、工藝，使環境成本內在化。
(2)建立與國際標準統一的環境標準和環境標志
過低的環境標準不能保護我國的環境，且不利于我國的企業提高環境意識，改進生產技術，而在出口時又不得不面對國外嚴格的環保標準。當然，過高的環境標準也不符合現階段的國情。目前，應積極采用ISO14000系列標準。采用ISO14000系列標準將是企業突破貿易壁壘的重要手段。我國的環境標志標準水平較低，對產品評價局限在某一階段，與國際標準和美國、歐盟的環境標志標準有較大差距，使得環境標志的國際互認比較困難。因而，應完善我國的環境標志制度，加快與國外環境標志的雙邊、多邊互認。
(3)建立專門機構，為企業提供信息和技術支持
由于各國政府頻繁修訂環境技術法規，企業若不能及時了解相應信息，按照改變后的法規和標準生產產品，則會在出口時遭遇限制。企業自己去收集有關信息，往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且所得信息被企業作為商業機密隱藏起來，不能進行資源共享。故而建立專門機構，以負責相應信息的收集，及時有關國家的貿易限制措施的修改情況，為企業提供信息和技術咨詢成為必要之舉。通過政策導向，推行清潔生產。
2.對非正當限制措施的對策
(1)加強國際合作，積極參與國際環境與貿易制度的制定
權利在參與中爭取，不參加有關活動不利于自己主張的宣傳和利益的維護。這方面，日本的教訓應為前車之鑒。當ISO討論制定有關質量管理的國際標準時，日本對此不屑一顧，但當其產品出口歐洲，進口商索要ISO9000質量體系認證證明時，日本企業十分被動。此后，日本積極參加ISO的國際管理系列標準的制定。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更應積極參與相關活動，提出自己的主張，以減少非正當性環境標準產生的可能性。
(2)利用世貿組織機制，抵制非正當性的限制措施
在對外貿易中遭遇非正當的限制貿易措施時，應首先利用世貿組織的談判機制，與對方進行磋商和談判。在磋商和談判仍不能解決問題時，可以向爭端解決機構。爭端解決機構對于貿易保護主義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為此，我們應深入研究通過爭端解決機構和應訴的程序和案例，以保護自己正當的貿易利益。
(3)企業行會或強勢企業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
在遇到來自進口國限制貿易的措施時再想對策當然不如防患于未然，將威脅消滅在規則制定階段。溫州的康奈集團與英國沙雀技術研究中心合作，參與有關鞋業貿易規則和技術標準的制定，提高自己產品的國際認可，不失為一條開拓性的舉措。
3.對區別正當環境限制措施的對策
(1)積極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制定符合發展中國家利益的規則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環境與貿易問題上的立場存在較大差距。中國作為一個有影響的發展中國家，應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在世貿組織今后的環境與貿易議題談判中，協調立場，制定共同的談判目標，以爭取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利用世貿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待遇原則，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提出符合發展中國家實際情況的要求。
(2)開展環保雙邊或多邊合作，為中國環保產業的發展引進資金和技術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環保領域需要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支持。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先后與英國、美國、日本、加拿大等發達國家以及印度等發展中國家開展環境交流與合作，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提升中國環保產業規模和發展速度。 今后中國應繼續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國際政治的定義范文2
當我國在 20 世紀末基本實現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以下簡稱“普九”）的戰略目標后，人們比以往更加關注義務教育發展中的差距問題。在理論研究和媒體輿論相結合并對國家政策和社會穩定的影響日益擴大的情況下，從理論上科學地分析義務教育發展中的差距問題，對國家制定正確、可行的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具體政策十分重要，對引導義務教育健康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也十分重要。
一、關于分析義務教育發展差距的方法論
在調查和論證我國義務教育發展的差距時，既可以應用整體數據的基本統計方法，也可以應用抽樣或個案等調查方法，還可以援用國際上通行的反映人們生活水平及其差距的分析方法如恩格爾系數、基尼系數等。不可否認，這些方法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學性。但是，方法不等于方法論。當所應用的研究方法忽略了科學方法論的支撐時，即使方法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學性，其研究結果或結論仍有可能存在偏差甚至嚴重的錯誤。
研究與分析我國義務教育發展差距的科學方法論，最根本的就是唯物辯證法。
（一）我國義務教育發展中存在差距的現象及其本質
在我國義務教育的發展中，目前存在著區域之間的差距、城鄉之間的差距和學校之間的差距。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們都能夠直接觀察到并切身感受到此現象。對上述差距進行研究，僅僅較為細致、精確地描述存在差距的現象是不夠的，重要的是還必須分析此現象的本質。
如果將 20 世紀末我國基本實現“普九”作為一個臨界點，那么我國義務教育在質上經歷了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 20 世紀后期，我國的義務教育就存在著差距，但那時的差距在質上表現為中西部地區和廣大農村地區存在著數量巨大的失學人口，尤其是初中階段失學人口，也就是“普及”與“未普及”的矛盾。進入 21 世紀，我國的義務教育仍存在著差距，如占全國總人口約 10 ％的地區至今尚未實現基本“普九”的目標。如果將此類尚未“普九”的地區與全國大多數已實現“普九”目標及義務教育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進行比較，可以說目前少數地區的義務教育狀況與全國大多數地區存在很大差距，但這決不是全國的普遍狀態。從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和絕大多數人口的角度看，目前的差距在質上已經不是“普及”與“未普及”的矛盾，而是如何鞏固“普九”成果與提高“普九”水平的矛盾，是其發展水平高與低、快與慢的矛盾。因此，盡管在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義務教育都存在差距，但它們是完全不同質的差距。不同質的差距根本不存在可比性，所以僅通過對不同歷史時期義務教育不同質的差距進行比較，是不能斷言目前的差距比以往更大的。如果不能正確認識這一點，在研究中就不能公正評價我國在實施義務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也就不能公正評價各級黨委和政府為之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并會無意或故意地混淆義務教育發展不同階段的差距在質上的根本區別，誤導理論研究與輿論，甚至誤導公眾對我國義務教育形勢的判斷。
也許人們關注的主要是現階段義務教育發展水平高與低、快與慢的差距是否在擴大，即同質的差距問題。但是，既然是同質的差距，那么此類差距的產生一定存在特定的、與以往不同的原因，因而只能采取與以往不同的對策。
（二）我國義務教育發展中存在差距的因果關系分析
在理論研究中，僅僅指出差距是不夠的，還應當追溯其原因，而且需要對其原因進行正確的判斷。造成我國義務教育發展中存在差距的原因既有歷史因素又有現實因素，既有客觀因素又有主觀因素。
1. 歷史因素與現實因素的延續關系
包括義務教育在內的整個教育在現實上的差距，是其在歷史上的差距的延續，其中的影響因素也部分地由歷史延續到現實之中。從歷史角度看，盡管我國具有重視教育的傳統，但教育發展在古代就存在著差距。在古代經濟發達的地區，人們重視教育的理念較為濃厚、穩定，文化繁榮，各級教育設施較多。從清末開始，近代教育發展的重心開始向沿海地區和城鎮轉移。在中華民國階段，雖然大力推進國民教育體系的建設，但教育發展較好、較快的仍多集中在經濟富庶的地區和城鎮。這種非均衡狀態在建國以后雖然得到很大改變，但仍不同程度地延續下來，因而使一些地區義務教育的發展缺少歷史基礎，客觀上造成義務教育目前的非均衡狀態。
因此，在分析義務教育目前的差距時，不應忽略其歷史因素所起的作用，不能割斷歷史因素的延續。正如任何對現實與未來不利的歷史積淀都需要在現實與未來的發展進程中逐步改變、祛除一樣，對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不利的歷史因素也需要在其現實與未來的發展進程中逐步改變和祛除，同時對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有利因素也需要逐步形成。于是，盡管我們必須“只爭朝夕”，但也必須認真地意識到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進程。
2. 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的辯證關系
從客觀角度看，造成我國義務教育目前差距的現實原因主要有： (1) 自然地理因素。在山區、牧區以及廣袤的高寒地區，人類生存環境惡劣，人口密度小，義務教育適齡人口居住地極為分散，使義務教育學校難以形成適度規模，增加了教育成本。 (2) 人口遷移因素。上述地區的居住人口多為少數民族，其民族文化、生活習俗以及人權因素等使他們難以集體遷移到其他地區，也難以根據勞動力的市場調節而實現個人的區域流動。此外，龐大的農業人口攜家在全國范圍內的城鎮間流動，一方面使農村地區義務教育學校的規?？s小或生源不穩定、布局調整困難，并由此嚴重影響教育成本，另一方面造成城鎮義務教育學校的諸多困難。同時，農村留駐人口和流動農業人口的“超生”又加劇了農村義務教育的公共財政壓力。 (3) 經濟及義務教育財政體制因素。我國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建立在此基礎上的以行政區劃為主的公共財政體制，雖然可以避免“平調”的平均主義，但它在客觀上造成各行政區劃之間公共財政資源的很大差距。義務教育公共財政體制又建立在以行政區劃為主的公共財政體制的基礎之上，這就在客觀上導致各行政區劃之間義務教育公共財政資源的很大差距。
從主觀角度看，造成我國義務教育目前差距的現實原因，主要是許多地方政府未能真正認識到義務教育及其“均衡化”的戰略重要性，未能將其放在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社會“和諧發展”的戰略高度，未能切實落實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的戰略地位，政府不能依法執行義務教育公共財政預決算制度，學校經費嚴重短缺。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政府人員挪用義務教育公共財政資金，非法占用、轉移、拍賣公立義務教育學校資產等。此外，政府某些教育政策的失誤如集中巨額公共教育財政資金用于少數“窗口學校”、“示范性高中”等建設，也導致了義務教育發展中的差距。
在承認上述兩者都是影響因素的前提下，需要確定的是：究竟是客觀因素還是主觀因素在根本上造成了義務教育的差距？如果用“物質與精神相互關系”的哲學思想來解釋，那么答案應當是清楚的：一方面，主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變客觀因素、最大限度地利用客觀因素中的積極方面并限制消極方面。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同樣是經濟困難地區，主觀因素使有些地方的義務教育發展得好些，而有些地方的義務教育發展得就很差；為什么同樣是經濟發達地區，一江之隔的兩片地區義務教育的發展水平卻存在很大差距。另一方面，客觀因素是造成義務教育差距的根本原因。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盡管有些經濟困難地區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其義務教育發展水平及均衡狀態仍然落后于不甚努力、根本不努力甚至主觀上反向而行的某些經濟發達地區。因此，無論在理論研究還是在政策制定中都不能夸大人的主觀因素在義務教育發展中的作用。
3. 經濟上的差距與義務教育上的差距之間的因果關系
一般情況下，當義務教育公共財政體制建立在以行政區劃為主的公共財政體制的基礎之上時，經濟上的差距導致了義務教育上的差距。而義務教育上的差距又導致了弱勢群體發展起點的不公平，進而維系并擴展了人們在經濟上的差距。從邏輯學角度看，兩種差距互為因果關系，但從哲學角度看，經濟上的差距是義務教育上的差距的決定性因素。正因為如此，即使在發達國家，當它們實行以行政區劃為主的公共財政體制時，經濟的區域差距也使其義務教育存在區域差距、城鄉差距和公立學校之間的差距。雖然它們也實行中央財政的補貼，但那只能保障弱勢地區的義務教育不低于最低標準或基本標準，卻不能保證弱勢地區的義務教育發展水平都接近或達到發達地區的同等水平。如果忽略經濟差距對義務教育差距的決定性作用，而過分強調義務教育差距對經濟差距的作用，那么在研究中就會違反哲學的基本原理，在政策制定中就會產生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
二、關于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相對性
（一）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重心在于“發展”
經過 20 世紀后期的奮斗，我國已基本實現了“普九”目標，形成了由近百萬所各種水平的學校組成的義務教育體系。隨后，尚未基本完成“普九”目標的地區如西部地區，在中央政府及發達地區的支援下，繼續為實現“普九”目標而實施“攻堅”工程。迄今為止，我國義務教育的發展水平至少可以劃分為以下層次：其一，尚未基本完成“普九”的地區要基本實現“普九”目標；其二，“普九”水平出現下滑的地區要鞏固“普九”成果；其三，“普九”水平原先較低的地區要提高“普九”水平；其四，原先水平較高的地區要提高教育質量，并逐步提高普及義務教育的年限。其中，處于前兩個層次的多為農村地區。此外，無論處于上述哪一個層次的地區，都面對著義務教育城鄉差距的挑戰，面對著一定數量的農村學齡人口以一定的規模和速率向城鎮轉移的挑戰，從而面對著義務教育“屬地化”的挑戰。因此，我國義務教育在 21 世紀前二十年的發展，不是全局性的“有或無”的問題，也不是在同一層次上的“同速發展”問題，而必然且必須是根據“分層、分類、分區、分段發展”的原則提高發展水平、質量和效益的問題。
（二）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核心在于“均衡”
“均衡”是發展的指導原則與價值標準。但“均衡”的目的必須是促進義務教育的發展，其結果必須是實現義務教育的發展。這就是“均衡”與發展之間的邏輯關系。應根據上述邏輯關系，來研究與確定“均衡”的含義、指標和標準。
1. “均衡”至少有以下兩種含義： (1) 在全國各地的城鄉地區，義務教育都得到發展，而不是有的地區發展，有的地區停滯甚至倒退；也不是僅僅城市的義務教育發展，農村的則停滯或倒退。 (2) 在全國各地的城鄉地區，義務教育發展水平的差距控制在合理區間或義務教育發展達到相近水平。如果說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需要“分層、分類、分區、分段”的話，那么在今后數年中對“均衡”的規定應取上述第一種含義，然后到 21 世紀前葉結束時，對“均衡”的規定應當體現上述第二種含義。無論對“均衡”做出上述哪一種規定，都意味著“均衡”的相對性，意味著在“均衡”狀態下某種差距的存在。
2. “均衡”的關鍵性指標必須包括：教育資源（其中必須包括生均教育財政資源、物力資源、教師資源和信息資源等）、教育質量和教育效益。上述指標既涉及“均衡”的外在形式，即通過學校外部各方的努力所形成的教育資源狀態，又涉及“均衡”的內在本質，即受教育者素質的普遍提高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教育資源的合理、有效使用。這意味著盡管教育資源的供給與配置是“均衡”的關鍵性指標之一，但不是唯一指標。如果沒有義務教育質量的普遍提高或沒有質量的“均衡”，資源供給與配置的均衡就僅僅是表面的，并反而可能導致教育資源的浪費。當教育資源相對均衡時，義務教育質量的普遍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校長、教師和學生們的主觀努力，難以通過外部的強制性力量來實現。人們在主觀努力方面的差距是絕對的，這就決定了義務教育質量的“均衡”是相對的，進而決定了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是相對的。
3. “均衡”的標準可以從多種角度予以研制，但無論有多少種角度，關鍵是要從學生及其家庭受益和公共教育資源的承受能力與需求的適當性的角度來確定。 (1) 就教育機會而言，“均衡”的標準至少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適齡人口都能夠根據相關法律的規定接受義務教育；第二個層次是逐步使盡可能多的適齡人口都能夠享有充分、良好甚至優質的義務教育公共資源；第三個層次是使盡可能多的適齡人口能夠接受更長年限的優質義務教育。 (2) 就教育結果而言，“均衡”的標準也至少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適齡人口都能夠合格地完成義務教育；第二個層次是使盡可能多的適齡人口能夠得到更多、更高水平的發展。
國際政治的定義范文3
一、主流理論的無政府狀態假設
對于從事國際政治的人員來說，無政府狀態一詞無疑是國際政治理論的關鍵詞，被置于國際政治學的中心地位。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通過國內與國際的比較，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體系結構的組成部分來分析國際政治的本質，認為國際政治的其他現象都是從這一特征中派生出來的。新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基歐漢在《霸權之后》一書中，對合作的分析也是從無政府狀態的假設開始的，他要論證的是即使在一個沒有中央權威的自助體系中，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體也可在霸權國并不存在的情況下，通過國際制度的安排，仍能夠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在阿特和杰維斯主編的《國際政治》這本論文集中，第一部分就從無政府狀態的意義、無政府狀態的擺脫和無政府狀態的緩解三個方面論述了無政府狀態的環境，他們認為，“無政府狀態代表了國際政治環境的持久概念和現象..是國際關系的基本事實，要處理無政府狀態的后果，或者改變它，就必須首先理解它?！?肯尼斯·奧耶（KennethOye）在其主編的《無政府狀態的合作》中，開門見山地指出：“由于沒有中央權威對利益的追求進行限制，國家處于永久的無政府狀態中，并且明確地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的中心條件，書中的作者都是以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的中心背景條件來展開對合作的探討”3秦亞青教授對無政府狀態在理性主義學派中的意義作了簡明歸納：“首先是其本體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是國際政治的基本事實。既然是事實，就是客觀存在的東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特性。只要國家體系存在，無政府性就是這個體系最顯著的特征。其次是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成為國際政治的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無需質疑即可以認為屬真的東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幾乎所有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都以這個假定開始。如新現實主義從無政府性開始考慮生存的競爭，新自由主義則從無政府性開始討論為的合作。第三是學科意義。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這兩個政治學的基本次領域也是以這個基本假定分解的。這樣，無政府性就具有對國際政治定義的功能?！?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無政府狀態的假設在國際政治理論中的重要地位。它被查爾斯·利普森稱為國際關系的羅塞塔石碑。5無論是新自由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都是從這里開始他們的理論演繹。沒有人否認國際體系在某種程度上處于無政府狀態。這也是“新新綜合”的一個方面。但應該注意的是，國際關系理論對無政府狀態并沒有統一的定義。米爾納給我們提供了國際關系理論關于無政府狀態的兩種定義。6第一種定義是指缺少秩序，意味著混亂和無序。即霍布斯所描述的人反對人的狀態。這樣一種定義遭到了國際關系學者的廣泛質疑。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爾則從國際的角度來理解國際體系的秩序，認為無政府狀態并不意味著沒有秩序。在國際社會中，廣泛地存在著各種規則和安排，如對使用武力的一定限制；對契約神圣性的尊重和對財產權保護的某些共同安排?！艾F代國際體系也是一種國際社會，至少在一定意義上說，國際社會一直是國際體系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因而我們不能說無政府狀態就是霍布斯描繪的自然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一書中，作者們認識到：“國際社會雖然處在一種碎化狀態。但是，無政府狀態的世界政治并不意味著它完全缺少組織。在一些事務領域，存在對各個行為者之間的關系較為細致的安排，即使其它一些領域仍是松散的?！?在新現實主義理論中，雖然認為國際體系處在無政府狀態中，但同樣存在著秩序。這種秩序是和均勢聯系在一起的。均勢以兩種方式為體系提供秩序。一是通過力量的平衡來防止戰爭的發生，二是國家之間反復組織起來的均勢表明，在國際政治動蕩的背后存在著秩序。就像在一個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無形之手支配市場一樣，國家的行為總是受國際體系結構的制約。無政府狀態的第二種定義是指缺少政府。這是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但由于國際關系學者對政府的理解不同，因而對無政府狀態的認識也存在一定的差異。華爾茲借用韋伯的觀點，把政府定義為擁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壟斷權：“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區別，不在于武力的使用，而在于兩者處理暴力的組織方式不同。一個有效力的政府，壟斷了對武力的合法使用?！?英國學派的學者則把政府與確保秩序的制度和而不是與武力聯系起來。馬丁·懷特指出：“無政府狀態具有將國際政治和一般政治相區別的特性。國際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設是缺少政府體系，正如國內政治研究的前提是存在這樣的體系一樣。但大致的事實是，國內政治中追求權力的斗爭是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限制和支配下進行的；而在國際政治中，法律和制度是受追求權力的斗爭限制和支配的?！?0奧耶認為國際體系缺少特定的政府功能，沒有一個凌駕于國家之上的中央權威去強制國家實施承諾或協定。這三種關于政府的觀點反映了不同派別的學者對無政府狀態的理解。盡管目前國際關系學界對這三種觀點存在著質疑和爭論，但基本上都同意無政府狀態是指國際關系中缺乏明顯的政府特征。11
新現實主義的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從國內和國際二分法的類比角度說明了國內政治體系和國際政治體系的區別，從中推導出無政府狀態的邏輯。主要區別表現在三個方面：121、國內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上下級關系，某些部分有權指揮，其它部分要服從。國內體系是集中的和等級制的。國際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同等關系。在形式上，每一個國家與其它所有國家都是平等的。國際政治體系是分散的和無政府狀態的。2、在國內，一個政府的武力是在權利和正義的名義下使用的。在國際上，國家則是為了保護自身和自己的利益使用武力。在國內，與權威的各種關系建立起來了。在國際上，產生的只是實力關系。3、國內政治是權威、行政和法律的王國。國際政治是權力、斗爭與和解的領域。國際領域顯然是政治領域。人們描繪出國家領域各種各樣的特征：等級的、縱向的、集中的、異質的、受領導的、由人設計出來的；人們把國際領域描繪為無政府的、橫向的、分散的、同質的、不受領導的和相互適應的。這種區別使國際政治體系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華爾茲從國際體系結構角度建立起屬于這一領域的理論，即新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按照華爾茲自己的說法，他雖然保留了現實政治的主要內容，但對現實主義有兩項重要修正：1、現實主義把國家的行為視為對權力的至死方休的追求，理性的政治家就是不斷地積累越來越多的權力。而新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一種可能有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重要關頭，國家最終所關心的并不是權力，而是安全。2、現實主義把因果關系看成是單向的，即主要從處于相互作用的個人和國家的單位（unit）層次上尋找原因，而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行為的后果是雙向產生的，既有單位層次的原因，也有結構層次的原因。而且結構層次的因素是單位層次因素發生作用的背景。國際體系的基本結構特征是無政府狀態，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這種特征決定了國家必須時刻關心自己的生存與安全。而由于在國家之上沒有一個權威機構來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在一個現實威脅隨處可見的世界中，國家不得不靠自身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安全。無政府狀態決定了國際體系是一個自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國家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安全困境，一方聊以的源泉成為另一方為之憂慮的根源。國家不得不在對外政策中推行權力政治，以確保自己的安全。因此華爾茲從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推導出來的唯一邏輯就是自助，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權力政治。二、建構主義對無政府狀態的再認識
自從華爾茲以簡約的方式建立起國際大廈后，在大約10年的時間里，這一理論雖然受到了不同的批評，但其核心假設和基本命題并沒有撼動，依然處于霸主地位。13但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國際政治理論的新思維的產生，主流理論的根基開始動搖。以溫特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對無政府狀態的邏輯命題提出了大膽的質疑，要超越無政府的難題。14他認為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只有一種特性：自助，而是存在自助和他助兩種特性。體系的性質到底是他助還是自助取決于體系中的行動者的身份。身份不同，體系的特性也不一樣。如果體系的成員之間是敵人，那么，行為體的存在和安全就會成為最重要的。彼此之間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在這種情形下，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才表現為自助的性質。但是如果體系的成員之間是朋友，行為體就不會擔心對方對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脅，反而會形成一種安全共同體。在這種情形下，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則表現為助他性。因此，在溫特看來，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無政府邏輯。15國家的身份并不像華爾茲所假定的那樣，在互動之前，在形成國家體系之前就是考慮自我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行為體。恰恰相反，國家的利己性并不是它的天生特征，而是在一種相互關系中產生的，由相對于他者的特殊身份建構而成的特征。盡管國家易于接受利己的身份，但是國家并非天生具有這種身份。國家的身份是在國家互動的過程中確立的。在互動的實踐過程中，行為體通過文化選擇的方式建立起主體間性的意義。不同的主體間性的意義造就了不同的體系特性。自助并不是無政府狀態的邏輯特性，而是一種制度，只是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認同結構中的一種而已。所以，國家體系的特性與無政府狀態沒有關系，換言之，從無政府狀態中并不能推導國際體系的特性就是自助?！盁o政府狀態是一個空的容器，沒有內在的意義。使無政府狀態產生意義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結構?！?6如果我們接受了國際體系的特性既可以是自助也可是他助，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導致自助的觀點，那么，國家和國家的關系就不一定陷入到安全的困境中。這樣，國家的行為并不一定就是不斷地追求權力政治。也就是說，華爾茲的權力政治是由無政府狀態決定的論點是有問題的。權力政治并不是賦予的，無法改變的行為。如果國際體系是自助的體系，那么，國家的對外行為就是追求權力政治，以確保自己的生存。如果國際體系是他助的體系，那么，國家的對外行為并不是權力政治的行為，不僅不會陷入安全兩難中，反而，還可以建立安全共同體。因此，權力政治是建構的產物，而不是國家行為的構成特征。溫特以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展示了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假定自我和他者是兩個行為體，以前不存在互動的經歷，如果第一次相遇，是否像新現實主義所認為的那樣，對方是對自己的威脅，會發起對自己的攻擊。溫特認為并非如此。我們可能會保持高度警覺，但我們是發動攻擊還是保持警覺取決于對對方意圖的理解。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威脅性的，自我經過接收，解讀和賦予意義后，也被理解為威脅，那么，威脅感就會產生；如果自我采取一種針對他者的威脅行為，那么，行為體通過不斷地再現他者和自我的威脅感，就會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形式。這樣，安全困境就會孕育而生，并不斷地加以強化和依賴，權力政治就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出發點。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友好的，自我經過認知的加工過程后，也把他者發出的信號理解為友好，那么，他者和自我對情景的定義就是友好的，而不是威脅。因此，第一次相遇并一定造就出一個安全的困境。他者和自我通過發出信號，解釋和反饋的過程完成了一次社會行為，并開始創立主體間性意義的過程。主體間性的意義賦予了行動者身份和利益。通過這種實踐活動，行動者在無政府狀態中，既可成為朋友，亦可成為敵人。因此權力政治是在行動者的實踐活動中建構起來的。
這樣，溫特就通過對華爾茲的無政府狀態的解構，破除了新現實主義所謂的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無政府狀態并不像現實主義所描述的那樣，它本身根本沒有什么邏輯可言；一切都要取決于國家之間共有的觀念結構。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7沒有國家的實踐活動，就沒有國際結構，也就沒有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雖然在國際體系中不斷地表現出來，但它不是無政府狀態的必然結果，不是其內在的構成特性，而是行動者在互動的過程中建構起來的。因此，從無政府狀態中不能推導出自助和權力政治的體系特性。無政府狀態不過是一種形式，國家的鮮活互動創造了豐富的。從無政府狀態演繹出來的并非只有一種邏輯，而是存在多種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種。溫特為我們刻畫了三種理想類型的無政府狀態，或者說三種無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邏輯。所謂文化就是社會共有知識。社會共有知識是個體之間共同的和相互關聯的知識。共有是指社會意義上的共有。共有可以是合作性質的，也可以是沖突性質的。互為敵人和互為朋友同樣是文化事實。18文化形式的一個關鍵方面是角色結構，即共有觀念是指這些觀念的行為體所具有的主置格局。無政府狀態的核心不過是一種主置。主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現建構的，這種再現是對自我和他者作為以某些方式聯系在一起的特別類型施動者的再現，它又建構了獨特文化體系的邏輯和再造條件。角色結構不同，無政府狀態的文化也不一樣。在溫特看來，國際體系中存在三種角色結構：敵人、對手和朋友。敵人角色結構建構了霍布斯文化，對手角色結構建構了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結構建構了康德文化。無政府體系的結構和趨勢取決于三種角色中哪一種在體系中占主導地位。不同的無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邏輯。
無政府狀態的霍布斯文化是敵人角色結構。它的核心內容是敵意。國家的相互角色定位是敵人。19敵人是由對他者的再現建構的，這種再現把他者表現為具有如下特征的行為體：1、不承認自我作為獨立的行為體存在的權利；2、不會自愿限制對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敵人的角色結構使國家的對外政策姿態和行為表現出以下的含義：1、國家往往會采取強烈的改變現狀的方式來對待敵人，即試圖摧毀或制服敵人。這并意味著國家的利益在于改變現狀。一個國家的利益可能是維持現狀，但是敵人的威脅可能迫使國家根據“不是殺人就是被殺”的原則，采取看起來好象是強烈的改變現狀的行為。2、決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考慮未來前景，向最壞處做準備。3、相對軍事實力至關重要，實力是生存的關鍵因素。因為敵人一旦有著取勝的實力，就會發動進攻。要想和平，就需要準備戰爭。4、如果真正爆發戰爭，國家就會以敵人的方式來進行戰爭，就會無限制的使用暴力。如果戰爭沒有爆發，但是迫在眉睫，國家必須準備先發制人，尤其是當進攻性技術處于領先地位的情況下，這樣，可以避免敵人通過第一次打擊取得決定性的優勢?；舨妓篃o政府狀態的邏輯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在這種戰爭中，行為體的行為原則是不顧一切地保全生命。國際體系是真正的自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行為體不能求助于其它行為體，甚至不能采取最小的自我克制。生存完全依賴自己的力量。國家間的安全是一種高度競爭的零和游戲。在霍布斯的無政府文化中，產生了四種宏觀層次模式或趨勢。1、常年不斷的無限戰爭。這不是說國家總是處于戰爭狀態，而是說只要國家之間的相互集體再現是霍布斯式的，戰爭就會“在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2、消滅不適應的行為體。3、國家一旦強大到不至于被消滅的地步，就會制衡相互的權力。4、趨于把所有體系的成員全部拖入戰爭狀態，使中立和不結盟十分困難?；舨妓篃o政府狀態邏輯作為一種理想類型刻畫了一段國際關系的特征。第二種理想類型的文化是洛克文化。20洛克文化的角色結構是競爭，不是敵對。競爭對手像敵人一樣是通過對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為的再現而建構的。但是，這樣的再現卻不像敵人角色的再現那樣具有威脅意義。競爭對手不像敵人，他們有相互行為的基礎，即對的承認，而不是消滅對方。但這種基礎并不排除使用暴力解決爭端。如果體系的角色結構是競爭對手，國家的對外政策行為至少有四種意義：1、無論國家之間有什么沖突，但作為一種國家共同享有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和維持。即國家不會試圖奪取相互的生命和自由。2、的存在使得安全變得不那么緊迫，絕對收益成為國家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這并不是說國家就不擔心安全問題，但這種擔心已經大為減弱。3、軍事實力的作用下降。雖然武力在解決爭端中仍發揮重要作用，但這種力量對對手和對敵人的意義是不同的。軍事實力不再主宰一切政策。4、如果爭端真正導致戰爭，競爭對手會限制自己的暴力行為，不以消滅對方為目的。戰爭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這樣的限制表現為在正義戰爭理論和文明標準之中。這一體系界定了國家相互使用暴力的條件和程度。洛克文化的邏輯是生存和允許生存。在溫特看來，華爾茲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實際上是一種洛克體系，而不是霍布斯體系。因為他對市場的借鑒，對均勢的強調，對國家低死亡率的認識，對國家尋求安全而不是尋求權力的假定等都是與一種相對自我約束性質的洛克文化聯系在一起。
康德文化則由朋友的角色結構決定，核心內容是友誼。21在這種角色結構中，國家期望相互遵守兩條基本規則：1、不使用戰爭和戰爭威脅方式解決爭端（非暴力規則）；2、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脅，雙方將共同作戰（互助規則）。友誼的兩條規則產生康德文化的邏輯：大家為我，我為大家。多元安全共同體和集體安全就反映了這種邏輯。在多元安全共同體中（一種諸國家組成的體系），國家所持有的相互和平的共有知識使得戰爭不再被認為是解決爭端的合法手段，而是用其他的方式來解決爭端。雖然不能保證在共同體中不發生沖突，但是一旦發生沖突，成員會以談判、仲裁或訴諸等方式解決，即使戰爭的代價不大的時候也是如此。武力不是實現目的的合法手段。因此，軍事力量在安全共同體中所具有的意義與在競爭狀態下不同。對于競爭對手之間的爭端，軍事力量是決定結果的重要因素，對于朋友之間的沖突，其他種類的權力（如話語、制度、）則可以成為更加重要的因素。在集體安全體系中，互助原則是其安全的基礎。當一個體系成員的安全由于侵略而受到威脅，其他體系的成員應該幫助這個成員，即使是他們自己的安全沒有受到威脅也要這樣做。集體安全和結盟不一樣，在表面上看來，它們都是以軍事力量來維護成員的安全，而實際上，兩者具有質的不同。在結盟關系中，國家從事集體行動是因為結盟中的國家自身都感受到了同樣的威脅，他們之間的合作是出于利己目的，一旦威脅不復存在，結盟就隨之解體。因此，結盟的動力來自外部的威脅之劍。集體安全不是與具體的威脅或具體的時間聯系在一起。成員之間的互助是因為他們認同自己屬于同一個安全單位，是一個團隊，與外在的壓力（如威脅）沒有多大關系。這樣，軍事力量對集體安全的成員與對結盟的成員是不一樣的。在結盟關系中，成員知道，一旦結盟瓦解，盟友的軍事力量反過來就會成為打擊自己的力量。在集體安全體系中，一國的軍事實力不僅不是對自己的潛在威脅，還是自己的安全財富。在這里個體與集體融為一體，自助也是他助。
三、對結構變化的再解讀
當建構主義把無政府狀態理解為文化，是國家建構的時候，它所理解的結構變化就與新現實主義的結構變化大不相同。在新現實主義的結構中，主要由三個方面的因素組成：單元（國家）的排列原則、單元特征和權力分配。排列原則指結構中的因素是處于平等地位還是處于等級地位。在當今的國際體系中，國家具有平等的地位，因而其排列原則是無政府狀態；單元特性是指體系中的成員所具有的功能。在國家體系中，國家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即維護國內秩序和對外防御，國家的差異只是力量的不同，而不是功能的區別。權力分配是指物質力量在體系內的集中程度，即極的多寡。在這三個因素中，只要其中一個發生變化，體系的結構就發生變化。不過，新現實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是一個常量，這是國際的基本特征。單元的功能是相同的，可以不考慮。因此，只有權力分配這個變量了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雖然權力分配是單元層次特征的集合，但它是結構體系的特性，其作用不可能還原為單位層次。至于與物質實力無關的其他國家特征如國家之間的關系是敵對還是友好都被排除在結構之外。因此，華爾茲的結構是權力分配，結構的變化是權力分配的變化，從一種權力分配形式轉變為另一種權力分配形式，即極的變化。國際體系往往是由一個在物質上屬于霸權國的大國所主導，大國的興衰決定了國際體系的演變。溫特認為，華爾茲的結構是一種結構物質主義理論。他定義的國際結構實際上恰恰不是國際結構。國際結構不是物質現象，而是觀念現象。國際體系的結構不是物質力量的分配而是知識的分配，是一種文化。因而，建構主義的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是指文化的變化或無政府狀態的變化，即行動者通過實踐活動創造出新的文化，從霍布斯的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轉變，從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轉變。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建構主義的結構變化是可能的，但并不意味著其變化是容易的，因為文化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具有自加強的作用。一旦一種文化形成，行動者的身份就會被不斷的再現，從而使國際體系的結構被再生產出來。“國家越是像現實主義那樣思維，利己主義及其在體系層面的連帶結果——自助——就越會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2
因此，雖然建構主義和新現實主義都涉及到結構變化，但其內涵是不同的。新現實主義展示的結構變化是單元物質力量的分配變化，而國際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的性質不會發生變化，國際政治的自質也就保持不變。沖突和戰爭是國際社會的固有現象和組成部分。建構主義呈現的結構變化是觀念分配的變化。雖然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在繼續，但每一次變化都使國際社會發生質的變化，使其更容易采取集體行動。國家不斷地使無政府狀態具有新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的性質在實踐活動中可以發生改變。物質力量變化的意義取決于國家處在何種文化狀態之中。這種對結構變化認識的差異使得建構主義認為的結構變化如封建體系到國家體系的轉化，冷戰的結束和歐洲聯盟的產生等在新現實主義看來都不是體系結構的變化，因為它們要么沒有改變權力分配狀況，要么沒有超越無政府狀態。建構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差異，源于對國際體系的本體論的理解。本體論指身份和利益是被看做需要社會因素支承的進程，還是被看做在某種意義上置身于社會時空范疇之外的固定客體。23新現實主義認為，行動者的身份和認同是不變的，與國家互動進程無關，由于新現實主義把行動者的互動層次看成單位層次，而不屬于國際體系的結構，因而國家的身份和利益被排除在結構之外，即外生于體系的結構。因此，結構對行動者的作用只是約束它的行為，而不是改變它的身份。結構一旦從行動者中脫離出來，就成為凌駕于行動者之上的力量，行動者不過是結構的木偶。所以，不管力量分配如何變化，行動者的自利性質不會變化。新現實主義的這種結構-行動觀類似于涂爾干的功能主義的觀點。24華爾茲的結構與行動者之間是一種因果關系，即從結構推導出行動者的行為。建構主義認為行動不斷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行動者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外生于體系的過程之外，而是由體系的過程所支承。行動者的互動過程也是體系結構層次的內容（微觀結構），而不是屬于單元層次。當行動者的身份和利益在互動進程中發生變化的時候，宏觀上的結構（文化）就會產生變化，因為，結構變化是附著于身份變化。結構和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就不只是結構對行動者的約束，而且還有使動的一面，即行動者和結構是相互建構的。這種結構-行動者觀點的社會學來源是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
如果進一步追溯為什么新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對待身份和進程有不同理解，這種追問就變成了對國際政治的本體論思考：國際體系是什么構成的，結構是什么？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是物質主義，權力和利益是由物質力量決定的，是一種物質事實，獨立于人的實踐活動。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是由共有觀念而不是物質力量決定的。有目的的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是由這些共有觀念建構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國家和國際體系是一種社會類別。它不僅僅是事物，而且還是進程。權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義和作用，是觀念使然。單純的物質力量和利益不可能解釋國家之間的關系。
國際政治的定義范文4
【關鍵詞】： 無政府狀態 新現實主義 建構主義 結構變化
無政府狀態是主流理論的核心假設， 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對國家行為的分析都是建立在這一假設基礎上而展開的， 而這種假設恰恰是作為主流理論的挑戰者建構主義所質疑的起點。建構主義的應有之義就是把主流理論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看成是不斷變化的， 通過對國際體系結構的解構來建構新的國際體系結構觀。對主流理論的無政府狀態的假設給予最系統最深刻質疑的建構主義學者當屬溫特。1 他為我們展示了無政府狀態的多種邏輯和國際體系變化的多彩畫面。
一、主流理論的無政府狀態假設
對于從事國際政治研究的人員來說， 無政府狀態一詞無疑是國際政治理論的關鍵詞， 被置于國際政治學的中心地位。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 通過國內與國際的比較， 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體系結構的組成部分來分析國際政治的本質， 認為國際政治的其他現象都是從這一特征中派生出來的。新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基歐漢在《霸權之后》一書中，對合作的分析也是從無政府狀態的假設開始的， 他要論證的是即使在一個沒有中央權威的自助體系中， 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體也可在霸權國并不存在的情況下， 通過國際制度的安排， 仍能夠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在阿特和杰維斯主編的《國際政治》這本論文集中， 第一部分就從無政府狀態的意義、無政府狀態的擺脫和無政府狀態的緩解三個方面論述了無政府狀態的環境，他們認為，“ 無政府狀態代表了國際政治環境的持久概念和現象. . 是國際關系的基本事實， 要處理無政府狀態的后果，或者改變它， 就必須首先理解它?！? 肯尼斯· 奧耶（K e n n e t h O y e ） 在其主編的《無政府狀態的合作》中，開門見山地指出： “ 由于沒有中央權威對主權利益的追求進行限制， 國家處于永久的無政府狀態中， 并且明確地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的中心條件， 書中的作者都是以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的中心背景條件來展開對合作的探討”3 秦亞青教授對無政府狀態在理性主義學派中的意義作了簡明歸納： “ 首先是其本體論意義， 即無政府性是國際政治的基本事實。既然是事實， 就是客觀存在的東西， 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特性。只要國家體系存在，無政府性就是這個體系最顯著的特征。其次是方法論意義， 即無政府性成為國際政治的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 就是無需質疑即可以認為屬真的東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幾乎所有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都以這個假定開始。如新現實主義從無政府性開始考慮生存的競爭， 新自由主義則從無政府性開始討論為發展的合作。第三是學科意義。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這兩個政治學的基本次領域也是以這個基本假定分解的。這樣， 無政府性就具有對國際政治定義的功能?！?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無政府狀態的假設在國際政治理論中的重要地位。它被查爾斯· 利普森稱為國際關系的羅塞塔石碑。5 無論是新自由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都是從這里開始他們的理論演繹。沒有人否認國際體系在某種程度上處于無政府狀態。這也是“ 新新綜合” 的一個方面。但應該注意的是， 國際關系理論對無政府狀態并沒有統一的定義。米爾納給我們提供了目前國際關系理論關于無政府狀態的兩種定義。6 第一種定義是指缺少秩序， 意味著混亂和無序。即霍布斯所描述的人反對人的自然狀態。這樣一種定義遭到了國際關系學者的廣泛質疑。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爾則從國際社會的角度來理解現代國際體系的秩序，認為無政府狀態并不意味著沒有秩序。在國際社會中，廣泛地存在著各種規則和安排，如對使用武力的一定限制；對契約神圣性的尊重和對財產權保護的某些共同安排?！?現代國際體系也是一種國際社會，至少在一定意義上說， 國際社會一直是國際體系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 因而我們不能說無政府狀態就是霍布斯描繪的自然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一書中，作者們認識到：“ 國際社會雖然處在一種碎化狀態。但是，無政府狀態的世界政治并不意味著它完全缺少組織。在一些事務領域， 存在對各個行為者之間的關系較為細致的安排， 即使其它一些領域仍是松散的?！?8 在新現實主義理論中，雖然認為國際體系處在無政府狀態中， 但同樣存在著秩序。這種秩序是和均勢聯系在一起的。均勢以兩種方式為體系提供秩序。一是通過力量的平衡來防止戰爭的發生，二是國家之間反復組織起來的均勢表明， 在國際政治動蕩的背后存在著秩序。就像在一個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無形之手支配市場一樣，國家的行為總是受國際體系結構的制約。無政府狀態的第二種定義是指缺少政府。這是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但由于國際關系學者對政府的理解不同，因而對無政府狀態的認識也存在一定的差異。華爾茲借用韋伯的觀點， 把政府定義為擁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壟斷權：“ 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區別， 不在于武力的使用， 而在于兩者處理暴力的組織方式不同。一個有效力的政府， 壟斷了對武力的合法使用?！? 英國學派的學者則把政府與確保秩序的制度和法律而不是與武力聯系起來。馬丁· 懷特指出：“ 無政府狀態具有將國際政治和一般政治相區別的特性。國際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設是缺少政府體系， 正如國內政治研究的前提是存在這樣的體系一樣。但大致的事實是， 國內政治中追求權力的斗爭是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限制和支配下進行的； 而在國際政治中，法律和制度是受追求權力的斗爭限制和支配的?！?10 奧耶認為國際體系缺少特定的政府功能，沒有一個凌駕于國家之上的中央權威去強制國家實施承諾或協定。這三種關于政府的觀點反映了不同派別的學者對無政府狀態的理解。盡管目前國際關系學界對這三種觀點存在著質疑和爭論， 但基本上都同意無政府狀態是指國際關系中缺乏明顯的政府特征。11
新現實主義的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從國內和國際二分法的類比角度說明了國內政治體系和國際政治體系的區別， 從中推導出無政府狀態的邏輯。主要區別表現在三個方面： 12 1 、國內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上下級關系， 某些部分有權指揮， 其它部分要服從。國內體系是集中的和等級制的。國際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同等關系。在形式上， 每一個國家與其它所有國家都是平等的。國際政治體系是分散的和無政府狀態的。2 、在國內， 一個政府的武力是在權利和正義的名義下使用的。在國際上， 國家則是為了保護自身和自己的利益使用武力。在國內， 與權威的各種關系建立起來了。在國際上， 產生的只是實力關系。3 、國內政治是權威、行政和法律的王國。國際政治是權力、斗爭與和解的領域。國際領域顯然是政治領域。人們描繪出國家領域各種各樣的特征： 等級的、縱向的、集中的、異質的、受領導的、由人設計出來的； 人們把國際領域描繪為無政府的、橫向的、分散的、同質的、不受領導的和相互適應的。這種區別使國際政治體系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華爾茲從國際體系結構角度建立起屬于這一領域的理論， 即新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按照華爾茲自己的說法， 他雖然保留了現實政治的主要內容， 但對現實主義有兩項重要修正：1 、現實主義把國家的行為視為對權力的至死方休的追求， 理性的政治家就是不斷地積累越來越多的權力。而新現實主義認為， 權力是一種可能有用的手段， 而不是目的。在重要關頭， 國家最終所關心的并不是權力， 而是安全。2 、現實主義把因果關系看成是單向的， 即主要從處于相互作用的個人和國家的單位（ u n i t） 層次上尋找原因， 而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行為的后果是雙向產生的， 既有單位層次的原因， 也有結構層次的原因。而且結構層次的因素是單位層次因素發生作用的背景。國際體系的基本結構特征是無政府狀態， 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這種特征決定了國家必須時刻關心自己的生存與安全。而由于在國家之上沒有一個權威機構來保障自己的安全， 所以在一個現實威脅隨處可見的世界中， 國家不得不靠自身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安全。無政府狀態決定了國際體系是一個自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 國家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安全困境， 一方聊以的源泉成為另一方為之憂慮的根源。國家不得不在對外政策中推行權力政治， 以確保自己的安全。因此華爾茲從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推導出來的唯一邏輯就是自助， 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權力政治。 二、建構主義對無政府狀態的再認識
自從華爾茲以簡約的科學研究方式建立起國際政治理論大廈后， 在大約10年的時間里， 這一理論雖然受到了不同的批評， 但其核心假設和基本命題并沒有撼動， 依然處于霸主地位。13 但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國際政治理論的新思維的產生，主流理論的根基開始動搖。以溫特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對無政府狀態的邏輯命題提出了大膽的質疑， 要超越無政府的難題。14 他認為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只有一種特性：自助，而是存在自助和他助兩種特性。體系的性質到底是他助還是自助取決于體系中的行動者的身份。身份不同， 體系的特性也不一樣。如果體系的成員之間是敵人，那么，行為體的存在和安全就會成為最重要的問題。彼此之間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在這種情形下，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才表現為自助的性質。但是如果體系的成員之間是朋友，行為體就不會擔心對方對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脅，反而會形成一種安全共同體。在這種情形下，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則表現為助他性。因此，在溫特看來，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無政府邏輯。15 國家的身份并不像華爾茲所假定的那樣，在互動之前，在形成國家體系之前就是考慮自我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行為體。恰恰相反，國家的利己性并不是它的天生特征， 而是在一種相互關系中產生的， 由相對于他者的特殊身份建構而成的特征。盡管國家易于接受利己的身份，但是國家并非天生具有這種身份。國家的身份是在國家互動的過程中確立的。在互動的實踐過程中，行為體通過文化選擇的方式建立起主體間性的意義。不同的主體間性的意義造就了不同的體系特性。自助并不是無政府狀態的邏輯特性， 而是一種制度， 只是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認同結構中的一種而已。所以， 國家體系的特性與無政府狀態沒有關系，換言之，從無政府狀態中并不能推導國際體系的特性就是自助?！?無政府狀態是一個空的容器，沒有內在的意義。使無政府狀態產生意義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結構。”16 如果我們接受了國際體系的特性既可以是自助也可是他助，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導致自助的觀點，那么， 國家和國家的關系就不一定陷入到安全的困境中。這樣，國家的行為并不一定就是不斷地追求權力政治。也就是說，華爾茲的權力政治是由無政府狀態決定的論點是有問題的。權力政治并不是自然賦予的，無法改變的行為。如果國際體系是自助的體系，那么，國家的對外行為就是追求權力政治，以確保自己的生存。如果國際體系是他助的體系，那么，國家的對外行為并不是權力政治的行為， 不僅不會陷入安全兩難中，反而，還可以建立安全共同體。因此， 權力政治是社會建構的產物， 而不是國家行為的構成特征。溫特以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展示了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假定自我和他者是兩個行為體，以前不存在互動的經歷，如果第一次相遇，是否像新現實主義所認為的那樣，對方是對自己的威脅， 會發起對自己的攻擊。溫特認為并非如此。我們可能會保持高度警覺，但我們是發動攻擊還是保持警覺取決于對對方意圖的理解。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威脅性的，自我經過接收， 解讀和賦予意義后，也被理解為威脅， 那么， 威脅感就會產生； 如果自我采取一種針對他者的威脅行為，那么，行為體通過不斷地再現他者和自我的威脅感， 就會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形式。這樣，安全困境就會孕育而生，并不斷地加以強化和依賴， 權力政治就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出發點。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友好的， 自我經過認知的加工過程后， 也把他者發出的信號理解為友好， 那么， 他者和自我對情景的定義就是友好的， 而不是威脅。因此， 第一次相遇并一定造就出一個安全的困境。他者和自我通過發出信號， 解釋和反饋的過程完成了一次社會行為，并開始創立主體間性意義的過程。主體間性的意義賦予了行動者身份和利益。通過這種實踐活動， 行動者在無政府狀態中， 既可成為朋友， 亦可成為敵人。因此權力政治是在行動者的實踐活動中建構起來的。
這樣，溫特就通過對華爾茲的無政府狀態的解構， 破除了新現實主義所謂的無政府狀態的邏輯： 自助和權力政治。“ 無政府狀態并不像現實主義所描述的那樣， 它本身根本沒有什么邏輯可言；一切都要取決于國家之間共有的觀念結構。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7 沒有國家的實踐活動， 就沒有國際結構，也就沒有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雖然在國際體系中不斷地表現出來，但它不是無政府狀態的必然結果，不是其內在的構成特性，而是行動者在互動的過程中建構起來的。因此，從無政府狀態中不能推導出自助和權力政治的體系特性。無政府狀態不過是一種形式，國家的鮮活互動創造了豐富的內容。從無政府狀態演繹出來的并非只有一種邏輯，而是存在多種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種。溫特為我們刻畫了三種理想類型的無政府狀態，或者說三種無政府文化， 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邏輯。所謂文化就是社會共有知識。社會共有知識是個體之間共同的和相互關聯的知識。共有是指社會意義上的共有。共有可以是合作性質的， 也可以是沖突性質的?；閿橙撕突榕笥淹瑯邮俏幕聦崱?8 文化形式的一個關鍵方面是角色結構，即共有觀念是指這些觀念的行為體所具有的主置格局。無政府狀態的核心不過是一種主置。主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現建構的，這種再現是對自我和他者作為以某些方式聯系在一起的特別類型施動者的再現， 它又建構了獨特文化體系的邏輯和再造條件。角色結構不同，無政府狀態的文化也不一樣。在溫特看來， 國際體系中存在三種角色結構： 敵人、對手和朋友。敵人角色結構建構了霍布斯文化， 對手角色結構建構了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結構建構了康德文化。無政府體系的結構和趨勢取決于三種角色中哪一種在體系中占主導地位。不同的無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邏輯。
無政府狀態的霍布斯文化是敵人角色結構。它的核心內容是敵意。國家的相互角色定位是敵人。19 敵人是由對他者的再現建構的， 這種再現把他者表現為具有如下特征的行為體：1 、不承認自我作為獨立的行為體存在的權利；2、不會自愿限制對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敵人的角色結構使國家的對外政策姿態和行為表現出以下的含義： 1 、國家往往會采取強烈的改變現狀的方式來對待敵人，即試圖摧毀或制服敵人。這并意味著國家的利益在于改變現狀。一個國家的利益可能是維持現狀，但是敵人的威脅可能迫使國家根據“ 不是殺人就是被殺” 的原則， 采取看起來好象是強烈的改變現狀的行為。2 、決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考慮未來前景，向最壞處做準備。3 、相對軍事實力至關重要，實力是生存的關鍵因素。因為敵人一旦有著取勝的實力， 就會發動進攻。要想和平，就需要準備戰爭。4 、如果真正爆發戰爭， 國家就會以敵人的方式來進行戰爭， 就會無限制的使用暴力。如果戰爭沒有爆發， 但是迫在眉睫， 國家必須準備先發制人， 尤其是當進攻性技術處于領先地位的情況下，這樣，可以避免敵人通過第一次打擊取得決定性的優勢?；舨妓篃o政府狀態的邏輯是“ 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 。在這種戰爭中，行為體的行為原則是不顧一切地保全生命。國際體系是真正的自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行為體不能求助于其它行為體，甚至不能采取最小的自我克制。生存完全依賴自己的力量。國家間的安全是一種高度競爭的零和游戲。在霍布斯的無政府文化中， 產生了四種宏觀層次模式或趨勢。1 、常年不斷的無限戰爭。這不是說國家總是處于戰爭狀態，而是說只要國家之間的相互集體再現是霍布斯式的， 戰爭就會“ 在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 。2 、消滅不適應的行為體。3 、國家一旦強大到不至于被消滅的地步，就會制衡相互的權力。4 、趨于把所有體系的成員全部拖入戰爭狀態， 使中立和不結盟十分困難?；舨妓篃o政府狀態邏輯作為一種理想類型刻畫了一段國際關系歷史發展的特征。
第二種理想類型的文化是洛克文化。2 0 洛克文化的角色結構是競爭，不是敵對。競爭對手像敵人一樣是通過對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為的再現而建構的。但是， 這樣的再現卻不像敵人角色的再現那樣具有威脅意義。競爭對手不像敵人， 他們有相互行為的基礎， 即對主權的承認， 而不是消滅對方。但這種基礎并不排除使用暴力解決爭端。如果體系的角色結構是競爭對手， 國家的對外政策行為至少有四種意義：1 、無論國家之間有什么沖突， 但主權作為一種國家共同享有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和維持。即國家不會試圖奪取相互的生命和自由。2 、主權的存在使得安全變得不那么緊迫，絕對收益成為國家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這并不是說國家就不擔心安全問題，但這種擔心已經大為減弱。3 、軍事實力的作用下降。雖然武力在解決爭端中仍發揮重要作用，但這種力量對對手和對敵人的意義是不同的。軍事實力不再主宰一切政策。4 、如果爭端真正導致戰爭，競爭對手會限制自己的暴力行為，不以消滅對方為目的。戰爭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 這樣的限制表現為在正義戰爭理論和文明標準之中。這一體系界定了國家相互使用暴力的條件和程度。洛克文化的邏輯是生存和允許生存。在溫特看來，華爾茲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實際上是一種洛克體系，而不是霍布斯體系。因為他對市場的借鑒，對均勢的強調，對現代國家低死亡率的認識， 對國家尋求安全而不是尋求權力的假定等都是與一種相對自我約束性質的洛克文化聯系在一起。
康德文化則由朋友的角色結構決定，核心內容是友誼。2 1 在這種角色結構中， 國家期望相互遵守兩條基本規則： 1 、不使用戰爭和戰爭威脅方式解決爭端（ 非暴力規則） ；2 、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脅， 雙方將共同作戰（ 互助規則） 。友誼的兩條規則產生康德文化的邏輯： 大家為我， 我為大家。多元安全共同體和集體安全就反映了這種邏輯。在多元安全共同體中（ 一種諸國家組成的體系） ， 國家所持有的相互和平的共有知識使得戰爭不再被認為是解決爭端的合法手段， 而是用其他的方式來解決爭端。雖然不能保證在共同體中不發生沖突， 但是一旦發生沖突， 成員會以談判、仲裁或訴諸法律等方式解決， 即使戰爭的代價不大的時候也是如此。武力不是實現目的的合法手段。因此， 軍事力量在安全共同體中所具有的意義與在競爭狀態下不同。對于競爭對手之間的爭端，軍事力量是決定結果的重要因素， 對于朋友之間的沖突，其他種類的權力（ 如話語、制度、經濟） 則可以成為更加重要的因素。在集體安全體系中， 互助原則是其安全的基礎。當一個體系成員的安全由于侵略而受到威脅， 其他體系的成員應該幫助這個成員，即使是他們自己的安全沒有受到威脅也要這樣做。集體安全和結盟不一樣，在表面上看來，它們都是以軍事力量來維護成員的安全，而實際上， 兩者具有質的不同。在結盟關系中，國家從事集體行動是因為結盟中的國家自身都感受到了同樣的威脅， 他們之間的合作是出于利己目的，一旦威脅不復存在，結盟就隨之解體。因此，結盟的動力來自外部的威脅之劍。集體安全不是與具體的威脅或具體的時間聯系在一起。成員之間的互助是因為他們認同自己屬于同一個安全單位，是一個團隊，與外在的壓力（如威脅）沒有多大關系。這樣， 軍事力量對集體安全的成員與對結盟的成員是不一樣的。在結盟關系中，成員知道，一旦結盟瓦解， 盟友的軍事力量反過來就會成為打擊自己的力量。在集體安全體系中，一國的軍事實力不僅不是對自己的潛在威脅， 還是自己的安全財富。在這里個體與集體融為一體，自助也是他助。 三、對結構變化的再解讀
當建構主義把無政府狀態理解為文化，是國家建構的時候，它所理解的結構變化就與新現實主義的結構變化大不相同。在新現實主義的結構中，主要由三個方面的因素組成：單元（國家）的排列原則、單元特征和權力分配。排列原則指結構中的因素是處于平等地位還是處于等級地位。在當今的國際體系中，國家具有主權平等的地位，因而其排列原則是無政府狀態；單元特性是指體系中的成員所具有的功能。在國家體系中， 國家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即維護國內秩序和對外防御，國家的差異只是力量的不同， 而不是功能的區別。權力分配是指物質力量在體系內的集中程度，即極的多寡。在這三個因素中，只要其中一個發生變化，體系的結構就發生變化。不過， 新現實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是一個常量，這是國際政治的基本特征。單元的功能是相同的， 可以不考慮。因此，只有權力分配這個變量影響了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雖然權力分配是單元層次特征的集合，但它是結構體系的特性，其作用不可能還原為單位層次。至于與物質實力無關的其他國家特征如國家之間的關系是敵對還是友好都被排除在結構之外。因此，華爾茲的結構是權力分配，結構的變化是權力分配的變化，從一種權力分配形式轉變為另一種權力分配形式，即極的變化。國際體系往往是由一個在物質上屬于霸權國的大國所主導，大國的興衰決定了國際體系的演變。溫特認為，華爾茲的結構理論是一種結構物質主義理論。他定義的國際結構實際上恰恰不是國際結構。國際結構不是物質現象，而是觀念現象。國際體系的結構不是物質力量的分配而是知識的分配，是一種文化。因而，建構主義的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是指文化的變化或無政府狀態的變化，即行動者通過實踐活動創造出新的文化，從霍布斯的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轉變，從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轉變。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建構主義的結構變化是可能的，但并不意味著其變化是容易的，因為文化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具有自加強的作用。一旦一種文化形成， 行動者的身份就會被不斷的再現，從而使國際體系的結構被再生產出來?！?國家越是像現實主義那樣思維，利己主義及其在體系層面的連帶結果— — 自助— — 就越會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2
因此，雖然建構主義和新現實主義都涉及到結構變化，但其內涵是不同的。新現實主義展示的結構變化是單元物質力量的分配變化， 而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的性質不會發生變化，國際政治的自質也就保持不變。沖突和戰爭是國際社會的固有現象和組成部分。建構主義呈現的結構變化是觀念分配的變化。雖然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在繼續，但每一次變化都使國際社會發生質的變化，使其更容易采取集體行動。國家不斷地使無政府狀態具有新的內容。無政府狀態和國家的性質在實踐活動中可以發生改變。物質力量變化的意義取決于國家處在何種文化狀態之中。這種對結構變化認識的差異使得建構主義認為的結構變化如封建體系到主權國家體系的轉化，冷戰的結束和歐洲聯盟的產生等在新現實主義看來都不是體系結構的變化，因為它們要么沒有改變權力分配狀況，要么沒有超越無政府狀態。
建構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差異，源于對國際體系的本體論的理解。本體論指身份和利益是被看做需要社會因素支承的進程，還是被看做在某種意義上置身于社會時空范疇之外的固定客體。23 新現實主義認為，行動者的身份和認同是不變的，與國家互動進程無關，由于新現實主義把行動者的互動層次看成單位層次，而不屬于國際體系的結構， 因而國家的身份和利益被排除在結構之外，即外生于體系的結構。因此，結構對行動者的作用只是約束它的行為，而不是改變它的身份。結構一旦從行動者中脫離出來， 就成為凌駕于行動者之上的力量，行動者不過是結構的木偶。所以，不管力量分配如何變化， 行動者的自利性質不會變化。新現實主義的這種結構- 行動觀類似于涂爾干的功能主義的觀點。24 華爾茲的結構與行動者之間是一種因果關系，即從結構推導出行動者的行為。建構主義認為行動不斷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行動者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外生于體系的過程之外，而是由體系的過程所支承。行動者的互動過程也是體系結構層次的內容（微觀結構），而不是屬于單元層次。當行動者的身份和利益在互動進程中發生變化的時候， 宏觀上的結構（文化） 就會產生變化，因為，結構變化是附著于身份變化。結構和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就不只是結構對行動者的約束，而且還有使動的一面，即行動者和結構是相互建構的。這種結構- 行動者觀點的社會學來源是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
如果進一步追溯為什么新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對待身份和進程有不同理解，這種追問就變成了對國際政治的本體論思考：國際體系是什么構成的，結構是什么？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是物質主義，權力和利益是由物質力量決定的，是一種物質事實，獨立于人的實踐活動。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是由共有觀念而不是物質力量決定的。有目的的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是由這些共有觀念建構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國家和國際體系是一種社會類別。它不僅僅是事物， 而且還是進程。權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義和作用，是觀念使然。單純的物質力量和利益不可能解釋國家之間的關系。
建構主義通過對無政府狀態的解析， 使無政府狀態具有了新的內容。原來被認為是固定不變的，凌駕于行動者之上的物質結構大廈開始動搖。新現實主義所假定不變的東西—— 無政府狀態，恰恰成為質疑的對象，邏輯分析的起點。無政府狀態是國家建構的產物，它的后果是國家對它的理解。行動者的互動和實踐導致了不同的無政府狀態。自助和權力政治是行動者在社會互動過程中產生的，不是無政府狀態的必然結果，也不是行動者無法逃脫的命運。國際體系不僅僅是一種物質世界，更是一個社會世界。國際關系不過是社會關系的一個縮影。人與人在實踐中可以建立起不同的社會關系?！?國家也是人” ，同樣有人的愿望和信念。這種社會類別能夠進行反思式的再思考。這樣，新現實主義所缺乏的行動者的動因理論被建構主義帶回到國際體系中來。通過動因的內置， 國際體系被激活，無政府狀態不再是國際體系的構成特征， 而是社會特征。世界體系圖景不再是單調的，悲觀的，而是有多種可能性。新現實主義所描繪的國際體系只是國際體系歷史畫卷中的一個部分而已。國際體系的全景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空間組合，在體系的時間變換中是上述三種文化的演進（一種趨勢）。轉貼于 注 釋：
1、奧納夫和克托齊威爾也對無政府狀態的概念進行過分析。這里主要以溫特的分析為主。秦亞青教授對溫特的無政府狀態（ 他用無政府性一詞） 作了精彩的評述。見秦亞青： 《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 《美國研究》2 0 0 1 年第2 期。本文的寫作受到了秦教授的諸多啟發。
2、 R o b e r t J . A r t a n d R o b e r t J e r v i s e d ， .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 o l i t i c s : A n a r c h y ， F o r c e ， P o l i t i c a l E c o n o m y ， a n d D e c i s i o n M a k i n g " L i t t l e ， B r o w n a n d C o m p a n y ， 1 9 8 5 ， s e c o n d e d i t i o n . P 7
3 、轉引自海倫· 米爾納： “ 國際關系中的無政府假設” ， 參見鮑德溫， 《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肖歡容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第1 4 5 頁。
4、 秦亞青：“ 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 ， 見《美國研究》2001 年第2 期。
5 、參見鮑德溫，《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肖歡容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版，第4 頁。
6、 海倫·米爾納：“ 國際關系中的無政府假設” ， 參見鮑德溫， 《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肖歡容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版。
7 、R o b e r t J . ArtandRobert Jervised ， .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 o l i t i c s : A n a r c h y ， F o r c e ， P o l i t i c a l E c o n o m y ， a n d D e c i s i o n M a k i n g " L i t t l e ， B r o w n a n d C o m p a n y ， 1 9 8 5 ， s e c o n d e d i t i o n . P 4 0。
8 、參見鮑德溫： 《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肖歡容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2 0 0 1 年版，第1 4 7 頁。
9 、華爾茲： 《國際政治理論》， 第1 2 2 頁。
1 0 、轉引自鮑德溫： 《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肖歡容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第149 頁。
1 1、 同上，第147 頁。
1 2 、華爾茲： 《國際政治理論》， 第1 0 4 頁和1 3 4 頁。
1 3、 8 0 年代的爭論主要是新新爭論， 其他的理論也批評新現實主義， 但影響不大， 參見R o b e r t O . K e o h a n e ， e d . " N e o r e a l i s m a n d i t s c r i t i c s " ， N e w Y o r k : C o l u m b i a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1 9 8 6 . 鮑德溫：《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肖歡容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1 4 、參見W e n d t ， " T h e a g e n t - s t r u c t u r e p r o b l e m i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r e l a t i o n s t h e o r y "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V o l . 4 1 ， 1 9 8 7 ， p p 3 3 5 - 3 7 0 . " A n a r c h y i s w h a t t h e s t a t e s m a k e o f i t : T h e s o c i a l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o f p o w e r p o l i t i c s "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V o l . 4 6 ， 1 9 9 2 ， p p 3 9 1- 4 2 5 . " S o c i a l T h e o r y o f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 o l i t i c s " ， C a m b r i d g e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1 9 9 9 . 如果說溫特在1 9 8 7年的文章中抽象地探討了行動者- 結構關系， 那么， 在1 9 9 2 年的文章中他則把1 9 8 7 年的基本觀點引申到了具體的國際關系理論中， 提出了無政府狀態是國家對它的理解的論點?！秶H政治的社會理論》進一步豐富了以上兩篇文章的論點， 并把它們和諧地結合起來。
1 5 、溫特： 《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譯本， 第3 1 5 頁。
1 6、同上，第383 頁。
1 7、 溫特： 《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 中文版序， 第4 1 頁。
18、同上， 第1 8 1 頁。
19、同上，第328- 335 頁。
20、溫特： 《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 第3 5 0 - 370 頁。
21、同上， 第370- 383 頁。
22、溫特： 《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 第4 5 7 頁。
23、同上， 第4 3 頁。
國際政治的定義范文5
[關鍵詞]多邊主義;一體化;相互依賴;合作理論;建構主義;結構自由主義;全球治理
多邊主義是一個直到最近20年才廣泛流行起來的概念,因此,如果翻閱較早以前出版的辭書,甚至找不到這個詞匯。關于多邊主義,存在著許多定義,按照羅伯特·考克斯的說法:“要確定多邊主義的含義,必須首先評估世界體系現在和未來所處的環境,其所具有的權力關系賦予多邊主義以具體的意義。”〔1〕盡管人們對多邊主義有多種定義,但是從總體來說,多邊主義有兩個層面的基本含義,〔2〕并獲得了多數人的認同。從國際關系的基本主體———國家———的層面來說,它是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一種理念、指導思想和政策工具,指的是一個國家更傾向于在兩個以上的國家之間或國際組織中進行磋商、協調,以解決彼此關心的問題,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它通常是與單邊主義、孤立主義等理念相對立的。在這個層面,人們往往把多邊主義與多邊外交畫上等號。從國際體系的層面來說,多邊主義意味著一種有關國際秩序的組織原則,它指的是“基于普遍性的行為準則之上用來協調三個或者三個以上國家之間關系的制度形式?！薄?〕是一種“概念化了的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和文化的結構,它決定著各種人群之間(國家間)的行為方式和權力關系。”〔4〕隨著與多邊主義有關的各種現象的興起和日益普遍,國際關系學界開始將這種使國際關系的性質出現了新的變動的現象納入了研究視野,并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對與此有關的現象進行了闡釋,形成了各種與多邊主義有關的理論?！?〕
一體化理論
最早涉及多邊主義研究的是一體化理論。它是一種研究國際社會協作與聚合過程的理論。有關一體化的定義,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為主體結合為一個新的行為主體的過程。當這個過程完成時,可以說它們被一體化了。盡管一體化追求一種比多邊主義更高層次的制度目標,但是,它在尋求一體化的可能性和途徑方面可以說是與多邊主義基本重合的,因此在這里有必要對此做一個簡單的介紹。一體化理論從總體上說可以分為三大基本派別,它們分別是早期機能主義學派、新機能主義學派和通訊理論。
早期機能主義學派以英國學者戴維·米特蘭尼(DavidMitrany)為主要代表,他認為,現代行政管理體系的日趨復雜,大大增加了各國政府面臨的技術性或非政治性任務。這些任務不僅在國家一級上提出了對訓練有素的專家的需要,而且在國際水平上造成了大量的技術性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專家們的合作,這使各種職能性國際合作組織機構的建立成為必要。職能性合作組織可能逐步取代或淘汰過去的政治性機構,這樣就可以大大限制、甚至消除潛在的沖突。同時,由于在一些領域,技術性、職能性問題上的合作必定是有限的,那么,如何指望在這種有限的基礎上實現國家間的全面合作或一體化呢?為此,米特蘭尼提出了著名的“分枝理論”(doctrineoframification)。他認為在某一技術領域合作的發展會導致其他技術領域的合作。這樣,一個部門的職能合作或一體化便可以分枝、長杈,擴大到其他許多部門。例如,幾國間建立了共同市場后,就會產生一種壓力和要求,推動它們在價格、投資、運輸、保險、稅收、工資、銀行、以及貨幣政策方面進行合作。這種職能合作行動將會改變國家行為的方向并有助于世界和平,此種職能合作將會逐漸滲透甚至同化政治部門;經濟的統一即使不至于廢棄政治部門,也會為政治領域的合作奠定基礎。
新機能主義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厄恩斯特·哈斯(ErnstB.Haas)、利昂·林德伯格(LeonNLindberg)和約瑟夫·奈。新機能主義在很大程度將其理論建立在對歐洲共同體實踐經驗的考察之上。在理論上,該學派主張將政治問題與經濟福利問題分開,前者叫做“高級政治”(highpolitic),后者叫做“福利政治”(welfarepolitics)。在“高級政治”領域,“權力”扮演了主要角色,權力斗爭依然是核心問題。而在“福利政治”領域,各國之間的人民有著較多的共同利益,容易實現較高程度的合作和一體化。戰后西歐社會,福利政治占據了支配地位,這是西歐一體化能夠取得很大成功的有利條件。新機能主義十分強調超國家組織在國際一體化過程中的作用,這是把他們與早期機能主義區別開來的主要特征。他們認為超國家組織而非職能專家機構是對國際一體化過程加以領導的政治機關,它運用某些政治技巧,尋找和確定擴大一體化新的問題領域,幫助各國政府和利益集團確定一致的目標并采取聯合行動,對一體化過程中的利益沖突加以彌合和調節,從而推進一體化的“分枝”和“外溢”,并使各國的共同利益不斷得到增進。盡管新機能主義把“福利政治”和“高級政治”分開,但他們并未完全割斷經濟與政治的聯系。他們一般把經濟領域的職能合作視為通向政治合作的一個步驟,而不是要以之取代政治合作。特別是到后來,一些新機能主義者根據實踐不斷修正自己原來的某些想法,逐步拋棄了那種以為繞過政治問題(高級政治問題),甩開政治部門就可以解決問題的幻想。
溝通理論(Communications)的代表人物是多伊奇。這一理論的基本觀點是,某一政治系統所以能夠獲得并保持其凝聚性,是其成員廣泛共享某些價值,并對該系統的結構表示一般的贊同。這樣的系統是建立在合意(Consensus)之基礎上的。這種一致性程度越高,政治系統就越趨于一體化。而要使成員享有共同的價值,溝通的作用至關重要。溝通是構成組織的結合劑,只有溝通能夠使社會集團一起思想、一起觀察和一起行動。為此,他把各種形式的政治單位都視為一種信號交流的系統。輸入、輸出、反饋,這一切都有賴于該單位內部以及它同外部環境之間的溝通渠道。以溝通理論為基礎,多伊奇對各種政治共同體的形成條件作了研究。他把政治共同體分為兩種。一種是混合政治共同體,它不僅把維持共同體的和平,而且把其他方面的多樣性目標的實現當作自己的任務。這種共同體需要具備12項必要條件,包括主要價值的相容、提供了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對緊密的經濟聯系及其好處抱有預期、參與者的政治和行政能力顯著增強、與共同體外部相比獲得顯著利益、共同體內形成了實質性和不可割斷的社會溝通、共同體內政治精英分子擴大、人員的地理和社會交流增加、相互溝通和交易渠道多樣化、將要一體化的諸單位之間溝通與交易中的報酬的全部補償、諸政治單位中間各種群體角色相當頻繁的某種互換、相互行為有較高程度的可預測性。同時,出現下述六項因素中的任何一種,這種共同體都可能解體:共同體及成員所受各種負擔急劇增大、社會變動和政治參與過快以致超過共同體在各方面的同化速度、各種差異迅速增加、行政機構和政治精英的能力嚴重衰減、政治權貴相對閉塞、政府與社會權貴不能按照民眾的要求實行必要的改良和調整?！?〕還有一種共同體叫多元安全共同體,它以爭取和維持和平為主要目的,加入這種共同體的諸單位仍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這種共同體比較容易建立和維持,它只要具備三個條件就可以了:主要政治價值相容、各成員國的政府以及相應的階層相互之間擁有對信息和行動做出迅速適當和非暴力的反應的能力、相互之間對有關方面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行為的可預測性?！?〕
相互依賴理論
這種理論主要代表人物是基歐漢和奈。該理論對多邊主義興起的原因作了最為深刻的闡釋。所謂相互依賴代表著國家或其他國際行為體之間廣泛的、普遍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這種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在國際政治、軍事、經濟及其他廣泛領域中得到表現和展開,而在經濟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可以說經濟的相互依賴構成了當代整個國際相互依賴關系泛的、普遍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這種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在國際政治、軍事、經濟及其他廣泛領域中得到表現和展開,而在經濟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可以說經濟的相互依賴構成了當代整個國際相互依賴關系的基礎。該理論認為,二戰結束以來,世界經濟和政治發生了一系列重要變化,當代世界出現了三個重要特征:(1)多渠道的社會聯系,包括政府間的非正式聯系和正式的官方安排;非政府人士之間的非正式聯系;以及跨國性組織的內部聯系。在今天,無論哪一種渠道,都使國際間的聯系和依賴大大加強,其中比較突出的是跨國組織的作用。(2)多種問題進入國家間關系的議事日程,它們沒有明確的先后次序排列,軍事安全問題不再始終居于議事日程的首位。(3)在相互依賴占優勢的某些地區和問題領域,一國政府不再對其他國家使用軍事力量,但這并不排除在其他地區和其他問題上把軍事力量當作主要手段來使用。這些特征使得國際關系中零和博弈占完全支配性地位的狀況有了很大改善,實現雙贏的空間有了很大增加,各國在許多問題上形成了日趨密切的連動關系,它們之間協商、合作的領域大大拓寬。
為此,相互依賴理論的倡導者認為,戰后國際社會相互依賴的迅速發展,已經改變了國際政治的本質,因此,人們有關國際關系或國際政治的基本觀點和看法也應作相應的轉變。原先國際政治的基本觀念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這就是“權力政治”,這種國際政治觀在相互依賴的時代已經不再適用或不完全適用了,因此,應當倡導一種新的國際政治觀,具體來說就是“問題政治”(IssuePolitics)或“議程政治”(AgendaPolitics)。所謂“問題政治觀”(issuepoliticsview)把國際政治看作是一系列問題領域(issuearea),圍繞這些問題領域形成國家間的合作和競爭。這些問題領域的形成根源于當代世界的復雜性質,而非僅僅由國家追求其民族安全和政治影響的權力動機所派生。比如,促進國際貿易、避免金融危機、解決種族沖突等問題都可能導致國家間的沖突與合作。當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并變得利害攸關時,就可能導致國家間的沖突;如果這些問題朝著解決的方向有所前進,和平就可以維持。問題政治觀認為,與其說國際領域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是由國家對安全的關心和國與國之間的不信任引起的,不如說是由一定國際條件下發生的多種價值與利益差別引起的,從而問題政治觀不再象權力政治觀那樣,把國家安全問題視為國際政治的核心和首要問題,而是把沒有先后次序的多種問題引入國際政治的議程,在這種議程中尋找解決問題的線索和途徑。當一個重大國際問題產生后,應盡可能想辦法去解決,在這方面國際法、外交實踐和國際組織將扮演重要的角色?；鶜W漢、奈等人認為,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盡管問題政治或議程政治還不能取代權力政治,但是,它在國際政治領域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將是不可避免的。
合作理論〔9〕
該理論主要是針對國際經濟領域出現的“市場失靈”的現象而提出的。該理論認為,在國際經濟自由競爭和市場放任的情況下,國家可能無法使效用最大化,原因是在國際社會無政府的環境下,每個國家以自身的利益所驅動的行為可能會對整個國際市場的秩序產生很大的擾亂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在國際間創造一種制度安排,向所有國家提供充分的信息和必要的管制。合作理論被廣泛應用于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環境保護和經濟制裁等領域。例如,在缺少國際制度的情況下,國家可能無法管理貿易問題,因為它所涉及的不止是一方或雙方的事務和意愿。單位國家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設計和實施一個有效的關稅制度。然而,如果其他國家都抵制這種關稅制度,那么情況就會非常糟糕,這種行為導致的可能不是效用的最大化,而是最小化。如果單位國家實行自我克制,不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而其他國家并沒有仿效這種政策的意愿,結果同樣也會很糟糕。這樣就在國際貿易領域出現了市場失靈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建立國際制度和規范,于是世界各國就建立了世界貿易組織,以此來確立貿易的公平標準,裁決不合理的貿易行為以及貿易壁壘,監督國際貿易和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解決產生的各種爭端。
建構主義理論
建構主義是冷戰結束后興起的新興國際關系理論。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Wendt)、彼特·卡贊斯坦(PeterJ.Katzenstein)、瑪爾薩·芬那莫爾(MarthaFinnemore)和約翰·拉格(JohnG.Guggie)等,這一理論將西方社會學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文化、認同和規范等引入國際政治研究,對國際關系理論所涉及的幾乎所有重大的問題進行社會學分析,從本體論問題、認識論問題和方法論問題,到基本理論問題包括施動者與結構的關系、均勢問題、國家利益問題、國際體系問題、國際體系的轉換問題、戰爭與和平問題,以至具體的概念如實踐、國家、身份、利益、權力、、制度等,都進行了社會學意義上的重新解釋,從而在國際關系理論領域創立了與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并列的哲學范式。
建構主義的核心觀點認為,身份認同不是社會行為體在單位層次上單純自我設定,而很多情況下是社會互動與社會承認的結果,因而呈現出一定的系統性或社會性。社會行為體的社會認同與其利益設定息息相關,當某行為體的觀念認同與身份認同發生轉化時,它對利益追求的類型、目標和程度也會重新加以界定?！?0〕將這一基本認識應用到國際政治領域,那就是,國家的身份認同是基于國際社會承認之上的國家形象與特征的自我設定,它隨著國家間互動樣式的變化而變化,國家間互動在一定階段固化為國際規范,國際規范反過來規定著各國的身份認同和利益,當國際規范發生變化時,這些國家的認同也會隨著變化。建構主義認為國家與國際社會是相互制造、相互建造或相互構造,國家通過他們的行為組成國際社會,而由于國家了解自己和相互了解,國際社會就通過他們的共同行為構造了國家,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1〕
建構主義也將其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引入了有關多邊主義的研究,認為國際組織、國際規范也是一種社會建構,是一種對擁有一定身份行為體的適當行為的集體期盼,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創造出行為模式。國際規范不但能夠因果性地影響國家的外在行為,而且同樣“構成性”地影響著國家的認同。例如,當某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它不僅必須遵守其中的規則,而且由于加入已經改變了自身以前的認同和利益,成為國際市場經濟社會的合法成員,其國際身份也隨之變化。同時,建構主義理論在研究多邊主義的時候,非常關注有關集體身份和集體認同的形成問題,認為,在社會互動頻數急劇增加和相互依存日益發展的時代,集體認同和集體利益生成的可能性增大,國家之間會產生更大的認同,并最終改變以權力政治為核心的無政府邏輯,建立多伊奇提出的“多元安全共同體”。建構主義認為,最好的和平不是來自霸權下的強制約束,也不是源于收益成本計算而來的社會契約規范,而是來自各主體間的互信和集體認同,如果這種互信和集體認同能夠形成,就會在各國之間造就一種濃厚的共同體感,產生出不以戰爭手段解決彼此爭端的共識,從而徹底擺脫“安全困境”。
結構自由主義理論
這種理論分析了二戰結束以來西方國家之間建立起一種相對穩定的國際秩序的原因,認為一種具有很強“膠粘力”的制度在具體的環境下,可以把許多國家“鎖定”在穩定和持續的聯系之中,它可以對其中各國權力的應用加以某種限制,進而減緩由于無政府和權力轉移而導致的不安全,并建立一種穩定和持久的秩序。這一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約翰·伊肯伯里(G.JohnIkenberry)。伊肯伯里認為,制度是一種結構和約制,是一種根植于更廣泛的政治秩序中和限定行為者活動“場景”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組織、規則、慣例和實踐。制度結構影響到了一個政治體內權力在個體和集體中的分配方式:給一些人提供優勢和資源,同時限制他們的選擇。制度不僅促進合作,同時還強有力地約束參與國的選擇和行動。〔12〕
按照伊肯伯里的具體解釋,戰后西方秩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主導下西方國家之間一個交易的過程。霸權國美國得到了根據其意愿塑造的建立在一致贊同原則和制度基礎上的合法、持久秩序,它的領導權得到了二等國家和弱國的默認,為其長久保存權力留下了制度化空間。與此同時,由于霸權國同意約束和限定,根據與弱國和二等國家一樣的規則和制度行事,將自己暴露在一個制度化的政治過程中,受到其他國家的監督。這樣的弱國和二等國家也可以積極地向霸權國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而不必擔心遭到強權的壓制。從收益轉換和平衡的角度來看,霸權國放棄戰后早期的一些利益以換取保證其未來穩定收益的制度和規則。弱國和二等國家在戰后早期得到較有利的回報和對強權的限制,但他們的長遠利益卻可能受到一定的損害。但從總體上看,雙方的得失應該持平。
這種西方內部的秩序在制度上有三個突出的特點:(1)捆綁機制。通常來說,國家間在建立制度安排和合作時,一般會保留退出的選擇。然而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戰后的做法恰恰相反:它們締結了很難退出的長期經濟、政治和安全承諾,在國家可以做到的范圍內“鎖定”了相互承諾和聯系。捆綁機制內容龐雜,包括條約、聯盟的組織機構、共同管理責任、相互關系中的一致標準和原則等等。這些機制提高了制度的退出成本,為成員國創造了發言機會,降低了成員國之間發生沖突的可能性。〔13〕(2)滲透性霸權(penetratedhegemony)。結構自由主義認為,西方國家之間建立的這種制度與其中的霸權國的自由民主體制密切相關,并以此帶動了西方國家之間跨國關系的顯著增長。美國國家體制的突出特點是它的決策分散化構造———不論是對內還是對外政策上,有大量的決策通道和制衡方式。“這種體系向其他國家提供了透明的畫面、通道、代表權、通訊方式和建立共識的機制,從而提供了表現和滿足它們利益的方式?！薄?4〕這“使得它的西歐和日本盟友能夠參與整個西方制度的塑造過程。其結果,美國的霸權具有很高的合法性,從不受到任何質疑和挑戰。在這種體制下,美國好像是一個‘受邀的帝國’,二等強國自愿追隨而不是抵抗領導國?！薄?5〕(3)公民認同感。結構自由主義認為,西方內部秩序所形成的制度是建立在共同的公民政治認同感之上的。這種共同的公民政治認同感“采取了兩種相關聯的形式:其一,在所有西方國家內部,人們認同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其二,在上層精英那里對整個體系的政治認同。這種公民認同感取代了更加狹隘和敵對性的傳統國家認同意識。當現有的制度構造與上述認同感相吻合時,制度本身便更加持續有力,并且反過來進一步增強了人們的認同。”〔16〕
全球治理理論
隨著國際政治的結構性變化、國際相互依賴的加深和全球性問題的興起,使得以民族和領土國家為基礎的世界秩序受到沖擊,這種變化引起了人們探求新的國際社會制度安排的熱情,在這種背景下,“治理”(governance)被引入了國際關系的研究領域。“治理”的概念最初出現在市政學中,用以指如何更好地解決城市和地方上公共政治方面的問題。從總的情況來看,有關全球治理的理論都沒有給治理這個概念下一個明確的定義。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詹姆斯·N.羅西瑙(J.N.Rosenau)把治理定義為“沒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withoutgovernment),指的是一系列活動領域里的規章制度,它們雖然并未被賦予正式的權力,卻能有效地發揮作用。〔17〕奧蘭·楊(OranYuang)也從制度研究的角度出發,指出治理就是建立和實行一套社會制度,以解決沖突,促進合作,從廣義上講,就是減少集體行動給這個相互依賴的世界造成的問題。〔18〕奧托·切姆佩則把治理看作是在沒有法律效力可借助的情況下辦好事情的一種能力。〔19〕在所有有關治理的定義中,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獲得較為普遍的認同。該委員會在1995年名為《天涯若比鄰》的報告中認為:治理是各種各樣的個人、團體———公共的或個人的———處理其共同事務的總和。這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各種相互沖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調和,并采取合作行動。這個過程包括授予公認的團體或權力機關強制執行的權力,以及達成得到人民或團體同意或者認為符合他們利益的協議?！?0〕這樣,治理的規定性特征就顯現了出來:它是一個過程,涉及公、私部門,是以調和而不是以支配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有賴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持續的相互作用。這些就是各種治理理論關于治理的主要觀念,在這里,“參與”、“談判”和“協調”構成了治理活動的主要內容,“項目規劃”、“伙伴關系”和“意見一致”構成了治理的三個關鍵詞?！?1〕
全球治理理論認為,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全球性問題日益增多,而且具有“公共化”的特征,例如,在軍事安全領域,由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存在,安全已不再僅僅是國家安全,同時也更多地被看作是世界安全的問題提了出來;在國際經濟領域,匯率的頻繁波動、資本跨國流動的日益增加、南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貿易的不斷擴大等更多被看作是一個世界層次的問題而不是國家層次的問題;在環境領域,臭氧層的損耗、溫室效應與全球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保護以及沙漠化等都對整個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造成嚴重威脅。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多邊的聯合行動,需要建立在合作基礎上的全球協調和規劃。由于世界政府的觀點在國際政治的實踐中證明可能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那么為了解決當前迫切的全球性問題,可行的選擇或許就是通過政府間、社群間的互動,實現某種程度的治理。在治理的角色方面,全球治理理論主張民族國家、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有影響的社會運動等都應當在解決國際問題中發揮作用,這種理論排除任何中央集權的組織和控制,強調行為者的多元性和多樣性,主張將各種層次的子系統納入重要的政策網絡,通過跨國網絡處理國際關系。在治理的途徑上,這一理論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國際機制,國際機制與全球治理緊密相連,它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種法治的方法,通過制度安排改變強調大國管理全球事務的傳統思想,同時也使得國家在國際系統的決策和行動越來越處在國際制度的框架之內,從而使國際社會與國家層面的法治社會更加接近。
通過對上述有關多邊主義理論的梳理,我們發現,它們大多是從多邊主義的第二個層面即國際體系的層面對多邊主義加以闡釋的。所運用的基本理論范式既有現實主義的,也有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的。所應用的研究工具包括了結構性分析、戰略性分析、功能性分析和社會性分析。它們分別從國際制度的生成和維護、多邊合作的條件、國家和國際制度的關系、國際社會中身份認同以及以集體方式解決世界性問題等多種角度對多邊主義進行了探討。盡管這些理論不能涵蓋多邊主義理論的全部內容,但是它們從一些主要方面豐富和深化了人們對多邊主義的了解和認識。
[注釋]
〔1〕RobertW.Cox,“MultilateralismandWorldOrder,”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April1992),No.2,p.161.
〔2〕關于多邊主義兩個層面的劃分主要參照秦亞青:《多邊主義研究:理論與方法》〔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10期。
〔3〕JohnGerardRuggie,“Multilateralism:TheAnatomyofanInstitutetion,”JohnGerardRuggie(ed.),MultilateralismMatters:TheTheoryandpraxisofanInstitutionalForm,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p.11.
〔4〕KeithKrauseandW.AndyKnight(eds.),State,SocietyandUNSystem:ChangingPerspectivesonMultilateralism,UnitedNationsUniversityPress,1995,p.247.
〔5〕秦亞青認為,國際關系學主要理論很少有專門研究多邊主義的流派,多邊主義的研究大多是在國際制度框架中展開的。見秦亞青:《多邊主義研究:理論和方法》〔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10期。本書在介紹多邊主義理論時,參照了他的分析思路。
〔6〕卡爾·多伊奇著、周啟朋等譯:《國際關系分析》〔M〕,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338頁。
〔7〕同上,第345頁。
〔8〕RobertO.KeohaneandJosephS.Nye,Jr,PowerandInterdependence:WorldPoliticsinTransitio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p.5.
〔9〕對合作理論的介紹主要參照了王逸舟對這一理論的闡述,見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529頁。
〔10〕AlexanderWendt,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pp.159178.
〔11〕PeterJ.Katzenstein,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Pol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NewYork,pp.3375.
〔12〕G.J.Ikenberry,“TheMythofPostColdWarsChaos,”ForeignAffairs,MayJune1996,p.90.
〔13〕JohnG.Ikenberry,“Institutes,StrategicRestraint,andthePersistenceofAmericanPostwarOrder,”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3,Winter19981999,pp.4378.
〔14〕PeterCowhey,“ElectLocally—OrderGlobally:DomesticPoliticsandMultilateralCooperation,”inJohnRuggie,ed.,MultilateralismMatters:TheTheoryandPraxisofanInstitutionalFor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轉引自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490頁。
〔15〕GeirLundstad,“EmpirebyInvitation?TheUnitedStatesandWesternEurope,19451952,”inCharlesMaier,ed.,TheColdWarinEurope:EraofaDividedContinent,NewYork:Wiener,1991;G.J.Ikenberry,“RethinkingtheOriginsofAmericanHegemony,”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104,Fall1989.轉引自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9頁。
〔16〕王逸舟,前引書,第492頁。
〔17〕詹姆斯·N.羅西瑙:《世界政治中的治理、秩序和變革》,載詹姆斯·N.羅西瑙主編:《沒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與變革》〔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
〔18〕OranYuang,InternationalGovernance:ProtectingtheEnvironmentinaStatelessSociety,Ithaca,NewYork: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4,p.15.
〔19〕奧托·切姆佩:《治理與民主化》,載詹姆斯·N.羅西瑙主編:《沒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與變革》〔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頁。
國際政治的定義范文6
關鍵詞: 《羅馬規約》/危害人類罪/定義
1998年7月17日聯合國外交大會通過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將危害人類罪規定為國際刑事法院有權管轄的四類核心犯罪之一。本文擬通過闡述和分析危害人類罪的歷史演變、危害人類罪的定義及《羅馬規約》談判中各代表團對危害人類罪的爭議，來展示危害人類罪的發展趨勢。
一、危害人類罪的歷史演變
與“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有關的詞語“人道”(humanity)、“人道法”(laws of humanity)和“人道之要求”(dictates of humanity)，可以追溯到馬爾頓斯條款(Martens Clause)。馬爾頓斯條款是指《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1899年7月29日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第二公約和1907年10月18日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第四公約)前言中的下述條款：“更加完備之戰爭法典之編成有待于他日，但就今日論，締約各國認為應宣言者如下：凡遇有本條文中未規定之事項，則有種種國際法之原則，從文明人民之慣例上，從人道之原則上，自良心之要求上，發生之兩交戰國與其人民之間，應在此原則之保護與支配之下?！盵1]馬爾頓斯條款中雖然出現了“人道法”這一術語，但這和刑事責任沒有關系。
“危害人類罪”一詞最早可以追溯到1915年(當時是在非法律意義上使用的)，1915年5月28日法、英、俄三國政府發表的譴責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大屠殺的宣言指出：土耳其屠殺亞美尼亞人的行為屬于“反人道和反文明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civilization)，土耳其政府的所有成員以及參與大屠殺的政府人都應當為這些犯罪承擔責任”。[2]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在巴黎召開的1919年和平籌備會議上設立的關于戰爭發動者責任和刑罰執行委員會在對戰爭罪犯進行了廣泛的調查后，曾尋求以“危害人類罪”起訴土耳其官員和其他人，所依據的是1907年《海牙公約》前言中的“馬爾頓斯條款”中的“人道法(the laws of humanity)”，但遭到了該委員會中美國人的反對，美國人認為“人道法”太模糊，不能構成可以強制執行的司法標準。[3]，[4]
